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抬邓排周的权力布局 来源：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毛泽东急于安排后事，用邓小平取代周恩来，完成权力布局中的换马。为此，他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个使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权力格局：让左派保卫文革的成果， 让右派维持国家日常生活的运转，最后由他本人来掌舵。左派的头领非江青莫属；而右派的领班，毛则选中了邓。 毛泽东在批"走后门"的问题上制止了江青的蠢动，却继续让她在批林批几运动中打冲锋，同时也没有放弃通过这场运动来伺机更换周恩来的打算，重新安排权力格 局。毛这种考虑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当然是与周恩来已经罹患癌症有关，需要另外找一个人来顶替他管事。不过在这背后，更多的还隐藏着毛对周极大的戒 心而预先作出的防范，是自感已经老迈多病的毛对自己整个陵车安排的一部分。可以说，江青正是在了解毛的这个心思后，才敢趵这样露骨地搞"批林批孔批周公" 的。 当然，毛泽东也很清楚江青这样卖劲批周所夹杂的个人目的，是想借倒周之机在政治上取而代之。不过，毛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依从江青。这当然不是出于内举避亲 的缘故，也不是怀疑江青在政治上的忠诚，而是因为毛太了解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为人了。在政治上街锋陷阵还可以，实际工作却做不来，无法担起主持中央 日常工作的担子。 为此，深谙权谋的毛泽东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个使党内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权力布局：让左派"抓革命"一-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让右派"促生产"-一维 持国家日常生活的运转；最后由他本人来掌舵，掌握两者之间的平衡。左派的头领自然非江青莫属；而右派的领班，毛则选中了刚刚复出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 小平。 顺便一提的是，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喜欢把邓小平的东山再起说成是周恩来促成的结果。实际上，毛泽东才是这件事幕后真正的推手，其目的恰恰是针对周的。本书 上一章在分析周、邓两人的关系时已经提到过，邓其实早就是毛手中挟制周的一张王牌。早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之后，毛泽东就指定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 党、政、军日常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然身为党内第三号人物兼国务院总理，却不得不事事向邓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请示汇报工作。 不仅如此，邓小平甚至还在事关周恩来政治浮沉的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后，周因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问题，并有意让柯庆施取而代 之，于是主动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请求。当时党内领导层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赞成由柯来取代周。中央政治局常委为此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一致意见挽留周继续担任 总理职务。但毛那里也需要有人去为周说情，后来是邓小平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出面起草了建议周继续担任总理的会议纪要报送毛后，这场风波才算告一段落。 人们大都注意到，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即开始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为此不断放风造舆论，却往往忽略了这其实是一石两鸟之举：在政治上安抚文革中被打倒 的老干部的同时，暗中祭出的一招防范周恩来的杀手锏。林彪事件后，就在毛本人威信一落千丈之际，却发觉文革中态度暧昧的周恩来反而在党内外的声望大起，而 且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在中央无人制衡。 由此，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戒心护意日深，以至萌生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念头。在毛看来，无论是从个性、能力还是与他本人的历史渊源来说，邓都是能够在政治上挟制乃更取代周的合适人选， 以周恩来多年来对毛泽东为人的了解，当然明白毛让邓小平复出的用心所在。不过，善于在政治上争取同盟军的周氏自信能将邓团结争取过来。况且周为人一向委曲 求全，对毛的决定从不违抗，总是遵行照办，顶多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做点文章。周很了解邓的为人个性，虽说他是毛安在身边挟制自己的人，但已经看出邓与江青为 首的文革派很难相容，一旦复出，反倒会在政治上助自己一臂之力，成为扭转文革困局的帮手。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周恩来要比毛泽东看得更准。所以当毛在陈毅追悼会上透露出这种意向后，周立即示意陈毅的家人把毛的谈话内容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造 舆论：而且还有意当着江青等人的面，对外宣传毛的这一意图，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林彪想把邓搞成敌我矛盾，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尽量扩大这件事 的影响，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 然而，让邓小平重新复出并非易事，解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需要在政治上转很大的弯子，作党内外的说服工作，办起来费力耗时，况且还有党 内文革派从中作梗。江青当年配合林彪在倒邓的问题上出了大力，现在虽说毛泽东为邓说了话，但她为此结下的心结却不是那么容易解开的，对毛的决定不大买账， 不断找借口阻挠。而周本人也不愿意逼得太紧，得罪江青。 因此，邓复出这件事一波三折，进展缓慢。从毛泽东最初发话算起，一直拖了一年多也没有真正落实下来。 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疑心这是周恩来有意拖着不办，但又不便明说，因为毕竟没有抓住什么把柄。一九七三年三月，就在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邓小平复出问题 之际，惯于"借古喻今"的毛有意向周氏推荐读《史记》中的《汲黯•郑庄列传》，特别称许其中"太史公曰"的一段话："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 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以此来暗中敲打周不应对在政治上落难的邓小平坐视不管，而应对当年旅欧动工俭学的老友援之以手，这样才对得起几十年的交情。 周恩来是个聪明人，马上便领会出毛泽东此举所含的用意。他随即抽空读了《史记》的有关章节，并在随后给毛的信中表示对太让邓更上一层楼，出任政治局的秘书长(相当于中共八大后党的总书记)，但被邓所婉拒。 尽管如此，邓小平重返权力核心的速度和方式都是极不寻常的，仅仅凭毛泽东的一席话，就从一般的中央委员重返政治局，甚至事先都没有经过中央全会的形式走走 过场。这种情形在中共党史上是从来没有过先例的，即便是在当年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扶植王明进入中共领导核心，也还是经过了六届四中全会的手续。由 此可见，毛对邓的期望之殷，这背后则是他迫不及待地想用邓来取代周的打算。 让我们还是继续看毛泽东是如何利用批林批孔运动重新安排权力格局的。 一九七四年三月，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召开在即。主管这件事情的外交部绕过周恩来，由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向毛本人报告了此事，探询对中国代表 团团长人选的意见。本来，各国出席这一届特别联大的多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照理中国也应派出具有对等身份的周恩来参加，然而毛却属意让邓小平率团前往， 由乔冠华做助手。 这当然是和周恩来本人的病情恶化有关(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但实际上毛泽东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却并不在此，而是急于想让邓取代周，完成权力格局中的换马。 因为即使周身体没有病，一直对"周恩来外交"耿耿于怀的毛也决然不愿意再给他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大出风头的机会。不然的话，毛在此前就不会借故突发无名业 火，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大张挞伐了。 不仅如此，毛泽东此举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那就是通过这一为各方所瞩目的举动，向外界施放"抬邓排周"的信号，暗示周恩来的总理职位即将不保。这在无形之 中更加助长了本来已经甚嚣尘上的倒周势头。不过，毛毕竟是惯于玩弄权谋的老手，并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露骨。为此，他在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国出席联大特别 会议代表团团长的同时，又叮嘱王海容、唐闻生不要讲是他的意见，可以由外交部写个报告送上来。这样既可不露痕迹地按照毛的意图行事，又可借以观察周的态 度，以决定下一步运动的搞法，如果他敢于阻难这一决定的话。 周恩来当然不清楚毛泽东在背后所搞的名堂，不过凭其多年的政治经验，不难判断出外交部不和他通气，就直接提议邓小平出任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代表团肯定 是有来头的，很可能就是毛本人的意思。对于一个曾经亲手创立中国的外交事业、并且为之耗费了大半生心血的国务活动家，在自己的晚年终于有了可以在联合国大 会这个世界讲坛上发表演讲的机会时，却又因身体和政治的双重原因与之无缘，周内心的遗憾可想而知。实际上，这正是他多年来的夙愿，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去一趟 联台国，他曾不止一次地向人流露过这种想法。 不过，更让周恩来担心的还是这一安排的背后所隐含的政治信息，意识到毛泽东正在暗中观察自己的态度，如果露出任何遗憾不满之意的话，就会坐实毛对自己的猜 忌，导致处境更加恶化。这是周不能不小心提防的。为此，在政治上隐忍功夫极深的周恩来在处理这件事时，有意超身事外，既没有表现出有任何情绪，也不查问外 交部为什么绕过他，同时抓得很紧，毫不耽搁，立即批准了外交部提议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并在随后主持政治局会议加以讨论。 令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是，出来阻挠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搬出种种理由反对这一安排，坚持要外交部撤回 这一报告。江青这样闹，是因为她很清楚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出访活动，而是一次在政治上的亮相，事关由谁来接替周出任总理一职的问题。为此，江青为首的党内 文革派已经觊觎忍耐了多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如此卖劲反周也是出于这种盘算。岂知天意难测，到头来却让邓小平摘了桃子。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又怎么 能咽下这口气来?由于江青的执意反对，政治局的多数人大部保持沉默，会议最后议而未决。 这种局面让毛泽东相当尴尬和恼火。本来，他希望在排除周恩来后，由江青为首的左派和邓小平领头的右派在新的权力格局中通力合作，共同稳住文革的大局，却没 有想到江青竟然如此不识上体，自暴其短。不过，由于需要依靠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冲锋，毛对江青这样闹，一开始还是表现得相当克制。他让张玉凤传话给 周：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一直在守时待机的周恩来看出改善一下自己政治处境的时机已到，正好可以借这件事做点文章，毛泽东在抬邓的问题上迁怒于江青，就会多少缓和一下对他的压力。 于是，周立即表态拥护毛的决定。另一方面，行事老到的周也没有刻意亮出毛的旗号紧逼江青。他在表态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的同时，又尽量给江青留下面子，提 出："我意，小平同志可只出席头一周，除讲话外，与各方重要人物进行接触，创造局面后便回。"与此同时，周还在下面做了工作，分别向政治局其他人打了招 呼，告以这是毛本人的意见，希望不要跟江青一起闹。 这样一来，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被完全孤立起来。就连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都不再跟着附和。对此，江青非但不知收敛，反而气急败坏地又吵又闹，声言"保留意见"，要政治局"再研究、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从幕后出来进行干预，解决这个问题。他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要她"小心谨慎"。 从这以后，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有了某种变化，尽管继续让她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冲锋，来对付党内外的翻案复辟势力，但却对江青总是无理取闹，难以担当大任的毛病十分反感和失望，而且日渐生厌，开始有意疏远她。 治病要服从大局 由于一再耽误，周恩来所患的膀眈癌已在体内扩散转移，出现大量尿血的情况。即便如此，仍无法住院动手术。毛泽东决定周住院治病要服从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 即将来访的几起外国首脑后再说。为了执行中央暂不考虑手术的决定，周只好靠输血坚持工作，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自勉了。 就在周恩来忙于躲避来自台前幕后的明枪暗箭之际，却祸不单行，病情急剧发展，已经到了大量尿血的地步。本来在一九七三年十月间，周就已经再次出现血尿，但 是相应的治疗措施却因随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拖延下来。会上，周被横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无端蒙冤受辱，挨批斗，受围攻，心情极坏。在这种情况 下，他的病情明显恶化，以至到会议后期，要频频上厕所，每次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出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束而收场。还没有等周恩来从这场涛天大祸的打击中喘过一口气来，批林批孔运动就又铺天盖地而来。面对其势汹汹的倒周 势头，周本人虽然在表面上不露声色，实际却在精神上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不得不强撑病体，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苦战。多年来的过度劳累再加上蒙冤受辱后的 郁闷和忧惧晚节不保的心理压力，终于使周恩来体内一度得到控制的癌瘤大发作。 从一九七四年三月上旬开始，周恩来每日尿血多达一百多毫升，不得不住进三0五医院接受检查和电灼术治疗。但是，术后的效果却不理想。没有多久，他体内的癌 瘤便再度复发，而且来势很猛，伴以大量血尿，最多时每日达二百多毫升。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身体明显垮了下来，人已经很虚弱，饱受病痛的折磨。周的保健 医生张佐良在回忆录中详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在书中写道： 由于肿瘤迅速长大、溃烂，出血量增多，流血速度加快，膀胱里蓄积了大量的血液，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使排尿发生困难。起初，小的血块堵塞，解小便 时稍用力还能排出去，但较大的血块不容易从尿道排出，以致周恩来在排尿时十分痛苦。每当我见到他摆晃著身体，扭动腰部，不由自主地跳动，想借此把堵在尿道 口的血块移开，我真恨不得自己能替总理生病，替总理去承受这种苦痛。当一些小的血块随尿流一起比较痛快地排出来，这时，总理会长长地嘘出口气，他的额头微 微地沁出了些许汗珠。这个时候，周恩来己受尽了病痛的折磨，筋疲力竭，自己再躺到沙发上去静养一会儿，准备下一个"回合"，因为小便还没有排出来。 周恩来的病情发展得这样快，弄得毛泽东有些措手不及。在此之前，尽管毛已经开始在考虑换马，起用邓小平来顶替周的角色，但事到临头还是有些抓瞎。多年来， 毛虽然独揽大权，却只是个甩手掌柜，内政外交上的日常事务一直是依靠周恩来掌管处理。现在周这个大管家病倒了，而邓小平又一时接不上手，这样一来，整个国 家的运转就发生了问题，许多事情压了下来，没有人处理。为此，毛决定周住院治病的问题要服从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后再 说。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医疗组心急如火，从医学专家的角度，一再向中央反映周氏膀胱内肿瘤加速增大恶化的情况，出血不断且量多，如果仍外出活动，确实有危 险，很容易因贫血摔倒，心脏出现问题，因此请求中央尽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术，但不是没人理睬，就是给碰了回来，以至于周恩来住院开刀的日期一直定不下来， 一拖再拖。 需要一提的是，大陆发表的有关知情人回忆周恩来治疗膀胱癌经过的文章大都把延误治疗的责任推给"四人帮"，说这是杀人不见血，有意对周进行"迫害"。可 惜，这只说出了其一，没有道出事情的全部情况。实际上，在周氏治病的问题上，江青一干人并无决定权，更无法一手遮天。政治局主管周恩来治疗工作的，除了王 洪文、张春桥外，还有叶剑英、汪东兴。而且这四个人也不过是个传声筒，大小事情必须听命于毛泽东。可以说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毛才是整个事情的幕后主使。 本书前面已经谈过，自一九七一年五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癌后，毛泽东便一直通过汪东兴在幕后遥控指挥，从一开始就对周恩来的治病原则定下了调子，下令 要"保密"和"不开刀"。医疗组对此很不理解，提出周的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时进行手术，治愈率很高，而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后果是严重的。然而，奉旨行事 的汪东兴却以"这是主席指示"压人，称：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决定是保总理的，并要医疗组"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 。这样整整拖延了九个月，直到一九七三年二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加重，在一天清晨小解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把整个抽水马捅里水都染红了。这样一来，已 经无法再瞒下去了，才由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三人找周氏夫妇谈话，告以实情。 即便在这时，汪东兴仍根据毛泽东所定的调子，阻止医疗组对同恩来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当医疗组的专家向上反映周的病情已经很严重，容不得再拖下去了时，汪不以为意，又把毛搬出来压医疗组，喝斥说："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么!" 在这种情况下，医疗组仍然没有放弃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吁请中央批准他们对周恩来病情的诊疗报告，负责周警卫工作的杨德中甚至还带著装有血尿的瓶子去找汪东兴，让上面"眼见为实"，请求中央尽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术，但汪东兴仍然不予理睬。 后来还是叶剑英利用陪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毛泽东反映了周恩来的病情，毛这才批准治疗，但仍通过汪东兴对治疗划框框，命令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准电 烧。但这一回，医疗组的专家们暗中抗命，在检查中还是悄悄地给周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不过早已错过时机，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 经过这样的一再延误，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发展很快，一九七四年五月上旬，在尿病理检查中又发现了"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逼进一步证实了癌细胞已经开始在体 内扩散转移。周恩来医疗组对此着急万分，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了。五月九日，医疗组组长、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带领医疗组向中央负责周恩来医 疗工作的领导人当面陈情，说明情况的严重，敦促中央下达批准周及早住院动手术。 这一回轮到张春桥代表中央表态。他继续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驳回了医疗组的请求，表示： "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周"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就连一向站在周恩来一边的叶剑英也不得不按同样的 口径，婉转地对医疗组做说服工作，称张春桥所说的"是中央的意见，积极的意见，切除的办法，暂时放一下，不考虑。" 不仅如此，张舂桥甚至还企图隐瞒病情真相，提出要修改病理报告上的结论，被医疗组顶了回去。不过，在动手术的问题上，医疗组却胳膊扭不过大腿，周恩来的住院动手术的日期始终决定不下来，一推再推。 对于自己病情发展得如此之快，周恩来当然明白这意味著什么。他虽然在表面上神色不动，但是心里却非常着急，想尽快动手术切除体内的癌瘤，甚至考虑摘除整个 器官，因为即便如此，也还仍有活下去的希望。为此，邓颖超曾专门调看了"人工肾"这类的科教片。在得知自己丈夫的病情急剧发展后，她更是急得不行，每天了 解尿样化验的结果，督促医疗组采取措施。 然而令人可悲的是，周恩来在治病的问题上，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为自己作主，一切要听图毛泽东的摆布。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对这一点心中有数，知道从起初对他 本人隐瞒病情，进而阻拦检查到后来不准做手术，全都是毛的意思。然而，一直信守为臣侍君之道的周对毛这样的决定既感到无奈，又不敢违拗。况且这是党内保健 制度的规定，作为党员必须遵守服从。 面对张春桥搬出来的种种推迟住院开刀的理由，一向信守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实在无言以对。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这种安排明显带有"医疗为政治服务"的味道，完全 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根本不顾治病上的需要，周恩来也只好遵循"君命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古训，一切听由党安排，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自勉了。 这期间，由于失血过多，周恩来的身体已经非常虑弱，随时可能休克，但是为了执行中央暂不考虑手术的决定，只好靠输血坚持工作。这是医疗组担心发生意外而采 取的临时应急措施。每当遇有重人的外事会谈，医护人员都十分紧张，携带各种急救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进行抢救。周氏在住院前接待的最后几起外国首脑都 是在这种情况下支撐过来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终于住进了解放军三0五医院，当天便做了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过程中，医疗组的专家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摘除了所有可疑的地方。 术后刀口愈合良好，血尿也很快消失。然而，医疗组却不敢对此过于乐观，因为耽搁的时间毕竟太久了，体内癌细胞很可能已经扩散了。 果然，仅仅两个月后，周恩来便又开始尿血，而且日渐增多。经专家诊断，确定为癌瘤在体内转移。八月十日，周又不得不做了第二次手术。这对周氏精神上的打击 自不待言，在此之前，他还曾对战胜病魔抱有希望，而现在则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为此，他在回答外宾的询问时，故作幽默地表示："好了就好了，好 不了就了啦。" 与面对死亡的内心恐惧相比，此刻更搅扰周恩来心绪的还是政治命运未卜，不知能否在有生之年保住自己的晚节，在政治上善终，这是周氏晚年一直念兹在兹，看得 比什么都重的事情。然而，眼下却并没有迹象表明这场冲着他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有鸣金收兵之势。充当打手的江青虽然在邓小平出国的问题上碰了钉子，但在批周 的问题上却并没有受到毛泽东的管束而有所收敛，依然十分嚣张，动作频频。 就在周恩来住院前后，江青一干人所控制的舆论宣传机器继续大搞影射史学，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矛头所指呼之欲出。海内外有关周氏地位 不保的风言风语满天飞，不少人都为他的政治命运而担心。有的外国访客甚至当面询问这个问题。对此，周恩来既不能承认，也无法断然否认，只好顾左右而言它， 按照毛的口径，谈一番在政治上批孔的大道理搪塞过去。 应该说，周恩来的内心忧惧并非自寻烦恼。一九七四年六月间，就在江青四处放风批"党内大儒"之际，毛泽东又一次把他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那九篇文章找出来 重新加以修改，准备作为批周的重磅炮弹。本书前面已经介绍过，这九篇文章是毛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九篇党内通信，是他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激愤之 作，对当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联手整他这笔历史老账的总清算。 这些文章确实体现了毛泽东所特有的风格，是他内心郁积已久的怨愤情绪的大渲泄。文中对党内教条、经验两派左右开弓，严词挞伐，极尽讥讽挖苦之能事，把王 明、博古等人批得狗血喷头。其中有两篇文章是专批经验主义的，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充当"帮凶"。 在这次修改中，毛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删去了周的名字以及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但是整篇文章的锋芒所指还是让人一望而知。当然，毛泽东是个开展政治斗争的 老手。他知道此举非同小可，一旦把自己当年批周的文章抛出来，不啻是第二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势必给林彪事件后好不容易才稳住阵脚的政局造成重大冲 击。对此，毛已经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所以一直没有贸然行事。 实际上，早在一九七三年春，也就是毛泽东发觉周恩来打着批极左的旗号，企图对文革改弦更张以后，就开始考虑批周的问题了，选择的"石头"便是这九篇文章。 当时，毛让人把文章找出来，印成大字本，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其中包括毛的侄子、后来在政治舞台上一度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毛远新，甚至准许他把其中涉及 批周内容的两篇文章录下音来，带回辽宁。 正因为毛泽东事先已经向毛远新交了底，所以毛远新后来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多次宣称："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回潮问题，一个是 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十一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其中"九次路线"指的是刘少奇的问题，"十次路 线"是指林彪的问题，而"十一次路线"则是隐指周恩来的问题。这在政治核心圈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江青在一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时，就已经率先点 明了。 应该说，毛远新的上述言论在无形之中道出了毛泽东在是否抛出周恩来的问题上踌躇未决的心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毛良心发现而不忍对周下手，实际上，毛在政 治斗争中从来就没有念过旧情，无论是对彭德怀、刘少奇，还是对林彪都是如此。毛之所以一时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深知周恩来是一个比刘少奇、林彪更难缠的对 手，他在党内军中有众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且为人处世一贯谨慎守分，从无二心。这是在党内外早就有定论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很清楚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因趁势推动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而在政治上大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违背党心民意而大举批周的话，很有可能 激起众怒，在政治上闹出乱子来。为此，毛不得不慎重行事，需要一个人静下心来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于是，他决定离开京城这块喧嚣之地，赴南方休养一段。 这是毛在政治上作出重大决定前的习惯，当年发动文革，向刘少奇展开攻击前就是这样做的。 七月中旬，毛泽东在离京前夕专门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盘。毛知道江青在贯彻他批林批孔的意图上锋芒太露，触犯了党内置中的一大批人，临行前必须设法调解 一下这个矛盾。不过，老于权谋的毛却有意让江青为自己背这个黑锅。会上，毛在肯定批林批孔运动成绩的同时，不痛不痒地批评了江青，要她注意克服自己的毛 病，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也不要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搞成"四人小宗派"，并当众宣布："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谈话中，特意提到了九篇文章的事，称：文件我收回了，而且烧了，不要了。其实，这不过是毛在故意放风，迷人眼目，因为他得知有人把他 修改九篇文章这件事悄悄告诉了周恩来。实际上，毛一直没有打消抛出九篇文章批周的念头，甚至一直到周恩来死后，毛本人已经重病缠身，无法直接阅读的情况 下，他还叫人把九篇文章整个念给他听了一遍，并作了若干修改。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