从童工转化为国家主人

作者：刘素珍

一、 进“杀场”

那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充满仇恨的日子啊——

我的爸爸是个建筑工人。妈妈九岁时，就进震寰纱厂做工。后来，妈妈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孩子多了，一拖累，就只好在家里照看我们。在那万恶的旧社会，物价飞涨，爸爸一天挣不了几个钱，怎能养活我们全家八口人呢！我哥哥和六妹是有病无钱医，拖死的。五弟是因我家欠高利贷没钱还，债主要抢他去卖钱抵债，吓得病死的。爸爸妈妈实在没法子，只好把我寄养在外祖母家里。

外祖母原先也是纺织女工，被日本鬼子打跛了腿，年老体弱，日子也很困难。因此，在我十一岁那年，就设法进了第一纱厂当童工。

每天半夜，雄鸡才叫头遍，外祖母就喊我：“巧，快起来上工。”外面北风呼呼地叫，破房子的板壁吹得哗哗地响，我盖的虽然是一床象鱼网似的破棉絮，但能多睡一会也是好的啊！外祖母怕我迟到不能进厂，就横着心把我从被子里拖出来。天空是黑黢黢的，我们家离纱厂很远，我怕路上的狗子咬，又怕碰见坏人，六十多岁的外祖母，总是冒着霜风寒露，跛着腿，一手拄着拐棍，一手牵着我到厂里去。

纱厂的铁门还没有开，我手提着母亲做工时用过的破饭盒，束着围腰，穿着一件破棉袄，站在铁门外等着。江边的寒风，把我的骨头都吹凉了。

为什么要去这么早呢？因为，那时我才十一岁，个子矮小，资本家不发进厂卡片，我连做工的权利也没有啊！多亏住在隔壁的涂伯伯，一纱北场的老工人，她看到我们婆孙俩人生活实在难过，就主动教我学点技术，为了将来好做工。我得趁人多时，牵着大人的衣角，从人缝里混进去，其实，这都是资本家的鬼花招，他不给你发进厂卡片，不承认你是个工人，当然就不给你发工资，你进去了，就给他白干，有什么办法呢？为了日后能有工做，虽然白替人家干活，那只有忍气吞声。

进厂了，站在细纱机台的前面，我还只有机台的一半高。换粗纱够不着，我就用铁盒子垫着脚去换。天板上的粗纱，更加够不着，我不管危险不危险，咬紧牙关，两脚踩在机台的铁架上，放纱拿纱。每天连续十四个小时劳动，转来转去，爬上爬下，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特别是做夜班时，围着机台接头，摆管子，扫地，真磨得我昏头昏脑，两腿发抖，有时蹲在地检一朵白花，感到特别舒服，蹲下去就不想起来。如果是纱管掉在车底下，我能扑在地上找，那就更算是“享福”了。做完夜班，早上出来时，脸上煞白，就象棺材里头的人。就这样，我一夜夜地熬，一夜夜地怨天不亮呀！

劳累还不说，我这个没有卡片的人，象个见不得人的私伢一样，还要格外担惊受怕。资本家或者考工之类的人来车间了，我就吓不过。他们在前头，我就跑到车后头，他们在后头，我就跑到前头，有时还跑到厕所里去躲。想学点手艺，想生存，真是难啊！每天早不见太阳，晚不见天，用水泡点饭还是偷着一口一口的吃，受累受吓，连一分钱也挣不到。

资本家只顾他发财赚钱，哪管工人的死活。在三伏天，一进车间，工人们汗湿的衣服就完全贴在身上，经常有人中暑倒在地上。每天和我一路上班的童工魏英蓉，得了痨病，吐血，人瘦得象干鸡子一样，不但没有钱治病，连饭都没有吃的。她拖着病还在车间里受折磨，终于死去了。这个受苦的同伴，在我心上刻下了可怕的痕迹。所以，每当我进车间时，浑身就起鸡皮疙瘩，轰隆隆震耳的机声，好象是轰炸机在我头上威胁；一排排长皮带哗哗地响，好象是皮鞭打在我身上一样。我害怕这吃人的车间，憎恶这吃人的车间，每当我进了这个贴着“开车大吉”红纸大字的“狱门”时，总是胆战心惊。有一次，我回到家里，含着眼泪向外祖母哀求：“家家，我宁可在外面检渣子，做零工，也不情愿在车间受这种折磨，这不是进纱厂，是进‘杀场’啊！”外祖母抱着我的头，眼泪蔌蔌地说：“苦命的伢，不是我狠心，你晓得，在外面做零工总是有一天没一天的，将来要能在纱厂做，虽说苦一点，事情总要长远一点，你要咬住牙来熬啊！”

二、“替工”的日日夜夜

日日熬，夜夜盼，好容易学会了细纱值车工的技术，由生手变成了熟手。可是，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就是你有了技术，也不容易谋到工做，还要面子，托人情。后来，外祖母好不容易东拼西凑弄了一点钱，引我到街上去买了两瓶酒，两盒糖，饿着肚子去向头佬送礼。

头佬家里，早摆满了别人送来的礼物，有各种各样的绸缎衣料，有绣花缎子鞋。她看我手里只有两瓶酒，两盒糖，扳着脸说了一句：“放在桌子上，放在桌上！”我看见她那双带刺的眼睛，听见她那冷酷无情的声音，把东西一放，就赶快出来了。

我总算是取得了“替工”的资格，有了一张进厂卡片，进门的时候不用牵大人的衣服角了。可是，替工的日子也不好过，哪个机台上缺人，替工就得到那里顶；哪里生活难做，头佬就往哪里派，我原来是在一纱北场，后来又到一纱南场，人生地不熟的，年纪又小，这个推过来，那个推过去，象个陀螺，由他们抽打。我除了看守机台外，还要侍候头佬；上班时，帮头佬提饭盒子，拿围腰。快下班时，又帮头佬打洗脸水，抹身上的飞花，蹲在地上帮她提鞋子，就象她们的丫头，这样做，她们是否会对你好一点，多派活给你，或者不打你呢？

不！这些为资本家效劳的狗腿子，是没有人性的。在三伏天里，车间特别热，机台烫手，衣服汗湿了贴在身上，一直没有干过。当时我腿上长了脓疱疮，结成一个个的血疤子，飞花沾在上面，又痒又痛。生活难做，断头特别多，机台上开了大花。封建头佬穿的一套青小纺裤褂，绣花缎子鞋，口里镶着金牙，手上戴两个金戒子，象鸭子一样歪来了。她站在车头间，把腰一叉，吓得我的手发抖，头都不敢抬。她肩胛上吊着一个银练口哨，口哨一吹，把我招到车前头，不问青红皂白朝我就是两巴掌，还骂道：“去你娘的鬼，小婆娘，没有用！”我只好忍着不做声，一家人的生活要紧啊！她一直站在车前头，看着我接头；谁知这里接了那里又断，机台上花越来越大。这时，她把我一掌推到粗柱上，又用毛辊照我头上打，打得我火星直冒。实在忍不下去了，我心里一横：在车间被你们折磨死，出去也会饿死，反正总是一死，拼了！我鼓起胆量，解下了身上的围腰，朝头佬身上一甩，怒吼道：“去你妈的，老子不做，看你还耍么威风！”这一下，把头佬惊住了。他万万想不到一个十二岁的小丫头，竟敢反抗！在她发呆时，我哭着回家了。

第二天，厂门口出了布告：“‘替工’刘巧巧违反厂规，着予开除。”人开除了，工资也不给，做的工又白白送给资本家了。

三 “看谁是强盗！”

开除后，我和外祖母的生活就更困难了。

每天早上，我提着一个破篮子，到郊外挑野菜过日子。左邻右舍的工人很同情我们婆孙两个。和我一道当学徒工的肖荷生，看到我家比她家还苦，就把她做替工的一张卡片给了我。阶级之情，叫人难忘。因为这张卡片上的名字是刘寿珍，所以，从此我就由原来的刘巧巧改名为刘寿珍，回到一纱北场做替工了。

替工工资特别低，每到发饷时，这名目那名目一扣，总是只得到两块多钱，可买二十多斤米。我和外祖母只能吃高粱羹加野菜度日子。年迈的外祖母，长期吃野菜，捞沟饭，冷一餐饿一餐，瘦得皮包骨头，两个眼睛深凹在里面，日夜咳嗽不能入睡。就这样，她还把米省下来给我吃。每天上班时，她挖一茶杯米，叫我带到厂里去蒸饭，她自己就吃菜羹。我心里过不得，在厂里舍不得吃，总是把米原封不动地用手巾包回来，偷偷地倒在米坛子里。

在这种吃不饱穿不暖的恶劣条件下，我十四岁的时候得了病，又长了疮。有病无钱医，胸部脓泡发展得象鸡蛋一样大。就这样，还是一天做十四小时的工。

毒辣的资本家，不但在经济上剥削工人，在政治上压迫工人，还要在人格上侮辱工人。他们豢养了一批搜腰婆和搜身汉。厂门口安上搜身栏，工人们下班后，就进到那一格一格木栏里排成队，搜腰婆坐在板凳上，一个个地浑身搜查。一天，我下班出来，搜身婆摸到我胸口的疮，痛得我叫了一声，就往后一退。那狗婆象得到了什么宝贝一样的高兴，硬说我是做假，是偷了纱，气势凶凶的拉着我，要解开我的衣服扣子看。当着那么多人，我怕羞，急哭了。站在我后头的工人都十分气愤，大家喊的喊，骂的骂，有的说：“老子们要回去睡觉，少找别人小伢扯冤枉皮啊！”有的说：“你们这些婆娘们，吃了饭没有事干，把老子们当强盗，放小心点！”你一句，我一句，几百人在那里轰起来了。搜腰婆们看见工人们的气势，不敢当众解我的衣服。工人们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搜身婆解开我的衣服一看，是个大乌疮，不是纱，她怔住了。当时，我恨不得咬她几口，气忿地对她说：“你们为什么把工人不当人，你们搞清楚，看谁是强盗！”搜身婆无理回答，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在那强盗横行的社会里，强盗冒充正经人，好人被诬成了强盗，这冤到那里去伸呢？（未完待续原载[长江文艺]）

四、“摇班”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全国政治、军事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反动派作垂死挣扎，更加紧对人民的压榨，工人们的生活越发困难了。大家今天望关饷，明天望关饷，可是每到关饷时，物价像长了翅膀，发的几张金元券，像“冥钞”一样不值钱。

有一次，关了饷，我计划买米、买柴。下了班，一回到家，我连飞花也顾不得抹，就夹着个口袋往外跑。从武昌粮道街、长街到十几里远的八铺街，挨户问了几十家米店，都是一问三摆头，没有米卖。我从早晨六点多钟一直跑到中午十二点，还是夹着空口袋回来了。

不是没有米，是资本家把米又囤起来了。正当我们跑断腿子买不到米的时候，纱厂资本家和伪工会从扣除工人的一部分工资里，开办了一个合作社，卖起配给米、配给油来了。我们挤着去买，买来一看，油里掺的有米汤，米里渗的有砂，资本家剥削人的手段真毒辣，工人们坚决反对！在厂里形成了一次一次的摇班（当时工人把罢工叫摇班）。有时，是一个场，有时是一个班。每次摇班时，一些领头的工人，总跟大家聚集在一起商量，向资本家提要求、开展斗争的事。我们这些小鬼们，就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把纱管一盒子一盒子地装好，单等那些资本家、领班先生、封建头佬走到车间，就请他吃“管子糖”。

有一次摇班，资本家派跑腿子到车间里来了，要工人开车。不等他把话说完，我们的“管子糖”像雨点一般地抛去，打得他招架不住，一双手把脑袋抱着，弯着腰、夹起尾巴跑了。看见狗腿子那些丑相，我又好气又好笑。最后直到他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我们才复工。摇班的胜利，使得工人们斗争的情绪更加高涨了。

一九四八年秋天，官僚资本家们感到局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妙，就和伪工会一起策划，又在工人身上打主意了。他们说报纸上公布的物价指数是指汉口的，武昌物价要低些，给我们发饷时来了个八五折，工人不同意。他们还说亏了本，八月中秋节的“红钱”不发了。工人知道这是资本家在玩花样，大家气愤极了。因为我们一年做到头，生活得不到保障，有的借了债，有的等这几个“红钱”过年过节好开伙，现在他们想全部吞掉，工人们都闹开了。

中秋节的这天，工人连饭都吃不到口，可是资本家和伪工会的一些家伙们，鸡鸭鱼肉大吃大喝。这时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人又开展斗争了。首先，我们要把跟资本家做帮凶的伪工会搞臭。工人们跑到伪工会副理事长陈九九的家大闹起来。接着车间的工人们，又酝酿如何向资本家斗争：一条是工资不许打折扣；二条是五、八、腊月节日必须发“红钱”。其实，当时我还不知道厂里有地下党组织，只看见看见修机间的几个男工师傅也跑到纺纱间来联系，说是南场做白班的工人没有开车，还打一个浑名叫“猪尾巴”的狗腿子。

我们听了都很带劲。就在我们北场上夜班的工人刚接好班的时候，车间红灯亮了，这是罢工的信号。刹那间，我们前纺、后纺的机台也全部关了车，一次全厂性的大罢工开始了。

官僚资本家的丑恶面目更加暴露得明显，他们同伪湖北省参议长何成浚一联系（何是第一纱厂董事会的董事长），一个镇压工人罢工的毒计出现了。就在罢工的那天晚上，他们威胁工人开车，可是并不答复工人的两条要求。我们就坚决不开车。结果他们派来了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和厂里的门警配合起来，半夜把全厂电灯一关，大门一锁，使工人不知方向，拿起铁棍子乱打起来。我和我的师傅肖四佬一道，一个警察用铁棍子把我师傅的头打得血直流。这时，更加激起了我们的愤怒，男工女工，搬运工人和职工家属们在厂外听说资本家打工人，都跑进来了。我们把电灯总门一开，厂门一打开，全厂几千人一汇合，力量更大了。罢工队伍像海潮一样，又涌到资本家的办公大楼。这一回，我爬到了三层楼上，看到资本家坐的沙发椅子，发亮的办公桌，还有夏天用的电扇。当时，我想：资本家终日不劳动，坐在这里亨天福，这些东西从哪里来？还不是剥削我们工人的血汗。工人们看了也都非常气愤，把资本家坐的桌子、椅子都掀倒了，玻璃窗子也打破了，满地飞的是帐本子、帐单子……

第二天，我们全厂工又聚集起来，手牵着手，心连着心，浩浩荡荡到了伪市政府门前去请愿。我们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受伤的工人，要他们负责一切医疗费用；第二、罢工期间工资照给；第三、以后发工资，再不许打折扣；第四、五、八、腊节日的“红钱”照发；第五、惩办凶手。不答复这五条，我们坚决不复工。伪政府看见工人们这大声势，就装模作样，说是好商量，要我们先回厂等候，并说马上解决。

老奸巨滑的何成浚，到罢工的第四天，不但不答复工人的要求，反而派几十名特务到厂里来找“线索”，说要抓共产党，还威吓工人：再不复工，就要关厂。我们丝毫也没有动摇，不仅没有复工，而且仍坚持我们提出的五个条件。这就样，罢工坚持到第五天、第六天，资本家见软硬都不行，只好答应我们的要求。这次罢工，可以说是大获全胜，条条兑现。我的师傅肖四佬也被送进医院冶疗，我们开始复工了。

从多次的斗争中，我们懂得了一条真理：资本家总是要剥削、压迫工人的，我们要活下去，就要和他们斗争。只要我们工人团结一条心，不管反动派和资本家是怎样毒辣、狡猾、镇压，我们都不怕！

五、解放

解放前夕，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动派跑了，那些长期压榨在工人头上的官僚资本家也要跑。临逃跑前，他们盗走了厂里的流动资金和一万二千件纱，连剩下来的一点破机器，也想运走。官僚资本家叫伪工会代表来说服工人，他们说：“工人靠手艺吃饭，像抗日时期一样，我们把机器搬到后方去，你们也可以去。”工人代表袁道华（老工人、地下党员）站出来说：“机器不能搬，我们身家老小都在这里，死也死在湖北！”后来，资本家还是要搬机器，地下党组织早在搬运工人中间进行了工作，搬运工人和我们一条心，坚决不肯搬。结果，官僚资本家这个阴谋计划又破产了。接着，资本家又叫伪工会副理事长周三毛造谣说：“干脆把棉纱分光卖光，不然共产党一来共了产，我们一点也得不到。”工人代表袁道华马上对大家说：“棉纱卖得多，资本家拿走的多，决不能允许他们卖！再说，棉纱是我们工人的命根子，一定要保护好！”

在地下党领导下，工人们组织了护厂委员会，许多可靠的积极分子都背起枪杆，在一纱厂的东西南门都站上了岗。我和女工们就在仓库里住着，日夜守着绵纱，不许坏人拿。那时候，工人们保产保厂的劲头真高，连饭都不回家吃。一天，敌人的“破坏大队”把一纱厂江边的趸船炸掉了。我们工愤恨极了。晚上，这些家伙们又想进厂来破坏，这时，我们把铁门上装上电丝网，上面写着“小心触电”，工人纠察队员们拿着枪在门口堵住，他们看事不对就跑了。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解放的日子终于盼来了。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我们拿着早就准备好的红绿彩旗，去迎接亲人，许多人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接着人民政府派来了军管会工作组来到厂里。他们一进厂，首先关心我们的生活，看到工人没有开伙的，马上发了米。接着，又运来了一船一船的棉花，工厂很快恢复了生产。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厂里的一切都迅速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工厂的柱子上、墙上、机台上，到处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工人阶级是国家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是国家主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看到这些标语，心里真是高兴。

不久，工作组的同志找我谈话，那句句话都说到我的心坎里。他们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天下，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工厂要靠工人来管理啦！”接着，全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我被选为职工代表。当我胸前戴上一朵红花，红佩条，第一次坐在会场听报告时，心里真是振奋极了！我想，过去老是倒霉受气，被资本家、头佬踩在脚下过日子的人，现在却当了代表。

在民主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吐出了长期积压在心里的苦水，在台上讲得痛哭流涕，场里的姐妹们也在台下流着眼泪。后来，把那个长期骑上工人头上的大反革命分子周三毛枪毙了，这给我们工人出了大气。那些压在工人头上的大石头、小石头通通都搬掉了，我们才真正从政治上翻了身，腰杆更加硬梆起来。

盼望了多少年的文化学习，也终于实现了。工厂举办了业余文化学校，工人识字课本，成了我最心爱的东西。上完课，我用围腰把书包好；回到家，在清油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我身上装了很多香烟盒纸，那是我的学习笔记本。一有空，就学写字，厂里的柱子、地下的石头都是我的写字台。识到几百字以后，我就学会了读报，还当上了党报、工人报、广播电台的通讯员。经常把我们车间的生产、生活、学习，工人的要求和意见，向报社反映。场里的姐妹们在报上看到我的名字时，都为我高兴得跳脚，她们说，现在报纸也变成了我们工人的讲话台了。

党不断培养抚育着我。一九五一年，我脱产当了干部，五二年，加入了党，五五年，组织上把我送到北京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学习。特别难忘的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们学校的全体学员，我看见了日夜想念的毛主席。毛主席啊！是您领导着全国劳动人民翻了身，我才从奴隶变成了国家主人；是您才使我由一个无知的女工，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又当了党报的记者。没有党和您的领导，就没有这一切。我常常想，今天，我虽然翻了身，可是，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像我过去一样受尽剥削和压迫的工人，还在过着极悲惨的生活。为了求得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我一定听党、听毛主席的话，坚决革命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