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

• 朱元璋是一个很独特的人、一个很独特的皇帝。清代史学家赵翼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在史书上，朱元璋则是以农民革命领袖、彻底专制者和平民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
　　朱元璋是史上出生最卑贱的皇帝。刘邦做过亭长（村委会主任）、赵匡胤出生行伍，李自成是下岗驿卒（邮政局职工），都曾是吃皇粮的体制内人。朱元璋则出生根红苗正的三代贫农家庭，父母死时“殡无棺椁，被体恶裳”，自己穷得先做和尚、后为流寇，真可谓一穷二白。

　　朱元璋是史上治吏最严酷的皇帝。在反腐工作中，朱元璋同志以下三点经验尤为重要：一是注重制度创新，他发明了挑断脚筋、剁手指、砍脚、断手、钩肠等酷刑，对贪污达六十两银子（约合人民币万元），竟处以剥皮之刑。二是加强思想教育，在各级官府公座两侧各悬挂一个塞满草的人皮袋，这种警示方式的效果，显然优于组织公仆看反腐电影。三是发动群众运动，凡发现贪赃害民的官吏，百姓有权聚众擒拿直接送至京师。朱元璋吏治的严厉，后人是很难再超越的。举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为例，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员均被处死，各地方官吏被杀者有数万人，追赃牵连到全国许多富户，以致中产之家大抵皆破产。
　　朱元璋时代，一方面严刑峻法，一方面兴农事，薄赋敛。百姓休养生息、官员如履薄冰。于是社会呈现出道德淳朴、生活安定、政治清明的景象。这是一个王朝初建时的典型气象。
　　梁启超曾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皆大盗也。”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是皇帝为核心的特权统治集团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资源，而广大民众处于被统制地位。因此，代表特权统治集团的皇帝既是国家暴力机器和“普天之下”所有财富的主人，同时又是神性和真理的化身。在一个王朝初期，皇帝往往能约束特权集团，特权集团也相对自律，因此在物资匮乏的同时，可以维持政府相对清廉、利益分配相对公平、道德相对淳朴的局面。

朱元璋从来就没有隐讳过自己的出身，甚至相当坦然，毫无隐瞒毫无讳饰的把自己的出身公布于天下。
　　
　　大明皇陵碑现在还在凤阳明皇陵内，碑上原原本本记述了朱元璋的家世出身，悲惨经历。摘录开头部分
　　“大明皇陵之碑孝子皇帝元璋谨述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兴建皇堂.
　　　　
　　　　 予时秉鉴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饬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 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
　　　　
　　　　其辞曰: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傍徨.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 惠此黄壤.殡无棺廓,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
　　　　
　　　　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兄弟并路,哀动遥苍.汪氏老母,为我筹量,遣子相送,备醴馨香.空门礼佛,出入僧房.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飚,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依,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而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 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侠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显然,朱元璋对自己的贫贱出身，没有丝毫讳饰,对当过和尚的经历,也没有丝毫隐瞒,“空门礼佛,出入僧房”.而且刻在石碑上,广布天下，流传后世.陈学霖还举出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太祖御笔》诗文作为证明，现存的《明太祖御笔》中就有三首言僧谈禅。说因为朱元璋对自己出身忌讳，怕别人言及，而制造文字狱，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逻辑。他自己都能这么坦然的去说，还怕别人影射吗？

　　有的人会说，虽然朱元璋自己可以坦然谈及自己的出身，但不等于他可以容许别人来谈。就比如一个人自己可以谦虚的说，自己很笨，或者很穷，但如果别人当面来嘲笑他说他是笨蛋或者穷鬼，他肯定是会生气的。这样的说法乍听起来是有道理的，但稍加推敲，便知道谬误。的确自己说，和别人说不一样，但现在的问题是根本不存在什么当面嘲笑或挖苦的事情，而是因为谐音产生的事端。一个能够相当坦然的把自己某方面公布出来的人，决不会动辄疑神疑鬼认为别人影射自己的这方面的缺陷。就比如一个能够坦然说自己笨的人，会因为别人赞扬他说“你奔跑的很快”，而认为“奔”和“笨”谐音，认为别人是嘲笑自己笨，从而勃然大怒吗？这显然不符合基本的心理规律！如果因为这样的谐音去责怪别人，那不是等于去承认和强调这是自己的缺陷，是羞耻，而且这个缺陷和羞耻非常非常大，所以连谐音都受不了，原本是要避讳和掩饰结果反而是用最尴尬最难堪的方式去强调和宣传。确实，世界上是有心理这么敏感和脆弱的人，但凡是具有这样心理的人，都必然拼命掩盖粉饰这个可能被别人诟病的方面，绝对不会有勇气自己先去坦然承认公布的。从朱元璋对自己出身的坦然来看，说他会因为谐音而制造文字狱显然是说不通的。


现在我按照自己的个人想法来对这两个阶段做一下分析，看看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谎言得以产生和传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第一个阶段，明朝时期这种谎言的产生和传播。一个很正常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谎言不产生在别人头上，却偏偏产生在朱元璋头上呢？我的想法是这和朱元璋实行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朱元璋的时代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权贵和官僚们生活的最艰难最痛苦日子最不好过的时代。明末的思想巨人王夫之曾经提出过“宽以养民，严以治吏”的政治主张，他说“宽之为失，非民之善，驭吏以宽，而民之残也”。但这样的主张，在中国历史上大概从来没有落实，也不可能落实，但惟独在朱元璋时代，却得到了最严格最彻底的落实。当时的官员动辄得咎，反贪三大案中的空印案，郭桓案，几乎把整个官僚阶层从上到下都清洗了一遍。　“天下中产以上人家破产大半”。
　　毛佩琦很形象的描绘过当时的情形“当时的官员们惴惴不安，经常是上班的时候，早上起来上班，要跟家里头妻子道别，说今天去了，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侥幸晚上回到家里，见了妻子的面儿说，今天又活了一天，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朱元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允许普通农民捉拿扰民官吏，严禁官吏下乡
　　在《大诰三编》的《县官求免于民》中有这样一件事情，在北平布政使司相当于今天河北省乐亭县的农民赵罕晨，率领三四十个农民将一帮县里的贪官污吏擒拿起来，押送到了首都。


　　在《大诰续编》的《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中，朱元璋向全国通报表彰了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常熟县农民陈寿六。
　　　　陈寿六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3人捆绑了‘害民甚众’的县吏顾英，到首都告御状。结果受到朱元璋大张旗鼓的支持。朱元璋嘉奖他能干
　　　　，赏了他钞票20锭（大约相当于今天1万多元人民币，免除杂泛差役三年，并通报全国予以嘉奖
　　　　“朱元璋严厉警告说：若有敢于无事生非扰害陈寿六者，‘族诛’——杀全家；若有敢于捏造罪名诬陷陈寿六者，‘族诛’——杀全家，此后，陈寿六若有过失，只有朱元璋本人有权力审问他”“最后朱元璋感叹道‘其陈寿六岂不伟哉？’——这陈寿六难道不是很了不起么？”
　　
　　我看明末历史的时候，常常想如果崇祯能够实行朱元璋的政策的话，还哪里有什么狗屁财政问题啊？就算供养一支百万人的军队，打一百年的仗也不是问题。但后来一想就明白了，这是不现实的。任何皇帝除了朱元璋以外都不可能这么做，也不敢这么做，如果敢这么做的话，没有等农民起来造反，官员肯定先起来造反了。李自成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触犯了官僚商人阶层的利益，以至于把这些人逼的去投靠满清（当然这种投靠最后结果更惨，但当时他们没有预见到这点）。大部分人当官是为了发财享受，如果弄的他们比囚犯都不如，他们能不发狂吗？
　　须知支撑皇帝的权力基础就是这些官僚阶层，权贵阶层，触犯了这个阶层的利益，就等于自己抽掉了自己统治的根基，没有哪一个皇帝会傻到这个地步。但惟独朱元璋是个异数，他敢于得罪全天下的官吏和权贵，强悍到这个地步，确实是绝无仅有的。要说在这样的统治下，那些功臣权贵不想造反，才是见鬼了，换了我是那些权贵，我也铁定造反。似乎有人说过朱元璋杀李善长是杀错了，因为李善长没有造反的理由，他本身已经达到了最高的位置，辅佐胡惟庸造反就算成功，也不过依然是那样的位置，又何必冒险造反，这样的话初听很有道理，但其实不对，李善长如果辅佐胡惟庸造反成功，他至少可以觉得自己能够活的更舒服一点，想侵占民田，就侵占民田，想生活的奢侈一点就奢侈一点，想鱼肉百姓就鱼肉百姓，肯定不会象在朱元璋统治下那么活的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拘束无比，因为贪污银子60两以上就要被砍头剥皮，光此一点，就已经可以构成充足的推翻朱元璋的理由了。

　　所以我说，换了任何一个别的皇帝，实行这样的政策，铁定要失败，铁定要被推翻，铁定要完蛋。实行这样的政策，还当皇帝，那就等于把自己放在火山口上。对别的皇帝来说，只要臣僚不造反，别的事情都好商量，贪污就贪污一点，侵占民田就侵占民田，生活奢侈就奢侈一点吧，不但不是坏事，反而说明臣僚没有政治的野心，不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历史书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故事，皇帝担心某个大臣有可能造反，于是这个大臣请求皇帝赏赐给他多少田地多少金银，于是皇帝就放心了，这说明这个大臣没有政治野心啊，顿时传为佳话。可是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佳话到了朱元璋那里，却全变了，根本行不通。在朱元璋时代，如果谁敢这么做，那无异是自己找死！朱元璋不是那种为了当皇帝而当皇帝的人，只要能当上皇帝，其他都可以商量的人，相反他是一个有着明确政治理想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宁愿得罪天下所有的官僚，就算所有的官僚都起来造他的反，他也在所不惜。他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这一点能够从胡大海在外边领兵打仗的时候，朱元璋就杀掉他犯法的儿子，并说出“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这样的话得到证明，从理智的角度，这样的做法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任何别人如果效仿这种做法，最后的结果可能都是自取灭亡。
　　我常常觉得朱元璋之所以没有被推翻，没有失败，没有完蛋，实在不得不归功于他那超级强悍的个人能力，他等于是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发动了一场暴力革命，和所有的官员权贵阶层为敌，进行了利益的再分配。
　　
　　了解了这样的事实，我们再来看关于朱元璋文字狱的传说，就可以得到一个清楚的答案了。朱元璋打击的阶层，恰恰是掌握有话语权的阶层，这个阶层在朱元璋这样严厉的打击之下，如果说没有仇恨怨毒，那是不可能的。朱元璋在世的时候，迫于他强大的力量，这种仇恨怨毒没有办法发泄出来，朱元璋去世之后，由于时代接近，他们就算想造谣，诋毁抹黑朱元璋，也不太容易办到，容易被揭穿，所以依然得不到发泄。但仇恨的种子已经播下，仇恨怨毒也一代一代流传下去，到了弘治正德以后，终于可以发芽成长了。这些人对朱元璋仇恨，对朱元璋的出身当然就更看不起了，觉得他出身贫贱，还当过和尚，于是很容易就从这方面做文章。直接公然的挖苦攻击，太笨拙，于是就制造出朱元璋文字狱的神话，说是朱元璋因为自己的出身，而有种种忌讳，所以因为字的谐音就杀人，说的活灵活现，真是一箭双雕，既把朱元璋丑化成了一个残暴心理病态的人，又能把朱元璋的贫贱出身渲染挖苦一下，很可以发泄他们心理的仇恨，带来精神上的满足。以后，这些谎言就不断流传，以讹传讹，继续生长，最后居然似乎变成了历史事实。更何况到了明代后期，那些文官本来就有凭借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就能对当朝的皇帝诽谤污蔑大肆攻击的习惯，对当朝的皇帝尚且如此，对两百多年前的朱元璋自然更不会放过。将近两百多年后的满清雍正对明朝人的非君风气还大为光火，他说“昔明嘉靖、万历之时稗官野史所以污谤其君者，不一而足，如《忧疑竑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诸书，咸讪诽朝廷，诬及宫壶。当时并未发觉，以至流传至今，惑人观听”（《大义觉迷录》）（这里当然是这个暴君的无知了，明代人并非是什么“当时并未发觉”，而是对明朝人来说，非君是时髦流行的举动，认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满清统治者自然难以理解）
　　明代人因为思想解放，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都有，这种对朱元璋的污蔑诽谤也不过是其中一种而已，虽然有部分市场，但在当时并不引人瞩目，大部分的学者也不把这个作为信史，只当成笑话来看而已。钱谦益考证之后，应该说这些谎言更不值一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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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一拜我大明太祖朱元璋，真正的千古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