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正面抗战那些事)（九）

　　甚至，前面张学良对日军行动的误判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错。老练如斯大林，直到德军进攻前夜，不是还相信过德国人一定不会打他的莫斯科吗？
　　只是你不能一错到底。
　　这时，日军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战争不是局部，而是全局；目的不是南满特权的多少，而是要占领东北全境。
　　不抵抗已经毫无意义。
　　张学良此时要做的就是赶紧调整战略，命令部队立即就地抵抗，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能拖一日就好过一日。
　　而且此时东北军精锐并未遭到根本性削弱，关内关外的加在一起，仍然大大超过关东军，完全有集中力量进行大反击的本钱和实力。
　　从对手一方来看，虽然表面上日本一时得势，其实那只是军事上的暂时胜利。离成功还远着呢。
　　且不说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必然会引起国际干涉，仅就关东军而言，必须在占领的土地上分兵驻扎，军事行动上也不再具有任何闪击的效果，这在无形中就必然会使其由战略主动走向被动。
　　一旦号令三军，让东北军再拼着老命杀回来，还真够日本人喝一壶的。
　　可惜张少帅学良没有这么做。
　　他还是选择了那个让他倒霉到底的驼鸟战术——不抵抗。
　　19日清晨，日军完全占领北大营（实际上是东北军奉命“突围”了），同时沈阳城也被占领。
　　都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此前关东军对北大营和沈阳城进行了多次攻击演习，谁也没想到实战比演习容易多了。
　　原因与那条“不抵抗”的命令自然是难以分开的。
　　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率先化装逃出，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是个文官，连枪也不会开，见到日本人动了真格的，吓得连跑都找不着方向，结果被日军逮个正着。
　　领导如此表现，下面的东北军各部队也有样学样，大部分都选择了服从命令听指挥，没做什么像样的抵抗，就扔下辎重装备，不顾一切地各自“突围”了。
　　“突围”到哪里去呢，跑到锦州和山海关，窝在那里，然后继续等待上级命令。
　　沈阳的所有重要军事和民用目标全部被日军接收，连张学良的家都让关东军给抄了。
　　最惨的是沈阳兵工厂和东塔飞机场也归了日本人。日军高高兴兴地接收了飞机场上的约110架飞机。这下子，所谓的东北空军一弹未发，继东北海军之后，也算全军覆没了。
　　全世界都震惊了。
　　不仅震惊于日本这黄皮猴子竟能如此胆大妄为，还震惊于东北军的如此不作为。
　　要知道，当年满清总算够腐败无能了吧。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还是拼到了不能打为止。
　　最近的北伐军“济南事件”、中苏同江战役，虽然也无一例外地败了，不过也舞刀弄枪地上去比划了两下。
　　只有此次“九一八”，谁也没想到东北军会完全不作抵抗就全军逃跑。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108）

　　在日军猛攻沈阳的同一天，驻长春的步兵第4联队开始奉命进攻长春。
　　现在大家都明着来了，也不算偷袭，而且长春的东北守军不仅人数占有优势，武器也一级棒——列队野炮都有长长的好几排。
　　不过真打起来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日军的战术是各个击破，先打抱着一堆大炮睡大觉的炮兵，结果以伤亡很小的代价就把这帮人给赶跑了。
　　火力最猛的都跑了，其它各支部队也是跑路的路跑，缴械的缴械，总之是菜的不能想像。
　　只用了一天时间，长春也落入敌手。
　　吉林省的重镇还剩下一个吉林市，这是吉林省的省政府所在地。
　　但吉林市是不用打的。
　　不用打的意思，是日本人只要坐在家里等人献宝就可以了。
　　献宝的人叫熙洽。
　　你一定看出这姓氏有点古怪。没错，这不是汉人的姓。
　　熙洽是满族人，还是皇族，NN年前是属于格格阿哥一类的人物。
　　他现在是吉林主帅。
　　原来的吉林主帅不是他，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老好人”张作相。
　　对于张学良治下的东北将帅，有一个现象我们现在应该非常熟悉，那就是主帅通常都不在岗。
　　不过可别冤枉了张老，他可不是跑哪里找乐子去了。人家是正正经经到锦州西郊给父亲办丧事去的。
　　说起来，这位张老也真够窝囊的。以前大家等他接帅印吧，正好要去给老妈服丧，这回让他负将责吧，偏巧老爸又倒下去了。
　　张作相不在，他的吉林省主席一职便由过气的满清阿哥熙洽代理。
　　熙阿哥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与日军第2师团（仙台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陆大第21期）有师生关系。
　　这个多门二郎还是有点牛皮可以吹吹的，因为他不仅做过士官学校的教官，还曾经是陆军大学的校长。
　　“九一八”时的陆大新锐们虽然志比天高，但当参谋还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这倒不全是能力问题，主要还是得熬——熬资历。
　　比如说本庄繁，陆大19期的，日俄战争时代的毕业生，人家就做到司令了。
　　但熬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如果你既无时间，又无耐心，那就只好像石原板垣们那样铤而走险一把了。
　　这个时候，同中原大战前后，能替蒋校长独挡一面的大多是黄埔教官一样，唱大戏主要还是靠多门校长这样的老戏骨。
　　按理说，这师生归师生，钢刀归钢刀。可熙洽不，他一枪未放，就以中国学生的身份去拜见他的日本老师了。
　　日军也就高高兴兴、不费一枪一弹地开进了吉林。
　　至此，锦州以北、除黑龙江以外的东北全境尽陷敌手。
　　“九一八”事变的当晚，老蒋还在江西湖口的军舰上，对东北的突发事件毫不知情。第二天中午下舰后，他才接到上海发来的电报，得知出事了。
　　但上海的消息，又是从东京消息转引过来的。上面只说东北军破坏了南满铁路，其它不详，所以这位国民政府主席并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地步。
　　他当时只是就事论事地赶紧给张学良发了个电报，除询问详情外，还让他做好对外宣传，尤其是要辟谣。
　　那意思就是，哪怕破路这件事真是你干的，也打死不能承认。
　　等收到张学良复电，老蒋才知道东北的那档子事远远超出他的想象范围。
　　和老蒋一样，日本内阁首相若榇对“九一八”事变也感到十分吃惊。
　　这天早上，他接到了陆军大臣南次郎打来的电话。
　　南次郎向他报告了一个足以令他头皮发胀的消息：昨天晚上，关东军与中国的东北军打了起来，目前已占领了沈阳。
　　按照关东军提供的情况，是东北军先动的手。
　　若榇知道事态严重，立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要求南次郎向关东军下达相关指示。
　　南次郎以陆军省的名义发了一通指示，责令关东军立即停止进军。
　　没人理他。
　　（109）

　　就算石头扔进河里，还能泛个浪花出来呢。
　　情急之下，南次郎忽然想起了那位派去做思想工作的建川。
　　这厮是干什么吃的？他在哪里？
　　建川人就在沈阳。现在他酒已经醒了。
　　至于他昨天晚上是不是真的喝醉了酒，那谁也说不清楚。
　　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位仁兄的老爸据说还是一位大法师，画符念咒那是伸手就来，属于搞迷信和诈骗活动的行家里手。
　　有了这点遗传基因，如果说他是假装醉酒，我也不会不相信。
　　酒醒了，就得做工作，要不然没法回去交差。
　　一问，原来事情已经闹完，连沈阳都被攻下来了。
　　正合我意。
　　不过为了顾及自己此行的目的和身份，建川还是假模假式地和石原拌了两句嘴，然后算是完成任务，坐上飞机回东京交差去了。
　　南次郎托人算是托了个王伯伯。
　　若榇不支持，军部支持。
　　就在若榇拉着他那个更没用的陆相，想劝关东军止步的时候，军部内部也召开了一个讨论相同内容的紧急会议。会议结果却大相径庭，不仅认为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是适宜的”，而且还决定向东北继续增兵。
　　与此同时，若榇还得到了一个更让他犯晕的消息：驻朝日军在根本未接到任何正式命令的情况下，就已跨过鸭绿红进入了东北境内。
　　对于这样极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丢分的莽撞举动，内阁首相愣是连知会一声的面子都没能得到。
　　把个若榇气得直翻白眼珠，却又无可奈何。
　　内阁之所以不同意把东北的事情闹大，当然并不是为中国人着想，而是为他们本国考虑。
　　有时候，内阁和军人的关系，就好象日本家庭里的那一对对夫妻。
　　在外面混的可以满嘴八格牙鲁，胡吃海喝玩女人，怎么爽怎么来。
　　守在家里的那位却得整天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发愁。
　　因为那时日本境况着实不妙。
　　志大才疏的滨口内阁没等把日本国的一只脚从泥淖里拔出来，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等到若榇上来，想拔已经有心无力。
　　日本到底有几斤几两，只有内阁这些过日子的人才能惦得出来。
　　作为一个蕞尔小国，资源短缺性国家，日本无论是原材料还是粮食都无法做到自给自足，严重依赖进口。
　　内部已经危机重重，如果再被国际孤立，后果将极其严重：缺了粮食，没法活人；缺了原材料，没法搞工业，自然更无法驱动它的战争机器。
　　就算对中国这个一贫如洗的穷邻居，它也不是一无所求。
　　因为日本唯一的优势就是生产和出口商品，而中国是它的大客户之一。
　　得罪了这个大客户，你的商品再好，又卖给谁去？
　　在若榇看来，关东军在东北干的这些事得不偿失，无异于让日本国的另一只脚也陷入了烂泥之中。
　　可这些东西没法说，一说就是“软弱”和“无能”。更何况就是说了，军部和关东军也只当你是在放屁，甚至听烦了还会拔刀相向。
　　跟他的日本同行一样，此时老蒋也快被这个谁也料想不到的“九一八”给逼到了绝境。
　　（110）

　　这个信奉王阳明和曾国藩学说的浙江人在东瀛留过学，后来又在济南挨过日军的飞机炸弹。
　　论打仗，日本人可以算是自己的老师；真打起来，济南事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几乎可以肯定是要吃败仗的。
　　所以，一直以来，他的对策始终是“忍辱负重”，平时最喜欢对人讲的就是：先搞定内部，等自己胳膊上有肌肉了再出去跟人扳手劲。
　　那段日子对老蒋来说，实在是个多事之秋。
　　不仅要在江西和红军作战，还要对付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
　　给石友三的50万打水漂之后，老汪又拉上了革命先行者的公子孙科一起干，声势逼人。
　　广州政府宣布南京政府为非法，开除了全部南京政府党员的党籍，同时依靠桂系力量，积极组织北伐。
　　伐谁？北洋政府早就倒台了，自然是伐以老蒋为首的南京政府。
　　南京这边也不卖帐。你讨伐我，我也讨伐你。
　　宁粤战争在月初就打响了，比日本人的行动还要快。
　　偏偏这个时候，东北就出事了。
　　听到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国内舆论已经炸开了锅。
　　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上次记得好象是慈禧老人家和光绪一道过世）。各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一致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并实行对日经济绝交。
　　到这时候，老蒋还以为自己在群众和学生中很有影响力呢。
　　他跑出来说了一句“攘外必先安内”，差点就被兜头扔了一堆臭鸡蛋兼烂菜叶。
　　政府主席毕竟是国家脸面，弄太过分了大家都不好看，于是示威人群就转头去找外交部算帐。
　　外交部长王正廷重新感受了一下十二年前的那场类似风暴（五四运动）。
　　学生冲入他的办公室（似乎那时候连卫兵都不敢随便拦阻示威学生，也真够牛的），二话不说，就把一瓶红墨水砸到了他的头上。
　　王部长顿时头破血流，额头上纵横交错，分不清是血水还是墨水。
　　伤口很痛，然而他的心可能更痛。
　　这就是他的下场。
　　一个为推行“革命外交”而竭尽全力的外交家的下场。
　　一个在弱国背景下拼命争取母国权益，使中国得到英美德意等西方列强承认的干才的下场。
　　一个不畏艰险，敢于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立志收回东北主权的勇者的下场。
　　现在，他得到了所有的报偿。
　　辱骂，攻击，殴打，从精神到肉体，遍体鳞伤（重伤三处，膝盖严重骨折），差点成了跛子。
　　天乎，地乎，谁可为我作证，这一颗赤子之心。
　　第二天，外交部长王正廷黯然辞职。
　　他曾经豪情万丈。可是历史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兜了一圈之后，他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巴黎和会那令人无比沮丧的场面之中。
　　弱国无外交，这是一个铁则。
　　外交奇才顾维钧努力过，革命外交家王正廷也努力过，最终他们仍然只能选择相同的命运。那就是：out!
　　（111）

　　看到南京政府在群众中极不讨好，广州政府赶紧顺应民意，在民主政治之外，又及时打出了积极抗日的口号。
　　在报界媒体和请愿学生面前表演爱国秀，自然是嘴皮子利索的汪精卫的拿手好戏。
　　他一边借机大批老蒋“不民主”、“不抵抗”，一边振臂高呼，声称要“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一时在舆论界大受欢迎，被学生奉为政治领袖，争相要求他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
　　抗日，并且一定要强硬，俨然成了全国通用粮票。如此一来，南京政府的形象马上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人政府，而广州政府则成了为民鼓吹的好人政府。
　　跟中国这边一样，日本社会各界也把向政府施压变成了一股潮流。
　　你中国学生会搞爱国运动，我日本学生也会拉横幅，喊口号，举行“爱国示威”。
　　愤青们一边为关东军的“英勇行为”欢欣鼓舞，一边组织捐款义演，要慰劳东北前线的“广大爱国将士”。
　　日本舆论界也完全支持关东军，一边称赞关东军的行为是“爱国行为”，一边指责政府施行“软弱”政策。
　　二战结束后，面对战败的苦果，很多日本史学家都承认，当时的舆论界应对挑起战争负起相当大的责任。
　　巨大压力之下，若榇内阁若不想被选民提前炒鱿鱼，惟有跟军部唱起一个调子，表扬关东军“忠勇可嘉”、“战果辉煌”，并对所有“有功之臣”进行了“表扬”和封赏：
　　作为“总策划师”、首席功臣，石原莞尔第二年即从中佐晋升为大佐，荣升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并兼任作战部作战课长。
　　板垣不久升为少将，担任关东军参谋长一职。
　　这两人因“满洲事变”的策划成功，自此成为了日本国的“战斗英雄”。
　　就连事前一无所知，事后仓促上阵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沾足了光，后来不仅升为大将，还挤到皇帝身边，当上了天皇的伺从武官长。
　　其他人等也加官进爵，鸡犬升天。
　　事到如今，南京国民政府要再说一句不积极抗日的话简直就没法活人了。
　　为了挽回影响，不被广州那个党内最大的反对派压倒，老蒋赶紧指示南京政府外交部对日本提出严重抗议。
　　同时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暂停和广州政府的“相互讨伐”，并做出随时准备抽调中央军北上抗日的姿态。
　　他还电告张学良，不得背着中央政府对日本作出任何领土让步，生怕这位兄弟被逼急了，又和当年的“中东路事件”一样，自作主张地弄出一个《伯力协定》出来。到时候，背黑锅的毫无疑问还是他老蒋。
　　嘴上喊打喊杀容易，其实心里没着没落。
　　全国军队说起来有百万之多，但老蒋实际能指挥和调动的就他的中央军。
　　真的调去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胜负且不论，江西的红军怎么办？广州那个开除他党籍的国民政府如何对付？
　　让老蒋最担心的事是：万一中央军抗日“抗”光了，他老蒋如何自处？这可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
　　关于这一点，老蒋比谁都拎得清，自己能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呼风唤雨，说到底，靠的就是手上掌握着枪杆子。如果一旦打光了，到时候恐怕连个鬼也不会再答理他。
　　其实，关起门来大家都一样。不管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讲穿了，都是私家武装（中央军也只听他蒋校长的招呼）。在这一点上，谁也不比谁正直无私多少。
　　所以，打就一个字，份量却重得只能说说而已。
　　（112）

　　现在能指望的只有国际联盟（国联）了。等着让它来说两句摸心口的公道话吧。
　　一提到国联，我敢肯定，大多数人都要嗤之以鼻。因为我们通常印象中的国联，就是一个英法操纵的傀儡，一个啥事也干不了的国际软蛋。
　　然而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事实不是这样的。
　　不错，国联没有武装部队，缺乏常驻组织，决议需要全体会员一致通过才能有效，对国际事务也反应缓慢。这些都是它的缺陷，也是国联最后解体的重要原因。
　　问题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际机构敢声称自己完美无缺。
　　就连联合国不是也被呼吁要进行改革吗？
　　事实是，国联在当时的作用很大，大到没一个国家敢于随随便便绕开国联，去走它的阳关道或者独木桥。
　　大家都知道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赢了，可是不知道日本其实赢得非常侥幸，算是惨胜。
　　惨胜了以后，日本希望俄国能多少给点好处，以便让它体体面面地收场。没想到，老毛子不服气，一个子不肯给，还气乎乎地甩了一句：要打的话奉陪，咱们重新来过好了。
　　可是“胜利者”日本早已累得半死不活了，根本就没力气再打下去。这时候只好去求国联，让它出面做工作，劝俄国来谈判，这才勉强争来了一个南满铁路和旅大港。
　　日本人是有这个特点。谁比它厉害，它就服谁。它能服国联，说明国联并不是一块不中用的嫩豆腐。
　　对其时大多数国家来说，国联就是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代表，说的话还是有人听的。
　　而且在这之前，确实也有过成功的解决案例。
　　比如欧洲的保加利亚和希腊就曾为领土争端打得难分难解，国联把双方都说了一通，先让他们停火撤兵，然后做调解和仲裁，最后就把事情给摆平了。
　　如果说我们在东北执行“不抵抗”政策是错误的，那么至少在找国联帮忙这件事上肯定是没错的。
　　不找国联，就傻了。
　　９月21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三天之后，中国政府代表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作为年富力强的南方外交家，施肇基几乎是王正廷的翻版。
　　两人是浙江同乡，不过施同学似乎拿本本的热情更高一些，在美国拿了一个文学硕士还不过瘾，又接着去读了哲学博士。
　　施肇基比王正廷大上五岁，人生经历也是相当丰富。
　　早年间他曾给张之洞做过英文秘书。
　　说起来，这位张大人还与抗战颇有缘份。当年，他一手创建了中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汉阳兵工厂。这家兵工厂引进同时期德国的先进设备，专门生产一种步枪。这种步枪很有名，一直到抗战，中国军队还在大量使用。
　　对了，这就是汉阳造。
　　想想有些后怕，如果没有这位晚清老祖宗给我们提供汉阳造，抗战怎么个抗法还真不好说，难不成大家都拿着戏班的斧钺勾叉去和日本兵拼命吧。
　　张之洞的秘书中有一个更有名的人：留辫子的国学大师——辜鸿铭。
　　辜鸿铭有句名言：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仅此一句，就让我对辜大师心生敬仰。
　　（113）

　　能跟辜鸿铭一起混，没两把刷子绝对糊弄不过去。
　　时人评价施肇基，每遇大事不慌不乱，虽泰山崩于前而脸不变色。
　　当年参加巴黎和会的五位中国全权代表，好几个都是日后中国外交界力能扛鼎的一流外交家。
　　除了顾维钧、王正廷，还有一位，就是施肇基。
　　注意，以上三位，都是人精，而且不是一般的人精。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国际外交实在是一门很难搞的复杂学问。
　　爱祖国爱人民，外语说得比中文还溜，能言善辨，这些都是成为一个优秀外交家的必备条件。
　　可是还不够。
　　你还必须像一个法学家一样，对国际规则了如指掌，并能为我所用。
　　申诉前，施肇基仔细研究了国联的基本法《国联盟约》，并参考了希、保两国的案例，从而制定了自己的申诉策略。
　　在申诉书上，他没有先讲双方的责任问题，也没有要求制裁日本，而是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规定“不允许会员国进行战争”，以此请求国联理事会出面干涉。
　　策略很简单，谁是谁非先放一边，现在最重要的是你不仅不能再进攻其它地方，还要恢复到事变以前的状态，同时必须先把该赔我多少钱确定下来。
　　至于责任问题，有的是时间慢慢和你算。
　　从前的希、保冲突就是这么解决的。
　　日本方面有些紧张了，毕竟它对国联还是心存敬畏的，知道这个国际裁决机构并不是它家里的橡皮图章，想怎么盖就怎么盖。
　　外相币原亲自来到位于日内瓦的国联总部督阵。
　　起先日本不愿意把冲突交由国联或第三国调解，主张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
　　施肇基是个明白人，什么没见识过。当年的“中东路事件”，东北地方当局吃的就是所谓“直接交涉”这个亏。
　　所以他当即予以拒绝，坚持这件事必须由国联出面摆平，而且表示愿意接受国联的任何处理结果。
　　日本人没辙了，只好同意和中国代表在日内瓦开辩论赛。
　　施肇基是正方辩手，他提出的辩题就是坚持申诉书上提出的严正要求。
　　反方辩手是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
　　这位兄弟也是外交界的一位老油条，做过多年的驻华公使，在所谓的“中国通”中也能排得上号。另外，他的岳父很有名，是政友会的党魁、后来组阁任首相的犬养毅。
　　芳泽在发言辞中自然先要帮关东军护犊子，把那晚柳条湖的情形拿出来，一个劲地说中国有错在先。
　　不过由于施肇基在申诉中避开了双方责任，他这一拳算是打在了棉花上，软绵绵的，没起到什么实际效果。
　　见各位代表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芳泽赶紧变招，又开始搏同情，指天发誓说日本从没对东北起过什么坏心眼，这次出兵纯粹是保护日本侨民的“自卫行动”，只要日侨安全就会撤军。
　　最后的结论是：我军完全是一支正义之师、威武之师、惩恶扬善之师，出兵完全是事非得已。
　　施肇基立即抓住反方辩手的破绽，指出《国联盟约》中根本没有出兵保护侨民的原则，日本的“自卫”纯属不正当行为。
　　芳泽顿时哑口无言。
　　既然国际法都不允许，你的部队还赖在人家那里算什么事？
　　（114）

　　而且施肇基还许诺，只要日方同意撤军，中国一定会保护日侨安全。
　　没什么可辩的了。
　　在施肇基的强烈要求下，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务必在10月16日以前从东北占领区撤兵，并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
　　芳泽代表日本政府表示接受。
　　这一回合，正方胜。
　　应该说，如果日本真的能够按照决议行事，“九一八”事变也不是绝对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可是，你问问军部和关东军那些狂人，谁愿意？
　　撤军等于是要他们把到嘴的肥肉再吐出来，这些鼠目寸光的家伙（包括那个所谓的唯一战略家石原）就是舍了命也不干。
　　直接占领不行，他们就去想别的办法。
　　中国向国联申诉的第二天，关东军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会议由关东军参谋长主持，所谓的“关东军三杰”都在场。
　　外面“举军欢庆”，会场里气氛却略显沉闷，原因就在于东京发来了电报，表示反对关东军继续扩大事态。
　　板垣和石原起初的想法，都是想采用朝鲜、台湾一样的模式，索性把东北变成日本的第某某个省。
　　但电报给他们一人脑袋上来了一闷棍。
　　此路不通了。
　　众人都把眼光扫向那个“土匪源”，虽说此人战略上没多少远见，但要论坏点子，那是满满地装了一肚子，都快出水了。
　　土肥原刚刚被任命为沈阳市临时市长，帮关东军收拾残局。
　　这个“土市长”不愧是老牌“中国通”，一上任就贯彻了“以华制华”的策略，网罗一帮旧军政人员，弄了一个维持会，宣布沈阳“独立”，同时委任了4千多名巡警负责上岗巡逻，维持治安。
　　给他这么一弄，原来乱纷纷的沈阳街头开始恢复暂时的平静。
　　也许正是治理沈阳的“成功经验”，使土肥原受到了启发。他灵机一动，提出要致力扶持一个“以宣统帝为首，包括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满洲国”。
　　自然，这个国家名义上虽然是独立的，但国防外交等必须由日本掌管。
　　与会者均认为此计甚好。
　　对这些军队狂人来说，从“自己占领”到“建立满洲国”，实属不易，已经是被迫从原来的立场退了一大步。
　　所以最后的方案中还有这样的日式煽情语言：（我们）含泪退到满蒙独立国家案来。
　　“土含泪”们把这个精心炮制出来的“满洲独立运动”方案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送到东京，得到了军部首肯。
　　政治内阁照例被撇在了一边。
　　首相若榇知道这个情况，马上意识到关东军又在玩花样了。
　　这么搞下去，日本就真的要千夫所指，成国际孤儿了。
　　可他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却愣是使唤不动那些军人。
　　没奈何，只得又去找那个南次郎，让他给关东军司令发报，严格禁止任何关东军官兵参与“满洲独立运动”。
　　司令部的参谋收到电报后，看来看去觉得不爽，就随手把电报抽出来扔在了一边。
　　结果，这么重要的电报，作为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愣是从来没有看到过！
　　一个小小的参谋，因为不爽，就敢把首相给司令官的电报给扔掉，也算是军队中无组织无纪律的巅峰之作了。
　　其实，人一旦疯狂，就没什么不敢的。
　　不是说街上来了带刀的疯子，就连城管都怕他吗。
　　（115）

　　国联的决议，随着时间滴滴答答，转眼就要到期了。
　　可是日军并未撤军。不仅如此，日军还派飞机轰炸了远离事件地点的锦州，把日本政府承诺的“不扩大”变成了“扩大”。
　　应中国代表施肇基的请求，国联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东北最新局势。
　　这次，施肇基打定主意，要让日本引起各国的公愤。
　　除了愤怒谴责日本的失信外，他还在发言中指出，日本此举把当今最重要的两个国际法——《国联盟约》与《非战公约》都践踏光了。
　　他大声疾呼，两大公约如同两只铁锚，世界各国犹如轮船，轮船必须有铁锚才能自如地前进后退。因此，对这件事，各国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则，“世界和平大厦必毁矣”。
　　施肇基的发言立即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许和共鸣。
　　说句实话，在接触到这段史料时，我也深深地被打动了。
　　我得说，上个世纪的这批中国外交家真不简单。
　　人家的水平那是刚刚的。不由得你不叹服。
　　作为反方辨手的日本代表芳泽理屈词穷，只有招架之功，没了还手之力。
　　他先是照本宣科地念了一篇令人昏昏欲睡的的长篇声明。声明中，对日军为什么迟迟不能撤军说不出什么正当理由，唯一的借口，就是不放心日侨的安全，所以一时还撤不了。
　　施肇基抓住机会，马上追问：对方代表，你口口声声说想撤，为什么还要轰炸锦州、扩大事态？
　　芳泽愣住了。因为这兄弟不是急智型的选手。
　　拿事先写好的声明读一读还差不多，你要让他在规定时间内抢答这么难的题目就有些抓狂了。
　　没现成答案呀。
　　可周围这么多各国代表看着，总不能僵在当场吧。
　　芳泽调动了他所有的脑细胞，终于胡诌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因为飞机是侦察机，受到了地面射击，所以予以还击。
　　问题很正常，但那答案怎么看怎么像是脑筋急转弯。
　　吞吞吞吐地把答辩敷衍完，他已明显能感觉到周围投来的那一双双鄙夷和嘲弄的目光了。
　　日本代表这回得掏出手帕擦汗了。
　　国联理事会再次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将日军撤军时间推至11月16日以前，中国负责保护日侨生命财产。
　　中国代表施肇基表示同意这个草案，不过撤军时间推得太晚，他要求缩短期限。
　　芳泽拼命反对。这一回他可不能像上次那样拍胸脯了。连首相都搞不定关东军，他还能逞什么英雄。
　　他对撤军时间提出异议，也不说太晚，也不说太早。实际上他是根法没法确定。
　　没人愿意再听他胡诌下去了。会议表决，一共14家代表，13票赞成，1票反对。表决通过。
　　全世界都明白，那反对的1票就是日本代表芳泽投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虽然不是国联成员，却被邀请与会。在讨论和表决时，这个日益崛起的西方大国明显站在了中国一方。
　　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用自己手中的选票表明了立场。
　　日本在国联已陷入了孤立。
　　第二回合，正方亦胜。
　　面对这无言的结局，芳泽急得都快哭了。
　　老丈人啊，外交工作这个活真不是人干的。
　　与施肇基比起来，让芳泽搞外交也实在等于让他受罪。
　　（116）

　　口才不好不去说他了，反正大多数时候也只需要照着稿子念念。关键是他的英语发音还不过关，说的是含混不清的日式英语。各国代表和列席旁听的新闻记者有时听得一头雾水，就看到面前这个矮个日本人的嘴唇在动，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芳泽也知道自己英语很烂，别人听不懂。那就改说法语吧，谁知这位法语也不过关，连单词都不记得，常常讲完了一个词，又不记得下一个词是什么了，得慢慢想。可大家都在等着啊，也不能打声招呼说：谁知道这个词怎么念，提示一下。
　　于是他便只好在想的时候，嘴里哼哼唧唧，“嗯，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有的代表听得不耐烦，甚至恨不得扔块桔子皮上去提示提示他。记者可不管这些，原文照录，第二天报纸上的芳泽发言，就变成了满篇的“嗯，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后来时间长了，芳泽在国联的讲话竟然也成了日版“韩乔生语录”，读者不拿来笑一笑都吃不下饭，也算是为报纸提升销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刻，坐在代表位置上的芳泽哭丧着脸，他似乎已预感到自己的外交生涯已走上末路。
　　不过且慢。奇迹马上就要发生了。
　　由于不是出席会议的所有国家全体通过（日本不通过），这个决议竟然没有法律约束力！
　　很无厘头吧。可当年的《国联盟约》就是这么规定的。
　　在国联的所有缺陷之中，这一条最为人所诟病。细分析，简直就是一条超级弱智的规定。
　　既然要裁决，总有人要受罚，可是你让受罚的同志自己乖乖地承认：我有罪，我该死……
　　岂非天方夜潭。
　　事实证明，自我觉悟，是个最不牢靠的东东。
　　有人要说，现在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是也有否决权吗？那还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国联是每一个会员国都要同意，不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包括在里面（当时的中国也能忝居其列，就可见一斑），而联合国却只有固定的那五位大佬。
　　美苏中英法，别看人少，但这就是大国一致原则。一般来说，大国都是能负，也敢负起一些国际责任的。碰到问题，只要大佬们没意见，决议就能pass，而有了这些大佬们做为担保，pass的决议也比较容易履行。
　　联合国的这一设置，因此被称为“安全阀”。
　　国联是好好先生，它要让大家都成为大佬，结果是大家都成不了大佬，导致决议通不过成了家常便饭。
　　后来国联办不下去，“全体通过”果然成了致命伤。
　　水平不高运气好。看着这个结果，芳泽破啼为笑了。
　　他厚着脸皮，再次要求同中国进行直接交涉，但被施肇基断然拒绝，表示只要东北领土一日被占，就绝无此可能。
　　保护侨民，只是日本政府为拖延从东北撤军临时找到的借口。关东军听到后，却如获至宝。
　　世上还有比这个更好的理由吗？
　　长期以来，关东军为了寻找一个寻衅闹事的借口，可以说煞费苦心，无所不用其极。石原的“满洲计划”用了两年，差不多大半时间都在这个上面耗费心思。
　　原来找一个理由如此简单。
　　看来政客的脑子就是比一根筋的军人来得活络。
　　（117）

　　关东军可不会考虑什么撤不撤兵的事，他们得用这个借口，把东北三省的最后一省——黑龙江给拿下来。
　　当然，制造借口也得由人去干。
　　这样的人不怕没有，而是太多。自从石原们凭借“九一八”事变一夜成名后，效仿者日众，那些日思夜想追求“进步”的青年军官们没一个是省油的灯，就是上级不给任务，他们也要自加压力，自创“业绩”。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哈尔滨日本总领事馆及日本特务机关等地先后发生了爆炸事件。
　　当然，无一例外都是这些石原的粉丝和追星族们自动自发搞的。
　　比起什么皇姑屯、柳条湖，现在一切都简化了。还费那么多事干嘛，我就炸我自己家的大门口，自残了以后一样可以赖人。
　　这些人闹完事后再喊110：不得了啦，快来人啊，黑龙江要闹“排日暴动”了！
　　关东军一呼即应，迅速出兵，理由就是：保护侨民。
　　至于这样做置政府承诺于何地，内阁和外务省还要不要脸面，则完全不是他们考虑范围内的事。
　　不过有一件事，狂妄如关东军也不得不予以考虑，那就是北面还有一只大块头熊在瞪着眼看它。进入黑龙江，必然要经过北满铁路，而那是苏联的领地。
　　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斯大林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
　　自从“中东路事件”和同江战役后，中苏又是断交，又是开战，两国关系早已走入了死胡同。好不容易逼着东北方面偷偷签了一个《伯力协定》，中国政府还不承认，把斯大林气得够呛。
　　当然，对于这个政坛上的老狐狸来说，感情问题是永远代替不了实际利益的。
　　事实上，苏联对于东北的非份念头从未断过，甚至不比日本少多少。日军在东北张牙舞爪，自然侵犯到它在东北的利益，北满铁路更是首当其冲。在这种情况下，以斯大林的个性，你要说他能对之泰然自若、无动于衷，那就太小看他了。
　　真实情况是苏联现在没多少精力来管东北这摊子事了。
　　斯大林此刻正忙于搞五年工业计划和集体农庄，并开始酝酿大肃反，根本腾不出手来和日本人较劲。
　　不过这话，斯大林没法直接跟日本人说，还得他们自己猜哑谜。
　　本来关东军对东北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哈尔滨是最上心的，也是他们在黑龙江的首选目标。
　　但参谋本部的一份电报让他们改变了主意。
　　金谷参谋长认为，哈尔滨属于北满铁路总枢纽，与苏联的关系和利益最为紧密，万一打着打着，惹反了老毛子就不好办了，所以一定得谨慎从事。
　　参谋本部的话，关东军还能听听。
　　既然哈尔滨不能打，那就找别的地方——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
　　担任这次攻击任务的是半个月前刚刚拿下吉林的仙台师团。
　　然而师团长多门中将却不想打。
　　不想打的意思，是不想自己花力气打，而并不是说不想要黑龙江。
　　（118）

　　到达一个叫做洮南的地方，多门突然命令前锋部队停止进军。
　　洮南其时尚属黑龙江省管辖，被称为北满门户、黑龙江的南大门，有铁路可以直通齐齐哈尔市近郊，因此位置极其显要。
　　奇怪的是，洮南守军不仅一枪未放，还排队出城来迎接日军。那调调，就好象两家在走亲戚。
　　自从纳降满清阿哥熙洽后，多门对叛将感起了兴趣，认为这是一个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北满问题的好办法。
　　而且，他很清楚，北满的黑龙江与南满的辽吉不一样，境内没有足够的铁路守备队可进行呼应配合，日军的进攻很难一蹶而就。
　　如果有人能发挥熙阿哥那样的作用就好了。
　　眼前就有一个。
　　此人名叫张海鹏。他就是姚南守军的头。
　　由于小时候生过天花，落下了一脸豆豆，因此得了个外号：张麻子。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麻子已经六十多岁了。他的职位是洮辽镇守使。
　　通俗点讲，洮辽镇守使这个工作应该算是警备司令加边防支队队长，不光要管洮辽地区的治安，还要负责外蒙边防。
　　要换成别人，混到这个样子也许还说得过去。可是，你要了解到张麻子的过往经历，就会明白这老家伙混得着实很差。
　　还记得土肥原那个老祖师爷青木吗？
　　日俄战争时，他拉拢一帮马贼，组成了“满洲义军”，专门在俄军后面捣乱。
　　这帮马贼里面，就有当时还是小字辈的张麻子。
　　后来他给时任洮辽镇守使的吴俊升做了秘书官，跟着吴大舌头混。
　　等到大舌头升了官，便把自己的位置留给了张麻子。
　　让麻子想不到的是，这个芝麻官一做就是十几年，差点把屁股都坐穿了。
　　张作霖在世时不敢多声张，等到老帅和吴俊升都被日本人炸死，他就有了新的指望。
　　这个指望就是像提拔他的吴大舌头一样，能够做上黑龙江省主席。可是年轻的张公子连正眼也没瞧他，人家相中的是万福麟。
　　张麻子嘴里不说，心里一万个不服。
　　你说要挑一个高精尖人才，出过国留过洋的也就算了，人家有文化，咱是大老粗，没法比。
　　可偏偏这个万福麟和张海鹏没什么区别，论出身，都是胡子，讲文凭，斗大字没认下一箩筐，要说处理政务，一样都得抓瞎。
　　反正都是抓瞎，为什么不让我张某人来抓？
　　更让他火大的是，万福麟其实根本不在黑龙江。他在北平陪着张学良吃喝玩乐，但省主席却照做不误，平时有什么事就由他的儿子万国宾负责处理。
　　一个二十几岁、乳臭未干的小孩子懂得什么ABCDEF？
　　你们自己不在家，还不肯把位置让出来给我过过瘾，真是不把我当人看啊。
　　张麻子表面不露声色，暗地里却把牙齿咬得格格响：你张家既然对我不仁，那就休怪我不义。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张海鹏张麻子就这么被日本人给叮上了。
　　把张麻子拖下水的，是日本驻齐齐哈尔特别机关长林义秀少佐。
　　这个日本特务一开始就没打算给张麻子留什么面子，对方哪里痛他就偏戳哪里：阁下是东北军老臣，怎么混得如此蹩脚？
　　张麻子肚里的酸泡一个劲地往上面翻，只好打了个哈哈：年纪大了，不在乎这个。
　　一听这话，人家林义秀可不乐意了：屈才啊，大日本皇军可不允许这样搞法——我们要做你张将军的伯乐。
　　两三碗迷汤一灌，张麻子晕了。
　　（119）

　　作为陆大35期生，林义秀忽悠的水平不比他的前辈土肥原差多少。他直接告诉张麻子：日本支持你做黑龙江省主席。
　　还等什么张学良李学良来封，我们说你是主席，你就是。
　　同很多东北将帅一样，张麻子对迷信活动也喜欢得紧。
　　“九一八”事变前，有个算命瞎子给他打了一卦，说他今年白露之后，可以交好运，做上封疆大吏。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恰好接近白露。
　　张麻子一对照，就觉得林义秀的话靠谱。
　　老天这回总算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所以多门率部在城门外刚刚露面，张麻子就亲自带着人来迎接了。
　　为了让“皇军”吃好喝好玩好，他不仅把多门安排下榻到自己的私宅，还陪他到处参观游玩。
　　多门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样打仗不就跟逛大街似的？
　　既然张麻子喜欢当大官，多门一高兴，就立即开了个空头支票，把许诺的黑龙江省主席正式册封给他了。
　　有了关东军撑腰，张麻子顿时牛气冲天，当着多门的面，表示择日一定要“北伐”黑龙江。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张麻子列队欢迎关东军，周围的大小老百姓可都看到了。
　　有人把消息带到省城，代行军政的高干子弟万国宾急得团团乱转，不知如何是好。
　　幸亏他有一个不错的参谋长。
　　虽然黑龙江和辽宁、吉林一样，主要当政者大多是稀里糊涂混日子的主，不过下面却藏着几个不俗的东北军人。
　　因为他们，从现在起，我们要允许曾经名誉扫地的东北军直一直腰了。
　　参谋长叫谢珂。
　　他给少主人出了两个主意。
　　第一个主意，叫忽悠。
　　万国宾派的特使前往洮南，一见面，就对张麻子说，老万省长不在家，小万局长（万国宾兼洮昂铁路局局长）年轻，又是文官，带不了兵，现在日本人打来了，正不知道怎么办呢。
　　张麻子虽是胡子出身，但为人很有城府。他听出特使话里有话，含着试探的意思，便猜测省城对他勾结关东军的事已有所耳闻。
　　当着特使的面，他先着力为自己辩护了几句，说之所以放关东军进来，纯粹是虚与尾蛇，并非真意。
　　又说，自己年迈体弱，想到省城去躲上一躲。
　　特使是一个很机灵的人，便按照谢珂的交待，表示希望他能到省城主事，帮助小辈万国宾共渡时艰。
　　张麻子顺水推舟，声称只要北平方面点头，一定出山相助。
　　特使回来一汇报，谢珂重新又做了一番布置。
　　按照谢参谋长的吩咐，新的特使再赴洮南。这次，他们带来了张学良和万福麟专门发来的电报。
　　电报上，加封张麻子为蒙边督办，官升一品，并让他代行黑龙江军事。
　　拿着电报，张麻子嘿嘿地乐了。
　　不是为讨到了这个官，而是乐张学良、万家父子果然又笨又好骗。
　　老子才不稀罕什么蒙边督办呢，我要做的是黑龙江省主席，要靠的是日本主子，这些你们能给我吗？
　　私下里，张麻子在为他发起进攻做准备。
　　他需要什么准备呢？
　　（120）

　　张麻子不等于二傻子，他知道日本人想让他做马前卒、替死鬼，所以他也向多门开出了价：要我打仗可以，但是巧妇不为无米之炊，你得提供枪支弹药。
　　多门眼睛不眨一下就答应了。
　　我给子弹，你去送死，何乐而不为。
　　起初说好是1万支步枪，40万发子弹。
　　对这个承诺，张麻子已经非常满意。
　　但他的两个儿子却比老爷子还精明，竟然同多门玩起了讨价还价，要求给2万支步枪，200万发子弹。
　　最后关东军送来的是6千支步枪，200万发子弹。
　　张麻子一蹦老高，简直太为自己的两个宝贝儿子感到自豪了。
　　说好的步枪虽然打了折扣，但子弹却一下子多出5倍，已经大大超出预想。
　　武装了主力，枪还嫌多，张麻子一激动，开始走火入魔。
　　正好有几个工程队在给他建军营，他便打上了这些工程队的主意。
　　一清点，连小工加工头，正好一千多人。
　　张麻子一扬手，给这些木匠瓦匠水泥匠们套上军装，从大到小，工头当官，小工当兵，象变戏法一样地弄出了一个加强团。
　　结果，这个加强团没几天就散伙了。
　　原因是他们接到了要开赴前线的命令。
　　工头还凑合着肯留下来，毕竟没费什么力就混了个班长排长当当，而且不用冲到第一线。
　　可小工们就不干了。
　　咱们可都是手艺人，本来是给你家扛活拿工钱的，现在穿上戏装，戴上帽子，让你当猴耍着玩玩也就算了。怎么着，还真得去送死？滚你的蛋吧。
　　小工们炒了张老板的鱿鱼，一哄而散。
　　虽然有这样不愉快的经历，但总的来说，张麻子还是很高兴的。
　　一想到万国宾们还蒙在鼓里，痴痴地等着他去省城就职，这老家伙就感到分外得意。
　　等着吧，我会让你们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不过他很快就要失望了。
　　一夜之间，洮南的列车全都不翼而飞。
　　对于进攻省城来说，列车太重要了。
　　张麻子赶紧向当地铁路局局长查问究竟。这位局长说，全部车辆都被调到齐齐哈尔近郊去了。
　　张麻子大怒：我不下命令，谁敢调动这些车辆？！
　　局长很委屈：有人啊，洮昂铁路局局长就可以。我属他管。
　　洮昂铁路局局长是万国宾。
　　一语惊醒梦中人，张麻子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
　　亏自己机关算尽，竟然不小心上了一个毛头小伙的当。
　　仿佛是知道张老头心情不好受，万国宾还特地发来了电函解释：“日本人有进攻省城动向，故调动机车以备不时之需。”
　　张麻子咬了咬后槽牙，致电一封，说自己过两天就要带兵来省城了。
　　万国宾的回电非常干脆：省城您就别来了，因为高人我们已经请到了。
　　这个小年轻还以领导的口吻发出命令：必须给我死守洮南，不许后退一步。
　　张麻子突然明白了。
　　自始至终，那个被忽悠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自己。
　　更让他吐血的还在后面。
　　在多门带仙台师团先头部队抵达洮南时，各作战部队均离省城较远，齐齐哈尔的防守极其空虚。
　　而在忽悠张麻子的这段时间里，江省（黑龙江省）边防军参谋长谢珂已完成了全部的调防布局，几支主力部队都已回防到位。
　　请记住这个人的名字：谢珂。如果没有他，江省的命运将和吉辽无异。
　　现在该说到他给万国宾出的第二个主意了。
　　（121）

　　很简单。就是电请少帅选派统兵大将来江省主持军政。
　　仗打到这个份上，张少帅有多少选将才能，大家也都心中有数了。
　　结果北平竟然无人可派。
　　张海鹏蠢蠢欲动，江省危如弹卵，万国宾惶惶不安，无力挽救危局。
　　关键时刻，谢珂建议，在江省两支劲旅的旅长马占山和苏炳文中间选出一人，由这个人来坐镇全局。而谢珂自己，则心甘情愿担任副手。
　　在当时，谢珂是除万国宾之外的江省最高军政长官，他推荐的人都是他的下级。
　　一切都为了抵抗侵略。
　　他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大局。
　　我们看到，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凡东北军政要人，大都不是选择苟且偷生，仓皇逃蹿，就是混水摸鱼，觊觎权位。
　　谢珂，你是一个纯爷们。
　　万国宾自己已没有多少主见，马上把谢珂的意见电告北平。
　　张学良经过斟酌，旋电告黑龙江各军，由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军事总指挥，谢珂为副指挥兼参谋长。
　　我相信，多多少少，上帝会记得关照每一个信徒。哪怕只是一次。
　　张学良是个基督教徒，而且据说还很虔诚。所以虽然这位仁兄一生之中不知犯了多少个错误，但是上帝他老人家终于还是开了一回眼，让少帅又破例聪明了一次。
　　我们都很欣慰。
　　我知道，“九一八”前后的历史大都不怎么好看。
　　但是黑龙江这一段绝对是个例外。至少它还能提提神。
　　因为我们不需要再拿着“不抵抗”的命令自我阉割。
　　因为我们不会再让日本兵像追兔子一样撵着四处乱跑。
　　因为我们即将看到一群铁骨铮铮的英雄，一场虽败犹荣的比赛，一曲气壮山河的颂歌。
　　OK。开始吧。
　　张麻子的脸现在除了有小豆豆，还有猪肝色。
　　张学良的通电也发给了他一份，上面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江省主席的宝座落空了，它已经属于一个叫做马占山的人所有。
　　他只是像猴子一样被结结实实地耍了一把。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张麻子发了狠，点起本部兵马，浩浩荡荡地向省城齐齐哈尔进发。
　　他的部队该称为伪军。
　　伪军这个名词，颇有点中国特色。
　　二战那会，德国军队狂飙突进，欧洲各国都陆续出现了一些叛军，就连苏联在战争初期也出现过追随德国的本国部队，不过与中国的伪军放一块，那都是小巫见大巫，没法比。
　　中国的伪军不仅规模大，数量多，存在时间长，而且流派众多。捡大的说，就有北方的满蒙伪军，南方的汪派伪军。
　　北方满蒙伪军中，张麻子算是上位比较早的。
　　第一次亮相，后台老板自然也要给些彩头，以壮声色。多门特地调动了关东军飞行队的一个中队在空中助战。
　　可是到了临门一脚，张麻子不知怎么又软了，嚷嚷了半天，结果还是没能“伐”成。
　　多门要派给他的飞机也因为当天风太大而没有起飞。
　　虽然张海鹏未能出兵，但省城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代省主席马占山还在路上。
　　（122）

　　马占山此前是黑河警备司令、步兵第3旅旅长。
　　黑河这个地方，我瞪大眼睛在黑龙江地图的边缘角落上才找到，就在与苏联接壤的的边界上。
　　不用说，此地交通非常不便，而且由于任命通电已发，路上安全也成了问题。马占山实际上是沿江（黑龙江）跑了一大圈，最后通过哈尔滨，才坐火车秘密到达齐齐哈尔的。
　　而这已经是8天以后的事了。
　　远水解不得近渴，得悉张海鹏大兵压境，省政府一片慌乱。万国宾也终于露出了他公子哥的本色，带头跑了。
　　一把手都能跑，剩下的文武百官也个个有样学样，拖家带口溜之大吉。
　　也没别的地方可去，只能先往哈尔滨跑。这一跑，连哈市都被他们祸害了。
　　战乱年代，金子是硬通货，最值钱。这帮贪官污吏逃到哈市以后，用手中的钞票拼命抢购金子，竟然引起哈市金价暴涨，严重扰乱了当地金融市场。
　　眼看形势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参谋长谢珂立即站出来主持大局。他将剩下的文武要员们召集起来，共商时局。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会上，他坚决抵抗的主张却遭到了与会者几乎众口一辞的反对。大多数人的论调，不是投降，就是逃跑。
　　谢珂非常失望。他决定不再跟一群胆小鬼们废话。
　　只有在战场上分个高下才能证明一切。
　　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谢珂有血性，他的部下们也不是孬种。
　　麾下猛将徐宝珍负责扼守嫩江大桥，阻击张海鹏伪军。
　　一条嫩江成了齐市的天然屏障。一座铁路大桥横跨江面，大桥存亡，关系省城乃至全省的安危得失。
　　为什么不索性把大桥炸掉？
　　这当然是一个最省事也最有效的办法。但是不可能。
　　因为这是一座铁路桥，日本人是这条铁路的债权人，并拥有部分经营权。
　　不是说南满铁路在长春以南吗？
　　问题是这不是南满铁路。这条铁路就是我们一直说起的连接洮南与齐齐哈尔近郊的洮昂铁路。
　　洮昂铁路是由日本人出资承建的。
　　说起来这话就有些长了。
　　张作霖时代，他手下的超级能人，除了杨宇霆、郭松龄，其实还有一位。
　　这人就是王永江。时人把王、杨、郭共称为“东北三杰”。
　　与杨宇霆、郭松龄不一样，王永江从未打过仗，也不会打仗。
　　他是一个拨算盘的。
　　可人家算盘珠愣是拨出了水平，成了东北的一代理财大师，连大帅张作霖都对他敬畏三分。
　　不过这个人非常可惜，他为老张聚了一辈子财，却早早地就病死了，使张作霖在内政方面少了一个栋梁之材。
　　当年王永江曾主持完工了东北的第一条自建铁路——奉海铁路。
　　可是，铁路还没建，日本满铁就先闹上了门。
　　原因是奉海铁路的规划线路是从辽宁奉天（沈阳）到吉林海龙，与南满铁路基本平行。
　　日本人的吵闹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两条平行的铁路，仅就经济学角度而言，就等于在超市门口开商场，对着门抢生意，而且这跟南满铁路当初定下的条约也不符合。
　　就这么争过来争过去，最后双方都各让一步，日方同意不再干涉中国自建奉海铁路，中方同意让日本垫款代筑洮昂铁路。
　　国此当初答应借钱让日本人修这条路纯属无奈，根本没有想到现在投鼠忌器，会这么麻烦。
　　好在江省守军早已在江桥布下了严密防线。
　　除徐宝珍自己的卫队团外，在江桥前沿阵地两旁的树丛和烟草地里，还另外隐蔽了一部分火炮。
　　这都是正面大道上的布置，小道上也没放过，徐宝珍特地在那里摆了一个地雷阵。
　　就是这个地雷阵，最终决定了伪军的命运。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