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评：从“毛刘之交”看时代的局限

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窃以为反思毛泽东现象，以此为切入点是最为真切而实际的了。
试想：一个原始人站在荒原上，虽然站起来了，和四只脚的群兽有了区别，但仍然是“兽”。它只有建立了社会关系，才成其为“人”。所以，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在人际的关系中，才能看到作为一个人的素质和品格，才能看到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如何。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当然是很多的，所以马克思用“总和”一词。考察建国之后的“毛泽东现象”，看看毛刘之间的情况，是首选的话题。一个是党的主席，一个是国家主席。在生活的演进中，我们看看他们如何团结共事，如何产生矛盾，有哪些曲折离奇的故事。刘少奇何以酿成亘古罕见的悲剧。既是刘的悲剧，也是毛的悲剧。
总之，刘是毛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我们才能看到毛的身影。同样，毛也是刘的一面镜子，从中我们才能看到刘的形象。从镜子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政治理想和品格，甚至个性特点。这都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因为还是人治时代，而且是“终身制”。
刘在1969年11月12日去世；毛在1976年9月9日去世。他们身在其位时，需要对国人保密的事，现在渐渐浮出了水面。这使有些人“无比热爱”、“无限崇拜”之后，又难免有了新的评说。例如说：“延安时代就开始搞个人崇拜，少奇同志没有想到是自掘坟墓！”所谓“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是张闻天同志先提出来的。而毛的地位是在实践中形成的。那是由于其天才和谋略，不仅是因少奇吹捧。就是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王明，在给学员作报告时，最后也说：“我今天来，是送给你们五个字：学习毛泽东！”
毛去重庆谈判，把全面的领导工作交给了刘，而不是恩来和弼时。少奇同志运筹帷幄，指导全面工作，提出“向北挺进，向南防御”的正确方针，这决定了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毛从重庆回来后，休息一段时间，仍叫刘主持工作。这是毛刘之间的“蜜月”时期，和后来毛林之间，一个阿谀奉承，一个意在利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可怕的失误

建国后社会曲折发展，延安时埋下了伏笔，定下了基调，这是可怕的失误，严重的教训呀！那就是1943年6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一个《决定》中，多了一句话“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当时都认为应“集中”权力，以迅速处理日常工作。这不过是仅指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但在实践中，毛泽东把这一权力逐步扩大到代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及所有的政治生活层面了……
发人深思！为什么谁也没有意识到，如此否定了“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危害性呢？能用毛泽东当时英明正确来作解释吗？这和我们这个民族有足够的封建专制文化传统而缺乏民主意识，有没有关系呢？
这一决定，彻底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毛泽东时代，他个人的错误意见必须执行。大家的正确意见，他个人可以否定。在他去世前的那27年中，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和国家《宪法》之上。这给我们的民族造成了大不幸！这也是国人对少奇同志的惨死，“哀其不幸”而又“怒其不争”的根据。虽然，这一决定的作出，刘有责任，又不能仅怪个人，而是整体水平和历史的局限性的反映。
在那个时代，毛和刘的真的面貌，老百姓是不知道的。传媒或则奉命致力于“造神”，或则必要时透露一点消息。总之还是“梁山泊英雄排次”的封建等级观念。表扬过分，是帮了倒忙。功高盖主是大忌。突出伟大领袖个人，所谓“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认为是必要的。
今天群众说长论短，不会再碰到“专政”的铁拳，招致飞来的横祸，说明社会有了进步。

两个人的不同风采

史料称：毛刘的性格、气质完全不同，差异太大了。毛欢喜吃辣椒，戏称，越能吃，革命性越强。刘则一点不吃，沾了辣椒的锅子，炊事员要洗干净再给他做菜。中南海服务处的李维信说，在中南海里，刘是最俭朴的。孩子多，。“刘办”据实向上级申请，每月曾补助他家３０元，刘知道之后，坚决退回。他的党费总是缴得多些。毛相反，他是中南海里的超级富豪，仅说稿费，“文革”中一般书不能出版了，只有毛著铺天盖地。报刊图书的稿费一般不再发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只有毛的稿费一文不少，共达一亿三千万以上。税收也是“特例特办”，没人敢收。少奇同志出巡，有四条规定：不准迎送；不准请吃；不准收礼；不准前呼后拥。执行得认真。彭德怀一上庐山，在西北组的会上就说：“许多省给主席盖行宫，这是搞的什么名堂？” 对毛在生活作风上的问题，林彪提出了“小节无害论”。毛自称有“虎性和猴性”。刘温良而自律。毛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刘和掏粪工人时传祥热情握手，说：“我们只是分工的不同。”大跃进后果严重，毛提出“要搞调查研究”。这给刘一个深入调查的机会，否则会引起不快。因为“大跃进”是毛发动的。毛派警卫员们下去调查。有庞大的国家机器，何需这一渠道？这是宫庭封闭状态下的心态。已经没有人敢向主席报忧，田家英不再受毛信任即始于此。警卫员带回发黑的“窝窝头”。毛感慨万端，说：“农民太苦了。”电影镜头跟上，浓墨重彩，歌颂伟大领袖。其实正常年景农民也是吃窝窝头的。大灾年景，有窝窝头吃是天大的福气。有得吃，何以千万人成为饿殍？刘下去住在一个猪舍旁边，分析人的粪便，发现口粮太少；分析水塘里的水，发现灾情并不重，而对大量饿死人，承认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主席不快。刘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承担责任，毛更不快……事关威信和权柄。史家称，这为刘的灭顶之灾埋下了伏笔。
文革中，毛对刘说：我只要动一个指头，就可把你打倒！刘请求挂冠归田，解除毛的顾虑。请求不要因我个人而再株连许多同志了。毛说：“不要多想，好好读点书。”这时刘的孩子们天真地感到欣慰了。但王光美更为忧心忡忡。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左右为解除皇帝的顾虑，还可以解甲归田。王光美知道这个机会，刘没有了。旋即少奇惨死。王光美被关押12年。有材料称，没有杀她是毛的指示，他的恩典。

无休无止的检讨

领袖“个人的最后决定权”，即“个人专断”，建国之后，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惜由于毛的哲学思想进入误区，沿着错误的路，越走越远。
一开始，他否定了《共同纲领》，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宋庆龄说：“这不是食言了吗？”少奇有“天津讲话”，对稳定社会、发展经济作用显著。因为是宣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抓住“剥削有功”一语，反复批评。党的历史《决议》中说“主观主义的大跃进”，对“大跃进”，周恩来和陈云早有不同看法，但不得不在南宁会上作检讨。已居于党的领导核心的“经济专家”陈云，脱离政坛去苏州听评弹了，靠边达15年之久！党的“八大”作出的正确决议，立即被个人所否定。庐山会议本拟纠正“左”的错误，散会之前，风云突变，个人决定“批右”反彭。更不要说发动“文革”，造成史无前例的一场浩劫！
在这个过程中，日子最不好过的是刘。因为他最讲原则而思路正确，但又是最不得不放弃原则的。从建国到他去世的20年间，他起码在六个重大的关键问题上，“顾全大局”作检讨，承认自己的“错误”。
如1954年，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对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作了检讨，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肯定了毛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
如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上，对“反冒进”作了检讨，即不得不承认“冒进”是对的。
如1961～1962年，检讨对“大跃进”的认识，不得不肯定“大跃进”这一错误。
如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形势的估计所谓“过分严重”进行了检讨。安慰因工作失误而威信下降的毛。
如1965年，关于对毛泽东不尊重的检讨。
如1966年，“文革”初期，为表现对毛忠诚，不得不作出“派工作组”的检讨。
这些检讨，内容虽不同，但有共同的性质：无一不是正确向错误低头。正确为什么要检讨？为了“顾全大局”。什么是大局？毛的面子、毛的威信是大局。实质是“不可一日无君”，是“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甚至认为维护毛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利益。是非曲直是次要的。这一点，到这时已是源于延安而形成的一种“潜意识”了。在庐山，一些元帅明知“批彭”不对，但是流着眼泪，也要劝彭作检讨。说：“顾全大局吧。”为什么没有想一想，“顾全”下来后果是什么？国家将有怎样的劫难？人民将蒙受怎样的牺牲？封建性、官本位的政治体制，决定“惟上”的思维定势。陈云曾强调“惟实”，他看到那已经形成的习惯势力和政治局面，知难而退，避开劫难，是少有的聪明人。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朕即国家”。在毛泽东时代“朕即是党”。所谓“忠君报国”，“忠君”和“报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这是中国社会承袭下来的一个文化传统。可是一个外国的著名汉学家费正清，长期百思不解：为什么一个只是有限性的人，掌握无限性的权力？一个缺乏道义的人，可以掌握亿万人的命运？他的最后一本书《中国历史新论》，还在探讨这个在中国由来已久的关键问题。他认识到，如同封建社会的真龙天子——皇帝，他是被神化了。只可惜他又不是神，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可是他拥有生杀予夺的、随心所欲的权力，这太可怕了。这是一个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当然，还有另外的因素，那就是威慑力量。列宁说得好，“恐怖创造神”。
而“自我保护”又是人的本能。
写到这儿，联想到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他完全相反，有人写他的《评传》，题目是《终身的反对派》。斯大林说蒋介石是革命的中心，陈独秀胆敢反对。对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他一再抵制。他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批评自己执行国际的错的指示。他对蒋介石更是横眉冷对，视死如归。他五次被捕，最后反动派决定放他，叫他“检讨一下”，他拒绝。中共叫他回延安，要求他“检讨一下”，他说“无过可悔！”，铁骨铮铮，始终如一。
刘和陈的鲜明对比，都是历史老人所创作的历史戏剧的典型形象。

厄运从何而来

在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下，检讨认错并不能解决矛盾。有时效果相反。如对“大跃进”的后果，刘主动承担责任。反而使毛更加恼怒。这不仅是面子，而且是威望和权柄之所系。肇始于此，联系长期来基本观点的分歧，联系国际共运的风云，毛认为刘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为了给刘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专案组“苦斗”两年，花了大功夫，从当年的难友到亲属、朋友，以逮捕、拘留、监护、办学习班等办法，勒令交代，日夜审讯，严刑逼供，索取伪证。后有报纸披露，为了取证，动员了40万人，查阅400万卷敌伪档案。终于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给刘戴上这些可怕的帽子。（除陈少敏一人没有举手）一致通过：永远开除党籍！无疑这是毛面对刘的重要记录。党的代表大会，已成为个人玩于掌股之上的工具。流亡苏联的王明，在其《中共五十年》一书中送给了毛一个“篡党”的罪名。
毛所打倒的不仅是刘，刘不过是一个代表。毛的估计是文化界、教育界建国后的17年是刘的黑线统治。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派”。的确，广大干部，对毛极左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不理解，跟不上，有的身受其苦，自觉不自觉地抵制。毛就需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导致党组织的被破坏和政府的瘫痪。
1967年4月10日，召开30万人的大会批斗王光美。少奇同志愤怒了，说：“为什么叫她代我受过？”陪斗的有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300多位高级干部，无不受到皮肉之苦和长时间的人格侮辱。这更为清楚了，刘曾想“挂冠归田”，想牺牲自己解救广大干部，是多么天真！说明对自己的“老战友”认识不足。
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以100多万字的三部巨著，记叙毛和刘、周、林之间的故事，抉幽揭秘，丰富翔实。他对刘的厄运是这样理解的：
“建国以后，对待党内斗争，毛泽东的方针不再是‘治病救人’，而是‘除恶务尽’，其原因固然是其阴险狠辣的特色，进一步发展，达到登峰造极；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农业社会主义路线，失去了真理，失去了人心。党内矛盾发生后，他不但要将对手打倒、斗臭，还要将其置于死地，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地位。毛对彭德怀是这样，对刘少奇更是这样。这正是心虚胆怯的表现。”

巨星殒落，民族之耻

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于开封，这是国家的耻辱；他是党的副主席，也是党的耻辱！这惨痛的教训，是无法回避，应该深思记取的。
毛叫刘“读点书吧”之后，即去外地。比邻而居的刘家旋即受到“造反派”的冲击。连日抄家、批斗，把少奇同志打得皮青脸肿。在家中也把他和王光美隔离。抓走炊事员，剪断电话线……事情发生在平时警卫森严的中南海！
谁人能在中南海干这样的事？为什么强大的警卫力量，不敢保卫他呢？
少奇同志被押走时，自知和王光美是永别了，沉痛地说了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少奇同志还曾举起《宪法》抗争，说：“我是国家主席，我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为时晚了。中国的《宪法》何时起过作用？毛讲得明白：“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就不仅是刘和毛的悲剧，而是民族的悲剧了。
对刘的到来，开封早有准备，政府大院中的小院，住户已搬走，铁窗钉好了，陈设如囚室。刘已垂危，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以致“什么病？”医生已难以界定。在当地叫一位刘医生和四位护士来。每天上班，站在刘的床前，首先遵命“早请示”，集体诵读《毛主席语录》。如高呼：“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等等。行礼如仪之后，开始工作。
医生开出的处方和申请检查的项目，经上级批准后执行。有些药物不准用，对一些检查，上级不同意，且有“以后不要再提”的批示。医生对此有所记录。记录中还有这样的话：“……我才知道，我不是作为医生治疗病人，而是在执行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这儿我还要在叶永烈先生的大作中摘录一点材料于此：
“深夜两点，刚从开封回来的李太和，接到汪东兴的电话。他通知：‘立即再回去。已经死了。带上衣服，坐飞机去。’第二天上午，李来到开封市政府大院，见走廊上放着一个担架，一张白布严严实实地盖着。李揭开被单，只见刘少奇僵直地躺着，蓬乱的头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颔有一片瘀血……
李太和拿出随身带来的刀剪，给他剪发，换上带来的衣服、鞋子。
“医院”负责人和哨兵在一旁监视。
这时，北京来了命令：“遗体就地火化。”
遗体送往火葬场时，那儿早警卫森严，岗哨林立。死亡登记表是这样写的：死因：烈性传染病。骨灰编号：123，死亡人姓名：刘卫黄，年龄：71，性别：男，职业：无业。
没有一个亲人得以到场，当然更谈不到鲜花和哀乐，只有凄风苦雨……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国家主席，这样走完了人生的道路，古今中外所罕见。
司马迁的《史记》讲了故事之后，常有“太史公曰”，即发表自己的评说。对少奇之死，散文家会说：“我已经无话可说。” 政治学家应该回答：“什么是‘共和国’？共和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政治经济学家一定会指出：“他们的根本分歧是搞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即把国家引向何处去？”伦理学家会说：“道德虚无，即‘道德’缺位，无从分析，没有我的事情呀！”历史学家肯定会说：“没有科学的历史观，谈不到科学的发展观。你看，岳飞墓前跪着秦桧等三男一女，可谓宋朝的‘四人帮’”。杂文家们指出“此处独缺赵构，秦桧等不过是帮凶而已。这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文化传统，维护着皇权和个人崇拜。”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时代出现了惊人相似的历史悲剧。这个传统传下去，下一个岳飞、刘少奇不知是谁？
在审理“两案”——林彪和四人帮两案时，江青在法庭能够气急败坏地大吼一声：“我不过是毛泽东放出来的一条狗。”秦桧等只有跪在那个常设的道德法庭之上，没有机会发出为自己申辩的这一点点可怜的声音。看来社会还是有了进步。
现在三湘大地，竖立着毛、刘两个巨人的高大塑像，近在咫尺，遥遥相对。今天，他们能向世人诉说什么呢？他们在地下相遇，彼此会说些什么呢？
(未完待续）

四评：老年人的燃烧

——给运丰老的一封信

运丰老：
陈屏传来你老的信，读后十分感动。我们走过大体相同的人生道路：战时的烽火万里，战后道路曲折，晚年欣逢盛世。我们又是同行，所以你批阅拙文，不由写了这许多。说明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因为几十年间，虽未谋面，但感情的起伏，思想的演变是雷同的。
一次，李锐老给一个朋友的作品写序，情不自禁地说：“年轻的朋友知识结构是不同，思路开阔。我们都‘裹过脚’呀！”他是指思想长期受到禁锢。人的思想认识有时间的、空间的局限性，是普遍的现象。我理解李老所说的“裹脚”，是指思想垄断造成的思想束缚。
我 的生母亡故于抗日战争时的流亡途中，他是一个“五四”后的新女性，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是他参加“放脚”运动的宣传。可是我的外祖母是小脚，木已成舟，毫无 办法了。后来，我的继母也裹过脚，幸有“五四”新风，及时放了，但也受到了一些伤害。所以她常埋怨“不知是谁想出裹脚的坏主意！”父亲说她是“解放脚”。 李老把“裹脚”比喻为“思想束缚”的确很生动。“大脑”和“脚”都要解放。“脚”本应是“天足”。“脑”应葆有“自由之思想”。

（一）

我 们的工作，任务应是“为真理而斗争”。《国际歌》中也是这样响亮提出的，但是我们没有做到。我回顾自己的一生，觉得这是最应该反思和忏悔的。我在报社工作 近３０年。当时按照要求以“驯服工具”自律。回头看看，宣传的并非真理，路线错了。“文革”后在高校的课堂上只能“照本宣科”。讲的东西也没有经得起历史 的检验。许多跨世纪的老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争取做到“两头真”。胡绳80岁有自寿诗说：“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本来应“四十而不惑”反而 “惑”了，一惑30年！现在认识到自己的“惑”，说明思想有了解放。说明年轻时追求真理，老了又追求真理了，是“两头真”。张劲夫最近发表一个文章，题目 就是《我也是个“两头真”》！
那个时候——建国之后至毛去世的27年间，为了统一思想，做了比汉之董仲舒更多的工作。大学里《教育学》、《心理 学》、《社会学》、《伦理学》都砍去了。认为姓“资”，或者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即可，不需要了。《法学》更没有用了。律师作为一个行业长期消失了，一个 民族居然可以不研究这些科学。这造成许多民族的盲点。因此在宏观指导上，出现荒唐之事甚多。如道德建设提出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有五四三办公室）只讲 “理想性”，不讲“现实性”，抽象的说教，又是逻辑混乱的文字游戏。
学习马克思主义，当然很好。但“教研室”只“教”不“研”，一“研”就出问题。谁也不知道恩格斯和列宁的区别，更不知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回归。难得有一篇马克思谈中国问题的文章《中国记事》。其《选集》中不敢收入，因和毛的思想相反。
主 要是学习列宁主义。现在人们都知列宁的重要著作《帝国主义论》已被历史所否定。他的国家学说，《国家与革命》，已被我们党的现行政策和社会现实生活宣告过 时。过去我们把这些理论教条化了，神圣得不得了。我们自己既当宗教徒，又当传教士。谈不到“为真理而斗争”，谈不到“做学问”。从专制主义的角度看，“读 书越多越反动”，一点不假呀！这是合乎逻辑的。

（二）

谈历史，当然要以事实为根据，不是先下一个结论。十多年前，即有《党魂三误》之说。三误一是喊“万岁”，孙中山说：你们喊我万岁，我怎么对得起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呢！二是进驻中南海那帝王游乐之地，三是自称“光荣、伟大、正确”。认为这都是很被动的。
那 个27年间，一开始即否定了《共同纲领》。宋庆龄说：“这不是自食其言了吗？”接着加快社会改造的步伐，一步步走上农业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的，空想社会 主义的不归之路。农民最后成为“公社社员”之后的政治处境，经济地位，逊于建国之前那“对半分成”的租佃关系。苏联和南斯拉夫都不恭地称之为“农奴制”。 我下放农村当过８年社员，体会很深。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学》果真又是可怕的，如果按费孝通的办法写出调查，进行定量定性的分析，实在无法交代呀！
毛 亲自发动、亲自操作，批判一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如马寅初、梁漱溟、杨献珍、孙冶方、顾准、俞平伯、胡风……内容虽不同，都说是“兴无灭资”，继之以专 政的铁拳。有的长期关押，有的家破人亡，现在应该思考的是：一次次声势浩大，震动全国的批判，哪一次是正确的？有没有一次是正确的？我请教社科院的一位长 者，他只有长叹而已。
接着是四大运动，按中央《决议》中的表述：“反右的扩大化”，“主观主义的大跃进”，“不适当的反右倾”，“十年文革的动乱”。总之，错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这是党中央的结论。所以说一贯光荣、伟大、正确，是很不光彩的谎言。

（三）

在 制订《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小平同志尽量维护了毛，正如你信中引述的：“成绩是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宜粗不宜细” 等等。这和起草小组发生了矛盾。小平五次召见起草小组，他越说越气，（五次谈话发表在《红旗》上。）甚至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决议》宁可不作！”这是 针对起草小组组长胡乔木的，胡写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一章之后，称病住院去了。《决议》通过之后，他抛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16条。当时颇民主，作为文 件下发到高校党委呢。很长，我用录音机录了一下，几天之后，通知收回。我只好把录音从磁带上抹去。遵守纪律，这是习惯。但留在大脑皮层上的记忆是抹不掉的 了。
乔木认为毛是民粹主义，搞的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认为他是国际共运中“左”的代表，影响不仅限于中国；认为他迫害一些老干部，应在《决议》中指出来，作为教训吸取。如此等等。认为这是《决议》中应谈而没有谈的。
小 平是从政治家的角度，考虑当时形势的需要；乔木是想使《决议》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追求科学性，实事求是。按照官本位社会所培养的思维定势，人们跟着上 边走，认为小平的评说是英明的决策，一些曾受到过迫害的老同志，如黄克诚，也积极拥护小平的决策，顾全大局，起到榜样的作用。这是当时舆论的导向。
小 平真是“与时俱进”的模范。1991年夏，他在北戴河又谈到评价毛的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只能唯心、违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我 们还不够格。十年八年之后，可重新评说，时间不够，就再拖一点时间。”七年后，小平去世，又三年，江说：“已有十年了，趁一些老同志健在，议一下这个问 题……”到今天，我们还放不下这个历史包袱，在唯心下去。
人们注意到，夏征农主编的《辞海》，1999年版，《毛泽东》这一条目中删去“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等修饰语。

（四）

小 平的思想，是一个“过程”。上世纪80年代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一当然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可是到1992年南巡，又讲“不管姓资、姓社，只要 三个有利”。事实上，我们在课堂上反复讲的社会主义的特征，早已被否定了。“公有制”在化公为私；“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按劳分配”变成了“按 生产要素分配”。“资本”是生产要素。过去用资本剥削的“剩余价值”是合理合法的分配了。“资本家”称为“企业家”。企业家不是剥削者，可以入党，党成为 “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理论上、政策上翻天覆地！列宁的国家学说，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讲的那些基本原理，被提出质疑。人们开始注意恩格斯和 马克思晚年的动向。世人仍对他们深怀敬意。毛泽东时代的那个27年，是短暂的历史插曲而已。只是从政治上、经济上如何界定其社会阶段的本质属性，是个伤脑 筋的事情。
昨天收到上海一位年轻学者的信，他说：“老年人在燃烧，青年人在麻木。”老年人有自求思想解放而激起的思想火花。年轻人不是麻木，是历史的包袱少，没有“裹过脚”。社会的进步，信息时代到来。他们是“天足”，走自己的路。社会总是进步着的。
我体会，环境很重要。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深圳大学，那儿有迎面吹来的海风。回顾往事，我才发现自己如同压在一个玻璃板下，认识上只知道有一个“两度空间”。正如鲁迅说的，“正史涂抹太多，看不到真的面目。”
江泽民强调“与时俱进”，说“创新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我认为非常重要。
因有陈屏同志的叮嘱，拉杂谈了许多，供参考。不妥之处请您老多多指正。
秋安 丁 弘 2005.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