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抗战的意外终止

顺利地拿下百灵庙，蒋介石更加相信伪蒙军不堪一击，因此力主傅作义再接再励拿下商都和张北，以给伪军致命打击，以便能够在较长时间里使其不敢再行骚扰和蚕食绥远，制造内蒙古独立。但是，阎锡山等却并没有因为百灵庙大捷而特别欢欣鼓舞。他当即电告傅作义不要急于进攻察省境内的商都和张北，“对察战事静候我公办理可也。”[65]

阎锡山的顾虑不是毫无道理。傅作义这时有报告称，关东军发出通告谓：“闻绥远军曾于十一月十八日侵入察省境内之互台，十九日侵入三道沟，原来在长城以北之察省区域依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宋哲元与土肥原两氏之协定，曾有中国军队不得侵入该区域之一步之决定，绥远军此次之行动显系违反此项协定。故今后如再有此种行动时，则关东军不论出任何行动，其责任亦归绥远负之。”此则通告显示对商都，特别是张北发动进攻，将冒相当风险。虽然傅作义根据南京中央和阎锡山的建议，公开否认有此协定，并表示：“际此大军进剿，当然对该通告应置之不理，以利军事”，[66]但实际上阎锡山等人还是忧心忡忡。徐永昌就明确表示：“在我准备不足之今日，最忌贪功与浮燥。”阎锡山更顾虑到蒋介石已经准备动用70架飞机参战，担心再打下去，战事势必扩大，“有惹起中日正式战争可能，商（当）设法阻止之。”他甚至后悔当初不该把傅作义要求对日作战的那封电报转发给蒋介石。因此，他明白提出：“此时能用政治方法谋彼此停止攻击纔好。”[67]他的意见是，百灵庙之役后，目前已不是再度扩大战果的问题，而是应把防备关东军的报复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应防其大批飞机轰炸及放毒”和防其“从平绥路进攻大同，截断晋绥”。[68]

对于关东军的通告，蒋介石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能示弱。他当即致电外交部长张群，令其就察绥事件起草宣言，“大意以冀察为我国领土，任何人不得干涉，凡非法不正当之任何协议与未经中央正式承认者，概不发生效力。冀东察绥行政主权，中央必求其彻底完成，虽任何牺牲亦所不惜。”准备必要时正式宣布。[69]同时，蒋密告南京中央的何应钦等，要其做好日军卷入的准备，即“应预备察绥事态扩大，须准备一切，京沪与沪杭两方面尤应积极工作，并作进兵吴淞之准备，一面与外交部切商绝交之手续，并与冯（玉祥）程（潜）唐（生智）各同志密议筹备”。他并致电河北秦德纯等，提出：“望与明轩（即宋哲元－引者注）兄切商察绥事态扩大后办法。中意察北应乘机收复，请其积极戒备以防万一”。他进而电示阎锡山和傅作义称：“对日本驻晋绥各特务机关人员，应准备监视与搜索其住宅。对其室内外所用之无线电机，尤应拆除。”[70]显然，蒋此时并不想就此收手，并且横下一条心，有意要摆出不惜与日本一战的架式。

25日，蒋介石电示阎锡山、傅作义，坚持要他们乘胜发动对商都的进攻，并表示将派空军协助，预先实施轰炸。阎锡山自然表示难于接受。其复电称：“攻商都兵力不夠，且非一二日所能調齐，山意轰炸亦可稍迟举行。”蒋对此毫不妥协，当即电示：“商都非速即攻取不可，务望从速部署，最好能于三日内占领，否则绥远决不能安定。弟意南壕堑亦应同时攻取，如何请立复。”[71]对此，阎锡山亦坚持反对，依旧强调各种困难，并且特别指出，以商都所据位置，纵能夺取，占领和固守亦是问题。眼见阎锡山等前线指挥官与自己意见分歧，蒋介石亦无可如何。他只能一方面再度派陈诚前往劝说并督阵，一方面再电阎锡山、傅作义，强调：“对出击商都计划，能否于明日轰炸商都时同时实行俾易奏效，无论商都占领或放弃，但以中意，商都之匪巢不能不铲除淨尽，如不便驻守，則占领即焚燬，再令撤回綏境亦可，否则绥边仍不能久安。又对于南滦堑匪巢亦应同时扫除也。”陈诚到后，亦极力说明蒋之意图。但徐永昌等坚持攻商都有弊无利。称：“纵使攻下，所得甚微，万一惹起真面目战争，则有违我忍辱初衷。”陈诚表示：“取得商、张，亦延岩（宕）战期之一法”。徐终不以为然，并反问陈诚：“宋（哲元）、韩（复渠）之无准备，山西准备尚差，设有战事，中央军能进平津或津保之线作战乎？”在阎锡山、徐永昌等看来，“日人为准（备）与苏俄战，所以设法避免与中国真面目战。”中国有什么必要自己找着和日本打仗？因此，他们对百灵庙大捷后，来自社会的呼声与压力，尤为反感。称目前“国力不充实、准备太不够，共党仍在横行，日人正无忌惮，我政府年来努力团结、努力准备，且努力忍辱，此正难能可贵，而社会舆论却遇事指择（责），故事攻击，必使旦暮决裂，俾狙日军阀之心以为快。”负有政治责任者，断不应因之而动摇。[72]

26日，蒋介石再电阎锡山，坚持：“商都非速即攻取不可，务望從速部署，最好能于三日內占领，否则绥远決不能安定，弟意南滦堑亦应同时攻取，如何请立复。”不得已，阎锡山当天傍晚在绥靖公署召开会议，与会者一片反对之声，直要陈诚去电洛阳，劝蒋介石“从长计议”。陈诚自然表示拒绝，并讥讽山西人不够勇敢。但阎锡山不顾陈诚的反对，自行起草电文，坚持拒绝进一步发动对商都的大规模进攻。

占领百灵庙后，一连几天得不到下一步进攻行动的指令，傅作义深感困惑，接连电催蒋、阎，询问结果。但蒋介石对阎锡山亦无可如何，只能暗自在日记中痛斥“阎锡山怕牺牲，不愿进攻商都，只想人危己安，嫁祸于宋哲元，而又借战争之名，来索大宗款项六百万元，其心究何若？”[73]而在公开场合，他却不能对这种地方实力派领袖有所指责。蒋在27日给陈诚的电报中也只能表示自己所想所急，一切都是为了阎锡山等人的切身利益着想，还要表示毫无强人所难之意。其电曰：“中所希望者在求晋绥安全而已，如商都匪剿与南壕堑之匪若不扫除，窃恐绥东不能安全，即其飞机扰乱亦无法制止。至于外交问题，自当作整个打算，但中料定我军进占商都决无问题，即进占张北，此时倭寇亦决不敢正式启衅。现其政府与昨日雨宫（日本驻华武官－引者注）等屡此之声明，可以知之。以此种声明即可为外交有力之根据，决非寻常普通之谈话可比也。且为外交全盘计，更当收回张北为有利也。明轩（即宋哲元－引者注）自无问题，贵严到平，已与之切商，以收回察北必仍交还明轩也。如伯公等以为此时各方准备未完，应须慎重计议，其理由自属正当。请兄与伯公商决后电告为要。”[74]

就在蒋介石已表示尊重阎锡山等人意见的几乎同时，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国防部公开发表了谈话，威胁说“内蒙战事如危及满洲国或共党危及中国，将采取适当步骤以自卫。”对此，蒋的态度依旧是表示怀疑。他一面表示尊重阎锡山等人意见，一面还是强调日军不过空话威胁，其必不敢因此对我开战。夺取商都、南壕堑，对整个晋绥，

特别是对绥远的安全将有极大利益。对此，阎锡山和徐永昌的态度也很坦率，即“余意为不惜与日实时开战，或决其必与我开战，则可。不然仍以忍耐为上策。盖共党方张肘腋间，我力量不充，工事太差，统一亦未至表里，相信万一失利，国家殊有不堪设想者。”[75]为证明自己的担心不虚，阎锡山还再度向蒋通报了他所得到的日本关东军正在增援商都的消息。称“据报某方军队約三千人携有坦克车二十余辆，飞机三十余架经过多伦多，向商都增加，日內即可到达。”[76]

鉴于此，蒋介石也只好委曲求全了。其29日复电称：“对于此时政略若对察北问题我方已有可进可退之余地，攻守皆可自如，至在外交立场言，当以收回察北为有利也。惟以顾虑引起敌方整个之战争，则准备当须待时，弟意以后战略之攻守当决之于兄，而政略之成败则由弟负其责也。但无论如何，惟须速决为盼。”[77]当然，蒋内心里还是相信这时是千载一时之机，即使日本关东军有心干涉，亦需相当时日，若能即时进攻商都与南壕堑，渐次收复张北各县，不仅对晋绥安全有益，且于外交利益特大。但是，即然蒋已明确表示绥远军事上的战略部署交由阎锡山来决定，阎自然也就懒得多费口舌了。他对蒋的这种看法只是支吾其词，再不做正面回应。阎锡山态度如此，蒋介石亦无法可想。绥远抗战因此如流星掠空，一闪即逝。整个战役中值得提及的，虽还有红根尔图的抵抗以及大庙之乘势占领，但真正产生影响并具有军事价值者，实仅傅作义部袭取百灵庙一战而已。

12月2日，虽然百灵庙争夺战一度大规模展开，但注意到张学良要求援绥抗日，东北军内部不稳，西北剿共将陷停顿，蒋介石也就乘势改换了方针，据说是：“一、亲自驻陝督剿残匪。二、对倭缓和进行交涉。”[78]其对绥远战役的主导权，已经完全放给了阎锡山。而他自己则把重心转到了西安方面和剿共战争上去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此去却引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重大事变。绥远的战事，也受到此一事变的影响，意外地停止下来。[79]

综合上述史实，不难了解，绥远抗战就其主要作战而言，其实并无中央军直接参预。但此一抗战从始至终都是在蒋的主导之下进行的。如果按照蒋的打法，绥远抗战应有更大的战绩。 无奈晋绥由阎锡山管辖和指挥，阎锡山以及多数山西军政要员的态度，却极度担心对伪蒙军主动出击，可能惹恼日本关东军，引来灭顶之灾。绥远抗战中途停止，未能达到蒋预想的结果，既非张学良东北军内部不稳的影响，也非简单地因为关东军11月27日夜一纸声明的恐吓。它很大程度上是主帅与前线司令官意见冲突，调和不下，而蒋尚无力左右地方实力派的一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