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亮大败常玉春立下汗马功，朱元璋卸磨杀驴， 朱明亮惨死乱棍下儿子被剥皮

　　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我当老百姓时，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恨透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绝不宽恕！”朱元璋是说到做到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


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

　　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县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戒石、鼓楼、二门这些结构，但在明朝却在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

　　这个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不要吃惊，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就是人皮。

　　原来朱元璋命令将贪污官员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座之旁，供众人参观。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

　　较早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有大功，被封为永嘉侯（侯爵），镇守广州，可谓位高权重。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骄狂。

　　当时的番禺县（今广州番禺区）县令叫道同，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由于执法严厉，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发生了矛盾。这些土豪吃了亏又拿道同没办法，便拉拢朱亮祖，希望他为自己出头。头脑简单的朱亮祖收了好处，居然就答应了。

　　此后，朱亮祖多次与道同发生矛盾，干涉道同的正常执法，还派黑社会暗中设伏，打了道同一顿。但道同并未屈服，与朱亮祖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双方矛盾一步步升级，终于达到顶点。道同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敢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并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同一大堆罪状。

　　道同终于忍无可忍，也随后向皇帝递送奏章说明情况，但他忘记了朱亮祖有他不具备的优势——快马。

道同派人送奏章的马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使用的是军马，朱亮祖也料到道同会告状，于是他派人挑最好的马，飞快地赶到京城，狠狠地告了道同一状。朱元璋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一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同。

　　就在朱元璋发出命令后不久，道同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连忙派人去追，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同。

　　朱亮祖得意洋洋，自己终于斗倒了道同，他和那些土豪恶霸可以高枕无忧了。

　　话虽如此，但朱亮祖仍然有些不安，他跟随朱元璋打过仗，深知此人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性格。不过道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侯爵，想来朱元璋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的。

　　朱亮祖的估计似乎是对的，过了一段时间，始终未见朱元璋有何反应，他终于安心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大理寺的官员手持朱元璋的手谕来抓他时，朱亮祖才会那样地吃惊。他虽然手下有兵，却还没有神经错乱到敢于和朱元璋对抗。他十分老实地把自己的兵权交出，和大理寺的官员一起前往京城请罪。然而大理寺的官员并不急于上路，却询问他:“你的儿子朱暹呢？”这下朱亮祖惊呆了，他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因为朱元璋的人生哲学正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就这样被活活鞭死。

　　杀掉朱亮祖和朱暹后，朱元璋下令将参与此事的恶霸全部杀死。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朱暹等人的皮都被剥了下来，悬挂在闹市，供众人参观，以为后世警戒。
　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而朱亮祖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纪录:他是第一个被当廷打死的大臣。

　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但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

　　与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是他的耳目，也就是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

　　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朱元璋制定了法律，规定当时的刑罚限于笞、杖、徒、流、死五种，从字面上也很容易理解这五种刑罚，客观来说，在封建社会这些刑罚并不算重。这也是朱元璋考虑到前朝的刑罚过重而作出的一种改进。

　　但朱元璋并不是个按规矩出牌的人，在对付贪官污吏和反对他的大臣上，他用的绝不是这几招。在他实施的刑罚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的人技术好，那受刑者就要受苦了，据说最高纪录是割3000多刀，把肉都割完了人还没死。除此外，还有所谓抽肠（顾名思义）、刷洗（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秤杆（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阉割、挖膝盖等等。

　　然而在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艺术前，官员们仍然前腐后继，活像一群敢死队，成群结队地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

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60两为限，全部杀掉！”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6人。后面还有: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358人。

　　大家明白了吧，这300多人一个没漏。再说说这个戴死罪、徒流罪。

　　什么叫戴死罪、徒流罪办事呢，这可是明朝的一个奇特景观。很多犯罪的人过堂，上到衙门才发现当官的也戴着镣铐，和自己一模一样，后面还有人监视。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脱脱就是个犯人。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戴死罪、徒流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犯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的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

　　想死？便宜了你，活还没干完呢！

　　结果是被判了死罪的官员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死罪，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里去领死。

　　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应该说，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不法行为，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但是朱元璋反贪只杀贪官没有意识到整个社会环境和造成贪官的土壤。后世的毛泽东反贪官也曾经施用杀戮的办法毙掉了张青山，刘子善这样的革命功臣，还美其名曰“三反”， 也就是 “反贪污， 反浪费, 反对官僚主义”，具体数字不详， 但是就冲今天骂人的劲头当年死在“三反”刀下的贪官应该有一定数量. 但是老毛据说熟读明史， 不可能不知道朱元璋的失败，所以，三反硝烟未灭，马上开始了“五反”。 这个道理简单， 官员贪污不能总出去抢， 必然有人送礼，这个送礼的与贪官就形成了一个利益输送链，所以只杀贪官不反奸商， 难怪贪官的脑袋如同个韭菜。 老毛的五反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个内外兼治虽然比朱元璋高级一点，按说制度化也许能够节制贪官和行贿的奸商。 可是， 偏偏黄培炎非要捣鼓什么周期率，老毛这个贪心不足的巨人就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背叛了革命初期的承诺，开始对贪官-奸商产生的土壤动手，三年之内铲除了私有制。
从此以后一直到毛泽东归天，中国再也没有多少贪污腐败问题。 阵地已经转移到了复辟与反复辟这个层次。 因为公有制条件下必然共同“贫穷”，即便有了能人搞倒了财产也无法传给下一代。中国人天生的无私，自己吃喝嫖赌这种事情未必热心， 何况老毛把妓女和赌馆也都搞没了。贪官们对于给后代保留财产是不惜一切牺牲的。 朱元璋剥掉的人皮活着的时候一定是好丈夫，好爸爸， 为了家族的富裕光荣牺牲了。老毛公有化这条路简直是让官商学=狼狈犬断子绝孙的路，所以有识之士如刘少奇邓小平和后来的朱总理是对眼前小便宜贪污享受不感兴趣的，他们要的就是推翻毛泽东的公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