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苦难意识流》（一百个人的十年）作者：冯骥才 1966年41岁男J市无工作人员 　　我是一个被撕得粉碎的人——大年三十被弄走——一天最多吃几百个苍蝇——我把自己 变 成一个“○”——追加的定性“极右”的文件—— 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活着，有时很充实— — 世外桃源——我们受这么多苦难，难道就为了你一声“对不起”吗？ 　　话从哪儿说起呢？昨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给你理出个头绪来，不想还好，一想全乱了。 为 什么？我是一个早被撕得粉碎的人，哪儿跟哪儿也说不上话，无因无果，全没道理。我就 给你 来个“意识流”吧！有的地方可能是“倒插笔”，有的地方“倒计时”，有的地方还可 能颠三 倒四，纠成一团……好在你是搞文学的，总能弄明白。如果你听乱了，糊涂了，那可 别怪我， 我这辈子一直就乱着，一盆浆糊那么糊涂着。 　　你去查查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的《××日报》吧！第三版头条有篇文章《又揪出一个大 右 派》，反映的就是鄙人。揪出来，批呀，斗呀，审问呀，逼供呀，这套你全知道，我就甭 说 了。折腾到十月份，把我弄到东郊区F庄劳动改造，一边听候处理。我喂猪时，觉得我就 像那 头躺烂泥里的猪，只等着哪天弄出去宰了。 　　你问我为什么从五七年开始讲。我如果一上来就从六六年文革讲，你就更不清楚我是怎 么 回事了，你会想，我那时怎么“无工作”呢，唉，我的事实在太荒唐！ 　　改造了四个月。 　　五八年二月，农历的腊月二十八日，上边指示让我们回家过年，我心里蛮高兴，这也是 一 种民族习惯民族感情吧，回家吃个团圆饭！而且母亲住在外地，年年春节我和爱人都去陪 母亲 过年，我们满心欢喜地买好大年三十的火车票，一时连悬而未决的右派的事也撇在一 边，先不 去想了。大年三十这天，正准备起程，忽然文化局反右派工作组来了几个人。其中 有一位作 家，他那时非同小可，是工作组组长，名叫B.你肯定知道他。他进门就给我宣读 一份决定，什 么“经上级党委同意，公安部门批准，对你开除公职，送往GG农场劳动教 养”。我还比较镇 静，问他们：“什么时候走？”B作家很严厉，冲我说：“现在就走！” 我爱人一下就晕了， 仰身“哐当”摔在地上。 　　当时，我想求他们通融一下，我是劳动教养，不是犯人，也不会跑，要弄我去劳改也不 一 定非得大年三十呀！我还没开口，B作家的脸就像关严的铁门，冷峻，无情，把我吓回去 了。 我说声“走吧！”就扛起行李。这行李三天前从东郊区F庄扛回来，还没有打包呢，现 在正好 原包扛起来就走。原来倒霉竟这样省事。 　　您问我怎么给打成的右派？ 　　我倒想问问您，为什么把我打成右派？ 　　我一直认为，别人都会比我更清楚我是怎么会成为右派的。 　　从大鸣大放到整风反右，我根本没有在单位。那时，我向我的单位戏曲学校请了“创作 假”，住在上海亲戚家里埋头写剧本。忽然单位来电报，叫我速回，参加整风反右运动，我 还 对爱人笑着说：“整个大鸣大放，我都没在单位，没贴过一张大字报，没对领导提过一条 批评 意见，这次无论怎么样也没我的事了。”谁知回到单位的第二天开大会，一进会场我就 傻了， 一条大横标写着“彻底批判甲、乙、丙反党集团大会”。甲是戏校校长，乙是副校 长，丙是 我。我当时是学校主管教学的业务科长。我再一听，批判我的内容都是空的，除去 吓人的大帽 子，就是声色俱厉的叫吼。 　　奇怪了，我有罪？哪怕我说过一句反动的话，哪怕这话是你们胡编乱造的，也算叫我明 明 白白呀！ 　　再告诉你一件，一九七九年——这一跳可是二十二年以后了，这真是“意识流”了。时 间 不连着，事情都连着。这时候，文革结束了，文化局的人事干部为我改正右派。他非常惊 讶地 对我说：“老实对你讲，我看完你所有的材料，很纳闷，凭着这些材料，怎么会把你打 成右派 呢？” 　　他当时那惊讶的表情，连同他惊讶莫解的口气，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他把订成厚厚一本的材料给我看。呀，我惊呆了，这哪里是什么罪证和罪行录，它居然 完 完全全是我给一些戏提的意见！艺术方面的意见呀！ 　　我只问一句：“还有吗？” 　　他说：“全在这儿了！” 　　这事如果轮到你，你会有什么感受？如果说二十二年我受尽了苦难，但都不如这一击来 得 猛烈！ 　　二十二年，我一直为我被打成右派的原因糊涂着。可现在一看，谜底竟是这样！我不仅更 糊涂，一瞬间好像对这世界一无所知了。 　　为此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接着刚才的话说。我爱人大年三十赶到母亲那里，母亲对我的情况原来知道一点的。当 她 听说我太忙，不能陪母亲过年来了，母亲好像立刻全明白了。怔着，忽然抱着我爱人，娘 俩失 声痛哭。从此我便没有再见过母亲。六○年夏天她病重，我正在GG农场劳动，不准探 望。直到 母亲故去，才叫我去两天，可母亲已是死人了。 　　不准看活着的母亲，只准看死去的母亲，这大概也算一种刑罚。 　　幸福不会带来任何教益，苦难却能改善人的性格，这是我最积极的生活体验了。 　　我真正的性格是重感情，敏感，容易冲动，还挺脆弱；现在变了，变得理性、灵活、看 得 开，很有克制力。前者是先天的，后者是后天的。比方前边说的脆弱性，那就是对挫折和 屈辱 不能忍受，我表现得特别强烈，所以我几次自杀，并且见于行动了。 　　我刚给打成右派时，给关在戏校一间储藏室里。我在学校一直是业务尖子，人缘也好， 很 有权威，可这时一些小孩子扒着窗子，像看猴子一样看我，还往屋里扔石子，啐唾沫，辱 骂 我。我忍受不了，就想死，但房子里空的，连剖静脉管的小硬片片也找不到。我就想了一 个法 子，因为房子脏，我便放开一点窗子，让苍蝇飞进来，再打苍蝇，然后一把一把地吞吃 死苍 蝇，一天最多吃下几百只死苍蝇，苍蝇菌多，我想得霍乱痢疾，拉肚子拉死。但奇怪的 是，吃 了这么多死苍蝇，却毫无动静……直到今天，我爱人也不知道我这样自杀过。你是第 一个知道 的。我不愿意她知道，因为这事情实在有点悲惨。 　　还有一次晚上十点钟，那位B作家派人把我叫去，命令我第二天交出一份材料，叫我供 认 我心里边都想过哪些“反动言论”。你说这是不是有点荒唐，“反动言论”，不是说的， 而是 想的。可是我不单没说过，也没想过呀。搞艺术的想的不就是艺术吗？他们这一手真够 毒，弄 不到言论，就叫我交待想法。弄到想法，就和弄到言论一样了。B作家还吓唬我说， 如果第二 天我交不上材料，就把我送进公安局。我一听，非常害怕，并觉得被抓起来会更受 屈辱，便决 心自杀。 　　转天我买一瓶白酒，去S公园后边的运河边，那里很荒凉。我这人一口酒就醉，如果把 这 一瓶全灌下去，肯定晕晕乎乎，一头扎进河里，一了百了。于是在河边把一瓶酒全倒进肚 子 里。这次也非常奇怪，大概阎王爷仍旧拒绝收我，一瓶酒下去，不但毫无醉意，反倒更加 清 醒，使劲摆脑袋，愈摆愈明白。这时候看到不远地方有两三个人正在注意我，我心想自杀 不 成，反落个“畏罪自杀”，“罪加一等”，便放弃自杀跑回家了。 　　不是怕死，而是怕活，这便是那个时代的荒唐。 　　从这次自杀未遂，我这人发生了变化。 　　那天回到家，一推门，就见B作家带一帮人正等着我。见我就气势汹汹地问，干什么去 了？嘴里哪来的酒味？交待材料在哪儿？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竟然冲他叫道：“我没有反动 言 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一叫，吓了B作家一跳，也吓了我爱人和我自己一 跳。我 怎么会如此胆大包天？过后我爱人说我的嗓门大得出奇，甚至比B作家嗓门还大。也 许是酒精 的放纵作用，也许是因为我刚刚从死亡那里返回来，人变了。 　　在GG农场，有个NK大学的化学系学生，是个矮小文弱的女学生。她也是被划为右派 的。平 时几乎不说话，在农场的实验室里负责化验。一天吃了氰化钾，一下就完了。谁也不 知道她为 什么突然自杀，遗书也没留下。农场对待这种事通常只用一句“想不开”了结。但 这女学生的 难友悄悄告诉我，她最近私下里总说一句话：“我不能再忍受人格侮辱了。”她 究竟具体指什 么，无人得知。我却明白，她和我过去一样，太脆弱，太自尊；她还不知道， 在这种苦难面 前，人只能把人的一切全放下，把自己变成一个“○”，也就活下去了。如果 你还认为自己是 个人，那就很痛苦，甚至活不了。 　　老实说，我能承受这种贱民生活，又是为了我的爱人。她大我六岁，我俩没有孩子。她 家 庭出身好，一直是组织培养对象。在我划成右派后，人热劝她弃我另嫁。但她理也没理， 多少 年来只靠着她那几十块钱养育我父母，贴补我，一切怨言怨语全部没有。每隔一周，是 GG农场 允许探望的日子。她都是在前一天为我准备好吃的穿的，第二天凌晨三点起床，拂 晓时搭车， 十点钟到达M村，再步行三十里，下午到达GG农场。只为了撑死了总共二十分 钟的见面。见面 在一间很大的筒形的房子里，中间隔一排长长的矮桌，一边是探望者，一边 是我们。见了面， 说不了几句话，她便把我的破的脏的衣服拿走，再步行三十里，赶班车， 夜里回到家。逢到刮 风下雨和冰天雪地的日子，看着这可怜的女人默默走去的背影，我不可 能再有别的想法。我心 里只有一句话：放心吧，我为你活着！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活着，有时 也很充实。 　　求知欲是知识分子的本能。我从小的习惯是每天晚上反省一下自己所获得的知识，看看 自 己，各个方面，有否新知。“吾日三省吾身”吧！有时发现今日一无所得，便惶然翻身起 来找 本书看，若有收获，倒下再睡。 　　但到了农场后，不行了。这里有规定，犯人之间不能相互交流思想、借钱、诉苦、甚至 讲 故事。一般犯人不会感到特别的难受，我却觉得世界上最可怕的是空白，精神的空白。 　　我便换了一种方式，天天晚上，闭上眼，把当天碰到的事，反省一下，做为一种难得的 人 生经验，代替书本上知识，把这些视为变相的财富收获。当然这祥做有时也会感到空茫。 一 次，我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它使我的精神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GG农场为了加强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知道我懂戏，叫我组织一些略通文艺的劳改犯 编排 小戏。为了写好戏词，给了我一本掉了封皮、破旧的《新华辞典》。我就问管教人员： “我平 时可以看看这本辞典吗？”他说：“这个可以吧！”天呵，我这可有干的了。天天一 有空，便 抱起这本辞典看，一字一辞，一页一页，从头到尾，六年间我看了一遍半。《新华 辞典》后边 的附录部分还有各种历史、地理、科学的知识，我就背诵，直背得滚瓜烂熟，好 家伙，简直一 部百科全书呢！肚子里装下一部字典，会有多大学问？这是不是因祸得福呀， 倘若不是被关起 来，禁绝读其它一切书，我怎么可能成本背诵辞典？可是等我出来后对人一 说，朋友都大笑 说：“这算什么学问！”果然，过后能用上的东西并不多，日久天长，那些 曾经背诵得精熟 的，不知不觉都忘得一干二净。这时更觉得自己被彻头彻尾地荒废了。 　　在GG农场里，劳教人员对我说：“你们文化局长怎么跟你这么过不去？你已经到这儿 一年 多了，又被开除了公职，按理说与文化局没有关系了，为什么你们局长又亲自签字，追 送来一 份材料，把你定为‘极右’？” 　　这就使我非常奇怪了。我们局长是一位名作家，大名鼎鼎，就是A呀。我是他领导下一 个 艺术学校的业务人员，地位相差悬殊。虽然他有点官僚架子，但每次见到他，待我都特别 和 气，似乎还很赏识，究竟为什么非把我置于死地，还要落井投石呢？ 　　六三年我劳教期满，GG农场要把我送回文化局，文化局不收。农场就硬把我的档案送 到文 化局，又给我一个户口条，叫我到所在街道派出所报户口。但我到了文化局报到时，他 们说， 一，我是极右分子，应该再回到农场；二，他们没见到我的档案。我一听就急了，去 找档案， 迫农场、街道、派出所、公安局都说没见到。没有档案是不能安排工作和找工作 的，生活也就 没有收入。从那时直到七九年，我总共十六年没有工作，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无 业游民，靠老婆 养着，整天无所事事。是呀，刚才说过了——到了七九年改正右派时，文化 局忽然把我的档案 拿了出来。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会告诉你的。哎，我这样东 一句西一句，你是否 能听明白？ 　　别看我没有档案，无法安排工作和生活；可是文革一来，“十种人学习班”不要档案， 马 上把我弄进去。学习班并没有学习，而是天天受批判，挨斗，挨骂，挨打。 　　不过我的情况有点例外，一是他们认为我是老右派，“死老虎”，没有多少油水了，只 是 在斗资本家和现行反革命时，叫我站在一旁“陪斗”。二是我反右以来这些年当贱民的经 历， 已经使我对付这些事非常有经验了。我装得极其老实，绝不刺激他们斗争的兴趣，这就 得掌握 住火候，不能太殷勤、太积极、太主动，也不能太淡漠、太被动、太不以为然；既要 摆出一种 “有压力”的佯子，又不能叫人“破鼓乱人捶”，这分寸把握得比演戏还难。那些 年在GG农场 练出来的本事，在这儿全用上了。我像个熟练的大厨师，把自己放在锅里炒， 不能“生”也不 能“糊”。我还有两个优势，一是我有文化，会写毛笔字，凡是街道居民委 员会的大小标语都 由我来写；二是我有辆破自行车，可以供红卫兵们随便使用，骑坏了，我 修好，他们再骑。你 别笑，那时候只要叫我干事，我就感恩不尽了，可有个巴结他们的机会 了。 　　在学习班中打人非常凶，红卫兵很情绪化，高兴打谁就打谁。大概唯独我没挨过打。我 真 得感激在GG农场那段贱民的生活！这叫“在苦难中学习对付苦难的本领”，用毛主席的 话说， 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最近我在报上看到，有一位年轻人责问我们这些右派：“你们当时为什么不站出来反抗 他 们？”我真想对他说，如果现在把你放在老虎笼子里，你恐怕是第一个尿裤的吧！ 　　不去谴责专制者，反而去谴责受难者，这真叫人有点担忧。前两年我不再担心中国再有 发 生文革的可能，现在不了。样板戏又唱起来了，毛主席又被尊为神了，《金光大道》的作 者也 要“讨个公道”了……当历史的曲直不分，就有返回来重演一遍的可能。不然，你写这 本书干 什么？（转贴者：多余的担心！其实说穿了，就叫“退一进三”吧！） 　　整个文革期间，我就像个玩具。人家来了兴趣时，也就是搞运动时，拿我耍一耍；玩腻 了 就丢一边，没人理，也没人管。 　　六九年，闹着针对苏联的备战，大疏散。街道盾委会要把我遣送到安徽老家，实际上是 看 上我家的房子了，他们想要，想分。但我们一家已经在上两辈就离开安徽，老家没根回不 去。 他们就想个办法，以“干部下放”为借口把我老婆下放到西郊区Z村，我算家属随迁。 　　我有在GG农场干活的底子，干活不吃力；农村搞运动也比较松，我反而惬意多了。常 常躺 在农场炕上看看闲书，门外有鸡啼猪哼，窗前有鸟叫蝉鸣，虽是粗茶淡饭，更有菜清蔬 香，此 处岂非桃花源？我不亦陶渊明乎？居然过上一小段田园的生活呢！若能如此，一生也 罢。 　　你说，这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吗？ 　　七三年，又闹着下放干部返城，举家回迁，我因为是“极右”的右派，报户口又好费了 一 番周折；报上户口，因为没有档案，仍是无业游民。生活依靠爱人，唉，算个什么男人 呀，不 残不废半辈子靠老婆活着。那些年又折腾得家里一贫如洗。本来家里也是物少书多。 六八年十 三大柜子的古书被红卫兵抄走，堆在学校地下室里。这些书都是父亲的宝贝，珍本 善本自不必 说，名贵碑帖不胜枚举。地下室很潮，书多霉烂；而且地下室紧挨着厕所，古书 纸软，学生们 上厕所就进来撕一叠当手纸用。书全毁了！什么“有辱斯文”？要是有斯文哪 来的文革。斯文 是什么？是五千年文明吗？你怎么不想想，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国家，为什么 下了文革这么一个 野蛮又荒唐的蛋来？（转贴者：感谢大救星·毛） 　　文革结束前的日子最难熬，那感觉真像文革没完没了要进行下去一样，不是说黎明前的 黑 暗是最黑最长的么？ 　　当时邓小平复出，政协开始恢复了一点文史方面的工作。政协知道我的情况，就叫我去 帮 忙，查资料，抄抄写写，跑跑腿，送个信儿，一个月给二十块钱，总算做点有报酬的事 了，心 里美滋滋。一天，骑车给人送信，看到新华书店的牌子，忽然想到了一九四九年上海 三联书店 招人，三四千人报考，我考了第一名。而且因为工作优秀被调到北京三联的总店； 后来搞三反 五反时，燕京大学的老教师都被反掉了，我被三联书店推荐去燕京大学教书。那 时只有二十六 岁呀！谁年轻时不是踌躇满志，胸怀远大。但后来有的才浅力薄，停住了；有 的自甘堕落，放 弃了；可是我……我不正是兴冲冲干着自己的事业么，到底为什么被打翻下 来？虽说反右是灾 难，但别人或是好提意见，祸从口出；或是积极参预，搬石头砸自己的 脚，自讨苦吃；可是 我……我根本没有沾一点边呀，一张大字报没贴，一句批评的话没说， 究竟是谁一把揪住我， 把我扔进井里，又丢下一块石头，再盖上盖儿，把我搞得这么惨，也 把我爱人搞得这么惨，我 却一直给蒙在鼓里。想着想着，我再骑不动车了，把车靠在道边， 坐下来，捂着脸呜呜哭了。 　　你是明白人，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想了许久，我想这可能是我悲剧的根 由，但我怕自己太主观，任凭自己的想象，弄不好冤枉人家，所以一直闷在肚子里。今天请 你 替我分析分析、替我判定一下可以吧，我说得简单明白些—— 　　当年我们戏校校长是甲，兼任文化局党组成员，文化局长是A作家，兼任文化局党组副 书 记，他俩有矛盾。甲校长有才气，说话尖锐苛刻，A作家怵甲校长，更担心这个强有力的 对手 与他争权，便借着反右一下把甲校长置于死地。为了加大打击力度，就把他和我以及另 一位副 校长硬捏成一个反党集团。我一点右派言论也没有，又整不出什么东西来，便把我在 艺术方面 的意见当做反党材料，而且为了彻底打垮甲校长，叫他永不得翻身，才对我落井投 石，增加一 个“极右”的罪名……你别只看着我，我这分析对不对？你说呀，要不你点个头 或摇摇头也 行……唉！其实你点头或摇头能管什么用，事情又不能更改，二十二年的辛酸苦 辣全过去了， 今年我都过七十岁了…… 　　有时我希望把一切弄个水落石出，死也死个明明白白，只要知道自己被谁下的这一刀就 行 了；可有时，我又非常害怕真相大白，如果真是像我猜想的这佯，我不成为人家权力斗争 一个 可怜的牺牲品吗？人只有一辈子，我这辈子岂不是人家打架时随手抛在臭水坑里的一个 石子 儿？凭什么我这么惨？想到这里，我真想再一次自杀！ 　　一九七九年，唉，我怎么又提到七九年了？完全说乱了。 　　那时我正忙着为自己落实政策的事，在路上正巧碰到A作家，别看A作家在反右时不可 一 世，到了文革也是家破人亡。患病生残，正拄着拐杖在路边晒太阳。他见了我，抬手招呼 我。 我停下自行车过去。我们已经十多年没见了。他全无当年的神采，已然是一个衰弱无助 的老年 人。 　　他问我：“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说我正在办落实政策。 　　他问我需不需要帮助。 　　我摇摇头，心想他现在也是需要帮助的吧。 　　他沉吟一下，忽然非常诚恳地对我说：“我对不起你。” 　　我又摇摇头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您也别记着了。”我告别要走。 　　他又叫住我，更诚恳他说：“我非常非常地对不起你。” 　　这叫我说什么呢？ 　　前不久，B作家也托人带信给我，说他不好意思见我，但他要对我说声：“对不起！” 带 信的人说，B作家还强调他是十分郑重的。 　　说实话，当我听到这诚恳的、发自心底的道歉时，我心头一热，真有点感动。搞艺术的 人 嘛！总是这样爱感动和让感动所蒙蔽，可是等我静下来，看着我那年近八十、饱经磨难、 早已 熬白了头发的爱人，就忽然想气冲冲地对他们说： 　　“你们这一句‘对不起’，就能了结我们这二十二年吗？” 　　换句话说：“我们这二十二年的苦难，难道就是为了你们这一句‘对不起’吗？” 　　上帝从来没说忏悔可以洗清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