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九大”上就一再表示出准备把国家从动乱中抽身的想法，文化大革命中显赫一时一度取代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怪物——中央文革也在毛泽东手中勾决了。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此前，中央文革是载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之后的，此时毛泽东如此表示特别是提出“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这说明毛泽东的心态是倾向于“求稳”。 中央文革的取消让江青颇多牢骚，她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与“求稳”相对应的是毛泽东再次公开表达他对个人崇拜过头现象的不满。他看到银幕上多次播发他的镜头时就闷闷不乐的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四个伟大，太讨厌！”他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这些话是毛泽东在1969年5月到武汉休养时说的，武汉军区负责人之一的刘丰就是林彪的亲信大将，毛泽东这些话应该不会一点都不落入林彪的耳中的。 毛泽东在1968年9月亲笔删除提法为“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类文革以来红极一时的“赞语”，接著又在1969年6月由他批示发布《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有步骤的开始给“四个伟大”一类的东西降温。与此同时，四届人大的事情给提到了日程上来。 毛泽东让汪东兴回京 四届人大需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一章就是取消原来的“国家主席”这一节，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1970年3月7日，毛泽东让汪东兴回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他的这个意见。3月8日晚，汪东兴就向包括周恩来、叶群在内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者都表态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还专门叮嘱叶群转达此意见给远在苏州的林彪。而林彪则通过叶群在3月9日向在京的吴法宪、黄永胜转达他的意见：“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这是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第一次违拗毛泽东的指示。在3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有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工作的小组；一个是有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修改宪法工作小组。3月中旬，毛泽东在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时再次表示不要设立国家主席。林彪委托秘书带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也委托秘书回敬：“问候林彪同志好。”这是林彪第二次违拗毛泽东的指示。4月初，毛泽东在审阅有关报刊杂志送审文章稿件时删去了诸如“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一类肉麻的吹捧，而这些吹捧用词都是林彪平素经常提及的，毛泽东批示传阅在政治局时，林彪未作表态。 林彪的三条意见 4月11日，林彪通过林办秘书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值班人员传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林彪的意见在政治局讨论后，有部分政治局委员附和林彪的意见，但4月12日，毛泽东就此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毛泽东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所指的比喻道：“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这段话是当著林彪的面说的。这是毛泽东第三次公开表态不设国家主席和自己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而且毛泽东在引用“曹操、孙权”的历史典故以林彪的在这方面的“智商”应该明了毛泽东的态度和心思。 然而，在5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说，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求吴法宪、李作鹏在宪法小组会上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7月，叶群私下跟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设立国家主席的呼声再起，毛泽东严正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7月18日，周恩来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7月下旬，为纪念8.1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准备发表题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社论。在7月27日讨论社论稿时，陈伯达主张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毛主席和“这四个字去掉。恢复以前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张春桥不同意，双方发生争执，最后请示毛泽东定夺。毛泽东说：“这一类的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稍后，毛泽东又和汪东兴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泽东让汪东兴代他圈去“毛主席和”四个字。 8月13日，又引发了后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两大争论中的另一争论即著名的“天才之争”。张春桥以毛泽东本人曾经提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个讽刺”为由主张删去宪法草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词句，吴法宪反驳：“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丰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件事事后，吴法宪和陈伯达、黄永胜都谈了，还通过黄永胜汇报了林彪，他也向周恩来做了汇报，林彪对吴法宪的反驳表示赞赏。同时，林彪告诫黄永胜、吴法宪说：“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 以上是第三次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在“设立国家主席”和“天才”两个问题上的全部争论过程。因为“天才之争”的重头戏主要发生在庐山会议期间，所以，我们这里著重看看毛泽东、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微妙态度。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设国家主席 先来看一下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设立国家主席和为什么不愿作国家主席。关于毛泽东不同意设立国家主席的原因，王年一在他的《大动乱的年代》中如此叙述：“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与错误的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相联系，与错误地得出所谓大权旁落的教训相关联。”毛泽东曾经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的不好，……想要使国家安全……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这应该是毛泽东不同意设立国家主席的主要原因。 至于说到毛泽东不同意自己再度出任国家主席也是有著历史原因的，毛泽东本人早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就多次提出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有些民主人士还想不通，毛泽东专门做了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这件事上得到了中央的认同，不消说林彪也是认同者之一，至少是知情人之一。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继任者是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打倒，他的国家主席的职务自然也就取消了，如今毛泽东如果重作冯妇、再次出任国家主席的话，容易在国内外造成一种误解，似乎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重新夺回国家主席的位置，这种误解等于说模糊了毛泽东自己认定的文革的“伟大意义”，这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而且，在当年辞去国家主席的原因中，毛泽东已经说的十分明白，主要是集中精力处理一些大事，避免因为国家主席本身带来的繁琐礼节影响他的主要思路。 1970年，毛泽东已然77岁高龄，比起1956年来更加年迈、精力更加有限，这时候请他出任国家主席就身体状况而言也是不堪繁重的。当然，就政治、身体两个因素来说，政治因素是第一位的。 林彪的反常态度 现在再来看看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这件事上的反常态度。林彪于战争年代时在一些问题上曾经和毛泽东有过相左的看法，例如会理会议前后和解放战争的“打锦州”，但是，这些分歧都是从工作角度出发，并不带有什么具体的政治企图，所以，毛泽东在这些事上对林彪的态度都是比较温和的。 然而，进入五十年代中后期，特别是林彪进入中共中央高层、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后，林彪对毛泽东的态度从原来的拥护进一步发展为激烈拥护、热烈吹捧。而且不论毛泽东的决策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是否符合中国政治前进的规律，他都无一例外的表示赞成，尤其典型的就是1958年的全军反教条主义、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0年后，林彪又标新立异的提出“突出政治”，利用“突出政治”大肆神化、吹捧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大搞个人崇拜。其中的一些“发明创造”都走到了其他常委之前，甚至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都做了自我批评的情况下，林彪还在继续无端的吹捧毛泽东，给毛泽东的错误辩护。这些都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只有林彪最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只有林彪最忠于毛泽东、只有林彪最宣传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公开提出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对于毛泽东的任何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推向党史的顶峰。叶群主动提出要把给毛泽东的文件由“请”改为“呈”，还专门发出指示通令毛家湾上下，这份叶群的指示是这样的：主任指示，第一，选文件、打电话时都要提醒，言不离主席；第二，首长（林彪）参加外事活动时，也要提醒；第三，你们要注意礼貌。如，接送主席，他们虽然告知我们不要去，只要一部车到车站，我和首长还是要去。不能只想一面。他们叫我和首长先走，我们不能走，要等主席的车走了以后，我们才能离开。 林彪曾经问过他的秘书张云生对他有什么具体的看法没有？张云生回答给他印象较深的是林彪对毛泽东的紧跟，林彪闻言大感兴趣，一定要张云生详细说一说，张云生便说林彪从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在历次讲话中都念念不忘提及毛泽东，紧跟毛泽东、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等。林彪说：“你谈的两点这第一条非常重要（指紧跟毛泽东这一条），要紧跟毛主席，其实我没什么本事，我的本事都是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你们给我当秘书，记住这一条很要紧。” 行文到此，我们不禁发出疑问，既然林彪如此推崇、崇拜毛泽东、如此鼓动全党、全军向毛泽东“效忠”，而且表态说明毛泽东的每一句、每一举都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当毛泽东屡次三番的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明确表示不设为好时，林彪为什么没有遵循他自己定下来的要求其他人都奉如圭臬的“信条”办事呢？为什么还一而再再而三的违拗毛泽东的意图呢？ 如果说林彪在公开场合下的对毛泽东的吹捧是属于敷衍的话，那么在林彪背地里写下的一些东西想必应该反映林彪的心声吧。林彪曾在背后如此写道：“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著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 “得一人而得天下” 林彪还写道：“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要回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说到底也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意思。可是，一旦到了设立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时，林彪既不“大拥大顺”了，也不“不建言、不得罪”了，而且更不“报好消息”，而是一味的“软顶”、“软抗”，明里拥护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暗地里继续鼓动手下的亲信提出与毛泽东相反的意见即设立国家主席。 从林彪的“大拥大顺”观点看，林彪实际上是把这个东西看作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手段，也就是说是否真的忠于毛泽东、拥护毛泽东、顺从毛泽东要视乎具体的政治情况而定。是什么样的政治情况呢？我们在前面讲过，林彪的行事作风其实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旦关己、十万火急。”的取巧手法。也就是说所谓的具体的政治情况要符合林彪本人乃至他的家族、集团的根本利益，只要符合这一前提，那毛泽东的话自然就是“一句顶的上一万句”，一旦脱离这一前提，毛泽东的话也就可听可不听或者干脆不听。举一个例子，比如江腾蛟的问题，毛泽东已经多次批示过，此人不可重用，甚至也传话给吴法宪，但是，毛家湾头面人物包括林彪、叶群、林立果对江腾蛟一如既往的信用、许愿。症结何在？就是因为江腾蛟对毛家湾贡献很大，用起来无比顺手，所以，毛泽东尽管指示在前，也可以忽略不计了。 林彪为什么要设国家主席 回到设立国家主席这个话题上来，林彪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设立国家主席呢？叶群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关于叶群的这句话的具体出处是吴法宪回忆的，也就是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的交待。 当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周恩来传》编写组1983年11月18日到25日之间再度走访吴法宪时，吴法宪对此仍旧如上那么回忆的。（按：吴法宪在接受此次走访时，已经处于保外就医，在这次和《周传》组的谈话中，吴法宪披露了很多以前没有说过的内情。）而且是不是吴法宪的这一回忆仅仅限于吴法宪一个人即如某些人所说的属于“孤证”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时期的其他人的回忆，据张耀祠回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程世清在1970年9月2日毛泽东接见他时，他提供了三点资讯，其中第二点就是叶群在庐山会议期间见到程世清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话，当时吴法宪也在场。这么看来，叶群的这句话可是实有其事的。 有人提出，叶群为什么要对吴法宪说，而不是对黄永胜说？因为黄永胜是林彪集团的头号大将。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吴法宪虽然不是林彪集团的头号大将，却是林彪集团的头号“管家”一流的人物，毛家湾肯把林立果、林立衡都交给吴法宪照看其本身说明了吴法宪在林彪集团中的显著地位。 这里或许就要问一下，为什么黄永胜是林彪的头号大将，而林立果林立衡二人没有去总参而是去了空军了呢？难道就是林彪为了控制空军？林彪何尝不想控制总参呢？再者，这次宪法修改小组成员之一就是吴法宪，所以，叶群向吴法宪交底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至于叶群话里面提到林彪时直呼其名，有人也认为缺乏真实性，因为叶群一般称呼林彪都是首长或者101，但是，我们认为，叶群和林彪情属夫妻，叶群也曾经在背后还一度称呼林彪为“育容”（林彪字育容），现在直呼其名又有什么稀奇的呢？何况连江青不也偶尔称呼毛泽东为“润之”吗？ 还有一种流行说法，那就是吴法宪在1971年10月的交待是迫于当时专案组的逼供信，并且列举了文革中专案组刑讯逼供的例子，这个观点首见于王年一、何蜀所著的《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王年一、何蜀认为： “吴法宪这个‘交待’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的1971年10月21日作出的，当时他刚被逮捕，正受到中央专案组突击审讯。 由那个在‘无法无天’年代里按照最高领袖意旨而设立的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中央专案组搞出来的审讯结果，是否可信？著名记者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谈到中央专案组如何坚持‘两个凡是’，阻挠平反冤案时，回顾了中央专案组在‘文革’中是如何炮制冤案的：‘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 王年一、何蜀所著的《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书中，还列举了中央专案组为逼供贺龙“叛变”和“政变”的材料时的胡作非为： “在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中将的牢房床头吊上300瓦大灯泡，不交待就折腾得他整夜不能睡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中将被整天罚站，不准小便；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被打得昏死过去后，由在场医生弄醒过来又接著打，打得他浑身内伤，血染衣衫，临死前还被从病床上拖下地“向毛主席请罪”；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中将被一拳打瞎了一只眼；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中将被通宵达旦罚跪，半边脸被打得乌紫，骨瘦如柴，便浓流血……有的将军就是在这种审讯中被迫‘交待’了贺龙的所谓‘叛变’和‘政变’材料，有的‘交待’后又翻供，再被拷打又‘交待’……如果说这样的专案组对其他将军都残酷无情而对吴法宪却会网开一面手下留情“依法办事”，那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或许有人会说，那些专案组的许多人员不正是林彪集团派去的，专案组的许多违法行为不正是林彪集团提倡和纵容的吗？其实，人们都熟悉“请君入瓮”的历史典故：唐代周兴与来俊臣同为武则天倚重的酷吏，二人曾狼狈为奸以酷刑对犯人逼供，炮制了大量冤案。一旦周兴被控谋反，武则天授权来俊臣对其审讯时，来俊臣也照样会毫不留情地以周兴设计的酷刑来对待周兴了。何况，中央专案组一直由康生、江青直接掌握，而吴法宪是公开反对他们时在前台跳得最凶的，他们岂能不对其恨之入骨而格外‘关照’？再说，直到1972年12月18日，毛泽东才作出了‘应一律废除’他似乎一无所知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指示——此时距吴法宪在这种审查方式盛行时作出‘交待’已有一年多了。” 我们注意到王年一、何蜀并没有在行文中列举出吴法宪遭到刑讯逼供的直接证据或者根据来，而是利用一种推论假设的形式藉以说明他们的本意的，我们也都知道历史不容假设，如果没有翔实的依据，仅凭推理或者推论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也不是研究历史的科学态度。 按照王年一、何蜀的意见，既然是江青一伙控制专案组逼供吴法宪等人，那么后来江青被揭露以后，何以这段“劣迹”没有丝毫透露呢？江青、吴法宪之流的相互攀咬的丑剧在审判他们后陆续予以暴露的为数不少，何以独少这么一幕呢？ 邱会作谈到这些往事 此外，王年一、何蜀所举的许光达、顿星云、王尚荣等人被逼供的例子是不是等同于吴法宪等人也被刑讯逼供了呢？显然不是，我们这样说的根据如下： 首先，吴法宪在八十年代遭到审判时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而且也没有任何反诉提出刑讯逼供的书面材料出现，这点可以参见吴法宪的庭审笔录以及伍修权的回忆录。 其次，吴法宪的同案犯邱会作（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仅比吴法宪少一年而已）后来证实，“除了未用刑罚之外，我在各方面已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囚徒。但是，伙食仍旧是一天一元钱，冬天屋内有暖气。生活上并无很大困难。” 邱会作谈到这些往事足以说明，在他们被羁押过程中没有受到过刑讯，而且就在黄吴李邱被捕之后，黄永胜还就伙食问题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改善伙食，毛泽东复信称：“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邱会作说，在羁押地吃的甚至比在总后机关和西山家里吃的还要好。卫戍部队得到上级的指示是要把黄吴李邱看作特殊的首长，只管三条，不病、不死、不逃，其他的都不管。 而王年一、何蜀等人提供的旁证许光达等人当时遭到审查时伙食情况又是如何呢？许光达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的芦凤歧指示，许光达的伙食费标准按照普通犯人给予，一个月不得超过12元。而贺龙还没有被羁押就连饮用水都成了问题，1969年5月，周恩来批告公安部，对在押的人（指那些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应增加营养食品，防其自行消瘦死亡。伙食应加至15元（指每月）以上，并须检查伙食管理。” 此外，伍修权有过一个回忆，他说：“1972年初，.....伙食标准提高到每天六角钱，虽然比过去只多了一角五分钱，可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无异是一个福音。” 也就是说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在押人犯的伙食标准才有可能增加到15元（每月），而伍修权等人只有在林彪事件出来后才可以享受到每天增加一角五分钱的待遇，这和邱会作等人相比何异于天壤？岂能相提并论或者胡乱攀扯？试想，普天之下有没有一个在羁押地吃的比平素还要好但同时却受到刑讯的犯人？八十年代审判结束后，邱会作一度保外就医，因为居住条件不好，邱会作甚至提出要把他送回监狱住，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监狱的条件不好，邱会作岂能如此提出要求？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王年一、何蜀所谓的吴法宪遭到刑讯逼供的旁敲侧击论点根本站不住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