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会师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第30军程世才所部占领四川懋功县（即现在的小金县）。在只有几十户人家的达维，为了迎接中央领导，30军的士兵特地将该村居住环境最好的一所喇嘛庙打扫布置妥当。


12日下午，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2师第4团陈光所部从夹金山下来后进入达维，一、四方面军于此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最先会合的达维镇小木桥，如今叫做“会师桥”，桥的左侧方向是夹金山。


 

达维喇嘛庙，右侧木楼是当时红四军士兵为中央领导准备的住处。中共中央机构到达后，张闻天、毛泽东、秦邦宪、周恩来、朱德、李德、王稼祥（王随后到卓克基疗伤）等均住于此。

会师时中央红军的人数仅有一万余（有认为不到一万），其中还含有近三千的首长、机关、妇女等非专职战斗人员。

以比较中性的眼光来看，“长征”实际上是红军主力在当时政府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不得不放弃了原来的苏区根据地，作大规模的“转进”；因此长征有一显著的特点，就是事先并无、或者根本无法订出明确的目的区域，在具体过程中边逃边打，临时找落脚点喘息，然后再作新的军事冒险。理解这一点，就不难明白后来红军分裂的外在因素。

实际上，最早进行长征的应该是红四方面军。1932年下半年，鄂豫皖苏区在第四次围剿中，被迫从中南地区转进了两千多公里，到了川陕边区；于此重新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在此后两年多的发展中，红四方面军从一万多人发展到八万余人（此外还有两万多地方武装），占领了川北二十余县，控制人口二百多万。1934年年以后，由于川北地区连年征战，能够补给红军的作战资源越来越少，张国焘开始计划重新开辟新的苏区；此时中央红军也被迫从江西撤出。红一方面军历经艰险，损失大半；经过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进入四川；张国焘得知消息后便率部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并准备和一方面军会合后再作打算。

 

川陕边区时期红四方面军的队列阵容


为了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指示下作了全面动员，并准备了大量的食物和其他补给物资；估计到中央红军长途征战的损失，红四方面军的得力干将徐向前还提议组成带有粮油的炊事队随军出发，一旦会师立即补充到一方面军，帮助他们解决吃饭问题。当30军政委李先念见到中央领导时，当即命令士兵抬上了许多川西老腊肉、粮食、毛衣毛袜、皮背心等等礼品。衣衫褴褛兼饥肠咕咕的中央红军一见丰盛的食物，激动得抱住四方面军的弟兄不放，开怀大嚼，气氛非常融洽。

6月16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红四方面军总负责张国焘从茂县赶到抚边，和中央机构会合。中央的政治局委员和其他军事领导夹道迎接张国焘，久别重逢，双方见面时都非常激动。此后中共中央迁到南面约31公里处的懋功县城，在一间法国传教士办的天主教堂内住下。


 

红四方面军士兵为迎接红一方面军，在达维镇入口搭起的彩门


 

会师后红军何去何从，这是当时摆在中共红色武装面前的首要问题，于是中共中央在达维旁北面的两河口举行了会议，商定今后的方向。上图是两河口会址，原系关帝庙，如今成为革命观瞻胜地之一。


 

懋功周边图。小金县即为原来的懋功

许多教科书都将两河口会议视为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的开始。虽然这种说法显然是后来为了彻底搞臭张国焘所找出的依据之一，但当时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确实很快出现了不和的苗头。至于谁是导致不和的罪魁祸首，不但当时，即便进步开化到了今天，也将是一场打不完的官司；然而最后的裁定仍然遵从了“成王败寇”这个古老而封建的标准，谁占了下风谁就得自认倒霉，被挂上“左”或“右”倾机会主义的牌子。这在共运史中已经成为铁律，虽然这个价值观体系自认为最科学、最先进、最能代表人类发展。

在会议中，实际控制中央的毛泽东提出了“不动声色的跑到宁夏，背靠外蒙古，从外蒙古（指苏联的势力范围）弄点飞机大炮，回敬蒋介石”【1】。此外，毛泽东鉴于一、四方面军在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提出了要四方面军掩护中央到宁夏，“如果宁夏再不能立足，也可以坐汽车到外蒙，留下革命的种子”。

张国焘接着发言；显然他不愿意一见面就吵架，他提出了含有毛的意见在内的三个方案：1. 以现在所占领的地区（指川康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发展；2. 移到宁夏南面以宁夏为后方（因当时政府军的主力在南面）并以外蒙为靠背；3. 移到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2】。随后他又分析了各种方案的利弊，但在会议中，政治局并没有得出最后的决定。最后，毛泽东表示，这个问题重大，应该从长研究，便结束了会议；但事后似乎并没有进一步的集体研究。由此，张国焘怀疑，毛泽东在他还没有赶到抚边时已经私下和其他人决定了（这确实也是老毛惯用的手法）两个方面军全部北上，只不过因为张国焘也是政治局委员，不得不召开会议应付一下。

在当时的政治局中，只有张、毛两人是中共元老中的元老，而且两人都同样具有将马列“真理”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丰富经验和强悍能力，这绝对是中共早期其他各届最高领导所普遍欠缺的特长；加之由于长期得不到共产国际【注1】的指示，其他与会的政治局委员自然不敢多言。

此后，会师初期那种久别重逢的激动和喜悦很快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谓“路线斗争”的勾心斗角。有认为当时毛泽东最担忧的是张国焘取而代之，而张国焘则认为毛泽东是挟天子（指中央）令诸侯。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从权力争夺（大家都习惯将之用路线斗争来作为掩饰）的角度考虑，张国焘无疑是毛泽东当时唯一最大的对手，甚至是他从事中共革命活动以来最有威胁的对手。

在抚边会议的当天下午，中央就派周恩来通知张国焘，军事委员会（张国焘是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之一）临时决定，以红四方面军为右路军，向卓克基至毛儿盖以东集结；以红一方面军为左路军，向毛儿盖集结，总的方向是向北进发。

此外，中央政治保卫局曾提出要在红四方面军建立工作系统【注2】，当即遭到张国焘的强硬反对，直到后来的西路军，政治保卫局都没有在四方面军内部安插或训练干部。

此后，不但最高领导层的毛、张有意见分析，两个方面军由于长期各自独立发展所造成的差异，彼此也产生了许多隔阂；一方面军认为四方面军没有经历过他们那样艰险的“长征”，四方面军则认为一方面军以中央老大自居，而且败兵之将何来言勇。

为了缓和矛盾，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如张闻天、王稼祥、朱德、陈昌浩等人均作了很多调和工作，大家都强调当前加强团结和统一指挥的重要性，于是张、毛之间似乎暂时达成了谅解。

在7月份的毛儿盖会议中，红军指挥系统作了调整，以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刘伯承为总司令部参谋长；徐向前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为前敌总政委，叶剑英为前敌参谋长。为了充实一方面军的战斗力，四方面军抽调了三个团拨归一方面军，而一方面军也抽调了一些干部充实四方面军的指挥系统。待到8月初的毛儿盖会议中，原定拟定的左、右两路军又作了调整：

左路军，以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含第5（董振堂，原一方面军第五军团）、9（孙玉清，原四方面军）、31（余天云，原四方面军）、32（罗炳辉，原一方面军第九军团）、33（罗南辉，原四方面军）等军，从卓克基北取阿坝，继而北进夏河；

右路军，以前敌指挥部率领，含第1（林彪，原一方面军第一军团）、4（许世友，原四方面军）、30（程世才，原四方面军）等军，以少部对松番胡宗南部警戒，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

此外，由彭德怀率一方面军第三军团作为总预备队，并保护中央机关。但后来在进入若尔盖沼泽（草地）时，中央机关和红三军团并入了右路军，中央机关夹在第一军和30军之间，敌前指挥部在30军，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殿后【3】。

一、四方面会合后的红军，首当其冲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军事上如何摆脱政府军的追剿，因而军事指挥权是全党权力重新分配的重心。从上述的改编来看，以张国焘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明显占了全军的优势，毛泽东要改变这种被动相当的困难，除非有杀着和机会。很明显，当时红军如果发生任何分裂，对张国焘所获得的优势将大大的不利。

然而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却是一个奇怪的部署，尤其从军事作战的角度更是不可理喻；并且也对张国焘的优势留下隐忧；然而当时的这个部署，显然得到大家的认同。对于这种奇怪的共识，如果从“路线斗争”的角度分析，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张国焘对当时彼此之间的妥协的后果过于自信，似乎他已经处于优势，老毛玩不出花样。然而，如果认为是老毛老谋深算设下的圈套，显然也是不合情理和缺乏证据的。

此后，便发生了两路军分头北上的同时，右路军在绕过松藩，走出若尔盖湿地草原之后，毛泽东突然带着第一军（林彪所部，老毛的“嫡系”【注3】）、中央机关和第三军团等，撇下大部队，径自向着甘南方向跑了。前敌总指挥部的参谋长叶剑英也悄悄独自跟着老毛走了（由此，不但留下了一综可能永远无法澄清的“电报”疑案，还使老叶后来得到了毛公“大事当头不糊涂”的称赞）。

老毛这一跑，实际上是一着非常危险的豪赌，因为他那不到一万人的队伍，随时都有被政府军合围歼灭的可能，而且还可能在党内背上分裂党和军队的罪名。老毛的真实动机可能永远无法知道，然而很明显，分裂对他很有好处，特别有几点对他摆脱当时所处的被动态势非常有利：1. 他手里有遵义会议以后就被他控制的中央机构；尽管这个机构当时已经名存实亡，然而一旦赌赢了，这个机构不但能使他的冒险成为名正言顺的“正确路线”，还能得到共产国际的首肯；2. 他的部队人少，机动性相对较好，而且可以利用身后的那两条大鱼作为诱饵，将政府军的追剿引开；3. 只有这样，才有机会使他摆脱和张国焘竞争中所处的劣势；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他不跑，错失良机坐待以后红军的稳定，无论他再用什么招数都可能要在国焘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多年以后毛泽东曾回忆，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4】。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老毛最后一博的豪赌赢了！类似的豪赌他后来在1966年又玩过一次。


 

红军分裂示意图

对张国焘来说，老毛的这一跑将成为他一生事业彻底玩完的转折点。如上所述在此之前，作为老毛的所有对手，唯有他张特立兄具有足够的资格、经验、能力和手段与老毛博弈；他和毛一样，远不同其他那些只会搞搞翻译、唯共产国际的命令是从的中共书呆子领袖，他同样精通党领导的精髓实质，同样能够在非常险恶的环境下组织军队创立根据地。此外，老张在马列理论的素养方面也远比毛泽东高；他在苏俄接受过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灌输，但他却很少教条，除非某种教条对他有利（毛公亦然）。然而这次他从优势中一下子崩了盘，最大的失着就在于他低估了老毛的手段，没有把中央机构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身边；更失算的是，他居然同意将会合后的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这不但对军事行动毫无好处，而且削弱了他能理直气壮大声说话的实际军事实力，更无疑为老毛创造了反手做空的大好机会。

相比之下或许还能得出这样的印象，老张比老毛更多一些理想主义色彩，这点我们后面还会体会到。


为了打破国际孤立，将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纳入自己的指挥势力的一种国际形式；他们甚至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祖国 — 苏联”这样的国际口号。中共从成立到以后的各种坎坷，都与共产国际（实际上就是苏联）对中国的策略息息相关；并且形成了失败挫折就是中共领导人的错误、胜利成功就是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的习惯；直到二战爆发以后，中共才逐渐走出相对独立的路子。

【注2】 中央政治保卫局是大革命失败以后，效仿苏俄“契卡”在上海设立的，初时主要职能是反谍惩奸和保卫中央机关。1932年该局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入闽赣苏区后，监视和控制军队干部的思想言行就成为该局的主要工作。

【注3】 该军前身是红4军，是朱德在1928年2月的湘南暴动时拉起的队伍，其前身又是参加八一南昌暴动时部分国民革命军第4军的队伍，因此朱德将这支红色武装命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军”，这个番号并非按照军队编制要求命名，只是表示出该部队具有“铁军”的传统。红4军组建时编制如后：军长朱德，28团团长王尔琢，党代表陈毅，29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毛泽东在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以后奉中央命令到湖南文家市等地组织农军搞“秋收暴动”，失败后带领约七百农军残部退到湘南的三湾整理，并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毛自任司令；后来该部与罗霄山中段的井岗山土匪王佐、袁文才等百余人合股，从此占据井岗山，但除了剪径劫舍之外，无甚革命建树。1928年3月，毛无意中得知朱德的红四军在郴州一带活动，便派人联系。当毛得知朱德的部队不但打过一些胜仗，实力也远比自己的“第一师”强大得多，便放弃了立即会合的念头，打算等到自己有点本钱再说。当年4月，红4军受到桂军和粤军两面夹击，退往酃县辖区水口镇（井岗山西侧），无意中碰到毛的“第一师”所部，于是双方联系，最后会合；这就是著名的朱毛井岗山会师。会师以后，中共中央得知消息便委派湖南省委负责人杜修经于5月12日在礱市召开红4军会议，指示加强军事工作，强调集体领导，并整编革命武装。毛的“第一师”番号取消，所部640余人编成红4军31团。此后，红4军的编制为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28团团长王尔琢，党代表陈毅；29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31团团长伍仲豪，党代表何挺颖。由于朱德在党内资历较浅，且为人少居野心，毛泽东便通过拉拢老红4军干部林彪（井岗山会师时林彪为28团的连长）等手法，逐渐将红4军军政大权囊括在手；但开始时部队曾几次闹过“拥朱反毛”的骚动。红4军后来扩编成中央红军第一军团，一直被毛视为自己“井岗山的同志们”。


2. 南下

红军主力分头出发以后，由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左路军，穿过草地，到达红原县蒡边的刷金寺，他们稍作休整后便按原来中央拟定的计划，向东北方向的甘南地区进发。然而突如其来的暴雨，使得玛楚河（黄河上游源头之流）的河水猛涨，左路军无法涉渡，只得折回刷金寺。在刷金寺时，红军总司令部得知毛泽东私自北上的消息。

总司令部鉴于左路军渡河受阻，1、3军（团）独自北上势必引起政府军加强对红军主力继续北上的阻击，便命令右路军南下，于党坝和左路军会合。在此期间，前敌指挥部曾接到林彪所部的电报，称已占据一悬崖险桥（根据地图分析，推测应该是腊子口），即将北撤，要求指挥部一天之内迅速派人接防云云【5】；此后便不知行踪。

如果从当时军事态势全局的角度考虑，红军主力决定南下，应该认为是无可非议。这种部署起码避免了主力继续北上所受到的阻击；尽管当时他们可能还不太清楚，政府军马鸿宾一个军、何柱国的第3骑兵师、白凤翔的第6骑兵师等兵力，正在甘南地区以逸待劳，准备迎头痛击继续北上的红军。 此外，马步芳的三个主力旅也在向青海南部移动，准备防止红军主力北窜青海，并策应甘南地区国军的阻击；另外还有中央军的毛炳文、胡宗南（隶兰州绥靖公署指挥）等纵队主力也在急速向甘南地区驰援【6】。在这种敌情形势下，即使不考虑红军主力走出若尔盖草地以后，人员粮草的严重消耗以及恰时补给的困难；两面受敌的态势也将大大挫伤红军继续作战的能力和士气。就算红军命大，最终也完全可能在严重损耗的情况下重新缩回若尔盖地区。如此一来，得不到充足的补给的红军将会困死在湿地之中；这个地区据说是全世界最大的高原沼泽地带。

 

红原若尔盖地区的高原湿地


由此不得不让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后来指责张国焘“擅自”带领红军主力南下乃严重 “分裂党的罪行”，是一种“莫须有罪”的恶劣行为。这种不道德的谴责，也许正是最后逼使张国焘彻底抛弃自己理想的主要原因。这个“理想”曾经使张国焘为之坚苦奋斗了十九年。

左右两路军分头南下以后，在党坝地区重新会合。10月5日（徐向前将军给出的日期），红军主力在卓别基召开了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从现在所能得到的资料来看，当时与会的红军干部显然对毛泽东私自北上的行为非常愤怒。 尽管几年后中共全党就把对待张国焘的态度提高到鉴别党员是否对党忠诚（实际上是对毛泽东个人的忠诚）的高度，然而在徐向前等人回忆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体会出当时的那种愤怒。

不过特别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毛公那种个人玩弄全党全军的指鹿为马的行为，竟然能够安然地使得众多的红四方面军成员，老老实实背上了四十多年的政治黑锅；有幸活下来的人还得无时不刻地将死老虎张国焘拿出来臭骂一通，以此表明自己的忠诚和悔过自新；即便是身经百战兼九死一生的骁勇战将，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命数”。

人性被扭曲以后的懦弱和可悲，实在让人:嘘欷不已；尽管这是所有暴力革命必须具有的基本秉性！


 

当年的红四方面军无疑是红军的主力


卓别基会议最后决定，红军主力不服从毛泽东所挟持的中央，自己成立了临时中央，由张国焘任临时中央书记。这是一个对中共党内路线斗争史很有影响的事件。尽管目前的资料尚不足以得出任何明确的判断，然而这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综合现有资料，存在以下一些可能性，虽然要明确这些可能性还需要更多的可靠材料：

1. 另立临时中央，当时得到全军干部，包括朱德总司令（虽然朱老总似乎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习惯）和其他主要将领，也包括非红四方面军将领，如象董振堂、罗炳辉等的支持；
2. 这个临时中央，在成立的时候已经明确了它的“临时”性质，否则以中共这样的早就精于党的严密组织的**，就不会仅仅是以一个光杆“书记”领导工作；
3. 包括张国焘在内的所有主力红军将领都不赞成决裂，但希望分裂有复合的余地；否则两个中央就不会一直保持密切的电报联系；
4. 毛泽东的陕北中央，当时也有内疚的表现；目前所知的双方来往电文似乎支持这种可能性；
5. 不排除张国焘有以此掌握全党的个人野心，但也不能排除他的这种野心具有“为了党和红军的事业”的动机；
6. 张国焘本人当时在全军享有相当高的威望。

卓别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红军首要解决的问题是足够的粮食补给；此外眼看马上就要冬季，也急需找到养息过冬的临时根据地。随后红军主力分兵两个纵队，沿大金川两岸南下，攻克成都西侧的宝兴、芦山、天全等地区，虏获大量的粮食和其他物质之后又退回懋功一带。1935年年底，红军陆续撤到丹巴、道孚、炉霍（总司令部驻地）、甘孜一线，利用南面的雪山险阻，屏障自己过冬休整。


 

1936年1月，红军总司令部在甘孜一带休整时，将部队重新整编：
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兼），总参谋长刘伯承；
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李特；辖三师九团；
第4军：陈再道（原军长许世友凋往直辖骑兵师），政委：王宏坤；辖三师九团；
第5军（由原第5军和33军罗南辉部合并）：董振堂，副：罗南辉，政委：黄超；辖三师九团；
第9军：孙玉清，政委：陈海松；辖三师九团；
第30军：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辖两师6团，
第31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兼（至9月，王树声因病患，由原二方面军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接任），政委：周纯全；辖两师六团；
第32军：罗炳辉，政委：李干辉；辖两师六团；
直辖骑兵师：许世友；约200骑【注1】。
此外还有一个从原川北苏区带出来的地方武装，命名为“抗日救国军”。
全军约四万余人。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区发行的布质货币。这种“货币”一直到1935年-1936年冬季修整时仍然在康西地区使用。


 

1936年6月，红军主力出发北上之前打给甘孜白利寺喇嘛的青稞收据。按今天的标准，它的文物价值无疑远远大过50石青稞，然而肯定是一张不能通过财会要求的“白条子”。


 

当年红四方面军自制的手榴弹


1935年6月3日，红四方面军的策应部队第32军罗南辉所部，在理塘县以南30余公里的甲洼镇（距甘孜约230多公里）与红二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师。随后红二方面军开到红四方面军占据的甘孜地区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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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许世友后来称自己为骑兵师司令，有三千五百多人。但根据他的老上级徐向前的资料，当时组建的骑兵师只有两百来人骑（？）。从编制上来看，“骑兵师司令”是一个奇怪的官衔，若按许司令的编制，起码得有两三千匹战马，这对当时蛰居西康的红四方面军是难以想象的。



3. 北上与西路军的形成

1936年初，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林育英奉共产国际的命令潜回国内，他向中共传达了苏俄要求中共必须向国民政府妥协的指示（即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决议）【7】。如前面回帖所述，斯大林改变了在中国的策略，他希望中共和国民政府形成抗日联合统一战线。

也许可以这样认为：斯大林这一新的策略，其目的虽然相当自私卑鄙，而且按照老牌正宗的马列经义判断（老呆子托洛茨基就是这种理解的忠实鼓吹者），这无疑也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庸俗“实用主义”的伎俩；然而在客观上，却把中共从覆灭的边缘拉了回来。此外，为了达到主要目的，斯大林对于中共内部的分裂也采取了宽容的规劝态度。

不过在此期间，陕北中共对于执行斯大林的国际大策略却采取了装糊涂的“实用主义”态度；因为毛泽东认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才是中共最大的死敌，他甚至打算挑拨和利用日本人、东北军、国民政府、苏俄等各方面之间的矛盾，从而坐收渔人之利。很快，陕北中共就以团结抗日的旗号和张学良达成秘密协议【注1】，宏图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这样不但能使自己弱小贫困的根据地得以安全甚至扩展，还在形式上“遵从”了共产国际所制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更为进一步和国民政府较劲打下了基础。然而斯大林很快纠正了这种对自己战略意图的曲解，他后来进一步明确指示，中共必须抛弃张学良，暂时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妥协【8】。斯大林非常清楚，唯有蒋介石才能把日本人牢牢地拖住。

后来我们曾经被反复告知：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地制定了“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因此他老人家再次拯救了党、军队和革命事业，甚至拯救了中华民族和二次大战中被法西斯奴役的世界人民；这后一种看法，至今仍为毛泽东的嫡孙毛新宇博士所坚持。

 

林育英


林育英（当时化名张浩）系林彪的堂兄，他和他的哥哥林育南都曾经是张国焘搞“二七”工运时的老部下。据说他是从飞机上跳伞秘密到达陕北的。林育英到达陕北后，曾撮合红军分裂后的两个“中央”，甚至打算只身到西康会见张国焘等人。由于林育英具有共产国际“钦差”的身份，所以在陕北的中共高层之中，一直享有比较特殊的地位。1942年3月他病逝时不但受到了隆重的葬礼追悼，甚至独一无二地享受了毛泽东亲自抬灵柩的特殊待遇。这个史无前例的殊誉也许充分反映出当时毛对苏俄的重视和期望。教科书闭口不提这段插曲，其中原因颇耐人寻味，或许是要强调和修饰毛泽东领导中共从始至终都是“自力更生”的光辉历程。


 


 

毛泽东在林育英出殡时为葬礼拉白挽；右上角是林育英像，右一为朱德（戴口罩者），载眼镜者为任弼时，左二为林彪。注意毛泽东的帽子与众不同，类似苏联内战时期红军士兵的尖头帽（即保尔科察金戴的那种，参见下图），是原装进口的礼物（比如说林育英送的）还是仿造？目前无从考证。


 

自从中共发生分裂以后，两个“中央”的关系没有继续恶化，双方甚至在相当一段时期还彼此“体谅”。在得知林育英传达共产国际的新策略之后，张国焘于6月上旬宣布取消“临时中央”，并和陕北中央重新协调了红军的战略，提出了以红二、四方面军组成西北局，创建中共武装在西北地区的势力范围。这个主张很快得到陕北中央的赞同，张国焘兼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注2】。这个新的改变决定了红军主力继续北上的策略。

1936年6月，红军总司令部作出计划，两个方面军分成三个纵队分头向若尔盖地区进发，在包座会合后再兵分两路继续北进。

正在在红军主力准备北上之际，突然爆发了两广 “六一事变”，使得国民政府不得不将在西北的中央军主力胡宗南部由松藩地区往东面调动，以应变长江以南万一爆发的新内战，因而也大大减轻了红军北上的阻力。当月底，二、四方面军的红军主力再次分头顺利越过草地，于7月下旬在包座一带会合。

8月初，红军主力进入甘南地区，红四方面军在岷县以北区域（岷县守军鲁大昌部死守不弃，红军久攻不下），一度拿下漳县、渭源，甚至进逼兰州。红二方面军在哈达铺东北的区域。当时红军总司令部的意图是以二方面军作为策应，四方面军假道陇西夺取河西走廊，进而打通和苏联的国际路线【9】。



此后由于中共中央的参与，全军的战略部署就不断发生更变：
1. 最初中央的意图先是以三个方面军策应东北军打通北往苏联的路线（也就是说以东北军为北上的主力）。但很快由于东北军的犹豫和不协调，便改变计划，拟以二、四方面军先在甘南地区建立根据地，然后图谋北进；

2. 到了8月下旬，中央又意图以红二方面军在甘南东部策应，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独立进取青海和甘西地区，以打通新疆边境，这实际上是原来红军总司令部的计划；

3. 8月底，又因国府中央军主力回师西北，中共中央鉴于陕北人口稀少物产贫乏，“不能供给大军（指中央红军）久驻”【10】，于是再度变更计划，准备以红一方面军主力从宁夏西部由北往南，红四方面军从甘南地区由南向北，红二方面军在陕甘边区策应并阻滞中央军西调；先以一、四方面军在西兰公路区域南北夹击消灭西北地方政府军主力，然后夺取宁夏继而往北打通蒙古；这也是所谓“宁夏战役计划”的最初蓝本；

4. 到了9月，中央又称一方面军兵力薄弱，还要抽一部分力量保卫陕北边区，因而放弃了该部主力由北向南合击的任务，但希望单独由四方面军由南向北进击。这显然是达不到战术意图的冒险行为。鉴于如果放弃计划，二、四方面军都开往陕北，粮食补给困难将影响全军，张国焘和朱德曾提出由四方面军部分主力从甘南西部的永靖、循化西渡黄河，在适当地方建立滩头阵地，先掩护四方面军主力西渡；然后向靖远一带迂回，再掩护一方面军西渡黄河，继而夺取宁夏，再打通与苏联的通道。

然而这个计划又被中央否定，理由是这样分散了红军的力量。中央坚持，三个方面军应该在会宁地区集中兵力后谋取宁夏【注3】。在行动中四方面军应于河东向靖远方向进发作战，先保护陕北中央侧翼（？），并应先于红一方面军渡河，然后向东北面进取宁夏和甘西地区。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从宁夏南端西渡黄河加强攻取宁夏的力量；红二方面军则由甘南东部向西北运动，策应和掩护主力红军的宁夏作战。

虽然上述各种计划的主要目的都是打通苏联国际线并相机建立新的根据地，然而在这短短一个来月就多次更迭具体部署，各个方面军的部队调来窜去，若不是胡宗南部的中央军主力动作迟缓，红军很有先被中央突破，然后被分割包围的危险。

事实上蒋介石早就对红军西渡有所警觉【11】，他深知一旦红军主力渡过黄河，不但政府鞭长莫及追剿困难，还会让红军从北面取得苏俄的援助继而坐大。然而由于政府军的反应迟钝；突如其来的“两广事变”；更具破坏力的是东北军的阳奉阴违；使得他一直无法有效地予以红军最后的致命打击。后来在迅速和平解决“两广事件”以后，国府军委会立即制定了“通渭会战”作战计划，目的是集中中央军的力量，在黄河东岸的西（安）兰（州）通道一带歼灭红军。此外，国府也督促河西的马家军向河西走廊调动，阻止红军西渡后的扎根。

10月初，张学良秘密将“通渭会战”的计划泄漏给红军，他希望红军迅速西渡拿下宁夏，以便为他的东北军留下和政府决裂的后路。在这种情况之下，红军唯有冒险加速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


 

宁夏战役计划构思的地域依据


只要留意一下宁夏的地域特点（参见上图），就很容易理解红军的宁夏战役计划。宁夏形同一只展翅的雏鸟，最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文化中心都集中在鸟头部位的银川周围，黄河从银川南面向东北流过，将银川划到了西岸。如果夺下银川，不但控制了宁夏的命脉，还可以利用黄河作为屏障，阻击南面政府军的主力；所以对红军来说，银川周围是一个理想的割据根据地。然而红军要想攻取宁夏，无论攻击点选择在什么位置，都必须西渡黄河。从地形、交通等因素考虑，选择靖远附近作为渡河点应该认为是恰当的。

在政府中央军调配集结完毕之前，红军的计划实施得相当顺利。红军不但在会宁至黄河渡口靖远之间建立了层层掩护纵深，30军还赶制了16条木船；此外还意外地掳获了一些西北商人运货的牛皮筏子【12】。10月24日深夜，渡河先头部队第30军开始西渡。靖远左岸的政府军河岸防守部队，骑兵第5师之韩起禄所部布防松懈，几乎毫无抵抗可言，因而红军渡河非常顺利。

10月21日起，政府军发动凌厉攻势，防守华家岭的第5军副军长罗南辉战死，所部不支，退向会宁。次日，会宁红军防线被突破；至23日，会宁被国军第37军毛炳文部攻克。红5军逐渐退向靖远渡口。24日，当30军渡河成功以后，第9军奉命向渡口撤退，紧随30军渡河。

此期，红31军亦奉命逐次退向靖远渡口准备过河，但至30日，又突然奉中央命令留在河东作战，于是又从河边开出，折向宁夏西南。

至10月29日，红四方面军计有第30军，第9军，第5军（尚留有少部分在河东警戒），方面军司令部（徐向前、陈昌浩负责）以及司令部直属机关等共计两万一千八百余人渡河完毕，但原定的渡河计划只完成了一半。

30日，国军骁将关麟徴率领第25师，不顾张学良的命令，骤然突进靖远；红军还来不及组织有效反击，国军毛炳文和马鸿逵部也随关师跟进【13】。河岸守备的红5军余部不支，沿河撤向西侧（最后被缴械）。此时，红军其他部队以及打拉池的红军总司令部已从渡口被分割，无法继续渡河。此后，黄河两岸的红军被截断，宁夏战役计划无法继续完成。11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密令终止宁夏战役计划；但河西岸的红军一直不知道计划的更改。据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说，他是在五十多年后才知道这个密令的。


 

红军主力1936年10下旬至11月初主要作战情况图（注意：复核资料时发现，上图国军第25师运动路线有错误，应该从图标位置偏东突进靖远，然后攻击打拉池，所以红军总司令部放弃渡河，向东撤退；容当以后改正）



11月10，河西的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接到命令：由他们三个残破的军组成“西路军”。从此，惨烈而问题百出的西征，就由这两万多自从西康地区出来以后就没有得到修整和补充的部队硬着头皮扛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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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目前还不太清楚这个秘密协定的具体细节，这可能与“西安事变”以后中共矢口否认与张学良有任何关系有关，加之张学良被国府扣押、东北军也迅速被整编，双方的有关文件均可能被彻底销毁。据认为这个秘密协定是在1936年5月签订的，中共的目的是要东北军容忍他们的存在，张学良则试图通过与共产党的合作获得苏联的支持。如果当时确凿证明张学良“通匪”，相信一定全国大哗，具体的负面后果很难假设。

【注2】 在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有“革命老骆驼”之称的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曾经试图以中间人的身份，消除红一、四方面军的隔阂；他甚至希望在将来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和检讨分裂的原因【14】。今天看来，当时的任副书记对于“党内民主”的纯真性似乎很有些革命的罗曼蒂克情怀；不过在后来毛泽东声讨张国焘的“运动”中，他却聪明地坚持了“沉默是金”的警世格言。

【注3】 后来的革命歌舞剧“东方红”以及“长征组歌”中，上百名俊男少女比划着夸张的动作，又跳又唱：“三大主力会师啦！”其实只不过是这个计划中的会宁地区集结而已。




4. 血浸荒漠

徐向前和陈昌浩在进入河西走廊后就预感宁夏战役的无法完成。中央曾密电徐陈，征询他们是继续西进还是回到河东，徐向前等考虑到只要迅速穿过河西走廊到新疆，胜算应该问题不大，便回电表示可以西进。不过，即使西路军重新渡河东返，也势必背水面对中央军的第1军、37军、25师等大部队的截击。

随后的11月8日，中央很快改变了整个红军的战略意图，这个新的“作战计划”不但放弃了原拟首先在西北建立抗日局面的计划，也放弃了在甘南地区和国军决战的打算。此外，中央重新计划由一、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红四方面军河东的第4和第31军组成“北路军”，以河东的三万余众向东发展，扩大地盘和影响，并逐步占领山西和华北，甚至华东和华中。

稍加分析就知道，这个新计划极有可能是策划者对着地图比比划划之后，弄出来的想入非非。然而，最使得徐向前几十年后仍然耿耿于怀的是，这样重大的战略变动却没有通知他们（或许以为他们领悟？），只是含混地要他们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言外之意，要他们呆在河西走廊自己打西北的天下。

当时西北的地方部队以西北第二防区司令官兼第五纵队司令马步芳为主要代表，人称马家军。该纵队下辖新编第2军【注1】，骑5师（师长马步青）以及一个海南警备司令部（约3000余人，以骑兵为主）。但以马步芳第100师战斗力最强；该师下辖1个骑兵旅和3个步兵旅，此外还有一个手枪团和一个炮团（装备山西产山炮18门）。第五纵队总共约有三万多兵力，其中有三个骑兵旅；另外节制河西走廊的地方回民民团约三万多人，这些民团骑自己的马拿自己的枪，战斗力也很强悍。

马家军系西北回民地方部队，原始的地域、种族、宗教以及家族的凝聚力极强；作战凶狠顽强；其战术特点多先以步兵冲锋，当红军反击时，步兵即且战且退，将红军引诱到开阔地带，然后用骑兵冲上去马踏刀砍。据西路军幸存的老兵说，过了河西的仗就特别难打，马家军的回兵不像其他地方部队，少有投降【注2】；即使被突破，仍然顽强死抗。此外更绝的是，步兵冲锋时每人只带三五排子弹（每排五发），轮换补充，以免被红军缴获，让红军不能像以往一样，在战斗中得到弹药补充。

红军过河后立即遭遇激战，在一条山（景泰东侧）的战斗中红军获得胜利，马步青的骑5师少将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马廷祥阵亡。

 

马氏兄弟马步芳（左立）和马步青。当时青、甘地区马家军以马步芳的部队最有战斗实力，而马步青比较保守。据徐向前说，西路军西上时第30军逼近武威（凉州），派人送信给驻守凉州的马步青，说红军只是路过，切勿动武，马步青部就闭门守城未有出兵。但据马家军第100师596团团长刘呈德解放后说，当时马步青并不在城内，城防由他负责，他似乎不知红军送信的事；由于只有一个临时拼凑的团在城内，所以守军只是不分昼夜闭门防守，夜间还用灯笼从城垛伸出照明，以防红军偷袭。红军并未攻城，只是从城外绕过。


 

马家军骑兵


 

集结中的马家军骑兵。历代西北骑兵就以狼狠狡猾出名，原同治年间的陕甘总兵杨岳斌曾上奏言：…每值接仗，千群万骑以相抗拒；一经击败，狼奔豕突，行走如飞…。左宗棠亦评价：…剽锐殊甚，遇坚军则转瞬不见踪迹，遇暇军则有隙即入…。马家军自编的骑兵歌中唱道：“突前线，扰后方，像闪电，似疯狂”，相当程度反映了西北骑兵的作战特点。这些特点，西路军在不断吃亏的痛苦中深有体会。


 

马步芳视察部队


 

古浪为进入河西走廊交通要冲；这是从古浪西南端的山峦瞰视通往古浪的公路，远处公路尽头是古浪县城。从图中可见，古浪的南端的地形险要，故古代该地对中原来说，被称为“虎狼关”。


 

古浪南面为群山围绕，只有一条路可进；但西北面逐渐是通向凉州（武威）的平川。图中远处是古浪的西北面，可见到山峦已经逐渐低平。古浪1910年12月大地震时，全城损害严重，周围的城墙全部震塌，故红军后来在退入城内时只能凭借民房死守。



11月13日（一说是20日），西路军第9军孙玉清部从古浪城西南侧的古龙山俯攻古浪，守军马化隆团不支退出；随后第9军在城的南北两端的高地构筑工事，并以25师王海清部扼守西南面，27师陈家柱部扼守东北端；这个布置很明显，有让大部队在此休整的意图。

16日（一说是24日）拂晓，马家军马元海部和马彪旅部别从东北和南面突袭，夹攻古浪（徐向前称敌军共有三个骑兵旅和两个步兵旅外加四个民团），不时还有中央空军的几架旧式飞机助战。激战中红军不支，逐渐退入城内巷战。红军曾一度组织反攻将敌驱逐并追击出城，但很快在开阔地带被马家军骑兵反击，损失惨重。恶战两日，第9军不支，突围退出。据说红军突围时曾向前沿敌群抛撒银元数千，进攻的马家军士兵贪财忘形，一时阵容大乱，红军趁机逃脱【15】。

在古浪的战斗中，马家军伤亡六七百人【16】，红军伤亡两千多（徐向前语），红军第9军25师师长王海清、27师政委易汉文和第9军参谋长陈伯稚等多名军官均战死；军长孙玉清负伤，随后被徐向前撤职（由原31军参谋长李聚奎接任；李因负伤住院，后随医院渡河）。

马步青后来认为古浪之战是河西战役的转折点【17】。

徐向前后来的解释是：当时第9军进攻古浪是为了吸引马家军向古浪集中，从而第30军乘虚向凉州进发。

古浪一战是西路军的首次挫折。此后，第30军成了西路军的主要战斗力，红军也越来越了解马家军的凶狠难缠。


 

大陆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在古浪城郊为第9军阵亡官兵遗骸新建的合墓。说起来令人唏嘘，这些人无论如何都是为了**的基业而死，然而在毛的时代，尽可以对自己的敌人表示宽大仁慈（甚至死后可以荣葬八宝山），然而对于价值观和自己同出一辙的“同志”却不惜用最**的手法****。 由此可以得出痛苦的教训，只想通过极端的手段达到“美好”的目的，其结果必然本末倒置，最后为个人野心家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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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该军于1933年由第100师（前身是新编第9师）扩编成军，但成军后只有第100师。1936
年马步芳不但仍兼师长，还兼了军长和两个司令。
【注2】 整个河西作战期间，正规军队中只有骑5师的工兵营在古浪之战初期曾经投降，但很快又反叛逃回马家军。




自从徐陈部队过河以后，张国焘和红军总司令部被分割不能过河，最后在政府军的压力下只得向东部转移。他们经过宁夏同心县，到达陕西洪德南侧的河连湾。 在同心县城时张国焘得知第9军在古浪伤亡惨重，还损失了宝贵的情报监听器材和专业人员；他痛心不已但又回天乏术，只能通过总司令部的监听设备，尽可能为西路军提供敌情的变动。此后，为了统一指挥，张国焘和朱德将二四方面军河东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彭德怀，随后去了保安。由于红军的再度统一，张国焘曾经感到欣慰。

 

四川巴中的红四方面军纪念园中的张国焘塑像


张国焘，这个在中国近代史留下深刻痕迹的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贡献远非“巨大”两字能够概括。虽然他的人品和性格特点，我们今天仍然无法全面了解，我们所能接触到有关对他的评述，几乎全都是不可信赖的贬低和诋毁；然而从他自己的回忆以及其他人只言片语中所得到的印象，他似乎不是一个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择任何手段的极端利己者。

早年，他出于一个正直青年所怀有的热血和理想，积极投身于促进社会改革的洪流之中；尽管他后来怀疑当初所信赖的价值观和所采用的手段。

如果出于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的角度，应该认为张国焘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中共党员和领导者。这种“党性”，无论在他从事的革命活动细节中，或者从他在1936年底自动放弃了对红军的指挥大权这一事实，以及他在多年以后抛弃了原先的价值观之后心平气和写出来的东西里，都可以明显感觉出来。也许正是这种中共要求所有党员都应该努力培养的“党性”，更也许是他不愿意自己亲手缔造的革命**最后毁于分裂，才让毛泽东找到弱点把他彻底击败，还死死地踩上一只脚，要他永世不得“翻身”。

虽然我们无法设想如果张国焘战胜毛泽东，将会为中共带来什么样的命运；然而却可以推断，如果当时他像对手一样，甘置全党全军利益于不顾，硬要和毛泽东缠斗下去的话，凭他个人所具有的经验、威望、能力以及当时手中仍然能够调动的实力（第4军和第31军），老毛以后未必能够有机会搞出“文化大革命”那种践踏天理、祸国殃民的东西。这种东西，不客气地说，即便是同出一辙的大独裁者希特勒、斯大林之流，也未曾对自己已经到手的国家造成过如此严重的伤害。

原西路军文工团成员，后来成了谢觉哉夫人的王定国女士，在多年后对记者说过这样的话：“他那个时候带着那么大的队伍，（如果）没有一种说老实话、没有一种诚善的心，他也团结不了十万大军。”【18】 谢夫人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中国妇女，晚年过着有地位有待遇的舒心日子；这种说法应该视为她朴实的心里话。

有人认为，张国焘最后采取了脱党的消极态度，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然而，一个亲历过19年的腥风血雨的残酷斗争的人，如果因此说他意志薄弱可能未免过于肤浅。

张国焘在自己的回忆中曾经提到，随着他对于斗争的深入体会，逐渐怀疑他自己所投身的“事业”是否像当初所想象的那样崇高正义。尽管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他所说的就是他当时真正的思想变化，但设身处地，像他这种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革命者”，要最后悲愤地和自己的信念决裂，必定下过非常痛苦的决心。

也有人认为，由于张国焘“叛党”，最后落得客死异乡的悲惨下场。但是看看和张国焘同时代的许多老革命，那些能够慷慨战死或者英勇就义的烈士固然壮烈而令人感叹，然而许多熬到了身处高官厚禄的地位之后，最后还不是落得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结局。如果要和不甘受辱愤然自尽的陈昌浩、被人像老鼠一样弄死在肮脏小屋内的刘少奇、至死都还得不断声明自己不是叛徒的周恩来、莫明其妙死得不清不楚的林彪….甚至不可一世但却去得非常窝囊的毛泽东等比起来，张国焘先生的结局似乎要算美满得多的。

也许我们可以用“死去原知万事空”来淡漠人生，然而撇开人性奢谈什么理想和意志，绝非正常人类所为；除非那种一定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钢铁禽兽、或者已经自我修炼成为甘当钢铁奴仆的超极动物。明白这个道理，就会深刻理解今天政府所提倡 “以人为本”的历史性积极意义。

 


张国焘纪念塑像上的碑文，上面有句话很是寓意深远：非凭成败论英雄。


 

红四方面军纪念园中的塑像群。据说这个纪念园是由一位热心的退休区委书记牵头，多方募捐筹款修建的。最初纪念园只为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李先念等塑了纪念像（图中左上角），后来又补上了张琴秋等其他一些四方面军将领的塑像。然而提起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地位实在太重要，因此筹划者绞尽脑汁，四处奔走请示。毕竟原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人数众多，最后总算得到上级部门的认可，便在主塑像群的东北角加塑了张国焘的记念雕像（图中右下角）。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主塑像群的牌位均是坐南向北，据说是喻示四方面军向往北上，而国焘先生孤立的塑像却是坐北向南……。说句玩笑话，按照风水来说，坐北向南的才是正菩萨位呢。不过无论如何，能大胆为国焘先生塑像，却也反映了国家和社会的逐渐开放进步。

12月初，经过和红军初次交手之后，马步芳和马步青在凉州新城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中，马家军海南警备司令部第2旅旅长马元海提出，红军的战斗力强悍，不宜迎头拦截或围堵；最好的办法是尾追，以马家军骑兵的特点，紧咬红军大部队不放，一有机会就尾截红军的殿后部队，红军不便大部队回头，如果回头就立即退开；如果红军攻占城池据守，则集中力量围困，造成红军饥饿疲惫。

马元海的这个死缠吊尾的战术立即得到二马的赞许，当即决定分兵三个纵队紧咬红军主力不放，并任命马元海为全军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步、骑作战。

 

马元海；虽然照片的长相给人的感觉比较邪，但应该承认他是回兵中足智多谋的战将；他的死缠吊尾战术，使得红军疲惫不堪，损耗极大。红军若是大部队回头，马军的骑兵立即快马消逝，若逢有追击突出的红军部队，则又迅速集中兵力回头打击；但凡红军做饭有炊烟时，骑兵就不断骚扰。西路军的老兵说：广阔戈壁，根本没有地方隐蔽；白天要准备作战，又要考虑行动隐蔽，行军只能夜间进行；走了一晚上的路，天亮一停下来就得马上赶修工事。马家军的骑兵补给好，晚上睡得更好，白天他们一两个小时就赶上我们一个晚上的行程…..。此外，马元海的战术还有个特点，他充分利用兵力的优势，任何时候都留有一定的二线储备力量，因而第一线作战损耗后能够迅速补充，从而造成了马家军似乎老是打不完的印象；红军在河西走廊大多处于调来调去的状况，这点就很难办到。


 

永昌城外的戈壁

在装备上马家军并不见得比红军好，许多士兵的武器都是老套筒加马刀，手榴弹不多；战术单位的机枪数量也不如红军；全军唯一的一个炮团，在整个河西战役中似乎作用也不大；各县的民团的武器装备就更差。

红军初过河西时，对马家军并不了解，全军只有第5军军长董振堂曾和马家军打过交道，不过那已经是1928年董随孙连仲驻防甘肃的时候（当时孙任西北军的青海主席）；当时马步芳的父亲马麒的兵曾经在永登附近和西北军交手，但西北军一阵机枪之后，回兵立即鸟散四逃。董振堂的这个经历可能使得红军对马家军有些轻敌，这从徐向前等人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但红军所不清楚的是，30年代马步芳兄弟掌握马家军兵权以后，曾效仿西北军的训练方法，对部队大力整顿；因而死缠烂打的战力已非昔日可比。


 

西路军河西走廊征战过程示意图


“在河西走廊涮来涮去”，这是徐向前将军几十年后提起西路军的伤心话。确实，若不是中央的命令忽东忽西、走走停停，西路军完全能够迅速穿过河西走廊赶到新疆（当时新疆主宰盛世才和苏俄来往密切，和中共有密切的“统战”关系），重新休整补充以后再回头找马家军较量；这样完全不至于最后被拖垮拖死。

中央于11月19日电令徐陈：“你们的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几十年后徐向前才明白，这封电报的真正意图是要利用西路军造成红军仍然要攻取宁夏的假象，以便把政府军吸引到黄河沿岸，从而策应河东红军完成那个想入非非的大计划。

但是这里也很有些让人迷惑，即使把西路军担任吸引敌人的意图直接告诉徐陈，似乎也根本不会引起他们的消极怠令；因而具体的内情目前仍然不为世人明白。


 

作为古迹保留下来的永昌旧城楼。永昌周围是西路军“涮来涮去”最长的地方之一。在这个河西走廊的“蜂腰”地区，西路军和马家军相持了一个多月。据原30军军长程世才说，当时永昌县城内的各个庙宇、空屋内都住满了红军的伤员。


 

永昌县城内的西路军总指挥部遗址，原来是一间天主教堂，当时徐 陈的指挥部就在照片中院落的左侧。



12月12日，西安事件爆发，此后至月底，马家军停止了进攻。西路军曾致电中央，希望能利用这个机会抓紧时间，调动全部红军迅速打通新疆并占领宁夏。这个建议看来是明智和可行的，因而当月18日中央来电命令西路军“打通远方…限明年（1937年）1月以前夺取甘、肃二州….”，也就是说，中央似乎同意了西路军的建议，命令西路军立即继续西进。

但随后中央军迅速占领了潼关，主力部队大举西调，张学良和杨虎城又感到压力很大，于是中共中央既要顾及共产国际的意图，又要顾忌“友军”的困难，便又改变主意，于24日要西路军南下策应张、杨兼威胁兰州。然而正当西路军已经调动部队准备重新东返时，26日西安事件已经和平解决。随后中共试图在和国民政府的谈判中争取更大的控制地盘，于是又于27日命令西路军继续西进。这种眼花缭乱的战略变动，最终彻底葬送了远在甘肃荒漠中“涮来涮去”的西路军。

西路军离开永昌向西，由于甘州马家军防守严密，于是向山丹、临泽、高台一带进发。

1937年1月，杨虎城在元旦阅兵时声称，将联合红军“贯彻主张”； 13日杨虎城自命西北边区政府联军总司令，任命孙蔚如、廖澂流、王以哲、于学忠、毛泽东、彭德怀等人为第一至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再度拉开架势要和国民政府讨价还价。中共为了配合这个意图，再次命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一带建立根据地。徐 陈不但再次注定“涮来涮去”，而且还要担当一颗实际上远远超过他们重量的战略筹码。为此西路军曾致电中央，要求河东的第4军和第31军能够渡河增援，但被一口拒绝，中央回电中甚至还拿出风马牛不相干的“错误路线”的大帽子来吓唬他们。

正当西路军停留在甘州西北的临泽、高台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时候，正好给马家军重新集结所有力量的机会；马军随后便像狼群一样扑了过来。长途征战九个来月的西路军，终于迎来最后的厄运。

在西路军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张国焘心急如焚，他一方面以个人名誉去电要求西路军坚信中央的“正确”指示，一方面也多次和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商量，希望他们能够拿出有效解救西路军的措施，然而毛、张等人以及中央军委，似乎只是敷衍应付。

仔细分析，可以认为当时中共的决策实际上是处于被动跟着形势转的应付状况，如果早早让西路军打通新疆，在1937年上半年和国民政府讨价中的本钱肯定大得多。分析其原因，可能主要归咎于当时对“友军”张、杨的能量估计过高，对国府的应变策略和反应估计过低并缺乏预见性。按照共运术语，应该属于典型的“机会主义”表现，而且是左右倾混合的机会主义。今天看来，这个责任主要应该由毛泽东负，因为当时他个人的决定基本上代表了中央的决定。




警告：以下部分图片可能引起读者情绪不安，请做好心理准备；并请未成年读者在家长指导下阅看！

 

三十年代的高台县城楼，图中可见城墙高大坚固。


纵观西路军6个月的艰难征战历程，高台战役无疑是西路军最后覆灭的转折点。

1936年12月底，马元海率领马家军左、中、右三路兵力从永昌、凉州倾巢西进，尾追红军主力至临泽周围；连同各县近10个骑兵民团，马军当时的总兵力将近10万【19】。

1937年元旦，西路军第5军攻占高台，并将原县城内的民团地方武装千余人收编（后高台临近攻陷时叛乱）。

临泽高台地区地处弱水、黑河等水道流域，农产较为富裕，因而西路军在这里获得大量粮食补充。据徐向前称，西路军当时打算在此略作补充和休整后继续西进。当时西路军各部的布署如下图：

 

高台战役开始时两军态势



由于中央突然命令西路军在此地区“建立根据地”，徐 陈回电陈述困难并要求中央考虑让第4军和第31军渡河归还建制，但被拒绝。1月12日，马军马彪等三个旅围攻高台，经过两军激烈血腥战斗数日（其中双方多次白刃对劈），20日高台失守，守军第5军三千余人被全歼，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多名高级将领全部战死。

高台危急之际，西路军总指挥部曾派出新建的骑兵师驰援，但由于骑战能力远不是马军骑兵的对手，师长董俊彦，政委秦贤道双双阵亡，骑兵师也损失惨重折回。

客观来说，第5军的被歼与总指挥部当时不妥的部署有很大关系；从上面态势图可以明显看出，徐陈的布署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高台距倪家营子主力集结的位置直线有近50公里的距离，而红军几乎全是步兵，即使急行军飞赶支援，起码也至少要一天多的时间，再则附近几乎全是平丘，大部队调动肯定立即被敌发现。

在平地无工事依托的状况下，即使是守势，也很容易被骑兵冲散消灭；若以既无地形依托、又无重火力掩护的步兵在开阔地带攻击骑兵….似乎还未听说过有成功的战例。

之所以徐 陈在与马家军交手时多以阵地据点作为战斗依托，就是由于步、骑兵种差别所造成的必然战斗形式。徐 陈身为久经沙场的老将，当然不会不考虑到这个因素。从这点来看，上述的部署不像是进行决战的布置。由此应该认为，徐向前后来的解释是合理和可以接受的；但这个临时性的布署立即被马元海利用。这种状况无论如何，总指挥官也是有责任的。

然而中央后来指责徐 陈不集中兵力以运动战消灭马军【20】……容鄙人引用一句贫下中农伯伯的粗话：真是不生娃儿不知道B痛！以徐 陈那支两万来人的疲老之师（其中甚至还有一千多的随军儿童！【21】）过了河西就“涮来涮去”，仗能够打成这样，已经相当不简单了。


 

高台战役后的马军士兵和红军士兵尸体；从图中可以看出，马家军士兵穿得很暖。


这类图片是当年马家军为了炫耀自己的战绩所拍的。当时西路军和马家军作战时战况多时颇为惨烈，双方经常以大刀对砍；据徐向前说，仅在凉州四十里铺（参见上地图）一役，被红军用大刀砍死的回兵就达七百以上。

 

被马家军缴获的红军枪支。


马家军后来以暴虐对待已无反抗能力的敌方人员出名，很大原因与他们那种原始游牧部落尚未开化的野蛮秉性有关，加之该军和红军交战中的损失重大（整个河西战役马军阵亡者不下一万），战况惨烈，故该军取胜以后就留下不少惨不忍睹的照片以显示自己的武功赫然。当年的红军在这方面的真实表现我们不太清楚，但也有张辉瓒这种极端糟糕的案例。任何军队，倘若能在“杀红眼的时候”仍然保持理智，那无疑将是一支武德高尚的仁义之师。


 

马家军摄下的董振堂（左）、杨克明、孙玉清（右）等西路军高级将领首级的照片，据说是为了向政府报功。无论如何，这种愚蠢而恶劣的行为体现了当年马军的兵德低下。


 

原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军团长、西路军第5军军长董振堂。



据说董氏在高台被马家军攻陷以后，用绳索只身从城墙上爬下；后被马军发现，派骑兵追捕，董被俘后立即表明自己身份，但坚持坐在地上不走，最后被当场枪杀。后经上级军官指示，回兵又返回原地割下董的头颅【22】。此外马军在打扫战场时发现杨克明的尸体，同样割下头颅，并将两人的首级用酒浸泡送回西宁。此后到当年5月，原第9军军长孙玉清在西路军彻底兵败后于肃州（酒泉）附近被俘，押解西宁后被杀，头颅亦被割下拍照【23】。


 

杨克明原名陶树臣，涪陵云集乡人氏；原四方面军第33军政治委员，后任第5军政治部主任。杨于1932年任中共梁(山)达(县)中心县委书记兼川东游击队队长，后所部编入红四方面军。


1983年，杨氏在高台阵亡后的第46年，他的老妻魏俊淑女士突然接到政府的烈士证书；在苦等了大半生之后，老人才相信一直认为一定还在人世的丈夫，早已在西北的荒漠为党业尽忠。


 

高台失守后，西路军撤出临泽及其附近的部队，全部退到公路南面倪家营子一带防守。此时全军还有近一万五千人员。上图是倪家营子一带，远处是西南侧的祁连山脉。


 

倪家营子是由周围四十多个庄或者墩（实际上都是村落，只不过后者大户人家多）组成，它沿甘新公路临泽段的南侧分布，形成了一块面积大约两百多平方公里的屯屋区域。多年前西北多马骑胡匪，故老百姓居住的房屋多用很厚的土墙筑成封闭式的屯屋防卫；屯屋最厚的土墙可达一米多。上图是目前仅存的、据说西路军曾经战斗过的土围“碉堡” — 汪家墩屯屋。


在倪家营子时红军的部署以主力第30军防守西北角（徐向前记为西南角，结合地图，估计徐误记；后同），第9军防守东南角，总指挥部及其他零散部队位于中心，从而形成一个与公路基本平行的椭圆形多纵深防线（可参考上高台态势地图）。

屯屋内部观，土墙内部打孔是为了横穿木梁以隔成不同的楼层。红军来了以后迅速将将这些屯屋改建成碉堡之类的工事。从图中可以看出，这类土墙工事，即使是山炮，一时间也很难彻底摧毁。




汪家墩残存的屯屋土墙


1937年2月2日，马元海调动全部兵力出公路南下，以三个方向对倪家营子地区展开攻击。然而在那种屯屋相互倚对的地带，骑兵发挥不了作用，回兵 只能下马以步战形式强攻。红军的防御非常顽强，马军在围攻倪家营子时付出了高昂的伤亡代价。据说中共代表和西路军都曾向马步芳和马元海提出谈判，希望商洽 和平解决战端，但被拒绝【25】。

战斗持续到当月下旬，双方伤亡均重，但红军子弹储存量越来越少，马军的攻势却不见减弱。由于战斗形式类似巷战，双方就越来越多以白刃肉搏拼斗。西 路军士兵多为川籍农民，吃苦耐劳但个子小，因而在近战中经常以两三人对一个回兵。除了刀劈、石砸、扯胡子（由于宗教原因，许多回兵留有大胡子），据当年的 老兵说，甚至还在堡垒高处用烧开的滚水往下浇……。




倪家营子战斗中阵亡的西路军士兵


2月中旬，由于杨虎城的联盟内讧兼兵败，所有部队被迫退到政府指定防区；中共中央再次电令西路军“就地坚持，粉碎马家军的进攻，适时完成西进任 务”；不久又来电：“…你们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24】，并再次提到对“政治错误”的认识问题。（或许还以为徐 陈等人一边在倪家营子里享受着初春的阳光，一边打电报求援？）。此后，中央又来电要求西路军“固守五十天”。




西路军阵亡士兵的尸堆


在西路军困守倪家营子时，徐向前曾提出自救向东南面突围的方案（推测徐的考虑可能是想趁马军主力全部在甘州以西，从东面突围后可以反抄永昌一带）。

2月21日，西路军按第9军、总部及直属机关、第30军顺序，向西洞、龙首堡一带突围。马步芳新编的青海宪兵团（由第100师的手枪团干部为骨 干，但缺κ嫡骄�验）抢功心切，紧追不放；在西洞堡被红军断后的�?0军所部设伏反击，该团一千三百余人几乎被全部歼灭。宪兵团团长马玉龙（亦是手枪团团 长）虽系马步芳的侍内心腹，逃回后被马元海当众斥责臭骂。

据徐向前说，西洞堡的胜利使得陈昌浩认为红军仍然强大，应该遵照中央的指示，仍然回到倪家营子“固守”待援。徐向前无奈，只得命令部队重新西返。这显然是个致命的错误，但由于目前尚无法看到陈昌浩所有报告的全文，故不知他的陈述是否还有其他内情。

2月26日，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也就是说重返马元海的重兵围攻之中。

2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编成了“援西军”（司令刘伯承，政委张浩，统领第4军和31军），然而顾虑影响到与国府的谈判，援西军并无实质性的行动。




梨园口


3月初，西路军败局已定，残部从倪家营子再次突围冲向梨园堡，最后仅剩三千余人从梨园口上了祁连山。



梨园口是进入祁连山区的通道，西路军在这里仍然受到马家军不断的打击；总部直属的妇女团近千人就是在梨园口掩护部队时被冲散，全团人员大部先后被杀或被俘。




马家回兵和西路军士兵尸体。图中明显可见大部分尸体衣衫单薄，和戴大皮帽的马军士兵形成鲜明对比。



被马军俘虏的西路军男女士兵，图中见到红军士兵的服装已经很不统一，估计大多是在敌方人员身上或在地方收罗的；似乎还有人穿着从康西出来时的藏族服装。




临泽县政府1992年在西路军梨园口战场遗址建立的纪念碑，图中可见通往祁连山的小道。




梨园口战斗阵亡的红军尸体

3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西路军：保存现有力量，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如果这封电令是2月初发的，那无疑将是一份明智而体贴的命令，然而西路军接到这个命令时已经基本全军覆灭。


徐 陈率领两三千残部边打边撤，退到了祁连山区的康隆寺一带。13日黄昏，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顶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徐 陈单独回陕北向中央汇报，其余人员分成三个支队，分别由李先念、王树声、张荣等带领，或突围，或就地游击，或自想生存办法…..。

徐向前在回忆中，反复为自己在紧急关头脱离队伍深感内疚和痛悔，并说这是陈昌浩开会时强行制定的命令……

西路军彻底完结了，整个红四方面军也因此彻底完结了。

4月下旬，李先念、程世才带领的左支队残部，以及其他支队流散的人员共约四百余人，从红柳园再次逃出马军骑兵的追击，最后由盛世才派出的汽车接到新疆。

西路军最后陆续逃到新疆的人员总共约有七百来人，但是那支由张荣（？）带领的妇女、伤号以及一千余名儿童组成的支队，似乎再也没人愿意提起他们的命运……。

国防大学的朱玉教授还曾经感慨过，整个西路军坚苦作战半年余，尽管伤亡巨大，但没有任何成建制的投降，只有共产党才能教育出这样的的军队。 这话说得.......真叫人心头黯然流血…....

是的，中国百姓自古就被告知，贞节和名分远比自己小命重要，为了那些被谎言装饰得五彩缤纷的伟人的目的，哪怕需要再多的生灵涂炭，也必须在所不 辞！在这方面，一万多名默默死去的西路军将士(或许还有一千多名无辜儿童)的遗骸已经作出了光辉的典范。然而，只有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才有人愿意认真地谈 起他们，但其中却仍然少不了用谎言编造的许多神话。



西路军左支队残部428人逃到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后来于全面抗战时回到延安时的纪念照。





后记 一些小人物的命运

关于妇女和儿童直接参加战争的道德问题一直颇有争议；然而在战争中，妇女和儿童却肯定要承受远比男人们大得多的肉体和精神痛苦；这些痛苦远非简简单单的英勇战死或者壮烈成仁所能相比；这从西路军中的女兵的命运可以得到证实。



原红四方面军女兵，这张照片可能是在川陕边区时照的，看得出当时她们年轻乐观，憧憬美好的未来。



女兵被俘以后，除了要承受敌方士兵报复性的侮辱和虐待，还要承受完全以男人意志为转移的种种难以想象的精神痛苦。这些痛苦，即使是禽兽也绝不会施 予同类；更绝非人类目前所追求的任何远大理想、任何宗教或者任何价值观所能掩盖或抚慰得了的。人们往往只会利用这些痛苦作为宣传敌人的暴行的、或者满足某 种病理变态心理的手法而已，事后就很少有人再去真正体谅关心过这些痛苦。

据西路军幸存的女兵们说，她们被俘后，随即被作为战利品犒赏回兵；她们站成一排，回兵士兵也背靠她们站成一排，然后转身所对者就是老婆或者小老婆…..许多人就是这样留在西北定居至今。




陈淑娥，原西路军文工团团员，第9军军长孙玉清的未婚妻子。


陈淑娥当时在文工团是全军出名的美人，后被孙玉清看中，两人未婚先孕，西渡黄河时她已经临盆；孙玉清对她说，等我打了胜仗咱们就正式结婚（当时孙 在古浪兵败被撤职后戴罪立功）。但不久陈随文工团在四十里铺被俘，孩子生下来就托给老乡抚养。后来陈淑娥在押解到青海时被马元海看中，一定要娶她做小妾； 为了孩子她忍受了。

1949年以后，年仅12岁的儿子找到她，母女俩人从此相依为命，过着非常贫困的日子。改革开放以后，在一些西路军老战友的帮助下，政府承认了儿 子的烈士遗孤身份，但因陈氏曾嫁给反动军官，一直不承认她的红军身份。老人后来在兰州住的一间小屋，还是谢觉哉夫人王定国等人的努力奔波后才分配给她的。




这张烈士证书是政府于1988年发给陈淑娥的儿子的，一直贴在陈淑娥那间破旧的小屋内。


老人有肺心病，长期需要吸氧；在记者访问她时，她喘着气说：“命苦啊……命苦啊…..他（指孙玉清）死得苦，我们也活得苦…..人老了，想起那些事就没心情了….现在都享福了，有口饭吃就行了，汤汤水水的…。”




原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

王泉媛，江西泰和人，王首道的前妻(由蔡畅、李坚贞等人介绍，王氏于1935年1月长征到遵义时和王首道结婚)。1935年6月王泉媛随中央红军长征到四川，后随红四方面军南下，编入入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后任团长。

在西路军残部退入祁连山时，王率妇女团在梨园口掩护部队撤退（据王说，她接受任务时妇女团每人只得到五粒子弹），后部队被打散逃入山中，但两个月后仍然被俘。在战俘群中她被人指认身份。马家军官兵似乎对她很客气，开口闭口都是“王团长”。

被俘后女兵们被押解到永昌，马步青对她们说：现在国共合作，咱们是一家人，你们不要难过，有你们吃，有你们歇，你们就安心吧。王当时曾回嘴：当初 你们俘虏我们时说过不打不杀，但现在我们妇女的婚姻却被你们强迫；我们又不是在四川找不到老公要到西北来。马步青安慰她们说：你们这四十多人，不会再嫁给 当兵的了，你们有多大的官就配多大的官当老公…….就这样，这些女兵便被配嫁给相应的马军官兵。

由于年轻（王当时24岁）且个性鲜明，王泉媛曾被马步青的太太认作干女儿；后因她组织女兵逃跑未遂，被马步青配嫁给永昌的工兵团团长马进昌。王氏 脾气刚烈，经常被马氏用棍子虐打，后来马进昌的军需官于心不忍，帮王写了信向马步青求救，马步青来到永昌斥责了马进昌一顿，还给了王20块钱。王一直将这 20块钱藏在身边，以备以后逃跑时用。

1940年，王泉媛趁马进昌调防时逃出了马家，几天后她来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说明身份并要求回归队伍；但办事处的人对她说，中央有政策，对西路 军归队者，第一年回来的无条件接收，第二年回来的审查以后才收，第三年回来的就不收；你现在刚好已经三年了，所以不能收。王回忆时忍不住老泪纵横，她说： 敌人打我欺负我，我没掉过泪，但听到组织这样对我说….我的眼泪掉下来了…。王是三十多名从江西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长征女红军之一。办事处的人最后出于同 情，给了她五块钱纸洋，叫她回家。

此后王泉媛历尽艰辛回到江西老家。为了生计，她再嫁给一位云南籍的司机，并随他去了云南；丈夫不久参加中国远征军出国对日作战，但抗战胜利后抛弃了她。王泉媛再次回到江西老家，最后嫁给一位农民，成为普普通通的乡下女人。

解放后，王泉媛再次参加了农村基层工作，并重新加入中共，但很快因“历史问题”被开除党籍并遣返原籍乡下。为此，她多年来一直找上级反应，要求澄清；直至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上级才承认她解放后的党龄，但不同意恢复她的红军身份和原始党龄。1989年，在王泉媛那倔犟顽强的性格的无数次努力之下，政府恢复了她的老红军待遇，是年她已经76岁高龄。

王氏一生未有生育，她收养了几个孤儿，晚年和养女生活在一起；她说现在已经很幸福了。

后来大陆曾经利用王泉媛的战斗经历作为素材，编造了一部反映西路军女战士坚苦战斗的片子 “祁连山的回声”，电影的结局非常慷慨激昂：女兵们簇拥着王团长，以最后的一颗手榴弹集体壮烈成仁…..

说到这里忍不住岔一句：那些在淞沪战场的烂泥中，为了这个民族的尊严而惨烈殉国的普通中国军人，至今却仍然见不到有电影歌颂或者怀念他们；尽管他 们的事迹才是真正具有震撼心灵的爱国主义教育题材。反而我们所痛恨的日本鬼子，至今却能保持对他们过去战死的士兵抱以崇高的尊敬….




吴清香，原西路军妇女团女兵，她被俘时仅16岁，被背对背配给了一名回兵，长期受到虐待。后来吴氏对记者说，西路军石窝山顶分兵会议以后，徐向前 哭着对他们说：姐妹、哥儿、弟兄，你们各自逃性命吧，有命了我们就帮你们报恩…没命了我们就帮你们上坟…。然后徐向前带了些好枪、好人、好马就走了，往山 里去了。说到这里，老人抽泣起来，不断地说：“我说不出来….说起来我心痛啊….”




原西路军文工团成员王定国

和其他女兵比起来，王定国算是好命的。1936年11月下旬，王定国随文工团到永昌前线四十里铺慰问演出，途中被马军截击后全团被俘。被俘后马步 芳将文工团改编成随军演出团，替自己的部队作劳军演出。当时马步芳的参谋长赵仰天负责这个演出团，赵是四川人，比较同情和善待这些红军女兵。后来白崇禧到 青海会见马步芳时，这个名叫“新剧团”的前红军文工团还曾为白作过演出，据说他们演出的节目仍然是红军时期的节目，跳的歌舞竟然是“八月桂花香”之类的东 西。

据王定国说，当时西路军组织部长张琴秋也被俘，但身份没有被暴露，“新剧团”曾经她帮助逃亡（张琴秋后来还是被人指证身份，并被解押到南京，但国共二次合作正式生效后被释放返回延安）。

七七以后王定国从青海到了兰州，她找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当时称十八集团军驻兰州办事处），随后奉命留在兰州帮助收留原西路军失散人员（据说后 来八路军驻兰州、新疆、西安等办事处一共收回了四千多名原西路军成员）。当年9月，王定国和兰州办事处的党代表谢觉哉先生结婚。改革开放以后，王氏利用自 己的地位和身份，曾为原西路军成员的落实政策，证明身份，争取待遇等等人道工作做过很大的贡献。


西路军的悲剧远非只是党内路线斗争的悲剧，它可能也从一个侧面映照了我们整个民族秉性的悲剧；我们习惯自己杀自己（毛甚至大言不惭地说“与人斗其 乐无穷”！），相互勾心斗角彼此猜忌，更缺乏宽容的同情和应有的忍让；这种习惯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引导和校正，我们的子孙还将不停地在自己所造就的痛苦中哭 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