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抗战实行之幕后

中日南京谈判从9月15日开始，接连几次交涉之后，双方之分歧就已经显露无遗。19日，日方以最后通牒方式要求中方承认共同防共、协定关税、聘用日本顾问、开通福冈至上海航空线以及引渡不法朝鲜人等。23日，中方则答以五条希望事项：甲、取消上海停战协定；乙、取消塘沽停战協定；丙、取消冀东伪組织；丁、取締走私；戊、取締日机之自由飛行。[23]结果可想而知。鉴于双方条件明显没有接近之可能，蒋相信事态可能趋于严重。为此，他一方面分电各方军政长官何应钦、吴铁城、韩复渠、沈鸿烈、阎锡山、刘峙、周至柔等，要求他们务必做好应变准备，说：“据昨今形势，对方已具一逞之决心，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24]另一方面，则决定赶回南京，亲自接见日本大使，做最后之努力。他在25日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倭方针，在现时非万不得已不可放弃忍痛一时之策略。但应抱定牺牲抗战之决心，所谓忍痛，非屈辱之谓也。盖余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得旋转之途径矣。今川越与张群谈判，形势已等于决裂，且彼只有片面要求，不许我提条件，是则不可忍者。余决回京，亲与川越周旋。”[25]

但随后的情况似乎不如想象中之严重。10月5日，蒋回到南京，接外交部报告称：彼要求华北特殊地位、共同防俄及根绝反倭行动与思想，但又“谓不能实行者不必强允，可暂作悬案”。日本政府如此表示，是否显示其已从原有强硬态度上退缩？至少“此其意或不敢再以军事威胁乎？”[26]蒋因此重又乐观起来，不仅继续坚持“华北之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27]，而且马上电告阎锡山：“外交形勢转变甚快，绥东等事或可和平解決，对于全般外交及与绥远有关者亟待妥商，請派重要同志來京商決一切”。[28]

实际上，这时有关中日关系的各种消息和情报颇为矛盾，并非多为好消息。就在蒋回南京前夕，军情部门以及绥远前线就有大量有关日本关东军要在绥远展开更大规模军事进扰行动的报告送来。

戴笠接连报告说：“化德日特务机关于养日（九月二十二日）召开军事会议，到有特务机关长田中久、关东军田中隆吉少将、伪蒙总顾问田川及德王、卓世海、李守信、王英等。决议：一、王英部编为五千人，所属骑兵六团，即由王英率领经百灵庙向五原推进。二、李守信部担任沽源经万全尚义一带之防务；德王部担任由尚义至商都一带之防务；又王英部步兵六团担任由商都至百灵庙之防务，并限令相机随骑兵向绥西推进。”“德王顾问西崎，于十月三日由张北经张垣赴绥。德王即召集李守信、王英及旅长以上军官讨论进攻绥远问题。”[29]

傅作义也报称：日本关东军作战科长田中隆吉贞到化德每日开会，“指导伪军积极动作”，日军不仅向多伦和丰宁集中了三个联队，且送了五辆装甲车和若干野炮到张北给伪军，李守信部也已向尚义集中，绥垣、包头两处日人也分批离开，眷属皆送平津。“总上情况，已甚紧张，有旦夕发动之样。”傅为此不仅要求晋军“准备在绥作战之部队请早日集结”，尽速开绥，而且建议，应对来犯之敌迎头痛击，并乘势直捣敌穴。他的具体意见是：“敌方发动初期，兵力未必雄厚，且日军参加者必少，而伪军心理亦未必真欲拼战。职意我应趁此机会，本钧座预定之计划，以优厚之兵力予敌以猛烈之打击，并乘机袭击察北，先将初期之敌歼灭，以振我军威，扬我声誉，而唤国人之注意。”[30]

然而，注意到外交部的报告，蒋介石显然倾向于相信这些只是日本关东军的越轨行动，因而更乐于相信关于日本政府态度的情报，相信还有与日本政府取得妥协的可能。只要谈判取得成功，日本政府自会约束关东军。基于这样一种考虑，蒋对纷至沓来的有关绥远形势紧张的情报明显不如7月时的反应积极。他虽然也督令军事委员会研究援绥方案，同时却电告阎锡山：“可先依傅主席之意见饬属准备一切，待此次京中交涉之变化如何再定行动时期。”[31]

10月8日，蒋介石亲自出面找川越会谈。他没有想到，川越根据日本政府的训令，丝毫没有做出缓和的姿态，明确提出了共同防共、华北特殊化和限时降低关税等各项要求。蒋对此显然颇感意外。他除声明“华北之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外，并不与其直接讨论日方的各项条件，坚持其他问题仍由张群外长与川越大使继续商讨。[32]会谈结束之后，蒋明显地开始改变方针，决心重提其“察绥进攻计划”，准备在绥远采取行动。

8日，他通知阎锡山说：日方攻绥在即，王英部骑兵三千人十日内将窜扰绥西，察北伪蒙各军俟王部到达绥西后即会合袭击绥东，要阎务必“严密注意，并切实防范”。[33]几天后，鉴于张群与川越的交涉仍旧完全不得要领，蒋介石更进一步加紧策划对绥远的军事行动。12日，蒋介石决定抽调汤恩伯部三个师应援绥远，并电汤恩伯立即与阎、傅联系部队行进问题。由于有消息称关东军调兵两团加入攻绥伪蒙军，因此蒋甚至还想增厚援绥兵力。只是他对日本关东军会否加入攻绥仍感怀疑，同时何应钦也“恐日人侦知为虑不主急办”，故未付注行动。[34]

然而，10月18日傅作义的报告似乎显示日本关东军真有介入绥远战事之可能。傅电称：日本关东军田中隆吉少将转托关东军军官西峙及前东北军师长郭殿屏前来绥远见傅，称：“日本国策对绥远内蒙必须取得绝对自由，北以防俄，南以切断中苏联络。惟绥省对此种种作梗，日本为贯彻国策计，不惜以正式国军占领绥远，但傅之环境困难，日人素所同情，在未用兵前，傅如毅然与日合作，日可补助大批款项、军械，一扫阴霾疑忌之空气。再者，日人扶植德王，原为其有所成就，惟德王才能不够，年来已弥有感觉。傅如肯合作，则内蒙及西北，均可由傅掌握，且不致酿成战争。惟时机迫不及待，此时傅之决心如何，实关系绥远之存亡，切盼注意。”据此，傅作义断言：“绥远地位特殊，情形复杂，日决不放弃。默察大势，短时或将发动”。而傅作义的估计是必须增加兵力准备对日。他声称：“我之向日以蒙伪为对象之准备，似有速研改变，另作有力布置必要。”最好能够改以日军为对象，“多准备有力部队及飞机、战车”，以应大战之需。[35]

关东军真的会卷入攻绥行动？蒋对此不能不深感担忧。他特地于20日要张群转告川越：日方应约束关东军，切不可扰乱中国政府在绥远的行动，否则必将会影响南京外交之进行。[36]当天，他还急电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要其速调关麟征之第二十五师至咸阳候命，“准备增援绥远”。[37]

在日本关东军已经接连占领了东北与热河，并部分侵占察哈尔之后，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轻率断言日本不会进一步寻找借口直接侵占绥远了。但蒋介石始终估计，日本政府并没有做好与中国开战的准备，关东军在绥远的行动，不会是大规模的战争行为，更多的还是关东军少数将领的越轨行动。要阻止其“弄假成真”，中国方面就必须迅速表现出强硬态度，使日方不能不三思而行。鉴于此，蒋介石再度决定要先发制人。

21日，蒋致电阎锡山，重提在绥远采取攻势，先发制人，以显示中国方面保卫绥远决心的建议。其电称：“本日岳军（即张群－引者注）与川越谈判仍无进步，默察情势，绥远敌在必得，预料其攻绥时期当不出下月初旬，我军不如乘敌准备未完以前，决以优势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东取积极攻势，并以有力部队由丰镇进至兴和，遮断匪伪南北二路之联络，迅速扑灭匪军，以绝其占领绥远之企图。若此时徘徊莫定，坐令匪势庞大，交通完成，则我处被动地位，终陷不利也。但击破匪军之后，追击不必过远，至绥察边境即可停止，或追击到察边后即行退回绥境原防。并望于一星期内出击，则不致失机。再迟恐反被攻矣。”[38]蒋介石断言，此役若能一举击溃其匪伪，使倭军增援不及，则其侵绥企图，受此打击，一入冬季，至少半年內不能再侵西北也。

阎锡山等人的看问题方式明显与蒋介石不同。蒋是越注意到日军有卷入的可能，就越是相信必须用强硬的态度使日本人知难而退；阎锡山等人却越是注意到日军有卷入的可能，就越是担心太过强硬反而会惹恼日本人，为其大规模军事介入提供口实。从这样一种考虑出发，他们当然会怀疑蒋介石的方案。前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的观点反映了山西多数领导人的想法，他说：“盖我工事不够，准备未周，共匪又近在侧背，能再延宕敌人一年，于我最利”。目前惟一可行的战法，就是乘伪军王英部进至百灵庙之际，“一举灭之，并将白灵庙附近之能资军用等地毁烧之，祗表示不容匪部之入绥境，而表面上不使日人过于难堪”。即便是对这种战法，众人也认为应当十分审慎小心。[39]结果是阎锡山的增援行动与作战计划迟迟不能出炉，蒋介石不得不接连去电询问阎锡山：“對匪伪軍之进攻计划未知能否实行”？并决定亲去太原见阎“面商一切”。[40]

自10月21日起，中央军汤恩伯部第四师、第八十九师以及所辖第七十二师已开始由陕北清涧、延川一带向府谷、神木方向移动，高桂滋第八十四师各部亦奉命向吴堡、绥德、安定地区转进。蒋并调门炳岳师集结咸阳，随时准备开赴绥远。南京政府援绥部署业已展开。负责援绥计划实施的晋陕甘绥边区剿匪总指挥陈诚根据蒋令飞往太原，与阎锡山等会商，劝说晋军将领实行出击。陈诚到后，提出可由汤恩伯部中央军化装成晋军模样袭取张北，另由傅作义部攻取商都，阎锡山等仍表示怀疑。阎锡山等人甚至认为：目前“绥境内并无伪匪军，我军现已在绥边之兴和、陶林等县驻有重兵，并做国防工事，其沿边之红毛营、玫瑰营、大六号、高家地等处亦并分扎军队”，绥远暂时看不出有太大危险。而主动向察北出击，一来已经集结甘北的中共红军会不会重演2月东征山西之局，乘机打着增援绥远抗战的旗号堂而皇之地进入晋绥地区，令人忧虑。二来大战一起，晋绥工事、部署准备不周，万一关东军大举介入，红军又近在肘腋，实难料想最后结局。故他们的意见是：“非万不得已不可寻敌。”[41]

10月底，阎锡山、傅作义等均齐集西安和洛阳为蒋介石祝寿，蒋乘机又反复劝说阎、傅等加紧准备攻势。他具体与傅作义讨论了在绥远实施军事防御的方案问题，说明我不攻敌，敌必攻我，届时我将更加被动的道理。对阎锡山所担心的中共红军背后威胁之事，蒋也详细介绍剿共军事形势，保证他有十足把握能将红军围困消灭，断不致给绥远抗战带来麻烦。但是，阎锡山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他在回到太原后，对于蒋建议“精研”进兵德王在绥之据点百灵庙一事，复电蒋称：我发动对伪蒙军进攻，难免会成为德王宣布独立之藉口。届时德王以独立为由，要求日军协助抵抗，我“不免有挑动对日真面目战争之虑”。考虑到此举利害关系，他的意见是，既然蒋估计伪蒙军必会来攻，不如“俟其发动再由政府下令（进攻），较为有词（可藉）。”[42]

11月上旬，伪蒙军陆续开始由察北向绥远境内之百灵庙、商都、南壕堑大举调动，意在进攻陶林、兴和和集宁，绥远军事形势顿形紧张。5日，德王又发歌电致傅作义，声称：“自蒙疆设省置县以来，盟旗之政权日蹙，蒙人之生计日窘。上年迫不获已，始有要求自治之举。当时中央以扶植为怀，特准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综理自治事宜。”“惟贵省始终猜忌，屡加破坏。”为维持蒙人生计，不能不向贵省提出五项要求。[43]电报强硬要求：“以上五项系为蒙古生存必不得已之要求，贵省以前种种压迫蒙古之错误即应一一承诺，如期实行，否则蒙古虽弱，亦不能不作最后之挣扎。设由此而演成事变，其责任均当由贵省负之也。”[44]14日，王英也打出大汉义军司令的名义，发表所谓《告全国同胞书》，公开号召打倒国民政府和蒋介石。[45]

伪蒙军的大举调动和德王歌电，清楚地显示日伪进攻迫在眉睫。傅作义除当即复电一一反驳以外，特告阎锡山：“彼方于最近其内向我进扰已无疑义，拟请钧座当机立断，迅将部队集结于适当地点，准备使用。彼一发动，即迎头予以最大打击，以壮我军威，寒彼贼胆。”他的看法与蒋相同，即：“倘出以迅捷手段，则日方或不及参加。”[46]

眼见德王已掷下战书，阎锡山也不能不同意此乃伪蒙军“开衅之先声”，因而同意迅速集结部队准备应付。[47]但他依然坚持要后发制人。傅作义11月7日与赵承绶联名电阎，主张：“绥东必出一战已无疑义，推敌袭我之期约为真日，我与其被动应付，不如机先袭击，打破其种种企图，或可戢敌之正式侵犯，似属一主动制胜之策。可否，祈速示遵，以便积极准备。”[48]阎锡山却不为所动。其复电称：“匪在必动，我宜立于主动地位，俾制机先，所虑甚是。惟主动必要先下手，要在有计划之下，适时机动便可常站在有利主动地位。现下我军尚未集中完了，动后即不能自止。目前纵能得一部便宜，恐以后对他方面应付又陷于被动。再我军处在内线，故应努力在内外线利害转换上特别活动，目前似不宜远出，致失有利之形势。动后即将我计划暴露，若对一部之敌暴露我整个计划，以属不宜。希仍积极准备，俟其正式侵犯时，再依我原定计划相机应付可也。”[49]

就在蒋、阎、傅还在就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争论不休之际，商都伪蒙军已经在13日开始向兴和傅作义守军发炮袭击，并用飞机向傅部防地投弹。15日，伪蒙军更正式开始对红根尔图傅作义部守军发动了地面进攻。据傅作义15日报告称：“日已向我紅根尔图开始进攻，并用飞机大砲轰击。”他建议：“战端既开，我应換得主动或机先制胜之势，对白（百）灵庙似应奇袭解決，以除後患，且必要时对商都亦应相机攻下，打破敌之企图。惟此单就作战有利而言，至对整个外交有否顾虑，须加审慎。如蒙准行，职當相机而行。”[50]

鉴于敌伪已先发制人，“正式侵犯”，阎锡山亦再难犹豫。他随即电告傅作义称：“敌已进扰，我应以机先制胜甚是。已转电介公请示。”但他仍主慎重，强调：“我意此事应熟为计虑。希对百灵庙之兵力布置及工事程度详为探查，俟汤军门师全部集中，并得介公复电后，再相机办理可也。”[51]

在得到傅作义电当天，阎锡山即紧急召集各方领导人讨论应对办法。会上仍有争论。徐永昌坚持不可急于做进攻的决定。他提出：一、我攻百灵庙，德王是否仍不令伪匪由庙方出扰，毕竟德王尚未公开向中央挑战；二、攻百灵庙是否将云王府攻在内，因云王府即在百灵庙左近，而攻云是否即是攻达尔罕旗；三、能否以三几团人一攻即下，百灵庙日来布置虚实如何亦未侦察清楚，况此时绥远左近兵力能用于袭击百灵庙者不及一团，故应先请傅作义切实调查清楚，并告以上项顾虑，得其回电后再为决定。但面对伪蒙军大举进犯，与会多数亦不敢掉以轻心，阎锡山犹豫再三，还是主张转请蒋介石来做裁决。[52]

蒋介石得到报告，其态度一如既往。他当即回电，毫不含糊地表示：“应即令傅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進取，对外交決无顾虑，不必犹豫。以弟之意，非于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53]蒋既有令，阎锡山虽心存犹豫，但亦照转给傅作义，只是提出：“我意袭击百灵庙，须以三倍以上之兵力，出其不意，当日完全占领。否则，必多顾虑。希仍详侦熟计，俟汤、门两部集中完备后再相机进行可也。”[54]

17日，为坚定阎锡山等抗战决心，蒋介石决定亲自飞往太原。临去太原之前，他又得到正在与川越大使谈判中的外交部长张群的来电，内中提到，日本有田外相及上海大使馆外交官员都明白表示，对察绥事日军并未介入，亦未援助，中国尽可迎击。此一消息自然更加坚定了蒋的信心。他特地要张群叮嘱日方，中国政府将对绥东事件做具体调查，并将给伪匪部队以痛击。电称：“对于绥东发生之案，我方态度似宜先须查明蒙伪军攻绥之真相後，方能再定与川越续会之時期示之。并非正式声明或间接宣传，察省蒙伪匪部如一日不肃清，則绥远与西北一日不能安定。我军以保护主权与领土之职责所在，決不容蒙伪匪部存在察省之內，自当不顾一切对蒙伪匪部抱定彻底消灭之決心等意示之。”[55]

17日傍晚，蒋介石飞抵太原。次日上午即出席阎锡山主持的会议，详谈日方态度和举行绥远作战之必要，最终说服了与会者，并确定了彻底解决百灵庙、商都和张北三地之敌的方针。蒋随即电令南京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使空军做好参战准备，派轰炸机和驱逐机各一大队，以洛阳机场为出发地，在太原或大同加油后参加百灵庙、商都、张北三地之进攻作战。称“张北与商都百灵庙各敌皆无空防，我军若能出其不意，则必可与其一最大打击。”[56]

18日午后，蒋介石返回洛阳，仍继续不断去电阎锡山和傅作义，强调“我军出击日期愈快愈好”。鉴于傅作义要求出动空军支持，蒋亦承诺“空军三日内即可在洛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候令飞绥作战。”[57]

不意，傅作义于19日电告蒋称，进攻红根尔图之匪被我击溃后，商都目前已到大部增援部队，故袭击商都时机已失，目前只能先攻百灵庙，再行酌情夺取商都。[58]傅作义进而加紧制定夺取百灵庙的作战计划。两天后即通知阎锡山并报蒋称：“职已完成袭取百灵庙之计划，预定敬（24）日袭夺”。[59]蒋对此甚感欣慰，他除详询部队行动情况与具体步骤外，仍然提议同时夺取百灵庙和商都为好。他在给阎锡山的复电中说：“对商都与百灵庙二地无论为正攻或佯攻，皆以同时并攻为宜，并须准备充分兵力，而炮兵阵地应预防敌之唐克车在我侧背抄袭，故炮兵掩护阵地与掩护部队又应充实。若能利用夜袭出其不意，则成功之胜算更大，务严令前进部队之行动特别秘密与迅速也。”[60]

这时，中央军尚未到达绥远前线。以晋绥部队已有兵力，攻一百灵庙尚可，同时进攻商都几乎没有可能。不仅如此，即使进攻百灵庙，当傅作义要求蒋为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和攻击帮助时，蒋的态度也与前大不相同。因为他发现不仅空军准备尚未就绪，最早也要到26日才能飞抵战场上空，而且在何时及如何使用空军上，也远不如早先预想的那样简单。阎锡山、傅作义坚持空军必须给予支援，而空军毛邦初等则强调若现在就暴露我空军实力，以后对付敌人空军反会不利。结果蒋亦只能劝说阎、傅暂时不必坚持空中掩护与支援。在蒋看来，只要日本关东军不会马上介入，晋绥军对付伪蒙军实已有余。为此，蒋介石再三向二人通报日方不会介入战争的消息。称：“据许大使来电略称，外务省无决裂意，海军亦然。中央军部如无新刺激，尚无全面决绝痕迹。绥事日方朝野舆论皆称系我国内政。我方宜向绥远以讨伐内政名义，严厉痛剿。一面搜集铁证留为交涉之资料，一面勿为过于挑动刺激之言论”。[61]蒋同时通报说，日本外务省已公开表示：“绥东战事純系中国在其本国领土內之国內事件，不致影响滿洲之安全。中國政府处此种情勢，有充分自由，即宋哲元參加防击內蒙军，日政府亦觉无反对之理由”云。“绥东战事純系中国国內件，与日本无关，纵使有日本人民參加蒙軍作战，亦应认为个人行动，与日本政府及日本军队渺不相涉”。蒋据此判断称：“无论热河川岸旅团有否西移，敢否加入战线，皆为將來问题。然以中判斷，彼必不敢加入，以其一個旅团參加无济于事也。此時我军应即照既定计划迈进，方得化險為夷也。”[62]

阎锡山对蒋的通报却不以为然。刚得到蒋介石的通报，他就电告蒋介石，说：“昨得密报，日以飞机唐克车毒瓦斯等助伪匪军作战，如不得逞即以其正式军队加入作战，必得绥远雁北为旨，此事似只好信其有，不可必其无，为防备万一计，应恳鈞座再备五万人驻扎相当地点，以备应战”。[63]不仅如此，在晋绥开战，原非计划中事，各项开拔、粮草、补给和枪弹消耗的费用都需要大量款项。而以晋绥两省之力应付起来，不免会有相当困难。故阎锡山还明确要求中央提供600万经费的补助，以满足此次作战行动之初步需要。反复劝说之后，仍无法使阎锡山痛快出击，这不能不让蒋大为不快。

不过，无论如何，在蒋介石的反复督促之下，傅作义所部骑兵孙长胜师、步兵孙兰峰旅还是在11月24日上午按照预定计划，一举袭取了百灵庙。当天，阎锡山即分报各方，称：“连日匪伪军大部集结百灵庙，谋犯绥北，昨晚开始向我守军进攻，我一面派兵迎头痛击，一面派出奇兵绕袭百灵庙。双方夹击，激战彻夜，卒将敌击溃，于今晨九时我军完全占领百灵庙。”[64]绥远抗战因此乃得以写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