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等人的辞职请求。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爷爷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大会同意了他的申请。

随后，中央制定了83号文件。爷爷看到后，对前来探望他的高玉良说：“中央的83号文件我看了好几遍，比较能够接受下去。对于学大寨中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也不向上推。”该文件下达后，舆论界基本上停止了对大寨的批评。之后，万里副总理到山西视察，认为大寨的“三深法 ”、海绵田是对的，大家不要再提大寨的问题了。舆论界的评价于是逐步走向了公正。爷爷的从政生涯终于画上了清晰的句号。

爷爷卸任之后，国家按照正式职工的标准，给他每月200元的生活费。他和家属的户口转入北京。他专程回了趟大寨接妻儿进京。离开大寨那天，他一早起来，去看山、看地、看果树、看庄稼，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步一回头。

他一个人到赵大和、赵小和与石贵林“三烈士”的坟前站了好一会儿。随后又找到贾进才，两人走上松树坡坐下正说着话，突然，爷爷起身走到贾进才身后，与他坐在一起，背靠着背，而且靠得很紧，问：“进才，你估估这是什么意思？”贾进才憨厚地笑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爷爷没有解释这是什么意思，接着还跟贾进才作了个生死约定：“我要是死在你前面了，你给我送个花圈；你要是死在我前面了，我给你送个花圈。”贾进才说：“我比你年龄大，肯定是我死在前面了嘛！”话音没落，两人已是老泪纵横了。谁也没想到，6年后，爷爷走了，走在贾进才的前面，这“背靠背”的意思也像谜团一样被他带走了。

该去北京了，爷爷坐在吉普车里围着村子转了一圈又一圈，怎么也舍不得走。望着含泪送行的大寨人，他的眼泪不断线地流。

对于在京的住房问题，中央对他的态度一直是保护，明确表态一切待遇不变。爷爷的态度很坚决，他认为自己不是副总理了，就应当搬出副总理级别的住房，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当副总理了，还住什么交道口？能上能下嘛！”国管局的同志见他态度如此坚决，建议他还是住在老地方，如果嫌院子太大，就隔出一半，他仍不同意。最后，国管局只好把他安排到复兴门外大街木樨地部长楼22号楼定居。搬家的时候，国管局说可以把在交道口用过的所有东西都带过去，可他说够用就行，只带了床、旧电视机、文件箱和电话等日常用品，其余都留在了原来的住处。

自尊、自立、自廉、自爱是爷爷一生最令人敬佩的品格。

打“庄稼拳”的健康老人

人生如四季：春发，夏繁，秋耕，冬凋。许多杰出人物同样摆脱不了“起而传奇，中则辉煌，晚年落寞”的命运，爷爷也不例外。但是，我们却不能不说，晚年的他是平实的，是随意的，是快乐的。

晚年的他开始适应城市人的习惯，开始注意调剂和安排日常生活。在家时他喜欢伏在书桌上看会儿书报，看累了就起身去阳台照料一下他心爱的花，一会儿抚摸着他种的玉米，嘴里唠叨着：“你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一会儿又坐在小板凳上，抽着烟回忆往事。

爷爷有早起的习惯，他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来，和奶奶一起先为读书的小儿子和孙子做好早饭，细心地放在热水锅里保温，等孩子们睡醒后吃。然后从12层步行下楼梯，走到三里河的林阴小道，再到钓鱼台附近河边散步。他精神矍铄，心胸开阔，边走边甩着手臂。熟人见了他和他打招呼：“健康老人来了！”看到别人打太极拳，不免有几分好奇，也想比划着学几下。他比划了几下觉得不好打，于是就举起双手，叉开双腿，摆起了刨地的架式，自己创造了一套招式，取名“庄稼拳”，还自豪地说：“还是我这庄稼拳好打。”

有时他也会走到小吃铺，吃根油条喝点豆浆。早饭后，他会提着竹篮子去早市上买菜。有时也会和卖高价货的人争执一番。一位小贩正在卖沙锅，他为买主帮腔，满脸不高兴地对那小贩说：“这沙锅比我们那儿的差远了，还卖这么贵！”
有一天，爷爷上街回来，脸上露出很高兴的样子，从口袋里掏了半天。奶奶以为有什么好东西，一看，是一双肉色透明丝袜。爷爷炫耀地说：“你看看，我买的，没有见过吧！”奶奶一乐，说：“你买这袜子倒是稀罕，可谁能穿出去呀？”爷爷就拎着这双稀罕袜子给儿子，儿子不要；又给孙子，孙子也不要。他只好拎着袜子回到自己房间。奶奶说，从此她再也没有见过这双肉色袜子。

一会儿，孙子想吃个烤红薯，他二话没说就带着孙子出门去了。在路上，孙子朝爷爷的脚上看了看，又见有几个人认出了他，急得直说：“爷爷，看你袜子也没穿。”他却满不在乎地说：“那怕甚哩？我又没犯法。”爷爷就是这样轻松随意地生活着。

他和大院的人们相处得很好。楼下的人家种花，他一有空总要去帮助施点肥、松松土、浇点水。人们见他下来了，都喜欢围着他一起聊天。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一种乐呵呵的气氛。人们尊敬他，信任他，遇到事情都愿意听听他的意见。人们关心他，也愿意照顾他。卖菜的售货员认出他，请他先买；排队的人们请他不要排队，到前面去买。每当这时，他总是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谢，依然排在队伍后面。

农村挣钱城市花，本来就不易，加上我小叔叔和我哥哥还在读书，妹妹3岁时也到了北京，这点钱要养活一个大家庭，按北京的消费水平显然是不够用的，爷爷只能省吃俭用，尽量削减花销。嫌纸烟贵，就又抽起了旱烟，用上了他早先在大寨时挂在脖子上的烟杆儿。家里也不用厨师了，由奶奶做些简单的家常饭：早上小米粥老咸菜，中午豆面或榆皮面抿曲，晚上是豆面和玉米面掺在一起做成的糊糊饭加馒头。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有时也炒两个菜，多是些苦瓜和茄子之类。每当吃饭时，他不坐餐厅的椅子，而是喜欢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端着碗边吃边看电视。

爷爷舍不得花钱。有一天，奶奶想买件新衣服穿，问爷爷要10块钱，爷爷就是不给。奶奶急了，说：“我在家里为你做饭洗衣服，工钱也有吧！你要不给，我就向邻居去借。”知道爷爷爱面子，奶奶故意使出这一招，说着就往门口走。这时，刚从山西到北京看望他们二老的父亲见此情景，赶紧掏出钱给了奶奶，这件事才算了结。

每当有人谈到他收入少开支大的时候他就解释道：“还是本着给多少、领多少、吃多少的方针办吧，不要随便向上伸手。”谁能想到：这就是一位原国务院副总理的日常生活。爷爷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得那样严格，甚至有点“苛刻”，但是正如他所说的：“树要留根，人要留名。”他乐于那样做。

一个人平常要求自己容易，有了权势仍能严格要求自己难；一个人有了特权却能更严格要求自己就难上加难，但他做到了。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即便卸任之后仍然如此。

爷爷有一个高干医疗本，可以到医术高明、设备先进的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就诊。每当他身体不适时，奶奶就找出医疗本，催他赶快去医院，可他不愿意享受这种特殊待遇，不管家人怎样催促，就是不去。后来，他干脆把这个小本子锁在自己的保险柜里，谁也不能动。

有一次，爷爷去探望一位首长，首长送爷爷出门的时候，首长的警卫战士低声地对首长说：“首长，我们没见过陈老，想借这个机会看看他。”当时爷爷已经坐在车里，听见了这个战士的话，撩过窗帘，摇下玻璃，探出头来微笑着同战士们打招呼。车子在站成一排的战士面前缓缓而过，突然，战士们“刷”的一声一齐立正，庄严地举起右手，集体向爷爷敬了个军礼。

他把白薯、玉米分给大家吃

老百姓对他的感情很真挚，许多人见到他后都亲切地叫他“永贵大叔”。他听后很高兴，说：“老百姓还认识我，没把我怎样。”

他每天上午从木樨地步行到甘家口街上买菜，然后坐公共汽车回家。当他提着菜篮子上公共汽车后，车上人多拥挤，已经没有座位。乘客们认出了他，争相给他让座，问长问短。他说：“北京人没有看不起咱这山里老汉，对咱可好哩。”

退出政界的他，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然而人们在这位老人身上，看到了朴实、诚恳、热情和理解，看到了他仍在尽可能地帮助别人。平时对院子里的服务人员他都要照顾到，老家人带来了苹果、白薯、玉米，他总要分给大家，家里哪天做了稀罕的也不时送下楼分给大家吃。人们经常能吃到“永贵大叔”送来的热腾腾的包谷面烙饼、煮熟了的玉米棒子和甜甜的白薯，人们感受着这位隐退老人浓浓的情意。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的电梯工曾为不少中外闻名的人物开过电梯，然而，在这些人中，“永贵大叔”是她们认为最有亲切感的一个，至今聊起他来还感动不已。
家乡的人不时来北京看望他，知道要来客人，他就买来鲜肉一片片地切好，放在冰箱里，等客人来了后才能做，自己舍不得吃，也不让家里人动，然后早早地下了楼，在大院门口等着、盼着。

他从不轻易用国家给他配备的专用小汽车。客人到了后，他笑着对客人说：“我没有去车站接你们，看，我在家给你们准备好饭了。”来家里的客人谁要是在外面吃了饭，他总会说：“外面贵，家里有饭嘛。你省下这些钱，不是还能买双鞋？”他喜欢留客人住在家里，说：“来了就住我家，这比住旅馆便宜。”

“钱是惹事根，越来越眼红”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以后，他在党中央、国务院没有任何职务了。家乡不少人还是常来找他。除了来北京看病，请他帮助联系医生和医院外，还有一些任职时不好开口的事需要找他帮忙办。爷爷乐意帮人办事，也帮许多人办成不少事。他常说：“遇事办事不怕事。”老乡开口，更是热心帮忙，可在原则问题上却丁是丁，卯是卯。

有一位老乡来京看望他，饭后支支吾吾地提出想让给铁路方面的人说句话，要用几节火车皮。爷爷爽快地答应了，马上拨了一个电话，车皮果然就要到了。老乡高高兴兴地去办了手续，回来告诉他，说事办成了，挺顺当的，只要了200块钱。

他问：“什么200块钱？”“好处费呀！”老乡看着他那一脸的疑惑，说：“这挺便宜哩！没有你的面子，按现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四五百人家也不给办哩！”

“他收你钱，怎么开发票？”他问。

老乡笑他少见多怪，说：“咱主动往人家兜里装呢，还要啥发票哩！”

他一听，脸色立即变了，喊道：“不行！他这是用公家的车皮，肥了他自己，这事咱不能给他干！”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人，车皮不要了，还把那人训了一顿。

老乡怕得罪人，赶紧劝他，他一瞪眼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共产党员不搞阴谋诡计，谁做得不对就说谁！”从此再也没人敢找他办这样的事了。家里人担心老乡不理解他的做法，他说：“我没有给他们办事，是因为我是党的人。他们现在不理解，以后会理解的。”

对这种不走后门办不成事的不正之风他切齿痛恨：“现在群众要办点事，解决点问题，得到处走后门，这算咋回事？不走后门还办不成事了？为人民服务还要不要了？我最恨这号事了！”

每当聊起这些事，他总是感慨地说：“钱是惹事根，越来越眼红。大城市，坏人哩。还是我打的石头碹的窑好住，我修的地打的粮好吃。”


担任农场顾问

不当副总理的生活悠闲清静。可是，对于干惯了农活的他来说，并非是一种享受，他总想找些事干干。1983年，他给中央写了个报告，要求到基层做点事情。中央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他每次到农场去，群众都很激动，他们一声声叫着“老陈”，场面非常热烈。

东郊农场没有具体规定他上班的时间，但他每周至少都要去一两次，深入厂房和田间进行调查研究，和领导谈，找群众唠，提一些很好的建议。农场职工打心眼里说：“过去只是在电视里、报纸上、广播里知道陈永贵是个大官，如今在一起才晓得，他是一个慈祥善良、和蔼可亲的长者。”他为农场搞活商品经济，办好食品厂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多次帮助农场分析农业生产情况，研究改进生产技术的办法，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东郊农场因此提高了知名度。外宾们来农场洽谈，总要打听他在不在，只要他在，外宾们显得更加活跃，洽谈生意就比较主动。

他在农场上班一年多，次次开会都参加。有一天下午，农场通知他去开支部生活会，正好国管局也通知他去听文件。两个会碰在一起，该参加哪一个？当司机汤占新开车到十字路口时，爷爷说：“要么就浮在上面听文件，要么就深入基层看情况，汤师傅你说说，我浮在上面好，还是深入基层好，如果浮在上面好，你调个头，把我拉到国管局好啦！”汤师傅会意地一笑，加大油门，一直开到东郊农场。

他和农场领导、职工们广交朋友，一起劳动，关系非常融洽。农场上上下下都跟他挺熟，干部、职工都欢迎他，尊敬他。每逢他到农场露面，农场的职工们都要请他到家里坐一坐。他很乐意，从不推辞。一次，食品厂的女共产党员陈天萍见了他说：“陈大叔，到我们家串个门，行不？” 他立即答应去她家做客。

还有一次，一个职工把他拽到自己家，叫老婆炒菜烫酒。消息一会儿就传到左邻右舍，各自都把自家最稀罕的东西拿出来，一家端来一个菜，摆了满满一桌子。大家满上酒，举过头，说:“陈老，我们敬你了！”这份感情是那么深沉，那么朴实，那么纯净。他痛快地说：“干了！”一仰脖儿，连干几盅。他喝酒很实在，觥筹交错间，与以往相比，更多了一份平和。

他酒量大，十几盅下肚也面不改色。可他却注意到桌子上放的几瓶酒快喝完了，就暗示随从要节省着喝，自己则装出喝多了的样子，说：“今天喝得多了，有点醉了！”众人还在左劝右劝，他赶紧又甩出一个“包袱”：“要是折了寿，到时候我找你们啊！”他幽默的语言逗得大家不时哈哈大笑，气氛轻松而热闹。

农场的8位同志，在他70岁寿辰时联名赠送了“长寿”的字幅，他精心裱好挂在卧室，直至今日仍高悬于壁。
爱,不惜付出；爱，又何需表白！

时间在温馨而平淡中飞逝。1985年1月，爷爷突然感到头痛、浑身乏力，他以为感冒了，吃了些感冒药却不见好。由于他身体底子好，平时一手叉腰，一手拿着顶草帽，行走如风，快得年轻人都跟不上，看上去根本不像会生病的人，所以谁也没有在意。爷爷经常帮老乡安排看病，感觉这次可能不妙，但他没有对任何人说。

8月，父亲来京看望爷爷，告诉爷爷过几天单位要派他去山东参加培训，以为爷爷听了会很高兴，没想到爷爷却说：“明珠，俺孩你能不能不去？”父亲很奇怪，爷爷向来很支持他工作，可这次却有些反常，就问道：“爹，怎么了？”“我感冒了，你陪我去医院看看吧！”“感冒，还用我陪着去看呀？”“这是单位派你去的？”“当然，单位就派了两个人，许多人想去还去不了呢！”“那你陪我看完病再去吧！”

父亲陪爷爷去了北京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悄悄地告诉我父亲：“他患的是肺癌，已经是晚期了。根据目前的临床经验还没有理想的治疗措施，不过我们仍在继续努力……”父亲强忍着悲痛，竭力保持镇定，跟单位请了假，陪在他身边尽心照顾他。8月12日，爷爷住进北京医院，医生建议做手术并由家属签字。爷爷笑着说：“孩子们都还要上班，我签个字算了，有问题我负责！”

当时,医院没有把检查结果告诉爷爷，但后来他还是猜到了十之八九。一些人安慰他说能治好，他听了总是摇摇头说：“周总理得的也是癌哩，能治好还是治不好？”

得知自己的病情后，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没有生活来源的老伴和孩子。有位朋友来看他，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死后，你可要好好照顾他们，你知道，我活着厉害，死了也厉害。你们要是不管，到时候我一个一个把你们叫走。”这位朋友听后非常感动，真挚地对他说：“放心吧，老陈！”

有一段时期，疼痛隔几十分钟来一次，疾病剥夺了他的食欲，他只想吃一点西瓜。当时正是数九隆冬，东郊农场的张德润等几位领导为买西瓜跑了大半个北京，最后刘炳亮书记亲自带队上市场为他买来了西瓜。当听说他想吃口茄子的时候，一位开飞机的朋友去日本买了3斤茄子带了回来。大家以不同的方式关心着他。

郝建秀叫了一声“陈大哥”

在他病重期间，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习仲勋、胡启立、郝建秀、王兆国，以及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先后到医院看望他。只见他躺在床上，身体那么瘦弱，远不是当年的虎虎生威。由于肿瘤长在血管上，没法开刀治疗，只能用药物维持。阵痛发作时，他蜷伏着身体，显得异常难受。见老战友来了，他挣扎着坐起来，招呼家人给领导同志“搬个凳，倒点水”。郝建秀看见病床上的他，叫了一声：“陈大哥，咋瘦成这样了？”说着就开始哽咽了。她走出病房，对医生说：“在我印象中，他的身体是很结实的，看上去可健康了，真没想到会这么快……”这位女部长动了感情，说话间不住地擦着眼泪。

“我一没有为个人，二没有为孩们……”

原昔阳县干部李喜慎前来探视他，爷爷对他说：“肺癌能活几天哪？我死了后，你们有机会还是要把昔阳的事澄清，特别是西水东调工程，花了5000万呢，社员群众受了四五年苦，要说欠债，就是这个债哩。唉，眼看就成事了，没有搞成。东西全都堆在那儿生锈，让人痛心哩！”

对于一位终生节俭，终生为国的老人，面对这么大的工程夭折，他是那么伤心！说着说着，他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我这病是治不好了，以后咱们就再也见不到了……你们如果有机会，回去和省里领导讲一讲，最好还是想办法把工程搞完，对昔阳来说，这是真正的造福千秋。如果说有什么错，我都承担，但搞这项工程的出发点我总认为没有错，为群众造福不能说是错。”

此时，中央办公厅专门把郭凤莲、梁便良、贾承让、贾来恒、赵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和他见上最后一面。爷爷望着自己昔日的伙伴们，费力地拿起桌上的橘子招待大家吃。一生珍爱自己名誉的他含着泪水嘱咐说：“我可没给大寨落下饥荒，我没欠下国家一分钱啊！我现在不行了，我死以后，你们在适当的时候，找中央领导同志谈谈。我们干了30年，还欠下国家这么多的钱？你们是现世人，又是见证人。所以你们一定要讲清楚这件事。”
爷爷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他说：“我一没有为个人，二没有为孩们，我一心一意为国家为集体，世世代代祖祖辈辈没有罪，死后总有人为我说话哩！”

1984年以后，国家几次拨出专款，实施关山水库的扫尾工程。城关、安坪、李家庄3个乡镇的吃水和工厂用水问题得到了解决。1985年，昔阳遭遇大旱，一些城乡居民、周围几十个村和一些工厂，靠着在西水东调工程建设中打通的隧洞里引出来的100多万立方米山水渡过了难关。善良的人们深情地说：“吃水不忘挖井人，老陈是我们的大恩人啊！”

“陈老待人太好啦！”

爷爷怀有感恩之心，对帮助过他的人永远记在心里。他常常教育家里人：“不论走到哪里，也不论有了多大成就，永远不要忘记那些热心帮助过你的好人。还要向他们学习，真诚地关心和帮助别人。”

在他病重期间，他提出要见张怀英。张怀英来了，爷爷招呼他坐下。不一会儿，爷爷仰望着房顶，叹息一声：“人人都要结婚，真正生死相依的夫妻有多少？人人都交朋友，真正靠得住的朋友有几个？”张怀英不好接话了，只好安慰他说：“人生嘛，有成功，也有失败，大家都肯定你的成绩。想想解放前，你想过有一天能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吗？”他听了说：“倒也是。”之后，张怀英帮他认真地写了一封给党中央的信，并按照他的意见，当场修改了三次。当张怀英把第三次修改后的信念给他听后，他点了点头。

为感谢医生和护士对他的精心治疗和护理，1985年中秋节前，他几次嘱咐我父亲回大寨挑些好苹果，分给医生和护士。他对大家说：“尝尝吧，这是俺大寨的树上结的！”

在给他输液时，一位小护士一连在他手背上扎了4次，可是都没有扎进血管。爷爷虽不能多讲话，但神志依然清醒。他微笑着安慰她，用3个指头捏了捏自己的手背，然后松开，又指了指脚下，意思是说，我的胳膊太瘦了，血管不好找，你再到脚上试试。这位护士被他与疾病搏斗的精神感动了，怎么也不忍心再扎下去，她急忙跑出病房叫来另一位同事，终于在脚上扎上了输液针。小护士逢人便讲：“陈老待人太好啦，太好啦。”爷爷在医院里依然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病魔带给他的痛苦，表现出一个宽厚的长者风度，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中央领导对他的病情十分关心，医院想尽办法为他治疗，用的药也是最好的，可他却不止一次地对医生说：“我谢谢你们了，不要再给我用药了，省下点给别的同志吧，再用也是浪费了。”医生不答应，他就背着医生和家人将一次一片的“消通栓”切成两半，分两次用，说：“这药很贵，七八块钱一片，一次用完太浪费。”他走后，空空的病床边留下了满满一瓶子半片药。望着他省下来的药片，医生和护士感动得泣不成声。

最后一次天伦之乐

1986年腊月二十八，在爷爷的一再要求下，医生特许他回家过个年。那辆轻易不动的黑色达特桑小卧车把他从北京医院接回家里。一进家门，他首先看了看阳台上的君子兰，这是近几年来他的心爱。他仔细察看了小盆里的花枝叶，因为它生过虫子，差一点枯萎，爷爷精心护理它才活了过来，如今长得很好。有人看到它后，想用800元钱买走，他坚决不卖。

他和儿孙们一起热热闹闹过了个团圆年。记得除夕之夜，他精神特别好，还到厨房里张罗着饭菜。第二天就是他的生日，家人说准备为他过个生日，他说：“过什么生日哩，明天是大年初一，全国人民都在为我过生日呢!”

我小叔叔吵着要放花炮，父亲担心爷爷的身体，说还是不要放了吧，爷爷笑着说：“过年哩，让孩孩们红火红火。”他硬是挺着病痛也要让儿孙们快快乐乐地过年。

孩子们高兴地放着花炮，我父亲却躲在一边偷偷地抹眼泪。年夜饭爷爷吃了5个饺子，我哥哥陈幸福劝他说：“六六大顺，爷爷您再吃一个吧！”他努力地又吃了一个。为了治病，爷爷凭着坚强的毅力，从住院那天起就戒掉了烟和酒。可这样的春节还能再过几个呢？那天，他和家人在一起，破例喝了半杯红葡萄酒。饭后，他给了孙子孙女每人10元压岁钱，还和我们一起守岁，看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看了一会儿，觉得身体有点累，便轻轻地合上眼。奶奶关切地说：“关了电视休息一会儿吧。”爷爷连忙制止说：“嗯，别关，别关，让孩子们看吧，看个够嘛！”就这样，他闭着眼睛感受着家人和儿孙们带给他的温馨，珍惜着家人团聚天伦之乐的分分秒秒。
偷偷跑出去和大家依依告别

爷爷想着和大家告别，怕奶奶为了他的身体不让他出去，故意把电视机声音开得大大的，让人以为他在看电视，然后趁人不注意，披上大衣，戴上口罩，悄悄地开门走了出去。开电梯的女同志认出了他，忙起身让座，他摆摆手说：“我去院里走走。” 他询问电梯工年货办得怎样，节日怎样轮流值班？电梯工问起他的病情，他强作笑颜，若无其事地说：“没事，不要紧！”

他先走到楼下的小卖部，又到传达室、副食店，同大家叙年话。不论是营业员还是传达员，都跟他很熟。他是来告别的，凡是他熟悉的人，都一一去拜访。很久没见面，大家都想他，把他围在中央，关切地问这问那。几次泪水在眼窝里打转，他都抑制住了。他怎么能忍心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他围着那熟悉的柜台、小桌，看了又看，轻轻地抚摸了一遍又一遍，才恋恋不舍地返回家。他以这种方式来向大家告别。

医生只给了他5天假，可他留恋着家，直到在家过完正月十五。该回医院了，他经受着病痛的折磨，全身已没有力气，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穿衣下床，我父亲伸手搀扶他，他坚决不让。他慢慢地走到门口，往事一幕幕闪过。其中一幕是：

工作人员曾经为他订了一个月的鲜牛奶，奶奶提出给她也订一份，爷爷听了后没有表态，奶奶满以为下月也能喝上牛奶了，没想到，到了下个月一看，爷爷不但没给她订，连原来他自己的那份也取消了。

为这样的事，奶奶没少唠叨。她以为爷爷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最后一次离开家时，他还是说话了。只见爷爷一步步挪动着，走到门口时停住了，回头对奶奶说：“我是个明白人，我谁也不怨。你可不要像我，我不会活。孩子们想吃根冰棍，我拿起来看看舍不得买又放下，掏掏口袋里有５分零钱就买一根，有1毛钱就舍不得破开钱买了。我死后，生活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拿上钱都给孩子吃了。”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其中的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说完叫司机：“汤师傅，几点了？走吧！”他知道，这次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只见他回过头来，环视一下他生活了几年的房屋，最后把目光落在身边嬉闹的孩子们身上，深深地看了一眼，依依不舍地走出家门。

坚强的人啊！

爷爷回到医院，不时进入半昏迷状态，他仿佛回到了大寨，又在跟人使性子，又在地里看试验的庄稼。山上块块绿油油的梯田，唤起他心里阵阵清爽；一会儿又像在什么会场，哗啦啦的掌声激励他要再大干一场。清醒之时，他对家人说：“你们都是普通人，不该再住在那里了。”他向中央办公厅多次提出要求，搬出部长楼，找两间离东郊农场近一点的民房。中央办公厅没有同意他的要求。

自强、自立是爷爷一生尊奉的原则，即使在病床上，他仍旧坚强地自己照顾自己，不靠别人伺候。白天想上卫生间了，他使劲支撑着起来下了床。亲人们赶紧去搀扶他，他每次都用手推开，自己慢慢地走进卫生间里把门插上。洗完手后，还要把水盆冲洗干净。由于他行动不便，好半天也出不来，这可急坏了家里人。大家就想了个办法，等他刚进去就赶紧伸一只脚卡住门口，这样留个门缝，以便随时观察里面的情况，如发现有异常，就及时进去。

那时，我姑姑为他做了他平时最爱吃的面食“抿蝌蚪”，但他已经吃不进东西了。医护人员看惯了生离死别，可在这种情形下，也深受感动，他们用几近恳求的口吻央求他：“陈老，您看在我们的份上，多吃一口，好有精神抵抗疾病……”

我父亲陈明珠回忆：“人老了，特别希望孩子们在他身边。为了给病痛中的父亲一些安慰，我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照顾他。当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就掉了泪。只见他没有短裤穿，只好把长裤管挽到大腿处。他的病很重，疼得很，只见他咬着牙忍着，不吭声。

“他对我说：‘我一合眼，你妈和你姥姥、姥爷（都已过世）就站在我面前，我大喊几声，他们就走开了。我一辈子什么也没怕过，这次怕得不行。有时候又梦见你爷爷拉着我逃荒到大寨，没地方吃，没地方住，我俩钻在一座破庙里过冬。我为啥只梦苦，不梦甜，只梦农村，不梦城市？’我赶紧劝他：‘爹，您好好休息，不要胡思乱想了。’

“晚上我守着他，睡在另一张病床上。夜里，他突然醒了，一个人艰难地下了床，费力地扶着墙，昏暗中一步一步地挪动着，悄悄地怕吵醒我。我假装闭着眼睛，耳朵却支楞着，听见他进了卫生间，慢慢地打开马桶盖，上完厕所后，又费力地弯腰冲了水。在朦胧的夜光中我看见他又挪到开水瓶那里倒水喝，猜想他的动作跟白天时一样，咬着牙，提壶的手抖动着。我实在看不下去了，问他：‘爹，您干吗呢？我帮您吧！’父亲轻轻地说：‘我自己来吧。你睡吧，忙活一天了。’我深知父亲的脾气，平时不愿给人添麻烦，处处为他人着想，一切靠自己。他认定的事，没人能阻止他。父亲当时已经被病魔折磨得消瘦无力，却还用这样坚强的毅力支撑着，换成别人早靠人照顾了，可他病成这样了还在践行着他自力更生不依不靠的人生哲学，我在被窝里哭了。
“他以为我是因为他的病在伤心，就安慰我说：‘从我往上数三代人，老人们都没有我活的年岁大。在旧社会，他们都早早饿死了，苦死了，我过了70，算长寿啦。不要怕，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父亲想念老家的人，昔阳县、大寨村的许多乡亲们来北京看他了。梁便良，这位从十几岁就被他领着走路的人，如今也老了，见了他，难过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郭凤莲，他培养的接班人，见了他，眼泪汪汪的。由于来的人多，护士不让他们跟他多说话，看着他欲语还休的样子，一些乡亲背过脸去偷偷地擦泪，他就笑一笑，眼角的泪水却流了出来，用力地说着：‘俺对不起大寨的乡亲们，你们跟上我受累了……’自己本已不幸，却还在为他人着想，他是个大丈夫，他有大境界。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独自走到窗户边上，任眼泪像决堤的洪水，沿着玻璃和着雨水一起落下。”

大庆人看望大寨人

当年主持大庆石油会战的原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和康世恩，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特意来医院看望他。他们与爷爷一起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理想而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看到他们来了，爷爷非常激动，一会儿看看余秋里，一会儿瞅瞅康世恩，那时，病痛折磨得他说不出话来，他用力地抬起手，不住地指指自己的嘴，又指指自己的心，好像在说：“老朋友，我心里明白，谢谢你们了！”

胡启立说：“你是战天斗地的英雄！”

1986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来到病房，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老陈，我代表总书记来看望你，你要好好养病。中央是肯定你过去的贡献的，你是战天斗地的英雄！”他眼里噙着泪：“感谢中央领导……”胡启立同志嘱咐看护的家属：“要好好服侍陈老，不要怠慢了老人。”

叶落归根，他这时特别想回大寨，说：“我生是从大寨来的农民，死还是要回到大寨去的。”我父亲把他的想法上报给中央，但中央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没有同意。他苦笑着对我父亲说，“不让我回家啊？还要烧了我哩。大寨是我的根，我一定要回去。我活着回不去了，死了魂归咱大寨。到时候，你一定得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不过可别撒在狼窝掌，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他一生战天斗地从不畏惧，而在临终时，却遵从了我国古代的传统禁忌。

他示意秘书备好纸和笔，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早已想好的最后要求：“我非常感谢中央领导和北京医院的医生、护士对我的亲切关怀、精心治疗。关于我去世之后的丧事安排，我请求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丧事一切从简，子女把我的骨灰运回大寨，撒在大寨的土地上……”当秘书焦焕成复述之后，他点点头，颤抖着手，最后一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陈永贵。

向老天爷恳求再多活些日子

在北京医院里，家人默默地守着他，房间里静悄悄的。爷爷用沉重而微弱的声音说：“你们记住了，家里保险柜里，最里面靠右边放着一个布包，里面装了8365 元钱……那是我攒下的，留给你们……我死后，你们把这一套楼房让出去，把家中借用公家的家具和东西，折价归还。不该你们享受的，不要享受，更不要向组织提出什么要求。”接着，他断断续续地对奶奶说：“今后家里的担子就落在你身上了，我不行了，你要把孩子们管教好，让他们走正道，好好工作，为国家出力，咱们一辈子就是这种人。”

当时我小叔叔正在准备考大学，爷爷多么盼望陈家能出一个大学生啊！他不无遗憾地说：“我向老天爷恳求过，希望能再多活4年，亲眼看到明亮（小儿子）大学毕业，幸福（孙子）也结婚了。现在看来别说4年了，4个月也不允许了。”

爷爷深情地看了我父亲一眼说：“当时我没有让你来北京，就是让你在大寨办这事哩，要守住阵地！我去世后你把我用过的东西都摆出来，让人们看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二天，他病情恶化，已经不能说话了。他对家乡爱得如此之深，两眼久久地凝望着家乡的方向，始终没有改变视线。后来他慢慢地入睡，呼唤他已不见有知觉，医生迅速进行会诊，确认已进入昏迷状态，对家人说：“你们要有个准备……”

苍天何故如此无情？1986年3月26日20时35分，我敬爱的爷爷撒手尘寰，离我们而去了！家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扑在他身上痛哭起来。
噩耗传来，我的内心波涛汹涌，一阵酸楚直冲鼻腔，觉得整个世界似乎都变了样。我极力抑制自己的感情，泪水却不停地流下来，冲刷着脸颊。爷爷，您怎么忍心丢下我走了？我默默地向亲爱的爷爷告别，心中默念着：“爷爷，我会牢记您的教诲，发扬您的精神！”

家里他最喜爱的君子兰似乎有灵性，当日也随他悄然离世了。

整容专家决意要求为他化妆

一听到爷爷逝世的消息，曾经给毛主席、周总理、宋庆龄等领袖人物遗体化过妆，当时已经改行了的中国著名整容专家马燕龙师傅抑制不住对他的尊敬和怀念之情，给中央办公厅打了电话，希望组织上能批准由他给遗体化妆。中央同意了他的申请。

马师傅对我父亲说：“按昔阳的风俗，你们给陈老里面穿什么，准备好，我尽力保持他农民出身的特色。”当遗体抬出来时，只见爷爷脸色红润，嘴角挂着安详的微笑，嘴唇棱角分明，浓重的眉毛向上翘着。他的遗容和蔼慈祥，好像是在闭目养神，又好像是干了一辈子活，太累了，躺在那儿香香地睡着了……

尽管爷爷要求丧事一切从简，可中央还是批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那天，参加告别仪式的有200多人。3天过后，他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

电梯女工呜呜地哭了

4月4日清晨4点，父亲抱着骨灰盒从木樨地22号楼爷爷家出来，准备返回大寨。由于楼道的电梯5点半才运行，只能走楼梯了。然而当家人推门出来时，电梯已经在12层守候一个多小时了。开电梯的女同志摸了摸骨灰盒，呜呜地哭了：“我，我这是最后一次为陈老开电梯了。”她哭得浑身颤抖，摸不着启动的按钮……

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韩守文几夜未合眼，依据郑板桥“历览名臣与佞臣，读书同慕古贤人”的诗句，含泪为他写了这样一副挽联：“正气贯长虹悲泪祭忠魂，名贤谢世去青史照后生”。

路旁跪了一群泪人

灵车驶出了北京，奔驰在柏油路上。平时与他朝夕相处的司机悲恸至极，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可还是让泪水模糊了眼睛。就在这时，“哐”的一声，灵车与迎面开来的一辆汽车相撞！一生饱经磨难的爷爷，此时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说来奇怪，虽然撞在一起，可灵车只是蹭了一点车皮。

灵车继续前行，到了河北省和山西省的交界处娘子关，突然被路旁的一些人拦住。原来是平定县的领导同志前来迎接。到了昔阳和平定交界处时，披着黑纱的灵车又被跪在路旁的一群泪人拦住了，曾经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大寨干部梁便良、郭凤莲等人已是泣不成声。

魂归大寨

人民的爱是自发的，真诚的。

1986年4月4日，大寨沉浸在一片旷古未有的悲哀中。这位为人民爱戴的农民副总理的骨灰将要回归故土了，人们奔走相告。没有登报，没有安排记者，在阳泉至昔阳的二级公路上，在公路两旁的责任田里，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人不约而同地肃立着，各种各样的车辆停靠着，五彩缤纷的花圈排列着，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他魂兮归来……

北京时间下午3点40分，广播里传出播音员沉痛的声音：“陈永贵同志的骨灰，由他的子女护送，现在已回到大寨……”那辆披着黑纱的小轿车，缓缓地驶入大寨村。他一生为公奔波，现在终于回来与老家的亲戚、朋友和乡亲们在一起了。梁便良见了哭着扑过来说：“老陈，你慢些走，到家了！”贾来恒断断续续地呼唤着：“老陈呀，你看这是咱大寨的山，这是咱大寨的田……”爷爷生前创办的昔阳县艺术学校的乐队，为怀念他们的创始人，奏起了山西民间哀乐。村里人山人海，山路边、山梁上，甚至屋顶上都是人。

人们佩着黑纱，戴着白花，满怀哀伤，一路上都是叹息声和痛哭声。乡亲们争着挤上来抚一抚骨灰盒，几个走不动山路的老人站在自家门口，冲着遗像“扑通”跪倒，磕着响头，呜咽着。我父亲含泪捧着骨灰盒，我们扶着父亲的胳膊，在拥挤的人群中，在悲痛的吹奏声和鞭炮声中挪着沉重的步子，沿着山路一步一步走过大寨每一户人家，每一个角落，把一部分骨灰撒在梯田里，一部分埋在虎头山腰松柏下。前后两个多小时里，自发前来的老百姓一直浩浩荡荡地一路跟着。
伴随着哭泣的人声，悲悲凄凄的唢呐声在虎头山上响了起来，沉重的节拍撞击着人们的心。梁便良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转过身一挥手，撕心裂肺地吼了一声“别——吹——了！”突然，他身子一歪，倒地休克了。

几个人把他扶回家去，其余的人陆续从虎头山返回，集中在爷爷旧居前，含着泪默默地、长时间地哀悼着他们的老书记、大寨的领路人、主管农业的国家领导人。再也没有更合适的语言能准确表达人们的心情了。

新华社当日发布了一则经中央领导审阅的消息：

“陈永贵同志是山西省昔阳县人，1914年出生于贫农家庭，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初期，他先后担任大寨村生产委员、党支部书记、农业社主任，曾当选为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至 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同志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的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互助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区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

“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陈永贵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几年来，他注意联系群众，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农场干部、工人的好评。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这应该是中央对他一生的盖棺论定吧。

据了解，有关领导同志审阅时在“全国劳动模范”前加了“著名”二字，文中加上了“1975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和“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两句话。

当我们重新开启尘封的档案寻找他的印记时，心中涌出了无尽的思念和感激。当乡亲们享用他带来的福分时，总要告诉后人：“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了老陈，上坟烧纸时也要先给老陈烧一封。”我想起了臧克家的一首诗：“有的人活着，他已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无尽的思念

1988年农历七月十五，大寨人为爷爷立碑。碑文摘录新华社播发的有关大寨的社论，题目为“功盖虎头，绩铺大地”。尽管爷爷已经去世多年了，但是人们的怀念之情依然如故。这次揭幕仪式没有通知人们参加，可是人们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消息，自发地来到了这里。其中，几百位是各界有影响的人士。

1996年3月26日上午，郭凤莲在陈永贵逝世1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哭）我跟大家一样怀着沉痛的心情。我既是老班子的一员，又是新班子的一员。前面几位老同志讲了话，带动了我的感情。10年前的今天，此时此刻，老陈还睁着眼睛。回想起当年大战时多少情景闪现出来。我想，他的精神永远留在每个有良心的人们心中。只要有良心，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懂得他奋斗的一生，都会想起当年，老陈站在虎头山上，眼望昔阳县，眼望全中国。他是有远见的一个人，他的业绩会永存在人们心中。大寨在最困难的日子，有一个教授对我说：‘任何事情都经不住时间的考验，一切都会澄清的。’邓颖超大姐对我说：‘不要掉泪，要挺起腰杆。大寨是干出来的。周总理三次到过大寨，肯定了大寨成绩。年轻人，要经得住考验。’康克清大姐说：‘陈永贵是个好同志。’老陈去世这么多年来，我带着人们艰苦奋斗，如今，大寨每开一道工程都要给老陈祭奠。

“以后我们要研究大寨精神是如何铸成的，研究大寨思想和陈永贵学术思想，如科学种田，从合作化到海绵田，从大寨农田建设到昔阳农田基本建设，都有一套理论经验。我认为这是历史，应把它完整地保留下来，现在大寨有许多材料等着我们去整理。寒春（美国人韩丁的妹妹）晚上9点打电话说马上赶来参加，说这么多年来，家里惟一挂了一个人的一张相片，就是老陈。

“如此小的一个村庄为什么出了名，就因为出了一个人——他就是陈永贵。”

摘自《我的爷爷陈永贵——从农民到国务院副总理》作者：陈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