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空军大院《三》 我喜欢用数学的思维分析研究历史事件，特点是通过子样预测事件走向，通过子样看到事件的起因，最后的结果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人可以经历一个时代，但没有人能经历这个时代发生的所有事件。一般地说，经历事件越多，看问题也就越全面，如果这时使用的是科学思维方法，通过少量事件就能看到事物的本质，看到一部清晰全面公正的历史。 作为军史研究新解，我曾提出过红军干部与抗日干部有本质上的不同，参加革命的性质不一样。红军干部农民起义成份偏多，目标是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翻身求解放，是造成中国内战内乱动乱的主因。抗日干部全部是国共合作以后参加革命，目标是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情形像一九五零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上世纪六十年代打的中印边界反击战和七十年代的中越边界反击战，参加的是国际战争。主要成员来自共产党占领区的民众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后来中国的现实先是抢占地盘接着是同胞们拼死相杀，我想绝大多数抗日干部在参加革命的初期是没有想到的。现在市面上看不到抗日干部写的回忆录，我也曾劝说过空军大院的老部长们留下一点笔墨，但直到他们去世谁也没有写。 红军干部有为中国人民做出贡献的一面，他们中间大部分都是十几岁苦孩子，为了家仇私怨走出家乡，来到外部世界，从此跟着共产党。但他们确实也有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一面，主要体现在文革初期乱军红军将领之间派系之争，以及后来让全国人民怨声载道的“太子党”问题。“太子党”是红军将领林彪跨出先河，以后掌实权的众将领一拥而上，不用说，这些给中国带来很长时间的倒退。我个人研究发现，“太子党”几乎全部是红军干部所为，朴实善良的网友把我这个抗日干部的后代也划成了“太子党”，说实在的，我还真没尝过“太子党”是什么味。我这里不是在说，红军干部的后代不可当将军，不可进高层机关，而是不可占位太多，多了就成“党”了。 在看着我长大的空军大院，唯一的男女作风问题，是红军将领所为；将军们在办公楼前对骂，是红军将领所为；在空军党委会上先是互不服气各吐狂言之后对对立面狂斗狂整，是红军将领所为；让那么多抗日干部解放战争干部抗美援朝干部高高兴兴进空军大院，最后含着泪水出去，是红军将领所为；互整对立面家属子女，剥夺他们当兵入党提干上大学的权力，是红军将领所为；把战斗英雄后来的空军付司令张积慧用绳子捆起来，是红军将领所为；最后又搞起了“太子党”，让我们其他干部后代一起背黑锅。我们生不能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为何还要在历史上绑在一起。有件事还真让我想不明白，在互联网上封杀我和小沧海的不是别人而是这些红军将领的后代。一九八五年年初，最后一位红军将领空军司令张廷发批准了有我的名字在内的去西德访问的申请报告，当时我还挺担心，怕这位司令认出我是七年前他大笔一挥把正师降为付师西迁潘斯福的儿子潘涌，不过他那时已遇高层整治早已心不在焉签发最后有数的几个文件了。 现在的年青人不太理解当时军人出国有何难，一是国家外汇十分困难，仅有的一点点外汇只够上层出国访问，很多军师老干部离休之前唯一要求出国访问一次，回来可买一个免税二十寸大彩电，但这也很难满足；二是出国对领导干部来说都是僧多粥少，对科技人员更是凤毛麟角了；三是军人出国还有一道保密政审。空一所反复权衡以后，决定《飞机维修在中国》论文署名刘云潘涌，刘云为主发言人，一旦意外，潘涌顶上，所长沈为农高工谢燕生同时出访。下面简单介绍一点刘云谢燕生背景。 刘云解放前交通大学毕业，航空工程系统文章大牌人物，他当时的年龄比我现在大几岁，与我的风格十分相似，是炉火纯青，别人很难叫板，我一直在幻想，哪年哪月，能像刘云一样甩大牌叫大板该多好，看来五十是一道坎。刘云祖上有一个四合院正对景山公园东门，文革时被人抢占，只给刘云剩下一间房。谢燕生解放前大学毕业，是空军最权威的飞行事故分析鉴定专家，他的事故分析鉴定经验十分丰富。每次空军出现飞行事故，由他带领事故检查组随同空军机关干部最早当天最晚第二天登上等候在南苑机场的专机赶赴事故现场，他会对事故最后结论做出最令人信服的解释。现在，不少林彪事件史学研究者都对林彪251三叉戟座机坠毁产生种种疑团，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对林彪座机空难鉴定的权威性不够，空军没有派出谢燕生参加251三叉戟鉴定而导致现在众说纷纭。历史相信权威，权威书写真正的历史。 我这人野心很大，喜欢驾驭高手，在强手面前更显高强。沈为农刘云谢燕生的年龄比我父亲略小两三岁，当时六十岁。这三人的智慧才学常人无法相比，号称空军工程系统“三杰”一点也不为过。我想，这次出访德国，要是能得到这三人的好评，那么今后的岁月是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了。我也始终认为，作为年轻一代，利用出国机会暗中套取高手们的经验，比溜须拍马想获得一官半职要强许多倍，因为今后路还长。我开始了精心的出国准备工作。 不久，空一所唯一的那辆上海轿车几乎快成了我的专车。先带老同志去中国照相馆照张护照标准像，不过一定要穿便服，由于出国的西装还没有来得及做，只有临时租用，也就是那个照相馆给我留下一张从来没有见过英俊照片。再去空军著名的三角翼办公楼设在二层的党办外事处交护照照片。空军党办因林彪事件而闻名全国，名称仍然照旧，但内部早已换了人间。我走进办公大楼大厅的时候，伫立片刻，用穿着皮鞋的右脚使劲敲敲水磨石地面，听听声音到底有多大。我小时候空军办公楼曾传出一条新闻：一位年青的机关干部穿着带铁钉的皮鞋走在楼道里发出嘀哒嘀哒的均匀响声，被空军司令刘亚楼听到，发了一通无名大火，从此机关干部没有人再敢穿带铁钉的皮鞋。 接着，按国家统一文件要求做出国预算。当时国家文件规定：出国各种旅费实报实销，住宿费每人每天不得超过一百马克，伙食费每人每天五十马克，节约归己，另外每人发等值一百五十美元的零用马克。预算做好后，先到空后财务部开出取款证明，再到前门大街上的中国银行提取德国马克，当时用有公章的介绍信就可办理。 八十年代的国家干部出国还有专门的制装费：国家领导人900元，师局干部700元，一般干部500元。我领到的500元相当于我四个月的工资，老同志按700元领取。中国服装业起步先起于西服绝对与七八年国门大开有关。早先，出国人员的西服全部在红都服装厂手工量体由定居北京的上海裁缝精心制作，三位老同志的西服好像就是在那订做的。后来一些胆子大的上海裁缝偷偷在家里接活制作，他们许多人住在王府井附近，价格要便宜许多。我买了布料以后，走进王府井后面的一条胡同，找到一个说北方话的上海裁缝。那个裁缝手工技艺十分精湛，连上衣的腰部曲线都做出来了，费用三十元。一套好西装贵在衬托双肩和腰部体形，进入高档社交场合十分吸引眼球，给人鹤立鸡群的感觉。有一次在北京饭店总参举行的酒会上，法航小羚羊代表追着我不问别的，只问我的西服在哪做的，我真不好意思说是在一个野店做的。 我向沈所长提议，还应该制作一些幻灯片用来渲染论文效果，不过为了那几张幻灯片差点让我在北京市跑断腿。出于保密的原则，我无法拍摄空军的维修设施，即使可以拍摄，当时需要翻转片，那时我还没有相机呢。我暗暗打算，到德国后先买一架梦想了二十年的蔡司或莱卡相机，我从儿时起，一直在做这个梦。我决定将论文提要做成幻灯字幕，可是像这样今天几分钟就能完成的事我当年却需要请画师手工描绘，然后再翻拍。最后的结果终于让我看到符合国际规格的小型幻灯片，我觉得尽了全力，当时国内就是这个水平。 最后的准备工作还有印名片，出访不能没有名片，当年偌大的一个北京城找不到一个印名片的地方，好像个别地方可以收活，必须寄到广州去印。我万分无奈，只有再回到空一所，到印刷厂商量能否印些名片。当时空一所印刷厂还有二十几个排印工人，全部手工铅字排印，我那个“涌”字很特别，早先需要在下面加一个“力”字，安大和一所印刷厂工人师傅都专门为我存字，我至今忘不了他们。一位老师傅说，可以用书皮纸试一下，就是薄了一点，我说好不好就是它了。后来我在国际上散发名片，各国大航空公司老板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薄的纸印的名片，一位意大利航空公司老板给我拍来电报，第一句话就说，你给我的那张小薄纸印象太深刻了。 第一次为领导做出国准备工作还要细上加细，一些细小的事也要考虑。我在准备小礼物的时候，十分注意特色，一些国人觉得珍贵的东西外国人看着很一般，我在美国开酒荘的时候，一个美国老兵送给我一堆象牙筷子，说是七十年代在泰国旅游时买的。我通过所务处的赵淑兰打着所长的牌子还准备了两条中华烟，当然这些烟大家都可以享受。赵淑兰是空军大院的历史人物，曾当过一号台台长。一些空军大院的机要人物最后的归宿在空一所，也有在我的办公室里短兵相接的，不过这些权当花絮流传，没有实质性厉害冲突。 空军翻译大队政委老郑离休前在我的办公室里当研究员，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上班只是点个卯，我虽出国准备工作繁忙，还是十分留意他的话语。有一次，他指着我的好朋友王兴隆说，你别看他现在对人都是一付笑脸，给曹里怀当秘书的时候可不是这样。林彪事件前，空直机关也搞过野营拉练，翻译队拉练已经几天没有好好吃上一顿饭了，向王秘书请示能不能全队修整一下，搞点肉吃，王秘书回答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还想吃肉！曹里怀一直是空军中将付司令，林彪事件后是空军五人领导小组负责人。我想王秘书当年只有三十多岁，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不顺的是曹里怀很快被人拿下，王秘书空军后文革时被安排到空一所当图书管理员，直到退休。 一九八五年三月初春，我们四人终于登上了由北京飞往法国法兰克福的民航班机，访问期为十五天。说也奇怪，我从来没有乘坐过民航班机，第一次坐，居然是国际航班。出访的那天，我特别激动，半夜里开始起来打起领带，熟睡的妻子惊醒过来好惊讶。也是那次航班，我第一次见到雪碧可口可乐，开始还等着空中小姐服务，后来服务长广播，国际航班饮料乘客随意享用，我开始一罐接一罐不停地喝，那时见到的可乐罐很小，只有现在的一半大，我还给坐在后面的老同志不断取可乐喝，他们对自己取饮料喝不太习惯。航班快到的时候，服务长拿出剩余的盒饭给大家吃，嘴里不停地说：多吃点，下了飞机就要自己花钱了。当时国内还很贫穷，虽然坐飞机的都是政府各级官员，生活拮据程度与北京普通市民没有太大的差别。 可能政府官员出访人数增长太快，西德大使馆武官处已不再派人到机场迎接，改为由武官直接上旅馆登门欢迎问候。我们到达法兰克福后当天乘火车去了多尔多夫市，那是我们出席会议的地方。不论是谁到一新地都容易被宰一刀，我们也是一样，被德国出租车司机拉到一个昂贵的假日旅馆，每人住宿一夜200马克，所长决定暂住一晚，第二天再找新处，我随后向大使馆报告我们安全到达。第二天一早，武官就赶到旅馆，他高高的个子，六十出头，刚一进旅馆门，开车的司机噗哧把一口痰吐在大厅的地毯上，武官好不高兴，说今天是来见空一所沈所长，我们得涵养高些。听到这些话语，我差点没笑晕过去。 我们换完旅馆的第二天，沈所长要我陪他去波恩中国大使馆拜见安致远大使，说空军付参谋长姚俊有封亲笔信和三百美金带给安大使，当时是美元换马克的好时机，比值一比一点七，这时我才知道姚俊和安致远是亲家。安致远是大名鼎鼎的外交家，常驻苏联，负责棘手的中苏外交事物，我常看人民日报，早早就知道他的名字。波恩使馆不太难找，修建的风格很像中国传统建筑。我们在传达室通报姓名等候的时候，听到工作人员电话中说送一包中华牌香烟过来，沈所长来了，对方说昨天刚给一包怎么今天又要？原来我们国内外都打着沈所长的牌子混中华烟。 我和沈所长是被分开召见的，我同安大使只打了一个照面，感觉他已显老态，浑身臃肿，看起来不太健康。付武官陪同我在一个客厅里聊天，他近五十岁，文革前毕业于解放军南京外语学院。他不断请我吃腰果，说这玩意国内目前还吃不到。过了一会，沈所长回来了，付武官问沈所长是否想留下来吃午饭，不过要交六个马克，沈所长毫不犹豫说“吃”。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沈所长办事十分精炼，不能因为六个马克让人看出这人不大度。 我们到了大使馆餐厅，这时我发现同国内大食堂一摸一样，一摞大碗，一堆白竹筷，使馆工作人员陆续进来一人取一碗两筷，在饭桌上等候，就差敲碗了。不一会儿，戴白帽厨师用国内食堂常用的搪瓷盆端进一大盆炖牛肉和一盆白米饭，没有一点蔬菜。工作人员还算客气，让我们客人先盛牛肉和米饭，随便吃。吃到一半的时候，个子高高的武官提着一个东欧酒瓶走过来，已显醉意，说酒是匈牙利的果酒，很好喝，让所长和我一人尝一点，他说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东欧当武官，这次是最后一任了。 12/27/2008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