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偿失的“抗美援朝”----二评李敖《我眼中的毛泽东》

北朝鲜金日成在斯大林的策划和支持下，企图并吞南韩。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对南韩发动突然袭击，几天之内就占领了南韩首都汉城，南韩政权岌岌可危。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组织“联合国军”的决议，组成以美国为首的有16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军。9月15日美军第10集团军仁川登陆，北朝鲜军队全线溃败。 9月26日联军占领汉城，10月进军北朝鲜，10月19日攻占平壤、。 当晚，第一批中国军队秘密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

      李敖在《我眼中的毛泽东》（简称《眼中》）一文中把韩战列为毛泽东夺得政权后的第一大功劳，声称：“为了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尊严，一定要跟美国帝国主义打一仗。”

      中共把韩战定名为“抗美援朝”战争。长期以来，官方对这场战争的传统解释是，美国和韩国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入侵北朝鲜，并把战火烧到鸦绿江边，威胁到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中国的参战是“保家卫国”的需要，是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其实，美国根本就没有进攻中国的意图，所谓的“保家卫国”只不过是出兵朝鲜的一个借口而已。二战胜利后，美国大裁军，到1950年6月，兵员从1250万减到59.1万人，共10个作战师。23万人驻扎海外，其中，驻欧洲8万人(驻在西德)；驻远东15万人，在日本的4个师，主要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燃，作战能力较弱。1949年，美国开始从韩国撤军，并宣布1950由韩国接手美军防线。1950年初，杜鲁门发表关于南朝鲜和台湾不在美国防务圈内的声明。韓戰爆發後，台灣曾主動表示愿意派遣三萬三千部隊赴韓助戰，美国政府为避免激怒中共，谢绝了台湾的“好意”。当麦克阿瑟叫嚣要把战火延伸到中国境内时，杜魯門耽心戰事擴大，將其撤職。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著作提到，这场战争来的非常突然，美国的准备也非常仓促，甚至连国会的必要讨论都没有完成就直接进入了战争状态。美国五星上将奥马尔-布莱德尔也曾说过：“假如因为朝鲜战争，我们就打入中国的话，那么，我们将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 

    既然中国没有受到战争的威胁，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跟美国帝国主义打一仗”呢？

      据杨尚昆回忆： “战争爆发后，10月4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当时会议讨论的情况，基本上倾向于不出兵，理由就是一条，我们刚刚打完仗，战争创伤尚未医治好，经济还未恢复，入朝参战对我不利。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你们不主张出兵，说得都有理，但别人处在生死存亡关头，我们站在旁边看，不管怎么说，心里总不是个滋味。5日上午，毛泽东把彭德怀找去单独谈话。彭说，我想了一个晚上，觉得应当出兵。他慨然表示愿意挂帅东征。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彭德怀力主出兵抗美援朝。”“毛泽东接着把中、苏、朝三国比喻为三驾马车，说这辆车是三匹马拉的，那两匹马执意向前跑，你又有什么办法呢？正说着，师哲领着柯瓦廖夫来了，毛泽东就离开会场到丰泽园去见苏联客人。不一会儿，大约只有二十几分钟的时间，毛泽东又回到会场，说你们看，果不其然，那两匹马一定要拉，我们不拉怎么得了！会议随即作出决定，由彭德怀挂帅，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 “10月8日，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会见斯大林。斯大林强调立即出动空军掩护有困难，至少还需要等两三个月才能准备好。周恩来不得不致电毛泽东再作定夺。13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出兵、不出兵问题展开复议。会上，毛泽东强调中朝唇齿相依，让美军进到鸭绿江边与我对峙未必有利。会议经过反复讨论，终于下了出兵的最后决心。”

    从整个决策过程可以看出，并没有涉及威胁中国“安全”和损害中国“尊严”的问题，所以，绝大多数中共最高层人士不赞成出兵，其中林彪反对得最厉害，甚至托病拒绝挂帅。毛曾说过：“抗美援朝出兵在中央最高层最初表决结果只有‘一人半’支持出兵”（半人指周恩来）。

   毛之所以执意要兵，一是“恻隐之心”：“别人处在生死存亡关头，我们站在旁边看，不管怎么说，心里总不是个滋味。”二是“马首是瞻”：“那两匹马一定要拉，我们不拉怎么得了。” 实际上，毛泽东还有两个难言之隐，一个是“知恩图报”：中共是苏俄一手扶持起来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活动经费全由苏俄供给；中共建立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得到苏俄大量的援助；日本投降后，苏联又送给中共一份厚礼，即东北的地盘和大量的武器装备，工厂设备，为中共打败蒋介石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另一个是“卖身投靠”：官方出版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写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终于道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他（斯大林）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这难道不正是毛泽东卖身投靠斯大林的自供状吗？毛还说：“还要讲讲公道话，摘掉民族共产主义的帽子是朝鲜战争。原来说我是亲美派，那有亲美派起来反对美国的呢？”（《新中国外交 50 年》）一语泄露天机，毛执意要“抗美援朝”，为的是证明他不是民族共产主义，不是铁托式的人物。毛死心塌地投靠斯大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金门一战失利后，他迫切希望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以便尽快“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同时他也很想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二当家。另外，有人认为毛泽东还希望一箭双雕，利用战争，借刀杀人，除掉他认为的隐患——100多万国民党降兵降将。笔者真不敢这样去揣度如此令人不寒而栗的“毛泽东思想”。

     《眼中》认为：“朝鲜战争使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国。” 事实上，战争的结果，从国际军事界研究、评论和不少美国韩战老兵回忆录来看，他们除了佩服中国军队勇敢、不怕牺牲以外，并没有任何再值得他们称赞的地方。然而，中国得到的这点“佩服”(精神上的安慰而已），却是以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换来的。“抗美援朝”完全是毛泽东替斯大林火中取栗，得不偿失的不义之战。

     首先， 从军事损失上看，第一次战役，我军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打退了敌追兵，站稳了脚跟。 彭德怀回忆：“ 第一次战役是一个不期遭遇战，须立即改变原先行军部署，打退追敌美伪军，立稳足跟。美、英军和伪军利用机械化迅即退清川江与德川地区集结。我们未跟踪猛追，因为没有消灭敌之主力，仅消灭伪军六、七个营、美军一小部；敌利用机械化部队运动迅速，构筑工事亦快，已经构成防御体系。以志愿军现在技术装备去向敌军进行阵地战，是不利的，甚至可能打一个败仗。” 

     第二次战役：11月24日，联军对清川江以北中朝军队发起进攻。我军于11月25日，发动了第二次战役。我军诱敌深入，9兵团15万人将美军陆战第一师一万多人团团围住。美军虽遭重创，却全线突围。我军虽然实现了替金日成夺回地盘的战略目标，但未能歼灭敌有生力量，自己却损失惨重，战术上失败了。以长津湖战斗为例， 仓促入朝的南方9兵团，来不及换冬装，穿着单衣，在零下30—40多度严寒下伏击作战，战斗力严重削弱，冻饿减员近半。该兵团因此回国修整补员，未能参加第三，第四次战役。刘伯承说，“长津湖一战，一个兵团的兵力围住美国陆战第1师，没有能够歼灭，也没有能够击溃，付出了10倍于敌人的代价，让美军全建制地撤出战斗，还带走了所有的伤员和武器装备”。另外，58师在下碣里阻击美军撤退，战斗结束，全师只剩下1千多人，却让美军逃掉。彭德怀回忆：“此役胜利很大，报销了敌军汽车六千辆以上，坦克、炮车千数百辆。但这些装备，被敌大量凝固汽油弹所烧毁，故缴获只是小部。敌军狼奔豕突，放弃平壤，退回三八线。”此时，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目前部队粮、弹、鞋、油、盐均不能按时接济，主要原因是无飞机掩护，随修随炸。”他提出需要休整三个月，且我军不宜越过三八线。12月13日，毛覆电：“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

      第三次战役： 彭德怀遵令于1950年12月31日发起第三次战役。彭德怀回忆："第二次战役胜利后，即乘胜追击。......突破三八线，夺取汉城；飞渡汉江，收复仁川港，将敌逐至三七线。”然而，敌军“机械化部队每天只退三十公里，恰是我军一夜行程。总之，敌军一切一切在诱我攻坚，待我军疲惫消耗，从正面反击，从侧翼登陆截击，断我军归路。”“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可当志愿军打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的时候，我环顾前后左右，确实非常害怕。......志愿军随时有遭厄运的可能。我不能把几十万军队的生命当儿戏，所以必须坚决地停下。志愿军入朝后，连续经过三次大战役，战斗的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准备再战。”此次战役实际上是联军企图诱我军深入的战略撤退，双方并无大战，算个平局。但是，经过前三次战役，我军已损失近半兵力。

      第四次战役：1951年1月15日，联军发起反攻。1月25日，彭德怀急电毛泽东，说明前线危急，拟后撤数十公里。但毛回电：“我军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二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 彭不得不于2月11日仓促发动了第四次战役，横城反击作战，我军获小胜，于是集合了3个军的4个主力师(不是8个团)5万余人，力图包围全歼砥平里的美军一个加强营(不是一个团) 加一个法国营，加上一个炮兵中队，一个坦克中队，共4千人。战斗结果，我军4个主力师强攻2昼夜，全被打残，伤亡超过1万5千人。美军仅伤亡数百人，竟然突破重围，扬长而去。汉江一战，我38军奉命在汉江南岸死守，重点扼守350.3高地的342团生还的仅几十人；相继守卫580高地的3个营及军警卫连等部总计也只剩下几十人。伤亡惨重的这支“万岁军”——38军，从此从朝鲜战场上消失了。2月17日，我军从东线和西线全线溃退。此战役，联军利用我军后勤补给困难的弱点，待我军进攻到了第七天，粮尽弹绝时，趁机发动攻势，使我军伤亡惨重，节节败退。南韩军于3月14日夺回汉城。3月31日，联军收复了所有的失地。联军乘胜再次发动攻势，我军被迫放弃仁川和汉城，全线后退100多公里，撤回到了38°线以北。彭德怀回忆：“我军进至三七线即水原一线，即行停止攻击。敌见诱我深入洛东江预设坚固阵地不成，于一月下旬举行反攻，我集结五个军举行迎击。此役消灭敌军约两个师，大部分是李伪军，小部分是法、比、卢森堡混合部队，约两千人左右；美军一个多营。但把敌反攻打退了。”此次战役，在联军发起的战略反攻下，我军损兵折将，丢城失地，歼敌甚少，战略战术均告失败。 

　　　 第五次战役：为粉碎敌人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作战的企图，夺回战略主动权，我军在敌人登陆前， 于1951年4月22日，发动第五次战役。4月29日攻势结束，联军又趁机发起反攻，逼进铁原、涟川。战斗结束后，我奉令死守铁原的63军仅剩1500多人接受彭德怀的检阅。该部队后来补员达2万多人。联军再次跨过38°线，我军被迫全线后撤退约40公里以勉强阻止住联军的进攻。掩护友军撤退的180师遭全军覆没。“据军事科学院资料表明，此役180师被俘近7千余人。约占整个志愿军战俘总数的近70%。”毛还就180师一事作了自我批评：“打得急了些，大了些，远了些。” 彭德怀回忆：“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敌我双方兵力都在百万。没有消灭美军一个团的建制，只消灭一个营的建制有六、七处；消灭伪军一个师，其余消灭的都是不成建制的。一般包围美军一个团，全部歼灭要两天时间（原因是我军技术装备太落后，他的空军和地面机械化部队拼命援）。......一般夜晚包围不能歼灭时，第二日白天他就有办法救援出去。”此次战役是敌我双方的大决战，我军损失更加惨重，而敌军损失甚小。这无疑又是我军战略战术上的一次大败仗。  

    1953年9月，志愿军司令部统计：志愿军战斗伤亡36万；非战斗减员38 .6万，两项共计77.2万。正团以上干部187人、师以上24人、军以上干部6人，被俘人员最后仅1/3回到了国内，创下解放军历史上最惨痛的损失。 苏联官方文件认为中国死亡人数为100万。美国对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的估计也在100万人左右。国际统计，美国死亡人数3万7千人，英联邦各国1263人、其它国家1800人。在《抗美援朝卫生工作经验总结》一书（该书曾于1957年下发到军一级的军医教学和科研机构。1984年重印，发到团一级医疗单位和军医教学机构。）中，一张《历次战役期间一些步兵师在各战役期间减员情况》的统计表上，所列的47个师中，阵亡与负伤的百分比两两相加，竟然全都是100％的战斗减员。以125师为例：该师连续参加了前四次战役，每次战役下来，100％减员，又补充新生兵员。连续四次，该师消耗了四个师的兵源。这说明了，当时中共几乎抽调了全国的大部分兵源，来不断补充前线士兵的生命消耗，说韩战是中国士兵的绞肉机一点都不夸张。

     纵上所述，韩战是一场双方实力极端悬殊的战争，我军以“炒面白雪加步枪”对抗联军的坦克大炮加飞机，以人海战术对付火海战术，用血肉长城抵挡钢铁洪流，这无异于义和团的大刀长矛与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的较量。加之毛泽东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利令智昏，又“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听不进彭德怀的意见，坐镇紫禁城，昏君瞎指挥，用打老蒋的经验对付“纸老虎”，岂有不败之理？除了中共自吹自擂，自我安慰外，有几个国家会恭维这样的“世界军事强国”？

     其次，从政治损失上看：（一）1951年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44票赞成、7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5月18日，联合国又通过提案，要求成员国对中国实行禁运，大约半年之后，已经有43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这两项决议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对韩战的态度。中共派兵参战实际是以世界为敌。而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得到了联合国授权、他们是抗击侵略的正义之师，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中国则是在联合国决议下背上了侵略者和好战分子的骂名，声名狼藉，不仅国际地位没有得到提高，反而急剧降低，在国际社会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这种道义上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这不是“刮目相看”，而应该是贬义的“冷眼相看”。

     （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现曙光，特别是印度与我国建交，英国正在与我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以至美国国务院也决定不再使用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接受新中国的代表席位。我国出兵朝鲜后，联合国针对中国的提案以绝对多数通过，说明联合国中多数国家已经对中国失望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一拖就是二十多年。   

    （三）对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来说，我国卷入韩战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韩战爆发，促使美国政府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联系和援助。特别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性改变。这种政策性转变随着战争的延长而越来越走向极端，直到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签订。台湾回归终于成为一种遥遥无期的政治奢望。

     最后， 从经济损失上看：战争的延长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更为严重。由于战争需要，我国不得不把本来应投入经济建设的极其短缺的资金用于军事开支。我国在朝鲜战争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每年花掉了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０％，财政收入的55%。我国还借了苏联34.85亿卢布（合13．4亿美元），其中多数用于向苏联购买军用物资。据中共《党史研究》，1981年第5期透露，直到1965年，才还清这笔债务的61.4%在我国三年大饥荒时，中华大地饿殍遍野，可是，满载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的火车却源源不断开往苏联偿还战争债务。对于刚刚经历了多年战乱的中国人民来说，“抗美援朝”沉重的经济负担带来的苦难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只是虚无缥缈的，“唉声叹气”才是实实在在的。

       《眼中》倒还说了一句实话：“这个时候又打了这个战争的时候，中国要不要付很多代价？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发现连吃顿饱饭都是很难的时候，谈什么事情，先谈吃饭要紧嘛！” 可是，它又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们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花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才换得了最后中国还没有富国可是先强兵的这个境界”。笔者实在是搞不明白，李敖既然清清楚楚知道“连吃顿饱饭都是很难的时候”，而且又深明大义地说，“先谈吃饭要紧嘛！”那么，又为什么陶醉于用千万个人头去换一个什么“境界”呢？

   通过朝鲜战争，中国真的达到了“还没有富国可是先强兵的这个境界”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情况是，中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损兵折将，枉耗国力，负债累累，劳民伤财，贻害无穷。

   从战争的结果看，志愿军既非正义之师，又是败兵之军，输掉了谈判的所有筹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优秀儿女冻饿战死异国他乡，无数尸骨不能回归故土，回国战俘惨遭迫害，三分之二战俘流落海外，这般凄惨境况，难道就是我们追求的“强兵境界”？

   从军队数量上看，兵员的增加，不等于兵力的强大。中共建国初，全军约有540万人。韩战爆发，大量招募新兵，使兵员总数超过600万。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署，中共立即着手裁军，决定将当时的480多万的军队削减至350万。

   从武器装备来看，韩战后期，我军虽然购买了一定数量的坦克大炮和飞机，但多数都是苏联二战后淘汰的东西，根本不能满足现代战争的需要。所以，韩战后，中共不得不大规模引进苏式武器装备，并从1953年起开始大批仿制苏式武器装备。

   从治国理念来看，富国强兵是古今中外的统治者，政治家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富国是强兵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先富国，然后才能强兵，也是他们的共识。中国古代政治家管仲论富国强兵说：“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又说：“ 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他强调以富民为前提，“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富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图强，使秦国“家给人足”，“兵革大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商鞅总结他的经验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范蠡提倡“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先富国，后强兵，最终报仇雪耻。《孙子兵法》反复论述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指出“带甲十万”要有“日费千金”的经济保障，“兴师十万”要有“七十万家”承受物力和人力负担。孙膑和齐威王讨论强兵的办法，认为“富国”才是“强兵之急者”，即富国是强兵的最关紧要的事情。邓小平说："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胡锦涛说：“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

     当然，富国与强兵的关系是辩证的，也有先强兵，后富国的特殊情况。在革命者或暴力集团夺取政权之前，他们奉行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或“有枪就是草头王”理念，走的是先强兵，后富国或致富的道路。孙中山推翻满清的革命，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及索马里海盗等土匪强盗属于这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当国家突然遭到大规模外来侵略时，不得不先强兵，此时，必须紧急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全力以赴救亡图存。我国的抗日战争就是这种特殊情况。然而，“1949年中国共产党抢到了中国的统治权的时候，”（李敖语录）历经数十年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灾难深重的中国，民穷国弱，民不聊生，百废待兴。此时，发展经济，休养生息乃当务之急，可是，“抗美援朝” 使中国人民富国强兵的美好愿望至少推迟了三十年才得以实现。

    在李敖的眼中，毛泽东“抗美援朝”的丰功伟绩，应该不亚于“赶跑蒋介石”和“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毛不把它写在自己的“大事记”功劳簿上呢？其实，毛心中十分清楚，“抗美援朝”是他一生中干的最窝囊的一件大蠢事。在斯大林死後，毛不止一次埋怨斯大林关於韩战的决定是个“极大的错误”，“是百分之百的错了。”

   随着历史资料的大量解密，“抗美援朝”的真相越来越楚，“得不偿失论“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笔者相信，如果小金敢于再次挑起战争，中国人民绝对不会再发扬“国际主义”的精神，”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了。

我眼中的毛泽东(李敖)

从小可以喻大，我们看到人类很多事情，看到了很多革命的先行者，在革命成功了以后，他要怎么面对。我跟大家讲过，我们中 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就发生了这种现象。一九四九年以后，当那个反革命的蒋介石兵败山倒，赶到了台湾去的时候，那些伟大的革命者在中国的大陆，他们就面对 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新的中国站起来了，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可是这些搞革命有一手的专家，他们对建国不一定有一手，有的时候他会跟 不上，所以呢，就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他们也在摸索，并不是一开始我们觉得什么都会，不是的，我们也在摸索，在摸索的过程里面，就会走错路，走错路就会付代 价，这就是邓小平的最后的统计。在《邓小平文 选》里面，我给大家展示过几次邓小平的统计，就是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后浪费了二十年，换句话说呢，有二十年的时间是走了错路，二十年时间走错路，我 们付了太大的代价。这就是说，我们虽然是革命的先行者，我们虽然是发明了留声机的人，可是当留声机不断地进步的时候，它的唱片在进步的时候，要由滚筒式变 成黑胶式，黑胶式还要变成很薄片的，像面包一样，有薄片厚片之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转过来，要跟著上，还要迎头赶上，还要超越前进，这个时候就很费力 了，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情况。

　　有人在网站里面谈到我李敖，说你李敖有点偏心哦，你对中国的批评，凡是涉及到国民党部分，涉及台湾的部 分，你就比较苛刻，比较严格，涉及到共产党部分，中国大陆的部分你就比较宽大，比较松，你是不是两面人啊？国民党关了你，你就骂它骂得狠，对共产党你就客 气，是不是啊？我跟大家说，你太小看了，把我李敖看得太小了，你小心眼，你的见识啊就变小了。中国古代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叫做晏子，晏子有一 次呢出门，有个女孩子在路上拦他，漂漂亮亮的这个女孩子啊，就要私下跟晏子讲一句话，什么话呢？她跟晏子说我有一件事情啊要拜托你，什么事情呢？说我爸爸 遭遇什么困难，我希望你帮我爸爸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代价呢？我愿意陪你睡觉，许身给你陪你睡觉。这个晏子就很感慨，感慨什么呢？说我给人家什么印象，什么 坏印象，居然使这个女孩子觉得她陪我睡觉，认为用这种代价，我就会帮她忙，就表示我根本品格很低嘛，我的水准很低嘛，水平很差嘛！人家用这种标准来看我。

　 　我告诉大家，用很多标准来看人的时候，不要小看了人，我李敖就国民党关了我，我就恨国民党啊？共产党没关我，我就捧共产党？太小看了人，我是告诉大家， 为什么两个标准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们时间，什么时间？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抢到了中国的统治权的时候，是一穷二白，国民党把能搬走 的全搬走，能炸掉的全炸掉，留给中国大陆是两百万土豪劣绅、流亡土匪要你清除，清除这个台面，国民党把整个国库九十二万两黄金搬到台湾去，请问共产党在接 受这个摊子的时候，要使中国能够慢慢复原，是不是要一段时间？因为被国民党打劫得这么严重，破坏得这么严重，赶上了美国人在韩战出了问题，高丽战争出来 了，又为了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尊严，一定要跟美国帝国主义打一仗，这个时候又打了这个战争的时候，中国要不要付很多代价？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发现连吃顿 饱饭都是很难的时候，谈什么事情，先谈吃饭要紧嘛！就这样子啊，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慢慢地成长起来的，然后再经过自己的错误，从文化大革命再往前算，从大 跃进开始，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耽误了二十年，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摸索里面前进，好容易现在由于邓小平最后他处理的方法的正确，总算目前现在开始走这条路 了，不是吗？中国不是这样走来了吗？

　　我李敖小的时候，亲眼看过日本兵骑著马，在我们的国家里面那样子耀武扬威，所以对我这个年纪说起来，一 个强大的中国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对我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讲，我们中国讲富国强兵，什么叫富国强兵？大家看，中国的《二十四史》，就《二十 五史》里面，《史记》里面的，《孟子荀卿列传》里面的一段话，他说当时的秦国，秦用商君，就是商鞅，富国强兵，这四个字太吸引我了。我们中国太穷了，谈不 到富国，可是强兵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鸦片战争以 来，中国人被洋鬼子打，我们中国国力太弱了，这个洋鬼子里包括东洋鬼子，包括日本人，所以跟我说起来，我们中国有一个武力，使全世界的洋鬼子、东洋鬼子不 敢打我们，这个对我李敖太重要了，对我们中国也太重要了。今天享受到这种结果的人，知道不在话下，当然没人敢打我们，可是你知道我们付了多少代价吗？我们 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花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才换得了最后中国还没有富国可是先强兵的这个境界，我们付了那么多代价。

　　通过这些比较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第一位巨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因为他起到了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他诞生的时代，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 上的最低点，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众所周知，当时的世界上没有谁瞧得起中国人，“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成为中国人深切的耻辱和隐痛。正是 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朝鲜战争使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强国。

　　但中国成为世界军事强 国，并不等于世界经济强国。20世纪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的主要标志是工业化的程度。又是毛泽东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 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在西方强国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见美 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三位。

　 　目前许多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导致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四小龙”。这是当今最大的谬误。首先，日本和“四小龙”的起 点与中国不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开始了工业化，到二战时，日本能够年产上万架飞机，而中国连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许多人以为德国和日本经过二战，变成 了一片废墟，其实战时德国和日本的工厂都隐藏到地下或者分散，美国的飞机根本奈何不得，否则美国根本不需要扔原子弹和 拉拢苏联出兵，用飞机将倭国工厂统统炸光就行了。手持木棍的日本兵还抵挡美国人吗?日本到1945年7月仍有月产上千架飞机的能力，比1942年的飞机月 产量还高，说明其工业基本完整无损。何况日本拥有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以及一支熟练技术工人大军，这是旧中国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 年，日本实际要领先中国80年。即使是台湾和韩国，由于它们曾经成为日本的部分领土(殖民地)，整体水平也要领先中国大陆50年(谁如果不信这一点，可以 去阅读著名作家萧乾在1946年写的《冷眼看台湾》一文)。而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城市，以整体水平来衡量当然要比中国大陆(大多数地区是农村)发达得多。何况它们还是英国远东殖民地的两大中心城市，英国从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财富都集聚到这里，所以中国大陆与它们的出发水平不同。

　　经过毛泽东时代的短短三十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伟大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即瞄 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天上有喷气式飞机，地下有汽车、火车和 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 样俱全。而“四小龙”能造什么？它们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只能造服装鞋帽之类。它们赶上了冷战时期的好时光，那时西方殖民地各国的反帝独立斗争风起云涌， 对西方来说，只有在美英刺刀保护下的“四小龙”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资都集中于它们，造成了它们的短暂繁荣。但它们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和核心技术，繁荣根本长 不了。20世纪初期的阿根廷靠养羊也曾富得流油，但现在如何呢?冷战结束后，“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很快陷入困境，而中国却仍在高速前进，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制造业，几乎什么都能够制造。而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正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奠定的。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与西方强国的经济差距飞快地缩小着。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称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 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 《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但是近20年来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谬论，认为1960年中国的GDP与 日本相同，1980年则降为日本的1/4，到1985年更降为日本的1/5。其实这是某些经济学家的错误计算。他们是用当年中国和日本的GDP各为多少美 元进行比较，而忽略了两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80年代前后，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使日本经济出现了虚拟膨胀；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下降，使中 国经济总量看上去似乎大大“缩水”。因此，用美元总值进行的中日经济比较，就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已 经超过日本。还应该说明的是，所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也是日元升值使日本经济凭空膨胀给人们的错误印象。如果比较 当时苏联和日本的工农业总产量，日本较苏联相距尚远。例如，苏联解体前的最高年钢产量和最高年发电量，日本至今也未能超过，而中国到90年代已经超过。今 天，中国钢产量是日本的3倍，年发电量是日本的1.5倍。目前中国的钢、煤、水泥等许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 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 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 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 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

　 　目前那些反对毛泽东的人，有些是政治立场问题，但更多的是不明真相。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均2-3万美元的现实，对比中国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 免埋怨毛泽东没有让他们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西方和中国的物价不一样，无论西欧、美国还是“四小龙”，物价都比中国高得多。由 于各国的物价不同，用美元总值来比较各国的GDP就会与实际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要真正比较各国的经济实力，只能用工农业总产量来衡量，这是不受价格影响 的。在工农业总产量方面，今天的中国要领先日本和所有的欧洲国家，与美国相比也绝不逊色。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绝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天 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这些人有幸到“四小龙”实地生活体会一下，就会发现“四小龙”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日子艰难的大有人在。即 使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同样是紧巴巴的，基本上在银行没有存款。欧美国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个孩子，绝不是他们有计划生育的意识，而是难以负担 两个孩子的供养和教育费用。

　　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是专制独裁。他们不知道，西方民主制度的特点是一盘散沙，软弱无力。美国也承认，凡是 实行了美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至今未有能够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纪初期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进展最快，它们的君主专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强大的中 央集权体制使它们能够将资金集中于重工业。战后，日本和“四小龙”在它们的高速发展时期，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实际是专制国家(日本是自民党长期执 政，新加坡是 李光耀家族掌权，香港是殖民统治，台湾和韩国是军人独裁)。中国没有在20世纪后半期实行美式民主，是中国的大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阻止中国在 21世纪成为世界首强，最好的方法就是实行欧美式民主制度。我们不难想象，如果在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那么中国由这样的人来领导伟大的中国赶超西方，简直 就是天大的笑话。

　　那些“民主斗士”认为，一党执政使权力得不到遏制，无法有效地制止腐败。请问：世界上所有实行了西方民 主制度的国家，可有任何一国能够做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样清廉？印度和印尼这些国家实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是否制止了腐败呢？从近年它们先后荣幸地当选全 球最腐败的国家，人们不难得出答案。当然，中国是要走民主之路的，但绝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

　　毛泽东给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不能使人们发挥积极性。其实，西方现代企 业都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由专门的管理层经营企业，老板只占有股份。但西方拥有一套严格的奖罚制度，谁要是搞砸了企业，他将终生没有饭碗；而中 国的官员搞砸了企业，还可以易地为官。可见，中国缺乏的是有效的奖罚机制，而不是所有制的问题。那些鼓吹中国应全面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们，都应该埋名隐 姓到私企去体验一下生活，亲身尝尝老板和工头们拳脚的滋味。有过这一番体验后，相信他们中有良心的人会纷纷从右派变成左派。

　　有些人拿今天朝鲜的情况，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不行。其实朝鲜是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使按照 台湾方面的估计，20世纪80年代朝鲜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亚洲也仅次于日本和“四小龙”，而高于所有其它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亚洲各国（不包括西亚石油国 和作为资源富国的马来西亚）。目前朝鲜的经济困难，主要是其主要贸易对象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和西方封锁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将韩国封锁几十年会是怎样的情形？也许不用几十年，只要几年就可以使其制度优越的神话彻底破灭。

　　毛泽东时代的另一大特色，是全体中国人民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是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必不可少的条件。人们看看那些近代发展最快的国家如日本、德国和苏 联。德国和日本由于统治集团大肆宣传本民族优越论，客观上造成德意志、大和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苏联是用共产主义理想凝聚人心，也使其各民族具有高昂的 战斗力。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亿万军民众志成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敢惹。可以断言，如果毛泽东在世，给美国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炸中国大使馆。令人遗 憾的是，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某些不明道理的知识分子，大肆攻击毛泽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推崇西方的所谓民主(他们忘却了孙中山的教训)，造成社 会人心混乱。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欧美和“四小龙”，盲目推崇西方，使中国人在一夜之间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众多的人才外流。现在许多有点钱或技术的人 都想移民西方，许多有点姿色的女人也都想嫁西方人(哪怕是白发老翁)。本来香港和台湾根本不值得我们效仿，它们近年的萧条已经说明了其殖民地经济模式的失 败。但在这些知识分子们的美化下，香港和台湾被许多人看成了天堂，那些没有文化、没有才干，只会吼几嗓子的港台歌星们，竟然成了内地众多少男少女倾慕的对 象。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少年儿童们高唱着气壮山河的革命战歌，这样有战斗力的一代没有任何国家不害怕；而现在中国的少年儿童们沉迷的是港台的靡靡之音， 哈美哈日哈韩。这样，美国会把中国放在眼里吗?

　　我们不妨回望千年：唐朝在唐太宗时代，响彻天下的是雄壮的“秦王破阵乐”，此时的大唐积极进取，国威远播，万国来朝；而到唐玄宗时代后期，盛行天下的是淫靡的“霓裳羽衣曲”，此时正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的衰落前夜。

　　有些人攻击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死了多少人。其实这种谣言任何人只要用脑袋想一想就会不攻自破。比如，海外 说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要知道，当时中国只有6亿人口，如果饿死3000万人，就等于20人中饿死一个。换句话说，几乎家家都有亲戚在大跃进中饿 死。如此大量的死亡数字必定会引起全国震动。人们不妨看看周围，每百家有几家在大跃进中死过人？这样就很容易知道此种说法是何等荒谬！而在旧中国，饿死人 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万人饿死。今天的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万人饿死。以中国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计算，如果没 有毛泽东，中国现在每年应有300万人饿死，这50年来应该有1亿到1.5亿人饿死。象今天的印度，死个人就象死只蚂蚁一样，印度可是拥有某些人向往的西 方民主议会制度的。

　　诚然，同历史上的所有伟人一样，毛泽东也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 是他旋转乾坤，把一个备受欺凌、人民做牛做马的黑暗旧中国，变成昂首挺胸、人民当家作主的光明新中国。从毛泽东诞生的1893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 年，仅仅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死于饥饿、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的人，就可以说数以亿计，全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4岁。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中国广大人 民的命运，使他们摆脱了原先悲惨的生活状况。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为筹集工业化的资金，曾经实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导致农民的生活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而且“大跃进”的灾难也发生在农村，但时至毛泽东逝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村的众多家庭仍然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甚至在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沿海地区农 村也一样，没有任何人的强迫命令，完全是农民们自发的行动。农村的老一代人都经历过旧社会，他们知道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千家万户啼饥号寒，流离失所，卖 儿卖女，妻离子散，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解放军把 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从此他们过上了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有病能够治疗，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腐败的新生活，因此，无论这些年来某些知 识分子和海外敌对势力攻击毛泽东如何“专制”，如何“独裁”，如何“不懂经济”，他们始终认定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没有任 何舆论引导，没有任何人发动和组织的情况下，“红太阳热”席卷了万里神州大地，千千万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当年的知青们，一遍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深情 地怀念这位已故的领袖。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天南海北，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向他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表达崇高的敬意。毛泽东永远是人民 心中的一座丰碑。

　　毛泽东不仅在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即使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到非洲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非洲的黑人们一听说对方来自中 国，立即竖起大拇指说：“毛泽东！毛泽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其他国家的领袖能够让他们如此肃然起敬。在亚洲和拉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同样的现象。甚 至世界各国的领袖们（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首脑）也对毛泽东十分崇敬。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他是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去谒见毛泽东的。从毛泽东 会见尼克松的照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尼克松的神态恭敬得象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私下对女儿评论各国领袖时，对超级大国苏联的首脑勃列日涅 夫和柯西金十分轻蔑，而推崇毛泽东为圣人。即使在日后毛泽东被某些人妖魔化时，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仍然不变。在尼克松晚年建立的私人图书馆里，建造有多尊 尼克松与之打过交道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塑像，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塑像最突出和显赫，而且唯有他们是雍容华贵的坐像，其他人都是站像，不难看出尼克松最崇 敬的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几年前，英国前首相希思回答记者谁是他最推崇的世界政治家，第一位就是中国的毛泽东。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历史将千秋万代铭记这一点。最近二十多年来，某些受西方 影响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并不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恶毒攻击毛泽东，企图将中国重新拉回半殖民地的老路，使中国脱离向世界现代化强国冲刺的道路，沦为 西方帝国主义的低级加工厂。他们涣散了中国的人心，削弱了中国人的斗志。他们就象苏联的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以反斯大林主义的小说《古拉格群岛》而著 称，是反苏维埃制度最著名的斗士，但他在苏联解体后认识到自己反对斯大林和苏共是绝大错误。面对俄罗斯正沦为西方附庸的现实（即使在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所 谓经济复苏也是靠出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与沙皇时代的俄国和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落后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他痛苦悲哀地说：“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 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们正在扮演索尔仁尼琴的角色，无论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将中华民族重 新拖向深渊。

　　中国要成为一个强盛和公正的现代化强国，必须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