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粟花开魔鬼来(俞天任)

 

 

 

被关进巢鸭监狱的甲级战犯一般不是高级军官（如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等）就是高级官僚（如广田弘毅，贺屋兴宣等），也有几个既不军也不官的人。这些人被称为“平民战犯”，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发了疯的大愤青大川周明博士。

 

大川周明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进了那上审判台的28人名单，后来又不知道是真疯假疯的逃脱了审判。其实真要说大川周明是“平民”也有疑问，因为大川周明是半个政客，老是在搞些个像帮会似的政治团体，可以算到政治家一类去，这样的话真正的平民战犯头一号倒不应该是大川周明，而是另一个人。老俞今天就来说一下那个在日本颇有名气，研究他的专著都有，但几乎不为中国人所知的“平民战犯头一号”。

 

1946年3月1日，50名手持卡宾枪，分乘16辆吉普的美军宪兵，奇袭了东京世田谷区的一处住房。抓了个被GHQ指名为甲级战犯嫌疑的人。甲级战犯一般都是在公布名单以后自己背上行李去横滨的美八军宪兵司令部投案的多，就连抓像东条那样的超重量级甲级战犯时也就只出动了两个班的宪兵，这次需要出动50人宪兵去抓的是个什么牛人？怎么都没听说过？

 

当然不太听说，因为六个月以后，此人于1946年9月20日下午3点钟，从巢鸭监狱被无条件释放。留下了厚厚的审讯卷宗。应该说，此人与检察官们很合作，几乎没有隐瞒和抵赖，该说的都说了。后来还作为证人出庭，但是没有被起诉确实是个谜。但谜底也不很复杂，就是让中国人觉得惭愧。

 

先从他的死来开始看吧。他于1965年5月死在日本东京，这也太平常了，哪分那秒不死人？死人留下了个孤儿，这也很平常，没人留下孤儿也就没有“孤儿”这个词了；有些生前好友就发起为他募捐遗孤的生活费，这也很平常，谁都有个三亲四顾，俗话说“秦桧还有三个哥们”呢；可是你如果看到那个募捐名单，你就会觉得这事，这人不太寻常了。

 

为什么？名列这个名单上的是以岸信介，佐藤荣作，儿玉誉士夫，笹川良一为首的176个人名，熟悉昭和史的人，起码能认出一半左右的人来。

 

像甲级战犯铃木贞一，被称为“满洲夜皇帝”的甘粕正彦的弟弟甘粕四郎，东条英机的私人秘书若松华瑶，当年开战以前同野村吉三郎一起和美国谈判的陆军省军事课课长岩畔豪雄，老俞在《辻政信》中提到过的上海特高课课长，打胡志明时的法军顾问林秀澄，黑龙会的创始人头山满的后人头山泉，头山统一等等等等。职业林林总总各有不同，军官，官僚，政治家，特务，买卖人，传媒王等，但仔细看看这些人几乎全可写成书的经历时，有一个共同的地方点：这些人不是在满洲就是在上海呆过。

 

那份名单叫做“芳名簿”，在日语中“芳名”是一种敬语用词，并不只限于女士。仔细看看那份“芳名簿”里面的人，其实就是在战前制造出“满洲国”，战中经营“满洲国”，战后又把那“满洲国”从中国东北搬回日本国内继续在干的那批人。

 

这个死去的人名字叫里见甫，当时赫赫有名的“满洲鸦片大王”。

 

（“满洲鸦片大王”里见甫）

 

 

 

昭和军阀的参谋们策划，进行和输掉了那场战争。没有那批参谋，可能就不会有那场战争。但是光有那批参谋也不会有那场战争——打仗得有资金。那批参谋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鸦片，所以有一位日本历史学家说过：“满洲国是从鸦片的青烟中飘出来的国家”。

 

现在尤其在网络上反日英雄不少。但你真要问他们当年的日本人干了些什么坏事，估计除了“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八个大字以外就没了，和60年前在东京审判证人席上的国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相比也没多少长进。

 

就说这个“满洲国”，除了“傀儡政权”之外还有些什么名堂？为什么在几乎没有日本人说满洲国好的同时又能经常听到“满洲国没有失败”的论调？仅仅是用“复活军国主义”就能够说明的？

 

“满洲国”是个很复杂的怪物，现代日本的不少政治，经济现象，甚至产业政策都能够追到那个“满洲国”的年代。你说“满洲国”是当年的少壮派参谋军人们的冒险那没错，但是随着而来就是少壮派政客，官僚，财阀进行的一次巨大试验。

 

随着苏联红军的坦克翻越了大兴安岭，那个“满洲国”也就被碾了个粉碎。但是碾碎了的仅仅是物理部分，而组织部分，经验部分则又重新在日本复活，并且生根开花。那张所谓“芳名簿”的托孤名单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个坑是想尽可能地说明一些昭和军阀在中国贩毒的真相。老俞会尽力保持公正，基本上只采用日本方面的资料和观点，看看现在有良心的日本人是怎么看这件事的。老俞想把这个坑尽量挖好，但能力，时间有限。如果实在力不从心，则请各位原谅。

 

里见甫出生于1896年1月22日。应该说日本的户籍制度是很严格的，但就在这么严格的制度下，居然这位里见甫的出生地不见记载。IPS的审讯记录上是秋田县的能代，而里见的儿子则说听他父亲说是北九州的小仓。怎么会差了几乎整整一个日本？

 

里见的父亲乙三郎是海军军医，退役以后在日本全国缺医少药的山村巡回治疗。可能里见甫在秋田出生以后又在北九州度过了少年时代。总之此人从出生开始整个就包在一个谜里面。

 

1913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访问了福冈的修猷馆中学。这个中学是九州地方的名校，后来的甲级战犯广田弘毅，老俞在《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中提到过的中野正刚，战后任过自由党（现在“自民党”的那个“自”字）总裁的绪方竹虎（原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就是他儿媳妇），现在的自民党重量级政治家山崎拓全是那个学校的毕业生。孙中山访问的那天里见甫为孙大总统表演了柔道，从那天起里见甫就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对于当时日本的中学毕业生来说最理想的精英学校有四个：一高（旧制第一高中，现在被并入东京大学教养学部），陆士（陆军士官学校），海兵（海军兵学校）和东亚同文书院。前三个大家可能都知道，这第四个是个什么玩意可能知道的人不多。

 

东亚同文书院是那位麦克阿瑟大帅爷想绞没绞成让他给自杀成了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父亲近卫笃麿于1901年在上海开办的。一开始只是个旧制高中，1939年升格为“东亚同文书院大学”。这个学校在哪里？原来在虹桥路，抗战开始以后把交通大学的校舍给抢了过来，就在现在上海交大的那个地方，一直到战败了才把校舍还给交大，回了日本。现在日本的“爱知大学”就是过去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

 

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国立交通大学的校舍也能说抢就抢了？能，这个东亚同文书院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像对外所说培养目标是外交官，商社职员和新闻记者的学校，他是一个高级间谍学校。学生全是日本各府县推荐的官费学生，不但不要钱，而且每十天还有一个大洋的零花钱，要知道那时候一个大洋能买一石米。

 

学校的第一特色就是彻底的中文教育。外国人学中文最难学的就是四声，没掌握四声就不算会了中文。前几年有一个“罗钢事件”，老俞一听那个录音就知道是假日本人，那人没和老外打过交道，不知道外国人说中国话为什么听起来怪里怪气。那种怪里怪气不是在发音，而是在四声的声调上。他那四声太标准了，这就暴露了马脚。而东亚同文从新生进校的第一天起就彻底纠正这个问题，每天一早就在校园里“啊啊啊啊”地练四声，周围居民说起来就是“同文书院的乌鸦又在叫了”，你别说，还真像一大堆乌鸦在哇哇叫。

 

最后四年级的毕业生要进行为期长达四个月的“调查大旅行”，费用全是外务省出的官费，目的地是中国内地，回来写成报告书提交陆军省或外务省。像里见甫进行的调查大旅行就是从北京出发，足迹遍及太原，黄河，延安，西安，秦岭，汉水。

 

（里见甫（左）在东亚同文书院）

 

 

 

精英学校学校是不是出精英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日本的情况是不是精英学校出来的就肯定不是精英，但全世界的人对精英学校出来的不全是精英这点肯定是一致同意的。比如这位1916年毕业的里见甫，虽然从号称精英学校的东亚同文书院毕了业，但是绝对不是精英，起码在当时别人不会认为他是精英：毕业成绩是倒数第二名，同时缺课是顺数第一。因此他只能去一个在青岛的叫做“新利洋行”的三流日本贸易公司就职。

 

但是看看里见甫的旅行报告却不得不承认，此人很有文才，而且看问题的观点很独到。里见甫花了大量的篇幅报告了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西油田地带的所见所闻，和对日本石油公司在争夺延长，延安和宜川的石油开采权时败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一事表示出了异乎寻常的关心，要知道当年的里见甫只有19岁。

 

里见在青岛的公司干了三年，公司破产，里见只好带着他的女人，一个在居酒屋里捡来的14岁的雏妓，回到了日本。那是个第一次大战后全世界不景气的年代，里见在日本找不到工作，只好到东京去打工，住在当时东京最贫穷的贫民窟下谷万年町里一间只有一张榻榻米大小（大约3.3平方米）的棚子里，过着吃了上顿找下顿的生活。

 

这时候那个雏妓的老爹还成天缠着里见不放，要里见正式娶了他们家小闺女（里见甫娶她是15年以后的事了）。26岁的里见走投无路，只好又带着那未来的老婆和未来的公爹再次来中国大陆，通过同文书院后辈的帮助，在天津的日本人报纸《京津日日新闻》报社当了一名文字记者。

 

这是里见甫在走向“传媒王”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里见甫在《京津日日新闻》干了没几天，又跳槽去了《北京新闻》。应该说里见甫作为一个文字记者，无论在文笔上还是在观点上都还合格。干劲也还行，1923年5月“临城事件”，土匪孙美瑶劫了票车，最早赶到现场的外国记者就是他。当时年轻的里见甫还是一个有自由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甚至可以说有点“反军”。里见甫到那时为止和陆军也没有交点，他家几代是海军军人，按理里见应该去海军兵学校才对，可是里见是天生的数理盲，无法通过对数学物理要求极高的海军兵学校的考试这才来了东亚同文书院。

 

那么里见甫又是怎样和军部搭上钩的呢？

 

里见第一次和军人打交道应该是1922年5月2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在军粮城采访张作霖。里见甫是东亚同文书院毕业，中文应该没有问题，但军部怕这位“反军记者”胡说八道，特地派了一位翻译。这位翻译可不是一般人，是后来当过关东军司令官，战后听说麦克阿瑟大帅爷要抓他，吓得自杀的本庄繁陆军大将，当时的本庄繁中佐是张作霖的顾问。

 

采访结束后，张作霖和本庄繁对里见甫的印象都不错。

 

里见甫在《北京新闻》时，采访过直奉战争中的吴佩孚，还和郭沫若成了朋友。当时的在华日本记者中，身穿长衫，说一口流畅的中国话的就只有里见甫一个人。日本陆军的有关国民党军的情报几乎都是来自里见甫的报道。1928年6月，里见甫成功地采访了北伐胜利，身穿军装进北京的蒋介石。

 

（前排穿军装的是蒋介石，左边穿白色中式长衫的就是里见甫）

 

 

 

里见甫真正和军部来往，是在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以后。当时日军负责处理这件事的是这三个人：一个是那位在9.18以前当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时领了军令去奉天阻止石原莞尔们乱来，结果一路磨洋工到奉天城，到了以后还借酒装醉，最后战败自杀的那位建川美次少将；还有一位是原田熊吉少佐，后来是中支方面军特务长，中将，战后在新加坡被作为乙级战犯绞死。剩下的一位就是被中国电影《东京审判》镀金镀的浑身上下金光灿烂，没事还私自给他从少将升到中将的“高大全的英雄人物”田中隆吉大尉。翻译就是杉山元给介绍的新闻记者里见甫。

 

田中隆吉从此和里见甫结下了不解之缘。

 

谈判进行了两个月，谈判结束时里见甫再也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了。北洋，民国，日本陆军的要人结识了不少。里见甫临死前两个月，东洋大学教授中下正治采访过里见甫，在谈到“济南事件”这件里见甫唯一还能吹吹的事时，身为历史学家的中下教授也被从里见甫嘴里吐出来的一个又一个中日两国的要人名字吓得魂不附体。

 

所以里见甫就不再吃笔杆饭了。谈判结束，里见甫就进了“满铁”南京办事处。“满铁”可不是个简单的民间铁道公司，负责收集国共双方情报。对国民党三中全会进行了详细采访，对武汉政府和中共，红军进行了详细跟踪。里见甫在这段时间里，光收集的红军宣传传单就有两大柳条箱。

 

日本有个怪人叫做波多野乾一，是里见甫在东亚同文书院时四年的前辈。长期担任时事通讯社驻北京特派记者，后来在外务省混，当过外务省嘱托课课长，兴亚院的课长。战后长期担任《产经新闻》的评论员。此人所以有名有两个原因，第一他是日本麻将研究的第一人，发起成立了“大日本麻雀联盟”，还是首任会长，发明了记麻将谱的方法。第二他同时又是日本中共研究的第一人，他在1961年出版的总共七卷的《中国共产党史》使他一举成名，号称是最详细的中共党史。里面引用了不少很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那些资料就是里见甫收集的。

 

战后里见甫被美军收监，不少人怀疑其中有一条理由是不是要找他了解中共的情况。

 

关东军坐不下去了，觉得把里见甫放在南京只当普通间谍用有点屈才。1931年“9.18事变”后把他从南京招了回来，放在关东军总参谋部第四课。请大家不要忘记里见甫是没有军籍的，没有军籍的人在日军里本身并不希罕，那叫“军属”，是“附属于军队”的意思，不是中文里“军属”那个“军队的家属”的意思。但“军属”能进参谋系统则极为罕见，大家知道日军的参谋是另成系统的，佩戴和别人不同的参谋绶带，只有陆军大学校毕业生才当得了参谋。可没有军籍的里见甫居然可以进关东军总参谋部，可见关东军对他的器重。在关东军第四课办公室坐他边上的是谁呢？池田纯久少佐，后来的关东军中将副参谋长。老俞在《临了临了，没能溜掉》里面提到过他的，就是那位帮梅津美治郎辩护的。他也是第一个揭露关东军贩毒的旧日本陆军军人。

 

这个关东军的第四课是主管对外宣传的，相当于共军的“群工部”，拿现在的时髦用语来讲就是“公共关系部”，负责稳定人心。关东军看中了里见甫的中文能力和情报判断力。

 

里见甫在关东军里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出了“国通”出来，即所谓“满洲国通讯社”。

 

 “一个傀儡政权的宣传喉舌有什么了不起的”，会不会有人这么“切”一下？不是那样简单，这个“国通”的意义很大，甚至可以扯到现在日本的传媒布局上去。这就是里见甫被称为“传媒王”的原因。

 

当时的世界上除了美国日本这两家之外，都是一国一个官方通讯社。像英国的路透社，苏联的塔斯社，中国的中央社等等。美国是两个：合众社和美联社；邪门的是日本也是两个：联合通信社和电报通信社，简称“联通”和“电通”。联通是官家的而电通是民营的。

 

有了两个通讯社，怎么着说出话来肯定不一样，有人就看着不舒服了。谁？皇军的参谋们，最早嚷嚷不要两个通讯社的是甲级战犯小矶国昭当陆军次长的时候，说要把两个通讯社给并起来。可是那电通又不是什么乡镇企业，人家也是一大传媒，你说吞了就能吞了？再者说了，你是鬼子，可别人也是鬼子，你能抢？所以小矶国昭喊了半天也没人理他。

 

还是有人理的，谁？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这两个人也是“一个国家，一个通讯社”的积极分子。但是隔行如隔山，练的不是这行买卖，只是满脑子转念头，就想不出办法。

 

把这主意变成现实的，还是这位里见甫。

 

里见知道这件事办好了，军部肯定领他的情。所以他要去办，他也知道这里面的关键：联通社是官家的买卖，合并肯定是以联通社为主，所以联通社对合并不会有意见，但是你要联通社出面人家也不干，人家还要张脸呢。说起来只要说服电通社就行了，但那是不可能的，别人买卖做得好好的，凭什么要被你并吞了去？

 

不给你吃敬酒，就给你罚酒，总的吃了吧，里见就回日本活动开了。先去大阪找大阪电通分社的社长能岛进，许以重利，得到能岛从内部配合的承诺以后再去东京找陆军省军务局的课长铃木贞一，由铃木贞一去找电通社。只要你们同意的一句话，其余的事情不劳你们烦心，自有人干。而且这次不要联通社和电通社两家完全合并，只要你们同意满洲支局合并就行了。

 

陆军省的课长亲自上门来，那个吃了熊心豹子胆的敢说“不”字？再者人家把你的后路全部给堵得死死的，而且现在就只要你满洲一个支局。电通社社长光永星郎只好同意。于是在1932年12月1日，在关东军司令部从奉天转移到那个“满洲国”的“新京”（现在的长春）后一个月，以里见甫为主干事的“满蒙通信社”就在关东军司令部的隔壁正式挂牌开张了。后来改名叫“满洲国通信社”，简称“国通”。日本人只要一说到传媒史，肯定要谈到这个“国通”，因为这可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殖民地宣传喉舌，它一直影响到现在的日本传媒的分布和构造。

 

合并在名义上是按照“关东军方案”进行的。根据东京审判时ISP对里见甫，田中隆吉，铃木贞一的审讯记录，这个方案是里见甫亲手拟定的。

 

一开始这个“国通”的社长是准备让高柳保太郎预备役中将担任的。这位高柳保太郎何许人也？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次臭名昭著的“西伯利亚出兵”时的日本派遣军参谋长，陆大13期的。但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想了想：“干吗还要另找人，就这个里见甫不挺好吗”。前面说过本庄繁认识里见甫，就把他找来问他：“不会突然撂挑子走人吧？”，这里见甫有个不像日本人的毛病，散漫，坐不住，隔一阵就得挪地方，本庄繁知道。但这次里见甫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不再撒丫子，于是就定下来了让里见甫来干。

 

但里见甫当时只有36岁，按日本人的习惯好像当社长太年轻了点。于是就社长空缺，由里见甫担任“国通”的“主干事”。

 

从根本上来说“国通”只是一个地方通讯社，国际上没人承认“满洲国”，按说“国通”不应该有什么大的国际影响。但是1933年5月“国通”和路透社签订了一个合作协定，这一下“国通”成了有国际知名度的通讯社了。

 

当时路透社远东分社的社长是英国人钱德拉，由于英国势力已经被日本人从中国东北全部赶走，在华北也所剩不多。而当时的华北是一触即发的形势，英国人只能出此下策，和日本人合作来得到中国东北和华北的消息。

 

日本有个很有名的新闻记者叫松本重治，当时是联通社上海支局局长。当时上海有个叫“上海俱乐部”的白人记者俱乐部，他是“上海俱乐部”的第一位非白人记者。他和鲁迅一起吃过饭，后来曾经独家报道过“西安事变”内幕，在最后一分钟还在为实现近卫文麿的顾问后藤隆之助和蒋介石的金融顾问徐新六的谈判从而阻止石井松根进攻南京而四处奔走，可惜没有成功。松本是个牛人。牛到什么程度，战后的吉田茂，鸠山一郎和池田勇人都曾请他出任驻英大使或驻美大使，但被他拒绝。

 

就这么一个牛人，见了里见甫也没了脾气。

 

松本和钱德勒是朋友，“国通”和路透社合作就是他牵的线，所以签字仪式请了他去参加。松本和钱德勒坐船到了大连，里见甫亲自到码头来接，然后三个坐专列去新京（长春）。里见甫问松本如果想采访什么人的话他可以安排，松本说想采访关东军总参谋长，后来做过总理大臣的甲级战犯小矶国昭，于是签字仪式一完马上就有人领着松本去见小矶国昭；松本说想采访和田中隆吉一起策划“上海事变”的“男装丽人”川岛芳子金碧辉，好吧，回大连的专列警卫就交给了金碧辉，让你们去聊个够。

 

在“满洲国”，里见甫的能耐就有这么大。

 

“满洲国通信社”开张了，军部在中国大陆能够一统舆论，没人能反战反军了。军部尝到了甜头，也有了经验。不就是合并个通讯社吗？瞧那里见甫做的挺轻松的，看起来没什么困难，于是在“2.26”事件前一个月的1936年1月，军部终于整出来了个“同盟通信社”。

 

电通社的通讯网全部交给联通社，再把联通社的名字从“联合通信社”改为“同盟通信社”。没有了通讯网的电通当然就只能从通信行业退出，专心致志地去做广告了。战后同盟社被GHQ解散分割为现在的“共同通信社”和“时事通信社”。这时从大陆回来的大量原“国通”人物全跑到“电通”去了，现在的“电通”是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在亚洲以及全世界都有影响力。

 

可以说“电通”是继承了“国通”的血统，甚至可以说是继承了里见甫的衣钵。所以现在的电通是最日本的企业，日本企业的坏毛病在电通都表现的最突出，比如“过劳死”的官司就常在打。那个公司的雇员工资不低，但劳动时间更长，干着干着弄不好就一命呜呼了。

 

所以说是里见甫整出来了现在日本传媒界的格局，或者反过来说现在的日本传媒界的根子在满洲。这不是老俞在这儿胡说，日本人只要谈起传媒，肯定要谈那次“电联合并”的由来和影响。

 

从此，里见甫进入了关东军和“满洲国”的最高层，只要看看那个“芳名簿”的名单就知道了：岸信介，难波经一（“满洲国”禁烟总局局长），古海忠之（“满洲国”总务厅次长）这些高级官僚和楠本实隆（第57师团中将师团长，最后是华北公使），盐泽清宣（最后是第119师团中将师团长，在海拉尔作了苏联人的俘虏），冈田酉次（曾任汪精卫的顾问，最后是主计少将，专门负责经济战），冈田芳政（最后是第六方面军参谋，有名的“松”特务机关负责人，从战前的日本陆军到战后的自卫队一直负责对中共的电讯侦听的人物）等关东军高级军官。

 

如果事情仅仅到这里为止，那么里见甫也就只是一名吹鼓手，或者是文化特务。当然文人也会用笔杀人，起军人所起不到的作用。但是杀人放火虽然伤天害理，却还不是最伤天害理的。

 

最伤天害理的是亡国灭种！

 

这里说的“亡国灭种”是指的贩毒，贩卖鸦片。

 

一个最初是具有一定自由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在邪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成了一个伤天害理的大毒枭。

 

“大毒枭”给人的感觉是黑社会。但里见甫可不是黑社会人物，虽然他和中日两国黑社会人物有不少交往，但他本人不是黑社会人物。那时日本的鸦片海洛英等毒品交易都是国家行为，是国策行为。从事这种交易的都是在社会上极有地位的体面人物，像里见甫这样的传媒大王什么的。

 

（被称为“满洲夜皇帝”的甘粕正彦宪兵大尉）

 

 

 

里见甫走上贩毒之路，说来邪门，是从“禁毒”开始的。里见甫的结交中有一位叫甘粕正彦的。此人被称为“满洲夜皇帝”，当时有一句话：“满洲国白天是关东军的，晚上是甘粕正彦的”。

 

说起这个甘粕正彦，现代中国人应该不陌生。和第一位在奥斯卡金像奖授奖典礼上用中文发表答谢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苏聪同时在1987年因电影《末代皇帝》而获得最佳音乐奖的还有一个日本作曲家叫坂本龙一。那位坂本龙一在为电影作曲的同时还在那部电影里客串了一个日本军官的角色。那个日军军官是个特务，把溥仪从天津弄到东北，然后一直监视着溥仪和婉荣，最后在苏联红军进攻东北时自杀。那就是原东京涉谷宪兵分队长，宪兵大尉，被称为“满洲夜皇帝”的“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

 

为什么是“夜皇帝”呢？因为满洲的白天是关东军的，而到了晚上大家都去看电影，所以晚上是他甘粕正彦的。

 

甘粕正彦的破事也能写一本书。要不是自杀，随便找件他干过的坏事就足够可以把他当乙级或丙级战犯给绞了。要知道文艺界和黑社会也就是名称不一样，除了有关溥仪的那些事，甘粕正彦君临满洲文艺界十年，犯下了多少罪行，首先就是贩毒。

 

战后里见甫被从巢鸭监狱释放以后就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和儿玉誉士夫，笹川良一不同，里见甫没有什么很惹眼的活动，所以这里所说他的一生就是指在中国的活动。里见甫的一生可以分为前半生和后半生。前半生主要是作为传媒大王的生涯，所谓传媒大王，并不是说他控制和运行了什么传媒，而是为鼓吹和宣传军国主义制造出来了一个具体的运行机构，这件事本身应该说够不上什么甲级战犯。

 

但是后半生就不同了。后半生的里见甫是鸦片大王，受军部之委托在中国统管鸦片交易，向军部提供活动资金，在幕后操纵政治。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我们以后可以看到，里见甫和军部的参谋们还有个极大的不同。就是不少参谋例如石原莞尔，辻政信们是一些狂热分子，他们认为他们在干的是正义的，嘴上还有不少说词。而里见甫则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犯罪，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里见甫在上海贩毒时曾经公开对人说过他欠中国人的太多，战后的里见甫对中国的情况非常关心，一直在订阅《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但在回答是否想再去中国的问题时却很干脆地回答：“不，不想去，我没有脸面对中国人。”

 

而对中华犯下滔天大罪的辻政信参议员就敢公开访华。

 

就是说里见甫是知道善恶标准的，是知道社会的道德标准的，那为什么还去做毒枭呢？要解开这个问题，还得从鸦片本身说起。

 

（金三角的罂粟园）

 

 

 

国内在谈到15年战争期间日军所犯战争罪行时，一般对日军的贩毒行为提得不多，如果真提也是作为一种简单战争犯罪来提。好像是日军在杀人放火的同时割草打兔子，捎带着地贩点儿毒。这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解。其实真要是认真追究起日本陆军的贩毒问题起来，能让你觉得日本陆军到底是为了侵略而贩毒还是为了贩毒而侵略有点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得不出解释。甚至不少日本人情愿认为日本陆军是为了贩毒而侵略的。

 

是不是在简单地感情用事？不是，这种说法有一定的根据。

 

被押上东京审判审判台的所有28名甲级战犯在被问到是否服罪时的回答都是“No guilty”。但那只是一种法庭战术，到底是不是内心深处也是真的这么认为只有天知道。但是可以从他们在法庭外不经意地露出的只言片语里推想他们的真实想法。比如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清濑一郎的回忆录里有一个细节就很值得回味。

 

在东京国际法庭证人讯问阶段结束以后，东条英机曾经对清濑一郎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能表达自己的希望的话，（我希望）这场审判不是只审理这三年，而应该回溯到鸦片战争，那样才能真正知道这场战争的起因”。

 

可以把曾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的话解释成在推卸责任，在东拉西扯，但也不能不看到东条在无意中说出了另外一个战争原因——鸦片。

 

除此之外，关东军留下来的大量作战方案和命令也让人们可以看到关东军对鸦片生产和交易渠道的重视程度。所以不少日本历史学家指出鸦片在昭和军阀史上占据的重要位置。遗憾的是，中华史学家们好像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值得指出国民党当局在这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为了一党之私，隐藏了大量的珍贵史实资料。

 

汉语词汇中最让中华痛心的词就是“鸦片”。鸦片，这种从开着美丽的红白紫色大花的罂粟果实中提炼出来的毒品，给中华带来过最大的灾难，差点让中华亡国灭种！

 

鸦片是在17世纪前期从荷兰殖民地爪哇传入中国的。由于其强烈的麻醉作用能让人产生幸福的幻觉和依存性（即所谓“上瘾”）而一下子传了开来。鸦片的传播渠道主要是通过妓院，因为鸦片有强烈的性神经兴奋作用，已知的医学纪录是服用鸦片以后的长达17小时的性交。所以常拿鸦片当春药用。

 

（鸦片烟馆的风景）

 

 

 

但是鸦片中毒者的症状又是怎样的呢？打哈欠，流眼泪，萎靡不振，连续腹泻和失眠，最后卧床不起。有个深度鸦片中毒者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感觉的：“好象风从肉和骨头之间吹过，好像有人用羽毛在搔骨头一样的难受。”

 

由于这些原因，历代统治者都是严禁不贷。但是到了18世纪前期，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为了填补对华茶叶生丝贸易的巨大赤字，居然丧心病狂地大量向中国走私鸦片。从1800年到1810年年间走私鸦片三千箱，而从1835年到1839年发展到三万五千箱。最后在1840年居然还发动了无耻之极的“鸦片战争”。

 

战争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华失败了。中华的失败使得烟毒向洪水一样淹没了中华大地，大量的白银外流，社会风气变得腐朽糜烂。大清朝无有良方，到了道光年间只好采取苦肉计，鼓励栽植罂粟以阻止白银外流。

 

栽植罂粟的效果是明显的。从英国进口的鸦片年年在减少，但是吸食鸦片的人口却年年在增多，鸦片的消耗量年年在增大。鸦片交易的丰厚利润成了不逞之徒们追逐的肥肉，是各处军阀的最大收入来源。同样昭和军阀们也没有忽略掉这一点，不，是不是可以说是这一点才吸引了昭和军阀？

 

中日战争的爆发有许多许多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想垄断当时中国大陆鸦片交易的巨大利润起码是一个昭和军阀们不惜发动战争的一个重大心理因素。

 

鸦片战争，中华是失败了，但中国人重来就没有放弃过禁烟的梦想和努力。甚至就在大清行将就木的时候，光绪皇帝还是在企图禁烟，这就是从1906年开始的清末禁烟运动。主要方针是在今后十年每年罂粟栽培面积递减1/10，同时争取和英国达成外交协议以减少印度鸦片的进口数量。在1911年5月终于和英国缔结了鸦片协定，英国同意在今后七年里逐渐减少对华的印度鸦片出口，在1917年完全停止鸦片贸易。

 

对于清末禁烟运动的评价各有不同。但是大家都同意的一点是清皇朝确实是真的想禁烟，而且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罂粟栽植面积在减少，鸦片吸食人口也在减少，最重要的是吸食鸦片可耻这一道德标准深入了人心。另一方面，英国人这次（起码在表面上）也恪守了鸦片条约。到了1917年，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的正欢，英国人还是停止了鸦片贸易。

 

英国人停止鸦片贸易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英国人多么绅士，多么遵守国际条约，应该说那个鸦片条约产生的理由就是国际环境有了变化。首先是英国的工业更加发达了，有了更多出口商品可以选择来替代鸦片，再加上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也开始面临着新的问题，印度人不愿意成为毒品制造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即使在大英帝国这个当时世界最大贩毒国家内部也开始有人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开始反对这种最肮脏的贸易方式了。

 

清末禁烟禁到了什么程度？从1927年3月16日的《盛京时报》上就有这样的报道：军阀张作霖为了筹集军费，下令东北农民重新开始种植罂粟。但由于已经20多年没有种了，东北连罂粟种子都没有，张作霖只好到热河一带去调剂罂粟种子。同年7月的《盛京时报》还有有关由于近三十年没有栽种过罂粟，因此罂粟的收成很差的报道。从这种报道可以看出即使是在东北，清末民初的禁烟措施也是有成效的。

 

但中国是个幅员广大的国家，不可能各地各处都同样地在禁烟。禁烟运动只是减少了罂粟的种植面积和吸食鸦片的人数，没有根绝这种毒祸。反过来在清王朝覆灭，袁世凯死后，根本没有统一的军令和政令，各地军阀割据，为所欲为。在那种天下大乱，百业萧条的时代，军阀们筹集军费的最大财源就是鸦片。因此民国初年以后，鸦片这种毒祸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像同样在中国东北的所谓“东满”，就是现在的吉林省东部和当时的热河省，现在的河北，内蒙，辽宁交界处的鸦片种植就非常盛行。

 

一件事可以得出两个结论，有人说东满和热河的鸦片猖獗说明当时的中国政府无能，所谓禁烟措施没有效用。但老俞说相反这正说明了当时禁烟措施的见效，就是在政府能够直接控制的地区已经无法公开种植鸦片了，鸦片种植正在转向更加偏僻的地区。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昭和军阀的火上加油和推波助澜使得鸦片毒祸在中华大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的话。给中华以时间，中华可以控制鸦片烟祸。

 

这不是在自我吹嘘。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书里就明确指出：“早在1929年，中国国民政府就努力履行根据1912年和1925年的鸦片条约所规定的义务。中国政府公布了从1929年7月25日开始实施的禁烟法，计划到1940年为止逐步制止鸦片的生产和消费。……在中日战争以前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减少吸食鸦片的行为，1939年6月的国际联盟咨询委员会的报告书中显示了这种努力的成果。”

 

可是，昭和军阀没有给中华机会和时间。

 

日本从幕府末年以后，一直在禁烟上面不遗余力。邻国中国的悲剧是他们一本很好的反面教材。所以在当鸦片污染了整个亚洲的情况下，日本却是亚洲唯一的一块净土，日本国内从来就没有过鸦片问题。请注意，这句话严格讲起来应该为“日本国内从来就没有过吸食鸦片的问题”。并不是说日本国内没有鸦片，这个问题以后再讲。

 

但是日本人对鸦片的这种姿态，仅仅限于日本国内，限于对日本人！

 

英国人通过向中国输出鸦片获取了巨大的肮脏利润，日本人都看了在眼里。日本人当时的梦想就是像英国人那样赚这种肮脏的毒品钱，一旦机会来临，日本政府迫不及待地付诸了行动。

 

现在的日本右翼往往有种论调，就是同样的事情英国人干了为什么没有人说，而日本人干了则揪住不放，挺有委屈的意思。

 

老俞不是在揪住历史老账不放。老俞现在在追究的几乎全是中国人忘记了的事情，比如这个贩毒。确实英国人最早开始贩毒，而日本人在后。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日本人只是有样学样罢了，罪过在于始作俑者的约翰牛们？

 

英国人向中华倾销毒品罪孽深重，老俞无意为英国人的贩毒行为辩护。但在这里想通过对比一下这两件事说明，日本的贩毒和英国的贩毒，罪行内容虽然差不多，但性质大不一样。日本的贩毒比英国的贩毒要更为恶劣的多。

 

英国人通过贩毒获取了巨大的财富，给中华带来了难言的苦难，凡我中华子孙决不应忘记，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有一点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英国人开始贩卖鸦片时，鸦片还不是国际违禁物品。就是说当时英国人的贩毒行为只能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并无违反国际法或者国际条约的问题。

 

最积极反对和禁止鸦片交易的是美国。和现在被毒品严重污染了的美国不同，100年前的美国是一个富有道德心，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的国家。1909年在美国总统西奥尔多·罗斯福的推动下，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国际禁止鸦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荷兰，葡萄牙，爪哇，波斯，日本和大清等十三个国家。

 

这个会议后来又在荷兰海牙继续召开，1912年通过了“海牙鸦片条约”（Convention Internationale de l’ Opium）。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制定的凡尔赛和约第259条明文规定：“凡在本条约上签字的国家，被认为在海牙鸦片条约上自动签字”。

 

根据凡尔赛和约，鸦片问题由旧国联统一处理。所以此后有关鸦片的国际会议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1924年和1925年先后在日内瓦召开了有关鸦片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分别于1925年和1931年制定了两个有关鸦片的日内瓦条约。

 

就是说有关禁止鸦片，已经有四个国际条约了：一个海牙条约，一个凡尔赛条约和两个日内瓦条约。从1912年开始贩卖鸦片就不仅仅是违反道德的问题，而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了。

 

而日本参加了所有四次国际会议，在全部四个条约上都签了字。

 

在国际条约上签了字就表明承诺了应尽的国际义务。所以虽然日本的贩毒内容和英国一样，其性质比英国要恶劣的多。首先时间就比英国人晚了半个世纪，日本人贩毒时，鸦片交易已经是国际法公认的犯罪行为了。还有一点不同的事，英国虽然发展到了为鸦片贸易发动战争，但英国的鸦片贸易本身还是由民间公司进行的。日本则不同，日本不但为鸦片贸易发动战争，而且进行鸦片贸易的就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日本陆军，外务省，兴亚院，内务省（1938年后是从内务省分出来的厚生省）。这点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书中也有明确认定：“日本为了筹集在满洲的活动经费及其削弱中国的抵抗能力，认可和发展了鸦片及毒品交易。……日本军国负责管理鸦片交易的是日本陆军，外务省以及兴亚院。”

 

通过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得到了第一块殖民地——台湾。当时任内务省卫生局局长的后藤新平就发表言论，反对在台湾实行和日本国内同样的严厉禁烟政策。他的说法是：如果在台湾禁烟，势必会给瘾君子们造成痛苦，会引起他们的反抗。镇压这种反抗会用掉更多的军费，得不偿失。因此不如采取“渐进禁烟”的办法。

 

什么叫做“渐进禁烟”？就是收回贩卖鸦片于政府，由政府实行“专卖”，这样可以获得巨大的专卖收入。说白了，根本不禁。

 

这种论调得到了首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陆军大将的共鸣。于是后藤新平成了“台湾总督府民生局长”，在台湾实行鸦片专卖政策，大获成功。从那时以后“渐进禁烟”政策成了日本在海外实行的国策。

 

而这位后藤新平，就是“满铁”的首任总裁！现在可以推想日本的“满洲政策”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

 

昭和军阀在满洲实行的“渐进禁烟”和“鸦片专卖”，不但获得了经营“满洲国”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也为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提供了大量的活动资金。除了“上海12.8事件”，“绥远事件”，“热河事件”这些数不清的事件事变，甚至在“进驻法属印度支那事件”上都能闻到鸦片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