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4日——一场鲜为人知的血战

五十年前的1958年6月4日，在今青海省玉树州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六百多名公安部队和党政干部在几个小时内阵亡。由于种种原因，这场战斗至今仍然鲜为人知。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随着在藏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各藏族地区“叛乱”和“平叛”的战斗层出不穷。那时候中共在西藏的车辆和运输队等频频受到袭击，损失了很多人员和物资。其中最大的灾难发生在1958年6月4日，四十多辆汽车和六百多人在青海省玉树州的庞智沟被歼灭。

这场战斗中伏击中共车队的是西藏康区囊谦二十五族的白日麦玛、称多和旺波三个部落。白日麦玛部落好勇斗狠，素称强悍。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该部落曾与军阀马步芳的部队交战，虽杀敌颇众但最后还是被打败，人口损失惨重。后来白日麦玛的人口有所恢复，到五十年代中后期，白日麦玛拥有近一千户人家。

1958年青海和甘南开始推行人民公社和牧业社、场，随即引起“叛乱”。四月份，白日麦玛部落（酋长为扎巴南嘉）开始征集军队，反抗社会主义道路。当时共征集了一千零十三人。晚些时候称多部落酋长南喀多杰和旺波部落酋长洛珠坚赞率少数随从潜逃至贡萨寺，然后从寺院向部民发出征集军队的命令，两个部落共有一百三十余人响应酋长的命令，自带枪弹、粮食前来。五月份左右称多、旺波部落的两位酋长率部前往白日麦玛扎巴南嘉处。称多、旺波和白日麦玛的军队住在白日麦玛的一个叫做冬格日宗的地方。

三个部落合并一处后约十五日，有一个称多的中国人朋友写信告诉扎巴南嘉说，从西宁来了许多汽车，你们要小心，这车里面的人都是保安的军队，如进入称多，你们就麻烦了等。得到这一情报后，三部立即集结军队并进行出征前的煨桑等仪式，然后连夜出发前往公路沿线设伏，当时酋长在东廓冈支帐，从那里往南翻一山即至公路旁。

1958年6月4日，藏军在冬格日宗的山脚的杂曲河旁公路边埋伏，公路紧挨著冬格日宗山脚呈东西向沿杂曲河北岸延伸，因此除了少部分人被布置在杂曲河以南之外，绝大部分藏军官兵都是在山脚距公路不远处一字排开地埋伏。负责指挥的除了各部酋长，主要还有称多军官木秀桑噶、旺波军官达隆旺加、白日麦玛的军官噶日仓•更秋巴桑。三个部落共有兵力千余人，其中称多、旺波部有百余人，虽然两部人数较少，但他们的勇敢在几十年后仍为白日麦玛部落的人所称道。

有关这场伏击战的情况根据藏人的回忆叙述如下。那天早上十点左右，藏军已经完全进入阵地，扎巴南嘉三兄弟向当时正在白日麦玛部的拉卜寺喇嘛拉隆仁波齐就战事问卜求卦，拉隆仁波齐根据卦示表示酋长没有问题，军官噶日仓•更秋巴桑要小心等。就在这时，一骑疾驰而来，报称中国人已至当达，约四十余辆汽车，车无蓬，不久将至此地。扎巴南嘉三兄弟闻报后急忙向喇嘛告辞并策马奔向伏击地点。

大约午饭前后，中共车队进入伏击圈。藏军首先猛烈扫射，由于双方距离很近，中共军方面遭到突然袭击后马上四散奔逃哭嚎或趴在坑内盲目向外射击。藏军在扫射半个多小时后，三名军官率先冲出伏击阵地，藏军随即呐喊著冲出来与对方肉搏。肉搏战中，由于中共军拿的多是中正式步枪，没有上刺刀，因此肉搏时非常吃亏，只有少数带刺刀的在对付藏军的围攻。有几十名战斗力强的中共军官兵从战斗一开始就拼死抵抗，他们大都在大约半个小时的对射中被打死，剩余的也在肉搏中被砍死。有的人甚至在搏斗时用枪托将藏军打翻。但大部分中共军并没有这样勇敢，他们到处乱跑，许多人跳河自杀，这些人似乎是刚刚走出学校的学生，并没有多少战斗力，只会盲目开枪并哭叫乱跑。但由于中共军人数很多，双方肉搏了好几个小时藏军才将对方歼灭完尽。到晚上六时三十分左右仍可听到枪声，不久便归于寂静。

藏军此战大获全胜，据说仅伤亡十余人，其中最先冲入敌阵的军官噶日仓•更秋巴桑和达隆旺嘉身负重伤。噶日仓•更秋巴桑在被击伤时，用腰带扎住流出的肠子，仍高叫冲锋，次日凌晨死去。其弟多瓦在冲锋时左臂中了好几枪，连骨头都从伤口中露出，但他仍未停止，还砍死了击伤他的人。而达隆旺嘉身中七颗子弹，其中最击中要害的一颗子弹是从左胸下侧打进，从后背打出。达隆旺嘉在战斗中却丝毫没有发觉自己已经负伤，战斗结束后就躺下爬不起来了。后来达隆旺嘉的伤被治愈。

噶日仓•更秋巴桑死后，藏人请了一位叫东确仁波齐的活佛，是噶日仓•更秋巴桑的亲戚，他和安确两人为噶日仓•更秋巴桑和其他阵亡人员举行了超度仪式。据藏人称这次伏击战的计划是噶日仓•更秋巴桑一手制定的。他的阵亡对藏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关于藏军的战果，安确回忆道：“我和东确仁波齐分头去计算敌阵亡者的人数，我算了624人，仁波齐算了640人，他坚持是我算错了。总之，遍地是尸体，一些士兵还在尸体中乱翻以取手表等物，一些尸体的旁边有被剁的整齐的十指等，显然是在刀砍下时以手护头，结果连手指一块被砍下的。一共有四十二辆车停在路上，听说有辆车倒退后掉转车头逃走了，死者大部分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还有少数几个女人也一起被杀死，他们都穿著蓝衣服，裤子上有红裤缝；有些汽车是装人的，上面除了背包等而外什么也没有，有些装货物，其中一辆装著药品，另有四车的玻璃（上面坐人，因铺盖等尚在车上铺著，表明上面也坐著人），一车的绸缎，还有一车装的是酒，另一车则装有大量的白的、花的老鼠，也不知是干什么用的。那些藏人士兵在议论说：中国人连老鼠都吃呀！另外还得到大量的子弹，其中有许多小颗粒的子弹，没有一枝枪能使用。官兵们将酒、药洒的满地都是。”

参加此次战斗的藏军一致称消灭对方六、七百人。参加了该战斗的称多酋长之子回忆消灭七百人左右，当地民间也传说消灭了几百乃至近千人等。战斗结束后，扎巴南嘉三兄弟骑马赶回营地，心急如焚、翘首盼望消息的妇幼蜂拥而至，急问情况如何，但他们刚刚经历了撕杀，口干耳鸣，根本说不出话来，只是大叫拿奶子来，拿奶子来。给他们拿来了奶子，他们大口地喝了几杯后才缓了一口气，说道：“称多的人打的非常凶猛，死了一些，我们也有四、五人阵亡，可惜的是军官受伤，可能活不了啦，敌不多，全是年轻人，约七百人左右”等。

中共方面也有资料提到这场战斗，称打死党政干部和民警四十多人，毁坏汽车八辆，抢走大批物资。实际上一般的资料基本不记载这场战斗。《扬州晚报》2008年3月25日刊登了一篇特稿，题为《1958年，他牺牲在雪域高原》。文中介绍了一名在这场战斗中阵亡的公安干部杭椿馀。文中写道：

“杭椿馀烈士是扬州建国初期援青藏公安干部，也是1958年在青藏平叛战场上第一位光荣牺牲的扬州籍战士。

杭椿馀于1927年7月4日出生，市郊城北乡杭庄人，中共党员，1949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历任乡助理员、中队长、乡长、青海省西宁公安干校政治指导员等职。

……

1958年6月4日，青海省政府派遣到玉树地区工作的武装工作团，在途经宁玉公路清水河至竹节寺之间的庞智沟时，遭到达赖集团西藏分裂势力数百名反叛分子的伏击。杭椿馀带领西宁公安干校学员同其他党政干部一道奋起反击，一直激战至黄昏。除少数党政干部在战友掩护下突围外，41名公安干警和党政人员在英勇作战、重创叛匪后全部壮烈牺牲。这是青海省反动派发动武装叛乱的第一场残酷的战斗，揭开了青藏平叛战役的序幕（此说不确，并非第一场战斗）。

杭椿馀等烈士的壮烈牺牲，充分展示了共产党员和人民公安干警为捍卫祖国主权、保卫祖国西南边陲疆土完整、维护汉藏民族兄弟般团结，血染高原的英勇献身精神。

……”

从该文的介绍来看，杭椿馀阵亡时应该是西宁公安干校政治指导员。所谓的“公安干警”应主要为西宁公安干校学员，这证实了藏人所猜测的大部分敌军似乎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这一点是很准确的。至于所谓的41名公安干警和党政人员壮烈牺牲一说显然是将死亡人数大大缩小了。注意文中所说的是一个“武装工作团”被伏击，而不是普通的工作组之类，似乎暗示其规模不小，护卫人员当然也会有很多，还要加上几十辆汽车的司机（当时在藏区的中共干部和汽车司机都配发武器）。参战藏军一致称歼灭对方六七百人，这个数字是比较可信的，何况还有人一具一具地数过了尸体。在战争中藏人当然有过夸大战果的事情，但是这场发生在庞智沟的伏击战由于藏军最后控制了战场并数过了尸体，所以歼敌数并非凭空想像。藏人再粗心，也不至于把八辆汽车数成四十二辆、把四十一具尸体数成六百多具。（当然了，如果报纸上报道说这场战斗损失了六七百人，恐怕这家报纸的前途会是非常的不妙，因为这样的惨败实在太不光彩了，会在读者中造成“恶劣影响”。可以想像一下某家报纸胆敢向读者介绍朝鲜战场上180师惨遭覆灭这样的事情会有什么后果……）

那几年公安人员和干部经常有人在藏区的战斗中丧生，这本不足为奇，但一次战斗中就死亡这么多人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类似这样的战斗竟然发生了不止一次。在一部描写西藏“平叛”的长篇回忆录《西出阳关》（作者：王南轩）中，写到1957年作者所在部队到达甘孜城东一五四团驻地后，作者参观了甘孜城东郊烈士陵园：

“路经甘孜城东郊烈士陵园的时候，我们联想到未来的归宿，沈福安对我说：

“走，到烈士陵园看看，我们未来的安息之地。”

甘孜烈士陵园规模宏大，我们早有耳闻。今日亲眼看见，真是名不虚传，大小烈士墓五六百座。

最令人痛心的是同一天，同一个地址牺牲的公安内卫团的四百多名官兵的陵墓，让人感慨万千！

一九五六年康巴武装叛乱暴发后，公安内卫团一个营的官兵由甘孜出发，沿着雅砻江东岸山腰羊肠小道南下，指挥员麻痹大意，没派小股兵力控制东山制高点山梁，以掩护大部队，全营官兵就在羊肠小道上大摇大摆行进。

部队前锋到达石门坎，突然响起枪声。叛匪从石门坎上面的掩体和雅砻江西岸的山梁上，密集机枪、步枪、冲锋枪、卡宾枪，一齐倾射过来。前进道路被堵死，后退的小道被隔河敌人火力封锁。抵抗又无掩体依托，全营官兵如西瓜一样滚落雅砻江或横尸山谷。

四百多名热血中华男儿，被指挥员的麻痹轻敌，白白葬送了性命。看着他们长眠的陵园，即将出征的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也就是说，根据这部作品的披露，在庞智沟战斗之前的1956年，在今四川省甘孜州就有一个营的公安部队遭伏击被全歼。

值得一提的是，在甘孜州阵亡的“平叛”部队被葬在各处，甘孜城东郊烈士陵园里埋葬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理塘县就埋葬着数百名在理塘寺战斗中阵亡的解放军。1956年3月30日，解放军在进攻理塘寺的第一天的战斗中遭到惨败，至少死了二百多人，三个连只活了几个人。（可参考纪实文学《雪原篝火》，作者剑钧）

认为庞智沟战斗中中共一方阵亡四十一人的数字有缩水嫌疑，这也是考虑到“我军”素有缩小己方损失的传统。这类事情所如牛毛，举不胜举。如在1937年平型关伏击战中，八路军参战部队上报的伤亡数字合起来约有七百人，其中八路军685团伤亡223人，686团伤亡286人，687团伤亡200多人。但是也有八路军伤亡800－900人的说法。聂荣臻则认为伤亡“不下千人”。

又如1947年孟良崮战役中解放军的损失，以往公开的资料中都说伤亡1.2万多人，其中伤9300多，亡2000多，其他减员800多。但是从战斗的实际情形来看，解放军的伤亡远不止这些。解放军华野“蒙阴东南战役战斗详报”就记载主力部队伤亡失踪2万5千多人（地方部队和支前民工伤亡未记载）。根据后来了解到的情况，孟良崮烈士陵园里安葬的有姓名记载的烈士2865名，无名烈士2600余名。加起来竟有五千多烈士。而且并非所有在孟良崮阵亡的解放军都葬在这个烈士陵园里，如有网友指出在另一个地方就埋葬了70多名死在孟良崮的烈士。

再如1952年朝鲜战场的上甘岭战役，大陆的资料中原来称“志愿军”伤亡1.1万人，但这仅是15军的伤亡，后来又改成了伤亡1.56万人。然而通过对战斗详细情形的考察，“志愿军”的伤亡还要大的多。《出兵朝鲜纪实》（叶雨蒙著）第五十六章写道：

“上甘岭之战伤亡人数有多少？这恐怕很难得到准确的统计数字。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中，志愿军一方在上甘岭战役中的死伤人数被统计为11500余人。这个统计数字是以参战各部队上报的死伤人数为基础的，而各部队上报的死伤人数并不很可靠。譬如九十一团向上报的伤亡人数为700余人，但该团参谋长赵金来说：“打上甘岭，我们团实际伤亡1000多人，但上报700多人，少报了300多。”又譬如一零六团上报伤亡人数为1100余人，其中该团一营上报伤亡人数为400余人。但该团一营参谋长李治说：“我营进入战斗时有700多人，但边打边补，实际参战人员达到2100多人。””

从大陆有关西藏“平叛”战斗的资料来看，战斗中“我军”的损失越大、失败越惨，则该战斗出现在资料中的可能性越低。如这场庞智沟战斗就鲜有记载。前述甘孜州石门坎的惨败我也只在《西出阳关》中看到有记载。还有前面提到的1956年甘孜州理塘寺战斗中的失利，我所看到的只有纪实文学《雪原篝火》中有记录。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如1958年九月二十日，解放军在尼木宗以优势兵力试图围歼“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结果被打得大败，一五五团参谋长张敬福大尉等许多官兵战死。但是这场战斗在大陆的资料中几乎不见踪影，好像从没发生过一样，连《西藏平叛纪实》都没有记载。倒是2008年出版的新著《解放西藏史》中提到了这场战斗：“9月20日，第一五五团一、三营、第一五九团三营在尼木宗阻击该股叛乱武装，毙、伤和俘虏一部，其主力折向东北逃窜。”该书关于这场战斗只有一句话而已，而且完全掩盖了失利的事实，把败仗写成了胜仗，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在此之前西塞罗所写的《西藏平叛中的“四水六岗卫教军”》一文就已经介绍了这场战斗，许多人都已经在网上读过此文。而08年新出版的著作居然还如此写其可信度可想而知。

1960年在康北与昌都接壤一带的战役中，解放军将四十多名藏军包围在5149高地，解放军向藏军发起了许多次的进攻并有炮兵支援，却屡战屡败，最后解放军两个连伤亡过半，阵亡五十多人、伤四十多人，竟然让藏军突围而去，还被夺走轻机枪两挺、步枪十八支。一五四团团长周宗山因这次失利差点被撤职。《西藏平叛纪实》中对这场战斗有生动的描写。这本书也是我所见到的大陆各种资料中唯一记录了这场战斗的文献。

1959年四月进军山南的解放军部队在向多宗的藏军阵地进攻时遭到惨重损失，被打得狼狈不堪。《西藏平叛纪实》中披露了这场战斗的部分惨状：“四零二团部队到达后还未向叛匪发起攻击，叛匪先突然向其开火，当场伤亡十几人，团指立即组织力量……展开强攻，……所以第一次强攻失败，四零二团阵亡三十人。团长眼红了，立即又组织强攻，但仍未改变战术，所以第二次强攻又受挫，伤亡三十余人。团长又组织进攻，仍是同样的战术，伤亡十几人未攻下阵地。……”解放军在此战中至少伤亡数百人。记录了这场血战的大陆方面的资料也只有《西藏平叛纪实》一书。（《西藏平叛纪实》的作者吉柚权因为在书中披露了“不该披露”的东西而遭审查和处分，被降职降衔留党察看，据说还差点坐了牢，后来回到老家）

总之，这些在西藏“平叛”中发生的严重失败的战斗在大陆的资料中绝难见到，充其量在个别史料中偶尔提到。若不是一名参加过“平叛”战斗的老战士向《雪原篝火》的作者剑钧讲述了理塘寺战斗的故事，那么这场战斗的惨状恐怕要永远在大陆湮没无闻了。人们受到出版物和媒体的影响，以为西藏“平叛”中“我军”百胜不败、神勇无比，“叛匪”不堪一击、一触即溃。问题是如果战争真的如宣传中所说的那样轻松，只需派几个小兵张噶、放牛郎王二小就可以了，还要大炮飞机干什么？

有了以上事迹做背景，也就不难理解本文认为庞智沟战斗中车队被歼灭六百多人之事并非夸大其词，而中共方面记载的阵亡四十一人之数字则有缩水的嫌疑。

庞智沟战斗的损失如此惨重，不能不说与这种掩盖失败的做法有关。在1956年甘孜州已有公安部队一个营遭伏击被全歼，而公安部队却未充分吸取教训，疏于戒备，导致58年公安部队在玉树州庞智沟再次蒙受重大损失。如果战前能派出人员进行侦察、控制路旁高地等，这场惨败应该不会发生。当时这样的伏击战发生了很多，类似的悲剧一再重演，只不过损失的人员数量不一定有这么多而已。庞智沟战斗发生半年后，解放军在公路上又遭遇了类似的劫难。1958年12月，一五五团三营营长杜效模率一个连护送山南分工委干部返泽当和为泽当分队运送给养，分乘二十七辆汽车从拉萨出发前往泽当。十二月十八日车队到达贡嘎时遭到“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六十多人五十多条枪的伏击，营长杜效模和山南分工委副部长沈凤楼等三十七人阵亡、二十二人受伤，“只击毙叛匪六名”（以上为中共方面的统计，藏军方面则称己方仅有一死二伤，车队不止二十七辆汽车）。十二月十九日，一五五团副团长殷春和率两个连从泽当出发分乘四辆运输车前往增援贡嘎途中在扎朗遭到“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的伏击，阵亡副团长殷春和等五十六人、伤十三人，“只击毙叛匪二十人”（以上为中共方面的统计，藏军的回忆则称阵亡了大约十几个人）。西藏军区在贡嘎、扎朗连遭伏击，至少阵亡九十三人、伤三十五人，不仅西藏军区感到震惊，连中央军委接报后也受到很大的震动。在贡嘎、扎朗被伏击之前，解放军指挥官都犯了麻痹大意的错误，战前杜效模曾对团政委乔学亭说：“嘿，几个破叛匪就把人吓成那样，如果要叫打，我杜效模带一个连保证把西藏打平。”其轻敌心理可见一斑。如果杜效模、殷春和对于甘孜州石门坎和玉树州庞智沟等灾难有所了解，应当不会这样麻痹大意，也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稀里糊涂地死掉了。扬胜讳败的做法虽然可以提高士气，却使人们不能正确认识敌军的战斗力，对战争的艰苦性估计不足，由此导致了很多悲剧，这在“我军”的战史上有很多例子。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在媒体上所看到的仍然只是对“我军”的一边倒的赞扬，什么飞夺泸定桥、大战上甘岭等等。从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救灾情况来看，解放军暴露了很多缺陷，与之前有关军队实力的吹捧完全不相称。然而媒体仍然充斥着肉麻的赞美，甚少反省检讨。救灾都表现的如此差强人意，要是打起仗来又会变成啥样？总不能真的牺牲西安以东吧！

五十年过去了，庞智沟之战仍然鲜为人知，众多“烈士”中也仅有一个人的名字被知晓。中国大陆在这五十年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公社已然成为历史，但是战争的创伤仍在。那些战死在庞智沟的数百名年轻人是否得到了安息？若他们目睹这几十年的风雨沧桑会有何感触？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死的无怨无悔、抑或留下万般遗憾？……

愿两个民族不再互相厮杀，愿历史不再被埋没。谨以此文纪念五十年前的战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