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期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主要分歧 刘少奇的右倾在天津工商界座谈会上开始，鼓吹“剥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进步的，正当的，合法的”“剥削有功、有罪，但功大于罪”的讲话；这个时期的刘少奇先批判山西省委合作化报告；鼓吹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先有工业化后有社会主义改造；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党在现阶段的根本方针和 任务是“确保私有”、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这些就是我们现在流行的对刘少奇的基本认识。 这些想法最后被全党否定（或者被毛泽东否定了），但是刘少奇并没有受到影响和清算，倒是反对刘少奇的高岗气不过自杀了。从一九五六年“八大”起，刘少奇和邓小平被推到第一线，毛自己退居二线。毛泽东以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任为由提议由刘少奇担任。 到了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以后，突然 一反常态，处处表现出很“左”。在随后的大跃进中，由一个反对搞农业合作化，变成了极力搞“共产主义大公社”的人。他不顾当时我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歪曲党 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标；大肆浮夸虚报；只讲敢想敢干，不讲科学分析；只要头脑热，不要头脑冷；只讲苦干蛮 干，挑灯夜战，不讲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只施强迫命令，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社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部分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等一律归人民公社所有；大肆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 “供给制”。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这就是“官僚主义、强迫命令、 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歪风。刘少奇是“五风”的鼓吹者，是“五风”的源头。 第三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之后，刘少奇认为：在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也已 经解决了。他并没有象毛泽东同志那样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之后的我国社会里两个阶级、两条道 路的矛盾和斗争问题，保持清醒和正确的认识。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直至今天，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范围讲，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仍然没有真正 得到解决，并且这一斗争还将长期继续进行下去。 到了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再次返回自己的右倾老路，要求全部解散公社，又遭到毛泽东的反对。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没有错，但是执行过程中被扭曲，毛认为。一些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滋长了享乐主义、官僚主 义。有性质恶劣的，如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受贿案；有的领导干部，一搞运动，就把矛头指向党外人士、 指向群众，老虎屁股摸不得！搞一言堂，搞愚民政策，宣扬党是绝对正确、绝对一致、绝对权威；对缺点、错误、腐败，不许批评揭露。群众一提意见，就是反党反 社会主义，向革命群众实行围攻批斗，甚至动用专政工具。毛泽东认为，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这是敌我矛盾，运动的重点就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发动群众就是要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办，不整党没有希望。 刘少奇再次挂帅搞四清。 但是， 刘少奇主要反对地主富农，毛泽东认为，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 过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干部问题，就是要发动群众帮助我们整党。 这时，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就是来自党内的“同路人”！正是从这些“同路人”的行径中，毛泽东认为在党内存在着资 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总结出来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在这个过渡时期存在着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 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一直维持到刘少奇去世，毛泽东刘少奇决裂的原因是老红卫兵问题，也就是中央决定文革，还是刘少奇主持，刘发动干部子弟打击地主富农成份不好的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同时镇压敢于反抗的底层群众。毛泽东忍无可忍， 贴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并且把这些干部子弟塞进了监狱。毛泽东文革中把共产党官僚整个推倒自己的对立面，新产生的造反派蜕变的速度比旧的官僚还要快，并且很快同官僚同流合污，文革最终以毛泽东失败而告终，监狱中的高级干部子弟不得不释放，并且逐渐占据共产党的要害部门， 响应毛泽东的激进青年遭到残酷镇压。 冒昧一次，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