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张北袁—中国陆军现代化的先驱 ZT 作者：原草 　军队从冷兵器过渡到热兵器，这无疑是一个现代化与否的分水岭。中国自从公元9世纪发明火药之后，直到千年之后的19世纪还始终局限在冷兵器时代。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热兵器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产生了军事现代化的愿望。自那时起。中国人经过了不断的探索和努力，开始找寻军队现代化改革的途径，直到1895年才开始着手建立新型军队，而且这种新军的扩大与普及跨到了20世纪才初见成效。殊不知此时，积弱甚久的满清王朝也随之灭亡了。 　　内忧外患迫使军队的现代化 　　中国在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被西方列强打败，一小部分见识远大之士，便提出了采用现代武器与军舰的要求；而太平军大起义以及在剿灭起义的战争中，美国冒险家华尔和后来由英国军官戈登指挥的“常胜军”，以及另一支中法合组的常捷军，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使用外国武器和外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促使了一个对未来的中国陆军现代化最为重要的发展，这就是一小撮文官，加上与军务有关的开明官吏，开始以所谓“自强运动”，来建设中国军队。 　　当时中国军队是由旗兵、绿营和乡勇构成，八旗好理解，是种军民一体的世袭战斗组织。绿营是八旗以外的所谓国家军队，其前身是以没被吸收到八旗中的剩余降兵为核心，补充上自愿兵和地方团队。军官有满人也有汉人，士兵则都是从汉人中招募的，在实行自愿入伍制这点上它与世袭的旗兵不同。绿营分为陆路与水师，由骑兵、步兵、守兵组成，最大的特点是分成许多小单位而遍布全国。其中大多数，至少在名义上受提督辖治。而另一部分则拨充总督与巡抚作为标兵。提督节制的军队分为镇、协、标和营，每营又进一步划分为一些更小的单位。乡勇是在太平军起义后由地方官吏豪绅招募而成的民兵组织，其基层军事组织是仿照绿营的营。按照正规建制，营有军官五人，士卒五百人。如包括行政人员和伙夫在内，每营实力688人。营由四哨和一队亲兵组成。名义上一营配备抬炮二尊、二人抬的火绳枪（俗称抬枪）四十八支，还有相当数目的火绳枪和刀、矛。在营之上虽无专门建制，但二到十个以上的营要归统领辖制，有二个统领以上的部队构成有大帅的“军”。选择军官的办法是军的大帅从他的亲戚朋友中挑选统领，统领再如此选择营官，营官再监视招募士卒。营是一种父系组织，营官可能被称为“父老”，哨官被称为小兄弟，士卒被称为“子弟”。每营都在当地或附近的村庄招募自愿者入伍。 　　1862年末，朝廷直接给著名的乡勇部队首领湘军曾国藩、淮军李鸿章、楚军左宗棠下了一道谕旨，命令他们选择一部分军官，在上海宁波向洋教习学习现代军事操法。他们学成之后，再去训练其他军队。朝廷指望通过此举，培养出足以代替外国人指挥“常胜军”、“常捷军”的军官。当时，不仅乡勇军官这样作了。南方沿海各省绿营部队和天津练军，也都选了一些人学习外国军事技术。 　　1865年，兵部和户部尚书会商，又在直隶省桃选六“军”精干的绿营加以训练。这些军队的任务是保卫京畿。“练军”的名称由此产生。这些练军的建制和粮饷都按照湘淮军制度，驻守战略要地和交通中心，可是它仍是绿营系统的一部分。尽管朝廷从1885年起曾三令五申改革绿管，但这种努力收效极少。当时的中国军队一直还是老样子：组织制度依旧，武器仍以大刀长矛为主。各部门的首长非亲即故，因此效率和风纪也无从改善。外国人曾这样形容道： 　　“典型的中国士兵，与他的西洋同行很少相似之处。他的制服是一条布袋状的裤子．一件颜色鲜明而不合身的战祆，头上戴一顶头巾或圆锥形斗笠 这副不象个兵的装束再时常加上一把扇子和雨伞，就更显得失去勇武气概。让这位被人瞧不起的战神子孙、带着上阵的武器也许是一支大抬枪，一杆火绳枪，一把长矛或大刀，或一张弓。只在极少数的时候，他才拿得到一支现代的后膛枪。有时，他的上衣前胸还有个斗大的箭靶式圆心，这使入联想到他正好是炮灰。上衣的背后，说不定还有个‘勇’字，有些人认为把这个字写在这个地方是颇耐寻味的。他吃的是不饥不饱的口粮，住的是又脏又小的草棚，过的是消磨意志的懒散生活，这正好使他染上烟赌嗜好。这一伙粮饷不足，统率不当，训练欠精的人们，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不仅不受人轻视嘲笑，而且还引起了对黄祸的极端恐惧，实在是令人惊奇。当时，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衡量中同军队的真实潜力，因为中国军队的真正勇武特征，不到他们受到良好训练，获得良好的装备和统帅的时候，是不会显露出来的。” 　　1874年平定太平军以后，曾国藩就军队本身的改组奏议，令沿海各省训练九万名配备新式武器的军队，而沿江的三省则总共训练三万人。他规定这支军队的每年粮饷为八百万两。曾国藩在一系列奏议内提出，遣散不合格人员以及减少绿营兵额，留用者增饷以及根绝腐化等。他并进一步说明外国的操练、战术与装备均优于中国。因此，中国不能止于采用现代武器，而要像西方列强一样，继续改进武器的质量。李鸿章也指出继续使用弓箭、鸟枪和前膛枪的荒谬。1878年，沈葆祯建议废除武科，未获成功。1885年，李鸿章接受戈登将军的建议，在天津建立了一所武备学堂，并聘请了德国教官。不久．张之洞在广州附近设立了一所水陆师学堂，聘请六个中国人和一个德国人任教。此时还有些地方大员建议建设铁路网，主要是为了加强帝国的军事地位。1889年，张之洞取得朝廷同意；为铁路干线的建设拟了一个野心很大的计划。 　　在这一被称为“同治中兴”的时期里，朝廷批准了有限的一些军事改革，但是并设有摆脱它的传统轨道，对于防止发生叛乱与任何会进一步失去权利的事，比起从根本上来改编军队与使军队现代化，表现得倒更为热心。这些想把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计划，一个也不是能够为满清中枢增加权力，而只会使军事大权落入汉人领袖手中。因此，它们都没有成为事实。 　　结合着陆军部队现代化所取得的有限进展，有几个官员提倡发展现代海军。这些人大部分也就是陆军改革的促进者，包括左宗棠、李鸿章和他们的外国顾问们。某些微小的成功是得到了，但是就长远的影响而论，海军改革远比不上陆军改革。1885年建立了海军衙门，3年后组织了北洋舰队。这支舰队有二十八支船，规模不小。可是它的成长一开始便受到很大阻碍。1888年，慈禧太后把大部分海军经费移建颐和园，对海军建设唯一的让步是在颐和园平静的湖上建立了一个可爱的石舫。石舫是够堂皇的了，可是对于中日战争中不争气的中国海军却无所稗益。当7年后威海卫要塞被迫投降、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剩下的北方舰船都落入日本手中时，北洋海军唯一遗留下来的，就是这座颐和园内的石舫了。 　　1894年的中日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结束。小日本打倒了大中华，这使得绝大多数中国人认识到中国的存亡已受到了威胁，除了改革之外，别无可以选择的道路。尽管中日战争以前的十年间，个别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侵略者的长处，不仅在于船坚炮利，也不只是用西方的工 、商、农业和教育制度，就可以解释西方的军事力量。西方的技术文明是和它的独特的政治、社会制度密切结合着的。于是，改革要求沸腾，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认为中国富强的最好办法是推翻满清，并创立一个共和国。而康有为等也企图从各方面使中国现代化的儒家学者们，则要求效仿日本，在温和的君主立宪之下进行。这两种团体一致认为，必须把采用西方的军事方法，作为这个广泛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他们在以后的岁月中，都倾其才智来宣传他们认为中国命运所系的革命或维新。与他们不同的是，不事张扬而依赖现制度一步步在军事上具体落实这个改革的人，就是张之洞和袁世凯。 　　张之洞1837年生于直隶南皮的仕宦门第，是一个受过极好的古典教育的杰出学者。1863年举进士，曾在翰林院任职。张氏不同于清朝后半个世纪大多数从军权取得高位的显要人物。与此相反，他是以才干、政治上的机敏和学识的渊博，从文职人员中升上去的。他虽然善观风色，并且有时喜欢逢迎，不过还是以罕见的努力，体现了他的那一时代儒家忠君爱国的美德。他1882年时任山西巡抚，1884年中法战争危急时刻被提升为两广总督，在这一显贵职位上，他调动老将冯子材在广西镇南关大败法军，赢得很好的名声。五年后调任湖广总督，又开办矿山、制铁和枪炮、纺织等工业，并筹办京广铁路，成为洋务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袁世凯小张氏22岁，1859年生于河南项城一个官宦家庭，族中许多人都以团练官员身分在左宗棠、李鸿章属下当过差。虽然有这样的家世并且早年曾受过古典教育，但袁氏还是在科举中落第，不得已于1880年捐了一个官衔。虽说捐过官又有不少有势力的亲戚，但是毕竟没有中过举，因此他担心在纯粹的文官仕途中，难免要遭举人进士那帮人的排挤，或者他也相信由于王朝衰微，外患浸迫和大批军队的兴起，取得权势的最可靠阶石主要还是军人出身。1881年5月，袁弃文从武，投奔其养（叔）父袁保庆的结义兄弟、当时在山东的淮军统帅吴长庆。当1882年吴奉命入朝鲜时，便带袁同行并委任其为前敌营务处总办，负责训练和纠察中国与朝鲜军队军纪。吴回国后，袁经李鸿章保荐，仍留任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这是是个文官头衔。从1885到1894年，他都任中国驻朝鲜的代表，期间威信很高，被誉为“非唯知兵且谙外交”，显示了真正是一个干才，还博得了积极与严正的美名，成了李鸿章提拔的重要对象。中日战争爆发，有许多人归咎于袁驻扎朝鲜时的专横行为，可是不论是这种责难，还是袁实际在促成战争上的作用，都没有贬低地的威信与影响。他诡计多端的政客手腕，非常高明地推卸了败事的责任。1894年7月袁回国即被任命为浙江温处道，未赴新任就爆发日本进攻，于是被派往奉天凤城前敌营务处负责军队粮草供应。战后，他迁居北京并参加了维新团体，虽然他后来被认为是出卖维新派的叛徒，可事实证明他仍然是一个主张在各方面从事温和改良的人，特别是军事改革。他的为人被个人野心和政治上的不择手段所沾污，可是他的从军经验，使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积弱的危险。因此，他在清朝的剩余年代里，力图增强中国的实力，以抵拒外国的压迫。在北京时，他也表露了他的另一特点；善于抓权。也就是说，他善于取得政治上权威人物的支持与信任。当时，他取得了庆亲王、满族兵部尚书荣禄和军机大臣李鸿藻的支持。 　　张之洞和袁世凯两人当时都是朝廷所信任的高官，资格老一些的张氏系文官出身，而新进的袁氏则以武职入仕。两人分别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创建了新型军队，这就是标志着中国军队彻底与冷兵器决裂的自强军和定武军（也称新建陆军）。 　　张之洞的自强军与武昌新军 　　1894年秋，张之洞从武昌调到南京署理两江总督。对于和日本打仗以及日本可能入侵长江流域，使他加快了军事改革的速度。他改善海防，购置洋枪并大办团练，此外还天真地建议筹措一笔外国贷款，找一部分外国雇佣军，从美国西岸进行袭击以便从背后来打击日本。尽管这个极其不合实际的计划，被赫德与李鸿章所阻。但他还是尽其所能，1895年下半年在南京组建了十三营的自强军。张氏奏称，这支武装力量有步队八营，马队二营，炮队二营和工程队一营。装备全部是欧洲陆军类型．因此，这支军队与中国旧式的军队完全不同。和太平军时期以后的防军与练军也不同。它以德国建制为本，每个单位有三个独立组织的基本兵种，另附工兵部队。按计划它以后还要再加医官、兽医和枪匠。计划上没有提到组织一支后勤部队，诸如军需、运输或信号单位。 　　以德国少校来春石泰男爵为首的三十五个军佐，被聘来训练新式军队。张氏计划最突出之点是：这些外国人不仅当教官，在中国军官训练到能够代替他们的职务以前，德人还能担任协、营和哨的指挥官。从中国军官中挑选健康、诚实和坚强的人担任副营官，连的副哨官从天津与广东武备学堂毕业生中挑选，这两所学堂是1880年代由李鸿章和张之洞分别创建的。全部训练权都付与洋教习，但维持纪律与惩罚之权仍在中国官僚手中，考核与约束权由总督的营务处掌握。张之洞在大胆使用洋教习的才干，可却小心谨慎地保持着他对军队的最后权力。 　　新的部队士兵经过异常慎重的挑选。他们都是江苏与安徽的农村青年。城市中油猾的“勇”一概不要。应征者要用西医标准方法检验，必须身强力壮而无隐疾。每个应征者也要持有本村所发品行端正的证明，并必须服役十年。有一份革命党人方面的文件内说，所有应募者都能读会写。这点可能有些夸大。可是，几年之后，张氏在武昌训练的精锐军队中，许多人都有文化则是事实。有文化的人应募就提高军队的社会地位。新军的饷银按当时的中国标准来说是优厚的，正勇们除新兵以外月饷五个银元，按比例下级军佐所得更多。饷银以外还供给制服口粮和营房。全体德国人员的薪水在外国按合同规定支付。团练或乡勇的军官一律授予正规军军官的候补衔、或即授官阶。给士兵发饷时和过去的习惯不同，不是把一大笔款付给指挥官；而是由洋教习与特派的中国军官当场发给现洋。这样，张之洞便建立了一种使两伙军佐都保持廉洁的办法。这项新的发饷与训练制度增加了中国军官的工作，而同时又减少了他们不正当收入的来源。可是，军队却得到了应得的饷银与口粮。③这就是一个为什么张之洞能募到一批比较优秀人员的理由。 　　步队营的建制二百五十人，分五哨。炮队一营二百人，共四哨。每个马队营包括一百八十人，分三哨。而工程营只有一百人。虽然张之洞声称，人员的配置悉按德制，实际并不甚符合。纵然如此，这个旅团的确与中国建制的典章不同，而具有欧洲现代军队的特点。 　　张之洞在1895年12月27日的奏折中，说明他建议组织由德人训练的部队一万人，并报告他已经象上述的那样创建了十三营。他解释这一违背传统的建议时指出：中国旧式军队已不可恃，积弱既久，而又贪污腐化。不过对八旗同样的弱点，张氏则避而不谈。他对朝廷说，中国必须对西方的方法作一彻底了解，并仿效它来迅速训练得力的军队。否则，中国便不可能抵御外国侵略以保卫自己，充其量只能镇压内部骚乱而已。 　　这本奏折建议，原已组成的单位，训练六个月后人数再增一倍。把洋员调出以训练新营，已练成的各单位则逐渐以华员充任指挥官。此种过程可以反复运用，直到全军实力达到一万人为止。如果这个计划能够贯彻，张氏就可以在两年之内，创立一支比中国近代历史上所有军队都强的劲旅。张氏估计，每一旅团将年耗四十四万两。他知道经费缺乏，必须尽力节约。而他显然相信，新式军队的价值，值得这笔费用。在这一奏议中，张氏提出了一些军事上正确的原则。他认为将领必须合格，勇丁必须娴熟机械技艺，部队人员必须强壮，勇丁决不当杂差，连队必须足额，军火必须丰富，饷粮必须充裕。张氏指出，如果仍按旧章发饷，队伍宁可开小差而不愿受西式的严格训练。虽然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可是他相信使用洋员和西法是医治中国军队痼疾的灵药，那就显得不现实了。他又说明：新制度建立几年后，相沿成例，因而将弁兵勇视为当然，短扣响银、废弛勒索之弊自然无由以萌。这种过分的乐观，也许仅仅希望说服保守的朝廷，可是，张氏似乎没有理解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环境的反映这一事实。同时，他也没有认识到只有根本改革中国的风俗，才能真正纠正这种深入膏盲的积习。 　　张氏对于军事改革的兴趣并不止于军队建制，他认识到建立一支受过教育的和娴熟技术的军官队伍的必要性。1896年2月2日，他奏准在南京建立一所陆军学堂和一所铁路学堂。张之洞写道“整军御侮，将材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固由其全国上下无一不兵之人，而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 　　这一奏折还声称，如果中国要仿照德国，那就非广设学堂不可，因为学堂毕业学生虽未必足充军队将材，但究竟比没有受过训练的人领会得快些。 　　张氏建议慎选150名有文化的青年人入军事学堂，他电托中国出使德国大臣，延请优秀的德国教习来教学3年。课程内容包括技术、战略、步骑战术、野战地术，工兵工程和炮台炮术。测量、制图以及德文也列入教程。铁路学堂有洋教习3人，学生90人。 　　朝廷批准了张氏的建议，但对德国军官的资格和高薪提出疑问。而且，对个别汉族官吏组织一支劲旅，朝廷也许有所疑忌。不久，就令张氏将新军交由即将回任的实缺总督刘坤一。这个旅团对重要的长江三角洲的防务极其重要，象这样极端背离中国军事组织传统的新式军队，显然朝廷宁肯交给更保守的湘军将领刘坤一来指挥。 　　1896年2月14日，张之洞在另一奏折中指出，他原议练一万人，因饷项过巨，此项计划谇难设法执行。尽管令他交出卓越的新军的统帅权必然使他难过，他却不但力陈要保持军队；还力争一定要把它增强成为一支五千人的劲旅。他为扩充部队安排了财政来源。他估计军队年需七十万两，宣称把江苏，江西安徽三省裁兵节省的二十万两给他，另由芜湖米厘金指拨十二万两，苏州与上海米厘金指拨二十八万两，他就能维持这支军队。虽然张氏作了恳求，他的继承人刘坤一并未增加自强军，不过至少维持了它的原状。 　　1896年2月，刘坤一接替了张氏。自强军和当时在建造中的新军事学堂，都耽心更为保守的刘坤一不支持他们、可是，中日战争的残酷实际，显然已经改变了刘对西式组织与训练的看法。在回到南京后，他感谢了德国军官的努力，还表示希望他们不久就建设起一支有效率的军队。然而，南京方面的人对洋教习的憎恨发展了。刘坤一的湘军与比他们饷银高、穿得好、吃得好的新军之间存在着嫉妒。同时，有人报告德国教习闹不团结，他们的行为引起很不好的评论。1896年6月，湘军与受外国人训练的勇丁小队之间闹了一场冲突，一个德国班长受了伤。两艘德国炮舰奉令开到南京，惩戒了湖南人之后，事态才解决。这就表明，聘请外国顾问本身就存在着政治干涉的危险。 　　为进一步防止发生意外，1896年夏，刘把自强军调到比较远僻的江苏吴凇口要塞去。当1898年德国军官合同满期时，他就将这些人解雇。虽然刘当时不同意让外国人直接指挥或即使是训练军队，但他还是从吴凇调了三名德国军官到南京武备学堂当教习。同时，尽管读书人有威信，而刘氏的湖南亲兵营却从不用一个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湘军其它各营，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少数受过训练的军士，给那些保持着弓剑精神的军队指挥官，留下微弱的印象罢了。 　　1896年2月9日，张之洞离开南京回到武昌任总督。他一回到湖北，就迅速在武昌创立了一所近似南京学堂的武备学堂，继续显示了对军事教育的兴趣和信心。他乘江苏不满德国军官的机会，调了一小部分人到武昌。德国教官团中的头头过于跋扈，不能为中国的文武官员所接受，但是，其余的三员则留在张氏新设的武备学堂任教。1896年，张氏又新成立两营新式军队，另加一队工程兵。这支队伍为一支精练的亲兵队提供了核心，后来就扩充成为有战功的第八镇。在组成新营时，张氏略为降低了他所坚持的西洋原则。新的训练条例是德国办法和直隶省武毅军半现代化技术的混合，也放弃了用外国军官统帅他的军队的作法，而只聘请他们当顾问或教习。 　　为了改进地方军队的品质，1897年张氏还下令所属每种类型的营部都以十分之一的人，来省城轮番受训。练成之后，又命令他们回去把新的技艺转授其余的军队。看来，以后张氏把他的政策改变为，替每个主要地方武装准备一个或二个受过西式训练的营。 　　张之洞在1894年建立自强军时，当地方最高官吏已经很久。他与中国先前的军事领袖即乡勇领导者不同的是：他并不在他的故乡招募士兵以培植个人势力，他组织的这支新式军队，从未超过一师和一旅。当朝廷谕旨责令他把这支军队交给他的继承者之后，他在继续发展这个组织的兴致方面，表示了难得的爱国主义。1907年他调往北京时，还失去了他对这些部队的直接控制权。当时这样一支军队是足够维持湖北和湖南的内部秩序的，而且这支部队还为华南的现代化军队树立了榜样，影响了华南的现代化军队的发展。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打响，这支军队方才显示出它还是一个社会现代化变革的因素，可是，它并未强大到足以成为支配因素的程度，而袁世凯的北洋军，则攫得了那种地位。 　　袁世凯的定武军和北洋军事集团 　　因中日战争而成立的另一现代化军事组织，与张之洞的军队一同成为新式正规军队核心的是定武军，也称新建陆军，这个组织在近代中国的军事与政治历史上都极其重要。著名的北洋军和北洋集团，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1894年末，中日战事处于危急阶段，李鸿章的德国军事顾问汉纳根向恭亲王及总理衙门提出了一个建立一支帝国军队的计划。在这支军队中，一支外国人组成的军官队，不只当教习，还要取得中国的军衔。实现这个建议的先决条件是筹集一笔维持这支队伍的经费，由著名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掌握。除了它将作为一支帝国的军队而不是地方军队这一事实以外，这个计划使我们想到它在很大范围内是自强军的翻版。督练军务处部分地支持了这个计划，并且奏请编练西式陆军和饬令胡橘芬和汉纳根在天津着手招募以及训练。 　　对于这个激进的建议，据说总理简门中的满族官员有意批准这个计划，而汉族官员则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反对它，因为他们唯恐多花钱，特别是还要受外人的监督。他们害怕会失去侵吞公款的机会和居官所得的利益，包括购买军火的回扣在内。这也许是真的，但是民族的自尊和过分自信，必然也使总理衙门不愿意把一支强大的国内武装交由外人控制。自太平军叛乱以来，军机上的均势一直操在汉族地方大员手里，建立一支集中在中央的十万现代军队会把控制大权归还朝廷。这也许就是满族领导人要批准这个计划一说的根据。 　　胡橘芬建立了一支十营的武装力量，定名为定武军。它仅部分地采用西式训练。头一年并未达到西方标准。这个旅团至少在纸面上是由三千步兵，一千炮兵，二百五十个骑兵和五百个工兵组成。并最少聘请了两名洋教习，一名叫史卡纳的德国人和一名叫曼德的挪威人，此人以后当了陆军上校和袁世凯的副官。 袁世凯就是在这时开始走上他“军阀之父”的道路的。 　　中国被日本打败，荣禄要袁草拟训练西式军队的办法，从而产生了一篇几千字的提倡用德国技术训练军队的论文。后来先由李鸿藻，其次是荣禄，上奏保荐袁世凯的练兵之才。胡橘芬受命为津芦铁路督办以后，亲王和督办军务处的大臣们遂于1895年12月8日奏清皇上，任命袁世凯统率与督练定武军，以该军十营为基础编练新建陆军。他们赞成袁所拟的练洋操聘洋员计划，并且认为袁所定的营制和饷章都周密可行。袁的奏折内也提出必须添募步骑新兵，把新军增到七千人，增加的军队每月支出约银七万余两。如果证明新部队确有效率，还可逐步加强。12月8日谕旨奏准，派袁督率这一部队，其中说道：“中国试练洋队，大抵参用西法，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 　　1895年12月中旬，袁出发到离天律不远的小站，接收他的新部队。在这次新军队的改编工作中，他迅速地显示了能力。才不过是1895年12月21日，他便提出了这个部队情况的报告，步兵已经分成左右两翼，每翼二或三营。炮兵已经组成三翼，一队快炮、一队重炮和一个后备单位。骑兵营由四部分组成。工兵分为六部分，包括桥梁、要塞、军械修理、测量、布雷和电报队。这种组织并非严格遵照德国陆军建制，它和自强军一样，包括三个基本兵种和技术队，而开始近似于西方的现代化军队。军队中甚至还有一个军乐队。 　　这支新部队迅速增加到七千人左右。袁派遣募兵官到山东、安徽、河南、江苏去挑选强健青年。另外还派遣军官去招募骑兵和购买马匹。由于这支军队的武器也和普遍存在的情况一样，不是标准化的，袁就要求为他的军队补给新式来复枪、马枪和快炮。 　　由驻德中国公使聘来的德国军官来到小站营地，一所德文学堂开办以后，又有三个德国军官分任步、骑、炮兵的教官。袁世凯亲自统率这支军队，他的精力和行政才能使部队显出许多进步和壮观军容。现代化的训练计划、按照西方路线改编过的参谋职能、在战斗条件下的操练、夜间的演习和保持电讯等事项，所有这些，在老式陆军中都是从来没有的. 　　1898年秋，英国海军少将贝思福访问中国，并视察了所谓的“军”，除了三个军以外，他全都看到了。他认为，按照西方标准，袁世凯的部队是大清帝国唯一装备齐全的军队。贝思福考察小站袁军时，该军有七千四百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山东。招兵的标准与自强军相似，这表明也有一种打算获得比中国一般兵士更高的兵员的愿望。这一决策的好处，可以用一件事来证明，即这些兵是体格强健的范例。他们的制服和大部分装备都是适用的，并保管得很好；整队操练和军队风纪也都良好，在野外演习中，官兵都表现出能了解自己的职责。发给步兵的是德制毛瑟枪，骑兵持有毛瑟枪和长矛，炮兵共有十队，每队各有发射一至六磅炮弹大小不等的炮六门。这个军与大多数中国军队不同的是它有速射机关枪。此外，他在中国军队中发现许多领导很差的事例，多数情况是粮饷不足，除少数例外，全部缺乏纪律和训练。甚至装备较好的部队也往往因训练不足而失去价值。贝思福在士兵行列中数到十四种不同类型的枪，其型式之繁杂，几乎是从连发的温彻斯特枪和毛瑟枪直到前膛装子的抬枪。就连这种杂凑的枪也很少实弹射击。因为除袁世凯的士兵以外，军队极少甚或不作射击演习。 　　1899年，在中国军队中当过多年教习的瑞辛格少校指出；中国的军队领导弱、号令不统一、武器不划一、缺乏有效率的后方勤务系统、物资保管马虎。瑞辛格也注意到军官们不会把各兵种有效地协同使用。除了这些不健全之处以外，还要加上久已令人不满的贪污，构私、吃空额和饷银过薄。贝思福和瑞辛格都批评过中国企图牺牲陆军改革，来重建一支现代海军的作法。他们两人都承认，海军人员要比那些陆军人员训练优良。可是，他们也都相信，现代化士卒比军舰尤为中国所需要。 　　此时袁世凯已经成为中国在军事方面公认的“权威”。1899年5月，他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对训练制度、战术、军纪与拟议使用的武器，都有所规划。他建议在全帝国范围内公布统一的军事规章，并自信这种全国性的标准应以他的建议为根据。5月29日，朝廷给他一封机密的信，指示他草拟一个详细的报告供朝廷审览。11月，袁在呈送这个军事规章草案手稿的奏折中提出，他希望军队痛除积习，格守营规。他主张军佐要把勇敢、廉洁与忠心作为信条，当兵的必须承认勤奋、决断与恭顺为其基本守则。他还说明士卒应先受基本军事训练，然后掌握战术即攻守调度之道。在另一折奏中，袁强调了采取西式训练之必需，主张高级的军事指挥应研究与仿效外国军制。 　　此时的袁虽然还不是个品级最高的官吏，但他并没有因为谦逊而对于根本大计和利于朝廷的事缄口不言，不去干预既成秩序。他倡议建立一个在中枢控制下的大型兵工厂，在指出现行制度的缺点之后，建议新的兵工厂应设在接近产煤的地区，而它的经费则由用于地方兵工厂的款项内移拨。这样的计划必然因为地方督抚不能同意而执行不通，可是袁氏的威信在朝廷内却有所增长，这从慈禧赏赐给他的殊恩可以看出。1899年6月，他晋升为工部右侍郎，还受到没有多少实利的奖赏：在紫禁城骑马和在宫内三海乘船。但他仍在天津小站练兵。 　　旧式军队的一个严重弱点是缺乏胜任的僚佐，他们的参谋设计职责没有专业分工，为此，袁在制定了各营的营制后，又建立了一些新的僚佐机构，包括训练、运输、辎重、军械和军法部门。与西方陆军不同的是，这些机构中还有个外事部门，这个部门可能搞技术情报——研究西方训练方法与装备——而不是搞一般意义的外事。幕僚的首脑是袁年轻时的老朋友徐世昌，此人时为翰林院编修，但以后在袁世凯取得大权时，他便被提升为军机大臣、总督、大学士，终于在民国时代，从1918年到1922年当上了总统。 　　为使中国陆军的现代化加快步伐，袁建立了多种多样的军事学堂。这些技术学堂至少可使官佐与弁兵都学到近代战争高度专业化技艺的基本原理。1901年袁世凯由山东调回直隶接替李鸿章以后，很快就在他的保定大营成立了一组六所学校的讲武堂，其中包括一所一年课程的参谋学堂；一所两年课程的军官学堂，一所为服役三年尚未入流官佐所办的学堂；一所官佐与弁丁均可就读的测绘学堂；一所供官佐学习八个月三角学及射击术的炮学堂；还有一所为老式官佐教点西方技术的学堂。此外，袁还于1902年3月奏陈朝廷，声称他已遣派军事学生往日本游学。 　　袁世凯认识到在中国军队中最败坏士气的，是军官普遍贪污，这种弊端侵吞了兵士全部或一部饷银与口粮。袁建立了防止弊端的一项制度，饷银由他的指挥部派员向每个官兵逐一核发，有时他还亲自监督部队的发饷和给养事宜。袁世凯和张之洞一样，都是官僚中少见的人物。他们不仅主张为自己的部下提供足够的饷银，并已确实照发了。这种作法显示，袁很明白军队对于他们统帅的忠诚，主要靠他们所领到的饷银。可是，他不象张之洞那样以高度的个人操守见称。因此，某一御史参劾他侵吞公款可能是有根据的。荣禄于 1896年6月，奉命查办这件参案并到小站阅兵的时候，不但替他素所赏识的袁世凯洗刷，还夸赞了袁训练的军队整齐壮观，并且不顾袁的职责都属军事的，还是在1897年7月推荐提升了袁为文官职务直隶按察使。这说明袁的威信并不因有人告发而降低，由于文官所享的威信和官僚组织的缺乏专业分工，从文职官阶中升上去，对他可能更有利。 　　果然，到1902年1月，朝廷授他以北方铁路督办和政务处谘议的职衔。6月又署理直隶总督，在10月份与张之洞同时受命任商务大臣并协订通商条约。当时，由于电报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1903年1月谕旨电报国有，袁遂就任邮传督办。他尽管担负了这些颇有实权的职务，可是始终没有放弃编练帝国新军的责任。1903年12月4日，朝廷下诏设立练兵处，派庆亲王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充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这时的袁已经着手把小站新军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开来，整编、定制、军衔、兵工、操练等一系列军队现代化的计划措施，都在这时做出并逐一落实，直到1908年底慈禧太后死去、宣统皇帝上台，袁被罢官回家“养病”为止。 　　袁世凯发展新建陆军不仅是为北洋军奠定基础，也为北洋军阀集团（有时称小站集团）打下了基础。这支受过德式训练的军队，象张之洞的自强军一样，与著名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所建乡勇部队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它的半私人化军队性质。但二者之间也有许多基本的差别：首先，新建陆军用外国军官作教习而不让他们作军队的指挥，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军队的一个特点。其次，袁的军队并非由地区或省供应，而是是靠户部的中央财政，因此就没有财政上仰给于人的危险。其三，袁不是那些有着许多兴趣、军事改革仅为其一的大文官及学者，他从陆军官佐开始他的政治生涯，通过操纵军权与行政才能和政治上的精明强干互相结合而爬上去的。他把一支不足五千人的小队伍，在其后的戊戌变法、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迫使下的清廷改良运动中，发展成共有六镇七万人、控制国都的一军，不仅是作为华北现代军队的一个榜样，在中国的权力结构中，也是一个首要的军事因素。直到辛亥革命及以后的民国初期，它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袁世凯死后，这支军队分裂为北方半个中国大多数军阀军队的核心，依然继续左右着中国的命运。 　　袁把新建陆军带成一支决定国家命运的力量，这也可以从其早期一些著名军官后来的升迁中看出端倪。我们不妨开列一个表，这张名单可以证实袁氏是“军阀之父”的说法，也可以说明这一代北洋军阀集团的权力范围之广。重要军官及其未来的官衔如下： 　　袁世凯 1912—1916年的民国总统 　　冯国璋 1917一1918年的代理总统，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新军督操处帮办 　　王士珍 1917—1918年国务总理，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新军营帮带和管带 　　徐世昌 1918—1922年的总统，新军幕僚长 春秋网http://bbs.cqzg.cn 　　曹 锟 1923—1924年的总统，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新军营帮带 　　段棋瑞 1924一1926年的执政，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新军营管带兼炮学总办 　　张 勋 江苏省督军（或都督）和长江巡阅使，北洋巡防军统领 　　张怀芝 山东督军，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新军山炮队领官 　　陈光远 江西督军，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新军督操官 　　姜桂题 毅军统领和热河都统、陆军检阅使，新军右翼翼长 　　何宗莲 陆军第一镇统制与察哈尔都统，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新军步营队官 雷震春 江北提督和陆军第七镇统制，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新军工程营队官 　　孟恩远 吉林督军，新军右翼骑兵营队官 　　田中玉 山东督军，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新军统带 　　段芝贵 奉天将军和陆军总长，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天津南段警察局总办 　　王占元 湖北督军和两湖巡阅使，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新军统制官 　　在袁氏原有区区七千人一个旅团的军官中，出了五位未来的总统或代理行政元首、一位总理和多数华北的军阀。除此以外，曾经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和在新军中提升的后世知名人物，还有吴佩孚、冯玉祥、孙传芳、石友三、张自忠等。上述事实足以作为这支现代化军队强大实力的证据了。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家族地位与“面子”多么重要的社会中，上面的许多人是无法夸耀他们的家世与出身的。一位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曾提供了若干这些未来军阀的社会出身的资料。他说，张怀芝曾当过苦力，冯国璋是个吹鼓手，曹锟当过贩布小贩，而王占元则是个马夫。只有田中玉从中产阶级家庭出身，并相当有学问。除段祺瑞出身于军人世家外，许多军阀从低层爬上来和白手起家，这不是假的。张怀芝、孟恩远和曹锟，都是在当兵还很被人瞧不起的那个时代被提拔起来的。可如果因此就认为这些军阀都是一帮没有文化的人，也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张勋、姜桂题和雷震春，确是旧式军人。盂恩远是个文盲，张怀芝受过很少的教育或没有受教育。另一方面，袁世凯与徐世昌原来就是文官，受过很好的古典教育。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军官是出自中国第一所现代的军官学堂的。就此来看，最重要的一点倒不是关于这些军官的文化，而是他们之中几乎多半曾在最早的军事学堂中受过训这件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受西洋影响包括西洋军国主义影响的中国陆军现代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