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
芦笛
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到底怎么样?一个从未受过西式军事教育的文人,靠自己看看《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就真能变成诸葛亮、吴用一样的神人么?我觉得很难想象。
现代战争是西式战争,是一种系统工程。用刘伯承的话来说,它需要专业人员组织,并不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描绘的原始活动,也不是《孙子兵法》的笼统原则可以具体指导的。军事指挥分为战略与战术的指挥。所谓战术指挥,一般是指组织和指挥战斗。指挥大一点的战役,特别是诸兵种协同参与的战役,需要专业训练,靠看旧小说或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不能获得这种专业技能。
尽管红军刚起事时面临的不过是民团和地方武装,从事的是小规模的原始战斗,与《三国演义》描绘的也相去不远,但《三国演义》并没有教你怎么看地图、用指南针,更没有晚清讲武堂里传授的“学科”与“术科”,甚至就连所谓“内线”“外线”的概念都没有。若是对付民团,不懂起码的专业技术倒也不是太大问题,但若与职业队伍交战,现学对方的本领,“学费”恐怕是自己的脑袋。那么,毛泽东是怎么学会打仗的?
陆定一在毛死后说了实话。记得他说,我党最初是靠军阀教会打仗的,是他们教会红军怎么组织参谋部,怎么看地图,怎么利用地形地物,怎么部署兵力,配置火力,安排预备队,等等。他只是没有点出具体的“军阀”的名字来。其实这也不难想见,无非是朱德、刘伯承、彭德怀、黄公略等人罢了。尽管他们受的粗浅专业教育用西方眼光来看不值一提,但在内战中也就够用了——李宗仁不过就是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么?那还算是高学历了。他还很看不起黄埔将领,说黄埔军校学制也就只有半年,什么都学不到。先总统蒋公只上了个士官预备学校,连士官生都不是,居然也就成了全军最高统帅。学历比老蒋高得多的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人做毛泽东的西席老夫子,当然绰绰有余。在很大程度上,国共双方的将领都是自学成才。既然双方都是边学边唱的票友,当然学习的危险就不是那么大了。
我想,毛就是这么“从游泳中学会游泳的”。他不是职业军人,在起事之初当然不可能具备指挥战斗的能力,而且,以他粗放浪漫的气质,也没有那耐心去详细规划兵力部署,组织后勤,因此很可能终生都不具备实际指挥战役的能力,只能作战略决策。初起事时不过是拿民团练刀,等到朱毛会合后,自然也就有人代他去具体策划战事了。他真正精通的还是韩信说的“将将之道”,亦即控制将领的才能。不过此人造反作乱的天赋毕竟很高,看来看去,也就看出门道来了。因此,尽管他在后期可能仍不具备战役指挥能力,只能给出大战役的大致设想和基本要点,但能做到这点,也就算是一个称职的战略家了。
以常理度之,这应该是毛泽东学会打仗的过程。党神话在几方面捣了鬼:第一,忽略了毛的学习成长过程。第二,隐瞒了毛直接指挥下红军遭受的惨败,甚至“反败为胜”,将它们吹成是什么“得意之笔”。第三,抹杀了集体的贡献特别是职业军人的贡献,把一切胜利都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它特别符合《史记》、《三国演义》塑造的传统思维定式,于是国人也就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种天生就能神机妙算的神人。
最近粗读了一点党史,觉得可以大致看出毛作为自学成才的军人的成长过程。为破除神话,兹不揣浅陋,撮举几个他在不同时期的失误。因为党史是最难治的史,必须从大量神话中刨出星点线索来,过来人的回忆又未必准确,我的阅读范围又严重受限,因此写得很无把握,还请识者教正。
一、井冈山与江西苏区时期
如所周知,领导秋收起义是毛泽东的第一桩功劳。毛原拟在发动起义后攻占长沙城。但起义组织得乱七八糟,指挥毫无章法,遭到惨败,从一个师5千多人损失到六七百人。毛只能放弃原定计划,撤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上去落草。
根据官方报道,秋收起义的计划是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出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制定的,攻打长沙乃是毛的主意,并不能赖到中央头上去。后来把残部拉上井冈山也是毛自作主张,并没有遇到来自中央的阻力。那阵子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残部都处于自生自灭状态,中央惊魂未定,也实在顾不上管。
毛之所以把残部拉上井冈山,完全是他的陈腐知识结构使然,他不懂马列主义,却把《三国演义》与《水浒》当成了毕生钻研的经典,走投无路时上山落草再自然不过。稍知马列基本教义或思想略微新潮的文人都不会这么做,因为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这道路也只可能由他来开创。
毛上井冈山后,手下大约六七百人,与早就落草的土匪袁文才、王佐的兵力大致相当。井冈山历来是土匪盘踞之地,易守难攻,但资源贫乏,人口稀少,没有发展潜力,只适合宋江一类没有抢天下野心、只求安身立命的土匪存身。毛初期的作为也与绿林好汉差不多,其战略是“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亦即以井冈山为安身立命之处,若山下风头缓了,便分兵下山抢给养(美其名曰“打土豪”)并扩展地盘;山下风头紧了,官军来剿,便将兵力收缩回来据险抵抗。如此一涨一缩,便称为“波浪式”。这基本还是山大王的套路,谈不上什么现代战略。其与传统土匪的区别,只在于他在部队里建立了党组织,以此控制部下,并在控制的地盘内组织发动群众起来清算屠杀当地的富户罢了。
正因为毛的“工农革命军”的作派与传统土匪外表太相似,因此并未引动地方政府的注意。朱毛会师前,官军只有过一次动用营级兵力的“进剿”,战斗规模很小。此后朱德在湘南暴动,大肆烧杀抢掠,激起成千上万的农民暴动(详见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又被官军追剿,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军民联手痛击之下,朱德立足不住,便逃往井冈山落脚,井冈山从此引起了官方的注意。
朱德带来了上万人马,与毛的队伍编为3个师9个团,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这是抄袭北伐“铁军”张发奎所部第四军番号。这9个团中,朱德带去7个团,毛的秋收起义残部有一个团,王佐、袁文才的绿林武装编为一个团。虽然都是团级编制,但兵力并不一样,井冈山的两个团每团也就几百人,而朱德带去的部队每团有上千人。井冈山只适合小股土匪安身,本来就已人满为患,现在一下子又来了这么多人,根本就不可能养活。据龚楚回忆,当他们初次见面时,毛讲到经济粮食困难,“立即便愁眉苦脸”,在第一次军政会议上的讲话中,毛就指出“今后经济问题最为严重,应请省委及中央设法接济”(《龚楚将军回忆录》,150,152页),可见那地区完全是死地,没有什么发展前途。
因为养不活那么多兵,部队便不能不一再缩编,先是从9个团减为6个团,后又遣散了湘南暴动农民组成的第30团与第33团,只剩下4个团约6千余人,其中28团是朱德的老班底,也是红四军的主力部队(林彪就是该团的),第29团由湘南农民军组成,第31团是毛泽东的秋收起义残部,第32团则是袁文才的绿林武装。这些部队中只有朱德的28团算得上是职业作战队伍,29团次之。毛的31团和袁的32团兵力和战斗力都不强,在后来反会剿中都只承担守山任务。主要作战任务由朱德的两个团承担。因此,如果井冈山真是革命摇篮,保卫那摇篮的主要还是朱德,他才是正宗的红军之父。
游击战也是朱德开创的,朱德后来在延安接受史沫特莱采访,在史氏所著《伟大的战士》中只字未提毛泽东的贡献,却自称他将游击战引入红军,而这一手是他当年当军阀在滇南剿匪时向土匪学来的。他的另一军阀经历更加生死攸关:当初云南军阀自相倾轧时,他和几个军阀从云南逃回四川去,走过的路恰好是二十年后红军长征走过的路,于是他便轻车熟路地做了红军的向导。
朱德的自称与龚楚的证词相一致。据龚楚说,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乃是朱德提出来的。此说有一定可信度,盖十六字诀并不见于毛给中央的报告或其他同期著作,只在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上有“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的政策”的相当简单粗糙的战术思想。据官方报道,毛首次使用十六字诀,是为1930年12月25日的军民誓师大会书写口号,有可能是掠人之美。
当然毛也不是毫无贡献,据龚楚说,毛虽是文人,对军事问题的理解却很敏锐。他的独特贡献是发明了“乡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战略,亦即以军队配合赤卫队,控制住县城外围的所有乡村,不准一切物资以及人民入城,并以红军一部控制交通要道,袭击国军运输与通讯部队,断绝城内一切接济和通讯。国军只好派兵出城采购粮食,一出城便遭到红军与赤卫队袭击。给养断绝后,国军只有撤出城市,在撤出时又会遭到红军伏击或追击。在整个国共战争中,这是我党全面使用的战略,称为“控制面,截断线,包围点”,亦即控制乡村,截断交通线,包围城市。如此即能充分发挥我党组织控制群众的优势,避免我军缺乏重武器、不善于攻坚的劣势,确实是一种天才发明,其最辉煌的表演,便是长春围城。
当然,真正要打仗,还是得靠革命军阀们,朱德来后,红军首次打下了永新城,让伟大领袖找到了压寨夫人——当年永新城的大美人贺子珍,更打败了几次会剿,主要承担作战任务的都是他带来的两个团特别是28团。但朱德和毛有分歧,他看出井冈山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并不赞同毛的“波浪式推进政策”,他更无法忍受毛的专横跋扈,因此总想向外发展。
这其实是对的,井冈山的致命缺陷是地瘠民贫,无法养活多兵,虽有天险,但缺乏回旋余地。毛的“波浪涨缩术”再折腾也成不了大气候。而且,若敌军长围久困,红军无法下山去白区“打草谷”,朱德的扁担用不上,迟早要给饿死。这其实也就是后来发生的事。
不光是朱德看出这点,中央和湖南省委也看出了这点,很不以毛的偏安思想为然,屡次要求毛离开井冈山向湘南或湘鄂赣发展。于是朱德便趁湖南省委干预时,带那两个团离开井冈山去湘南打郴州。打下郴州来后,由湘南农民组成的29团思乡心切,便逃散了,招致所谓“八月失败”。此事被毛当成借口,在给中央的报告(后选入毛选第一卷,题为《井冈山的斗争》)中大肆攻击,谴责为“流寇思想”,其实他才是山大王思想。如果井冈山道路就这么走下去,那很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中央苏区了。
待到国军第三次“会剿”,井冈山道路便走到了末路。朱德眼见无法守住井冈山,便决定“跳出外线”,让毛泽东和袁文才留守,这似乎是历来的规矩。但这次官军势大,毛看出了凶险,便提出要随大队转移,大家也只好答应了(此据《龚楚将军回忆录》,但他领导的29团逃散后,他本人便被派往湖南,半路遭到伏击受伤,辗转逃到香港,最后转到广西,并没有参加第三次反会剿,可能是他听老上级朱德讲的),于是守山的任务就交给了恰在此时来到井冈山的彭德怀率领的第五军,以及袁文才的32团。
朱毛下山后,原拟在外线配合守山部队,打破国军会剿,但在江西大余、南康等地被尾追的国军谢文彬旅追上痛击,只好逃入闽西南,把彭德怀扔在井冈山不管了。彭德怀死守了三天,天险被打破,只好率部突围,转战各地,最后创建了湘鄂赣边区根据地。
彭德怀在逃下山后总结了教训。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建立“巩固的后方”,只可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前者是指敌军打不进来的后方,后者则是指敌军能打进来,但我军又能把它打出去,“它又打进来,我又能再把它打出去,如此不断反复,人民群众始终拥护我们:对红军掩护、侦察敌情,对白军袭扰、封锁消息,对当地反革命分子,群众自动看押,甚至镇压,这样的根据地就算是巩固的”,“如井冈山那样的,只算军事后方,我们守了三天,被敌打破了,即使三天打不进来,三十天也是会打进来的”(《彭德怀自述》,网络版)。正因为没有巩固的后方,即使是巩固的根据地敌军也能攻入,因此不宜像在井冈山那样,建立医院集中医治伤兵,只能把伤员寄在群众家医治。
愚以为,这才是创建根据地的正确指导思想。毛的宋江战略的假定,是井冈山如梁山泊一般,始终不会被攻陷,但这只能发生在章回小说中。如果红军始终以井冈山为“波浪涨缩”的中心,把它当成攻不破的后方,那就势必给栓死于其上,既不利于寻找权力真空,大刀阔斧开拓苏区,势必错过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天赐良机,也无从实施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无论是攻还是守,都是消极被动的战略。待到天下粗安后,红区仍然只会是疥癣小疾。老蒋不必动用中央军,只调地方武装即可一鼓荡平。事实上,无论是红四军还是红五军,都是离开井冈山后才创出点基业来,最后合成了所谓中央苏区。
据彭德怀说,他是对中央巡视员潘心元说这番话的,但这是重大战略主张,他在跟毛再度会合后,肯定也会说起。不管他是否跟毛说过,毛确实也吸取了教训,放弃了从旧小说上抄下来的呆板战略,把“建立巩固后方”改为“建立巩固根据地”,由此才发展出了“诱敌深入”的运动战原则,不再搞宋江式死守天险了。
彭德怀还在其自述中委婉地暗示,指挥中央苏区头三次反围剿并不是毛一个人的功劳。例如第二次反围剿确定阻击和伏击的地点其实是彭作的决定,毛还问他是否有危险,云云。在歌颂毛的英明伟大的同时,他还是忍不住披露:“毛主席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披露了这些战事其实是毛向革命军阀学艺的过程。
然而我党党史却从来不提这些事,似乎天下是毛这个天生的神人一手包揽打下来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