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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欢的治国
高欢这一生虽几乎是为了宇文泰活着的,但除了宇文泰这个如鬼缠身的魅影之外,他手下那一帮胡作非为的弟兄们也同样让他焦头烂额。在高欢与宇文泰拼命搏斗的十余年间,他为了“漂白”自己这些草莽兄弟也同样殚精竭虑。
高欢接管的是北魏元氏的天下,说得更精确一些,应该是尔朱家族的江山。元氏皇族的奢靡无度和尔朱家族的横征暴敛是高欢亲身经历的,这两位先行者的败亡给了高欢这个后来者无尽的思考。在高欢眼里,元氏皇族的百年基业到了胡太后这里之所以变得风雨飘摇,直至轰然倒塌,最主要的原因是穷奢极欲的生活像慢性毒药一样日益侵蚀了鲜卑族人强壮的肌体。这些本该驰骋疆场的鲜卑健儿变得跟他们统治下的汉人一样柔弱,忙于吟诗作画,忙于子曰诗云,野性在酒池肉林中消亡殆尽,结果被尔朱氏轻易夺了江山。奢靡,这可怕的病菌,是来自六镇边陲的高欢需要时刻警惕的。
而取而代之的尔朱家族虽然凭借武力迅速地接管了北魏王朝,却粗野无知的他们却痴迷于武力,盲目崇拜着血与火的原始力量,犯下滔天罪恶,引起人神共愤、天下同诛,结果立马消亡得无影无踪。从尔朱家族败亡的历程中高欢懂得:痴迷于武力只有一种结果――失去的永远会比得到的更快。
他们的覆辙当然不能重蹈――既要防止走上元氏家族的奢靡柔弱之路,以致江山移位,同样也要避免建成尔朱家族那种纯粹野蛮的尚武王国,而失去民心。高欢要走的是一条文武结合的新路。但高欢在接管北魏江山的同时,不可避免的是他对北魏固有的顽疾也要照单全收,局面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而且高欢明白自从起家之时,他的自身,他的家族,他的兄弟就已携带着很多顽疾――镇相连似影追形,分不开如刀划水。消除这些顽疾,光凭借高欢一人之意志的确有点蚍蜉撼树的意味。因为高欢虽然是鲜卑化的汉人,但他统治的基础,他力量的来源上都深深地打着这四个字的鲜明烙印――六镇鲜卑。而要消除这四个字的消极影响,几乎就够高欢忙上一辈子了。
和高欢一同打天下的人很多,而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力量加入,但按时期的先后和关系的亲疏,他的权力圈子基本可以分成这么三批。
第一批,高欢最核心的权力基础,是他在怀朔刚起家时的那批伙伴。这些人与高欢不是知根知底,就是沾亲带故。比如他的姐夫尉景,当初怀朔的小狱吏,如今已贵为太保、太傅;高欢的小舅子娄昭,已做过大司马、领军这样的高官;他的老朋友司马子如已成为左仆射,掌管朝政了。加上侯景、孙腾、段荣等人,他们和高欢义气相投,对他忠心耿耿,一同出生入死――一同在河北之乱中浑水摸鱼,一同在尔朱荣帐下建功立业,一同谋划反对尔朱家族,是高欢取得天下的支柱。这批人现在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勋贵。但这些和高欢一同出生入死的兄弟如今却成了高欢最头痛的一群人。
第二批成为高欢手下的是六镇降户,就是从尔朱兆手中骗来的那二十万人。如果说怀朔旧友是高欢权力集团的塔尖,那么这二十万人便是他坚实的塔座,是他维护统治的中流砥柱。这些人本在尔朱氏手下受苦受难,是高欢带领他们翻身作主,过上了吃香的、喝辣的生活,自然对高欢死心塌地。作为东魏王朝的主力部队,他们并非居住在东魏的首都邺城,而是被高欢煞费苦心地安排在晋阳,拱卫着他的丞相府 ――邺城一旦有点风吹草动,随时可以驰援;关中的宇文泰稍有动静,也可以立马南下渡河与其一争高低。
第三批加入的成员身份要复杂一些:河北大族的乡兵和元氏皇族的残余军队。河北大族的乡兵本也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在韩陵大捷中立下汗马功劳,但自从高乾无辜被害、高昂困死城下、高慎叛逃入关之后,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元氏皇族的残余军队,人数还不少,他们有一个称呼――六坊之众。他们也是鲜卑人,本居住在洛阳的六坊一带,在高欢迁都时便搬到了邺城。虽然他们也是鲜卑,但与那些在边陲之地土生土长的六镇兄弟相比,汉化程度较高的他们要文质彬彬很多,战斗能力自然不能与六镇的同日而语。不过他们虽在战场上纵横驰骋的本领差点,但看家护院的能力还是有的――他们大多驻扎在首都邺城,替高欢监视着元氏家族的一举一动,当然也防备着西魏军队的渡河北上。到了高欢儿孙的手里,由于胡化之风愈演愈烈,这群鲜卑人又重新燃烧起了野性。高欢的那个疯癫儿子高洋从他们中挑选出了一批能以一敌百的勇士,称为“百保鲜卑”――在战场上是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力量。六坊之众里当时另有一小部分跟随北魏孝武帝投奔了长安,现为宇文泰所用。
除了这主要的三批,还有一些零散的力量,来源比较特殊。比如斛律金家族,属于敕勒(高车)人,但早已与高欢义气相投,加上身性耿直、憨厚,也能得到高欢的充分信任。还有一些人,是远来相投的,如那位被王思政空城计吓跑的刘丰生,那位因王思政一言被高欢封为并州刺史的可朱浑道元,都是从关陇一带千里迢迢跑来的。对这群没有退路的人,高欢也是信任有加,连临终托付时也是向儿子高澄郑重推荐,让他放心起用。
以上的这些人构成了东魏军队的主力,对高欢忠心耿耿,身上都带着鲜明的鲜卑印记。而汉人基本上被排除在军队之外,这是东魏军队的鲜明特色。这些鲜卑人虽然能替高欢舍身卖命、建功立业,但是他们惹的祸却更让高欢烦恼不已--不管是这群开国元勋还是那些处于底层的六镇士兵。
开国元勋自然都会具有很多臭毛病,比如居功自傲、欺男霸女、犯上作乱,历朝历代一贯如此。而高欢的这群兄弟还有一个格外突出的毛病:贪污成风。在他们眼里,这天下是兄弟几个辛辛苦苦打下来的,理所当然得有自己一份。既然老大高欢已贪了大头,他们当然要上行下效,搜刮点高家剩下的残羹冷炙。有这种想法的大有人在,高欢的姐夫尉景可算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尉景这老家伙不但打战的水平差(韩陵之战就他一人败了),连打猎也不行,在冀州刺史任上,光打猎时他就弄死了三百多人。他一边草菅人命,一边又大肆敛财,虽经常遭受高欢责骂,但依然屡教不改,结果他的连襟库狄干(娶了高欢的妹妹)也看不下去了。一日他和尉景同在丞相府,他便郑重向高欢求官――御史中尉。
高欢非常疑惑,忙问:“何意下求卑官?”
库狄干说:“欲捉尉景。”
高欢哈哈大笑,便示意手下的戏优董桶戏弄尉景。董桶得到授意后,当场开始剥尉景的官服,一语双关地说道:“公剥百姓,董桶何为不剥公?”高欢也趁热打铁,告诫尉景:“可以无贪也。”
面对库狄干的咄咄逼人和高欢的循循善诱,尉景竟面不改色,他只回应了一句话,结果却让高欢一言难发,只能笑而不语――“与尔计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尔割天子调。(我只是贪贪小民的,你把皇帝老子的口粮都抢走了,到底谁贪得多?)”
有这样的亲戚在,高欢追求廉洁的法令当然寸步难行。
除了尉景这种甩不掉的亲戚外,和高欢拜过香火的兄弟里贪得无厌的也是成群结队。邺城的侍中孙腾、左仆射司马子如、侍中高岳、右仆射高隆之都算得上东魏朝廷里最大的官了,这四人共掌朝政,并称“邺城四贵”。可这四人行事上个个无法无天,专为聚敛之事,掘地三尺地搜刮民脂民膏。
司马子如是高欢怀朔时的旧友,两人结交甚深。如今高欢天下独尊,素来就无品无行的司马子如自然也是狐假虎威,耍起威风了。和那些遮遮掩掩贪污的人不同,司马子如吃回扣喜欢公正公开,摆到台面上来,谁也不吃亏。虽然高欢起家他寸功未立,但他依然凭借旧情,无所忌惮地公然纳贿,封官夺爵全凭自己个人好恶所定――可见当时官场风气之坏。
别看司马子如是刀笔之吏出身,舞枪弄棒不行,可杀起人来却是相当利索。你要是在司马子如手下做事,即便已经辛辛苦苦爬到了县令这一级,那还是非常危险――要是一不小心由于操劳过度耽误了接待这位首长的时间,只摘掉官帽已算是祖坟冒过青烟了,砍脑袋都是一眨眼的事:定州的深泽县令、冀州的东光县令就是由于迟到拖延的小事而被他砍首的。
在他手下说话那更得小心翼翼,一不留神你要是说不到他心坎里去,那站在一旁的武士便会一拥而上,轻则白刃临头吓唬一下,重则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虽然对手下这么严格要求,可这位爷对自己却是非常宽松――公开场合污言秽语从不离口,说话没轻没重,以致臭名远扬。但是,他虽然从邺城贪到了地方,再从地方贪回了邺城,却一直相安无事。而唯一的原因是,他的背后站着的是高欢。
相比于一向贪墨不止的司马子如,高欢的另一故旧孙腾却有着明显的干部腐败堕落痕迹。他当初跟随高欢的时候,由于是白手起家,这位管家很是勤俭,所以非常受高欢器重。如今高欢暴富,他也一跃成为东魏朝廷的大管家。在富贵生活的糖衣炮弹前,他完全摒弃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学会了骄奢淫逸的本领,而且青胜于蓝,成为“邺城四贵”里最大的蛀虫。只要是在他手下干活,活着的想升官,就一定得给他送礼;死后想追认,图个好名声的,依然也得掏钱――反正能贪的钱他一个字也不落下。虽然饱受高欢指责,孙腾却非常坚强,一直保持着自己贪污的作风,从一而终,豪不悔改。
东魏官场的贪污成风当然不是从高欢接手政权才开始有的,其实在北魏的胡太后时早就根深蒂固了。高欢当然想根治这种局面,因为这群蛀虫贪的可是自己儿孙的天下。但是面对内外复杂的局面,高欢还是选择了暂时的忍让。比如,他的那位堂侄高永乐被高欢派来的两个监督管得是两袖清风,一日便向高欢诉苦,说自己“斗酒双鸡不入。”看堂侄这么可怜,高欢没有摆着面孔说一番“继续艰苦奋斗”的鼓励之语,而是回答地非常有人情味:“尔勿大贪,小小义取莫复畏。”有这样的最高指示在,哥几个还不放开手脚敛财?!
而行台郎中杜弼在东西魏并立之初,也曾苦口婆心地劝过高欢,要他制止贪污腐败的风气。然而高欢却语重心长地说:“天下贪污,习俗已久,督将家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纲纪,不相假借,恐督将尽归黑獭,士子悉奔萧衍。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
一番苦口婆心之语将高欢内心的忧虑表达得淋漓尽致――为了团结人心,消灭外敌,先要暂时纵容手下将士的贪污。这的确是高欢迂回的招数,但实际效果上并不明显――他对将士的放纵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胜利,而相反这种纵容的态度,使得东魏初年贪墨成风、朝纪混乱,以致后患无穷――继承东魏衣钵的北齐便是亡在了骄奢淫逸之上。
除了鲜卑将领贪墨成风外,鲜卑军士也多欺凌汉民,从高欢训诫部下的谕旨中便可见一般:“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 而对汉民,高欢则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看似高欢和稀泥,两边讨好,可两族人的地位、亲疏早已一目了然:行军打仗的鲜卑人是保护、管理耕织的汉人的。而在东魏,鲜卑人也普遍鄙视汉人。如果你是那个年代的汉人,又很光荣地牺牲在为国家建设的重大工程上,可你千万别想着得到个烈士的称号,在主管的鲜卑长官那里唯一得到的回答是――“一钱汉,随之死。”
有这样巨大的民族矛盾存在,建筑在上面的繁华强大其实都是空中楼阁,随时可能坍塌。而高欢纵容这一切的存在,全是为了先除掉外患,而这明显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六镇故旧们对高欢的确忠心耿耿,可是忠心代替不了素质。与历朝历代的功臣相比,这群来自边荒的六镇豪杰们文化素质要低得多,对于治理国家一窍不通。当然高欢也知道自己这群弟兄的长处所在,出去砍杀,争抢地盘离不了他们,可舞文弄墨还得依靠文化水平高一点的汉人。
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高欢觉得已经到了该教训教训这群兄弟的时候了:再这么无法无天地折腾下去,整个天下都要被他们掏空了。当时之所以回绝杜弼的建议,是那时高欢雄心壮志,想一举消灭宇文泰,所以暂且纵容手下的弟兄,免得督查过紧,伤了和气。六七年的时光飞逝而去,但和西魏的战争却年复一年地还在进行――立马消灭宇文泰已是痴人说梦了。既然外患不能消除,内忧便亟待解决了。
还有更迫切的一点,这政权迟早得传给自己的儿子。在宇文泰的争斗中,高欢已经筋疲力尽,已从精力无限充沛的壮年走向了垂暮之年,当年的神勇已不复有。接班人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再任由他们飞扬跋扈下去,自己儿子高澄定无立足之地。现在已到了给儿子树立权威的时候了。
为了唱好这场戏,高欢绞尽了脑汁。他自己继续坐镇晋阳,遥控朝政,却让高澄在邺城管治这些开国元勋。高澄身兼大将军、领中书监两职,文武赏罚之事全部由他一手决定。这是高欢的高明之处,他自己是个重情的人,对老部下磨不开脸面;而儿子和他们基本无亲无故,自然能放开手脚去澄清吏治,要随心所欲很多。
主角定好了,当然还得一批鼓吹手在旁边吆喝、帮忙才行。而高欢父子在这安排上也是老谋深算,他们选择了一些没落的汉族官员充当打手。这些官员多数已是家道没落,在地方上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也没有一呼百应的能力,无论如何青云直上,他们唯一能依靠的只有高欢父子,几乎没有任何威胁。而相反,原先高、李这些豪杰出身的河北大族,他们暗藏的威胁却大得多,而这正是高氏父子摒弃他们的原因。
河北大族本是北魏末年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高欢起家时给予了他雪中送炭式的帮助,但他们在这次改朝换代中却日益困窘。从高欢对官员的安排来看,朝中重臣里基本看不见他们的身影。高乾之死,让他们在政治上寸步难进;高敖曹之死,让他们在军事上变得无足轻重;而高仲密的叛逃,几乎让他们遭受灭顶之灾――高澄当时趁机想将和高仲密之间有关联的河北豪族连根拔起,全部剿灭。
除了高家三兄弟以悲剧告终,退出权力舞台外,河北大族中的另一重量级人物封隆之本身便是懦弱无能之辈,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而李元忠虽和高欢兄弟相称,可以放肆到当众摆弄高欢胡子的地步,但他却嗜酒如命,在鲜卑势力日益嚣张的局面中无所事事。高欢曾想提拔他担任仆射(级别与丞相相当)一职,却被高澄认为其贪酒过度难以胜任。他的儿子得到消息后,忙劝他戒酒。然而李元忠却丝毫不把功名利禄放在眼里,非常潇洒地回答:“我言作仆射不胜饮酒乐,尔爱仆射,宜勿饮酒。”
与原先靠军功起家的河北大族不同,重新登上舞台的汉族势力――崔暹、崔季舒、陈元康、杨愔等人得重新寻觅自己的道路。刀枪的世界已经完全被鲜卑人控制,而他们只能用自己的文、笔重新杀出一条血路。他们大多才高八斗,擅长舞文弄墨,熟悉吏治,而幕僚的角色最适合他们。他们直接依附在高欢父子身旁,借用他们的权力,以此惩治那些作恶多端的勋贵,扩张自己的势力。受到冲击的六镇鲜卑旧贵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他们与汉族新势力之间更是势同水火,双方的争斗也自始至终贯穿东魏、北齐之间。
现在上有老子高欢撑腰,下有崔暹、宋游道等一群官吏充当打手,高澄便大刀阔斧地干起来。树立权威,不外两种方法――以德让人心悦诚服,或以惩戒让人惧服。自身就劣迹斑斑的高澄当仁不让地选择了第二种。
孙腾成了第一个牺牲品。一日,他去拜见高澄,仗着自己是高澄的父辈,依然同往常一样大大咧咧――“不肯礼敬”。结果高澄这位大侄子却毫不客气,下让手下一拥而上,将这位当朝侍中连拉带拽从座位上拖下来,且用刀柄砸个不停,然后还意犹未尽,让他在门口罚站。而远在晋阳的高欢也趁热打铁,一一写信告诫自己的老友:“儿子渐长,公宜避之。”
就这样,依靠这种粗暴的惩戒方式,在这群飞扬跋扈的鲜卑勋贵中,高澄一下子树立了威严。结果高澄的姑父库狄干,如此功勋之臣,从外地风尘仆仆地赶来拜见自己的外侄,也是纯粹没门――在门外候了三天三夜方才得见。
树立自己的威严当然还远远不够,得让自己的手下得到同样的尊重,这样才能让所有的勋贵真正噤若寒蝉――于是高澄开始重点包装崔暹。
在一次高澄主办的宴会上,当所有的达官贵人都坐定之后,高澄却迟迟还不开宴。大伙都纳闷哪位贵人尚需众人苦等,一会,门者却高呼崔暹之名。只见姗姗来迟的崔暹挺胸阔步,慢慢迈步,毫无局促之意――比现在明星走红地盘的自我感觉还要良好。大家正纳闷不已:一区区御史中尉为何如此气焰嚣张!
然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高澄正恭恭敬敬地对崔暹遥拜时,崔暹却全然不顾,毫不客气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结果两口酒还没下肚,崔暹便要告辞而去。高澄忙诚恳挽留,非常谄媚地说:“下官薄有蔬食,愿公少留。”然而崔暹却丝毫不给面子,硬生生地回答:“适受敕在台检校。”――以公事在身推脱,执意要走。
虽然在百官前被崔暹驳了脸面,高澄却依然非常恭敬地送至门外。虽然这戏有点过,但所有的人都明白了这一点:得罪崔暹便是在得罪高澄。
而高欢虽远在晋阳,但也趁势火上浇油,父子合力欲把崔暹培养成人人恐惧的铁面机器。
一次,高欢到邺城拜会皇帝,文武诸贵皆到城外迎接。然而远道而来的高欢却无视百官,上前一步紧抓住崔暹的手,激动地赞扬了一通崔暹的尽心报国、铁面无私之举,然后以一句深沉的“高欢父子无以相报”结尾,并当场赐其良马。
崔暹慌忙拜谢,结果一不留神,没牵好马,马慌乱跑走。这时一旁有人连忙上前帮忙,并把缰绳郑重地塞到崔暹手中――那竟是高欢本人。
至此,所有的人都心领神会――得罪崔暹只能死路一条。
得蒙高欢父子如此器重,崔暹和宋游道这一左一右,咬起人来自然是不遗余力。
崔暹的牙非常锋利,他专门找了些最硬的骨头啃――先后上书弹劾了尚书令司马子如、尚书元羡、太师咸阳王元坦、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崔暹告诉我们弹劾的最佳原则是――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非得把人弄死,史称他的弹劾奏章是“罪状极笔”。
司马子如首当其冲,被咬得遍体鳞伤,成了高欢父子整顿吏治的第一个牺牲品。崔暹的奏章一呈上,高澄立即将其下狱。一向威风八面的司马子如见来真的,在地牢里竟然吓得一夜白发如雪。司马子如这时想起老朋友高欢这跟救命稻草――真正的幕后导演其实是高欢――连忙修书一封,追忆旧情,苦苦哀求。高欢见已收效,自然便要求高澄将司马子如释放――司马令,吾之故旧,汝宜宽之。
高澄得到指示后,决意再次捉弄司马子如一回:大白天的把司马子如拉到大街上,摆出一副要将其斩首的架势。司马子如被卸掉枷锁以后,以为死到临头了,心惊胆战地询问高澄:非作事邪(要杀了我吗)?这回下狱让一向飞扬跋扈的司马子如变成了惊弓之鸟,吓得面容憔悴。堂堂东魏前尚书令竟然落魄到乞丐的地步:头发蓬松脏乱得竟然成了虱子的乐园。
如此一来,连始作俑者高欢看到这位老朋友后都觉得于心不忍,一把将其搂在怀中,替他捉起虱子来。
除了老朋友,亲戚自然也要教训一顿。高欢的姐夫尉景一直冲在贪污的最前沿,这回当然也得“牺牲”一下,吃点牢狱之苦――这位劣迹斑斑的当朝太傅遭到了弹劾,被他的外甥高澄无情地下了监狱。有意为之的高欢自然还得扮演雪中送炭的角色,不顾自己上了年纪,不辞辛劳地跑到邺城,亲自向皇帝求情:“臣非尉景,无以至今日。”如此再三,方才得释。
六镇故旧遭罪,已沦为花瓶角色的元氏皇族自然也得捆绑作陪。太师咸阳王元坦地位尊贵,又一向挖地三尺地贪污,此次当然得“配合行事”,被免官在家。其余的皇亲国戚、文臣武将被免官斩首甚多,一时邺中人心惶惶。
躲在晋阳遥控时局的高欢见火候已到,便遍写书信给邺中诸贵:“崔暹居宪台,咸阳王、司马令皆吾布衣之旧,尊贵亲昵,无过二人,同时获罪,吾不能救,诸君其慎之!”古
高欢父子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再加上一批汉人官吏在一旁吹拉弹唱,基本扭转了北魏贪墨成风的污浊之风。然而,充当打手的汉人士族和鲜卑勋贵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白热化,此回吃了大亏的鲜卑勋贵时时伺机反扑。高澄的左膀右臂,弹劾数人的谏官宋游道立马受到了报复――高隆之诬陷他有不臣之言,应该处以极刑。汉人黄门侍狼杨愔极力保荐,认为:养狗就是为了叫唤吓唬人的,现在由于这狗叫了几声就要宰了它,估计以后就找不到会叫唤的狗了。
这通俗的道理一清二楚,不过宋游道还是被削掉了官爵,并被逼远走晋阳,方才得了一命――可见鲜卑勋贵的势力有多大,大到高欢父子还得给他们留几分面子。而可怜的宋游道便是这政治博弈中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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