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文章私货较少（当然还是能体会到作者对毛泽东不满）但是比那些帮闲文人堆积的口号要多一些连贯的叙述， 对了解史实有帮助。 我只想强调一点，开会召集到7000人是毛泽东的主意， 再把刘少奇关于彭德怀的讲话穿起来看可以得到一个可信的历史还原。哪些是编造的就容易理清了。 毛泽东自己召集7000人清算自己？官僚比赛撒谎, 高层了解真相确实不容易 (见已经转载的一万人撒谎，一个人讲真话）这是为什么大会要有7000人吧？ 七千人大会书记和部长们对粮食问题的检讨 作者：唐正芒 七千人大会是“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大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 家领导人最感头痛的问题就是六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几乎逢会必讲粮食。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种粮 食严重短缺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　　吃饭成七千人大会接待的难点　　１９５８年开始的“大跃进”和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的更大“跃进”，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并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有的地方情况还相当严重。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央开会向各中央局第 一书记专门落实粮食问题。邓小平在会上直言阐明，１９６１年就靠这３０天的工作，这３０天如抓不到粮食，就呜呼哀哉。关于１９６２年的粮食上调，他提了三 个数字，１２０亿斤、１５０亿斤、１８０亿斤。如是１２０亿斤，就得大量进口，就无一点回旋余地，日子就很难过；如是１５０亿斤，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 进口不少粮食；如是１８０亿斤，就可以不进口，还有点调剂余地。　　听了这三个数字，各中央局书记都在心里叫苦不迭，他们本是愿意接受中央任务 的，但是这任务要分解到各省、市、自治区，再去层层落实，下面若是阻力太大怎么办？为此，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 书记会议。明年１月开也可以，也可以考虑跟中央工作会议结合一块开，打通思想。　　两天后，邓小平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建议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认 为，召开地委书记会打通思想，有道理。如何打通思想，毛泽东觉得，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干脆把县委书记也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 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即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后来起草会议通知时，根据邓力群的建议，又增加了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 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的同意。这样，原本６０００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７０００多人的规模。　　大会的筹备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在陶铸提议召开全国的地委书记会议时，邓小平的第一反应就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由于当时正处于粮食严重短缺、经济十分困难时期，这么大的会议规模，安排吃饭很不容易，据当时参与接待、负责生活的一位同志回忆：　　吃饭是十人一桌，大锅菜，不管你是中央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一样。即使是刘少奇同志去安徽组开会，吃饭时也和大家一样，凭饭票吃饭，十人一桌，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　　特别是安全保卫组为了保证会议供电、保证食品安全，有时会把供电局的工程师、负责人，还有负责食品供应的人找来开会，但每到快吃饭时就赶紧散会，不然就没有办法管人家的饭。有时实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饭票给人家，然后自己回家吃饭。　　“出气会”上书记和部长们做检讨　 　为了把话讲透一点，使大家的气更顺一点，毛泽东决定延长会期，并留与会者在北京过春节。在１９６２年春节前后，会议进入毛泽东倡导的“出气会”阶段，各 省大致都是在春节前听取意见，即由地委、县委书记们“出气”，春节后检讨。而检讨的集中点也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粮食问题上。　　湖北省委第一 书记王任重在春节前就作了检讨。他说湖北这几年自以为是、“五风”俱全。１９５８年大办钢铁，大办公社；１９５９年大办水利，大搞治山、治土；１９６０年 夏季大搞开荒。这都表现了“左”倾蛮干。湖北在全国最先宣传“水稻亩产３６０００多斤”，“粮食多得无处放”，“吃饭不要钱”，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王任 重对《人民日报》的同志说，当时我们出了风头，现在看来我们出了丑——浮夸风，我们在全国带了头。湖北１９５８年的粮食产量只有１９７亿斤，却向中央报了 ４５０亿斤，因为多报了粮数，多上缴，致使形势恶化，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庐山会议后继续恶化，人死得更多。　　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等也分别就各地的粮食问题做了检讨。　　在各省委作自我批评时，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也围绕粮食等问题作了自我检讨。粮食部检讨说，１９５９年全国粮食产量是３４００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１２００亿斤，占三分之一强，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粮食部为此感到非常痛心。　 　《人民日报》、新华社更是全面检讨了他们对“大跃进”中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所起的推波助澜的坏作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至今人们耳熟能详 的话语，就是出自于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一些天文数字的高产“卫星”，也多来自于《人民日报》或新华社，所以《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沉痛地检讨了一 句很经典的话：当年“没有《人民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一些”。这应该是一种深刻的反省。毛泽东当年也批评过《人民日报》、新华社，说他们吹得太 凶、太多、太大，如不改正缺点错误，“《人民日报》就有可能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告诫他们“头脑要清醒”。吴冷西还就 其他方面的宣传错误作了深刻检讨。　　安徽省在“大跃进”时粮食问题严重，饿死人较多，与河南、四川等省一起同为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但安徽的同志 对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没有认真检讨很不满意。刘少奇三次去安徽组，严厉批评了曾希圣。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中提到“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所指之一便有 曾希圣。对于安徽饿死人的问题，刘少奇深恶痛绝。但安徽省委未向中央报告，捂盖子。刘少奇此前就同曾希圣提过，希望他主动检讨。但曾希圣未检讨。会上，刘 少奇气愤地说，这是个历史事实，过了十年八年，还可以总结的，五十年以后还要讲的。死了这样多的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 写，省志上不写，不可能的。会上中央同意了曾希圣的调离安徽的请求，实质上是将他免了职。　　对于粮食问题上的浮夸风，当时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 书记谭震林也是负有重要责任的。他在“大跃进”期间，多次召开会议，并到处视察。对已出现的浮夸现象，他还在鼓劲。如他在安徽省委三级干部会上宣传说，汕 头、醴陵几个县是搞亩产１５００斤的，你们来个全县亩产２０００斤，盖过他们。这不是自满，是打擂台。接着，他进一步说：“第一个‘卫星’放出去，第二个 也就出来了。我看麦子亩产５０００斤的‘卫星’可能出在你们安徽的阜阳。会不会出现亩产万斤，我看有可能。”杭州的同志也批评谭震林“乱压人，逼着我们在 杭州搞亩产万斤田，搞一个亩产万斤的专区，完全脱离实际”。　　会议决定一减一加缓解粮食紧张　　原 计划征购１５０亿斤粮食的打算取消了。会上，党中央带头发扬民主，反复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体谅农民的困难，决定再把工业发展的速度调低一些，挤出工业用 外汇，多进口一些粮食，以缓解地方的征购压力。中央的这一举动，受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欢迎，也促进了中央与地方的相互认同。王任重当时的心理状态就是与会同 志心理反应的缩影。他当时在日记中写道：“这个问题一解决，这次大会就可以圆满结束了。从‘压力’下解放出来，才真正心情舒畅。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作风终 于得到完全胜利。”　　会议决定大量精简城市人口，１９６２年一年再精简２０００万（１９６２年实际精简了１７００万）。这样减少了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减轻了粮食压力，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农业生产，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加。这一减一加，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全面紧张的局面。　 　会议对粮食问题上的教训作了集中总结。如对高指标、严重的粮食浮夸，导致高征购、抢空了农民的粮食，使不少农村人口患病、死亡，对这一惨痛教训作了认真 总结。还对在农业生产上因为不懂经济、不懂科学技术而造成的巨大损失，如乱改耕作制度，不恰当地深翻改土，造成大面积减产，以及修了不少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的水利工程等教训都作了总结。历史证明，这些教训的总结，对以后的粮食问题、农业生产的增产增收问题，都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七千人大会在一 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党内有一种精神解放的氛围，使人们也能有限地探索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如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方式问题。由于集体生产不仅未出 现预期的效果，反而饿死了人。这促使一些人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下探讨适合实际情况的生产方式。这样，曾被批判的在安徽试行过的包产到户，在１９６２年春夏期 间，又受到来自第一线的领导同志如邓子恢、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的支持和赞成，这使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地方明显增多。只是好景不长，不久又受 到批判和压制而被迫再度取消。然而即使是短暂的休养生息，对增加粮食产量，也起了积极作用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也在会议讲话中充分论述了粮食问题的紧迫性 和重要性，共同探讨解决的措施和办法。这也为解决粮食问题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如周恩来在大会报告中强调：当前经济生活中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粮食问题。他提 出，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是克服当前困难的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他还就全国粮食危机状况 向到会的各级干部算了细账、交了实底，使大家看到了形势的严重和中央的困难，又使大家明白了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从而使他提出的调整措施后来能顺利落实。 到１９６３年底，粮食形势就出现根本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