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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好汉中，刺青的颇多：史进因其“肩膀胸膛总有九条龙，满县人口顺，都叫他做九纹龙”；阮小五胸前刺着“青郁郁一个豹子”；杨志看到鲁智深“脱得赤条条的，背上刺着花绣”；病关索杨雄也“露出蓝靛般一身花绣”；而燕青的纹身更是美不胜收，“一身雪练也似白肉”，“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若赛锦体，由你是谁，都输于他”。
不仅《水浒传》，作为其雏形的《宣和遗事》，对绿林好汉们身上的刺青也是不吝笔墨的。此书叙述晁盖在事发逃走后，官府派人捉了他的父亲晁太公，押解交差：
行至中途，遇著一个大汉，身材迭料，遍体雕青，手内使柄泼镔铁大刀，自称铁天王，把晁太公抢去。
据小说中此前的交代，这个铁天王就是晁盖本人，足见他身上也是刺青的。日本有个研究《水浒传》的学者叫佐竹靖彦，干脆把智取生辰纲的晁盖集团叫做“刺青团伙”。
一、文身的由来与演变
刺青，即文身。宋代又有花绣、文绣、刺绣、锦体等别称。据宋元之际方回说，“井市人喜文身，称为刺绣。迎神称锦体社”，《西湖游览志余》则说，“花绣则曰锦体社”。有时也叫雕题、雕青，南宋黄震解释道：“雕，刻也；题，额也，谓雕刻其额，以丹青涅之。”由此看来，雕青包含的范围较广，而雕题则专指面部的刺青。
这一习俗可以追溯到殷周之际的泰伯、虞仲，据《史记?周本纪》载，他俩为让位给弟弟季历，流亡荆蛮，“文身断发”。文身原是南方的风习，据学者应劭解释，因南方人常与水打交道，故而断其发而文其身，“以象龙子”，意在模拟同类之形，以“避蛟龙之害”。
据《史记?吴世家》记载，吴王回答太宰噽说“我文身，不足责礼”，足见春秋时把文身视为蛮荒之地的习俗。前秦使者不无轻蔑地说东晋是“江南文身之俗”，即含有这样的用意，尽管当时南方文化实际上要高于北方。唐代以前，史书所载的文身习俗，基本上分布在南方沿海多水的区域，也就是柳宗元诗所说的“共来百越文身地”。据《新唐书》说，疏勒人“文身碧瞳”，这是较早关于西域中亚人刺青的记载。唐代以后，内陆人文身就时见于文献。《五代史平话》说，后汉高祖刘知远雇请针笔匠为他左臂花绣一个窈窕仙女，右臂刺一条抢宝青龙，背上雕一个笑天夜叉。
宋代，男子文身并不罕见，女子刺青基本上仅见于南方少数民族。这是因为南方少数民族大多为越族之后，还保持着“人皆文身”的旧习，以至于“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男”，互相欣赏文身之美。据《太平寰宇记》说，宋代海南黎人崇尚文身，并根据身上花纹多少“以别贵贱”，豪富者多，贫贱者少。苏轼贬谪海南，有诗云“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就是说与当地文身的黎族人日渐有了感情。《岭南代答》指出，海南黎族女子在成年礼上，就置酒会亲友，由女伴为她在脸上亲施针笔，刺出细巧的花卉虫蛾，在其间空白处衬上淡粟色的底纹，美艳动人，而身份低卑的婢女却没有这样绣面的资格。宋代南方其他汉族地区，文身似乎仍是习以为常的，陈藻《过建剑书所闻见》诗描述道：“儿孙犹弃水，农圃各文身。”他所经过的建安府与南剑州地属福建，连耕夫与园丁都刺青，似是自古以来百越文身传统的孓遗。
宋代军伍雕青成风
大约晚唐五代以来，中原地区职业兵的文身现象已经相当普遍。他们都是出身低贱，才迫不得已去吃军粮的，因而刺青的兵士即便熬成将帅，也难免有一种自卑感。后周太祖郭威“少贱”，在头颈上刺了个飞雀，诨名郭雀儿，在代汉前夕，他还以此迷惑对手说：“自古岂有雕青天子，幸无以我为疑。”南宋王十朋于此事有诗云：
出镇雄藩势已危，拥兵乘衅袭京师。
谁知一代生灵主，原是雕青郭雀儿。
玩味诗意，也说明郭威因卑微文身，被人瞧不起。据《蜀梼杌》说，韦昭度的幕府兵“皆文身黧黑，衣装诡异”，大家都称之为“鬼兵”。
到宋代，军队里文身更是司空见惯。宋初，有个姓张的军士，“其项多雕篆”，人们都叫他“张花项”。据北宋杨侃《皇畿赋》，当时金明池水戏中，“文身之卒且多，类虬龙而似蛟蜃”，刺青的水军在唱着主角。而《东京梦华录》记诸军百戏时也说：
又爆仗响，有烟火就涌出，人面不相睹，烟中有七人皆披发文身，着青纱短后之衣，锦绣围肚看带。内一人金花小帽，执白旗，余皆头巾，执真刀，互相格斗击刺，作破面剖心之势，谓之“七圣刀”。
康王赵构出使金国，至磁州时，但见百余人“执兵文身，青纱为衣”，列队迎接他的到来。
南宋初年，四大将之一的张俊抗金虽不行，搞钱却来得，他让士兵在行在杭州为他每天搬运石头，营造名叫太平楼的酒肆，以便下海捞上一把。苦不堪言的军士接二连三地逃亡，张俊便想出一个绝招，选择少壮高大的士卒，“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目的是为了“不使之逃于他军，用为验也”。不久，张家军里便传唱开了一首士兵歌谣：
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
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桯史》记载了一件毛骨悚然的事，说明宋代士兵刺青的广泛性。开禧北伐，宋军大败，大量溃兵伤饿交迫，暑热难当，有的倒毙道旁，有的见附近有水井，“亦或赴死其间”。岳飞之孙岳珂正在当地劳军，打算汲水饮马，“一汲，辄得文身之皮，浮于桶面，间以井满不可汲”。
入元不久，蒙古军看到汉地百姓“手上有雕青者”，认定文身者即原来吃军饷的士兵，就“刷充为军”。这一误解，也说明了刺青与宋代士兵之间有着剪不断的联系。
刺青渐成时尚
也许因为雕青率先流行于行伍，而刺青的武人容易给人以一种剽悍难缠的恐怖感，让见者躲避不迭，惟恐受到无端的伤害。因而在北方，迟至北宋中期，刺青还是被视为不端之行，其人也往往令人侧目。天圣二年（1024），有官员说，和尚里有人“间或为盗”，建议今后两种人不得出家为僧，其一是有犯案记录的，其二就是“文身者”，皇帝下诏同意，显然也把文身者当作不轨之徒。当然，这种成见不是没来由的，而是来自于社会实际。神宗时，鄠县有个酒税监官，“怙力文身，自号能杀人，众皆惮之”，监司州将也莫奈其何。而两宋之际那个先是为患荆湖、后来投降金朝的兵匪头子孔彦舟“臂上雕青”，也是“少年时不成器，交人刺来”的。惟其如此，南宋洪迈在《夷坚志》里记了饶州的一个市井恶少朱三，说他“臂股胸背皆刺文绣”，每年郡民迎神，他就捋袖揎臂在队伍中充当排头。
不过，宋人对刺青的偏见也在日渐淡化，大约到北宋后期，刺青既不再是局限南方滨海或落后地带的区域性习俗，也不再是军伍士卒低贱身份的象征性标志，而逐步成为流行于民间的一种时尚，开始受到追捧。南宋初年的《鸡肋编》就指出，“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宋徽宗晚年，也就是梁山好汉起事前后，东京大街上每有节庆游艺，少年狎客总是轻衫小帽，跨着马追逐在妓女队伍后边，另由“三五文身恶少年”为他们控御着马匹，由于这些恶少露出大腿上的刺青，世人戏称这一马队为“花腿马”。
这种风尚在南宋依旧长盛不衰。《梦粱录》记大赦仪式，说届时须有一人爬上高耸入云的旗竿，从竿顶托盘上的金鸡嘴里取下赦书，时人有诗记云：
立起青云百尺盘，文身骁勇上鸡竿。
嵩呼争得金幡下，万姓均欢仰面看。
第二句尤其点出爬竿者文身的特征。南宋都城社团中有锦体社，成员即由刺青者组成，迎神、比武是他们大显身手的两大节目。例如，临安每逢二月八日祠山真君生日，六条龙舟游戏西湖，其中所载就有“锦体浪子”，“杂以鲜色旗伞、花篮、闹竿、鼓吹之类”，出足了风头。而八月钱塘观潮，更是刺青健儿逞勇之时，《武林旧事》云：
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
文身既然成为一种社会性的习俗，文学艺术作品也对其投射了关注的目光。现存宋人绢画《杂剧眼药酸》，画中就有一个手臂雕青的杂剧演员，正做着上眼药的动作。除了《水浒传》，宋元之际话本对刺青也多有描写，例如《郑节使立功神臂弓》：
郑信脱膊下来，众人看了喝采。先自人才出众，那堪满体雕青：左臂上三仙仗剑，右臂上五鬼擒龙；胸前一搭御屏风，脊背上巴山龙出水。夏扯驴也脱膊下来，众人打一看时，那厮身上刺着的是木拐梯子，黄胖儿忍字。当下两个在花园中厮打，赌个输赢。
最值得注意的是，刺青风尚已经传染到了宗室阶层。尽管朝廷明令皇室赵姓后裔“不许雕青”，但时尚的诱惑难以抵抗，据嘉定七年（1214）公文，天潢子弟仍然是“文刺者往往有之”。
刺青拾趣与探幽
宋代刺青的花纹五花八门，据《事物纪原》说：“今世俗皆文身，作鱼龙、飞仙、鬼神等像，或为花卉、文字。”据《萍洲可谈》，“在乡间见群丐中有刺青眉者”，其法就是“刺墨为眉”，也许是把眉毛刺染得浓黑吓人。荆州有个名叫葛清的，通体遍刺白居易的诗句二十余处，而且来个以画配诗，人们干脆称他为“白舍人行诗图”。南宋时吉州太和居民谢六“举体雕青”，名闻天下，他自称“青狮子”，人们则叫他“花六”。而据《梦粱录》，当时都城临安金子巷口有一家名吃，叫做陈花脚面食店，店主显然是双脚刺青的，倒也因此产生了广告作用和品牌效应。刺青习俗，至元犹然。《菽园杂记》说：“元时，豪侠子弟皆务为此，两臂股皆刺龙凤花草，以繁细者为胜。”但入明以后，朱元璋严加禁止，“自此无敢犯者”，绝迹虽不可能，但至少不敢袒胸露背，招摇过市了。
文身是一种复杂的技艺，需要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和艺术造诣。于是，就有专门为人文身的工匠。《水浒》交代九纹龙史进时说道：其父“史太公又请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花绣”，交代燕青时也说：“卢俊义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宋时称这种高手匠人为文笔匠、针笔匠或文墨匠人，有需求，就有市场，他们往往“设肆为业”，开出了文身的专业店。宋元之际，马可波罗到泉州，居然发现印度旅客特多，原来他们“特为刺青而来，盖此处有人精于文身之术”，其手艺居然名扬海外。
撇开文身在人类学上的意义不谈，宋代的刺青似乎更多体现出当时人对男性形体美的一种审美观。不妨先举《夷坚志》为例：
永康军有倡女，谒灵显王庙，见门外马卒颀然而长，容状伟硕，两股文绣飞动，谛观慕之，眷恋不能去。
《夷坚志》虽是小说家语，但洪迈反映的无疑是当时的审美取向。而《水浒传》以燕青为典型，对此多有着笔。第七十四回写到泰安州燕青智扑擎天雕时，说他“把布衫脱将下来，吐个架子，则见庙里的看官如搅海翻江相似，迭头价喝采，众人都呆了”，反映的是一般市民对这种健美的肯定。第八十一回有一段李师师观看燕青文身的描写，以女性的视角对这种男性健美表示欣赏：
数杯之后，李师师笑道：“闻知哥哥有一身好纹绣，愿求一观如何？”燕青笑道：“小人贱体，虽有些花绣，怎敢在娘子跟前揎衣裸体？”李师师说道：“锦体社家子弟，那里去问揎衣裸体！”三回五次，定要讨看。燕青只的脱膊下来，李师师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
而《大宋宣和遗事》则记载了宋徽宗对佞臣文身的肉麻举止：
人呼李邦彦做浪子宰相。一日侍宴，先将生绡画成龙文贴体，将呈伎艺，则裸其衣，宣示文身，时出狎语。上举杖欲笞之，则缘木而避之。
李邦彦的文身有点类似现在的贴纸。但此事不见史料记载，而《宣和遗事》毕竟是话本小说，遽难信以为真。然而，据《挥麈录》说，睿思殿应制李质因梁师成引见而大受徽宗的宠幸，他虽是太宗时参知政事李昌龄的后代，却“少不检，文其身”，徽宗赐其号为“锦体谪仙”。也许，李邦彦事是附会李质而来的。“锦体谪仙”的赐号虽有调侃的味道，却也隐含怜爱的倾向，这位风流皇帝是否也像《水浒》中李师师那样，对刺青有一种特别的癖好呢？
刺青，虽在底层民众中渐被接纳，却依然为士大夫与正人君子所不齿。据《陶朱新录》，武人王恩已官至三衙，他正要与夫人为他新买的美妾亲热，却被她发现了“髀间雕青”，惊恐地问：“这是何物？”王恩马上嗒然若失，知道这女子必定出身良家，遂访得其实，为其聘嫁。从王恩的失态，可以知道，他之所以不愿以士宦之家的女子为妾，就是惟恐她在心里因其“髀间雕青”而引发轻视。而据《梦粱录》，士子参加殿试入东华门时，必定要“搜检身内有无绣体私”，方能放行。与此相印证，《珊瑚网诗话》有一则记载：陈大雅为人刚烈，文风一如其人，屡试不第，一怒之下，“裂冠文身，示不复践场屋”。在这个故事中，陈大雅恰恰以刺青这种绝对的做法决心不屑于厕身殿试士人之列，他与上述王恩的失态正是对文身同一观念的不同表现。
也是基于士人这种对文身的普遍看法，有人便在某些场合对刺青的隐私遮遮掩掩，以免受到不必要的误解。据《宋季三朝政要》，有个名叫李钫孙的举子，少年时喜欢在大腿间雕一种摩睺罗的图案，在科考复试时担心检查挟带舞弊行为，便在两腿间“蒙纸其上”，但还是被发现，引得搜身者惊叫：“此文身者！”摩睺罗是当时一种土木做的婴孩玩偶，人见人爱，类似后来的福娃。此君少年时无非像现今的卡通迷一样，头脑一热就把喜欢的玩偶形象搞到了两腿之间，也完全出于童心，结果“事闻被黜”，快到手的功名泡了汤，你说冤不冤？
五、扈三娘身上的一丈青
既然文身的动机是希望公开展示人体美，对于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汉族女性，女子刺青基本上是绝少可能的。唯在《青楼集》里有一条记载，说元代有个艺名叫平阳奴的女戏子，“四体文绣，精于绿林杂剧”。四体文绣，即在双臂与双腿上雕青，目的也许正是为了更好塑造那些绿林好汉的彪悍形象，招徕观众。从梁山泊的故事里，确也不难发现刺青与绿林有着这种瓜葛。
那么，《水浒传》中那些绿林女性呢？顾大嫂与孙二娘尽管冠以母大虫与母夜叉的外号，却绝无有关雕青的描写。而对扈三娘的最初介绍只说：“庄上别的不打紧，只有一个女将，唤做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刀，好生了得。”叙其出场也仅诗云“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当先出马”，对其诨名“一丈青”却一无交代。但就是这个绰号留下了刺青的蛛丝马迹。
《宣和遗事》里提到的好汉中有“一丈青张横”，而在《水浒传》里，张横的绰号成了“船火儿”。晚宋笔记《癸辛杂识》有一篇《宋江三十六赞》，其中对燕青的赞语为“平康巷陌，岂知汝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水浒传》中对燕青文身的描写重彩浓墨，令人觉得赞语中的“一丈青”就是指他那一身“铺着软翠”的刺青。准此而论，张横原来也应该浑身刺青。有学者也许由此得到启发，认为扈三娘原来应是身高一丈、遍体刺青的超大女子。但一丈是否就是身高，男的还勉强说得过去，扈三娘倘若如此，小说怎么还能以“海棠花”来做譬喻？
佐竹靖彦从唐代找到了一条材料，《酉阳杂俎》记崔承宠自少从军，“遍身刺一蛇”，自右手指尖开始，沿手臂过脖颈，蜿蜒下至腹部，再沿着大腿至尾骶骨而止。据估算，这条刺青蛇的长度大约在一丈左右，佐竹因而推断“一丈青”应该是指一丈长的青龙或青蛇的文身；而扈三娘身上刺的则应是青龙，与矮脚虎王英恰成青龙白虎之配。而据余嘉锡先生的考证，南宋初游寇马皋之妻能“带甲上马，敌千人，自号一丈青”，她在马皋被诛杀后改嫁给另一个游寇头目张用，这位马夫人就是《水浒传》里扈三娘的原型。在充分考证后，佐竹有理由在其大著《梁山泊》里悬想道：
如果此刻她脱去衣衫后，露出白臂膀，且上有青龙的话，会怎么样呢？不也能显现出一种具有强烈震撼力的妖冶魅力吗？斗胆而言，这或许就是本来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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