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正面抗战那些事)（十一）


作者:关河五十州 

　　在一种沮丧心情的支配下，金谷参谋长对关东军发布了最新指示（又称第一、二号令），要求对北满暂不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
　　另外，大桥修归修，但护卫部队不要太捞过界。
　　为了怕引起部下的激烈反应，金谷在电文的措辞上已经算是字斟句酌，委婉得不能再委婉了，没想到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们收到指示后还是跳了起来。
　　理由也很是雷人：连我们本庄司令都搞不定的事，你们在后面操什么蛋！
　　片仓当即和板垣一起，气呼呼地找到本庄繁，把电文丢给他，并一口咬定这是对统帅权的又一次侵犯。
　　本庄繁虽然是关东军的最高司令官，对这些狂人参谋却是言听计从，有什么事都是大家商量着办的，而且从不计较部下的态度。
　　他一听有理。
　　什么叫统帅权？天皇掌握军队。
　　天皇怎么掌握军队，那就得靠我们这些打仗的人。
　　现在，你不让我打仗，就是侵犯统帅权。
　　绝对没错。
　　按照这一逻辑，本庄繁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参谋本部的命令和要求。
　　虽然可以暂时不把领导当领导，但他也知道，如果再不拿点成绩出来是没法跟方方面面交待的。
　　眼下多门正在江桥那里苦撑苦熬，要想打开局面，惟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增兵，增兵，再增兵。
　　这次本庄繁把能调的部队都调上来了，连南满铁路守备队和来自朝鲜的临时编组部队——混成第39旅团（嘉村旅团）都没放过。
　 　早在石原策动“九一八”事变时，为了给自己买份保险，他拼命撺掇朝鲜军过境支援。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大将（陆大17期）胆大包天，在根本未得到政府和 军部许可的情况下，就擅自作主，答应石原和关东军的要求，抽调第20师团（朝鲜龙山师团）部分兵力进入东北，并因此得到了一个“越境将军”的外号。
　　混成第39旅团的主力便来自朝鲜军龙山师团的两个步兵联队。
　　作为当年日本在朝鲜专门组建的两大师团之一（另一个为第19师团），龙山师团在日本军队序列中虽属于二等师团，但其总体配备和战斗力并不逊于第2师团（仙台师团）这样的老牌师团。
　　就在日军加紧增援江桥的同时，马占山也得到了来自上级的支援。
　　当然，主要是声援。
　　老蒋和张学良都致电嘉奖，称赞马占山“捍卫省土有功”。
　　不过这二位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军援上面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一分钱军费不拨也就算了。至少到目前为止，赖全国的父老乡亲帮忙，捐的钱物还是够江省守军支撑一阵子的。
　　最实际的是派兵支援。
　　有人说了，当时吉辽都被日军占领，有兵也过不来啊。
　　条件还是有的，只要你想做。
　　比如中央军和东北军联手，从关内直接杀向吉辽，对关东军形成军事压力，可与江省守军形成里应外合之效。
　　这样有一个风险，就是要冒与日本全面宣战的可能（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并未与日本正式宣战）。
　　但这个风险，你说它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
　　因为此时吉辽都宣布“独立”了，出面“独立”的都是像辽宁的臧式毅、吉林的熙洽一类人，根本上不了什么台面，属于除了关东军，谁也不承认的主（要不然土肥原也用不着处心积虑搞什么“满洲国”）。
　　中央既未任命，这就是公然反叛朝廷。在自己国家内整治这类奸佞小贼，有什么不可以。
　　再者说，就算中央军不能或不愿直接参战，东北军自个也得干。
　　打回老家去，名正而言顺。
　　（143）

　　怎么也想不通，那么多所谓的“东北军精锐”，在江桥打得翻天覆地时，怎么还能隔岸观火，心平气和地安然蜗居于锦州、山海关、北平而动都不动。
　　老蒋闭着眼睛装傻充愣，别人都能理解，也就当东北没易帜，或晚一点易帜吧，反正江省部队也不是他的嫡系。
　　东北军你不能够啊，地是你的地，人是你的人，竟然无动于衷，坐等其被歼灭？
　　其时正是东北军大举反攻，夺回家园的最佳时机。过不多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后悔一辈子，将会被“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悲凉曲调折磨一生。
　　无论是老蒋，还是张学良，其实眼巴巴指望的都是一个东西，那就是国联的干预。
　　我说过，认为国联毫无作用，那是一个极端。
　　但是认为国联包打一切，包治百病同样是一个错误得不能再错误的极端。
　　指望别人的同时，你自身也要有所作为。如果你自己先烂人一个，躺倒在地，神仙也救不了你。
　　当年日俄战争，俄国老毛子之所以能接受美国人的说服教育（此处兄弟曾误为国联，应为国联倡导国美国），肯走到谈判桌上来，也是预先被日本黄皮猴用棍棒教育了一下的结果，否则哪有那么容易服软。
　　就是说到国联，它还有它自身的缺陷，除了那个位列弱智规定第一名的“全体通过”外，只有批判的武器，没有武器的批判也是致命伤。
　　直到它解体若多年后，才有了联合国部队。
　　在当时的情况下，国联确实干预了，甚至可以说很卖力，很仗义，很公道，但也仅此而已。
　　南京国民政府倒没有忘记继续给予精神激励。
　　11月12日，南京的国民党召开了四大。会议对江桥抗战评价很高，不仅正式委任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江省副司令长官，还破格晋升其为陆军上将。
　　与此同时，老蒋的威信落到了谷底，成了典型的反面人物。会上凡是能开口讲讲的，都要找机会尽情数落一下这位沮丧的老兄。
　　同志会开成了对自己的批斗会，这是老蒋事前挠破脑袋也想不到的。
　　本来这种会议应该你好我好大家好，所谓认认真真走过场，扎扎实实搞形式，无奈江桥守军太耀眼了，显得政府极不作为。这种情况下，你要再想以走过场的心态走过场，以形式主义的方法搞形式，那就是典型的不识时务了。
　　不过这一切似乎都与江桥的马占山没有实质关系，因为他既不能参加上将授衔仪式，也得不到南京一星半点的援兵（“未遣一兵，未发一矢”）。
　　随着日军用于江桥的进攻部队有增无减，马占山孤立无援，处于越来越困难的境地。
　　失败，早已是意料中的事，但他和他的孤军仍然一直在坚守。
　　只为黑龙江，为东北，为身前身后那些一心企盼他们能坚持到底的中国人。
　　时间一天天过去，到了11月16日，本庄繁暗暗下了决心。
　　在这之前，他以关东军司令官的身份向马占山发出最后通牒，条件为三：下野，撤军，进驻。
　　下野是让马占山从省主席的位置上下野。
　　而后是江省部队从齐齐哈尔撤退。
　　最后由日军进驻昂昂溪，理由是确保洮昂铁路安全。
　　马占山收到电文后，第一反应就是日本人又要找他开练了，马上抢时间备战。
　　不过答复照答复，而且逐条论证，有理有节：
　　下野没问题，但要有中央正式文件通知；
　　撤兵没问题，但需要相当时间，至于时间多少，请原谅，暂时我还没算好；
　　进驻没问题，只是可能贵国外务省和国联都会有不同意见。
　　——马占山虽然一直在打仗，消息却不封闭。芳泽当前国联的面许了多少诺，发了多少誓，他都一清二楚。不扩大事态，不进入北满，可都是你们自己政府说过的。难不成现在要自己给自己掌嘴不成？
　　三个“没问题”后，他还向本庄繁提出了一个只有最资深记者才能提出的高难问题：我们这些人都走了，江省谁管，你？还是那个张海鹏？
　　从头至尾都是没问题，其实满篇都是有问题；从头至尾都没有不答应，其实满篇都是不答应。
　　高，实在是高。
　　对于马占山头上的冠名，“野路子军事家”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再加上“无师自通的外交家”和“深藏不露的一流辩手”也绝不为过。
　　至少我看行。
　　拿着这份电报，本庄繁哭笑不得。
　　任何恐吓和讹诈，看来都撼不动这个看似矮小实质伟岸的东北男人。
　　他不得不再次用部下的鲜血和生命，去铺设那条通往齐市的道路。
　　（144）

　　11月16日，援军已经全部到位，磨刀霍霍，杀气腾腾。
　　此时江桥前线中日双方军队的比例为二比一，日方二，中方一。
　　11月16日，嫩江已结出厚冰，再也不需要浮桥或渡船。
　　日军所有辎重，包括坦克大炮都能越冰而过。
　　本庄繁把前线指挥责任交给了多门。
　　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在江桥打胜过一仗，这真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现在我命令你：在哪里失去的，你再从哪里给我夺回来！
　　多门，这位日军老牌师团的师团长，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中将指挥官，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评价眼前这个叫做马占山的对手。
　　一个貌不惊人的土匪省长，在他身上究竟隐藏着一股什么样的惊人力量？
　　在他手下，自己损兵折将，却愣是闯不过那座小小的江桥。
　　郁闷的不只是他，还有经历过七日战争的那两个旅团的旅团长——长谷部照倍少将（陆大22期）和天野六郎少将（陆大26期）。
　　这次他们要亲率自己的旅团把马占山的部队砸个粉碎。
　　大队人马很轻松地就从冰面上越过了嫩江，沿途已无抵抗。
　　经过前面的反复鏖战和飞机大炮十几天来的地毯式轰炸，从江桥北岸到大兴站早已是一马平川。这一区域也没有发生什么很激烈的战斗。
　　16日，大兴失守。多门把指挥部设在了大兴车站。
　　大兴当然不是终点，日军的最终目标是突破三间房防线，直取齐齐哈尔。
　　但在接下来的两天里，马占山及其守军官兵再次让对手领略到了什么叫做：顽强者恒顽强。
　　第一道防线之所以轻而易举被突破，只是因为马占山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一点——三间房，这座已被炸得破破烂烂，却仍然挺立不倒的村庄。
　　仙台师团第15旅团（天野旅团）率先从中路发动攻击。
　　中路对守军来说至关重要。在这一路，马占山安排重兵，布置三个主力旅一齐上阵，除了骑兵第2旅（吴松林旅）下马应敌外，另有步兵第1旅（张殿九旅）、兴安屯垦暂编旅（苑崇谷旅）扼守阵地。
　　仗一打起来，天野才发现，第16联队倒霉还真不是没缘由的，眼前的东北守军都是一群不要命的斗士，要对射就对射，要白刃就白刃，在这些人身上占不到一点便宜。
　　最让他发怵的还是阵地前的地雷阵。日军士兵哇哇叫着向前猛冲，一不小心绊了一跤，结果中国兵的脸都没看到，就轰地一声，连累周围战友跟他一起下了地狱。
　　跟在天野后面混的是张海鹏伪军。他们人多是多，却没有什么战斗力，队形更是乱得一塌糊涂，不仅帮不上什么忙，还尽给日军添乱。
　　天野一生气，便硬逼着伪军到前头去。
　　美其名曰：刚才打仗不努力，现在努力趟地雷。
　　趟过地雷还不算完。守军还有山炮，虽然射击距离短了一些，在阵地前面用用应该是足够了。
　　可怜的伪军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趟完地雷挨炸弹，两个回合下来就没剩下几个活着的了。
　　靠着替死鬼们帮忙，日军离阵地越来越近，终于冲了进来。
　　（145）

　　眼看情况危急，三个旅长呐喊一声，亲自带队冲出防御工事，发起了反冲锋，这才得以确保阵地无恙。
　　白天无功而返之后，天野又打起了夜袭战的主意。
　　他的偷袭小队来摸阵地，自己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早就被暗哨发现了。
　　暗哨一声不响，跑去通知了暗堡部队。
　　暗堡部队也不响，等到偷袭小队进入火力交叉点后才响了起来。
　　火力交叉点的好处是可以让暗堡里的每挺轻重机枪都充分发挥作用，左左右右，前前后后，满天满地都是子弹在飞。
　　有几个躲在射击死角的日军，见偷袭行动已经暴露，抱着炸药包就往暗堡扑去。
　　英勇倒是很英勇，不幸的是他们仍然中了招。
　　因为暗堡前也埋有地雷，而且不是一层，是整整四层！
　　立刻被炸得魂飞魄散。
　　天野的夜袭小队并不是一支两支，他准备了很多支。
　　接下来的场面就是，夜袭小队一支接一支往前面冲，地雷一个接一个在地上炸。
　　最后地雷几乎被不顾死活的日军“肉弹”们踏光了。
　　暗堡失去掩护，一个接一个遭到破坏。
　　在被日军夜袭队强行撕开的口子上，双方反复厮杀，以命相搏。
　　这一天，是守军撤离大兴车站后战斗最为惨烈的一天。
　　此时，天寒地冻，已是白雪皑皑的嫩江平原浸透了勇士的鲜血，变得诧异无比。
　　连见惯杀戮的日军总指挥多门中将也竦然心惊，不得不吹起收兵号，命令天野旅团暂时撤离战场。
　　天野铩羽而归，却让他的同事长谷激动起来。
　　打仗，你不行，还是看我的吧。
　　天刚蒙蒙亮，第3旅团(长谷旅团)就从左路开始策动进攻。
　　长谷确实比天野坏。
　　他没有急着带部队去拼命，而是先让侦察机去把把风，看看防守阵地上有没有大炮什么的在等着他。
　　侦察机到左路转了两圈，回来报告：别说大炮，连迫击炮这样的小炮也没发现几门。
　　收到这样的情报，长谷特别高兴。
　　在步骑兵进攻之前，他又让炮兵朝守军阵地轰了足足一个小时。
　　轰完了，观察哨报告，守军阵地上的迫击炮已经一门都看不到了。
　　长谷这个得意。
　　没有大炮，说明自己运气好。没有小炮，证明自己有头脑。
　　步骑兵们，现在可以给我冲了。
　　日军进攻部队一阵欢呼，肆无忌惮地冲了过去。
　　守军阵地上一片平静，似乎真的是被炸傻了。但当日军就快冲进来时，猛然间，那些隐蔽的大炮小炮全都露出了脑袋，炮火立刻把他们全都罩了进去。
　　这下爽了。
　　日军步骑兵当场毙命数百人。
　　长谷聪明反被聪明误，跳着脚骂空军究竟是怎么侦察的，怎么能不负责任到如此地步。
　　由于接连受挫，正在大兴指挥部坐镇指挥的多门中将调整了战略部署。在三间房防线，他减少了步骑兵的冲锋，转而发挥钢铁部队的作用——用轰炸机解决守军火炮，用大炮和坦克摧毁守军工事。
　　说是钢铁部队一点没错。除原有的炮空军以外，多门手中又掌握了2个轰炸机中队、1个歼击机中队以及2个重炮联队。
　　用我所长，攻敌所短，历来是兵法所宗。
　　战斗无比残酷，守军的人员和武器越打越少。
　　面对横冲直撞的日军坦克，敢死队员们选择了最壮烈的报国方式。他们一个个冲向坦克，用身上点燃的炸药包与之同归于尽。
　　钢铁部队发泄完以后，守军阵地上已无像样的工事可言，重武器更是丧失殆尽。
　　天野旅团、少谷旅团、南满铁路守备队等各路日军趁势蜂拥而上，从各个方向发起对三间房的猛攻。
　　马占山闻报，飞驰前线，带领自己的手枪队亲自督阵。
　　他杀敌不含糊，斩马谡也不手软。前线的两个连长被惨烈战斗吓破了胆，想偷偷溜走，被他发现后，一枪一个，全给崩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马占山的示范下，守军官兵虽伤痕累累，但个个心坚如铁，死战不退（“至此无一完肤者，顾仍浴血对抗”） 。
　　多门虽没冲锋陷阵，却一刻也没闲着。早在用钢铁部队加强对三间房进攻的同时，他已把抽出来的步骑兵投入到对守军的最后一道防线——蘑菇溪的进攻上去了。
　　这个训练有素的日军指挥官开始显示出他老辣的一面。
　　（146）

　　因为对于守军来说，这是一记威胁相当大的勾拳。
　　蘑菇溪若失，将腹背受敌，甚至退路都难以确保。
　　马占山久历战场风云，岂能不知其间的利害得失。他只好赶紧把预备队调至蘑菇溪加强防守。
　　没有了预备队，三间房被一击而破已是顷刻之间的事了。
　　多门对战场形势看得清清楚楚。就在守军已明显疲于招架之时，他把他的预备队——嘉村旅团调了上来。
　　这支来自朝鲜的日军临时混合部队，成了压倒三间房守军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守军的最高指挥官马占山此时就在战场上。
　　他看到，日军已完全占据了主动，正排山倒海般地冲杀过来。
　　胜负已定，不可避免。
　　江桥，是马占山梦想起飞的地方，是他荣誉的最顶点，只要还有一点坚持的可能，这个坚强的男人都不会选择主动放弃。
　　但现在连这一点可能也没有了。
　　马占山并不是一个喜欢蛮干的人。他清楚地知道，勇敢和颟顸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此时，主帅的决心相当重要。稍有犹豫，将会导致全军覆灭的后果。
　　马占山下令：撤出三间房，沿最后一道防线蘑菇溪退却。
　　但是撤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就犹如下山往往比上山难一样，撤退的难度常常远超进攻。
　　这是因为一般而言，这时的部队士气最为低落，尤其害怕自己在撤退时落于人后，以歼被歼或被俘，所以特别容易陷入慌乱，一乱则溃不成军，反而为追兵所乘。
　　后来的第二次淞沪抗战，也是撤退的时候一溃千里，结果弄得不可收拾，以致酿成极大损失。
　　所以一个军事主官高不高明，攻城拔寨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会不会撤退才是一个真正的大考验。
　　事实证明，在这方面，马占山是完全合格的。
　　面对日军全面开花式的进攻，马占山仍然退得定定心心，有条不紊。各部队交替掩护，逐次撤出三间房，且并未受到重大损失，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
　　不仅如此，马占山还创造了另一个奇迹，那就是在撤退的同时，派出轻骑兵迂回袭击了多门的临时指挥部！
　　敌方大举进攻，己方大踏步撤退，这往往正是敌方大本营兵力最空虚、防卫最松懈的时刻。
　　走都走了，还要回头咬你一口。厉害吧。
　　和马占山的预料差不多，大兴站的日军能派上场的，都到三间房前线去捞战功了，剩下来的兵少得可怜，且对中国守军反戈一击毫无心理准备。
　　这支小型骑兵部队杀入日军临时指挥部，如同风卷残云一般把守敌消灭精光，临走时还捎带走了十几万日元作军费。
　　作为日军最高指挥官的多门幸亏是到前线督战去了，这才侥幸逃过一劫，但得知消息，也已经够他惊出一身冷汗了。
　　不过多门并非善茬，这个人的谋略和智商丝毫不低于他的死敌。在某种程度上，两人甚至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几乎就在马占山派骑兵偷袭他的老巢的同时，一队日本骑兵也进行了精心伪装，然后悄悄出发，扮成东北守军的模样，一路快马加鞭奔来。
　　一路上，面对近在咫尺的中国士兵，他们始终保持着高度忍耐和刻意低调，像一群忍者神龟，只顾低着头装熊，埋着头赶路，而周围的守军因为都处于紧张撤退之中，竟然没有人注意到危险就在身边。
　　这伙骑兵跑得飞快，他们超越了所有能超越的掩护和后撤部队。
　　终于，让他们追上了马占山本人！
　　（147）

　　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不声不响靠过去，然后掏刀，杀人。但是日军骑兵没有这个心理素质，见好不容易追到了目标，一个个原形毕露，争着抢着往前冲。
　　此时，载着马占山的吉普车正在路上急驰。负责沿途保卫的少校副官忽然发现后面烟尘滚滚，扭头一看，一队骑兵正飞奔而来。
　　这是一个异常的举动。副官感到情况不妙，命令停车，并立刻率领卫队保护着马占山冲上高地。
　　只要仔细观察，日本人还是日本人，那一双双贼溜溜的眼睛，怎么扮中国人都不像。
　　既然已识破真相，狭路相逢，先下手者为强。马占山的卫队都是从部队里挑选出来的神枪手，居高临下，一顿排子枪打过去，顿时把这支兴冲冲的敌骑兵打得人仰马翻。
　　自己偷袭变成了被人家伏击。日军傻了眼，又听见周围枪声大作，害怕被撤退部队围拢过来遭到歼灭，仗着座下马比较快，赶紧的溜的溜地跑了。
　　马占山撤出了所有防线，退入省城。
　　他并不打算坚守这座城池。齐市并无高大城垣可以让他凭险据守，马占山准备率部向海伦一带转移，那里是产粮区，能够解决部队粮饷问题，可以让他东山再起。
　　在撤退前，他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手下还有500名日俘。
　　马占山考虑了一下，将日俘全部释放，并留给即将进城的日军将领一份声明，言明自己遵守国际公法，未杀战俘一人，请对方也照此办理，宽待俘虏及城内未及撤出的伤病员。
　　显然他大大高估了日军的文明程度。
　　日军对自己的士兵尚且苛刻无比，哪里肯掏粮食来给你养战俘，更何况江桥一战，他们刚刚吃过大亏，报复还来不及。
　　马占山前脚刚走，日军进城部队就把伤病员搜出来杀了个精光。
　　这是一支骑兵部队。领头的叫多门。
　　此多门非彼多门，他实际上是小多门，仙台师团师团长多门的亲弟弟。
　　可这位要说了，三间房一战，蹦哒得最欢的人里面，没这位仁兄啊。
　　这就得看老多门的功劳了。
　　眼看省城倾刻可下，大功将成，老多门并不是一个圣人，一捉摸，肥水不流外人田，便宜事不给弟弟还给谁。
　　于是第一个进入黑龙江省城的便成了小多门。
　　要不是老多门开了后门，日军里面，天野、长谷，还有那个朝鲜军，哪个是省油的灯，可以说排队都轮不上他。
　　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军中有兄好为将。小多门当然能够体察兄长的一片苦心，所以抓住机会，一心要多拿人头回去请功。马占山跑了，他就砍了那些来不及撤走的伤病员。
　　杀完了人，他率骑兵继续出城追赶马占山，想把这颗最值钱的脑袋也收入自己囊中。
　　可是要追的话，总得有个目标，在城里搞杀人比赛耽误了时间，一出城都不知道马占山跑哪个方向去了。
　　不用急。在这方面，马占山是很善解人意的。
　　你不是不认道吗，来来来，我给你指，连服务费都不用付。
　　日军前哨在路上捡到了一些可疑物品。
　　既然是可疑物品，那就是与普通军人平常所用之物不一样的。
　　只见里面有手杖，有大烟枪，有各种各样的烟具，把个小多门看得眼花缭乱。
　　随队汉奸认得，说这可能就是马占山的私人物品。
　　和很多东北军将领一样，马占山虽称英雄，也离不开抽赌二字。
　　很显然，逃命之人不可能带很多东西。烟枪再好，也没有性命来得重要，所以马占山沿路把它们给抛弃了。
　　一切都很清楚了，马占山究竟在往哪个方向逃命。
　　沿着这条路追嘛。
　　不幸的是——上当了。
　　（148）

　　我说过，马占山的撤军是有很多道道的。
　　除了爱掏人老窝外，他还喜欢布疑阵，留伏兵。
　　扔大烟枪的那个方向，与他撤退的方向正好相反，而且早已撒下大网。
　　可惜小多门并不清楚这一点。他倒是知道临时指挥所被马占山端掉的事，不过他机械地认为，这应该与他毫不相干。
　　我是兵强马壮的前锋，不是兵力空虚的大本营，怕什么呀。
　　考虑到马占山的脑袋只有一颗，且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他甚至拒绝了其他联队的配合，自己带着骑兵就撵了上去。
　　话说小多门带着骑兵紧赶慢赶，总算追上了，不过不是马占山本人，而是他麾下的步兵第三旅徐景德团。
　　徐景德的部队走得很慢，而且似乎还带着辎重，怎么看都不像一支担任殿后任务的轻装部队。
　　小多门感到很意外。
　　都说马占山的部队厉害，我看也就这样吧。要是大哥早点重用我，小小江桥哪用得着打到现在。
　　小多门的参谋长显然要更机警一些，立即提醒他，路边有很多又深又密的芦苇丛——听说马占山极善用兵，要是在这里藏一支伏兵的话，我们就麻烦了。
　　小多门深以为然，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指挥机枪手对芦苇丛进行密集扫射。
　　打了一会，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
　　真是多虑了。此时小多门倒真有些瞧不起那个把自己老哥弄得一筹莫展的马占山了。
　　他的心情仿佛当年华容道上的曹丞相——吾不笑别人，单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时，预先在这里伏下一军，如之奈何？
　　这个既无谋又少智的马占山，究竟有什么可怕的呢？
　　小多门挥队继续向徐景德团杀去。这个刚刚在省城里过足瘾的杀人狂，准备再次完成对中国军队的屠杀。
　　徐景德很满意地注视着小多门进入了自己的圈套，随即传令吹冲锋号。
　　小多门没有想到徐景德敢反包围自己，更想不到从两边的芦苇丛里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人——一个个赤膊上阵，怒目而视。
　　不是已经火力侦察过了吗？
　　人家地形熟悉，潜伏的深好吧，而且邱少云那样宁愿被火烧死也不吭一声的硬汉子也有不少。
　　现在到了复仇的时候了。
　　芦苇丛的伏兵其实并不是江省正规部队。这是两支地方武装，你要说他们以前是土匪也可以。不过，在马占山刚刚来到省城就任时，他们就来报到了，而且打鬼子的积极性很高。
　　对于马占山来说，只要你跟着我抗日，不管以前出身如何，是贵是贱，都是好同志。
　　当天便发给他们步枪300支、子弹5万发。
　　寸功未立，就给了这么多好东西。两兄弟顿时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表示一定听从马代主席的调遣，到江桥第一线去打鬼子。
　　马占山却另有考虑，让他们回去加紧操练，今后自有用他们之处。
　　现在这两颗棋子果然都给用上了。
　　游击队和正规军的打法不一样，主要用具也不同。他们手里大刀长矛一样不缺，虽然不如枪炮威风，对付起骑兵来却是正好。
　　劈脑门!削眼仁!砍马腿!掏耳朵!
　　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日军骑兵马上就意识到自己遇上了克星。遇上这种不讲道理的打法，马第一个遭殃，兵第二个完蛋。
　　正面的徐景德团趁势掩杀，将敌人紧紧包围起来。
　　这个地方叫做九道沟子，离省城有60里路，而且旁边没有任何援兵。
　　小多门终于体会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是什么意思。
　　（149）

　　九道沟子之围，对日军前敌总指挥、仙台师团师团长多门来说，是一个很意外也很沉重的打击。
　　他的亲弟弟小多门及其所统率的骑兵400余人，一个不少，全挂了！
　　这些杀人狂最终为自己在省城的禽兽作为付出了代价。
　　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你敢杀我伤兵，我就敢灭你满门。马占山做人的准则一向如此，丝毫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老多门则对不幸挂了的弟弟痛惜不已：让你找马占山，你却和阎罗王唠嗑套近乎去了。
　　小多门临死前捡到的那些物品还是发挥了一点作用。
　　日军又把它们交上来，老多门召集熟悉马占山的特务汉奸一鉴定，这些“专家”一致确认，这些都是马占山日常必备用具。
　　和自己的倒霉弟弟比起来，老多门的思维能力无疑要缜密得多。一想，明白了。
　　马占山肯定死了。
　　你想，一个三军主帅，用的手杖和烟枪就算再累赘，那也是心爱之物，少说也得有几个卫兵给他扛着，哪里会随随便便就扔掉。
　　只有一种解释：物的主人已死，考虑到既非金，也非银，就没人愿意再留着它们了。
　　老多门对自己的这种推理深信不疑，随之便命令鸣金收兵，以穷寇莫追为由把其它几路追兵也都收了回去。
　　没几天，活蹦乱跳、如假包换的马占山便又在海伦露面了。
　　随着马占山率部撤出齐齐哈尔，江桥抗战垂下帷幕。此战，中国军队可以说是虽败犹荣，日军却遭遇到了“九一八”以来最惨重的伤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江桥一战中，日军除战死战伤以外，冻死冻伤的也占有相当比例。
　　原因在于日军缺乏御寒装备。
　　第2师团（仙台师团）虽来自仙台，号称比较能耐寒挨冻，但也吃不消。
　　江桥抗战以前，仙台师团在东北基本上没打过什么像样的仗。他们原本以为，黑龙江守军也同样不堪一击，“天兵”一到，立即会四散奔逃，所以根本就没打算要在江省过冬。
　　没想到此东北军非彼东北军。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从秋天打到冬天，援兵换了一茬又一茬，愣是没能把马占山怎么样。
　　这样一来后勤补给就跟不上了。
　　日本人打仗，一个重要的死穴就是不重视后勤保障。
　　在当时的日本部队中，有一句流行语，叫做：辎重兵倘能作战，则铁树也能增加军费（增拨军费为日军最关心话题，故有此说）。在诸兵种里面，辎重兵也就是后勤部队是没什么地位可言的。
　　原因是在精神原子弹的剌激下，人人都想当前锋去射门，没有谁愿意做不得分的后卫。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就没少吃后勤不继的亏，死了将近2万人，但十之八九都不是被清军干死的，而是病死、饿死、冻死的。
　　在这方面，日本人的记性实在很差。
　　到进入齐齐哈尔之前，当地已是冰天雪地，气温降到零下摄氏20度，这种气候下的野外作战，一晚上就可以被冻趴下一大片。
　　东北的天，竟然比马占山的部队还要凶猛。
　　这也是多门不敢对马占山继续穷追的一个重要原因。
　　（150）

　　让人哑然的是，就在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失陷后，南京的国民党四大终于通过了一个决议，即让已经被批得面红耳赤的蒋介石亲自率兵北上收复失地。
　　此前受到党内外强烈质疑的老蒋更是在会上亲自致词，又是赌咒，又是发誓，说自己今后一定要以诸葛亮、岳飞为榜样，好好学习，抗日到底。
　　日本那边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早在马占山从大兴撤出后，若榇首相就以为，既然关东军当初出兵是为了保护嫩江大桥，现在任务完成了（双方原本以大兴车站以北划界），自然也会停下来。
　　可是这些坐在办公室里的政客想的实在是太天真太简单了。
　　关东军本来就是一匹关不住的野马，脱了缰后哪有自觉自愿停步的道理。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回复：马占山的部队离得太近（此时在三间房），对日军来说很不安全，一定要继续前进。
　　若榇大吃一惊，深知这样一来，日本政府将在国际外交上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头，便赶紧把陆军大臣南次郎叫来，让他设法阻止。
　　这个同样窝囊到死的陆相南次郎，没有别的办法，依旧只能给关东军发电报过去，要他们停止进军。
　　结果，鬼都不理他。关东军照样打进了齐齐哈尔，并继续朝着他们认定的“北满”目标大步迈进。
　　若榇内阁晕到了极点。
　　国联的决议草案，是要求日本务必在11月16日前撤军。就算你不同意，也只是说时间不确定，并没有说不撤。
　　现在好了，与预定时间相比，又超过了3天，你既没撤军，又没想好新的时间，更过分的是，还从“不扩大”发展到了“扩大”，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北满。
　　你当我们国联和各国代表都是泥塑木偶？
　　那几天，日子最难过的就是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每次上国联开会就跟上法庭受审差不多，口袋里总是要放一块手帕，不是擦汗就是抹眼泪。
　　苦命人啊。
　　芳泽眼泪汪汪地向国内的外相币原汇报了情况，表示自己实在是支撑不下去了。
　　币原和若榇首相商量了一下，也觉得事已至此，再靠硬顶和装傻已经难以蒙混过关，非得另想办法不可了。
　　日本政客们对付国内的军队虽然束手无策，但在如何跟西洋人耍赖方面还是很有两三下子的。
　　很快，芳泽就得到了币原新的授意。
　　11月18日，在关东军猛攻三间房，即将进入齐齐哈尔市之前，芳泽向国联上提出，日本赞成派遣调查团赴东北调查。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表态。
　　向东北派遣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本来是中国代表施肇基在向国联提出申诉的时候，就首先提出来的。但当时日本极力排斥国联介入，主张中日双方直接交涉，因此对派国联调查团的事坚决反对，中国的这一提议便被暂时搁置起来。
　　现在日本答应的这么爽快，不禁令国联喜出望外，连那些本来已准备好讲稿痛骂芳泽一顿的代表们也连连叫好。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日本觉悟了，服软了，东北事件的处理将一片光明。
　　只有一个人例外。
　　他甚至感到有些不痛快。
　　(151)

　　谁？
　　中国代表施肇基。
　　同样一件事，你今天答应和明天答应，效果可能大不一样，这就叫做时机。
　　的确，当初中国是很希望国联派调查团去东北的，但时过境迁，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日本一再出尔反尔，已经受到了国际舆论的一致遣责。随着国联确定的期限已过，它的压力越来越大，晚撤一天就要多挨一天的骂，晚撤两天就要多挨两天的骂，吊在那里很不好受，在国际外交上可以说已被逼到了绝境。
　　施肇基相信，只要再坚持一下，即使日本还是不肯撤军，国联也会被迫使出经济制裁等手段。
　　但是芳泽的表态一下子转移了国联的注意力。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以退为进的好棋，既缓减了在国际上受到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外交主动权重新又回到了日本人手中。
　　果然，在调查团的具体使命上，芳泽开始做起了文章。
　　他要求以国际盟约第11条为原则，即调查团要重点调查中国排外、抵制洋货、国际条约的履行状况等问题，而对撤兵问题却置之不理。
　　凭心而论，如果要进行此类调查，“中国排外、抵制洋货”这些问题都存在。只不过，它们大多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是中国民众激于国土沦丧所做出的必然反应。
　　比如，“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中国民间的抵制日货运动，日本的对华贸易额已由原来的每月2500万日元骤降为每月400万日元，一下子降了九成。
　　日本政府的目的，在于用这种本末倒置的办法，来影响调查团的调查结果，从而误导国联作出的相应判断。
　　施肇基的反应多快，他怎么能够同意。
　　他转而提出，适用于调查团的并不是第11条，而是第15条，即调查的主要目的和范围跟“排外”、“抵制洋货”毫不搭界，而是应直奔“九一八”事变和东三省这一主题。
　　事情本来就很简单，吃了我的你要吐出来，欠了我的你要还回来，咱就事论事，扯那么多犊子干什么。
　　关键时候，国联显示出了它和稀泥的精神。
　　既然你们两家都不肯让，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那我就给你们来个折中，调查团照派，但不讲明是按国际盟约的哪条原则派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施肇基反而为难了。
　　归根结底，他身后并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军队可以给他撑腰。打是肯定不行的，只能依靠国联。
　　现在日本让步了，国联折中了，各国解劝了，你还要怎么着？还能怎么着？
　　无奈之下，施肇基只得代表中国政府对国联的方案表示同意。
　　11月26日，国联通过议决案，决定派遣5名中立国观察员组成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调查。
　　这一回合，中日在外交上打成了一个平手。
　　中国没有能够实现让日本尽早撤军的目的，而日本也面临着国联直接干涉和插手东北事务的风险。
　　身心俱疲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回到了住处，他知道，接下来他还是不能休息，因为还有很多棘手的事等待着他去处理和应付。
　　他根本没想到，等待他的还有另一场厄运。
　　（152）

　　一群中国的留学生得知了国联决议的内容，顿时大怒。因为这份决议并没有再次敦促日本撤军，而是宣布要向东北派出调查团。
　　这个调查团能干什么，他们能阻止日本对东三省的侵略吗？
　　不能。
　　大家怒不可遏，什么话都别说了，这分明就是一个卖国的决议，而在国联的代表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卖国贼！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弱国外交有多难，真实情况又是怎样，基本不在爱国愤青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中国代表的住处很轻易地就被打听到了。
　　施肇基听说留学生们要找他，很高兴。在国内异地，老乡见老乡，还两眼泪汪汪呢，何况这是在异国它乡。
　　想当年，自己不也是这样一个四处漂泊的中华学子吗。
　　门开了，迎接他的，不是亲切的问候和拥抱，而是一阵不分青红皂白的怒骂和拳脚。
　　施肇基想要分辨，但被证明完全是徒劳的。打的人照打，骂的人照骂，没有任何让他申辨的余地。
　　一个时年已经五十多岁，仪态端庄的老外交官在中国以外的另一个地方遭到了无情的暴打、侮辱和摧残。
　　打他骂他的不是别人，是他的同胞。
　　老人无法还手，无力还手，也不愿还手。他的心只能流泪，或许还在流血。
　　历史应该记录这一天。因为它是耻辱的一天。
　　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能用野蛮来代替文明。不管用任何借口，哪怕是爱国。
　　每每写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感到一阵悲凉。我在想，我们这个号称文明之邦的民族，是不是有时也是一个不太爱讲道理的民族——枪口是用来对准敌人的，而不是用来打自己人的。
　　夜深人静，施肇基写下了一封辞职电文。
　　他终于又走上了和王正廷一样的道路。
　　有人会说，这位施大使的政治觉悟不够高嘛。外交形势这么严峻，你怎么说撂挑子就撂挑子了。不就是被打了一顿，骂了一顿吗，简单，用红花油擦拭一下伤口，组织再关怀和慰问一下，接着再干好了。
　　说这话的，我以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是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伤口可以愈合，责骂可以暂时抛开，但是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能没有。
　　那就是做人的尊严。
　　尤其是作为一个外交官，如果个人尊严和体面都无法很好维护，谈何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施肇基回家了。
　　此时，国联派调查团一事已是板上钉钉，只等开年整队出发。
　　对于若榇内阁来说，所谓同意调查，只是一个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至于调查结果究竟会怎样，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但是有人会帮他们的。
　　就在关东军仙台师团进攻江桥的时候，肩负“满洲独立运动”重任的土肥原到了天津。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个日本土匪此行的目的就是来为“满洲国”找皇帝的。
　　早已宣布退位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就这样又一次走上了历史舞台。
　　（153）

　　溥仪那段日子正在家里郁闷着呢。
　　不是一点点郁闷，而是非常、十分以及特别的郁闷。
　　做皇帝，本来是人人向往的天下第一好工种。可如果是末代皇帝，那就另当别论了。
　　溥仪被人从龙椅赶下来的时候，牙都还没长全，皇帝什么味道根本就没咂得出来。
　　不幸中的万幸，作为清帝退位的条件，民国给予了一个“清室优待条件”，允许其保留帝号，仍然住在紫禁城内。
　　但是等到溥仪在紫禁城这个小王国内慢慢长大，吃穿虽然不愁，心里头却越来越不是个滋味。
　　也够难为他的。你想啊，天下第一工种都做过了，还有什么工作他能干或者愿干的？
　　他一遍遍走过金銮大殿，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但缺少的是往日的荣光和山呼海啸般的朝拜。
　　寂寞、惆怅、无所适从。
　　这次第，正应了前朝一位皇帝诗人的无奈歌吟：雕楼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位要说了，人嘛，只要日子过得去不就行了。你到紫禁城外面去看看，还路有冻死骨呢。
　　话说得倒也对。溥仪曾经也是这样想的。
　　作为一个末代皇帝，他并没有继承老祖宗康熙雍正乾隆那样的雄才大略，某种程度上，还沿袭了前任光绪皇帝的缺点，即精神和肉体一样孱弱。
　　末代嘛，要求哪能那么高。
　　当然，有时候也转过复辟的念头，可惜他并不是主角。
　　1917年，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军进京，赶走了空头总统黎元洪，把溥仪推了上去。
　　那时候溥仪的确小小激动了那么一下下，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仅仅12天后，他又回到了无情的现实之中。
　　人们告诉他，张勋只是一个无能的丑角，而他只不过是被这个丑角利用的对象。
　　什么时候了，还在做皇帝梦，你给我下来吧。
　　溥仪只好又恋恋不舍地把头上的皇冠取了下来。
　　就这么混着吧。到这个样子，溥仪也打算认命了。
　　比起很多被关大牢、砍脑袋的末代皇帝来（典型例子是法国的老外皇帝路易十六），这真的应该算是不错了。不仅保住了脑袋，还保住了帝号，保住了紫禁城，已经是够有面子了，你还想怎么着，还能怎么着？
　　落毛的凤凰只要比鸡还强那么一点，也行。
　　可令溥仪没想到的是，就他这只落毛的皇帝，竟然也有人惦记。
　　谁啊？
　　一直以革命姿态出现的西北军大帅冯玉祥。
　　那时的老冯可不是中原大战后的老冯。那时的老冯着实威风得紧。他对老东家吴佩孚反戈一击，发动了北京政变，不仅把由直系控制的北洋政府赶下了台，还顺势展示了一下革命秀，架起大炮，把溥仪这只死老虎赶出了紫禁城。
　　老冯是风光了，还搏得了一个“革命将军”的名号，末代皇帝溥仪却只能用凄凄惨惨切切来形容。
　　对驱逐溥仪这件事，历来争论很大。
　　其实，你就是用死老虎来形容这位过气小皇帝都是抬举他了。以溥仪的性格和能力，与老虎这个称谓简直有天地之别。
　　到民国时候，要说他还有什么价值，基本上就是被人利用的价值，而他本人，则无兵无将也无权，在国民心中也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力（极个别的几个遗老遗少除外），是无论如何翻不了天的。
　　你说这样一个人，对革命究竟还有多大的威胁？
　　（154）

　　再说，你不给皇帝发工资，不给他地方住，甚至要消灭他的肉体，革命就成功了？
　　法国倒是马上把皇帝砍了，但也没能马上就建成真正的共和，而英国保留了王室，人家现代政治还搞得有模有样。
　　在这件事上，我个人一直很赞同那位辫子学究的名言——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就在当时，在文化界名头很响的胡适也提出过异议，当然，他没有从革命能不能成功上来进行论证，而是从他的留学背景出发，认为此举不符合英美流行的契约原则。
　　因为辛亥革命时，对溥仪下台是有约定的（《清帝退位优待条件》），那就是，你只要下台，我就给你好处，至少让你有体面和温饱，除了拥有帝号，还不让你渴着饿着冻着。
　 　缩小了看，这就是一个合同。胡适认为，不管这个合同当初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订立的，但既然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示，而且是合法文件，那现在合同双方都应该 遵守这一合同，而不能说变就变。更何况，这还是民国政府和前皇帝的合同，堪称天下第一合同。如果这样一份合同都能撒毁，那还有什么合同能使人相信。
　　然而天下第一合同就这样当着天下人的面给撒毁了，还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末代皇帝溥仪灰头土脸地离开了京城。这一年，他20岁。
　　原先在皇宫里，毕竟与外界接触很少，又丰衣足食，要说愁，也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等到出了宫，他才体会到，一个下了台的皇帝，真比一只过街老鼠好不了多少。
　　到天津港，原计划是准备飘洋出海的，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让他以“大清皇帝”的身份登陆，都怕在外交或国际上惹麻烦。
　　就这样，暂栖变成了长住。
　　国民政府不给生活费，溥仪和他那一班人马又什么都不会（会了也不肯干），只好吃上了老本，也就是变卖从故宫里偷偷带出来的古董。
　　不管怎样，皇帝的架子还是不能丢的，这是一个面子问题。
　　在溥仪那个小圈子里，“宣统皇帝”开口闭口还是“朕”怎样怎样，而那些皇妃太监、遗老遗少也照旧要对这位小皇帝三拜九叩。甚至连他们住的地方都挂着“清室驻津办事处”的牌子，反正我的地盘我做主，就跟小朋友过家家一样。
　　这时候已经开始做复辟梦的溥仪听到了一个足以令他抓狂的消息。
　　孙殿英把东陵给炸了。
　　说起来，在民国前后那些大大小小的杂牌喽罗中，孙殿英实在是个不怎么起眼的小角色。他的一举成名，某种程度上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军队规模来盗掘清皇陵有很大的关系。
　　在中国，如果说墓葬算一种产业，那么盗墓则是与之相生相随的关联产业，其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多少天都说不完。
　　盗墓这项工作，利大，但风险也很大。且不提墓里机关重重，陷在里面，可能一不小心就出不来。就是能侥幸抱着宝贝爬出来，还得面临政府严厉的法律追究。
　 　远的不说，明朝对此就有明确规定：掘了人家墓地还没来得及打开棺材的，要打一百下屁股，发配充军三年（“发而未至棺椁者，杖一百、徒三年”）。如果棺材 被打开，死人已经见光的，那就要判处绞刑，让你自己也陪着去做回死人，体验一下暗无天日的地狱生活（“已开棺椁见尸者，绞”）。
　　因此，一直以来，盗墓贼都是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坟，拿的执照都是个体户的。
　　开公司的也有。不过很少，而且那都是标准的乱世，没人管。
　　到了民国，也算同乱世沾上了点边，才让孙殿英这号人有了用武之地。
　　一般来说，盗墓的人都很低调，毕竟是冲着发财致富来的，都知道自己干的是件缺德事，被人骂了也不敢吭声。
　　但偏偏有人做了杂碎活，还能装高尚。
　　孙殿英就是这类人。
　　（155）

　　这位兄弟是这样向人解释他的盗墓动机的——
　　先总理孙中山不是革了满清的命嘛，他枪杆子多，可以革活人的命。孙某不才，可怜手上的枪也没几条，活人的命革不起，就只有革死人的命了。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
　　小军阀孙殿英竟然能把他的盗墓事业上升到如此高度，简直可以与革命先行者的经国大业相提并论了。
　　此等惊世骇世之语，真可当得一个评价：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炸东陵这事一开始是秘密的。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民国前后的娱乐新闻很发达，狗仔队遍及各地，很快就有人捅到报纸上去了。
　　溥仪听到后的心理感受和反应，只能用目眦尽裂这四个字来形容。
　　虽说这个前皇帝向来为人软弱，而且早已威风扫地，但你要是真掘他祖坟，是个人都受不了。
　　对于国人来说，祖上的墓地不仅代表着对先人的尊崇，也预示着一种神秘的风水，可以说，自己一家老小今世混得好不好，基本上全指靠它了。因此，除非后代死绝，对祖坟那是看得和身家性命一样重要的。
　　东陵里埋的就是溥仪的祖上——外祖母慈禧太后。对溥仪来讲,这个外祖母是扶他上战马的人，如果不是慈禧点名，溥仪此时还不知道在哪个旮旯里做他的过气阿哥呢。
　　更可气的是，这个狗日的孙殿英坚决贯彻了不盗则已，要盗盗绝的精神，不仅炸了东陵，还把乾隆皇帝的裕陵也给一道掘了。
　　要知道，康熙雍正乾隆那可都是满清一朝的偶像级人物。
　　溥仪气得浑身发抖。当年冯玉祥逼宫，也只不过是把他赶出北京城罢了，现在却有人给他来了个毁师灭祖，把祖坟都给挖了。
　　溥仪在所住的天津张园布置了灵堂，每日一祭。
　　对孙殿英切齿痛恨的末代皇帝还亲自动手画了一幅漫画，上面孙大盗化身成了小丑，正遭到两个怒目圆睁的正义之士的无情杀戮。
　　逼真程度直追文革时期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革命宣传画。
　　皇帝有怒不轻发，只因未到伤心处。
　　这回溥仪可真给激怒了，斗争精神十足，发誓一定要抓住凶手，报此血海深仇。
　　但是怎么报仇呢。
　　现在可不是那个眼睛一瞪，就能让对方人头落地的时代了。
　　皇帝倒是还在，午门却没有了。
　　溥仪只好以清室名义向国民政府发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赔修陵墓。
　　在老蒋眼里，孙殿英此类小毛贼本身就无足轻重，得到报告后，他也觉得这小子做的事情实在太过龌龊，马上就命令严厉查办。
　　东陵盗墓案具体交由当时任平津卫戍总司令的阎锡山侦破。为了郑重其事，蒋冯阎李四巨头还特地派出代表组成高等军法会，进行四方会审。
　　这么大的架势，溥仪认为一定能够沉冤昭雪了。
　　结果——
　　阎大侦探宣告，由于案情过于复杂，侦破工作暂无进展。
　　暂无渐渐变成了毫无，最后变成了渺无声息。
　　军法会审不了了之。
　　溥仪大失所望。
　　后来他才知道孙殿英用盗来的赃物上下打点，竟然把事情给摆平了。
　　东陵大盗，愣是毫发无伤。
　　而老蒋是个很实际的人，从一开始就没真把前落魄皇帝溥仪当回事，接着又忙着跟老李老冯老阎他们斗来斗去，惭惭地也把这件事给忘了。
　　堂堂皇族落此境地，简直连当年的杨乃武和小白菜都不如了。
　　惨到这种样子，还想复辟，做梦吧你！
　　溥仪开始反思，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手上没有枪杆子。要是有这东西，谁还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谁还敢不把他这个皇帝当皇帝（哪怕是前皇帝）？
　　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溥仪便想把 “御弟”溥杰培养成军事人才，让他帮自己掌握军队。
　　溥杰果然也不负兄望，竟然搭上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东北少帅张学良。
　　其实，对于老张父子，溥仪一点都不陌生。
　　岂止不陌生，简直太熟悉了。
　　（156）

　　溥仪在天津生活的头几年，正是张作霖在北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时候。
　　老张这个人很有心计，他希望效仿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例子，把溥仪拉过来为我所用，因此对这位过气的末代皇帝很是尊敬，见了面不仅口称皇上，还像那些遗老一样行叩拜之礼。
　　他劝溥仪重返沈阳的老皇宫，说等他一统天下后，再回紫禁城做皇帝。
　　溥仪颇为心动，他确实很想借东北这块“龙兴之地”东山再起，也因此开始对张家父子抱以期望。
　　与老爷子比起来，张学良虽没有乃父的能耐，却比他爹牛多了。
　　他和溥仪说话，基本上都是用的训斥口气，动不动就是“你要听我的话”，俨然老子在教训儿子。
　　试录一段：
　　“你原来有皇帝的身份，现在你虽然是平民，但比平民还是高。你要是好好做一个平民，说不定将来选中国大总统会有你的份儿。你如果以后还是皇帝老爷这一套，将来有一天也许会把你的脑瓜子耍掉。”
　　怎么样，是不是很有些劳改所管教犯人的味道：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
　　彼时还没到溥仪的“后半生”，他的皇帝架子还在，而且一向也很要面子，听了心里当然非常不爽。
　　可是不爽归不爽。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当着强人的面，性格懦弱的溥仪哪敢多吭半声。
　　想到弟弟竟然能跟着这位牛得不能再牛的牛人混，溥仪的内心还是很感欣慰的。
　　事情也就是这么奇怪。张学良虽然不把末代皇帝放在眼里，却对他的没落贵族弟弟青睐有加，两人“一见如故”，好得就跟亲哥俩一样。
　　没多久，北伐军打过了济南，张家父子在北京呆不下去了。就在这火烧眉毛的时候，张学良竟然于百忙之中，专程派人通知溥杰，关照他以后去东北“投靠大哥”，进他的东北讲武学堂。
　　溥杰很感动，出来混靠什么，不就靠张大哥这样讲义气的铁哥们吗？
　　等到张学良在沈阳做了新的东北王，连溥杰的老婆也劝他事不宜迟，赶快动身——闯关东，找咱大哥去。
　　皇阿弟溥杰也是从小生在深宫，长在深宫，没有多少社会经验。
　　他没有认真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少帅会对他如此厚爱呢？
　　因为他的皇族身份？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因为他有钱？……
　　显然都不是。
　　俗话说得好，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他的前摄政王老爹（载沣）和前皇帝老哥已经听到了外面的风言风语。
　　人家真正“一见如故”的是他的美女老婆！
　　英雄美女，天作之合，溥杰只是在中间充当了一只超级大灯泡而已。
　　得知内情，溥仪只好赶紧派人把溥杰追回天津，转而送他到日本学军事。
　　通过弟弟这件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你要再说溥仪对张学良还有什么好印象，就真谈不上了。
　　后来张学良又进关了，东北华北尽为其掌握之中，一时风光无二。
　　他一如既往地毫不关心这个倒霉的末代皇族。唯一能与少帅扯得上一点边的，就是溥仪身后留下来的那座故宫紫禁城大宝库。在这方面，他倒一点没有把溥仪当外人的意思。
　　没钱使了，就到故宫紫禁城里去淘宝，把宝贝一箱箱运出去卖。前后有几百箱之多。
　　虽然被赶出来了，溥仪还是认为故宫里的东西都是他家的。
　　（157）

　　这事要是让他知道，又得气得跳起来：紫禁城的宝贝，我不过是暂存在你那里，你怎么能一个招呼都不打，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呢。
　　张学良卖出去的那些宝贝，可都是很上点档次的。像《王右军快雪时晴图》、《唐寅踏雪寻楼图》，都极其珍贵，前者进了英国图书馆，作价12万英镑，后者落入了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手里，作价65万美元。
　　也算是卖了个好价钱。
　　这件事当时的保密程度颇高，事情也是后来由老外买主那里泄漏出来的，估计那会溥仪并不是很清楚。
　　不过有一件事他倒是清楚的。那就是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张学良已经把他的沈阳故宫“买”过去了，作价50万。
　　就为这，人家还认为是便宜了他。
　　一分钱都不给，你又能怎样。
　　快谢恩吧。
　　每一天，被伤害被欺骗，我早已厌倦。
　　每一天，在绝望中徘徊，我等待着你的出现。
　　如果说以前的溥仪还只是悲和愁以外，现在应该加入一个新的感情元素了，那就是恨！
　　恨得咬牙切齿，恨得捶胸顿足，恨得想骂脏话。
　　可到最后还是只能仰天长叹。眼下这种样子，变不了天啊。
　　但是等待的那个人终于出现了。
　　土肥原的造访让几乎陷入绝望之中的溥仪眼前为之一亮。
　　眼前这个笑容可掬的日本人告诉他，他可以回到满清的发祥地——满洲，去建立和领导一个新的国家。
　　“在这之前，有一个张学良，但是他已经被我们赶跑了，以后你将是那里的最高主宰。”
　　最后，土肥原还不忘添上一句话：我们日本人会帮你。
　　在亲耳听到这些话后，溥仪顿时心跳加快。在这个世上，梦想成真这句话原来是确实存在的。
　　没有什么地方比满洲更适合于自己东山再起了。几百年前，我的祖先就是在那里发迹的，几百年后，我将要在那里重建一个新的伟大帝国。
　　溥仪虽没有尔祖的才能和魄力，但重操祖业的志向长久以来一直没有泯灭过。现在重回东北的障碍既已排除，而且日本人还答应帮忙，他就把小胸脯往前一挺，准备上了。
　　土肥原始终在观察着溥仪的表情，他知道成功有望了。
　　但接下来溥仪提到的一个人和一段话，却让他感到大为尴尬。
　　这人也是个日本人。但他跟土肥原的说法完全相反，就是要溥仪好好在家呆着，哪儿也别去，更不要跟在别人后面凑热闹，搞什么满洲建国。
　　此人身份非同一般，他是天津的日本总领事桑岛。
　　更令溥仪吃惊的是，桑岛这番话还是日本外相币原的意思。
　　溥仪就弄不明白了，都是日本要人，怎么说的话前后矛盾。这唱的到底是哪一出戏。
　　他怀疑关东军的招牌是不是真的很过硬。
　　土肥原一听就明白了。
　　妈的，政府什么卵用都没有，就会败我们军人的好事。
　　他赶紧向溥仪介绍了一下日本的国情，表示政府无所谓，别说币原只不过是个外交部长，就是总理若榇出来，说话也不一定管用。
　　溥仪愣住了。总理都不济事，那谁的话管用。
　　土肥原向这个很少出门的小皇帝道出了秘密：“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只有天皇说的话才算数！而天皇对我们军队，对关东军是绝对信任的。”
　　溥仪放心了，看来眼前这位关东军的代表没有忽悠他，天皇和关东军是支持他建国的。
　　于是，溥仪开始问起那个对他来说最关键的问题——“请问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脑筋急转弯相当熟练的土肥原马上接口：“这个我前面已经回答您了，是由您，宣统帝做主。”
　　土肥原显然抵估了溥仪，因为这位兄弟虽然智商不高，但也不是全无心眼，他抓住不放，穷追到底：“我想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的是这个国家究竟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土肥原心里嗝噔一下，看来这浆糊是捣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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