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无畏之极令人发指。长城抗战，绥远抗战都是蒋公领导下进行的。中央军部队直接参加了长城抗战，如果不是蒋公的命令，他们能参战吗？绥远抗战也是蒋公一手参与指挥的，下面转贴一篇杨奎松的文章，具体指出了蒋公在绥远抗战中的作用。goon党一贯歪曲事实，恶意中伤，和落goon一样无耻。

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

杨奎松

1936年的绥远抗战，轰动一时。此役起也快，落也快，从11月中旬打响，到12月中旬骤停，前后仅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但由于过去有关档案披露得比较零散，因此关于此役如何发生及经过情形，何人主导，何方参与，乃至结束的原因，也就有了种种不同的说法。有认为傅作义受中共宣传影响而揭旗抗日者，也有认为战役乃由蒋指挥，并有中央军直接参战者。[1]由于绥远战役打响后蒋急匆匆赶赴西安，结果遭遇事变，绥远抗战亦停止于同时，于是也就有了关于西安事变是否影响了绥远抗战进行的猜测。而随着台湾蒋中正档案和阎锡山档案相继开放，绥远战役为蒋介石幕后主导一事已经证实，台湾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贡献颇大，惟已有的研究对于蒋介石意图的说明尚嫌粗放，解释上亦有不尽周延之处，对史料的把握和理解也颇多分歧。[2]基于上述原因，笔者特再综合徐永昌日记，以及阎锡山和蒋介石个人档案，做另一种诠释和解读。希望笔者的解读能够更贴近历史的原貌，对解释和澄清绥远抗战发生的原因，特别是对蒋介石发起和中止此次战役的目的的说明，能够更为准确。

绥远抗战之酝酿

1935年，日本接连制造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和丰台兵变、香河事件，逼迫南京政府先后与其达成“大滩口约”、“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继占据中国东北三省与热河省之后，不仅进一步取得了对中国河北、察哈尔以及平津等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而且极力推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实行自治，为制造第二个“满洲国”创造条件。此即所谓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清楚地显示了日本军方试图制造“华北国”，逐渐蚕食和分裂中国北方各省的强烈野心，而日本官方这时公开坚持的日“满”华三国提携共助、共同防共的所谓“广田三原则”，更是使正在致力于完成国家统一的南京政府受到空前严重的挑战。因此，面对日本步步进逼，要求南京迅速承认华北自治的强硬态度，一向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改善中日关系抱有期待的蒋介石，已不得不借国民党五全大会之机，委婉地表示中国不会总做无限制让步与妥协，同时暗中开始加紧对苏接洽，准备万一了。[3]

进入1936年以后，此前曾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策动下，一度风声鹤唳、高度紧张的平津地区一时归于平静。而属于日本关东军目标范畴之内的察绥地区，却再度陷入危机之中。深受“满蒙计划”影响，以控制经营整个满蒙为目标的日本关东军，在实际控制了察哈尔东部地区之后，又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委员长德王要求高度自治的心理，秘密策动德王在内蒙古造成独立局面，进而统一内外蒙古，建立蒙古国。[4]为此，日本不仅加紧向察哈尔全境，乃至向绥远地区实行渗透，而且接连运用伪军李守信等部制造事变，逼迫中国方面撤出了察哈尔省长城以北地区。到1936年初，李守信伪蒙军已经侵占了察东的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8县，并控制了察东的正兰、镶白、正白、镶黄、太仆寺等8旗，在张北设立了伪司令部。德王随即与李守信公开合流，在察东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4月间，在日本的推动和帮助下，德王在锡盟乌珠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名为“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实为“蒙古建国会议”的分裂会议，公开提出了建立蒙古国的政治目标。5月12日，德王与李守信等更公开在化德（嘉卜寺）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政府”，德王亲任总裁，掌军政大权，李守信兼参谋部长，并聘日本人村谷彦治郎、山内、稻茨、山本信亲、崛井德五郎等分任主席顾问及军事、财政、外交、教育等顾问。[5]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日本关东军和伪蒙军自然要把夺取内含西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中国绥远省，视为完成“蒙古建国”的下一阶段战略目标。察绥一带局势，自然渐趋紧张。

蒋介石还在华北事变之际，就已经注意到日本有西进之势。但他当时估计，日军西进的主要目的，在造成对苏联合围的态势，以应对苏作战之需。因此，最初蒋对绥远防御问题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6]他相信，以绥远的地理条件和军队的布防，守难攻易，如果真有日军来攻，几乎没有全面坚守之可能。因而他明确告诉对晋绥负有守土之责的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说：“绥远守弃方针，弟意小敌来扰，则迎头歼灭之；若其大敌正式来攻，则扼要据守，并择最重要几个据点固守之，如能固守三个月之时间，则事无不成。故绥远不可全部放弃，亦不宜处处设防”。[7]蒋所以相信只要扼要固守三个月“则事无不成”，就是估计日军西进的目的，绝不是因为这块土地具有怎样重要的价值，日军的主要目标其实还是为了夺取外蒙，并对付苏联。所以，蒋深信苏联对此也心知肚明，绝不会眼见日本的阴谋得逞而无动于衷。在蒋看来，“倭势西进愈力，则俄取攻势亦愈速”。3月29日苏联与外蒙签订互助条约，更印证了他的观察。他因此甚至开始考虑如何设法从日苏冲突中获取实际利益，即就势向日本要回东北主权的问题了。蒋的计划是：“俄蒙协议宣布之日，实即倭俄战局完成之时。俄之狡诈疑忌，倭之狭隘横暴，决不能长此隐忍而不破裂也。”一旦日苏关系破裂，“如倭能还我满洲之权，则先与商谈对俄协议，此为最大之希望；其次，则取消塘沽协议，与冀东察北战区，则允其资源之接济，不然概作为悬案。”[8]

但是，蒋介石对日伪西侵意图和日苏战争前景之估计，始终未能得到事实的印证。相反，注意到日苏形势“始急终缓”，德王竟公然召集“蒙古建国会议”，以后又受到6月初爆发的两广事变的刺激，发现深处日本威逼之下的冀鲁守将宋哲元、韩复渠等也或明或暗地在与两广反蒋派相应和，蒋不能不担心华北诸省有脱离中央的严重危险。其对绥远的方针明显地开始强硬起来。

5月26日，蒋介石公开任命陈诚为晋陕甘绥边区剿匪总指挥，意在加强中央对整个西北地区的控制。蒋同时明确要求阎锡山调遣兵力对整个包绥地区增兵布防。他为此亲自致电阎锡山，说明此举对山西安危之利害。电称：“弟意於此省府改組以及四省边区名义发表时，一面应对包绥从速增兵布防，以示決心，则彼必不敢轻窥绥远，至少亦有交涉之地位。否則，彼必待我布置未完，即向绥急进。万一包绥动搖，则晋失屏蔽，虽有天险，亦无以为计。预请当机立断，迅即增防”。[9]

蒋此番布置，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内蒙德王独立，为时间问题，果不能设法消弭乎？冀鲁叛变，图谋脱离中央，将成事实，或可及时消弭乎？”[10]显然，对日苏战争的期待，渐渐不再置于其对绥远守弃策略的中心了。他清楚地意识到，绥远与冀鲁，两者其实是互为作用，同等重要。德王若盘踞绥察，宣告独立，冀鲁之地位以及整个军心民心，亦必彻底动摇。问题是，山西刚刚在中央军的协助下，才将由陕北渡河东进的红军击退，不仅余悸未了，而且相当兵力不能不向西防御。受此实际情况的影响，阎锡山深感兵力不足。与众将领反复商量的结果，仍“以为如此增兵绥远，使山西空虚，非固根本计也。”[11]故虽获蒋电，阎锡山方面却迟迟不能有所决定。

至7月间，因伪蒙军进犯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央许诺之防务拨款迟迟不见踪影，原增援山西的中央军关征麟等部也因两广事变南调离境，晋绥两省顿感兵力捉襟露肘，故阎锡山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这时频频向蒋告急，担心“伪蒙图绥”，“恐短期间内有卒然发动之可能”。[12]但蒋这时因应付两广事变，分兵无术，难以驰援晋绥，不得不密电阎锡山，要其克服困难，火速增援傅作义。他在电报中苦口婆心，反复说明要避战必先迎战的道理。称：“对绥部署，弟以为必须速在第一线多置兵力，一以示我决心，一以使其不敢轻犯，万不可作势防御，错视对方犯绥之战略也。”“此时应敌必须深测其惟一心理，即彼不敢牺牲一语是也。如要有牺牲代价，则彼必不为。故我要避免牺牲，当先示其牺牲之决心”。“若前方只用稀小兵力示弱于人，则此非避战之道，实为引倭来犯，无异衅由我启也。”况且，“如我有备，万一彼果来犯，只要我前方能沉着应战，吾料其不到数日，彼必知难而退，借口于伪军无理冲突而非其倭军之本意。此乃必然之结果。万望吾兄从速决心增加绥防五师之兵力，则战可必免”。蒋为此甚至告诉阎锡山说，如山西再不从速大量增兵绥远，“下月中绥远必非我有，而晋亦不保矣。”[13]

当然，身为军人的蒋介石，亦深知即使有此部署，亦未必真的就能够消弥战祸。8月初，南京方面得到消息，称日人准备乘两广事变，桂系进军广州之际，推动察北伪军攻绥，然后宣告冀察自治。[14]察绥这时的情报也显示，伪蒙军正蠢蠢欲动，有内外响应进占绥东之计划。[15]这说明，绥远的形势不仅相当危险，而且其影响将直接威胁整个华北的安危。但随后外交部报告的消息却说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明确表示，绥蒙问题全由日本关东军负责，关东军过去敌视绥远守将傅作义，近已改变态度，“有意与之妥洽”，故绥远冲突，“日本军队不会加入”。这对蒋介石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注意到英国这时恰好与苏联达成借款协议，蒋介石顿生联想，不仅要阎增兵防敌进攻，而且主张应主动出击，乘机予敌以一大打击。

蒋介石在给阎锡山的电报解释说：“英俄借款签约，此实为国际外交形势划一新时期。近来日更现恐慌之象，诚有岌岌战栗之势。料其对我国之外交当必渐转，彼本外强中干，于此再加一当头棒，则鬼态毕露矣。对绥增兵实不可犹豫，华北得失与存亡全在此举，务恳增足五师兵力于绥远前方，以挽危局。”之所以不应犹豫，是因为“川越由间接恳切表示绥远即使发生冲突，但彼中央軍部意旨，決无令其日軍参加作战或侵入绥远之意，以弟所见，其言颇有价值，足供参考也。”换言之，蒋深信目前很可能是平息绥远敌扰的千载一时之机。过去之所以对察绥叛乱之武装不能彻底兴师剿灭，除重视不够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基于华北事变的经验，担心引起日军的干涉。如果关东军真的有此态度，加强绥远兵力，乘机采取攻势防御，要沉重打击德王等伪军，自然不成问题。只要一举将其击痛，必能使其短期内不敢进犯，绥远就可以保持一长时间的安宁。他因此告诉阎锡山称：“弟意欲使匪伪不敢再来扰乱绥远，则我军仅主守御，不能达我目的，必须于其击溃之时，或侦知其后方司令部与结集所在地，我军出其不意猛力袭击，与其一大打击后，实时退回原防固守，则匪伪以后必不敢轻来矣。此兄必操胜算与一劳永逸之计。”[16]

在蒋介石再三催促之下，阎锡山等反复会商后，终于决定向绥远增兵了。据阎电称：“此间自前次接奉钧电后即在雁北绥远布置三十五军傅作义之六团、七十师王靖国之六团、六十八师李服膺之七团、独立第七旅马延守之三团、又补充团两团、骑兵六团、炮兵两团，共三十二团，内除王靖国之四团暂在雁门关上担任工事，绥境一有事故，三两日内即可加入外，其余均到绥同一带。有此兵力，似可作当头之棒。而晋绥军兵力亦只能如此布置也。”[17]但实际上，晋军这时很大部分兵力仍旧集中于晋西与陕北，在做两面防御的准备，故其对绥远用兵实难做到全力以赴。特别是注意到张国焘、徐向前所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由川康北上甘肃之后，阎锡山更加担心红军汇合陕甘后会重演2月东征山西的战略，因此他坚持要求蒋介石调中央军援绥。其电称：“陕甘匪氛近复日炽，朱（德）徐（向前）既侵入甘境，毛（泽东）彭（德怀）等部又日渐恢复。一旦合股，势更猖獗。将来在陕北晋西之中央军及晋军各部，能否如期转用，尚难预定。前蒙允为晋绥军后盾之关（麟征）胡（宗南）等师又均开往豫湘，晋东及太原附近更不能不稍加布置以有限兵力，深难期周到。拟恳钧座早为统筹之计，或命关胡等部逐渐北开，或另指派他部担任援助。总期适时接应，方有胜算可操。”[18]

相对而言，这个时候傅作义对蒋介石主动出击的建议，倒要比阎锡山积极一些。根据侦察后的情况，他知道察北伪蒙军并不具有很强的实力。李守信在张北有骑兵四个师，炮兵一个团；伪军包桂亭有六个团驻化德和尚义；伪军王英部亦有三个师并两个旅驻商都。除此之外，于志谦、马子祯、胡贝勒、李子静、吕存义、金甲三，以及卓世海的伪保安队，都只是些土匪而已。所有这些兵力，全部加起来也不过12000余人。而且，他“判断敌之发动，日方仍不露面，先驱使匪部分路进犯，不攻我坚阵，亦不与我大部拼战，取择隙窜扰，有空即入之手段，以分我兵力，疲我应付。成则将匪西推，日伪占地；否则所损为匪与彼无伤。”唯一的问题是，绥远的地理条件有利于敌伪窜扰，却不利于大军围击。若尊蒋意“取攻势直捣察北，扫其巢穴，比较易作，又恐时机未至，有直接对日之虑。”因此，傅作义这时的计划是，组织有经验之无职军官老兵参加境内各县村围堡之守备，另组乘汽车的机动部队准备在敌伪来袭时“迎头痛剿”。[19]

面对晋绥将领对自己建议的犹豫态度，蒋介石表现出相当的不满。他一面向阎锡山保证“俟桂事解决即可抽兵北上协防”，一面在内心里批评他们“无定识与定力”，进而甚至要求外交部在对日交涉中不得退让，必须坚持他7月在五届二中全会上所宣布的最大让步限度不动摇，称“如逾此限度，当不惜决战。”[20]他相信：“对倭方针，在现时非万不得已，不可放弃忍痛一时之策略，但应抱定牺牲抗战之决心，所谓忍痛，非屈辱之谓也。盖余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旋转之途径矣。”因为他注意到，倭寇现在纯粹是外强中干。“盖彼用其全力，持久三年，决不能亡我中华，我之危险，已较前减少过半矣。况彼内在之矛盾，与其国际环境之孤立，而树敌太多，决不允许其如五年前之荒伪放浪。”[21]

由于不能得到晋绥将领的赞同，再加上随着8月24日和9月3日先后发生日人被杀的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日本政府的态度顿趋强硬，军事上乘机出着的条件已失，蒋亦只好决定“暂缓”他的“察绥进攻计划”，转而指示外交部长张群加紧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谈判，以成都、北海两地日人被殴杀事件为由，说明目前国人对日本情绪之激愤，强调中日两国缓和关系之紧要，试图再次尝试与日本达成全面解决中日关系问题的方案。[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