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恩来早期民主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刘济生 （内蒙古民族大学 马列部，内蒙古 通辽 028043） [摘 要]周恩来早期的民主思想包涵了西方的文化价值。在留日之前他对民主有了初步的理解，在日本期间，对民主的价值热烈追求和赞颂。周恩来是人类文明的精神骄子，他的思想源头既有中国的，又有西方的。他的思想品格、人格魅力、道德精神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赞扬不是偶然的。 [关键词]周恩来；民主价值；思想源头；人类文明 [中图分类号]D0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684（2007）05-0036-05 周恩来早期民主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马克思主义这三个方面。他的思想源头既有中国的，又有西方的，并且和西方的文化价值有着不解之缘，这与他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广义的西方文明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狭义的西方文明包括民主价值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狭义的西方文明虽然不包括马克思主义，但与马克思主义仍然有诸多重叠的地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文明的结果。周恩来早年接触了西方民主主义，与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促使其思想品格、人格魅力、道德精神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赞扬。 一、接触西方文化与周恩来早期民主思想的萌芽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民主理念那么坚定，民主实践那么广泛，民主追求那么热忱，把一般民主和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结合得那么好，恐怕非周恩来莫属了。如果找出原因，固然很多，但其青年时的思想准备则是主要的。周恩来接触西方文化是在南开学习期间，紧接着是在日本、欧洲的学习和实践，这对于他了解西方文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学习和实践致使他从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宗教、艺术、人情世故上较全面地了解了西方文化与文明。 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年，周恩来13岁，这也是一个初懂政治的年龄了。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封建帝制从这一天就成为过街老鼠，尽管民主体制总受到专制的挑战，但民主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从此后，人们会运用真民主、假民主、真共和、假共和这一政治准则去评判政府和政体，评判集团和个人。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迅速覆亡，说明谁再搞公开的帝制只能死路一条。后来的一些人不管怎么专制，也不敢公然带上皇冠。这些政治局面的波谲云诡，不能不使时时关心国事的周恩来也跟着思潮起伏。他生长在大动荡、民主和专制互争消长的岁月，深深受各种政治思潮影响。在南开学习期间，周恩来经常阅读宣传民主思想的《民权报》、《民立报》、《大公报》以及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报刊书籍。1914年3月，他在南开中学成立了敬业乐群会。这之后，他多次在校内外发表演说。最能体现周恩来民主理论学习的成果是他1915年的一篇作文，题目是《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这篇近千字的关于政体的论文，反映了周恩来对于民主的掌握程度。如细察之，大概有七层含义。 （1）民主是人类政体发展史的一个阶段。作文写道：“酋长也、君主也、民主也、大同也，为政体必往之阶段，人民应渡之时期，循序而进。”[ 1 ] （2）民主共和始倡盛于十八九世纪，今日成世界潮流。作文写道：“上古酋长时期，人民昏昏愚愚，”“老死不相往来”，“元元黔首，均为被治之人。”“至十八九世纪，智识渐强，民权日伸，于是有倡共和政体者，”“今日民主共和之潮流日益汹涌。”[ 1 ] ( 75 ) （3）引用了孟德斯鸠关于共和的论述。作文写道：“孟德斯鸠尝曰：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认为此数语代表共和真正之精神。[ 1 ] ( 75 ) （4）民主制优于君主制。作文写道：“民主之所以良于君主”，因为政出民服。[ 1 ] ( 75 ) （5）民主共和制存在权力制衡。作文写道：“政令之乖舛固必受立法部议之弹劾，司法部之裁判。”[ 1 ] ( 75 ) （6）人人平等，废除终身制。作文写道：“出为总统，固可治人。退而为民，亦必被治于人。”[ 1 ] ( 75 ) （7）君主立宪制不若民主共和制。作文写道：“立宪政体之人民，虽有请愿之权，议院有立法之务，然裁仍不得不归诸君主。……是故终不若民主共和之为愈也。世之国共和也，其必以为然乎?”[ 1 ] ( 75 ) 以上七点，把民主共和政体的基本要求都概括出来了。如果周恩来不读相当数量的书籍、报刊，是提不出这么系统的纲要来的。文后老师评语是“思想极高，词亦恳挚，非明共和真理者，不能□□。”[ 1 ] ( 74 )1917年，他又提出：“人民国家之主人也”及“共和国之统治权在国民全体”的论点。[ 2 ]尽管周恩来对民主共和掌握得这么熟悉，但他仍然没马上相信它。在周恩来看来，民主共和“应渡之时期，循序而进，非一朝一夕之所可立而待也。”[ 1 ] ( 74 )所以不厌其烦讲古贤古圣的精神和人格，正因他认为贤人政治能救国，甚至退了一步，对袁世凯“独夫政治、亲德主义，反加赞成，以为他死的是可惜了。”[ 1 ] ( 284 )对此，笔者开始非常不解，既然周恩来早年思想已经对民主的理解这样透彻了，为什么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肯定贤人政治？究其原因在于,周恩来早年思想仅仅是从感性上了解了民主的理论和概念，在未出国前，周恩来没彻底相信民主政治能救国，对民主只是从知识层面来把握的。 二、汲取民主自由精神与周恩来早期民主思想的形成 19岁的周恩来，抱着一颗热诚的救国之心，豪情满怀地赴日留学。贤人耶?民主耶?是他准备去寻求的一个答案。 1、留学日本彻底相信了民主主义 1918年2月，周恩来在留学日本期间对《新青年》杂志产生了难以表述的极大兴趣。在国内他也看过《新青年》，没重视起来，现在却“看得很得意”，“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差在哪里呢?“想去行那贤人政治的方法，排斥真正的民本主义。”“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 1 ] ( 283-285 )。在5月19日的日记中，周恩来写道：“泰西的文明所以能够发达的原因，是因为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互相竞争，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新。”“我们二千年的历史，思想学术全都是一孔之见。泰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是新的太多。他们要是主宰中国，决不能像元、清两朝被中国的民族性软化了。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西的民族样子，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岂不叫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么?”[ 1 ]( 293 )用外洋学来的真学问，来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就是用民主主义来代替我们自己的旧的、保守的东西。 2、回国后的民主实践 1919年5月，周恩来刚回到天津的南开，就批评校长“总是拿中国式的政治手腕办教育。‘新’的一线生机仅仅在于学生，校长方面是天天讲民主，可是样样事武断，闹得人心都离体了。”[ 1 ] ( 303 )能熟练运用“武断”和“民主”这两个对应的政治概念，且能把“武断”和“中国式的政治手腕”联系在一起，反映出周恩来早年思想业已初步形成。7月，周恩来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刊名下面用英文写着：“民主：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的箴言。”在发刊旨趣中写着：“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这两句话，是周恩来相信民主的庄严宣言与响亮的口号。这样简洁有力的语言，在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今天读起来，还会感受到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可见，周恩来已经把民主作为一个最高的原则，最高的理念，其它原则、理念都要用民主去衡量，看其有无存在价值。在实践中，周恩来本着民主原则创办了报纸，成立了觉悟社等组织，多次搞了集会、请愿等等，诚心实意地用民主的方式去救国救民，结果却是被投入狱中。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用民主的方式能不能救国?放弃?还是坚持?周恩来的思想在狱中产生了“颤动”。看来，暂时用民主去裁判一切，是值得探讨了。 3、“扯开自由的旗” 在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直到1921年，周恩来这一段时间里充满了对个性解放的讴歌，对自由的神往、对平等的诉求。个性解放，必须冲破旧的人身依附关系，冲破旧的礼法，呼唤正常人应该获得的自由、平等和幸福。最能体现周恩来独立自由的一件事情是，拒绝与严修之女订婚。严修，1860年生于盐商家庭，1882中举人，次年成进士。1873年进翰林院编修，1895年任贵州学政，1898年任直隶学务处处长，1906年任部右侍郎，1911年成立南开中学，任校董，被称为南开之父。严修思想比较开化，南开就是采用西式教育办学。1915年，南开全校举行国文比赛，每班可选出五名同学参加。这次比赛由严修亲自阅卷并选拔。周恩来选做的《诚能动物论》取得全校第一名。周恩来所在的班也得了班级第一名。严修亲自写了“含英咀华”四个字的旗帜作为奖品，奖给了周恩来所在的班级。严修还是醉心于对旧剧改革和热心鼓励新剧的人，周恩来活跃于南开话剧舞台，也使严修器重。严修曾几次请周恩来赴家宴。这种宠爱终于发展到托人向周恩来提亲，打算把自己女儿许配给他。周恩来对传话的朋友说：“我是个穷学生，要是我接受与有名望的严家联姻，我就得事事听从他们了。”周恩来这种充满独立人格的行为，使思想开明、襟怀大度的严修赞叹不已。后来两人保持了长久的友谊。周恩来后来去日本，去欧洲，都得到了严修的无私的资助。解放后任总理的周恩来说“严老先生就像一碗高汤，清而有味”。[3]这是对严修老先生对他拒婚的独立人格肯定的历史回应。 在日本留学时周恩来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名战士。在1919年4月5日《雨后岚山》这首新诗中写道：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 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 自然的美，不假人工； 不受人拘束。 想起那宗教，礼法，文艺，…… 粉饰的东西， 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 的制人学说。[ 1 ] ( 301 ) 这里，他毫无拘束地歌颂自然界天然的不受人间礼法约束的自由，由此，批判那种束缚自然与自由的那些制人学说。一个青年人，在雨后初晴、樱花灿烂的时节，一种发自心底的解放，映射了从封建藩篱解脱出来的兴奋。同一天，年轻的周恩来还游了京都的园山公园，也写了一首白话诗，大胆地写着美丽的女性，表示对“女权”的高扬。诗曰： 满园樱花灿烂， 灯光四照， 人声嘈杂。 小池边杨柳依依， 孤单单站着一个女子。 樱花杨柳，哪个可爱? 冷清清不言不语， 可没有人来问他。[ 1 ] ( 299 ) 这首诗意境较朦胧，但情感上很开放。女子与樱花杨柳，哪个可爱?这种诘问，表明自然和人物都可爱。这情景交融的描绘，透露出一个青年人对美好人生的渴望。 1919年12月，已回国的周恩来，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在他亲自执笔写的《“觉悟”的宣言》中，把自己领会的自由人权观念尽量杂合进去。他写道：“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 1 ] ( 332 )接着又在《觉悟》一文中继续发挥道：“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一切生物不能够‘觉悟’。‘觉悟’的起点，由于人能够知道自己。因为自觉，遂能解决人生的人格、地位、趋向，向着进化方面求种种适应于‘人’的生活。”“人生最大的要素是灵性。” [ 1 ] ( 333 )这个觉悟显然受到了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 封建社会把人不称其为人，抹杀人的尊严、个性，不准许人去思考，让人去依附他人，所以，“人的生活”也无法称为“生活”。青年的周恩来在借着“觉悟社”成立之际，把自己个性解放的观念简洁地表达出来。从整个行文表述中看到，周恩来认为人们都不自觉，不自省，人的价值究竟如何?人的生活，真“人”的生活到底应如何，不觉悟不行。只有觉悟了，才能促进社会进化。1920年6月，还在狱中的周恩来听到李愚如等同学赴欧勤工俭学，又用自由体写了一首白话诗，继续表达在内心升腾不已的个性解放之火，心中神往着理想化的法兰西。他写道： 你要知道! 幸福是要自己去找， 株守相等， 是没有得到一日的…… 本我的志趣， 辟我们女子的生计独立， 精神独立的自由径路； 保我们女子的人权天赋。 …… 一处处浪卷涛涌， 奔腾浩瀚， 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 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推翻旧伦理， 全凭你这心头一念。[ 1 ] ( 385-386 ) 在激情澎湃、思绪昂扬的诗歌中，尽管他不现实地把法兰西自由理想化了，人格化了，但出于一个从东方几千年靠伦理，靠强权压抑个性所造成的人们心灵桎梏，这无疑是沉睡中的春雷在滚动，充满着积极的意义。 4、用文艺的形式讽刺依附关系，倡导平等 青年周恩来的自由观尽管奔放不已，但他没把自由绝对化。如果提倡绝对化的个人自由，必然伤及他人的自由，或者这种自由是建筑在他人痛苦之上。而青年周恩来在提倡自由的同时，力倡平等，博爱。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周恩来于1919年12月写的《死人的享福》一诗中： 西北风呼呼响， 冬天到了。 出门雇辆人力车， 车夫身上穿件棉袍， 我身上也穿件棉袍。 我穿着嫌冷， 他穿着却嫌累赘； 脱下来放在我的脚上， 我感谢他爱我， 他谢谢我助他便他。 共同生活? 活人的劳动!死人的享福![ 1 ] ( 334 - 335 ) 在平等意识支配之下，为什么我坐车，他拉车?接着就是“共同生活?”的追问。这一追问把两人的不平等给揭示出来，把人间不平等也揭示出来。这与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的选题表意如此接近，毫无疑问是受新文化运动思想的影响。 5、实践对自由的拷问 1919年11月6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福州惨案”。25日，天津学生一千多人游行讲演，散发传单，声援福建人民。12月10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号召抵制日货。20日，在南开操场召开有10万多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当场烧掉在街市检查所得的十多卡车日货，火光飞腾，日货化为灰烬。会后又举行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1920年1月23日，学联调查员在魁发成洋货庄检查日货，被闯入的三个日本浪人毒打。学生联合会又被当局查封。29日，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各校学生达五六千人集合到直隶公署请愿。当周恩来等四人闯入省公署，被全部逮捕。先押在警察厅，后又移送到检查厅。周恩来失去了自由。尽管大家在羁押中多次要求各种自由，如通信自由，但都被剥夺了。他深知为了爱国，为了正义，争取自由是多么的艰难!失去自由这半年中，他拷问过今后的自由怎么获得。思想发生颤动。和周恩来一块战斗的邓颖超后来深有体味地回忆说：“从此我们更认识了反动政府的狰狞面目，认识了爱国自由和民主权利决不是不经过斗争和流血，就能轻易得到的。”[ 4 ] 到了欧洲，周恩来又亲历了旅法学生为进里昂大学进行的大规模请愿活动的失败，他对政治自由认识更加深化。1921年春，周恩来决定用共产主义来代替民主主义。但是，他并没有把民主抛掉，而是把它作为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梯，保留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并把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起来。特别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各种专制主义向人们袭来时，他总是善于用民主保护大家。民主，是周恩来坚定不移的价值观。 三、周恩来早期民主思想对其人格魅力的影响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周恩来一次又一次亲历政治自由被剥夺，使他认识到旧制度的历史局限。但周恩来终其一生，在个人自由、政治平等、妇女解放等方面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他从来没有忘记青年时代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理解，他始终坚守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价值观念，使其思想品格、人格魅力、道德精神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敬仰。在建国初期，周恩来敏锐地看到个人崇拜苗头的出现，在公开场合中他反复强调领袖同样也是普通的人，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例如毛泽东同志也曾有过封建迷信，信过佛教，也曾经犯过错误，曾经有过城市中心论的实践，不要神话领袖个人。在1960年代初期，周恩来看到个人崇拜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危害，尽管很难公开批评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是他通过讲哲学、唯物论、个人的局限性，教育党员和领导干部认识个人崇拜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文化大革命”狂飚骤起之际，他教育红卫兵们尊重刘少奇、王光美的人格，不让红卫兵给别人带高帽。这说明他深层文化意识中，保留着人类那种进步遗产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步入了晚年，依然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推动出版了一些西方名著，使人们在封闭中接触了异质文化。在文革后期，在无法实行自己理想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用民主精神克服封建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提和条件，离开了批判封建主义，反动的东西就会复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学习人类的先进文化，这是周恩来总理的未竟事业。 [参考文献] [1]周恩来早期文集(上)[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74. [2]周恩来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21. [3]人民总理周恩来(下)[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2291. [4]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