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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党国政府一九二七
送交者: 一叶扁舟 2008年10月28日10:11:10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话说党国政府一九二七 作者: 禅人 序言 上个世纪,中国自打开元起就是一个乱世的征兆。头年就出了庚子之变,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紫禁城内皇帝皇太后连夜卷铺盖仓皇辞都,次年,一纸《辛丑条约》,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段屈辱的开场白。接下去的十来年,这世道越发地不太平,病入膏肓的大清国终于禁不住折腾,倒了。皇朝已死,共和当立,大约被千年的封建君王独裁统治压抑得实在太久了,刚竖起的共和五色大旗之下,政治竟然出乎意料地自由开明,撇开前几年袁大头时期不提,此后历时十三年的北洋政府,光内阁政府就一换三十好几届,国人折合年均有三届政府,换政府硬是与流行时装换季一样勤,这样的政府如何管束得住军阀老少爷们?说穿了,所谓的民主只是形式,实质还是军阀在比拳头,谁的拳头大谁来坐庄。 如此下去国将不国,仁人志士们看不下去了,于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当年摇滚乐歌星崔健曾有一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唱曰:“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说的是当年红军长征。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又何尝没有同样的切肤之痛,当初别说是根据地,连拳头都是借来的,一不小心还被陈炯明偷心拳倒打一把,害得中山先生避到永丰舰上气得肝疼,国母怀的孩子都掉了。年轻的蒋介石关键时刻站对了队,此前他因不鸟陈炯明而愤然掼了粤军的乌纱帽回上海逍遥,此刻听得中山先生蒙难,老蒋毅然抛开上海的花花世界,来到兵舰上为悲愤的国父扛枪护驾撑场子共度患难。疾风知劲草,荡板识忠臣,老蒋因此博得孙中山的高度信任。痛定思痛,国父终于认识到建设自己党军的重要性,真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几年之后,同样吃了苦头的一位伟人用一句大实话为自己的党总结了类似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建设自己的枪杆子搞革命,国父决定走一条与过去不同的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当然,国父也不是省油的灯,俄国人领导的共产国际得为此出人出枪出票子。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会议,国共正式合作,接着黄埔建军,东征北伐,不亦乐乎,不到三年时间,党国政府在广州异军突起,近代中国政治舞台的新盟主,就此升帐登台。 当当当,这是新年的钟声 --- 一九二七年到了。 一、党国政府要搬家(1) 这是一张老旧的照片,图片中央是一座中式建筑物,看上去庙宇不像庙宇,戏台不似戏台,门楼上隐约悬着若干横幅。建筑物四周围着密密匝匝的民众,面目乃至服装都不甚清晰,众人或坐或站,还有作摇旗奔走状的,俨然是一个宏大的群众集会场面。别以为这是倒霉的业主们在集会维权抗议无良开发商搞侵权拆毁旧建筑,不是的,那年头还没有这等的时髦事儿。 这张照片摄于一九二七年元月一日,地点在武汉。 凭这些信息您大概已经猜着了,没错,这是众人在举行庆祝集会,就在这一天,党国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了。 其实自打国民政府在广州改组成立,到这个时候总共不过一年半的历史,为了后文头绪清楚些,这里先搬几包陈芝麻出来晒一晒。 早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一大的时候,国民党就提出了成立国民政府的议案,商议要将原来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但是当时的大元帅府忙不迭处理广州的一大摊子当务之急,先总理中山先生领着党国同志们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搂袖子与广东的军阀、商团们红头涨脸掰腕子,所以成立国民政府的事儿暂时就搁置着。第二年十月,冯玉祥进京搞了个首都革命,把贿选总统曹锟轰下台去,邀请先总理北上共商国是,结果国是还没商好,逸仙公却肝病复发,越明年,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由于先总理没有深谋远虑事先把接班人的问题搞掂,一时间国民党内元老新贵为了重排座次斗法连连,展开了党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汪精卫和胡汉民各自擎了面旗子拉场子,党内人等各分左右两厢站定。当时胡汉民是广东省长,孙中山北上后大元帅一职就由他代理。左派们自己打算盘,国民政府一事商议有时了,趁这工夫干脆改组大元帅府成立国民政府正好,不过当时广州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势力颇大,最好先把他们搞掉,否则像以前一样政令出不了大元帅府,成立党国政府还是换汤不换药。 在打刘还是打杨问题上,国民党内又出现了左右互搏,廖仲恺和胡汉民的分歧逐渐公开化,最后左派意见占了上风,成功地把刘杨一块灭了。当年的六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再次召开会议,终于决定将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六月二十七日,胡汉民发布了改组政府令,国民政府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正式宣告成立,选出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共有委员十六人,他们是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谭延闿、许崇智、于右任、张继、徐谦、林森、廖仲恺、戴季陶、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国民政府委员会并设立五人常务委员会(后改为七人),由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组成,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均由汪精卫担任。 国民政府的成立自然是件大喜事,可是一切非但没有万事大吉,反倒成了接二连三不太平事件的开始,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广州发生了好几件事,后来在民国史上都写上了一大笔。 一、党国政府要搬家 (2) 头一件就是廖仲恺遇刺,时间离广州的国民政府成立不过才一个半月余。这一案件可以说是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左右互搏的恶性发展,幕后黑手的精神领袖,一般认为是胡汉民,至少是有他的默许。 党国政府成立,按说原来的代理大元帅是一哥,换个身份当国府主席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以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资格,也可谓当仁不让。胡汉民与汪精卫早年是考取清廷公费留日的番禺老乡同学,留日期间两人都成了同盟会的青年元老,孙中山的左右手,回国之后,热血青年汪精卫那次决心 “引刀成一块” 自我牺牲去做刺客,据说胡汉民因劝阻不及还情不自禁嚎啕起来,替兆铭老弟白哭了一场丧,那时两人的关系可以说是情同手足。但是手足兄弟闹矛盾的戏码屡见不鲜,何况这俩是不是把兄弟还是个疑问。这回党国政府成立,国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两把交椅胡汉民一把都没轮上坐,全被拥汪的左派们拱给了汪精卫,胡汉民的一哥位子不保,只在五人常务委员会中占了一席。这一安排自然搞得展堂兄十分地郁闷,他耍起了老大的脾气,分派他当外交部长他当场撂挑子拂袖而去,负气说不懂外语做外长,开我国际玩笑啊!俄国顾问鲍罗廷只好追去哄他:李鸿章也不懂外语照样是成功的外交家嘛,胡先生大才方堪当此任也。这才暂时把他劝住。 胡汉民失势,究其原因错综复杂,简而言之,他是国民党内右派的大旗,还在孙中山在世的时候,胡汉民对联俄联共的政策就开始不感冒,虽然与更早反对孙中山“容共”的老老右们相比,他的态度还有所节制,但此时与党内的左派同志们渐行渐远,自然难得左派的支持。而右派们在平定刘杨之乱中表现消极,胡汉民还因之对积极主张此事的廖仲恺冷言冷语,当刘杨平定后国民政府随后成立,胡汉民想来当这个主席,未免让左派乃至中间派产生现成摘桃子的联想,难以众望所归。再说要在乱世里当政更少不了军人的支持,这位展堂兄却与当时广州的军方实力派人物许崇智交恶,以许崇智为首的一批将领,包括李济深朱培德等人,都倾力支持汪精卫。至于蒋介石,那时他在党内大老里的资格还属小弟,一年多前国民党开一大的时候,他连代表资格都没有,与汪胡等党国元老根本不能比肩,这回国民政府的十六人委员会也没他的份,更别提在五人常务委员会里对号入座了,他只在军事委员会里当一名委员,不过老蒋当时还算有自知之明,知道没有争一哥的资历,就在黄埔军校暂时韬光养晦发展自己的军事势力,他握有黄埔党军的实权,这期间也是他与汪精卫仅有的一段蜜月,别看后来这俩一个反共另一个反共加汉奸,此时在国民党内可都被视为左派,至少表面上如此,汪精卫高呼“革命的都站到左边来!”蒋介石则在右派发难的时候公开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赤化也、共产也、俄人掌握政权也,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所以诬陷我者,今岂将一一出于同志之口耶?容纳共产党,此总理于本党改组以前几经郑重考虑而后毅然决定者也……苏俄同志助成中国独立之国民革命,其诚意亦彰彰明甚吾辈死者,但知中国革命与国际革命不能分而为二,则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岂有纷争之必要,而徒使吾辈死者痛哭于九泉乎?”听上去这俩反革命也曾貌似很革命的哈?那时汪蒋两人对中共也是一口一声CP同志亲热得很,在这场党内反右斗争中,汪蒋“二人转”唱得颇为和谐,老蒋也对上级领导汪主席相当地尊重,还不时与汪吃吃老酒谈谈心有商有量,称得上是一条战壕里的亲密战友。当然了,由亲密战友后来变得不再亲密乃至成为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这也不是蒋汪或汪胡独有的专利,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如此这般,没了党内文武百官实力派的支持,胡汉民这一局输给汪精卫是没啥悬念了,他自此开始走了下坡路。 但是右派们并不甘心失败,其中的激进分子拟了一份暗杀名单,要干掉左派的领袖们,汪精卫廖仲恺们都榜上有名,那天要不是汪精卫的手恰逢其时地肿起来呆在家里没去中央党部开会,他有可能与廖仲恺一起上路了。廖仲恺出事之后,国民党成立了三人特别委员会调查此案,特别委员会成员除了许崇智,另两位老兄,就是汪精卫和蒋介石。查来查去,最后案子查到了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的头上,老蒋脾气爆,火气一大派人到胡汉民的哥哥处抄家,人也一并绑走,吓得展堂兄避在外头自己家都不敢回。虽说证据不足不能就此株连胡汉民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他消极不作为不去阻止堂弟幕后参与暗杀行动,道义上已是无可争辩,广州是呆不下去了,只好出走,所幸汪精卫看在他党国老同志老战友加老乡老同学的份上,放了他一马,没有赶尽杀绝,后来由国民党中央以委派出游莫斯科考察为名,把胡汉民这尊“瘟神”暂时请出国去了事,免得他呆在国内搅局。 树倒猢狲散,右派失意分子们也都纷纷出走,有一帮老右被逐出了广东,越想越憋气,从南往北一气儿跑到北京西山碧云寺,本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另行召集会议,因人数不足作罢,只好在孙中山灵前自己搞了个群,自封群主开始踢人,一要把中共踢出国民党,二要发通告警告广州的党国政府,三要弹劾汪主席,犯下了反党搞分裂的严重错误。这一小撮反党分裂分子的头目,就是所谓的右派十人组的主要成员,有邹鲁、谢持、居正、林森、戴继陶等人,也就是后来史书所称的“西山会议派”。不过老右们踢人不成,反被党国中央倒挂金钩踢将出去,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大,宣布将邹鲁、谢持开除出党,其余参与其事的骨干人等严重警告,以观后效。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政治周报》也对西山会议派展开了火力猛烈的大批判,那大批判火力也没法不猛,可知那《政治周报》的主编大人是哪路神仙?嘿嘿,姓毛名泽东啊,润之先生那时贵为国民党中执委兼宣传部代理部长,党内位置还在老蒋之上咧,几十年后坐在紫禁城里对老米称一声老蒋为“我们的老朋友”,那历史的恩恩怨怨,还真不是洋人能fully understand的。话说老右们受到党中央的处罚批判,仍旧不思悔改,国民党二大一月底刚刚结束,他们三月就聚在上海的环龙路四十四号另立中央,也开起了上海二大,环龙路四十四号是国民党的上海党部,以前是胡汉民的据点,也曾是两年前黄埔一期在上海的招生处。 不过事隔一年多后,这场左右互搏以各派和总反共收场,蒋汪胡一时合流在清党反共的旗帜下,原先的分裂分子有若干又被结合进了各级领导班子,卷土重来的胡汉民更是一度与蒋介石紧密合作,坚决支持老蒋清党剿共,并再度出任要职,担任过南京党国政府的立法院长和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即使后来蒋介石已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和三军总司令于一身,当过老大的胡汉民对当年的蒋小弟总是不大买账,所以在三一年初胆敢为了立法一事照样向老蒋叫板,还想争当总统,据非官方的民意测验,支持度还超过了老蒋。胡展堂不识相,蒋中正蛮干起来也是不计后果老实不客气,干脆娘西匹把他圈在南京汤山泡温泉澡,一泡泡到了九一八,此是后话。 一、党国政府要搬家(3) 就在西山会议老右派们在上海另立中央的时候,广州的亲密战友蒋汪之间也出了内讧。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有一只船在黄埔岛边兜来兜去,汽笛一响闹出个“中山舰事件”。这件故事,共版说是老蒋有计划有预谋制造的反共阴谋,国版说是汪精卫勾结共产国际和中共阴谋绑架老蒋去苏俄,汪版说则是老蒋设计阴谋反汪篡党夺权。各方都指着对方的鼻子称阴谋家,自己才是受害人,似乎一笔糊涂账。 现在大陆史学界比较认同的研究结果是,中山舰事件应属事发偶然而结果必然。所谓事发偶然,是指事情的起因,中共和俄国顾问纯属无辜,汪精卫那几天糖尿病发作在家休养,对此也一无所知,而蒋介石尼,也并非如大陆以前官版说法是蓄意调用中山舰搞事,他起先对调动军舰一事也并不知情,所以才认为李之龙假传圣旨,并进而疑神疑鬼认定汪某人与俄国人和中共要联手谋害他,以致反应过度。既然各方事先都无蓄谋,怎的结果闹成如此大的一桩历史公案尼?小人物不经意的差错有时也会创造历史,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吧。 三月十八日这天,有一艘商船在珠江口遭遇海盗洗劫,逃到黄埔岛附近请求保护。黄埔军校本身没有兵舰,便电话通知广州市内的办事处,商请海军局调船,办事人员几番辗转传话,传来传去,七里搞了八里鞋子穿在了袜里,最后变成奉蒋校长之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于是海军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遵命调用了中山舰。三月十九日早上中山舰正开往黄埔,巧不巧的,来访的俄国考察团那天想要参观军舰,李之龙就电话请示蒋介石,问是不是把中山舰开回市内去,而汪精卫此间接连打了两三次电话,问身在市内的蒋介石回不回黄埔。于是蒋校长就犯开疑心病啦:既然没有我的命令,中山舰已经去了黄埔,开回来又为啥要来问我尼?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回黄埔在省里,他就要开回来省,这究竟来给搞索东西尼?阿是要把我蒋某人骗上船绑架到苏俄去尼?忖忖来忖忖去,结果老蒋在日记里断言,是汪精卫与俄国顾问和中共在串谋:“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容身无地”。 前面说到,那时蒋介石还不时找汪主席吃吃老酒谈谈心有商有量,关系还算热乎的,怎么会产生这样严重的怀疑尼?也是有前因的。苏联派来广州的顾问,原本是加伦和鲍罗廷,这段时间他们与蒋介石处得还不错,加伦将军策划北伐计划,蒋介石也很起劲地参与其中,还在国民党二大上做军事报告力主北伐。但是加伦和鲍罗廷先后在二五年下半年和二六年初奉调回国,接任的顾问季山嘉与蒋不大咬弦,一来就对积极鼓吹北伐的蒋介石大泼冷水,还有意插手被蒋视为自己嫡系势力范围的第一军,并出言讥讽,要老蒋考虑离开广东弄几船兵到北方去开练,气得老蒋脚痛胸闷,在日记里大骂俄国人出尔反尔,产生“苏俄友人疑忌侮慢防范欺弄”的恶感,而汪精卫则与季山嘉过从甚密,似有疏远蒋的苗头,事不过三,广州这时又陆续出现了反蒋的传单和刺蒋的流言,于是蒋介石这段时间心情极度紧张担惊,他自己在日记里承认“忧患疑惧已极”。他欲试探汪精卫究竟对他什么态度,便提出想短期赴俄休养。汪精卫起初还有慰留之意,后来被他说烦了,过了几天居然暗示他离开也好,蒋介石大失所望,放出去莫斯科的的风声原是为刺探汪精卫对他的支持是否有变,汪这样的表态,蒋介石疑心他已经与季山嘉坑壑一气,不再对他全力支持,说不定也暗中参与了对付他的阴谋。于是人家老蒋感觉心灵很受伤很受伤,在三月十七日的日记中作内心十分痛苦状:“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于佛入地狱耶?”隔日,李之龙根据那个乌龙指令糊里糊涂把中山舰在广州和黄埔之间调来调去,几乎陷入被迫害强迫症的蒋介石几下里胡猜乱推理,终于疑心病发作而怒发冲冠,一门心思把账算到汪精卫头上,认为是汪兆铭见他势力日益强大,想伙同季山嘉和中共借刀杀人,把他绑架去苏俄,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故决回东山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 蒋介石“以救党国”的举措,是突然袭击占领中山舰,逮捕李之龙,并把卫戍广州的第一军第二师里的各级中共党代表统统软禁起来,还收缴了苏联顾问卫队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枪枝弹药。当天消息传到汪公馆,把病中的汪精卫气得眼冒金星一头栽倒在床上,他对前来报信的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愤慨地说道:“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我在党内有我的历史地位,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得掉的!”谭延闿安慰他说,蒋介石这人平时就有点神经兮兮,谭表示愿意和朱培德一起去找蒋介石谈一谈再说。 蒋介石这场神经兮兮的行动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大半天过后,他发觉假想中的“对手”中共和俄国人居然束手就擒毫无防范,不大像有预谋的样子,意识到自己如此激烈的反应实在是神经过敏了,便撤销了戒严、软禁,搜缴的武器也发还了。据说何香凝在事发当天曾经当面斥责蒋介石,如此大动干戈是不是在发疯想投降帝国主义?蒋介石一时情绪失控竟像孩子般趴在写字台上哭了起来。事后他到处灭火,对俄国人再三解释道歉,回到黄埔军校向学生讲话时,表示“绝不承认三月十八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轻描淡写地把此事说成是一场已经平息了的误会,要大家亲爱精诚,共泯猜疑。 有资料说事件期间在第一军任副党代表的周恩来也曾一度被软禁,这点似与史实不符,事发后,周恩来即先后到造币厂和汪公馆找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进行交涉,除了见蒋时他的警卫曾被缴械外,周恩来的行动并未受到限制。据陈公博说,周恩来到汪公馆与他谈话时,态度克制,只声明共产党没有谋反事实,希望和平调停冲突。 莫名其妙吃了老蒋一闷棍,不管他是蓄意还是误会,中共内部不可能没有愤怒和反弹,毛泽东、陈延年等人都主张应采取行动进行反击,但是中央很快来电,指示不要把老蒋向右推,后来调停的结果,是以中共接受蒋介石的主张,接受整理党务案,中共党员全部退出第一军而委屈妥协。右倾投降主义,这顶高帽子历来都是由陈独秀顶着,陈独秀固然有其该承担的责任,可事实上陈独秀即使想要对此有所作为或不作为,又岂是他能说了算的尼?当时的中共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能有多少自主权,还不得看俄国人的脸色行事,在某种程度上,陈独秀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也是部分为共产国际的决定背了黑锅。莫斯科认为蒋介石还有利用价值,于是压下了中共内部的反弹声浪,也责备广州的俄国顾问轻举妄动,指示他们要继续与蒋介石搞好合作关系,准备北伐,还痛快地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把与蒋不对付的季山嘉等人调回莫斯科,又把鲍罗廷派了回来。 俄国人让步,中共妥协,蒋介石歪打正着居然赢了一把,把本来想发脾气的汪精卫搞得没脾气,原先对蒋介石发动事变不以为然的几个军长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等人,也对蒋殷勤起来,以致老蒋很不屑地在日记里嘀嘀咕咕:“事前皆反对我出此举,事后奉余言为金科玉律,人心之变化奈如此甚速耶?” 蒋介石出乎意料地迅速搞定中共,还得到了俄国人的支持,汪精卫自知将成空头司令,想着没趣,自己先打包卷铺盖,事件结束三天后,他就避不见人,不久即以养病为名负气出洋,与胡汉民一样,很郁闷地到欧洲看风景去了。临走之前,汪精卫对前去看他的毛泽东的秘书后来的大作家茅盾苦笑说:“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舍此而去。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意,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 毛泽东也要走了,此前他以病假为名回老家湖南考察农会兄弟们蹦地主小姐的牙床,刚销假回到广州不到仨礼拜就碰上了中山舰事件。他的代理宣传部长,原本是代理的汪精卫,汪才是正宗国民党宣传部长,由于汪主席日理万机分身乏术,这才挑了润之先生暂作替身,现在后本尊部长负气出洋,毛泽东这部长也代理不下去了,自动走人。 中山舰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假如中间没有那些个差错偶然,国共还会不会出类似的事件尼?答案恐怕还是肯定的,只不过时间问题罢了。 国共的摩擦矛盾,即使在双方合作的蜜月期间,已经是接连不断。国民党内对中共参与合作动机的质疑之声从来就没有断绝过,前有反对容共的老老右冯自由们,在孙中山病重期间组织“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闹着要驱共;后有西山会议派新右派们闹分裂另立中央;中间还夹了个党国理论家戴季陶,发了一帖《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又发一帖《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到处广播 “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 主张建立纯粹的三民主义,并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对立”,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哲学只会导致流血和仇恨,只有中庸温和的三民主义才是合作共信的基础,所以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戴季陶历来是个国民党反动派理论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反动理论家也曾经着迷过《共产党宣言》,而这本《共产党宣言》最早还是由戴季陶张罗请陈望道翻译引入中国的,只不过他的论坛《星期评论》不幸被封掉了,陈望道的译稿才发在了陈独秀的《新青年》论坛上。戴季陶的高论遭到了他五四时期的老朋友共产理论家陈独秀的批判,并引致中共的抗议,在国共合作大局的考量下,党国中央只好暂时关掉老戴不合时宜的大喇叭,发的帖子全部删除(回收小册子销毁),但是戴季陶所宣传的“戴季陶主义”影响不小,很是得到党内反感共产人士的认同,孙文主义学会就是一个产物,众人总结学习体会是,要“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在广州,黄埔军校的孙文主义学会也与中共控制的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闹得不可开交,一九二五年十月,两派学生还在东征集会上抢话筒,两边的头头李之龙、贺衷寒首先打出了鼻血,引发台下双方群殴,进而拔枪向相。而中共方面,在广州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舆论话语权,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和《国民新闻》实际上都是由中共人员在操作,他们在党国报纸上公开批评党国的政策和领袖,在黄埔军校也建立秘密党组织暗中发展党员,这些都被国民党右派指为合作动机不纯挖党国墙角的例证。说到底,国共合作,毕竟国有国的企图,共有共的动机,你建你的党国,我长我的势力,各自的理想和主义,不是喊喊“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口号就能够浑炒出国共一家亲来的,当双方由理论口水战发展到桌面下你踢我一腿我踩你一脚,就象火药桶,底下有两把火同时在烧烤,不是不爆,火候未到,界点一到,双方的争斗冲突,便不是用共同“合作完成国民革命”的美丽大锅盖能够永远捂下去的。所以,即使没有中山舰的“三二O”,迟早也会爆发别的数字事件,这就是所谓的结果必然吧。不是吗?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些中学考历史时曾经倍感头痛的数字,比如四一二,比如五二一,比如七一五,比如……嗯,慢慢再聊。 一、党国政府要搬家(4) 中山舰事件,不管是误会也好阴谋也罢,总归是被人利用了,最终的受益者也是很清楚的,就是蒋介石。 现在,让我们再翻开党国政府原来的五人常务委员会名单复习一下: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这五个人当中,胡汉民因为受到廖案牵连被汪蒋联手搞掉,被迫到莫斯科考察去了;许崇智半年前已经被蒋介石在鲍罗廷的支持下历数十大罪状而驱逐了;林森这个西山会议派老右吃了党国中央的黄牌被暂时罚下了场;汪精卫尼,被蒋介石气跑了;如今硕果仅存的,只剩下一个对蒋威胁不大的“八面观音”谭延闿。 说起谭延闿这个人,也是趣事一箩筐。谭延闿是湖南茶陵人,其父是前清翰林,后来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两广总督。庶出的谭延闿为了母亲的家庭地位,从小读书就很争气,还写得一手好书法,二十四岁那年进士及第,还是个会元,据说老佛爷原本是要钦点他做状元的,但点的时候才注意到这是个湘人还姓谭,忽地想起那个“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姓浏阳狂人,于是便心生不爽,谭延闿因此与状元擦肩而过。谭进士当了短期的翰林院编修后,回到老家去做湖南的谘议局议长,是个著名的立宪派,主张“文明革命”。辛亥革命起,湖南的焦达峰、陈作新率领新军积极响应,并抽出主力支援武昌。不料后院起火,新军第二营管带梅馨因不满焦陈而犯上作乱,乘城内兵力空虚之机把焦陈二人杀了,吩咐手下把在后方搞省宪的谭议长接来都督府管事。手下的兵们不懂规矩,也不知道姓谭的何方神仙,把轿子往谭府门前一搁就去拍大门,口里没规没距地乱嚷:“谭延闿出来!谭延闿出来!”。谭议长哪儿见过这阵仗啊,看似来者不善哇哪会有啥好事儿,吓得躲在屋里哭得稀里哗啦,来人也不管,只顾嘿幼嘿幼一路抬到都督府,轿门脸儿一开,谭大人这才破涕为笑,于是就都督了。谭延闿自此三度督湘,在湖南颇搞了些政治和经济的新政,但是都好景不长,因为想四面玲珑旗帜不够鲜明,结果哪面都弄不玲珑,先是得罪了袁大头,后又得罪了孙大炮,搞得三起三落一场没结果,最后被自己原先的手下新军阀赵恒惕、程潜联手搞下台,谭都督只得黯然离湘。痛定思痛,谭延闿决心不再两面三刀,去投孙中山站稳立场搞三民主义,也真的就此从一而终了。他拉了旧部组织湘军,在陈炯明炮打大元帅府的时候,谭延闿的湘军也是救驾功臣,他的湘军后来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也成了党国政府的元老。翰林出身的谭延闿,一手好字在党国元老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与于右任同为民国书坛双绝,当年黄埔军校的校名“陆军军官学校”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几年后,在宋美龄的撮合下,他的女儿谭祥嫁给了陈诚,老谭又成了党国新贵的老泰山。此番汪精卫出走,五人常委会中硕果仅存的八面观音谭延闿,就成了当然的国民政府代理主席。 蒋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已经当选为中执委常委和政治委员会委员,步入了党国中央的领导核心阶层,虽然与汪精卫相比,蒋介石想当老大还有一大段楼梯要爬,但比之一年前,他在党内的地位已经上了好几个台阶,如果说一年前的蒋介石还不曾对老大位子转念头的话,随着他政治地位的上升和军事实力的壮大,蒋委员若是想委员后面再挂个长更上层楼当Jiang core,也不能不让人家存个继续要求进步的想头不是?不过在中山舰事件之前,还不见他有多么强烈的流露,反而因为受了季山嘉的奚落,他之前还在汪精卫面前耍脾气,要辞去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和东征军总指挥,还拒绝就任国民革命军总监,要挟说不让他辞职那就让季山嘉先走人。汪精卫此时的态度则比较暧昧,也因此引起了蒋介石对他的的猜忌,两人的关系在外人看来还算和谐,暗中的心结却彼此心照不宣。 这中间老右们的煽风点火也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中山舰事件四年之后,西山会议派老大邹鲁对陈公博讲过这样一段话:“你知道吗?自从展堂出亡莫斯科后,大家都感觉没有办法。怎样能拆散广州的局面,只有使得共产党和蒋分家。我们在外边想办法,伍梯云也在广州里头想办法。” 邹鲁说的伍梯云何许人也?就是时任广州市长的伍朝枢。今人记得伍朝枢的恐怕已经不多了,当年在民初,伍朝枢可是很出名的青年外交才俊,他的老爷子是著名的外交家伍廷芳,伍朝枢自幼跟随任驻美公使的父亲在美国居留,后来到英国学法律,毕业后当了海龟,二十四岁就在武昌军政府担任外交高官,在北洋政府担任相当于现在外交部条法司司长职务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伍朝枢后来追随孙中山革命,是大元帅府时代的外交部长,国民政府成立时,首任的十六人委员里头,伍朝枢的名字就赫然在目,他后来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首任外交部长。在党内左右斗争中,伍朝枢是属于同情西山会议派的。外交家伍朝枢在广州里头想的办法,仍不脱离外交,他先摆饭局请来俄国公使吃饭,然后故意对蒋介石的左右放风,制造俄国人与汪精卫在密谋联手驱蒋的假象,已经听得市面上有反蒋风言风语的蒋介石于是对汪精卫更加心生狐疑,是为中山舰事件的另一个诱因。 对蒋介石来说,如今顶头上司各位党国资深老革命家出走的出走封杀的封杀,他自然可以顺势拾级而上,向党国中央的权力巅峰一步步迈进。一九二六年四月,蒋介石取代汪精卫接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六月,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北伐,蒋介石戴上了国民革命军军总司令的桂冠,还被增补为国民政府委员,并兼任军人部长,权力急速膨胀,预示着蒋中正时代即将来临。七月九日,蒋介石在北伐誓师大会上慷慨陈词:“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力量,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交给国民革命军各位将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 身兼党国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常委的蒋总司令帅旗一举,率军出征,离开广州北伐去也。 一、党国政府要搬家(5) 蒋介石虽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不过以他当时的资历和声望,他这个北伐军总司令并不能服众。北伐军的各路军头无一不是老江湖,肯拿出自己的老本来参北伐的原始股,本身也是各有各的算盘,谁都不会乖乖买他的帐。吹声哨子大家先来排个队: 第一军军长何应钦 第二军军长谭延闿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 第四军军长李济深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 第六军军长程潜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 第八军军长唐生智 在这凑集起来的八路北伐军当中,除了由黄埔军校高级教官领衔、由年轻黄埔生支撑中下级军官体系的嫡系第一军外,蒋总司令对其余各路军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如臂使指的,至于后来加入的骨灰级的冯玉祥、阎锡山之流,就更不在老蒋的全盘控制之中了,这也是为什么北伐还没结束,北伐军便内讧四起,直至后来蒋桂、讨唐及至蒋冯阎中原大战烽火四起的原因。 有句老话,叫作无湘不成军,就北伐军而言,这句话好像也差不离,您瞧一共才八个军,单湘军就占了三个,三位军座谭延闿、程潜、唐生智,扯起来不仅是老乡,还有颇深的渊源……哦,或者说“冤源”更合适? 在谭延闿首次督湘期间,他手下有个军事厅长,姓程名潜字颂云。程厅长恪尽职守,替谭都督努力练兵,训出三团湘师,可算民初年间的早期湘军。二次革命失败后,谭延闿因为得罪袁世凯而赴京待罪,连累程潜也被袁世凯派来的新湘督汤芗铭通缉,不得以流亡日本避难。袁世凯称帝后,程潜回国积极参加蔡锷发动的护国战争,以护国军湖南总司令之名回湘讨袁驱汤。但是当谭延闿东山再起二次督湘时,在讨袁驱汤之战中立下大功的程潜却不受待见,谭延闿没把他当自己人论功行赏,反而怕他坐大,把湘军第一师师长许给了自己扶植的赵恒惕。受到谭赵的排挤,部队也被撤并,程潜怀着一肚子郁闷再次被迫离湘。不过,谭延闿这次的湘也没督长,死了袁世凯,上了段祺瑞,谭省长二次下台。到了一九一七年,为了一部《临时约法》的废与立,响应孙中山维护约法的人马与要废法的段祺瑞打起了第一次护法战争,程潜摇身一变成了湖南护法军总司令,哈哈,我程颂云又回来啦,这回可以当省长了吧?慢来慢来程颂公请留步,回头看,没见回来的还有另一路湘军总司令吗?人家谭祖安也回来了耶!一山难容二虎,老程终究还是斗不过老谭,谭延闿逮住皖系派来游说程潜的说客,乘机给程潜扣了一顶通敌的帽子,程潜又吃了谭延闿一记闷亏,落得一场没结果,只好辞职离场。不过他还是有地方去的,前两次回来护国护法,程潜并不完全是个体户,他与孙中山有联营的,既然家乡没有他的位置,干脆离湘赴粤,一心一意扶佐孙中山去吧。所以若按党国元老投广东的先后排资历,程潜的资格比谭延闿还更老一些尼。孙中山很看重程潜的军事才能,一九二0年在广州初组政府后,程潜先后担任陆军部次长、桂林大本营陆军总长、军政部长。他在广州创办的陆军讲武堂是比黄埔军校更早成立的军校,一九二四年他从家乡招来的一批三湘子弟,包括陈赓、陈明仁、李默庵、宋希濂、左权、邓文仪,原本都是这所讲武堂的学员,可不知道怎么搞的,老程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后劲不足掉链子,也没有老蒋办军校的魄力和眼光,结果蒋校长的黄埔军校后来居上,老程的讲武堂索性关门与黄埔军校合并了事,招来的那批三湘子弟,有的先期跳槽黄埔,没跳的在后来两校合并后,也都成全了老蒋麾下将星闪耀的黄埔一期的英名。 与谭元闿程潜的前缘相比,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属于湘军的后起之秀了。今人一提唐生智,第一个反应大概是抗战前期那位口气比力气大,把南京保卫战指挥得一塌糊涂的守城败将,想当初大革命时代,这位唐将军可不是这付窝囊相,在北伐前后的几出戏码里,不论是广东的南军北伐,武汉定都,还是宁汉分裂,马日事变,宁汉合流,唐生智都是轧过要角的明星级人物,一度拉风得很呐。自谭延闿第三次督湘被赵恒惕拱下来之后,湖南在二十年代初即由赵省长打理。赵恒惕赶走谭延闿属于争权,治国理念倒是与谭大同小异,督湘数年,虽然间或与隔壁九头鸟打过群架,也与拉孙中山大旗前来反攻倒算北伐讨贼的老上司谭延闿大打出手,赵省长在湖南的政治和经济方面还是延续了谭省长的制度性实验,他这省长,名义上好歹也是民选出来的,算起来也是国人政改的先驱了。湖南稳定下来之后,赵恒惕再次统编了手下的湘军,下辖四个师,第一师师长贺耀祖,第二师师长刘铏,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唐生智当师长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治军有方,很有些少年得志的轻狂,谭延闿前次北伐去湖南讨贼,赵恒惕派出与之对战的大将,就是唐生智。唐师长年轻气盛行事跋扈,连赵恒惕也得顾忌着他点。一九二五年冬,唐生智因为驻防肥缺的事与赵恒惕最亲信的叶师长起了争执,闹着非要与叶部换防,又认为赵恒惕在这件事情上偏袒叶开鑫,因而迁怒于赵,最后两边谈不拢,唐生智愤而向长沙举兵,把赵恒惕逼得不得不宣布下台。唐生智乃布告天下曰:“惕公倦勤,委政于智;攀留不及,推诿不能。” 端的是大言不惭,唐生智于是“推诿不能”地当起了省长。唐生智篡权,赵恒惕退位,拥赵的叶开鑫可不干了,那年头外面山头林立,另外找靠山大哥也不难,叶开鑫转头就投了吴佩孚。玉帅早就有意染指湖南了,一九二一年湘鄂之战时,他就插过一脚,现在叶师长来投,正中下怀,他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 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正当蒋介石在广州起劲地开会搞“整理党务案”、“刻期北伐案”的时候,湖南又开始打得乒乓作响。唐生智被得到吴军支持的叶开鑫打出长沙,自觉不是对手,也不得不找江湖兄弟帮场子。其实此前南北两边都派人来拉拢过唐生智,北面派来的说客,是唐孟潇的保定军校老校长蒋百里,南面派来的说客,是唐孟潇的保定军校老校友白崇禧。正当唐生智在校长校友的游说中南北摇晃不定的当儿,吴大帅来这么一下子,帮唐生智作出了最终选择,一不作二不休,他干脆一跺脚跟了老校友投广东,表示只要广东出兵北伐,他唐某人甘为党国政府效犬马之劳,还把自己的亲弟弟送到广州做黄埔插班生,于是念了不过半年军校的公子哥儿唐生明就这样混得了正牌黄埔四期生。 老蒋正在广州比比划划纸上北伐,虽然不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老蒋还是懂的,况且湖南为南北之间的重地,这个时候唐生智主动前来投怀送抱,老蒋当然给一个大大的熊抱隆重欢迎之,于是唐生智的湘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与桂系老大本来就有私交,又有白崇禧游说附粤在先,并且许诺说,党国政府知道他与老乡谭军长程军长过去的过节,不会派第二军和第六军的人马入湘与他争地盘的,所以他首先求助的对象自然就是桂系。桂系的部队在五月刚刚编为北伐军第七军,广西的六万大山属穷山恶水,与其窝在大山里半兵半匪,有机会跃马中原大展宏图,桂系老大李黄白正跃跃欲试,李黄白得以扳倒旧桂系而成就新桂系的崛起,也是得益于广东革命力量的支持,因此他们对北伐和援唐都格外积极。接到唐生智的求援,李宗仁当即派钟祖培旅先期出发入湘,并催促广州的中央快作定夺。所以说北伐的最终起事,唐将军无奈中放的一把邪火,也是起到了点着北伐导火索的作用的。 有唐生智在前方接应,先期入湘作战的第四军和第七军过关斩将很快与唐生智的第八军汇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刚三天,七月十二日,北伐军就胜利攻占长沙,不到一个月,北伐军主力继续会师北上,直逼武昌城下,在民国十六年双十节之际,北伐军占领武汉。 接下来该干啥尼?仗没打完当然是要接着打,暂时按下不表,咱们还是回到本章的主题:党国政府要搬家了。 可这家也搬得很不太平,你往北来我朝南,他向东来我偏西,这不,就吵起来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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