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大庆回望：60年前有多少人正常死亡
 
云淡水暖
 
 
今年是60周年大庆，大庆者，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有“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一说，草民以为，之所以要“小庆”、之所以要“大庆”，一定是要人们铭记60年前的那个时刻，而那个时刻将告诉世界，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60岁，而不是20岁、30岁。第二，自1840年以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彻底结束了“一盘散沙”的社会形态，第一次彻底砸烂了压在最广大人民群众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第一次令中国真正走向了繁荣富强的正确道路。这样的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当然值得理直气壮地、隆重地去纪念。
 
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的文字：【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
 
那么，为什么要经历“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呢，草民以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存艰难，国家的前路无望，是迫使他们与旧中国决裂的动因，走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波澜壮阔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国民党发动统治的队伍当中去。在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解放战争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农民组成的后勤支援大军，冒死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用独轮小车推出来一个崭新的国家，是“民心所向”的最高表达。
 
但是，有人未必这样看，为什么呢，因为“非正常死亡”，所谓“前XX社高级记者”，“著名”的《炎黄春秋》杂志的副主编杨继绳，在其一本在香港出版的“大作”的序言结尾处咬牙切齿地说“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杨继绳所影射的对象，地球人都知道。杨继绳之所以如此诅咒，是因为这些年来被他们大做文章的“非正常死亡”。草民以为，在杨继绳们看来，“这个制度”似乎根本就无需建立，因为“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或者说，在杨继绳们看来，似乎推翻前一个“这个制度”，也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的那个制度是一个“错误”，因为那个制度在他们眼里没有“非正常死亡”的事儿，那个制度不是杨继绳笔下的所谓“奴役人类的制度”，反而可能是“天堂之路”。草民就顺杨继绳的逻辑，将1949年以前的那个制度下中国人的死亡状态，谓之以“正常死亡”罢。
 
首先，这里选取被某些人大肆炒多时了的1927——1937年所谓的“黄金十年”为范例，什么是“黄金十年”呢，按照“维基百科”的描述，“1928年至1937年是国民党力量巩固和取得成就的一个时期。…这一段时间因国民政府在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而被称为‘黄金十年’”，既然是“黄金十年”，那么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在人口方面，应该至少是“正常死亡”的。
 
按照《民国十七年户口调查统计报告》，1928年的人口总数为：47,478.0000人（4亿7千4百7拾8万人），再按照《1935年申报年鉴》，1931年的人口总数为42,107.0000人（4亿2千1百零7万人），1935年的人口总数为：46,215.0000（4亿6千2百1拾5万人），这样一来，从1929年到1931年3年间，人口“正常”减少了5371000人（5千3百7拾1万人），一直到1935年，人口还比1928年“少”1263000人（1千2百6拾3万人），但这个《民国十七年户口调查统计报告》的数据被认为过于荒唐，不足为信。
 
按照美国学者何炳棣所著《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1366——1953》的内容，连国民党内政部、主计处也为1928年的人口数所困，“经过了相当多的修正，这两个机关才接受了最后拟定的数字”：
 
年份    人口      来源
1928  441,849,148  内政部
1933  444,486,537  统计处（原文如此）
1936  47,9084,651  内政部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之统计分析》主计局1946
 
以这个修正了的数据分析一下，从1928年至1933年5年间，中国的人口只增长了263万余人，平均每年增长40万余人，在“增速较高”的1933年至1936年3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000余万人，在“黄金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人口增长了3700余万人，平均每年增长400余万人。而在“黄金十年”中，并没有采取严格的“计划生育”措施，人口的增长率显然很低。中国历来是高出生率的国家，根据侯杨芳所著《中国人口史第六卷》的观点：解放前中国人口的出生率为41.39‰，死亡率为33.31‰，增长率为8.08‰。解放前的平均死亡率远高于公布的“非正常死亡”的那个死亡率（草民另写专文讨论）。解放前的平均人口增长率远低于解放后未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前的人口增长率，即便在“黄金十年”中，也是如此。
 
那么，60年前这么高的人口出生率，这么低的人口增长率，那些出生了而又“不见”了的人口到哪里去了呢，“正常死亡”了，关于60年前“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没有公布的统计资料，但有一些记载“黄金十年”当中的案例。
 
比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述他亲眼所见的情况：
 
【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访问蒙古边缘上的绥远省的几个旱灾区。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饿死，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这件事现在已经被人忘怀。一般都同意三百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是我并不怀疑其他高达六百万的估计数字。…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象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比如，据周颂尧《绥灾视察记》1929年绥远赈务会印，记载【据统计，绥远在这次灾荒中被卖妇女即达10万口之多，‘为婢为妾，为伶为娼者，触目皆是’。】。
 
比如，据《彬县文史资料》记载，【民国十八年(1929)我（陕西）省大部分地区遭受旱灾，…很多饥民眼巴巴的挨饿而死，城内死人最多的地方是南寺(现彬县中学)，太白庙(彬县东边)、三官庙(西街 背后)，百子堂(县武装部后边)等。其中南寺内大雄宝殿中的黑迷洞竟成了“死人坑”。到处尸骸横陈、白骨累累、无人掩埋、臭气薰天、惨绝人寰。】
 
比如，【民国18（1929）年9月，“全国赈灾委员会”派出以回杰生为代表的“西北灾情视察团”赴陕西，…视察团的车子行驶了不到5分钟，看见路旁饿死的人就有10多个，行走中，忽然觉得一股奇臭扑鼻而来，仔细向当地人一打听，才知那是“万人坑”里死尸腐烂后发出的恶臭。走到“万人坑”，大家看到了更凄惨的景象，偌大个土坑，塞满了尸体，四乡仍不停的往这里运死人，都来不及掩埋。】
 
比如，据侯杨芳《中国人口史第六卷》介绍，【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婴儿死亡率可能在170‰——200‰之间，这一婴儿死亡率是惊人地高。】，根据书中列出的“20世纪上半期中国与外国婴儿死亡率”对比表格，到1936年（“黄金十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达到“前三名”的位置，仅居于锡兰（斯里兰卡）、智利之后。
 
60年后，回望人口问题，中国的人均期望寿命已经从1949年前的35岁上升到2001年的71.8岁，婴儿死亡率已经从解放前的200‰下降到35‰.这样伟大的成就，难道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么，难道社会主义制度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是信仰那个所谓“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的理论的么，难道不值得讴歌，反而要施以冷箭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先生指出中国“人均寿命的增长基本上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完成的”，这也许更能说明人口问题上60年前与60年后对比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