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的尝试及失败 李 伟，李国群 (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摘 要：共产国际在正式确立以孙中山为同盟者前，曾试图联合吴佩孚，并抱以很大希望。但随着吴佩孚反动立场日益显露，共产国际被迫弃吴联孙。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既有对吴是“革命者”的误读，更有功利性实力标准的考虑，也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的失败是必然的。 关键词：共产国际；苏俄；吴佩孚；孙中山 周恩来曾经说过：“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后，曾派人到各国访贤，做工作。在中国，他们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还找过江亢虎、黄介民和戴季陶；在北方找过吴佩孚，在南方找了孙中山。”在试图联合吴佩孚遭受挫折后，共产国际才正式确立孙中山作为合作对象。 本文试就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的过程作一历史的考察和分析。 共产国际成立后，十分关心东方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希望加强与中国革命力量的联系。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列宁为大会撰写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并在大会上作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深刻分析了殖民地国家的主要矛盾和革命的主要任务，提出了在这类国家中无产阶级应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它成为共产国际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据此，共产国际加快了在中国寻找合作者的步伐，从1920年春起，共产国际便不断派员到中国寻找可以联合的力量。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吴佩孚进入了共产国际的视野。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清末秀才。1898年人聂士成的武卫军当兵，1902年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1906年任北洋军第三镇曹锟部营管带，炮兵第三标标统等职。1916年1月，护国战争时，随曹锟入四川作战，升任旅长。1917年7月，张勋复辟帝制时，随曹锟参加“讨逆军”，任西路军前敌总指挥。1918年南北战争时，攻岳州，陷长沙，4月占领衡阳。6月任援粤军副司令时，秉承曹锟意旨与南军达成停战协议，通电主和。8月，公开攻击段棋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为“亡国的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1919年12月，冯国璋死后，与曹锟成为北洋直系的首领。 众所周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从1917年上台以后，为实现其“武力统一”政策，大借外债，扩充武力，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对于巴黎和约，段祺瑞一开始就力主签字，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也竭力向大总统徐世昌进言，公然为日本侵略作辩护。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北洋政府在山东问题上动摇、妥协。与皖系妥协退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吴佩孚的对日态度。巴黎和约问题发生以后，吴佩孚连连通电，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日人此次争执青岛，其本意不止在青岛，其将来希望，有大于青岛数万倍者”，因此，“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2]与同侪相比，其见解之精辟可谓一语中的。针对当时中外关系，吴佩孚认为中国处境已“如临岸之马万不可轻策一鞭”，劝诫大总统“勿为众议所惑，勿为威力所制”，“临大惑，决大计，当机立断”，[3]从速电饬专使，拒绝对日签字。吴佩孚还表示，卫国是军人天职，与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背城借一 。如国家急难有用，他愿率部作政府后盾，备效前驱。当外交成败关乎国家前途之时，吴佩孚敢于打破沉寂，公开发表意见，强烈反对条约签字，慷慨激昂，确实表现了“军人卫国御辱的决心”。[4]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以国内的群众反日运动为后盾，于1919年6月28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但日本帝国主义并未就此罢手。它一面胁迫北洋政府补行签约，一面运动北洋政府对日直接交涉。北洋政府态度暖昧，犹豫不决。山东父老乡亲为自身存亡奔走呼号，多方运动。吴佩孚在浓浓乡情的感召之下，遂联络同乡军官48人联合通电，反对直接交涉。他说：“大抵强国与弱国交涉，利在单独，不利于共同，利在秘密，不利于公开。至弱国外交，则适得其反”，故“直接交涉，结果必于我无利”。[5]况日本是根据德约，援引二十一条，若直接交涉，便等于承认其继承德人利权，实际上等于承认二十一条为有效。如果是，则国体扫地，以后更无以立国于世界。吴佩孚建议政府应据理力争，亦可留作悬案，以为将来解决留有回旋余地。 五四运动中，直系势力的“核心人物”吴佩孚表现出了有别于其他军阀的独特个性。他发表通电，对学生的爱国热情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他认为：当顾忌者慑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大好河山，任人宰割之时，莘莘学子，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怜，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他指责北洋政府对直言学生大肆逮捕、镇压，是“轻重倒颠措施”，并告诫北洋政府“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大狱之兴定招大乱”。[6]他敦促大总统，一为国本为念，以民心为怀，释放学生，培养士气，全国一致力争收回青岛。吴佩孚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安福弄权，力促和平统一，支持学生运动等行为，使他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天津各界联合会称他“赤诚爱国”，[7]国民党机关报评他“慷慨激昂”、“富有胆略”，[8]更有人称他是“爱国军人”。[9]社会团体与他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就连驻华外国人对他也是好评如潮。美国副陆军参赞费禄纳在1920年8月3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吴佩孚的行动是“一个真正爱国者的行动”，吴佩孚是“为其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个人私利而工作”。 1920年的《英工商会月刊》称吴佩孚是“民族英雄”，说他一身“集中了国家的全部希望”。[10](P85)1920年直皖之役后，曹锟、吴佩孚与张作霖组成新政府，新政府改变了对苏政策，外交部允许优林以商务委员名义来华，发给护照。直系政府接纳优林使团，撤消了它同日本政府签定的反苏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由此，优林使团便接近吴佩孚。这时，远东共和国领导人坚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不是孙中山。”[11](P23)苏俄政府远东问题专家维楞斯基于10月9日发表文章称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正是这样，引得共产国际的伊尔库克分局对吴佩孚格外注意，将他作为第一个联盟的对象。 当直系战胜皖系之初，苏俄对吴佩孚的言论还是小心翼翼。1920年8月23日，维楞斯基在消息报上说，吴佩孚的胜利并非革命的胜利，而这次胜利之后，中国将会踏入阶级斗争的途径上。他预言未来的斗争是“北方军政”与“南方革命”的斗争。[12](P305)但1920年1O月张斯麟代表中国访俄抵莫斯科时，对吴佩孚的态度已有改变，他称张斯麟为“吴佩孚部下一位有为的青年”，[13](P129)并在同月九日《消息报》的报道中说吴有亲俄的倾向，吴所支持的新内阁在外交政策上会对苏俄有利。 吴佩孚战胜皖系之后，他电斥段祺瑞亲日卖国，又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统一国家。这个主张得到了国内商学界的广泛支持。中国共产党也认为不能忽视。张国焘说：“在那个时期，吴佩孚成了时代的宠儿。他与民众团体互相唱和，且有军事实力作后盾，这对于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响，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对象。”他与罗家伦在上海同“吴佩孚之友”孙洪伊多次接触，并参与了上海各民众团体曾在公众体育场举行的盛大的国民大会。[14](P68) 关于国民大会，吴佩孚主张由国民自行召集，由全国各县农工商学各会各举一人，由省县农工商学各会互相监督，这样，农工界亦必然选出代表参加，所以，吴佩孚的国民大会主张，间接推动了劳工运动的开展，因而更加引起共产党的注意。尽管张国焘称吴佩孚是“时代的宠儿”，但苏俄和中共在1921年10月以前，都还没有一个与吴佩孚合作的方针，到了十月七日，在《国际新闻通讯)的一篇论文中才看到了政策转变的征兆。 维楞斯基在文章中称吴佩孚为“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一位开明领袖”，[15](P15)并打算同他联络，开始与杨明斋有所接触。[16](P105)但是，在共产国际中也有人对联吴持反对态度。同年十一月十六日，亲孙派就在消息报发表言论，指责吴佩孚同英国联盟，走向二条国际上反动和国内反革命的路线。[12](P305)1 921年后期，苏俄开始与吴佩孚直接接触。据一些资料记载，苏俄一位代表到洛阳访问吴佩孚，但没有说明代表是何人，可能是马林，亦可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使者或伊尔库次克分局的一位官员。我们只知道这位代表认为吴佩孚是一名有力的军人而对政治的认识肤浅。这位代表可能是由李大钊引见，因为1921年后期，通过吴的政务处长白坚武和孙洪伊的关系，李大钊曾到洛阳访问了吴佩孚，并建议吴佩孚保护劳工，这一举动可能得到苏俄在华代表的同意。 在1922年7月至11月间，苏俄的外交人民委员会代表特别看重吴佩孚，唱和“孙吴联合”的政治主张。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苏俄看到直系的势力渐渐扩大，因而对直系另眼相看。古达罗夫严厉批评这次战争期间孙中山与张作霖的携手为“不神圣的联合”，谓孙中山“以民众为炮灰”；又描绘孙的政略为“投机的、走之字形的、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的，虽然是与群众在一起，但实际上是反群众的”。他劝告孙中山利用中国中部的自然资源与南方和中部各派系联合而攻打奉张。[12](P117)古达罗夫还以记者名义访问吴佩孚于洛阳，后来美国记者哈罗(Joseph Well ingtonHal1)回忆当时的情形说；“1922年夏，当古达罗夫访吴于洛阳时，我也在洛阳，当时各国都派它的政客、传教士和商人为代表来洛阳晤会和结交吴佩孚。在这几百个来客之中，吴佩孚对我说：‘我对这古达罗夫印象最好，他不是来奉承我，向我提意见或要求什么。’据哈罗说，吴佩孚觉得这个俄国代表能理解中国时局的困难，这是英美各国代表所没有领会到的。 苏俄的另一位外交代表维楞斯基，也经常在报刊上赞扬吴佩孚。他认为吴佩孚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是反对其他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的。[12](P118)按维楞斯基的见解，中国统一需要一支国民军，英国可在财力上给吴佩孚以援助，苏联则可在军事上帮忙，这支军队主要由吴佩孚领导。[12](Pll9)8月12日，‘消息报>报道维楞斯基访问吴佩孚的消息说，吴佩孚对苏联的红军有高度的评价，他的秘书长亦谓将来中国统一可以建立在中德俄联盟政策的基础上。[12](P120)维楞斯基在‘消息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又说，吴佩孚是拥护共和制的，他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12](PI20)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翟趣林于11月16日发表时局的意见时称，最近亲日派的张作霖在直奉之役后，而拥护国民主义的吴佩孚的派系的势力日益强大，给日本一个很大的打击。 这些联吴的政治主张，不只是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主张，而且得到共产国际一些代表的支持。1922年11月23日，拉狄克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表述了当时共产国际对吴佩孚的态度。拉狄克说：“直奉战争时，吴佩孚在军事上控制一个兵工厂，但北方的铁路仍在奉张手里，吴怎样呢?只好向年青的中国共产党求救。共产党以此实行其革命斗争，派党员为吴之铁路委员，巩固其铁路上的军事势力。谁向日本帝国主义攻击，谁就是为中国革命而斗争。后来工人们提出他们的要求，吴佩孚也履行其诺言。因为自由活动的支持，共产党能够联合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势力，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加强了工人群众在华北的势力。当然，有人警告我们说，你是极端愚蠢的，你有没有想到吴佩孚会再次出卖你们?我们对他说，自有小资产阶级以来，资产阶级都是在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间成为犹豫不决的动摇分子。有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亦不知背叛过劳动群众多少次，然而我们亦把他们叫回来，建立联合阵线。当然，现在的东方政局，当政权尚在封建阶级的操纵下，政客会用犹豫的态度，甚至背叛我们。一定有这种可能的。但在苏俄的政策上，在共产国际的政策上，我们是不要害怕的。 由此可见，当时的共产国际明知吴佩孚是一个动摇分子，但出于苏俄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执意与吴佩孚联合，较长时间内在联吴和孙一吴联合政策上摇摆不定。共产党和吴佩孚在京汉路协同排除交通系的势力，而使合作具有一定的基础。在政治上，李大钊、陈独秀及北京的共产党人，都赞同吴佩孚的“好人政府”，而且李大钊与胡适、蔡元培、直系军人及研究系分子常有来往，这些人都认为成立一个合法有效的北京政府，是统一中国的前提条件。 1922年6月，李大钊致函张国焘等，认为“好人政府”是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并说一些党外的新文化运动的朋友，希望中共能支持这个政治主张。[14](P232)两个月后，当中共中央在杭州举行全体会议时，除了马林提出改变对国民党的策略、中共党员应个别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外，李大钊也提议共产党与吴佩孚合作。他对张国焘说：“直系现分为洛阳 和保定两派，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可以说是一个爱国的军事团体。”李大钊认为如果孙中山能与吴佩孚合作的话，中国政局会走上前进的轨道。据说邓中夏、陈独秀亦有同样的主张。[18](P25—26)张国焘的回忆还说到，当时“孙吴合作”的主张得到各方面的欢迎，虽然中共中央怀疑这项政策的可行性，但亦觉得不妨一试，越飞也认为这是好的策略。在越飞去世前发表的《苏联与远东》一文中，提及当年苏俄在中国的策略，莫斯科认为中国有三大派，孙中山、吴佩孚、张作霖。苏俄的方针是“解放和统一中国”，实行这个方针，苏俄不能全力支持任何一派，亦不能与任何一派绝交。越飞称他的策略是要与各派搞好“亲密和友善的关系”。[19](P15—47) 吴佩孚对“孙吴合作”的主张暂时没有表示反对，主要是因为直系打败奉系后，吴的北京政府正在向列强借款。“孙吴合作”的主张对吴佩孚向外贷款是有利的，起码可以显示出直系有意与南方合作以解决法统问题，统一中国，以此为借口去向新银行团借款。孙中山虽然一向主张北伐统一中国，但陈炯明叛变已使孙中山失去了广东基地，因此，当1922年8月15日越飞派人到上海会晤孙中山时，李大钊提出“孙吴合作”的方案，尽管孙中山对吴有所不满，但也没有对此表示极力反对。 在此之前，孙中山和吴佩孚各自通电表示对国事的意见。6月2日，曹吴通电请南北两总统同时退位。6月6日，孙中山发表宣言，主张各省裁兵，实行兵工制。6月l1日，黎元洪人京，复任北京政府总统；吴佩孚则电孙中山、伍廷芳等人京商议国事。8月14日孙中山返抵上海时，黎元洪又派代表欢迎孙中山北上。次日，孙中山发表宣言，主张由合法国会行使职权，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建设中国。孙中山留沪期间，曾多次派出代表与各军阀联络。 9月28日，《申报》北京通讯又载孙吴联合的消息，说联孙派议员访问孙丹林，孙在谈话中大唱孙吴携手，谓孙中山的拥护主义与吴佩孚之为国而不为私在精神上相似。孙丹林又说，虽然吴佩孚崇拜孙中山的为人，赞同其主张，但不能抛却一己的实力去服从一种理想。孙丹林还认为孙中山应在与吴佩孚携手抑或联合段、张间作出决定。孙丹林还说，吴佩孚对孙中山的兵工政策深表同情，将来政策实行时，以兵工委员会会长一席予孙中山，而自己甘居副座。由此可见，当时的“好人政府”是有意促成孙吴携手，徐谦的人阁亦是该项计划的组成部分。[20](P28-29)到1922年10月中旬，孙中山已经感觉到孙吴联合的方案是行不通的。这时，他对北京政局大为不满，在复梅景九函中说：“北京狐鼠所凭，尤属暗无天日”。又对刘介藩、周震鳞说：“彼辈内讧”，“知终吴四面楚歌”。 中共对吴佩孚的态度也因时局而改变。保洛分裂，而曹锟又想做总统，一向反对与“好人政府”妥协的上海共产党员顿时活跃起来。陈独秀派张国焘赴京与李大钊谋政治上的协调。据张国焘的记载，李大钊“不迟疑的表示同意，并说前些时候他曾认为好人政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现在时局的发展显得不可乐观。直系的曹锟别有怀抱，他的左右更想捧他做总统，连吴佩孚都受到排挤，哪里说得上废都裁兵?所以上海中央这种主张是正确而合时的”。李大钊的一些主张“好人政府”的朋友，虽然觉得陈独秀“老爱标新立异，现在又在唱反调”，也觉得好人政府“将难收效”。[14](P233)十月中旬，因为劳工问题，《向导>刊登了君宇《请看军阀与帝国主义向中国老百姓联合进攻》一文，抨击吴佩孚电王承斌派兵镇压唐山工人，以及解散俱乐部的企图。他认为吴的手段是“假借武力的横蛮镇压”，“军阀与外国的武力通力合作，谋巩固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21](P55) 另一方面，中俄外交关系也没有多大的进展。越飞在京与外交部的会谈遭到具体的困难，吴佩孚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顾维钧为首的外交部照会越飞，促苏俄撤退外蒙驻军，并应无条件交还中东路给中国管理。最后，越飞向外交部声明，苏俄无履行加拉罕两次宣言的义务。到了十月中旬，南方的军事局势已有很大的转变。孙中山的北伐军自赣、湘人广西，克复桂林；入福建的许崇智部则占领福州。照情形看，孙中山可能在短期内恢复他的南方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孙中山同苏俄代表的谈判也有进展。1922年底，越飞对孙吴联合仍抱有希望。他在12月写的《中国的难题》一文中说：“还有点专政的而政治上孤立的吴佩孚将会与不完全孤立的孙中山携手，他们两人会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者。”但越飞也知道孙吴联合不一定能实现，因此慎重地警告读者说：“独裁的政权会起来而又倒下去的，只有群众是永远存在。”[12](P201) 据吴佩孚的顾问冈野增次郎的记载，孙中山在1922年12月仍派代表至洛阳与吴晤谈。12月23日，冈野与陈中孚抵洛阳。当时吴佩孚心意未决，但对与孙中山联络已不感兴趣，也不欢迎陈中孚来访。后来，陈中孚得与吴会面，连冈野共三人在座。陈中孚转达孙中山的密旨：希望吴佩孚从洛阳到汉口，孙中山则由上海到汉口与吴会合，共同发表全国统一的政治主张。吴佩孚并未接受孙中山的要求，反而批评孙中山提出十年铁路计划，却连一里铁路也没有建成。陈中孚一无所获，便于次日离开洛阳。 1922年底，北京各方面对越飞的态度愈来愈严峻，萧耀南、曹锟、王怀庆等武人对俄军拒不从外蒙撤兵大加抨击。1923年1月17日，越飞偕随员及眷属飞抵上海，22日首次拜会孙中山。越飞对吴佩孚的态度已发生根本改变，他在《消息报》发表文章痛斥吴佩孚，认为吴的反对孙中山，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统一的两大障碍，而对孙中山则表示特别尊敬。当时，孙中山领导的滇桂军已克复肇庆，陈炯明退出广州，继而洪兆麟部在潮汕宣告独立，欢迎孙中山、许崇智回粤。因此，孙越会谈很顺利取得成功，并于1月26日发表了孙越宣言。至此，“孙吴联合”已成为绝对不可能实行的事情。在苏俄与孙中山建立联盟后，1923年2月7日，吴佩孚残酷地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运动，马林、陈独秀遭到了通缉。这一事件激怒了苏联外交部门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也使他们认清了吴的真面目。从此，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同吴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联吴努力至此彻底结束。 共产国际试图联合吴佩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前述的主观认识上的偏差，又有政策选择上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基于苏俄利益考虑而导致政策上的急功近利，是共产国际积极联合吴佩孚的重要原因。共产国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从理论上讲，俄共(布)只是其中一个支部。但是，由于共产国际是俄共(布)发起组织的，苏俄又是第一个取得革命成功的，这样，俄共(布)实际上成为共产国际的领导党，共产国际的政策往往带有俄共(布)的印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包围，以至于不得不成立一个形式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远东共和国来作为缓冲区。在急于打破孤立状态的心理冲动下，苏俄的对外政策往往具有急功近利的非理性特点，这又不能不影响到共产国际的政策。 影响之一是共产国际在选择同盟者过分突出实力标准。苏俄基于自身的利益，更希望结识、联合握有重兵的实权人物。北方的吴佩孚、南方的陈炯明都符合这个基本条件。而孙中山固然有较高的威望，执著于中国革命事业，但他不曾掌握军队，因而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某些人士看来只是个“梦想家”。1922年3月15日，在维楞斯基给列宁的信中分析了中国政治 舞台上活动的现实力量：“以曹锟和吴佩孚元帅为首的直隶派统治着直隶、河南、湖北、江西、陕西和甘肃省，这一派的政治中心是曹锟元帅的大本营保定和吴佩孚元帅的大本营。直隶派在其所辖省份约有人11320.4万，军事力量约有步兵49．55万；在华南，这里的广东、广西、广州、云南和四川省实现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联合，孙逸仙博士和陈炯明将军依靠国民党这一派，其政治中心是广州。广州政府约有人11026．4万，军事力量约有27．317万。只要浏览一下附上的中国示意图，就可以发现，直隶派占有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它几乎统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与各竞争派别相比较而言，直隶派是最强大的，而且吴佩孚元帅作为军事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加强实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 越飞在给马林的一封私信中，也坦言相告，他认为孙中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吴佩孚是个“利欲熏心的军阀”，但“决不能因此就说我应该同意孙的政策，不应该同吴取得联系”。[233(P401)选择吴佩孚作为联盟对象，这是共产国际和苏俄功利性实力标准的逻辑必然。 影响之二是共产国际在选择同盟者时实行促成孙中山、吴佩孚合作的政策。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东北，这对苏俄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共产国际和苏俄主张孙吴合作，建立孙一吴政府，以反对和制约张作霖。马林曾坦承“张胜吴败的可能性令俄国十分不安”。[23](P403)但是孙中山并不赞同这种政策，他的策略恰恰相反。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北京政府落人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之手。 孙中山试图联合张作霖，南北夹击曹锟、吴佩孚。据达林回忆：“1922年孙中山出于军事上和策略上的考虑，与中国东北的统治者张作霖签定了关于张作霖参加反对当时执政的北洋军阀集团斗争的协定。原设想，张作霖在北方的行动能够牵制直系的力量，使孙中山更顺利地进行北伐。”[24](P83)显然，这与苏俄的意图相悖，但吴佩孚的反张政策却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主张存在着共同点和一致性。因此，苏俄在选择同盟者时自然对吴佩孚青睐有加。如果说共产国际联合孙中山是冷静的、理性的选择，那么联合吴佩孚则更带有更多的自觉和主动。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既有对吴是“革命者”的误读，更有急功近利心理的冲动，因此，其失败也具有必然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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