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军装备以弓弩等冷兵器为主，到南宋中期和后期，火药兵器已较广泛地装备部队，但仍居次要地位。缺乏马源，不重视建设强大的骑兵，是宋军的严重弱点。 (一)弓弩为主的冷兵器的配置 宋时兵器以弓弩为主，华岳说：“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翠微北征录》卷7《弓制》)这是当时流行的兵器理论。弓可步兵和骑兵通用，弩其实是弓的一种，一般用足蹶开张，故只能由步兵使用。弩箭比弓箭射程远，洞穿力强，“然张迟，难以应卒，临敌不过三发、四发，而短兵已接”(《武经总要》前集卷2《教弩法》)，也就是说，弩的射箭间歇要比弓长。所以宋军有时分“张弩人”、“进弩人”和“发弩人”，以缩短射箭的间歇，加强弩箭的密集程度。 由于弓弩是主要兵器，故宋时衡量一个人的武技，考核军士的军训水平，主要是看能挽多大的“弓弩斗力”，以及射箭的准确性，叫做“射亲”(《宋会要》兵2之56)。《武经总要》前集卷15《行军约束》规定：“凡军中教射，先教射亲，次教射远。” 宋朝对军士的武艺训练，制订过各种标准。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诏颁河北渚军教阅法，凡弓分三等，九斗为第一，八斗为第二，七斗为第三；弩分三等，二石七斗为第一，二石四斗为第二，二石一斗为第三。”(《枫窗小牍》卷下)挽弓七、八斗，看来并非是难 于达到的标准。宋孝宗时，虞允文上奏说，“荆、鄂两军”，“士挽弓七斗、八斗者甚众，臣比因呈阅，尽令改教劲弩”(《历代名臣奏议》卷224)。宋孝宗有一次教阅军队，宣布“弓箭手以六十步，每人射八箭，要及五分亲”(《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3淳熙元年十二月丁卯)。宋光宗时也规定：“殿、步司诸军弓箭手带甲，六十步射一石二斗力，箭十二，六箭中垛为本等；弩手带甲，百步射四石力，箭十二，五箭中垛为本等。”(《宋史》卷195《兵志》)按照《梦溪笔谈》卷3的记载，宋时弓弩每宋石的斗力，相当于九十二宋斤半(一宋斤约合一·二市斤)，武卒挽弓的最高记录为三宋石，蹶弩的最高记录达九宋石，都相当于春秋．战国时代武卒弓弩斗力的几倍。岳飞和韩世忠都能挽弓三百宋斤，这又超过挽弓三宋石的记录。南宋孝宗时，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四川军卒“蹶张者至千斤，挽强过六钧(每钧三十宋斤)，而命中者十八、九”(《宋代蜀文辑存》卷73范谟《分弓亭记》)。蹶弩一千宋斤，则又超过北宋九宋石的记录。然而据南宋的华岳说，步射弓一石或一石一斗，马射弓一石或九斗，其实是不合实战需要的“废物”，步射弓“合用九斗、八斗、七斗”，马射弓“合用八斗、七斗、六斗”(《翠微北征录》卷7《弓制》)。 宋朝为制造兵器，设置了军器监等专门机构，官营兵器工场的规模颇大，如北宋前期，弓弩院兵匠达一千零四十二人，弓弩造箭院工匠达一千零七十一人(《宋会要》职官16之24)。北宋后期，军器所有“万全兵匠三千七百人，东、西作坊工匠五千人”(《宋会要》职官16之12)。此外，也可将一部分兵器分配于各地，临时征调民匠制作。官营工场内部分工较细，且有劳动定额，当时叫“常课”或“工程”。秦九韶的《数学九章》有一算题说：“据工程，七人九日造弓八张，八人六日造刀五副，三人二日造箭一百五十只”，而分别由弓作、刀作和箭作生产(《永乐大典》卷16343)。由于官营工场内部存在着苛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故兵匠生产积极性不高，且不时发生逃亡和反抗事件。宋神宗时，“斩马刀局有杀作头、监官者，以其役苦”(《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己丑)。 因制作有精粗之别，冷兵器的良窳利钝可以相差甚大。在腐败的官僚政治下，官营工场内部有尖锐的阶级对立，要长期地大批生产合格的精良兵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宋太祖时，“制造兵器，旬一进视，谓之旬课，列置武库，故械器精劲，盈籾充积”(《挥尘录余话》卷1)。然而到了后世，即使像宋神宗那样，非常重视兵器制造，当他向弓弩作“取弓三张”，抽样检查，却是“苦良相远”(《长编》卷295元丰元年十二月丙午)。华岳说，金朝的“军器上皆有元监造官姓名年月，遇有损害，有误使用，即将元监造官吏依法施行，断不轻恕”，故“器具一一如法”，而宋朝“制作之司，一切不问，则欲速成，可以逃责，备数足矣，此所以类皆苟简灭裂，而不中用也”(《翠微北征录》卷8《弓箭制》)。这说明宋朝因政治腐败，并不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 在手工业时代，新的冷兵器的研制，新旧冷兵器的更新换代，是非常迟缓的。宋朝三百余年间，虽也不断有人贡献一些新兵器的样式，但真正经过战阵检验，得以大范围推广者，却是寥寥可数。事实上，要认真制作大批合用的兵器，也很不易。即以弓箭为例，“镞重则弓软而去地不远，箭重则弓硬而中甲不入”，故弓箭必须有适当的斗力和重量比例，“箭头重过三钱，则箭去衣〔不〕过百步，箭身重过十钱，则弓力当用一石”(《翠微北征录》卷8《弓箭制》)。由于冷兵器已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制作技术和经验，再要有重大的改良和提高，确是十分困难的事。 从《武经总要》前集卷13的记载看，宋仁宗时的标准兵器，弓有黄桦弓、黑漆弓等四种，箭有点铜箭、铁骨丽锥箭等十多种，弩有黑漆弩、跳镫弩等等，骨朵有蒺藜和蒜头两种，棒有狼牙棒、诃藜棒等七种，剑有两种，大斧有开山。静燕等等名目，刀有手刀、掩月刀。戟刀等八种，枪有双钩枪、单钩枪、锥枪等九种，分别适合步兵和骑兵使用，还有铁鞭、铁简、连珠双铁鞭、铁链夹棒之类，步兵旁牌(盾)甚长，而骑兵旁牌呈圆形。 床子弩是一种重武器，在宋以前已经出现。[《资治通鉴》卷188叙述唐初王世充守洛阳，“八弓弩箭如车辐，镞如巨斧，射五百步”。胡注说：“八弓弩，八弓共一桊也，如古连弩，今之划车弩，亦其类也。”又《宋史》卷422：曾三聘传》：“划车弩六人挽之，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卜步。”据《武经总要》前集卷13所绘各种床子弩的图样，全是依靠几张弓的合力射一箭。可知床子弩问世甚早。]据说在宋太祖时，“尝令试床子弩于近郊外，矢及七百步，又令别造千步弩试之，矢及三里”(《文献通考》卷161)。这个远射记录只怕是弩箭较小较轻之故。[《后桐先生大全集》卷141《神道碑。杜尚书分载宋理宗时，杜呆创置一种三弓弩，“可及千步”，当亦与末太徂时的床子弩相似，如用又重又大的弩箭，射程当不会如此之远，一千步约合1550米。]因为按宋仁宗到宋神宗时的记录，当时最大的一种称为三弓八牛床子弩，“以七十人张发”，其箭称一枪三剑箭，“射及三百步”(《武经总要》前集卷13，《长编》卷314元丰四年七月丙午)。一步为五宋尺，依每宋尺约合0.31米计，射程约有465米，确是当时一种远射程兵器。宋朝的床子弩有不同的款式和名目，一般都用四脚木架作为弩座，故相当笨重，不便运输，往往用于城防。但有时也用于野战，如澶渊之盟前夕，契丹大将萧挞览即是中床子弩箭阵亡，使契丹军的士气受到很大挫伤(《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甲戌)。床子弩“又有系铁斗于弦上，斗中著常箭数十只，凡一发，可中数十人，世谓之斗子箭，亦云寒鸦箭，言矢之纷散如鸦飞也”(《武经总要》前集卷18)。 神臂弓是在宋神宗时，由百姓李宏研制的精良兵器，实际上也是一种弩，射程远及二百四十多步，约合372米以上，“仍透穿榆木，没半簳”，[关于神臂弓，《宋史》卷197《兵志》作“射三百四十余步，入榆木半苛”，今据《宋会要》兵26之28，《文献通考》卷161，《容斋三笔》卷16《神臂弓》，《曲洧旧闻》卷9，乃“二百四十余步”之误。]足见其劲利。神臂弓不像床子弩那样笨重，只用一人发射，易于推广，“施于军事，实有奇功”(《长编》卷506元符二年二月辛巳)。宋朝对这种兵器十分宝贵，故特别制订了不准私造，私习以及军士毁弃，战阵亡失的专门条法(《庆元条法事类》卷8《漏泄传报》，卷80《毁失官私物》)。神臂弓在宋军中长期使用，到南宋初，仍是使金军望面生畏的武器。韩世忠又加以改进，制成克敌弓，“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宋史》卷422《曾三聘传》)，约合558米，可以贯穿重甲，“每射铁马，一发应弦而倒”(《会编》卷218，《容斋三笔》卷16《神臂弓》，《程史》卷5《凤凰弓》)。 据恩格斯说，直到十四、十五世纪，英国步兵使用的大弓，“可以把箭射出200码以外”，是当时“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马恩全集》第14卷26—27页)。然而与床子弩、神臂弓、克敌弓等相比，其射程和洞穿力还是不如的， 南宋时，还有两件以步击骑的有名利器，即是大斧和麻扎刀。在大仪镇、柘皋等战役中，宋军步兵都是以大斧击败金军骑兵。完颜兀术曾说：“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畏。”(《会编》卷215《征蒙记》)此说反映了神臂弓和大斧的威力，而麻扎刀也不可小视。在著名的郾城之战中，岳家军步兵即是以麻扎刀、捉刀和大斧，大破金朝精锐骑兵。麻扎刀也在宋军中长期行用，[《辛巳泣蕲录》载，在宋宁宗时，蕲州贮备兵器中，有“长枪五百条，麻扎一百五十柄”。《嘉定镇江志》卷10载镇江府驻军也配置麻扎刀。]吴泳谈到宋朝“制马之具”时曾说，至南宋中期，“毕再遇、扈再兴之徒犹能募敢死军，用麻扎刀以截其胫”(《鹤林集》卷20《边备札子》)，可知麻扎刀主要用于劈断战马的小腿。 任何兵器总是有其长处和短处。在现代战争中，必须实行各军种和兵种的协同作战，恰当地组织和发挥各种兵器的所长，才能实现最大的战斗威力。其实，对各种兵器恰当地组织和配置，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借以发扬合成威力，是古今相通的；只是核兵器和火药兵器合成威力的组织，远比古代冷兵器复杂得多。 由于战争的需要，宋人在事实上不可能不重视各种兵器合成威力的组织。宋仁宗时，尹洙上奏，谈到宋军中兵器的配置，“诸处马军每一都枪手，旗头共十三人，其八十余人并系弓箭手；步军每一都刀手八人，枪手一十六人，其七十余人并系弩手”。弓弩手占了军士的大部分，其缺点是“更不学枪刀，虽各带剑一口，即元不系教习”，结果到短兵相接之际，“束手受害”，他主张“马。步军除弓弩外，更须精学刀剑及铁鞭，短枪之类”(《河南先生文集》卷20《奏阅习短兵状》)。自北宋至南末， 弓弩手一般都占了军土的大部分。如南宋孝宗时，荆南府和鄂州两军“枪手已不及四分，弓、弩手各及三分以上，仍每人各教用短枪”(《历代名臣奏议》卷224虞允文奏)。当时“诸路禁军近法以十分为率，二分习弓，六分习弩，余二分习枪、牌”(《宋史》卷195《兵志》)。这些兵器配置的比例，都反映了弓弩作为主要兵器的地位。 从《武经总要》前集卷2看，北宋时的军训队列，一般都是枪刀居前，弓弩在后。这种队列式是接近实战要求的。南宋也有类似记载。名将吴璘的军令规定：“逢敌欲战，必成列为阵，甲军，弓弩手并坐。视敌兵距阵约一百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约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敌阵，即全军俱发。敌兵距阵约百步，令平射弓兵起立，用箭约射如初，然后全阵俱发。或敌兵直犯拒马，令甲军枪手密依拒马，枕枪撺刺。”(《说郛》卷30《蜀道征讨比事》)由此可知，枪手紧靠阵前布设的拒马之后，也无疑居于弓弩手之前，以便当敌骑冲阵之际，进行白刃战。 南宋的屯驻大兵，一般都采用五十人一队的编制，故当时还发生了“纯队”和“花装”的争议，纯队是全队使用清一色的武器，而花装是全队以各种武器搭配使用。南宋初，韩世忠等军都是行用纯队战术，四川诸军纯队“以五十六人为队”。张浚认为，“诸军当结纯枪、纯弓、纯弩队。枪之队在前，弓次之，弩次之。其弓弩手各带刀斧。每队九十人，通九队作一部，九部为一阵。缘弓可射八十步，弩可射二百余步，虏骑若近，先发弩，枪、弓队小坐，次发弓，若至前，则纯枪之势甚壮，可御马足，鲜有不胜”。而花装“徒便观看”，“弓弩数少，枪手又散在队中，参错失叙”(《历代名臣奏议》卷222)。这场争论延续到宋孝宗后期，四川三个都统制吴挺、彭杲和傅钧都说花装不如纯队，宋廷才确定取消花装(《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61 淳熙十一年九月戊子)。花装和纯队之争说明，即使军队人数和武器数相同，而武器配置的巧拙，也成为战斗力强弱的重要因素。 沈括认为，宋朝“击刺驰射，皆尽夷夏之术，器仗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梦溪笔谈》卷3)。从武器装备的角度看，沈括之说是符合事实的。宋朝的武器装备超过了前朝，而与辽朝、金朝、元朝等相比，尽管也有落后的方面，但总的说来，也是要先进一些。然而在冷兵器时代，武器装备的差距，不可能像火药兵器和核兵器时代那么悬殊，一般不足以造成战略上的优势。军队的战斗力是士气、人数、装备、指挥等等各种因素的合成力。从合成力的角度看，辽、金、元一般仍对宋居于战略优势。 从“击刺驰射”，即军事训练的角度看，沈括之说就不见得符合事实。在多数场合，宋军的训练是较差或很差的。这主要是军政腐朽所致，但训练不得法，也是原因之一。宋仁宗时，韩琦在对西夏的战事中，了解到一些军训情况，他认为当时的军训比不上唐朝，“唐取人皆较实艺”，而“今之试武艺，弓弩惟务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斫琮腰〔射〕、脑〔射〕、一绰笞子放数箭之类，乃是军中之戏。又马枪止试左右盘弄，而不较所刺中否，皆非实艺”。他重新制订军训条令，规定了弓弩射箭命中率的各种等级标准，“凡马上使枪，左右十刺得五中木人，为及等，马上铁鞭、铁简、棍子、双剑、大斧、连枷之类并是一法，每两条共重十斤为及等”(《韩魏公集》卷11，《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七月丙寅)。经他这次改革后，军训标准比较符合实战要求。总的看来，宋朝虽在某些时期也加强军训，但训练水平往往仍不足以使军队的素质根本改观。 (二)骑兵的落后 恩格斯说：“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中的主要兵种。”(《马恩全集》第14卷305—306页)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骑兵适宜于平原旷野的远程机动作战，是封建时代军队中的主要突击力量。一般说来，没有强大的骑兵，就不可能成为封建军事强国。 汉武帝与匈奴对抗，组建了强大的骑兵部队，改变了以步兵为主的陆军体制，才得以主动出击，在战略形势上转弱为强。唐太宗是一位伟大的天才的军事统帅，他最喜选择敌阵的薄弱部位，亲率骑兵飞驰突击，“必出其陈后反击之，无不溃败”(《资治通鉴》卷192)。精锐的骑兵，使唐帝国威震遐迩。然而自中唐以降，由于丧失西北产马地，唐军遂转变为以步兵为主，而又被迫花费大量金银、绢帛等类，向西北各民族买马。这种状况延续到宋代。 北宋时，宋军的马源来自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需要耗费大量铜钱、银、绢帛、茶等物资。宋朝还设置监牧养马，监牧占用大量土地，又需很多官兵负责饲养，因管理腐败，马匹死亡率高，马种低劣，很多马不能充当战骑。据宋神宗熙宁二年至五毕(1069—1072)统汁，“河南、北十二监”，平均“岁出马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己丑)。由于亏本太甚，又实行保马法和户马法，分配保甲和富户养马。保马法徒然对民间造成骚扰，并不能真正改善战马的饲养和繁殖。此外，“军兴，籍民马而市之以给军，曰括买”(《宋史》卷198《兵志》)，这仅是非常时期的措施。总之，宋朝的马源，主要还是来自贸易和监牧等饲养。 唐朝极盛时，牧监养马达七十万匹以上(《唐会要》卷72《马》)。宋太宗太平兴国时，“和市在京及渚州民间私马，于是得十七万三千五百七十九匹”(《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十一月)。宋真宗“咸平已后”，“诸坊诸军积至二十余万”(《九华集》卷7《议国马疏》)，“祥符，天圣间，牧马至十余万”(《历代名臣奏议》卷242丁度奏)。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天下应有马十五万三千六百三十四”(《长编》卷345元丰七年五月丙寅)。这些数字当然与唐朝相距甚远。北宋买马数额，一般每年在一万匹以上(《宋史》卷198《兵志》)，虞允文说：“国家盛时，陕西买马岁以四万匹为额。”(《历代名臣奏议》卷242) 宋时马匹较小，“买马自四赤(尺)七寸至四赤一寸七等中，各以一寸为差”(《宋会要》职官43之60)，马高约合1.27米至1.46米。按当时的标准，“四赤四寸大马”(《宋会要》职官43之80)，马高约合1．36米，依现代的标准，当然不算大马。有一次，韩世忠向宋高宗进献一马，“高五尺一寸，云非人臣所敢乘”(《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己未)，约合1.58米，这已算是宋时十分罕见的大马。 北宋禁兵以步兵为主，尽管殿前司马军和侍卫马军司军的兵力只占禁兵的少部分，却仍然经常出现兵多马少，部分骑兵无马的情况。宋仁宗时，宋祁说：“今天下马军，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历代名臣奏议》卷242)宋神宗时，因“河北马军阙马，其令射弓一石者先给马，不及一石令改习弩或枪刃”(喀长编》卷269熙宁八年十月庚寅)。“初，河东骑军有马万一千余匹”，而到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时，“河东正军有马九千五百余匹”，“马军多而马不足，妨废教阅”(《长编》卷262四月癸未)。宋哲宗初，曾下诏规定：“马军所阙马应给者，在京、府界、京东、京西、河东、陕西路无过七分，河北路无过六分。”(《长编》卷361元丰八年十一月丙午)后来在“陕西路添置蕃落马军十指挥，每指挥各以五百人为额，并支马七分”(《长编》卷487绍圣四年五月壬戌)。宋祁说骑兵竟有十分之八、九以上无马，只怕是夸张失实；但从宋哲宗诏看来，骑兵有十分之三、四无马，也足见宋军缺马到了何等地步。 南末时，因陕西的丧失，只能增加与西南少数民族的马匹贸易，故马的数量和质量，又在北宋之下。陆游诗说：“国家一从失西陲，年年买马西南夷。瘴乡所产非权奇，边头岁入几番皮，崔嵬瘦骨带火印，离立欲不禁风吹。”(《剑南诗稿》卷5《龙眠画马》)描画了当时马政衰败的景象。南宋也曾设置过一些监牧，如汉阳军的“孳生监”，乃鄂州大军所设，“方其盛时，马之蕃息，可以足军中之用”(《历代名臣奏议》卷242黄干奏)。但因管理不善，都陆续废罢，遂完全仰仗买马。南宋马源主要有川秦马和广马，分别在四川和广南西路购买。川秦马每年约一万多匹，广马每年约一千五百匹至三千匹(《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川秦买马》，《广马》)。买来的马分拨各军，都打上烙印字号：“殿前司甲，马军司乙，步军司丙，江上驻扎御前诸军，镇江府丁，建康府戊，池州己，江州庚，鄂州辛，荆南壬。”(《宋会要》兵25之19) 南宋屯驻大兵缺马的情况，自然也更甚于北宋禁兵。刘光世军五万二千多人，才有三千多匹战马(《金佗续编》卷8《督府令收掌刘少保下官兵札》)。吴玠军一说有战马九千匹，一说有战马六千一百匹(《中兴小纪》卷27，卷28)，至多也不及总兵力的七分之一。宋光宗时，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呆奏：“本司应管战马一万七百匹为额，比之元额，见阙二千二百余匹。”(《宋会要》兵26之6)殿前司骑兵约占总兵力七分之一，而当时仍约有五分之一的骑兵无马。宋宁宗嘉泰时，江州都统司兵力编额一万人中，“马军合用披带马一千六百八十匹，目今不及千匹”(《宋会要》兵26之15)。“蜀盛时，四戎司马万五千有奇，开禧后，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损耗过半”，至宋宁宗末，“马仅五千”(《宋史》卷406《崔与之传》)。这种缺马的状况，当然严重地影响了宋军的战斗力。 以上简略地介绍了宋军缺乏马匹的客观事实，然而在主观上不重视骑兵建设，也许是宋朝骑兵落后更重要的原因。 与宋朝对抗的辽、西夏、金、元等朝军队，都是以弓马骑射见长，而且往往是“一胡人有两马”(《懒真子》卷3)，甚至“每正军一名，马三匹”(《辽史》卷34《兵卫志》)，这与宋军缺马的情况，适成鲜明对照。辽军比较散漫，也比较灵活，一般回避打硬仗，“成列而不战，俟退而乘之”，“退败无耻，散而复聚”(《长编》卷27雍熙三年正月戊寅)。西夏骑兵惯披“重甲”(《宋史》卷486<<西夏传》)，“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不可入”(《历代名臣奏议》卷325田况奏)。南宋名将吴璘认为，金军有“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末史》卷366《吴璘传》)。吴玠和吴璘兄弟在北宋末曾与西夏军作战，据他们的经验之谈：“每战不过一进却之顷，胜负辄分。至金人则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胜不遽追，败不至乱，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宋史》卷366《吴玠传》)所谓“更进迭退”，是指金军骑兵一次冲锋，一个回合的交战失败后，“败不至乱”，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优点，退出战斗，重整队列，再次冲锋。故南宋初的一些大战，宋金两军往往要激战几十合，才得以分出胜负。金军敢于硬打硬拚，忍耐坚久，又为辽和西夏军所不及。至于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自更不待言。 面对着善于骑射的劲敌，宋朝也有入主张加强骑兵。北宋李觉说：“制敌之用，实资骑兵为急。”(《长编》卷29端拱元年十二月)宋真宗时，“诸将喜用骑兵，以多为胜”(《长编》卷73大中洋符三年三月甲辰)。但这些意见不占主导地位，宋朝总的对策还是主张以步制骑，而不是象汉武帝那样，实行以骑制骑。组建和编练骑兵，自然是一项耗费巨大的投资。除买马花费重金之外，自五代迄宋，“计一骑土之费，可赡步军五人”(《旧五代史》卷44《唐明宗纪》，《长编》卷137庆历二年九月癸亥)，这成为宋朝不少士大夫反对加强骑兵建设的重要理由。 范仲淹认为，“自古骑兵未必为利”，“沿边市马，岁几百万缗，罢之则绝戎人，行之则困中国”(《长编》卷112明道二年七月甲申)。沈括“以为契丹马所生，而民习骑战”，而宋朝“利强弩”，“舍我之长技，勉强所不能，以敌其天产，未闻可以胜人也”(《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癸巳)，他也不主张发展骑兵。宋祁建议“损马而益步”，“臣料朝廷与虏相攻，必不深入穷追，驱而去之，及境则止，然则不待马，而步可用矣”(《历代名臣奏议》卷328)。这些论点都反映士大夫们战略目光的短浅，而宋祁之说更是一语道破，不重视骑兵建设，恰好是宋朝传统的消极防御战略的组成部分。 宋祁在另外一个奏中说，宋朝有“马少，又人不习骑”的短处，“每至贼来作过，则朝廷常以所短敌所长，是以十战十负，罕有胜理”(《历代名臣奏议》卷242)。这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不善骑射的状况，是可以通过训练和战争而改进的。宋朝也有成功地使用骑兵的事例。如北宋狄青破依智高，并非依仗大量步兵，主要还是仰赖“蕃落数百骑”(《历代名臣奏议》卷219范镇奏)。南宋初，岳飞显然是重视骑兵的。岳家军主要通过战场上缴获大量马匹，组成相当强的骑兵，光背嵬军的马军，即有八千多骑(《金佗粹编》卷22《淮西辨》)。在郾城大战开始时，由岳云率背嵬和游奕马军出击，与金朝引以为骄傲的主力骑兵搏战。看来岳家军骑兵的素质不见得就比女真骑兵逊色。[据《宋会要》兵25之21，即使在岳飞身后颇久，鄂州大军四、五万人中，战马仍有“万余匹”，其骑兵的比例比殿前司军等高一些。如《景定建康志》卷39载，建康府御前诸军在绍兴十一年后，按宋高宗密札，“以五万人，马五千八十七匹为额”。宋孝宗时，侍卫马军司实有二万七千二百人，马为四千六百匹。殿前司军的战马数在正文中已经交待。]可是除岳飞外，其他大将似乎仍囿于以步制骑的战略，而看不到以骑击骑的战例。 辽、西夏、金等举行大规模会战时，往往集中几万以至十万以上骑兵，而步兵仅仅负责运输，开壕堑等项工作。骑兵作为古代的突击兵种，集中使用，可以发挥很大威力。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等将与匈奴角逐，正是采用组建和集中使用骑兵大部队的战略，得以深入河西，长驱漠北，取得以往使用步兵作战不可能达到的战效，然而宋人却长期沿用以步兵为主的传统战略，不懂得编组骑兵大部队，集中使用的重要性，而将骑兵分散于各个战场，各支部队，作为步兵的附庸。尽管在整体上和总数上，宋朝的骑兵不一定处于劣势或绝对劣势，而在各个战场上或战役中，却一般居于劣势或绝对劣势。[不仅在古代，现代也有类似的事例。据《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二十一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坦克已成陆军的主要突击力量，尽管英，法等盟军的坦克数量和德军足可匹敌，而前者分散使用，后者集中使用，结果则是荚，法等军一败涂地。]宋祁所谓“以所短敌所长，是以十战十负，罕有胜理”，实际上即是指这种在战场上或战役中，分散使用骑兵的情况。 总之，马匹缺乏，骑兵训练差，再加上作战时的分散使用，成为决定宋帝国武运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火药兵器的发展 火药最早由中国发明，已为举世公认÷然而火药兵器最初仅是作为燃烧兵器，没有多少战斗威力，故军队装备仍以冷兵器为主。火药兵器取代冷兵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欧洲自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为时近四百年，火药兵器才得以完全取代冷兵器；而中国的火药兵器自大约十世纪发明以后，在八、九百年间，虽然也有不少改良和进步，却始终没有完善到足以取代冷兵器的程度。到了近代，这个发明火药的祖国，却吃尽了西方火药兵器的苦头。 宋朝无疑是中国火药兵器发展的重要阶段。宋代的火药兵器，大致可作以下三方面的介绍。 一，宋朝已经组织了火药兵器的成批生产。北宋时，东京开封府设有广备攻城作，后隶属军器监，看来是专门制作攻城军械的。“其作凡一十目，所谓火药、青窑、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炉、皮作、麻作，窑子作是也”。火药作是十作之一。各作的手工生产“皆有制度作用之法，俾各诵其文，而禁其传”(《尘史》卷上《朝制》)。火药等制作，都有一定的工艺规范，工匠等须进行背诵，却禁止外传。宋仁宗时的《武经总要》前集卷11和卷12，就记载了毒药烟球。火炮和蒺藜火球三种火药配方。黑火药的主要成分，是硫黄(S)、焰硝(KNO3)和炭(C)。北宋为了生产火药，从日本大量进口硫黄。如宋神宗时，“募商人于日本国市硫黄五十万斤”，“每十万斤为一纲”，自明州押送开封府(《宋会要》食货38之33)。北宋虽然严禁火药制作技术的外传，但辽人还是得到了此项技术，在“燕京日阅火炮”，于是北宋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榷场私买硫黄、焰硝”(《长编》卷275熙宁九年五月辛酉)。 南宋时，看来一些军事重镇都设有火药制造工场。如宋理宗时，江陵府“一月制造一，二千只”铁火炮(《可斋续稿》后卷5《条具广南备御事宜奏》)。建康府在两年三个月的时间内，“创造，添修火攻器具共六万三千七百五十四件”，其中“创造三万八千三百五十九件”，计有： 十斤重铁炮壳四只， 七斤重铁炮壳八只， 六斤重铁炮壳一百只， 五斤重铁炮壳一万三千一百零四只， 三斤重铁炮壳二万二千零四十四只， 火弓箭一千只， 火弩箭一千只， 突火筒三百三十三个， 火蒺藜三百三十三个， 火药弄袴枪头三百三十三个， 霹雳火炮壳一百只。 “添修二万五千三百九十五件”，计有： 火弓箭九千八百零八只， 火弩箭一万二千九百八十只， 突火筒五百零二个， 火药弄袴枪头一千三百九十六个， 火药蒺藜四百零四个， 小铁炮二百零八只， 铁火桶七十四只， 铁火椎二十三条(《景定建康志》卷39)。 可见建康府月产铁火炮的水平，大致与江陵府差不多。由于建康府火药生产的发达，宋度宗时，还“改筑炮药库”(《金陵新志》卷3中)。除上述两个府外，其他军事重镇也应有较大规模的火药兵器生产。 二，宋朝的火药兵器，大致可分为燃烧性、爆炸性和管形火器三类。燃烧性的火器出现最早，许洞说：“飞火者，谓火炮、火箭之类是也。”(《虎钤经》卷6《火利第五十三》)末时所谓“火炮”，当然不是现代的管形火炮，而是用人力抛石机抛射各种引火物。据《武经总要》前集卷11至卷13记载，当时火炮的火药中还有黄蜡、松脂等物，将这类物质“同熬成膏”，再用“药末旋旋和匀，以纸伍重裹衣，以麻缚定，更别熔松脂傅之”，整个火球可“重及十二斤”，而用火炮抛射。其他如铁嘴火鹞、竹火鹞等类，“皆以炮放之，燔贼积聚及惊队兵”。宋时火箭往往是用火药引火的，“凡燔积聚及应可燔之物，并用火箭射之，或弓，或弩，或床子弩，度远近放之”。“火箭，施火药于箭首，弓弩通用之”。火药鞭箭，“以火药五两贯镞后，燔而发之”。所谓“火弓箭”和“火弩箭”，即是分别用弓和弩发射的。宋太祖时，“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宋史》卷197《兵志》)。直到北宋末年，开封仍藏有“太祖平唐火箭二万支，金汁、火炮样”(《会编》卷97《朝野佥言》)。宋初的火箭尚不能确认为一定是火药箭，而火炮则无疑应是火药兵器。 黑火药的爆炸威力不大，故爆炸性火器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据《武经总要》前集卷11和卷12记载，烟球“用火药三斤，外傅黄蒿一重，约重一斤”，毒药烟球“重五斤”，“其气熏人，则口鼻血出”，这两种火器“并以炮放之，害攻城者”。霹雳火球用火药三、四斤，专用于地道中施放，“用火锥烙球，开声如霹雳然，以竹扇簸其烟焰，以熏灼敌人”。南宋前期的采石水战时，宋军施放霹雳炮，“盖以纸为之，而实之以石灰、硫黄”，爆炸后，“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诚斋集》卷44《海鰌赋》)。总的说来，这类兵器虽然也利用黑火药的爆炸力，但爆炸本身不具有杀伤作用，而是用爆炸力扩散烟雾、石灰或有毒气体。 蒺藜火球也用火药，“以三枝六首铁刃”，“又施铁蒺藜八枚”，用炮抛射，“放时烧铁锥烙透，令焰出”，藉爆炸力进发铁蒺藜等杀敌，可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爆炸性兵器。南宋后期大量生产的铁火炮，是标准的爆炸性火器，铁火炮的铁壳内装填火药，爆炸时进发铁片，杀伤敌人，已接近于后世的炮弹。宋宁宗嘉定后期，金军攻打蕲州，也使用铁火炮，“其声大如霹雳”，“其形如匏状而口小，用生铁铸成，厚有二寸”，一名宋兵“被金人以铁火炮所伤，头白面霹碎，不见一半”(《辛巳泣蕲录》)。由于黑火药的爆炸力不大，故铁火炮的杀伤力，与石炮尚难分高下。 管形火器的问世，是一大进步，后世的枪炮即由管形火器逐渐演变发展而成的。南宋绍兴二年(1132)，陈规守德安府，“以火炮药造下长竹竿火枪二十余条”，“皆用两人共持一条”(《守城录》卷4)，“以六十人持火枪自西门出”，焚烧攻城的李横军的天桥(《宋史》卷377《陈规传》)。这种火枪看来应是火药喷火器，但具体形制不详。宋时有一兵书，叫《行军须知》，其中谈到守城战术，“用火筒、火炮，长枪、檑木、手炮伤上城人”(《永乐大典》卷8339)。南宋晚期，建康府生产的火器中有火药弄挎枪头和突火筒。李曾伯向宋廷报告静江府贮存的火器，“火枪则止有一百五筒”(《可斋续稿》后卷5《条具广南备御事宜奏》)。张顺和张贵率死士三千人，战船百艘增援襄阳府，“各船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弩”(《宋史》卷450《张顺传》)。宋末扬州之战，宋方“骑土二人挟火枪刺(史)弼，弼挥刀御之，左右皆仆”(《元史》卷162《史弼传》)。看来当时所谓火筒或突火筒，其实即是类似陈规所用的火药喷火器，而火枪或火药弄袴枪，即是在枪头上装置了喷火筒，使之兼可烧人。这些管形兵器与后世的枪炮尚有差别。 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寿春府“又造突火枪，以钜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宋史》卷197《兵志》)。这种突火枪已接近后来的枪炮，是一大进步。 总结以上的介绍，宋朝三百余年间，火药兵器有相当的进步。尽管出现了铁火炮，却仍用抛石机抛射，出现了发射子窠的突火枪，却尚未用金属做发射管。这是宋代火药兵器进步的极限，却也决定了后世火药兵器发展的方向。 三、宋军已装备了各种火器，特别在南宋中期和后期，火器已在兵器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北宋神宗时，在熙州、河州等地部署防守，由开封府运送一批兵器前往，其中包括黄桦弓、神臂弓和黄桦乌梢金线弓各三千张，斩马刀和劈阵刀各一万柄，新样齐头刀一万五千口，黑漆独辕弩二千枝，黑漆床弩一千副，锥枪一万条，射甲弓长箭二十万只，神臂弓箭三万只，独辕弓箭二十万只，马黄弩箭五十万只，神臂弓火箭十万只，火药弓箭二万只，火药火炮箭二千只，火弹二千枚(《长编》卷 343元丰七年二月癸巳)。现在已不知火弹为何物，但火弹与神臂弓火箭、火药弓箭、火药火炮箭等无疑都是火器，并已在兵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自北宋末期至南宋前期，如开封府、洺州等地的守卫战中，不仅宋军使用火箭、火炮，金军在攻城时，也使用火炮。[《会编》卷68，《宋史》卷247《赵士晤传》，《靖康要录》卷13靖康元年闺十一月十二日。]但当时火器的应用，似尚局限于城市的攻守，而如富平、和尚原之战、仙人关、顺昌、郾城、颍昌等著名战役，直至宋军的符离之溃，尚不见有使用火器的记录。 到南宋中期和后期，火药兵器在兵器中的比重无疑是增大了。宋军抗击金军和元军，已离不开火药兵器。宋宁宗开禧时，金军攻击襄阳府，赵淳派军士出击，以火箭，霹雳炮、火炮等射入金营(《襄阳守城录》)，可知当时火器也应用于野战。嘉定末年，金军围攻蕲州，当时该州贮备的兵器计“弓箭有七十万，弩箭有三十五万有奇”，划车弩箭“约五万只”。战斗开始时，宋方部署守城的有“弩火药箭七千只，弓火药箭一万只，蒺藜火炮共三千只，皮大炮二万只”，这些数字看来尚非是蕲州贮备火药兵器的全部(《辛巳泣蕲录》)。蕲州不是南宋头等的边防军事重镇，但从该州贮备火器在兵器中的比例，以及与前述北宋后期调拨熙州、河州等地的军器数量相比较，不难看出当时使用火器的广泛程度。镇江府的防江军有一次调拨武器给都统司，其中也包括“火药弓箭五百只”，“火药弩箭五百只”，“蒺藜火炮二百个”(《嘉定镇江志》卷10)。 宋理宗时，李曾伯调查静江府的贮备火器，说“见在铁火炮大小止有八十五只而已，如火箭则止有九十五只，火枪则止有一百五筒，据此不足为千百人一番出军之用”，而“荆、淮之铁火炮动十数万只”(《可斋续稿》后卷5《条具广南备御事宜奏》)。在战争中如此大量地施用火药兵器，确是前所未有的。在宋元战争中，宋军曾在濠州用火枪、火炮、火箭、火蒺藜击败元军(《金陵新志》卷14《刘虎传》)。端平二年(1235)庐州之战时，蒙古军“为火炮击死一大将”(《金陵新志》卷14《王鉴传》)。由于火药兵器的大量贮备，有时还发生“炮祸”，丞相赵葵“豢四虎于火药库之侧，一日焙药，火作，众炮鯈发，声如震霆，地动屋倾，四虎悉毙”(《癸辛杂识》前集《炮祸》)。南宋亡国时，樊城守将牛富“投炮火中自焚死”(《金陵新志》卷13《牛富传》)。静江府娄姓钤辖与部兵二百五十人，“拥一火炮然之”而自杀，火炮爆炸后，“声如雷霆，震城土皆崩，烟气涨天”，元军亦“多惊死者”，娄钤辖及其部兵更是“灰烬无遗”(《宋史》卷451《马墍传》)。这显然是一具有相当爆炸力的火器。 南宋初，在水军中已配备了火箭、火炮等兵器(《宋会要》兵29之32)。宋理宗时，包恢也说，水军中“自有火炮之法”，还有“火箭环射”战术，可“不一时间，延烧数百者”(《敝帚稿略》卷1《防海寇申省状》)。元朝灭宋时，宋军和元军也都在水战中使用火药兵器(《宋史》卷450《张顺传》，卷451《张世杰传》) 以上从生产、质量和数量三个方面，介绍宋朝火药兵器的发展状况。一方面，宋朝的火器固然没有在兵器中占主要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无疑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节主要参据已故冯家升先生《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一书，并作若干补充。] (四)盔甲和军装 在军事史上，火药兵器发展到较完善的程度，盔甲便随之淘汰。然而按宋朝火器的发展水平，盔甲却不可能在淘汰之列。相反，为了与西夏，金的重甲骑兵抗衡，宋朝还不得不发展重甲的生产，推广重甲的使用。 宋时的盔甲已臻完善的境地，[关于宋时盔甲较前代完善，可参《文物》1978年5期杨泓《甲与铠》。]《武经总要》前集卷13记载了宋仁宗时各种盔甲和马甲的图样。军士的盔甲一般分头鍪、披膊、身甲、腿裙等部分。按宋朝军事条令：“均配衣甲，亦定长短为三等，量人材大小给之。”(《武经总要》前集卷15《行军约束》)华岳说：“造甲之法，步军欲其长，马军则欲其短；弩手欲其宽，枪手则欲其窄。”盔甲的大小长短亦须与军士的高矮肥瘦相称，否则会妨碍战斗。例如“步人则直身行立，短则露足；马军则曲膝蹲坐，长则绾绊，马军甲裙所以独用过膝三寸。步人则甲身、腰圈、吊腿连成一片，名曰全装，而易为披带；马军则吊腿、拕泥遴作二段，名曰摘吊，而便于去取，故截为两段，上安结项四枚。遇敌则挂上吊腿，而用避矢石，退师则解入搭袋，而免被牵制”(《翠微北征录》卷7《甲制》，《马军甲制》)。这说明当时制造盔甲，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北宋马甲分面帘、后搭、鸡项、荡胸、马身甲等部分。南宋马甲又分大全装和小全装两种。小全装是在宋宁宗时发明，华岳认为比大全装“合用”，包括甲身、搭尾、了项。鸡项、面子，秋钱六个部分(《翠微北征录》卷?《马甲制》)。可知自北宋至南宋，马甲也有所改进。 终宋一代，在与辽、西夏、金等对抗中，总的趋向，是愈来愈重视使用全装重甲。辽军正兵的装备中，“人铁甲九事，马鞯辔，马甲皮铁，视其力”(《辽史》卷34《兵卫志》)。也就是说，辽的骑兵铁甲一般分成九个部件，而马甲或是皮制，或是铁制。在北宋前期，宋琪等人议论辽军特长时，并未认为辽军在盔甲方面占什么优势，而据吕颐浩说，宋朝“甲士自来止〔有〕前后掩心，〔而无〕副膊，有皮笠子，而无兜鍪”，他“尝观太宗皇帝于北京武库”贮存的盔甲，“并无全装”。[《会编》卷176和《忠穆集》卷2《上边事善后十策》，原文作“甲士自来止〔有〕前后掩心，副膊，有皮笠子，而无兜鍪”，据《忠穆集》卷1《上边事备御十策》，作”有异心，则无披膊”，可知在“掩心”和“副膊”之间应刊漏“而无”两字。]还在五代末年，当赵匡胤任后周大将时，“土卒有不致力者”，他“阳为督战，以剑斫其皮笠。明日，徧阅其皮笠，有剑迹者数十人，皆斩之”(《资治通鉴》卷293)。可知军士不披挂全装重甲，是五代以来的军事传统，而宋、辽双方对盔甲都不太重视。西夏军惯披经过冷锻的重甲作战，而宋军因“衣甲皆软脆，不足当矢石”，成为宋夏战争初期遭受失败的原因之一，故田况建议“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纯钢甲”，以减杀对方在盔甲方面的优势(《历代名臣奏议》卷325)。 南宋初，女真重甲骑兵造成极大威胁。如绍兴二年(1132)，李横、牛皋等人北伐伪齐，开始进展相当顺利，“金益兵来，横等皆无甲，是以败”，宋高宗为此也得出“无甲何以御敌”的结论(《中兴小纪》卷15)。宋军步兵中也很快推广重甲。张俊军造重甲，“凡鍪甲一副，率重四十有九斤”(《要录》卷55绍兴二年六月丁巳)。提举制造军器所造甲，“全装共四十五斤至五十斤止”，每副用甲叶一千八百二十五片(《宋史》卷197《兵志》)。宋孝宗乾道时，“王琪进三色甲”，“枪手甲每一副皮线穿举全成重五十八斤一两至五十三斤八两”，“弓箭手甲每一副皮线穿举全成重五十五斤至四十七斤一十四两”，“弩手甲每一副皮线穿举全成重四十五斤半至三十七斤一十两(《宋会要》舆服6之28—29)。1宋斤约合1.2市斤，足见一副重甲，对一名步兵是何等重的负荷。金军弓矢并不劲利，一副重甲，对防身确有相当用处，故张俊说：“近岁军中方知带甲之利。”(《中兴小纪》卷15)但重甲负荷太大，又使步兵行动更加迟缓。柘皋之战打胜后，刘锜“以步兵甲重，不能奔驰，下令无所取，故无俘获焉”(《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二月丁亥)，这是因重甲而妨碍扩大战果的一例。南宋末，宗室赵孟锦被元军追逐，“登舟，失足堕水，身荷重甲溺焉”(《宋史》卷450((赵孟锦传》)。由于盔甲的笨重，故有人也设法改造轻甲，如南宋中期名将毕再遇“更造轻甲，长不过膝，披不过肘，兜鍪亦杀重为轻，马甲易以皮”(《宋史》卷402《毕再遇传》)。这也可算是物极而必反。 宋朝的盔甲分“铁、皮、纸三等”(《武经总要》前集卷13)。除铁甲和皮甲外，这里还须对纸甲也作一些介绍。纸甲至晚在五代时已经出现，后周军进攻淮南时，南唐“小民相与聚山泽，立堡壁，以农器为兵，以楮为甲，而周师屡为所败”，“当时谓之白甲军”(《历代名臣奏议》卷224杨万里奏)。 宋代的纸甲的产量也相当多。如北宋仁宗时，曾令“淮南、江、浙州军造纸甲三万，给陕西防城弓手”(《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四月)。南宋高宗末，四川“调梁、洋义士万数，授以楮甲”，驱使与金军交锋(《要录》卷198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癸未)。末宁宗嘉定时，蕲州曾在三、四个月中造“纸兜鍪一千副”(《辛巳泣蕲录》)。据明朝的《涌幢小品》卷上《纸铠绵甲》说：“纸甲用无性极柔之纸，加工锤软，叠厚三寸，方寸四钉，如遇水雨浸湿，铳箭难透。”可见制造纸甲，并不需要对纸有什么特别处理的复杂技术，实际上也易于推广。南方产纸，便可大量生产纸甲。南宋初，“东南州县乡兵多因私置纸甲，而啸聚作过”(《要录》卷57绍兴二年八月辛丑)。完颜亮南侵时，“沿淮数处逃移民社、乡兵，强壮动以万计，随身各有长枪、纸甲”(《会编》卷235《杨庐州忠节录》)。此外，纸甲也便于水战，“水军所需者纸甲”(《真文忠公文集》卷8《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由于纸甲有便于推广，成本较低的优点，宋神宗《熙宁编敕》中曾规定，“若私造纸甲五领者绞”(《要录》卷57绍兴二年八月辛丑)，这也是相当重的刑罚。纸甲极厚，自然也不灵便，建炎三年(1129)冬，金军渡江，攻打安吉县时，“乡兵皆弃纸甲、竹枪而遁”(《要录》卷30十二月壬午)。可见披挂纸甲，无疑是不能奔跑的。 部队的军装，对于保持军容，以至区分番号，都是必要的。张方平说，“太祖皇帝训齐诸军”，“军人不得衣皂，但许衣褐，其制不得过膝，岂有红、紫之服”(《乐全集》卷18《再对御札一道》)，北宋初的军服一般都是褐色，自然比较难看。然而据宋仁宗初天圣时记载，当时禁兵军衣已改为绯、紫两色，又用一件背心，标明番号。殿前司捧日、天武、拱圣、骁骑、骁胜、宁朔、龙猛、飞猛、神勇、宣武、虎翼等军穿绯纳衫子，渤海军穿紫纳衫子，吐浑军穿紫绝衫子，侍卫马军司龙卫、云骑、武骑等军穿紫绝衫子，侍卫步军司神卫、雄武等军穿紫纳衫子，虎翼军和虎翼水军穿绯纳衫子。各军都有“绯小绫卓画带甲背子”。这些衣衫和背心都“系军号”，背心上的图案依各军番号而不同。此外，三衙马军春装有皂纳衫、白绢汗衫、白绢夹裤、紫罗头巾、绯绢勒帛、白绢衬衣和麻鞋七件，冬装有皂纳绵披袄、黄绢绵袄子、白绢绵袜头裤、白绢夹袜头裤、紫罗头巾、绯绢勒帛和麻鞋七件，步军春装有皂纳衫、白绢汗衫、白绢夹裤、紫罗头巾、蓝黄搭膊，白绢衬衣和麻鞋七件，冬装有皂纳绵披袄，黄绢绵袄子、白绢绵袜头裤．紫罗头巾，蓝黄搭膊和麻鞋六件，这些春冬军服都是“不系军号”的(《宋会要》刑法7之9—10，《宋朝事实》卷16)。宋时军队的冬装都用丝绵袄。宋神宗时，还规定“岁赐诸军绵袄，官司为印号”，以防发放时作弊(《长编》卷340元丰六年十月丙戌)。此外，在沿边冬寒时，还制作“皮裘”，“人给一领，至春暖拘收，官为修完”(《长编》卷270熙宁八年十一月庚申)。 南宋军装大致继承北宋旧制，一般仍是“紫衫戎服”(《秋崖先生小稿》卷20《与蔡宪》)。赵彦卫说：“军人之衣绯、紫，亦是别其军号，今厢、禁军皆衣紫，惟浙漕司兵士独衣绯衲，颇存往制。”(《云麓漫钞》卷3)军士的背心，也同样起着区别番号的作用。南宋初，“禁卫班直等服著绯，绿罗红盘雕背子”(《宋会要》职官32之27)，丝罗制作的背心分绯、绿两色，其上都有红色盘雕的图案。宋理宗时，襄阳府发生克敌军叛乱，赵范下令，“凡背心有红月号者皆斩，克敌军号也”(《齐东野语》卷5《端平襄州本末》)，红月号的背心是标明了克敌军的番号。另据《景定建康志》卷39所载，南宋的军装也有用布，即麻布制作的。 宋时，将领往往“科率部下，盛为军装”，造成“士伍廪给不充其费，因相与亡命为盗”(《长编》卷?0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丁亥朔)。 (五)通信和传令制度 军队的通信和传令系统，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军队的神经系统，至关重要。宋时通信和传令的主要工具是马匹，军队与朝廷的军用邮递制度有金字牌、急递等等，传令的凭信有银牌、铜符、木契，传信牌等。 宋朝军事条令规定：“凡行军，主将不以有无事机，并须日一发奏，仍入急递；或事非文字可传者，即差亲信驰奏。”(《武经总要》前集卷15《行军约束》)军队向朝廷报告军情，一是“差亲信驰奏”，进行口头报告，或者书面兼口头报告；二是向皇帝发书面报告，称之为奏，或向三省、枢密院发书面报告，称之为状，用急递传送。急递全称急脚递，在宋仁宗时，正式规定一昼夜行四百里(《宋会要》方域10之22)。“急脚军士晨夜驰走，甚为劳苦”(《宋会要》方域10之19)，宋时递铺用军土骑马传送公文，往来接力奔驰。急脚递制度延续到南宋，依然是“日行四百里”(《宋会要》方域10之52，11之9)。应当指出，急递并非仅仅限于军用通信。 北宋时，除急脚递外，还有所谓“马递铺”，宋仁宗时规定：“马铺每一昼夜行五百里。”(《宋会要》方域10之22)比急脚递还快一百里，看来可能是传送朝廷发下的紧急公文，其中自然包括军事公文。宋时朝廷发下的军事公文有皇帝亲笔御札(手诏)、省札之类。宋神宗时，又出现了金字牌。金字牌在历史上很出名，人们往往误解为令牌，其实只是一种最快速的邮递制度。“金字牌长尺余”，“朱漆黄金字”，金字刻“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八字，也就是说，只能跑马接力传送，不得入递铺停留。金字木牌“光明眩目”，传送时“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梦溪笔淡》卷11，《长编》卷339元丰六年九月丁卯)。金字牌的出现，可以理解为对马递铺制度的一种改进。金字牌虽非令牌，但传递的文件自含有紧急之意。北宋末，“朝廷发金字牌勾兵陇西，内侍官暗留不遣”，宋廷查明以后，“斩内侍官匿金字牌者三人”(《会编》卷32)。由于金军“截拦递角”，宋朝又一度“将旧法御前札子等不得入铺朱红金字牌子，改用黄漆朱红字牌子”(《会编》卷42)。 南宋时，“金字牌日行五百里”(《宋会要》方域11之17)，全依旧制。在军情紧急时，用金字牌递发御前急件的数量很大，如绍兴四年(1134)九月至五年(1135)二月，“计发过金字牌文字一千二十三封”(《要录》卷86绍兴五年闰二月戊辰)。宋高宗和秦桧迫令岳飞班师，就是接连用十二道金字牌递发了班师 诏。宋孝宗时，枢密院又专造青字牌，用雌黄色作牌的底色，规定“日行三百五十里”，作为“军期急速文字牌”。后来由于“尚书省又置紧急文字牌，亦如之”，故宋光宗时，枢密院又改用“黑漆红字牌”，规定“日行三百里”(《宋会要》兵29之4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9《金字牌》)。宋理宗时，吴昌裔的奏中曾提到“御前金牌”和“密院雌黄牌”(《历代名臣奏议》卷100)。李曾伯的奏中也说，“递到御前金字牌八面”(《可斋续稿》后卷3《辞免新除资政殿学士节制四川边面》)。看来当时红字牌已经取消，而青字牌仍作为枢密院的快递牌。 宋朝为保证金字牌、急脚递、青字牌、红字牌之类的日行速度，制订了奖惩制度。“诸递铺转送金字朱牌，无迟滞四次者，转一资，或赐绢五匹，余每次绢一匹”(《长编》卷345元丰七年四月辛卯)。日行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的急递和马递，“违不满时者，笞五十，一时杖八十，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宋会要》方域10之25)。但由于当时交通条件等种种原因，这些纸面上的规定速度经常达不到。如宋孝宗时，王炎上奏说：“行在至襄阳府三千一百里，合行六日二时，稽十日方至；荆南二千六百四十里，合行五日三时，稽九日方至，余类此，不可悉陈。”(《宋会要》方域11之20)王炎所例举者，是金字牌规定日行五百里的速度与实际速度的差距，古代一时即相当于现代的两小时。宋理宗时，吴昌裔上奏说：“御前金牌向者半月到川，今则往往几月而不至夔门；密院雌黄牌向者两句至蜀，今则往往三月而不达诸郡。”(《历代名臣奏议》卷100)这些都是当时快速邮递达不到规定速度的例证。 因通信手段的落后，朝廷与前线的文件往返显然是相当迟缓的。宋神宗时，交阯侵略广南，“十一月二十日陷钦州，十二月二十日奏方到”(《长编》卷271熙宁八年十二月癸巳)，为时一月。为了及早了解“安南行营军前动静”，宋神宗特命邕州知州周沃“日具以闻，递角后别用长牌”，牌上“大书‘枢密院急速文字，毋得入铺”’十一字(《长编》卷280熙宁十年正月壬子朔)。邕州距开封府“四千六百里”(《元丰九域志》卷9)，即使分别依急递和金字牌的日行速度，传送军事急件，往返一次，亦须二十天，何况事实上很难达到这样的速度，而自邕州至前线的急件往返，又尚须时日。南宋初，自岳飞前线军事总部至临安府，急件往返一次，约需二十日。李心传说，用金字牌递发公文，“自行在至成都，率十八日而至，盖日行四百余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9《金字牌》)。这是实际上可能达到的高速度，然而公文来回一次，也约用四十天。由此可知，宋廷应当通过急递，及早了解前线的军事动态，而要通过金字牌递指挥前方军事，却是愚蠢而荒唐的取败之道。但是，宋廷在某些场合，却仍通过金字牌递指挥前线军事，束缚将帅的自由行动。 宋朝军事条令规定：“凡朝廷问机密事宜及兵甲钱粮文字，不得只凭口宣，须亲见宣敕，方得奏报。”(《武经总要》前集卷15《行军约束》)这里规定大将不得只凭使者“口宣”，大概是鉴于宋太宗初年发生的著名的李飞雄案件的教训。李飞雄“诈为使者”，假称“受密旨”，企图杀死秦州边将，“因据城叛”(《宋史》卷463《刘文裕传》)。苏舜钦说，“五代丧乱，凡奉使调发，但枢密院给牒”，后“以李飞雄之为诈，有诏复用银牌焉”(《苏学士文集》卷11《乞发兵用银牌状》)。使者以银牌为乘驿马和发兵的凭信，银牌“阔二寸半，长六寸，易以八分书，上级二飞风，下锻二麒麟，两边年月，贯以红丝绦”(《宋史》卷154((舆服志》)。然而到端拱时，又废除“驰驿使臣”的“篆书银牌”，“复给枢密院牒”(《宋会要》方域10之18，《容斋三笔》卷4《银牌使者》)。银牌制度虽然只行用十余年，但将帅接见朝廷使者，“不得只凭口宣”，便成为一项固定的条令。 铜符和木契，是宋仁宗康定时制作的发兵凭信。铜符用于枢密院令各路主将发兵，木契用于各路主将令“诸军、州、城，寨主”发兵。铜符和木契分别以虎豹和鱼的图形作勘合，由发令者和受令者分掌半符半契，以两个半符半契勘合，作为凭信(《武经总要》前集卷15《符契》，《宋会要》刑法7之12—13)。宋朝的军法规定，“不候铜符、木契与宣命、文牒相勘合而辄发兵者，斩；得符契不发及不即发(不即发谓出军临阵之时，若寻常抽发移替，自依常程日限)，或虽得符契，不依次第，及无宣命、文牒相副而报发者，亦斩。”(《武经总要》前集卷14《罚条》)可见符契发兵，还须有文件“相副”。 宋神宗实行将兵法后，系将禁兵是用铜虎符调发的，按照规定，“虎符遇发兵”，将官“亦合与知州、知县合符”(《长编》卷365元祐元年二月丙寅)。直到南宋时，还“改铸东南十[三)将、京畿第二将绍兴铜虎符”(《要录》卷88绍兴五年四月乙卯)，仍然保留了枢密院“用虎符调发”的旧制(《会编》卷174)。但南宋调发屯驻大兵，尚不见须用虎符的记载。 传信牌为宋真宗时所设，用于部队行军作战时的传令和通信。用“漆木为牌，长六寸，阔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凿枘令可合”。传令之际，在传信牌的槽中插入纸条，“而系军吏之颈”，以两个半牌契合为凭(《长编》卷55咸平六年十月戊寅，《宋会要》刑法7之13)。为了防止传信牌中的字条被敌军夺去，泄漏军情，又采取所谓“字验”的办法。“约军中之事略有四十余条，以一字为暗号”，军中通信事宜，如“请弓”，“请箭”，“请粮料”，“请添兵”，“请移营”，“被贼围”，“战不胜”，“将士叛”之类，“以旧诗四十字，不得令字重，每字依次配一条”，“其字号只令主将旋定”，即战前临时编排，“毋得漏军中”(《武经总要》前集卷15《字验》，《宋会要》刑法7之13)。即使传信牌落入敌军之手，或是递送传信牌的军人被俘和叛变，都不至于泄漏军事机密。字验确是宋时军事通信一种简便易行的保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