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起源：，“56天”是最恐怖的 我进了大学后，一位教授一个学者告诉我，“56天”是最恐怖的，自杀的人最多。他最恨的是“56天”。 我认识的这些挨整的人，有个共同特点，都是有思想的工人、农民和小干部。看看这些挨整的对象，《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主要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是“工人、贫下中农最需要”了，因为它解除了高悬在工人、农民和小干部头上的剑。没有《十六条》，十个鲁丽华也保不了父亲，而且把她也搭进去，朱三公公的故事告诉我们，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毕竟进化了。父亲保住了，这是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家的伟大胜利。 我想就此对文化革命的起源讨论几句，限于知识，我只能从管理学角度看问题： 1949年的革命成功后，毛与刘就面临怎样建设这个国家的问题。建设这个国家，需要组织这个国家，这是一个管理学问题。事实上，太平天国以后，这个国家开始了分崩离析。西太后借“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打击了地方势力，想挽回败局，不过面对帝国主义带来的新思想、新道德、新工具和新经济形态，全国精英都在探讨发展道路，统一是不可能了。光绪皇帝选择变法来重新组织国家，可惜威胁到“坚持满洲人的领导”，戊戌维新被西太后镇压了，这时清王朝失去了团结的思想基础。接着八国联军侵华最终使得这个国家的国家军事力量所剩无几，国家分裂成为军阀割据了。1949年后怎样对待刚刚从饥饿中恢复的人民，怎样使经济振兴，这是中国领导人面临基本问题。毛要回答，刘也要回答。从根本上看，毛和刘都是想建立现代国家的爱国者，这是从龚自珍开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毛与刘的共同点是把国家有序地组织起来。在延安整风中刘表现出这种组织天才，所以他成为了毛的亲密战友。1949年后，毛与刘在重大问题上是一致的。由刘主持的疾风暴雨的土地改革，毛支持了刘。出兵朝鲜，周恩来、林彪反对，毛调虎离山，让他们到苏联与斯大林“解释”，第二天政治局就通过了出兵决议，应该是刘支持了毛。出兵朝鲜对内政的重大优势是加强了国家对军队的统一。科学地看，高岗、饶漱石优先发展工业化地区的经济政策按说是合理的，但是挑战了中央集权，毛选择了刘。1957年整风，在毛感到威胁国家的一元化领导后，毛转而支持刘。不过，1957年，毛泽东的思想是发动全国一起对党整风，毛希望一种带有民主主义的体制来保障他的理想。刘的整风模式是党内整风，刘的思想是实行分层控制的组织有序化实现自己的理想。1957年他们的分歧被“右派分子的进攻”掩盖了。接着的大跃进运动中，毛与刘亲密合作，试图以劳动力资本代替物质资本“赶英超美”，结果失败了。我在《看大跃进》中提过，如果没有人民公社化，也许大跃进会达到一个辉煌的成就，但是经济形态的落后借助组织形态的效率摧毁了那次经济努力。 在一个物质贫乏的国家，以劳动力资本代替物质资本的大跃进失败了，怎样建设现代国家？1957年的“反右”已经完成了这个国家的“一元化领导”建设，他们的共同目标已经达到了，面对新的问题，毛与刘不可避免地要分裂。1960年后，毛泽东的一个思想就是依靠工人、农民和小干部制约社会上层浮华，巩固政权，依托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勤俭节约，发展经济。毛泽东根据自己人民战争的经验，强调把“工人、农民和小干部”作为“创造历史的动力”的，毛是不相信精英的，“高贵者最愚蠢”，中国农民有很多这样的民间故事。读《刘少奇选集》你会发现，刘的思想是依靠党内精英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为此，他要确定精英。四清实际上是继续分化社会阶层，保障精英利益，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因为俄罗斯这个方法成功了。他那个推荐上大学的方案、两种教育制度政策，就是保证当时的贵族子女的入学优先权的，他的人民公社化提倡供给制也是有利于贵族的。当时最受推崇的话剧，我那个理想的英雄故事载体——《年轻的一代》，有个落后份子林育生，文化革命中的版本，林是受思想修正主义思潮影响，忘记了父母的理想，追求享乐。“四清”运动的版本林是忘记了自己是革命后代，爱上小资产阶级的女儿并且受她的影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两个人实际上都认为中国要阶级斗争，作为列宁主义者，他们都认为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过他们的行动方式不一样。刘是海龟，所以选择的是斯大林主义，理想模式是苏维埃制度，这个制度是保障贵族利益条件下逐步增加农奴利益的，它要的是巩固专政；毛是土鳖，选择的孙逸仙主义的，理想模式是孙中山的混合有君主权威的民主制度，为此他需要“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专政保障君主权威，继续革命保障民主精神和让“奴隶们创造历史”。由于1958-1960年经济使得毛泽东焦头烂额，毛和周都退出了经济领域，刘少奇在恢复经济方面胜利了，毛的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被冻结了。1990年代拍的电影《焦裕禄》反映了当时的政策，焦裕禄面对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的政策是先买一部分粮食，让干部吃饱，然后树立几杆旗帜。这更像“刘主席的好学生。”1960-1962年刘的政策是“下放”，把许多城市人口送到农村去，他亲自接见了回乡当农民的中学毕业生，告诉他们“第一批将来会有好处的。”户口制度严格了起来，这样制造了城市精英，斯大林用这个办法成功过，而且在自己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做了总结，提出了诸如“剪刀差”等机会主义策略。毛是不信斯大林的，或者不服气斯大林。到了经济恢复后的1964年，刘乘胜追击，在新的政治运动中实现自己的斯大林主义理想，一种行之有效的强国策略，毛泽东却要从思想上动员民众。对于新的政治运动运动，毛泽东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叫做“四清”。纵观没有刘以后的毛的运动，文化大革命毛这种没有给走资派带上类似“右派”的帽子，批林批孔也仅仅限制在思想领域。毛注重思想，刘注重组织。“四清”和文革初期毛的形式是在农村、工厂开展思想教育，只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的形式是“个个上楼”，“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说白了就是遴选贵族，同时也制造贱民。富裕中农这个名词就是“四清”运动分化社会阶层的产物。组织整顿必然伤害人员，我前面提到的阎同学的爸爸，那个理发匠，“四清”就把他推到了刘路线的对立面。“反右”与“四清”，刘制造了太多的对立面。若干年后，有个清华大学毕业的物理学家对我说：“刘比毛还左”，这是那个时代人的感觉。如果从斯大林式的正统讲，刘搞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毛才是修正主义。刘的模式有苏联的榜样和经验，所以建成老大哥的观念富强国家的可能性大；毛的模式是“破字当头”，他不知道自己的船会驶向何方。后来小平同志说“摸着石头过河”，有刘的现实主义成分也有毛的创新精神。在这两种思想路线情况下，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会形成两种政治力量，如控制系统来寻找最优控制路线。可是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建立的民主集中制没有这个功能。 1964年的上海农家，大食堂没有了，农家的餐桌有了几个菜。不过从小孩子抢菜的样子我们可以推测在不是记者来拍摄的日子里，菜肴是没有这样丰富的 1966年中期，人们看到，清华大学那个工作组，把所有干部靠边站了，这个榜样使刘失去了基层权力结构的支持，接着工作组又认定高级知识分子是“氟氯溴碘砹，毒性很大”，使得他失去了社会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支持，在中国这个儒学文化的国家，尽管斯文在扫地，但是人们的精神还是认定知识的。通常工作组整人有一定比例，所以他们被提拔为“学术权威”，好整。1984年，我采访著名学者胡焕庸先生，在他家有本本《十六条》，在上面密密麻麻批了些字，在这条下面，胡先生有个批：“我不是里通外国的”。我问胡先生，文化革命时，你怎么没有自杀，他说：“我想人生就像唱戏，生旦净丑都得唱，我唱了多年的小生、须生，现在该我唱丑角了，我的学生轮到唱须生、武生。”我不知道谁唱的是武生。可是须生、武生们是跑龙套的，他们不知道导演。 刘这个代理导演除了上面的管理学错误，起源于一个文化地理错误。俄罗斯是个农奴文化社会，农奴社会的特点是阶级不可以跃迁，贵族就是贵族，农奴就是农奴，他们文化心理上接受分阶层统治。奥斯特洛夫斯基，即我们一代心里的英雄保尔柯察金，回忆说，他小时候读小说给妈妈听，读到伯爵打了农奴，他很气愤，自己加了一句，农奴反过去给了伯爵一嘴巴，她妈妈说：“怎么，怎么可能？农奴怎么可以打伯爵老爷”。中国的农奴文化被隋文帝就改变了，科举制度一举打破了阶级制度，农村小伙子陈世美可以与皇帝的女儿结婚，这是平等文化。中国的农民就有许多反抗官老爷的故事，别的不说，我们洪武皇帝就有许多这样的故事。俄罗斯刚刚解放了农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有接受等级社会的文化基础，所以斯大林成功了，但是这种的模式在中国注定要失败。中国士大夫，脱离不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脱离不了“民贵王轻”的精神视野，这就是我认识的周恩来选择毛泽东的原因，我想这也是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与刘少奇不同的地方，因为邓是有“治国平天下”的精神视野的。对中国人民的儒学感情，使得决策阶层比例最大的也是最优秀留法-黄埔体系的人跟随周最终站在毛一边，他们必然这么作，因为他们脱离不了中国文化。其实刘的队伍也要这样的文化遵循者。我猜测，这个连章怡和都承认保护过马连良使他不当右派的人，显然在理念上与刘有冲突，因为他想限制文化大革命在学术问题方面，他努力去保护吴晗，与刘的理念不结合。所以刘在关键时候放弃这个人，这个他真正的诸葛亮。没有这个人，刘在斯大林模式上走的太远。后来看了当时的省委书记回忆录，我才知道早一两年省委书记们就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安徽省委书记给江苏省委书记打电话话：你小心点，少奇同志这次带着夫人来，火气很大。实际上一年多前贵州省委书记就出事了。这些出事的省委书记有个特点，“复辟资本主义”，包括缩小生产队，推行自留地，一句话，挑战斯大林的经济组织模式。在胡耀邦女儿的写的胡的传记里，我们看到，胡走“资本主义”道路，刘的追随者批判胡耀邦，连毛都显得没有办法，是贺龙、叶剑英救了胡。刘的扩张结果使得贺龙、叶剑英这些非法国留学生也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刘犯了不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错误。 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供应与需求的矛盾，引发了两种文化的冲突，而两个中国伟大的革命者和试图振兴中国的爱国者，在管理模式、文化理念上冲突太大，终于决裂了。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十六条》发表了，从学术上看《十六条》是创新，它开始了空间扩散。扩散一定要借助基底，这个基底会表现自己的文化形式。虽然《十六条》规定了重点，可是运动首先还是按照四清运动的惯性，把这个文化精神变形，横扫着工人、农民和小干部中的“牛鬼蛇神。”不过现在当了权的派也挨了。姑妈厂里业务厂长赵忠富，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揪出，他曾经是我们县上著名的劳动模范，一个有瘦高个子，他生孩子也是劳动模范，他生了八个孩子。爸爸厂里的业务厂长王，被揪出了，他作为缝纫工人，有一次做一面五星红旗，结果四颗小五星，成了六星红旗。接着有人揭发，他说：“大跃进就是大吹牛”。因此，他成为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 王厂长是那个时代反潮流的英雄吗？算不上。由于饥饿，尽管有种种控制，尽管有彭德怀事件，民口难防。毛泽东说人生个嘴巴，就是要吃饭，要说话。你不让嘴吃饭，嘴就说话。那时候，民间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厌倦实际很深。我小时候听到大孩子唱个歌，是改《社会主义好》的：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太好就人民吃不饱。说得到，做不到，全心全意向着人民放空炮。 还有一个是用民歌唱得，可惜郭沫若、周扬编撰的大跃进歌谣《红旗歌谣》没有收录： 砧板上切腊肉又甜又香，你吃一块，我吃一块，明天就啃骨头。 这些歌肯定了早期社会主义的成绩，否定了人民公社大食堂的太好形式。谁发明的人民公社，陆定一回忆录说是刘主席，这个人民公社其实就是集体农庄，可是它进一步发展了大食堂，结果回到了早年俄罗斯的经济组织结构，我不知道农奴解放前，俄国的庄院是不是吃大食堂的。民众对大食堂恨透了。刘在民众心目中有个致命弱点，他发明了大食堂，虽然他后来领导恢复了经济。但是人有个弱点，容易记住仇恨忘记恩惠。 我还是回到孩提时代吧，爸爸妈妈是工人，他们需要《十六条》。不过叔叔这样的知识分子最需要，因为按照“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一律不整。”他就不应该挨整。其实我们县上那些中小学老师，怎么能够算学术权威呢？ “你说那个《十六条》为啥定得好？工人、贫下中农最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更需要，首先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要造反了。 《十六条》来了，毛泽东按照自己当年民粹主义的理想模式开展了运动，从延安 “整风”开始的斯大林模式在变，斯大林的模式就是“个个上楼，层层下楼”，现在毛泽东说要有“重点”，有重点，人人自危的运动变形了，虽然留了个“运动”后期的紧箍咒。谁看到这个变化，陈毅元帅是看到的，所以几个月后他发展到批评延安整风。陈元帅走过头了，因为否定延安整风就是“要把王明请回了”，至少精神上请回来，陈毅元帅是个军人、诗人，不是政治家，他不懂皇帝是只能改错不能认错的。再说少奇同志在延安整风建立的有等级的组织体系是很有战斗力的，毛需要这个体系，中国也需要这个体系。八国联军侵华后，中国的政府组织体系就崩溃了，有了延安整风，才有了共产党的有序组织，有了党有序组织，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有序国家。结果诗人陈毅只能落得个“二月逆流”黑干将的罪名。这是后话了。1966年8-10月，毛泽东用他的《十六条》团结了自己的队伍，他成了全国人民最敬爱的人，人们希望着他，虽然他也带来了恐怖，这就是翦伯赞、容国团为什么在自杀前要“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原因之一。这两个一直生活在荣誉中的人，以士大夫的“士可杀，不可辱”原则选择了自杀，而且按照士大夫原则，要向真龙天子表忠心。可惜他们有点不懂辩证法，列宁早就教导他们退一步进两步。他们没有等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没有退。 这些当然不是一个孩子所理解的，是我后来悟出来的。但是孩子的记忆往往是不带偏见的，所以有了曹雪芹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红楼梦》。 1957年前，至少毛泽东、周恩来是愿意听取知识分子意见了。他们曾经在孙中山领导下与中国各种各样的人物一起努力去建立新中国。有人会议，毛泽东在成为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后热衷孙中山的事业，以至于他没有成为中共三大代表。从历史看，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是尊重，利用，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