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时期的创作与“不忏悔” 现在对浩然的评价基本上还是围绕着《艳阳天》和《金光大道》，80年代以后的作品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比如说《苍生》，还有“自传体三部曲”，基本上还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但是我觉得它们总体上对浩然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如果要深入研究的话，这两方面不应该忽略。 《苍生》是浩然“新时期”的代表作品，主要描写了80年代的农村改革，及其对农村各个家庭的影响。这部小说在新时期并未得到充分重视，但在今天看来，它却处于当代中国农村叙事的转折点上，即农村题材的小说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改革文学”的转折，小说既对农村改革充满向往，也对“合作化”道路满怀眷恋，这不同于50—70年代的《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作品对“合作化”的热情讴歌，也不同于《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儿女们》、《古船》、《浮躁》对“新时期”的认同与赞扬，在这部作品里，作者的态度是矛盾的，但也是认真的，正因为如此，它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更为丰富、复杂、真实的世界。 浩然的《乐土》、《活泉》、《圆梦》等“自传体三部曲”，描写的是浩然从一个孤苦无依的儿童，成长为一个作家的过程。浩然的成长，也是与“历史”一起成长的，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成长”，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他作为一个“个人”从童年到青年的历程；其次是他作为革命的一分子在斗争中逐渐成熟的过程；再次是他作为一个作家，是怎样由一个只上过三年小学的孤儿，经过刻苦的学习与磨炼，逐渐开始发表作品，直到最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一个作家的；在这样的过程中，也包括他在思想修养上是怎样逐渐提高自己的。这三部作品不仅具有社会意义，而且在艺术上也具有较高的价值，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浩然最好的作品之一。 关于浩然，80年代以来议论较多的是他“不忏悔”，不少人都对他这一点提出批评，这也是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忏悔”与否是个人的事，与个人的信仰、观念及认识相关，别人似不应强求，而且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无论是卢梭还是托尔斯泰的《忏悔录》，都是通过“忏悔”来确认自己道德上的正确性与优越感，所有的忏悔归结到最后不过是“我错了，但我是个好人”，这在卢梭《忏悔录》那著名的引言中就可以看出，从“忏悔”的基督教原义来说，也不过是以“忏悔”来换取灵魂得救，是人与上帝的一种交换或者默契。 比如我们可以以巴金先生来对比，很多人对巴金《随想录》评价很高，认为它是代表了“世纪良心”的作品，但对于巴金来说，自我否定与反思是从30年代就开始的，1940—70年代，他也在不断“忏悔”，而《随想录》不过是一系列“忏悔”的延续与最高峰，如果时代主潮发生变化，他会不会再“忏悔”也是件难说的事；其次，从《随想录》中两篇关于胡风的文章来看，他忏悔的力度与深度是与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并不像一些人说得那么“独立”；再次，正是从“忏悔”中，他得到了文化界的高度赞扬，也确立了他在新时期以来文坛上“文化英雄”的地位。从一个“犯了错误的人”到“文化英雄”或“世纪良心”，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是通过“忏悔”来完成的，其中充满悖论，当然这里我们并不是对巴金先生不敬，而是对“忏悔”本身也应该有一定的反省性认识。 与巴金的“忏悔”相比，浩然的“不忏悔”正显示出了他的“信仰”和内心的坚持，对这一“信仰”的看法可以有所不同，但在号称“多元化”的时代，如果连这样一个“异端”都不能宽容，就很难说是“多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