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重新评毛是小平同志的深谋远虑

这十二篇评论文章，早收入强剑衷先生所编的《历史大趋势》等书，流行于世，也先后收入我所编发的小册子，在文友中传阅。现在单独印行，有点类似于把《马可福音》从《圣经》中抽出来，以利布道了。
其实，列宁早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更不要说斯大林、毛泽东，说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实在自己家中也不准。这是专制主义的需要。马恩早扬弃了早年的观点，与时俱进了。聪明的革命家，发动群众，需要进行蛊惑。陈涉、吴广开农民起义之先河，在鱼肚子里放一个纸条，以证明称王是“天意所归”，很起作用。洪秀全搞拜上帝会，东王抓住这神权，装神弄鬼，也很起作用。把一曲信天游，加上“他是人民大救星”，成为《东方红》，也是这个作用。据说，“个人崇拜”和“邪教”是同义词。确切地讲，邪教具有造神、即把领袖神化和散布谬论这两个特征，这是不错的。
在毛的时代，作者也是一个相信教条的、虔诚的“宗教徒”，而且是一个认真的“传教士”。先办了近30年的报纸，后在大学的课堂上宣讲，年复一年。终于，一位大学生，我的学生，政治课课代表敏华，她课后还整理笔记，最后是整整齐齐一大本，拿给我看，多么认真的学生啊。可是，五年毕业时，她说：“你们讲的这些理论没有用！”这是断语！这是批评！事实证明，本本上确实是些脱离实际的教条，当时叫人感到悲哀。现在想想叫人高兴，年轻人的思想没有裹过脚，能据实讲真话，说明国家是有希望的。
所以说这些，因为评毛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否则，他离去已30多年，谈他干什么？斯人已去，幽灵仍在，“宝像”高悬，尸骨仍厝于首都的中心。
看来，重新评毛，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这是因为外来的列宁主义和中国数千年专制主义的相结合，形成了中华大地板结的土壤。直到毛去世之后的第三个年头，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否定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凡是毛主席的决策，始终不渝坚持。”这把毛泽东从神坛上请下来，拜倒在他脚下的中国人，得以恢复人的尊严，能够思考：这个人怎么说？
1983年的六中全会，制订新的历史《决议》，如何评价毛泽东是核心问题。当时，邓坚持“功大于过”、“过是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宜粗不宜细”等。显然和起草小组发生矛盾。五次召见，越说越气，甚至说：“意见不统一，《决议》宁可不作！”（谈话全文见当年《红旗》杂志）起草小组组长写了一章，称病而去，《决议》通过后，他写下个人保留意见十六条，全面评毛。第一条即说毛泽东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搞的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等等。
既然是历史决议，对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难免作出评说，指出“反右的扩大化，主观主义的大跃进，不适当的反右倾，十年文革的动乱”。措词尽量婉转，仍然表达出了十分的遗憾。是越来越成问题的。
小平同志尽量维护着毛的形象，有史家称这是为社会稳定而取的一种策略。当然也有这样的评论，他要继承个人说了算的衣钵，这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首先，小平同志以其实践评毛，为社会的进步立下伟大的功勋，他是一个“说得少、做得多”的政治家（基辛格语），迅速否定了“人民公社”。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当年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作出的大贡献，已是中国辽阔国土上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小平将其一风吹去；否定了“计划经济”，这是毛一边倒，从苏联引进的僵化的经济模式；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是毛自称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至此，毛泽东一生致力的伟大功业一一否定了，应了新加坡李光耀的话：毛是在玻璃板上作画，一阵风雨就会冲光了，但中国仍在。
对小平同志之举，乔石有一句精典的语言：“什么是邓小平思想？就是否定毛泽东错误思想的思想！”
当年，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希望写的东西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小平同志的矛盾，是理论家一蹴而就和政治家策略性之间的矛盾。最后，《决议》总算是启动了对毛的评说，这不过是开始。对此，小平同志也是心知肚明的。
显然小平认为给毛泽东以科学的评价，是党对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1991年夏，在北戴河一次会上，坦诚地说：“这样评是违心、唯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我们还不够格！”真是语重心长！他说：“再过十年八年重新评价，时间不够，再拖一点时间。”
两年之后（1993年）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小平又谈评毛问题，因为是极重要的叮嘱，这儿多引几句：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真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到下一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
“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的！
“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
“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代走后，作全面评说。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著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引自1993.1.15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
由此可见，一、小平同志心系此事，深知是绕不过去的坎；二、他坦诚地讲，现有评价是违心的，是一时不得已的；三、重新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说,不会影响党的领导，要相信群众。
四年后，小平同志逝世。又四年，到了新世纪。江泽民召开会议，说趁一些老同志还在，讨论一下小平同志交代的问题。一时两种意见争论激烈。有人说重新评毛，党承受不了，于是还拖着。
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取得伟大成果。在意识形态上，毛是坚决反对市场经济的，是坚决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是坚决捍卫文革的。再举毛的旗子，改革开放就是“走资派还在走”，合乎逻辑的，这对反对者是授人以柄。所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打左灯，向右转”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
捍卫改革开放的成果，争取到话语权，是当务之急！让人民回头看看那个时代政治上的左祸肆虐，经济上的民不聊生和亘古未有的人间悲剧，批判那空想社会主义的反动性，理直气壮地走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
小平同志生前一再讲，若干年后，重新评毛，这是为社会发展扫清道路的深谋远虑，这是理所当然的出路。
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就是启动政治改革的步伐。有人留恋过去，要走回头路，这样中国要倒退多少年？
从组织的角度看，重新评毛，还在拖着，其实人民群众，所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对前朝当政者的评议，何曾一日稍懈！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知情更多了，有了世界的视角了。（见注）
写的这十二篇评论文章，只不过是抛砖引玉。
【注】：近些年被历史的烟尘所复盖的事实，渐渐清晰起来。如林彪的事，高饶的事，毛和周的关系。如晚年从党天下演变为家天下的步伐。如反右打出了多少右派，档案解密,是55万多人的6倍。如大跃进饿死多少人,总算有了各省情况统计的结论。见杨继绳的《墓碑》一书。还有，在20世纪，全球人为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对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的所为，进行量化比较，居然是一个比一个严重。

小序：让那“伐木者”醒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历时27年。这一时期，他领导着这一国家，享有绝对的权威。现在，他逝世已30多年，我们是否可以对毛泽东现象作一些反思呢？
这是我们民族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我们要走向现代化，需要卸下历史的包袱，而这个包袱是这样的沉重。毛泽东现象不仅是毛个人造成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演进中，领袖、党和人民群众的合力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
话题严肃，我们应该力求科学。在60年代中苏两党的大论战中，有过《九评》，那是批“三和一少”（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少作国际支援）。历史作出这样的结论：压根儿批错了。近年国外又有《九评》，从网上看到，那是反共之作。有理不在声高，辱骂不是战斗，我们所不取。
民族的觉醒，需要启蒙，陈独秀在“五四”时提倡民主与科学，这个任务到新世纪到来之时还摆在我们面前。现在陈的雕像重又树在北京街头，中学教科书又全面肯定了他的历史地位。这个长期被贬损的人，又向我们走来，这是可喜的消息。
智利诗人聂鲁达，有长诗《让伐木者醒来》。
中国的伐木者马永顺醒来了。
及至晚年，劳动模范马永顺，看到自己得到的奖章、奖状等大量荣誉，其造成的后果是荒山秃岭、水土流失、灾害频仍……他痛心疾首，下定决心重新种树，希望可以将功补过，希望祖国大地可以重新披上绿装，他的觉醒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奖励，朱镕基总理去看望了他。
他个人真的能够将功补过吗？远远不可能了。由于有领导的、大张旗鼓地砍伐，一位林业教授说：那个时代，大地林木的破坏超过历代王朝的总和。马永顺走了。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以自己的行动在呼唤“伐木者醒来”。
各行各业的人们啊：在那毛泽东时代里，我们不都是为建设祖国而辛勤劳动的“伐木者”吗？
马永顺所遵循的最高指示是“以粮为纲”，于是毁林造田。现在接受教训，改过来变成“退耕还林”了。当时还有“以钢为纲”，大炼钢铁，忘了农、轻、重的应有顺序，造成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人民的生计长期陷于匮乏之中。更有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社会发展主要靠阶级斗争，而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违背了唯物史观。“与人斗争，其乐无穷”，国无宁日，又伤害了太多人。此所谓“三纲乱天下”。
笔杆子们手里的笔,可不是马永顺手里的电锯，电锯不亵渎人格,不触及灵魂。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笔杆子除了互相攻伐之外，所砍所伐的是什么？不是创造了舆论一律、百花凋残；不是把弥天大谎,营造成社会舆论的主流,“说假话吃香，说真话遭殃”。以专政手段导致民族道德的式微。如此年复一年进行国民性的塑造,这使人格被扭曲。如可怜的曲啸（牧马人的原型）,最后只能说：“是妈妈打了儿子。”这就抹煞了是非曲直，道义不存。曹禺说：“我的教训是太听话了。”这是他临终前发出的心声,这是他的忏悔。革命者难道不更应像马永顺那样进行一些反思和忏悔吗？
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有相对的独立性，列宁说得生动而形象：它不可能装到棺材里和尸体同时埋下去的。何况毛的尸体没有埋下去，也没有按他的意愿火化，仍厝于天安门广场。
反思毛泽东现象，体现民族的良知，也应体现党性原则，不妨以马克思主义为据，对这一现象作说明；也不妨以所谓“毛泽东思想”为据，对这一现象作说明。但“真理是时间的女儿”，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实践”的检验。要读马列的书，读毛的雄文四卷，还有第五卷，那是更为坦然、直率的满怀豪情之作。华国锋匆匆做这件事，后曾通知收回，终于不了了之。我们也要看“正史”。虽然鲁迅先生说：“正史涂抹太多。”看胡绳著、小平同志题签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还有刘吉主编的上海版的同名著作。要看毛的传记，最权威的当然是“中央文献出版社”最近出的《毛泽东传——1949～1967》，篇幅浩大，史料丰富，前所未有，正是我们要探讨的这一时期的材料。
毛泽东现象，纵向看，上溯秦皇汉武；横向看，旁及马恩列斯。毛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是高屋建瓴的概括。严秀老（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补正说：“应该说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因为他和马克思的关系是大可质疑的。
毛是浪漫主义的诗人，他政治上的乌托邦理想也是浪漫的。他离开延安之后，从未回去过。周恩来去过一趟，当众哭了。说：“对不起乡亲们。”折腾30年，生产没有恢复到1949年。毛的理想把农民推向绝境。多少干部为民请命，申请一点分配权，均被打倒。公社社员劳动成果被侵吞平调的程度，超过建国前的封建剥削。小岗村十多户农民写血书申请的不过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长期丧失自我的农民，“自己”重新出现了，重新开始解放的过程。这时毛已去世多年了，但，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仍保护着至高无上的君权，有一些农民仍说毛是“大救星”。
“自由”是民主革命的旗帜；“自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马克思所争取建立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革命当然需要纪律，但革命的纪律是革命者自觉的选择。革命时期过去，却把“自由”作为社会的异物，在战略上加以反对，从事“驯服工具”的培养，这是人格的否定和异化。进而强调“阶级性”而否定“人性”。这就把问题搞得更复杂，使我们这个民族，既是“缺钙”，又是少有自律和忏悔的精神。
陈涉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也想当皇帝。“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更具豪气，舍我其谁，溢于言表。工作中的问题，全党都看到了。毛当然看到，但为了个人权柄，要打倒假想的政敌，宁可把错误向前发展，使千万人转于沟壑。谁给他的这种权力呢？他自己吗？否！党早否定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授于他最后的决定权。这样个人凌驾于党之上，“万岁”之声超过任何王朝。
中国的解放战争，是一次农民运动。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说，和毛截然相反。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一文中，对太平天国发了火，说它是“灾星”“妖魔”。所以不便收入译文集中了。事实上，农民运动即使成功，一定是产生一个新皇帝，一定是杀戮功臣，一定是回过头去镇压群众。这是社会发展阶段，即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社会现象。一点办法也没有，历史上从来如此。毛的时代在怎样程度上传承了农民起义的遗传基因？
毛的字典上，涉及“民主”甚多，但都是作风，而无一处涉及制度。相反怕谈民主制度，最后认为选举是“形式主义”，说：“我们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认为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很好运用了这个手段。夺权前，用以号召群众和不民主的旧政权斗争。夺权后，反复讲民主作风，只要求“为民作主”。谈不到“人民作主”。
是否可以用常人的伦理要求评说毛呢？一般认为不可。因为他是人君，且早已神化。这就不是他个人的事了。
毛的人生结局，典型地反映出他的政治品格，他所营造的至尊地位，他的道德修养，可以看到他和党、和家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话题太多，不知从何谈起。有同志指出，核心问题一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一是他的哲学思想。就试着先谈谈这两个问题吧。
现实的问题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中国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流传至今。如同一个家庭，说：“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而“面子是中国的纲领”（鲁迅语）。邓小平1991年说：“重新评价毛，现在只能唯心、违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还不够格。十年后再说 ，时间不够再拖点时间。”小平去世了，十年过去了。重议此事，谷牧同志说：“重新评价毛，党承受不了。”这样说是耐人寻味的。
问题在于：
一是官僚经济阶层，他们需要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和传统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这是毛传承下来的，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宝贵的“政治财富”。
一是哀号无告，而又愚昧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神”的保佑，如同需要“清官”的为民作主。
在漫长时日里，重新认识毛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因为几十年间，他是自己最崇拜，最敬爱的人，曾因他而对生活充满信心，无比自豪。但又怎能不像他说的那样“实事求是”呢？何况“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还有一句老话：“知耻近乎勇”呀！
本文作者是中共党员，已至耄耋之年，来日不多，实因有爱党爱国之情，不得不留下自己的想法，以谢世人，仅供参考。
因是一个极严肃的话题，又是一个极大众化的话题。有人建议文体可“散文化”、“随笔化”，以求可读性；而科学和翔实更是应追求的目标。不一定做得好，尽力而为。
留待后人评说吧。

一评：在哲学的迷雾中

一点办法也没有，揆诸历史事实，只好用这个不恭的题目。当然也可换一个题目，如《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及其后果》，仍然是一个意思。
大 哲学家冯友兰，在其最后一本书《中国现代哲学史》中说：“几十年间，毛泽东一直居于君和师的地位。”作为“师”，他欢喜谈哲学。在对“敌”斗争中，他侃侃 而谈，旁征博引。有的干部如入五里雾中，当然也只有连声“诺、诺”。发动群众时，比喻生动，通俗易懂，喜笑之中，换了概念。群众不得而知也。他日理万机， 不忘涉足哲学界，奖掖年轻的后辈，时和大哲学家议谈于庙堂之上……他不断关注哲学界的新动向，引领着思想的潮流。
他的哲学思想，和“君权”相结合。以之为思想武器，所向披靡！他的哲学思想空前普及，被认为是绝对真理，渗入亿万人民的心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 毛泽东时代，毛当然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精典中之精典。虽然其中不乏可商榷之处。但确实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如在《实 践论》中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 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这篇文章是1937年写的。副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真 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讲得多么好啊！这不是早讲得清清楚楚了吗？为什么到40多年之后，胡福明等人写那篇谈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虽然还是讲的这个 道理，大家却感到非常新鲜。还认为胆好大呀！全党为之震动。经胡耀邦同志审定时，加了“惟一”两个字。“惟一”和毛泽东所说的“只能是”不是一个意思吗？ 由于开展一次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思想解放”，是新时期到来的重要标志。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真理的回归。即在建国后的日子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上谕”。由于哲学思想在实践中进入了误区，船在迷雾中航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党重又回到正确思想路线上来。
从哲学高度上看，这中间是什么问题？我们不应该认真反思，汲取其中的教训吗？
“大海航行靠舵手”，不仅是林彪对领袖的颂词，也是生活实情的写照。舵手是用怎样的哲学思想，驾驭着中国这一航船的呢？这是我们应该重点了解的。
这个问题，看似很大，其实并不复杂。剥离玄而又玄的概念游戏，揭示哲学的实质，其实也很简单。为了通俗说明问题，还是让我们请当代中国的几位主要哲人，出来讲讲这个问题吧。

关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

先 请李达。他是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首届党中央宣传部长（当时叫中央宣传局主任），毛泽东早年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杨献珍说他是“中国哲学界的泰 山北斗”。几十年，和毛共事，称兄道弟；他作武汉大学校长时，曾有一句话：“我们在政治上要绝对服从毛主席，我们在学术上可以和他争论。”李达天真了，超 前了，没有想到毛已即“人君”之位。这酿成严重后果。何况他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一命题上，求见毛。居然当面争论起来，毛认可这一提法，说是有 积极性。李达说：“人的能量是无限的吗？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离不开条件的。”他又说：“现在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头脑发烧了。主席头脑发烧一点，这样中 国就会遭难。”毛说：“你也有些发烧了。烧到华氏百把度了……”这就是唯物论和主观唯心论的矛盾冲突。
同样毛在批判马寅初提倡计划生育时，也是用 这个武器，他在《红旗》创刊号上写道“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以“人手”反对“人口”，强调“手”的劳动，忽视 “口”的消耗。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计划生育”，在全国掀起批判和斗争马寅初的热潮，把马关押20年。
在大跃进启动时，《人民日报》发表一 篇社论，主张既要鼓足干劲，又要讲究科学。事先审稿时，其他常委均已认可，最后主席不看了。刊出之后，主席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显然是社论不符合主席 主观唯心论的观点。“伴君如伴虎”。后邓拓自杀身亡。陈云、周恩来因对“大跃进”有所谓“右倾”思想，用现在的话说，有一些科学的发展观吧，不得不在南宁 会议上作检查。在毛泽东时代，他的哲学所依托的是权势，所用的不是“批判的武器”而是“武器的批判”。
最可悲，哲学分歧导致李达的惨死。文革初，对他批判斗争，具体内容仍然是这些“反毛主席的罪行”。武汉报载：声援批斗李达的有2000多单位，达30万人！最后送到医院，不准家属探视，断医停药。去世之后，被化名“李三”火化。
对此哲学的论争，历史老人根据“实践”的检验，最后是毛泽东胜利了呢，还是李达、邓拓、马寅初他们胜利了呢？
不论是谁胜利了，中国人民是遭了殃了。“大跃进”等运动的后果人所共知。在此不再赘述。
如 果认为林彪只会阿谀奉承，说什么“四个伟大”、“顶峰”等而成为副统帅，那是不够的。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有最高、最精辟的概括。他说：“人的因 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加起来，即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上，说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是“精神决定物 质”，不是“物质决定精神”。对此，毛泽东立即有“最高指示”说：“四个第一好，是一个创造！”。
林彪是非颠倒了，毛热情赞扬。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

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

让 我们再请杨献珍同志。他是中央党校校长。他在辩证法的根本问题上，和毛泽东发生了激烈冲突。毛泽东强调，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认为“一分为 二”才有矛盾的普遍性，这是事物发展的原始动力。所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基础。可以说是他政治理念的命根子。
“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完整、科学的表述吗？不是。杨献珍在中央党校的课堂上补充说，古代还有“合二而一”的提法。有同志根据这一意见写了文章。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了，进行追查，掀起了批判斗争杨献珍的热潮。演绎出杨献珍有“十大罪状”。
其实，“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一分为二”是对事物的分析，“合二而一”是对事物的综合，“一分为二”抓住了事物发展的根本，有“合二而一”才完整表述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概念。
“一分为二”的“分”，是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理论基础。阶级当然要划分。思想也要分，他认为“百家争鸣，说到底是两家，不是姓资，就是姓无。”“两类矛盾”也是“分”，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就是敌我矛盾。最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以至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
“分”是“斗”的基础，“斗”是“分”的延伸，毛泽东说“与人斗争，其乐无穷。”
“合二而一”的“合”，被认为是大逆不道。1964年2月，毛泽东批评中联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批评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搞“三自一包”。他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都是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的。”
当时一般认为，杨献珍并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观点，不过是作了补充，使之更加完整。没有想到居于“人君”之位的毛，绝对不能容忍。立即形成全国揭批杨献珍的风暴。仅中央党校即形成1000万字的揭批材料，势如排山倒海。许多人受到组织处理，有的人被迫害致死。
总之，在那个时代只准谈“一分为二”，不准讲“合二而一”，即不准全面讲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即只能搞“片面性”，即形而上学，以支持现实生活中政治斗争的需要，不断地“分”下去。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搞一次，一直斗到共产主义”。
毛泽东常批评说：“形而上学最省力。”实际是“形而上学真可怕！”这种片面性使国无宁日。

关于“阶级性”和“人性”

人 的哲学思考，有三部曲。先观察客观世界。问世界是什么？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等等。然后思考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如世界是可知的，还是不 可知的？如何认识客观世界？等等。然后，回过头来思考自己，即所谓“人生哲学”，人从何而来，人是什么，以至如何做人？等等。
在毛泽东时代，认为 人只具有“阶级性”，不断批判“人性论”。这是一个重头戏！那是理直气壮、振振有词的。毛泽东反复说，人是划分为阶级的，任何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 生活。只有具体的人，没有抽象的人。这样，人“只有”阶级性，没有什么共同的“人性”，据此，批判“人性论”。说“人性论”是彻头彻尾抹煞阶级观念，否定 阶级分析的方法，抵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动思想。
于是，批“人性论”，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在学术研究中，在文学艺术创作的实践中，持续不断地进行，成为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到实处的重要内容和战斗任务。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其中，“各种”再加“无不”这在逻辑上称之为“全称概念”。如此绝对化，把人世间的各种思想都贴上阶级的标签了。
马 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人和其他动物的主要区别。别的动物没有社会关系。既然是“总和”，即有许多社会关系，“阶级关系”不过是其中之一。 亲属关系，和以职业分工形成的许多社会关系，如买卖关系、师生关系、医患关系……都不是阶级关系。在这中间一定要分出个阶级关系来吗？报纸报道一个制鞋厂 发动职工讨论一个问题“假如我是一个买鞋人？”，以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批判时说这一报道是大毒草，抹煞了阶级观点。“买鞋人是划分为阶级的呀！”消费者都 有价廉物美的要求，这是共性。否定人的共性，生产者如何按不同的阶级性提供服务？
只强调人的阶级性，而否定人性（人的共性），不仅在理论上是错的，而在实践中更为有害。它导致忽视人权，抹煞人格，不讲人道，均视为理所当然。人民内部的人，有驯服工具的要求，敌我矛盾的人，更少有人格的概念。甚至可以发展成为不讲人性发兽性的法西斯主义盛行的局面。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从本质上讲，就是这一理论的实践。

关于哲学和政治的关系

“政 治”本来应该是向“哲学”请教的，因为哲学探讨人类社会和客观世界的根本规律。可是在毛泽东时代，“哲学”成为“政治”的奴仆，成为政治家手里束缚群众、 奴役群众、误导群众的工具。而哲学本身的政治化，断送了哲学的生机。大哲学家，被誉为“中国逻辑学之父”的金岳霖，解放前曾为中国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天 地。在毛泽东时代，他的体会是“用学术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既损害了学术，也无益于政治。使学术陷入了政治的泥潭。”解放前，他的哲学研究居于国际哲学界 的前列。解放后，研究中断。晚年，他在回忆录中，书写了‘老大徒悲伤’的心情，和大戏剧家曹禺临终前说一生的教训是‘太听话了’一样的心情，金岳霖，忏悔 解放后丧失了自知之明。

毛泽东在哲学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他的思想方法，是完整的辩证法，还是片面性的形而上学？他以自 己的实践作出了回答。而当代中国一个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不幸遭遇，也作出了回答。夏征农编的《辞海》，十年修订一次。1999年版，在《毛泽东》这一条 目中，不恭地删去“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词。把毛泽东和马克思分开，显然这是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有人不解，提出异议。夏撰文解释说：“辞书应保持科学 性和稳定性。对这个原则，我们是请示了中央的。”
在毛泽东的时代，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观点发生了碰撞，他教育国人做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他自己做的却相反。他反复强调要辩证地看问题，反对形而上学，他自己在行动上体现出来的却是彻底的形而上学。“毛泽东思想”，核 心归结为“实事求是”。而实际情况呢？人类历史上罕有这样的情况：全国传媒齐动员，宣传亩产许多万斤、几十万斤。毛泽东发愁了“粮食多了怎么办呢？”为此 发出“最高指示”，是三点意见：一，放开肚皮吃饭；二，加快仓储建设；三，粮食进行深度加工。旋即大量人口饿死，其数以千万计。构成20世纪人类社会的最 大悲剧之一。
“伟大领袖毛主席明察秋毫”，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几十年间惨淡经营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 革命，新时期到来，全部一风吹了。从总体上看，这都和他没有“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有关。正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所预言的，“毛泽东是在玻璃板上作画，一阵 风雨就会冲光了……当然中国还会存在。”旁观者清，这是对毛泽东主观唯心主义最生动、深刻的批评。毛泽东自己陷入哲学的迷雾之中，他却驾驭着中国这一巨 轮。正像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哲学家李达事先预告的：你这样，“中国要遭难了”。
当年，居于“君”位的毛，需要“神权”，所谓“句句是真理”。他需要的是愚昧和奴隶主义。现在我们要重新认识什么是毛的哲学思想，真正从神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二评：知识分子的一曲悲歌

翻 开《毛选》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句话他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说在这个问题 上，“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开宗明义，纲举目张。可以说毛的许多著作和一生实践多和这个首要问题有关。

毛和马恩的观点相反

建 国后不久，1956年，敲锣打鼓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消灭了。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至此我国社会剩下来的是工人、农民和知识 分子。对知识分子早有成见的毛泽东，这时认为知识分子“姓资”，认为他们是附在资产阶级身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也要改造之。要接受劳动人民 的再教育。认为他们现在是惟一要和社会主义较量的力量。
这样，知识分子不仅是落后的阶层，而且先天就是和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反动的阶层。这样，毛泽东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领错了路。直到他的终年。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岁月。
知 识分子“姓资”吗？马克思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性质有明确的阐述，他说：“无产阶级由脑力无产阶级和体力无产阶级两部分所组成。”他认为不拥有生产资料剥削 别人的脑力劳动者是无产阶级。马克思那时很少用“知识分子”这个词，而是罗列知识分子的职业。他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雇佣劳动者”即“雇工”，即没有生产资料，靠出卖脑力劳动，换取工资的劳动者。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知识分子进行了分析。总之，他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种种不同的劳动，因而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开来，这一分离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
马克思反复说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一样是雇佣地位，都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因而在阶级性上和工人没有什么不同。
毛泽东起码应看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吧。他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他在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观点和马克思完全相反。
毛泽东去世之后，一位革命领导同志在听到马克思的说法时，还颇为惊讶，说：“马克思这样讲吗？毛主席不是这样说的呀?”
一 个看来奇怪的现象是：毛本人是知识分子，他却压根儿不承认脑力劳动是劳动。他把体力劳动作为改造知识分子的手段。他在感情上厌恶、鄙视、仇视知识分子。 说：“知识分子最没有知识”，“三天不打屁股就要翘尾巴”等等。怎么会是这样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一个革命者，转化为专制主义者之后，这是必 然的现象，即鲁迅先生所说：“人一阔，脸就变。”知识分子可厌，就因为他们有知识；知识分子可恨，就在于头脑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讲什么“自由的思想，独立 的人格”。任何专制者需要的是驯服，天天致力于塑造奴性。所以，在毛泽东时代，王洪文没有多少文化，理由是当过兵、种过田、做过工人即为理想的接班人，即 成为副主席。不识字的文盲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而学富五车的知识精英，命运多是不幸的。

中国知识精英的命运

建国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抓得很紧，他视之为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即“兴无灭资”。
建国之初，撰文发动批《武训传》，对认可《武训传》的一一点名，电影界受到打击，被誉为十大表演艺术家之首的赵丹是《武训传》的主要演员，更为其后来长期坐牢作了铺垫。这一批判殃及教育家陶行知。江青出马进行所谓“社会调查”，武训被定为地主阶级。
毛泽东说：《红楼梦》的第四回是纲。书是写阶级斗争的。俞平伯以考据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受到批判。这位大红学家，虽年事已高，亦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最早觉悟到市场经济的孙冶方，还有顾准不断受到批判斗争，家破人亡。
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主张计划生育。毛泽东发表《介绍一个合作社》，不足千字的文章，三次强调“人多是好事”。全国掀起批判马寅初的热潮，定性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罢官去职，销声匿迹，在北京的胡同里被软禁20年。
毛泽东批发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周恩来吃了一惊，他刚对文艺界一些负责人说和胡风之间是文艺理论问题的探讨。胡风冤狱20年，出来时人已木呆。一批才华横溢、崭露头角的作家被摧残了，连一个曾给胡风写过一封信的中学生也没放过。
更不要说对胡适旷日持久的批判，毛把离开大陆的胡适进行缺席批判。根子在胡适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重实证等观点，与毛的愚民政策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毛是要进行思想灌输，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而胡的影响是可怕的威胁。故称他和蒋介石是“一文一武，难兄难弟”。
年复一年，这些事情发生在建国后，四大运动（反右的扩大化、主观主义的大跃进、不适当的反右倾、十年文革的动乱——中共中央历史决议语）接踵而至。
其特点是：一、持续不断打击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二、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操作；三、不由分说，说你错，你就错，不错也错，没有申辩的余地；四、不仅用批判的武器，而且施以专政的铁拳。

迫害知识分子的策略

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从“反右”到“文革”，均和知识分子作斗争，形成一些前所未有的政策和策略。使中国知识分子陷于空前黑暗的历史时期。
其 一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这是一个创造。当然这就有了更大的随意性。过去“阶级”从来是按经济地位划分的。对私改造之后，生产资料公有了。 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即形成这个“潜规则”。“反右”时定了六条标准，弹性太大，可随意解释，善意的批评，可说成恶意的反党。
其二，如此大批制造 出冤案来，前所未有。在此之前，包括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般是“个案”，或加上株连者，还没有如“反右”有领导地制造55万蒙冤者（有的省说，我们一省也 不止此数）（后有解密材料说，实是300多万）。现在只承认“反右”的错误在于“扩大化”了。这是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话题，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已平反， 承认是错划，这很难说“反右”前提是正确的了。
其三，“引蛇出洞”的策略前所未有。这件事做得很认真。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 斗争已经过去。”又亲自出巡，动员鸣放。报刊也忽然宽松了起来，政治气氛似真的到了春天。如温文尔雅的翻译家傅雷说：“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真是到了化境， 他这样讲，再不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不像话了。”不料未满一个月，风云突变，他无以承受，后来夫妻双双自杀。一般知识分子，相信一个“理”，而不理解权术，毛 泽东后来把“引蛇出洞”自称“阳谋”。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政治词汇。对此，史家认为是“预谋”，因为对知识分子早已定性，早已视为较量的力量，而当时又出现 “波匈事件”。需要对有些自由思想、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划为“右派”，聚而歼之。
这儿一个事例最能说明问题，鲁迅先生最是毛泽东推崇的文化巨人， 一再说和他是心灵相通的。鲁迅去世20年后，到了“反右”之时，罗稷南先生问毛：“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毛答：“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 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毛泽东深知鲁迅的思想和品格。掌权之前，高度赞扬，掌权之后，不能见容。这中间没有规律性吗，是因为鲁迅先生又提出了什么新的 过分意见吗？他早已故去。
毛的这话分量太重，太放纵恣肆。其实，这合乎他自诩的“虎性”，他的这种无拘无束的圣主之风，随时会表露出来。例如给尼 克松说，自己欢喜右派；给日本首相田中说，要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这个侵略，对我们很有好处。（《毛选》五卷492页）这都叫对方一愣。鲁迅活着会怎 样，胡适、乔冠华、胡乔木、李慎之分别作出的答案是：被砍头、当右派，下场比高尔基惨。一向接近鲁迅的胡风、冯雪峰、丁玲、萧军……这些知识分子一个个都 难逃恶运，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文字狱的新发展

古 代文字狱也曾有过群臣奉旨批斗一个蒙冤者的事情，那还是个别的。至毛泽东时代，发动群众，颠倒是非助纣为虐，已是常见之事，规模大，时间久，前所未有。如 杨献珍在课堂上说：“古代还有‘合二而一’的说法。”客观上这是对毛泽东‘一分为二’的提法的补充，被视为反对毛主席。于是中央党校近二千学员，写了二千 篇文章，对校长群起而攻之。这些学员都是中高级干部。果真都认为自己的校长错了吗？奉命攻击，伤害他人，尤其是对自己的老师。这是人格的扭曲，灵魂的摧 残。批判者、被批判者同时受到伤害。
同样，批判马寅初主张计划生育的《新人口论》，全国传媒齐动员，雷霆万钧，势如狂潮。毛去世之后，计划生育不 得不成了基本国策。而周恩来当时给马老说：“你长我十多岁，我一直视你为兄长，这次一定要听我一句话，你还是检讨一下吧。”马寅初说：“应检讨的不是 我。”马遂惨遭迫害，保全了人格。敬爱的周总理：你果真认为马老的观点是错的吗？你为什么不能像魏征对唐太宗那样，向主席进谏呢？如果马老按照你的意见， 真的作了检讨，中华民族就少了一个光照史册的“马寅初”了。
在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是被神化了的皇权的专政之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悲苦，许多人 为安全和生计，成为“驯服工具”，用自己的笔杆子进行“瞒和骗”，进行阿谀和逢迎，相互攻击，自我丑化。电影上说，大学教授经不起考试的，只会讲“马尾巴 的功能”，真正会看病的是“赤脚医生”，因为它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每一运动，相互的揭发、批斗、诬陷、丑化、落井下石，弄得七零八落，灵魂的博斗惨 不忍睹。另有高洁之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走了屈原的路，人数之众，史册上所罕见。北京的中华世纪坛，每一台阶记录一年中的大事。1968年只有一句 话：“人民艺术家老舍逝世”。他继屈原投入汨罗江之后，投入了太平湖。这作为迫害知识分子的典型事件，镌刻在神圣的“世纪坛”上，昭示后人，永志不忘。
毛泽东时代，对知识分子地位的界定有一些不同的提法。
一是“驯服工具”。党这样要求，知识分子的确也以“工具”自律，转化为“宗教徒”。认为做到这一点是觉悟提高了的表现。这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需要，有的知识分子是自觉的，有的是不得不然，又渐成习惯。
二是“文革”中称知识分子为“老九”，即居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列于另册的末流。毛泽东说“老九不能走”，他看到知识分子的用处，没有知识分子哪来原子弹和高科技？但又肯定知识分子“老九”的地位。
这是那个时代，封建氛围重演的社会风光。

一些老革命的反思

司 马迁的《史记》中有《郦生陆贾列传》，其中记有：刘邦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得事《诗》《书》？”陆贾回答：“天下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薄一波想到这件事，在他的书《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回想起来，对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是认识不足的，见事迟了。”他 回忆，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给伏罗希洛夫的谈话就说：“现在资本主义臭了，资本家臭了，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影响。”“后来，他不仅把从旧社 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说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不放心，甚至认为书读的越多越愚蠢，知识分子最 无知识，到文革，知识分子被斥之为‘臭老九’。知识的贬值，知识分子地位的低下，可谓到了极点。”他进而说，在“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之外，应该加上“无士不兴”啊！
胡耀邦同志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阻力很大，主要是毛泽东左的思想没有消除。胡耀邦指出：“现在有人说，老九上了 天，老大靠了边，这样把工人和知识分子区别为‘老大’和‘老九’是不对的。”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的一个讲话中说：“长期以来，我们对知识分子的 看法不对头。看错了，歪曲了他们的形象，说是臭老九，使脑力劳动者蒙受了冤屈。”“而其根源，则在于被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念纠缠了很多年。”他说 “一定要确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观念”。
时过境迁后，许多领导同志都说了类似的意见，但在毛的时代为什么不能说？周恩来和陈毅曾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结果自己身受其害，为什么真理和正义不能伸张呢？

邓的拨乱反正和毛的阴影

早在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工作的时候，他就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
这些话是对毛泽东错误思想的纠正。毛不承认脑力劳动是劳动，不承认脑力劳动者是劳动者，认为他们是工农所养活着的寄生者。
这使我们想到乔石同志的一句话：“什么是邓小平思想？就是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思想。”
至 此，我们看到马克思认为知识分子“姓无”，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姓资”，邓小平又认为知识分子“姓无”。马克思从知识分子的经济关系中这样评说当然是正确 的。但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又不仅如此。我们应该看到，他们是率先拥有文化和科技知识的先进阶层。在生产斗争中，他们是先进生产 力的代表。在社会发展中，他们是启蒙者，进步运动的组织者，是人类不断进步的带头人。
小平同志一言既出，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乌啦！这样，知识分子地位发生根本变化，冬去春来，令人鼓舞。
但 是在这中间，我们也可看到毛泽东的阴影。政治体制依旧，知识分子姓什么？他们的地位和待遇如何？决定于当权的政策即首长的意志和认知。这样的时代何时可以 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如同古代民歌中所反映出来的先民的理想：“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帝力(皇权的力量)，与我何有 哉?”这形象地描绘了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到那时，知识分子无需谈什么姓无姓资了吧?虽再无姓氏之说，但是知识分子的先进性依 然存在。
整个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一直没有改变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在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他领错了路。

附：重要补正

这组文章，先印了几份，呈领导和专家审阅指点。各地立即有殷切的关怀。重要的补正有两点，不及修改，摘录于此，以飨读者：
一、文化界一位长者指出：“建国后，在实践中，重视抓上层建筑，不断批‘唯生产力论’；热心生产关系的改造，而忽视生产力水平的现状。总体上是“左”了。从哲学上看，不是把“唯物史观”颠倒了吗？这是应补充说明的。
二、 几十年间，一位抓意识形态的老领导指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是解放后，对1925年12月发表在《革命》半月刊的原文，大加删改之后， 再发表的。原文把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作‘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看待的。当时，毛的身份是汪精卫推荐的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此文发表，并 出单行本，影响极大。部分北伐军提出‘打倒知识’的口号。因此，反思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应从这一点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