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漫画名家，他是“延安三大怪”之一的装饰好手，他是开国大典的美术总设计，他是中国焦墨画的一代宗师。张仃的创作涉及广泛，擅长国画、漫画、壁画、邮票设计、年画、宣传画等。1936年，张仃以其漫画鲜明的民族风格和通俗性，被誉为三十年代中国漫画界的一座金矿。1938年，张仃来到延安，因个性桀骜不驯，他和诗人赛克、歌唱家杜矢甲一起被称作“延安三大怪”。 1978年张仃主持了首都国际机场大型壁画的创作，被誉为是中国壁画艺术复兴的经典之作晚年的张仃七进太行，走遍大江南北，潜心于焦墨山水，终成一代宗师。

[color=red]“延安三大怪”张仃（上集）[/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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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red]“延安三大怪”张仃（中集）[/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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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red]“延安三大怪”张仃（下集）[/color]

    人们常用“艺术多面手”形容张仃，作为一种评价，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解读张仃丰富多彩的一生，他应该是一座四通八达的艺术“立交桥”浮现在人的脑际：其右通往张光宇、叶浅予那样的都市自由艺术家，其左通往来自延安的红色艺术家，底部通向中国民间艺术的沃野，顶层与黄宾虹那样的借古开今、承先启后的艺术大师相连，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学院与民间，在这里互相碰撞、沟通。由于它的存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才得以血脉畅通，保持着整体上的平衡。

    艺术史上素来多出名家，少出大家，尤其通家。所谓通家，乃大家之最，他由丰沛的艺术天赋、超常的生命能量与质朴的人格合成，古与今、东与西、土与洋、雅与俗，还有艺术门类的壁垒，都不足以限制他；他凭直觉把握对象，敏锐准确，不会走眼——至少在艺术上。张仃就是这种最具通家素质的艺术家，从艺七十余年来，纵横驰骋于广阔的艺术领域，在漫画、装饰画、壁画、彩墨、焦墨、年画、书法、卡通、展览设计、工艺设计等众多领域均有独到建树，这样的通才，迄今为止的中国再也没有第二人。

    六十多年前，年仅十七岁的张仃在中国漫画界成名，犹如横空出世，一出手，就是如此高超，令人难以置信。看看许多画家画了一辈子的漫画，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我们只有惊叹艺术之神对他的青睐。张仃的同行和前辈，著名的叶浅予这样的评论这位东北小老弟：“他的漫画特别用心于‘骨法用笔’的造型准则，简练、准确、锋利、刚强，富于煽动性和吸引力。张仃这个名字在30年代初露头角时，漫画刊物的编者们好像发掘到一座金矿，舍得用较大篇幅发表他的作品。”

    到了延安后，张仃的漫画创作受到环境制约，艺术天才便转换到装饰方面，于是，在贫瘠苍凉、土得掉渣的黄土高原，出现了一个品位高雅的“作家俱乐部”，从此成为延安文化人和革命家周末跳舞聚会的好去处。诗人艾青这样说：“张仃走到哪儿，摩登就到哪儿。”这种“摩登”，甚至表现在大生产成果展示上，给到延安考察的外国记者团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惊异，这种装饰才能，后来在“包装新中国”的壮举中大显身手：国徽、政协会徽的设计，怀仁堂、勤政殿改造……；更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举办于欧洲的一系列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既无先例可循，又不能用西方那一套（因为是资产阶级），全凭自己的创造。张仃以天才的匠心，设计了一个个既传统又现代、极具中国民族风韵的场馆，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引起一次次轰动。这些展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外文化交流，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作用，而从艺术的角度看，张仃的这些设计，都是无以伦比的杰作，其中的经验，还有待后人的认识总结。

    写到这里，不能不提张仃与毕加索。假如一定要在20世纪的中国画家当中，寻找一个毕加索那样的人物，这个人非张仃莫属，他们都是真正的艺术通家。故此在中国，惟有张仃称得上毕加索的真正知音，他喜欢毕加索的艺术，真是到了痴迷程度。惟其如此，才会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冒着天下之大不韪，把毕加索及其西方现代绘画引进中国，获得“毕加索加城庙”的讥讽（所幸这个称呼已由时间给以“平反”，就像“印象派”、“野兽派”一样），在“文革”中险些把性命送掉。中国当代的装饰画派，还有国际上走红的“云南画派”，无不受惠于张仃当年的这一大胆之举。

    张仃十五岁流亡北京，考入北平美专，学的是中国画，而时代风暴的激荡，使他成了漫画家。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中国画的艺术革新也提到议事日程。张仃高瞻远瞩，既反虚无主义，又反保守主义，提出国画写生的艺术主张。1954年，与李可染、罗铭一起南下写生，开始了振兴中国画的艺术实践，为处于困境的中国画打开一条生路。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张仃调到中央工艺美院当第一副院长，主要精力用于教学行政工作和装饰画的探索，中国画的探索不能不受影响。“文革”噩梦，扑灭了张仃心里的色彩，扑灭了他的希望，却使张仃对焦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亲和力，一场新的艺术探索，于无声处悄悄开始，十年后，人们惊异地发现，一个难度极大的新国画品种——焦墨山水，已经形成。又是张仃，将原先主要作为一种技法的焦墨，发展为一套完整的艺术语言，将程邃、黄宾虹的小规模尝试发扬光大，扩充为黄钟大吕、史诗般的交响，给疲弱的当代中国画创作，注入了阳刚之气。三十多年来，张仃在这个领域辛勤耕耘，独步当今。

    张仃的艺术道路，有两条线索：一为“装饰”，一为“笔墨”，前者植根于中国民间绘画，旁吸西方现代艺术，后者立足于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绘画和书法，它们互相交叉、激荡、推进，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上演了一场罕见的威武雄壮剧。纵观张仃的一生，冥冥之中仿佛总有一种力量在引导他、保护他，使他绝处逢生，左右逢源，在中国美术史上扮演着探索者的角色。这，也许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神秘契合吧。评论家们早发现，张仃总是在“与时俱进”中，保持着“以不变应万变”，在中国美术界认识发生重大倾斜、艺术受到干扰、面临异化之时，挺身而出，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回击种种偏颇与谬误，捍卫着艺术的尊严，守望着艺术的家园。张仃以自己丰沛的才情、强悍的生命和西天取经的毅力，披荆斩棘，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建起一座宽敞的立体交叉桥。这是一座独一无二的立体交叉桥，因历史条件的严峻更显其不凡的价值，后人通行于此，应当记住这位造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