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正面抗战那些事)（十二）

作者:关河五十州

　　按照关东军内部的意见，为了照顾国际上的舆论，特别是应付国联，这个“满洲国”的外在形式是准备先搞成共和制的，但如果现在就这么说，他担心溥仪根本就不会答应。
　　好个日本老特务，当下不动声色，脱口而出：“帝国，当然是帝国，完全没有问题，陛下是回满洲当皇帝的干活。”
　　听到这个答案，溥仪满意了。
　　宾主言谈甚欢。
　　两人见面谈话是在晚上，又是在日租界（溥仪就住在里面），都以为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想不到那时候的狗仔队着实是无孔不入（也可能是有人通风报信），竟然第二天就见诸报端了。
　　消息见报后，犹如搅动了一池春水，溥仪的旅馆开始热闹了。各方神仙或托人，或捎话，或写信，向溥仪传递各种各样的态度，而这些态度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不主张溥仪跟着日本人去满洲。
　　神仙中当然不能没有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在得知溥仪的最新动向后，老蒋立刻急了。
　　作为一个玩政治的老手，他岂能看不出土肥原的真实用意所在，那是想把小皇帝当枪使呢。
　　按老蒋的脾气，这时候就应该派兵“保护”，或者干脆让CC的人（中统的前身）把溥仪请来“喝茶”了。
　　别说老蒋不敢这样做，连党内巨擘胡汉民他都这样“款待”过，还有什么不敢的。
　　问题是溥仪住的地方比较特殊，是天津日租界。
　　作为国中之国的租界，本身就是一个很难逾越的红线。当年国共特工大战，那些地下党一入租界就犹如进入了半个保险箱，CC的人只能看着干着急，根本就不敢自己动手抓人。
　　当然，实在要抓人也不是一点办法没有，那就得通过外交手段发照会，让租界区巡捕房的红头阿三们代劳，然后再设法引渡回来（操作过程可参考《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孙红雷”女朋友的入狱经历）。
　　普通租界都这么麻烦，更别说是日租界了。
　　无奈之下，老蒋只好派人去给溥仪讲好话，并且承诺，只要他答应不迁入东北或是到日本定居，可以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北平和南京任由其选择居住。
　　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思想政治工作当然不会有任何效果。
　　溥仪不听犹可，一听大为激动。
　　哦，这时候想起我来了，知道我的价值了，什么都肯答应了。早干什么去了？！
　　告诉你们，晚了！让你们的冯玉祥、孙殿英、优待条件都统统见鬼去吧，兄弟我就要去开拓新帝国了。
　　老蒋碰了一鼻子灰。
　　溥仪可以不听老蒋的话，但他得尊重周围那些遗老遗少们的意见。偏偏这些人意见还不统一，有的说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赶快动手，不然就迟了。还有的却说现在形势看不清楚，不能轻举妄动。
　　他的师傅、时年已85岁高龄的遗老陈宝琛甚至不顾年事已高，亲自赶来进行劝谏，要求他慎重考虑和行事，不要因听信日本人的一面之辞而棋错一着。
　　溥仪本来就是个没什么主见的人。周围的人七嘴八舌，他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了。
　　得知这个情况，土肥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
　　虽然溥仪就在自己眼鼻子底下，但他也不可能强行把溥仪绑走。
　　这时有一个人意外地帮了他大忙。
　　晚上，溥仪住所收到了一筐水果。保安在检视时，竟然发现里面藏了两枚炸弹！
　　送水果的人，叫作张学良。
　　（159）

　　我知道有很多资料都论证这件事不可能是张学良本人所为，有的说是土肥原施的反间计，甚至还有人干脆说保安就是个间谍，那炸弹是他按土肥原的授意放进去的。
　　后两种可能也不是不存在。我无意为之论证。但就我个人的判断而言，如果没有更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土肥原做案论”（我不能同意坏事都是坏人做的这一论断，那世上坏事这么多，坏人怎么忙得过来），张兄办这种事的概率至少在80%以上。
　　我们得承认，这位少帅也许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但他绝不是一个政治智商特别高的人。
　　以溥仪的性格，这两枚炸弹就等于是把他送进土肥原的怀抱里去了。因为溥仪很快认定，只有日本人才是最可靠的，也只有依靠日本人的帮助，他才能最终逃脱死亡的威胁，也才能重建属于他的帝国。
　　得知溥仪终于答应跟他走了，土肥原喜出望外。
　　不过接下来，他必须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把溥仪秘密带到东北。
　　虽然日租界还是日本人的天下，但出了这个租界就很难说了。
　　自从报纸披露他的动向之后，无论是老蒋还是张学良，都没闲着，他们都在紧张地注视着天津的一举一动，溥仪那里稍有一点动静，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在这种情况下，别说去东北，就是出一个天津卫又谈何容易。
　　可是土肥原有办法，因为自从来到天津后，他就一直在策划和准备着一个惊人的计划。
　　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得以成功，他将有可能成为另一个石原，或者说华北的石原。
　　别忘了，他可是有名的“土匪源”——土匪的源头。
　　为了他的计划，土肥原必须要找一些人来帮忙。
　　什么人呢？
　　天津混混。
　　每个地方的混混都有每个地方混混的特色。天津混混的特色是敢惹事，而且还能惹出各种花样来。
　　对于天津混混，天津作家冯骥才有很多非常精僻的描述。
　　按照他的说法，天津混混是什么钱都敢赚，什么饭都敢吃。
　　这个赚钱有两类赚法，一类叫文赚，一类叫武赚（纯系本人总结，无学术价值）。
　　相对而言，文赚既有档次，也有面子。
　　天津卫这个地方，向来是鱼龙混杂，可以说上至前皇帝，下至苏乞儿，什么鸟都有。
　　但不管啥样的人，有一点你千万不能忘记，那就是无论如何得跟混混们搭上关系。
　　以前我买不到枪，以前我没有地盘，以前我找不到人给我投票，唉，真是烦恼。
　　现在，一切都解决了。
　　只要你认识了混混，递张名片，摆桌饭局，请几个客人，嘿，你猜怎么着？
　　全搞定了。
　　真格是人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不过您一定得认准了，只有天津混混才有这能耐。
　　直说了吧，只要在天津卫的地面上，就没他们办不成的事。
　　这个就叫文赚。
　　武赚相对比较简单。
　　当然，武赚不是武打，用不着有成龙李连杰甄子丹那样的好身手。所需要的往往可能就是——
　　一桶大粪。
　　生意来了，有人出钱，让你摆平谁谁谁，你就乘三更半夜把这桶大粪泼到他家大门口去。
　　战术目的很明确：不臭死他，也要恶心死他。
　　如果还没有效果，那你就如是者三，一直弄到这家托人求和为止。
　　不用说，托的那个也是混混。
　　至于什么饭都敢吃，建议尚能达到温饱线的外地混混免试，因为这就是传说中的霸王餐。
　　（160）

　　在天津卫的大酒店，你如果看到这样的家伙：穿起衣来像帅哥，点起菜来像大款，吃起饭来像饿鬼，付起帐来一文不给的，你千万不要感到奇怪。
　　这就是我要向大家隆重介绍的那种什么饭都敢吃的混混。
　　对于这种混混，酒店早已见怪不怪，有的是棍棒家伙侍候着。
　　这里面还有个规矩，被打的混混有所谓三不许：不许出声，不许咬牙，不许皱眉。除此之外，你只需要护住自己的吃饭家伙，然后完成一个经典的技术动作——就像我们吃烧烤一样，打完了这边，你得把另一边翻过来让人家打。
　　你还别觉得这个动作简单，亲自体验一下就知道了，不容易。
　　这种场合想玩点花头纯属妄想。虽然没有电子监控，但旁边公证人员、监督人员一应俱全，不打到你熟透就不带喊停的。
　　当然最后还会由人负责把你送到家，完全不用担心自己无法走着回去。至于什么医疗费、营养费以及演出费，皆由酒店买单，反正一样都不会少。
　　其实人家酒店也不亏，虽然多了开销，却给食客们上演了一场生猛海鲜式的娱乐节目，提高了酒店的知名度。那些食客则更是犹如吃饭抽到了幸运奖，全过程看的那是目不转睛，齐声叫好。
　　总之，大家皆大欢喜，各取所需。
　　土肥原找的就是这些社会渣滓。
　　除了本地混混，无处不在的日本浪人、朝鲜浪人也有一些。土肥原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发枪发工资，每天进行军事训练，名之曰：便衣队。
　　在一个月黑风黑的晚上，便衣队起事了。
　　为了便于区分，土肥原事前给他们每人分发了臂章，分为五色，黑的是日本人，白的是朝鲜人，红黄蓝是中国人。
　　显然，这就是一群出来闹腾闹腾后就准备回家洗洗睡觉的乌合之众，战斗的目的性和意志力不是完全没有，而是近乎于零。
　　不过这倒也难不倒土肥原。
　　不知道往哪里冲？
　　那就派两个日本宪兵，穿上便衣，戴上白袖章，给他们带路。
　　目标直指天津的中国政府机关、警察局、电话局，都是戒备森严的核心部门。
　　一时间，天津城里枪弹乱飞，一片大乱，居民商户关门的关门，闭户的闭户，没人再敢上街了。
　　随即，日租界和天津中国管区宣布戒严，街上的路灯全部熄灭。
　　那几天，天津彻底变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世界。而这，正是土肥原想要达到的效果。
　　张学良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再也无暇顾及对末代溥仪的监视居住。
　　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在土肥原的安排和陪同下，溥仪藏在汽车的后背箱里，逃出天津，到大沽口坐上了日本“淡路丸”号商轮，开始了他想像当中的“满洲建国之旅”。
　　不过，土肥原的另一个目的却没能达到，等于计划失败了一半。
　　那就是克隆“九一八”事变，把天津变成又一个沈阳。
　　失败并不奇怪。
　　石原为了他的计划，足足筹备了两年，而土肥原却只打算用两天时间。
　　石原除了守备队，还有仙台师团，有他偷偷从朝鲜拉来的预备队。
　　土肥原虽然也有支撑他行动的部队，但人数少得可怜，只有几百人，大约只相当于一个中队。
　　你还别嫌少，整个华北的日军可都在这里了。
　　（161）

　　名字倒蛮响亮——日本华北驻屯军（因司令部在天津租界，所以又称天津驻屯军）。
　　缘起于八国联军进北京那一年，签下了一个影响中国很多年的《辛丑条约》。按照这一条约，日本在华北拿到了驻兵权，日本华北驻屯军就是那时候开始建立起来的。
　　人也忒太少了点，跟关东军比都不能比，真打起来，怕连给人家塞牙缝都不够。但凭这点料水，石肥原就打算在华北再复制一个“九一八”了，也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靠浪人和混混冲锋陷阵，当初的石原也不是没想过，后来总觉得不妥，所以又放弃了。
　　在这位天才看来，要么不出手，要出手就要打在七寸上，彻底解决问题。
　　土肥原却不是这种想法。人家是纯正的“中国通”，知道天津卫的规矩：这块地面上，就没有混混们办不成的事。
　　而且天津不是沈阳，没有那么多的东北军，有的不过是一些警察和保安队而已。
　　在土肥原看来，连东北军都是那么一副欠揍的模样，更别提这些地方小角色了。
　　派混混对付，足矣。
　　混混们冲出租界后，马上就“宣告攻克”了边上的一座警察所（也不知道里面有没人值班），这令直接负责指挥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陆大21期）信心大增（土肥原已经带溥仪跑路去了）。
　　什么省政府（河北省政府设在天津）、市政府，什么警察局、电话局，都不在话下，用不了多久，就会统统被我们的便衣队“一举攻克”，到时候只要跑出来发份声明，派租界的部队顺便接收一下就一切OK了。
　　现实很快教训了狂妄和自大。
　　混混毕竟是混混，不能随随便便就跨专业当战士。在这一点上，哪怕你突击培养、魔鬼训练也不行。
　　再者，这土肥原的出手也太有点那个了。
　　据后来被逮住的便衣兄弟们介绍，土肥原一天发给他们4毛钱，就当时劳务市场的价格来说，也已经算是最低价了，基本只能用来吃吃快餐，连下顿馆子都不够。
　　有位仁兄更向警察喊冤，说要不是他原本是码头扛大包的，又有熟人介绍，就这点钱，鬼才愿意跟在后面出洋相呢。
　　最后还气呼呼地来了一句：小日本，真抠门。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便衣队跟加里森敢死队这样的国际雇拥军还是有区别的。
　　有了高薪，才能吸引高端人才，一向都是如此。
　　打仗可不像泼大粪、吃霸王餐那么简单，那是要流血死人的。在混混们看来，你随便打发个三瓜两枣，就要让我去给你卖命，这也太过分了。
　　更何况，天津的保安队不是一般保安公司出来的，他们手里拿的也不是只能用来吓吓人的短棍，而是真枪实弹。
　　天津保安总队，根本就是东北军改编过来的，是正规军。
　　由于对比过于悬殊，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悬念，便衣队没几下就败了。败了以后也没往别的地方去，掉转头就往日租界方向跑。
　　这才几天功夫，混混们就对日本人这么忠诚？
　　（162）

　　不是忠诚，而是知道保安总队不敢往日租界里闯。再说，还可以继续到日本人那里去领工资呢。少归少，好歹每天也有4毛钱，又不用干活，跟白给的一样。
　　香椎对手下这帮小子被打成这样，还能想着回来颇为感动。他立即出面，以枪弹无情，可能误伤租界内日侨为由，要求保安总队必须在距离日租界边界线300米处停下来，不得逾越雷池一步。
　　有了这条救命的线，混混们才摆脱保安队的追击，一窝蜂地逃进了租界。
　　土肥原和香椎想在天津变天的计划失败了。
　　归根结底，土肥原不是石原那样的军事天才，他所擅长的，还是煽阴风，点鬼火，搞搞阴谋诡计。
　　土肥原走了，香椎不服气，觉得可能还是训练时间太短，便衣队上阵过于仓猝的缘故才导致了失败。
　　那就再多练几天嘛，不信水平提不高。
　　10天后，重整旗鼓的便衣队又出发了。
　　历史上称其为第二次天津事变。
　　这事要放在石原身上，绝对不会出此烂招。
　　什么叫做偷袭，那得是在人家不知道的情况下。现在声势搞得这么大，就算保安总队再迟钝也知道要防着一手了。
　　当然，香椎也汲取了教训，没有再让混混们大喊大叫地从日租界里直接杀出来，而是事先就把他们放了出来。
　　等到天色一暗，日军便在日租界里以熄灯为号，用大炮猛轰政府机关和公安局，借以掩护便衣队的进攻。
　　但这次比上次更惨。
　　因为保安总队早就在周围候着了。
　　躲在租界里我逮不着你，出来了还不是有一个打一个。
　　一个回合不到，便衣队就被揍趴下了。
　　租界内的香椎气急败坏，自己都恨不得端起机枪，把这些白吃他饭的饭桶们都一块突突了。
　　眼看着这场名为天津事变（又称便衣队暴乱）的行动就要破产了。不甘心啊。
　　香椎把牙一咬，反正事情到了这一步，要么不搞，要搞就搞大。
　　他一边命令日军向中国管区胡乱放炮，一边致电关东军，说不好了，东北军在天津也动手了，我们人少，打不过，你快来帮忙。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着的就是这句话。
　　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锦州危险了。
　　在接到天津来电后，本庄繁二话不说，除从嘉村旅团中抽调一个步兵联队，从海上赴天津以外，在陆路上也调集重兵，从沈阳出发，一直推进至大凌河一线。
　　借口就是要先拿下锦州，然后挺进山海关，支援天津租界。
　　大凌河离锦州城已经很近了，当年明朝悍将祖大寿就是在这条河边筑城跟满人死磕的。
　　锦州城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
　　在此之前，张学良已将东北军政临时机构设在锦州，并安排他的“老叔”张作相代理东北军司令。
　　当然真正出牌的人还是少帅，是打是和，何去何从，都是他一句话的事。
　　锦州，进可攻，退可守。进，可以作为第一个战略支撑点，进而俯视东北全境；退，能扼守关外门户，拱卫华北和热河。
　　明朝时多少名将、勇将、悍将打造出来的坚固防线自然不是盖的。
　　大家都认为，打到这个份上，已是退无可退。
　　一场血战，在所难免。
　　即使没有中央的支援，东北军也并非没有打到底的本钱。
　　从东北突围出来的10多万部队整戈待旦，而华北还有10万精锐，只要火车一响，就能到达锦州前线。
　　关东军即使把东北全境和国内紧急征调的部队都一个不少地拉上来，也超不过5万。
　　撑到顶，不过二比一，又是国仇家恨，背水一战，有什么理由一定输呢？
　　（163）

　　但是显然，张学良并不这样想。
　　“九一八”后的张学良遭遇了很大的压力。
　　有好事者公开在报纸上登出《哀沈阳》七律一首。诗曰：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方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赵四就是赵四小姐。朱五（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之女）、蝴蝶（电影明星胡蝶）等也皆是少帅的红粉知己。
　　反正是美女一大堆，但是英雄已变成了狗熊。
　　此诗一出，张学良的个人声誉更是坐着电梯直线下降。
　　锦州本应成为他为己正名的铁血之战。荣誉在什么地方失去的，再从什么地方夺回来。
　　然而少帅并不想打。
　　担当身前事，何计身后名。真正对“身后名”念念不忘的往往只是一些书呆子，而大多数人考虑的都是最实际的“身前事”。
　　说来说去，自恃思想先进开明的东北少帅张学良并没有超越一般军阀的思维和局限。
　　地盘固然重要，但如果把枪杆子都打完了，再牛的军人也将一钱不值。
　　况且就算失去东北，身后还有热河，有晋绥，有河北。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一定要打？
　　是啊，能不打就不打吧。
　　既然关东军兵临锦州城下的借口是天津事变，那就首先在天津做出让步。
　　于是，令天津混混们也惊诧的一幕出现了。先前越打越起劲的保安总队黯然撤离，开往河北，而后来越看越没脾气的日租界则军民相庆，张灯结彩。
　　接着，国联的交涉也给张学良带来了新的希望。
　　当时尚未辞职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奉外交部之命，向国联正式提交“划锦州为中立区”提案，答应东北军可撤至山海关，但要求日军也不得进入锦州区域。锦州作为中立区，只能由英、法、意等中立国派军驻守。
　　如果退一步，不想和日军交战，“中立区”策略无疑也不失高明。尤其后一手很厉害，你关东军再凶，敢跟这么多列强擦枪走火吗？
　　问题是英、法、意都不是傻瓜，这种是非之地，凭什么要让我们的大兵来给你们当盾牌。想得倒美，没门。
　　日本人就更不乐意了，不就是不想让我进锦州吗，玩这种花头，以为我看不出来？
　　见此情景，国联只得放弃锦州中立区议案，但是它再次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要求它维持东北现状，不得进攻锦州。
　　若榇内阁觉得这次无论如何得把关东军这头蛮牛的鼻子给牵住了。
　　可能是真给逼急了，这次若榇首相没有再走以前失败的老路，拼了老命揪着军部的衣领不放，要求他们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住关东军的行动。
　　看到首相脖子上青筋直冒，怕老头子玩真的，参谋本部金谷参谋长这才下达命令，让关东军停止进攻锦州。
　　他的理由不是锦州不能打，而是时间需推后。
　　因为要打锦州，必须经过大凌河一带的水网和沼泽地区，这就要需要配备相当数量的渡船，一时间根本来不及筹备。
　　金谷建议，不如等到水面结冰再攻锦州，那样的话，干脆连船都不要了，多方便。
　　关东军觉得此话有理。
　　锦州暂时算保住了。
　　但这只是暂时。因为很快情况就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164）

　　在日本军政上层，所谓“国家改造运动”原先只是在军队和民间比较流行，是樱会的桥本欣五郎、永田铁山这帮狂人才喜欢的东东。
　　到了后来，政客党棍们也开始热衷此道，连收了张学良50万银票的床次竹二郎也参与其中，搞起了一个叫做“协力内阁”的运动。
　　所谓“协力内阁”和“国家改造运动”其实是一个路子，目标都是要建一个和军队穿同一条裤子的“好内阁”。
　　政客向军人抛起了媚眼，等于政党政治终于开始向昭和军阀妥协了。
　　一方面是党内四分五裂，一方面是紧缩财政和协调外交毫无成效，若榇内阁在内外交困下不得不宣布内阁总辞职。
　　那个在国联讲坛上出尽洋相的日本代表芳泽，他的泰山大人犬养毅上台了。
　　犬养毅此时担任着政友会总裁，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政客。
　　很多选民肯把手中的票投给他，是因为犬老历史悠久，当年与孙中山都是铁哥们。
　　大家希望犬老能用好与国民党的这层关系，从而打开中日关系的死结，把满洲问题解决好。
　　犬老自己也信心满满，捋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
　　如果时光再倒推个二三十年，犬老一展抱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那样历史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模样，但可惜现在他的年纪实在是太大了。
　　有多大？
　　再过几年办八十大寿。
　　如此高龄的首相，不仅在日本政坛，就是在世界政坛也可以排前几位去。
　　不怕犬老您听了生气，就您这副身板，回家带孙子都嫌太老。
　　要说犬养毅人还不错，年轻时候也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可这么老眼昏花的，不出昏招那就奇了怪了。
　　同若榇一样，犬养对军部和关东军要求建立“满洲国”的要求并不感冒，也反对扩大东北事态。他甚至还愿意通过自己与国民党的历史老关系，与中国政府和和气气解决“满洲问题”。
　　他的要求比军队那些狂人要实际得多：东北这个地方还是你们中国的，但你们要让我们日本在东北三省拥有实际的经济支配权。
　　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已经算是一个坐下来商量的口气和态度了。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把一个最不合适的人放到了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位置。
　　在酝酿内阁人选时，陆相人选成了犬养要重点推敲的头疼问题。前任南次郎忙前忙后却无人理踩、一事无成的狼狈样子，给了他深刻印象。
　　这个样子怎么行，在军队中没有威信，指挥不动军队，那政府不就成了跛脚政府了吗？
　　思前想后，犬老终于找到了一个人——
　　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荒木贞夫（陆大19期军刀组首席）。
　　参谋本部一共五个部，作战部排老大。
　　犬养想，我把这尊菩萨都给你们军人搬来了，看以后还有谁敢不听话。
　　这个犬老可真够老糊涂的。你要借钟魁来吓鬼自然没错，但你得看清楚，此钟魁跟小鬼们究竟是个什么关系。
　　事实上，他是小鬼们的头。
　　（165）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军队中出现了两个派别，堪称日本昭和军阀的两大怪胎。
　　如果看实质，这两派都是“国家改造运动”的发展和变种，宗旨都是要让军人统治国家，主宰一切。
　　但它们还是有区别的。
　　一派叫统制派，这派算是极右的，认为革命不能踢开政府，要由军部为统制，带着政府一道革命，政府就是不想革，你也要逼着它革。
　　另一派叫皇道派，这派算是极左的，他们要踢开政府闹革命，主张把高官全收拾了，直到普天之下除了天皇，老子最大。
　　荒木贞夫在陆军当然有影响，因为他不仅是这个无法无天的皇道派的老大（“皇道”一词就来源于他平时的口头语），而且还在陆军大学当过校长。
　　陆大历史上，有三任校长都与“九一八”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现在我可以把他们的名字报全了。
　　他们按时间顺序，一人做了一年，先后是林铣十郎（就是那个朝鲜的越境将军）、荒木贞夫和多门二郎。
　　当初参谋本部的一帮人策动“三月事件”，就是想建立一个以荒木贞夫为首的军人内阁。
　　现在，这个狂人中的狂人、疯子中的疯子终于上台了，军队当然是一片欢呼——从此以后，咱上面也有人了。
　　这之后，关东军就没什么听话不听话的问题了。因为陆军省的声音就是他们的声音，而陆军大臣就是他们利益和要求的代言人。
　　既然关东军这么看得起自己，陆相荒木贞夫也投桃报李，一个劲地在朝廷那里帮他们鼓吹。
　　在荒木的提议下，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将东北四省（除原来的三省外，张学良临时把锦州设为了省）划入日军绥靖区。
　　接着，国会又通过了向关东军致敬案。裕仁天皇对“皇军之威武”大加称赞，并下诏书慰勉。
　　他对东北军的那句著名评价也开始传开了：“（与皇军相比）东北军真是太监军队。”
　　一个陆相的任免，几乎让本来想搞好中日关系的犬养内阁成了货真价实的好战内阁。
　　“和平”解决“天津事变”后，张学良认为这样一来，关东军就没了进攻锦州的借口。
　　然而他又错了。
　　我们要记住，借口永远是属于强者的，如果他没有借口，为了方便欺负弱者，也会随时再找一个出来。
　　这次的借口是剿匪。
　　其实说白了，他们自己就是匪，是东北最大的日匪。
　　贼喊捉贼向来是日本人的长项。
　　关东军很快就将踏着大凌河的冰进军锦州了。
　　这次本庄繁是准备在锦州下点大本钱的，因为江桥之战给他上了很生动的一课。
　　东北军可不个个都是孬种。
　　如果把江桥模式复制到锦州，这位关东军司令官的脸部肌肉就不能不剧烈抖动两下了——
　　马占山手下才不过几千人，锦州守军却有十几万。
　　马占山没有什么军备后援，锦州却可以通过陆路和海路源源不断地从关内调来援兵和弹药。
　　本庄繁当然无法把锦州想像成沈阳。
　　因为这里毕竟是东北军在东北的最后一块军事重镇，此一战势必鱼死网破，全力以赴。
　　关键时候，还得靠自己人荒木给罩着。
　　原先关东军调兵很困难。江桥战役时，本庄繁连发几个加急电报，要求国内增援，但都被政府挡着，愣是一个兵没讨到。
　　现在陆相亲自出手，一切都解决了。
　　进攻锦州的部队，除参加过江桥战役的第2师团（仙台师团）和混成第39旅团（嘉村旅团）外，又从国内增派混成第8旅团（村井旅团），从朝鲜增派混成第38旅团（依田旅团），最后连嘉村旅团的大本营朝鲜龙山师团也一齐拉了过来。
　　空中，则由关东军飞行队大队长长岭龟助大佐（陆大第28期）亲自领衔，率领所属5个中队往来助战。
　　与江桥之战的添油战术不一样，这次关东军一开场就亮出了宣花板斧，摆出了一支很牛的阵容。
　　对本庄繁来说，美中不足的一点，是海陆空缺了一个“海”，否则就太完美了。
　　但海军可不是他能调动得了的。
　　（166）

　　“九一八”事变时，本庄繁就曾要求驻旅顺口的海军第2遣外舰队帮忙，把舰只集中到渤海湾内的营口附近，以策应关东军的陆上行动。
　　注意，这里是要求，而不是请求。
　　当即遭到第2遣外舰队的断然拒绝，理由是另有任务，且未接到军令部相关指令。
　　下面的话没说。
　　你本庄繁算个什么东西，竟然对我们海军指手划脚起来了，请问你妈贵姓？
　　本庄繁碰了一鼻子灰。这次他想通过参谋本部来跟军令部打招呼。
　　领导对领导，上级对上级，应该好说话一点。
　　可是本庄繁想错了，军令部的回答同样是——恕难从命。
　　官方原因是海军必须忠实执行政府关于中国事件不能扩大的有关政策。
　　私底下的原因就简单多了：老子出了力，让你风光，不干！
　　幸亏南京政府和张学良都没想到要从海上派援兵（连陆路也没有），不然的话，关东军和参谋本部就得找小肚鸡肠的军令部拼命了。
　　黑云压城城欲摧，这次谁都看出日本人不是做做样子，是要对锦州城动真格的了。
　　12月9日，国联理事会又一次通过决议，重申日军必须“从东北占领区撤兵，并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同时决定尽快派调查团到当地进行调查。
　　决议很好，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美英法见势不好，也赶紧出来拉架，但日本人知道这三家就是玩虚的，根本理都不理。
　　日本真正担心的其实是苏联。原因显而易见，万一东北军要与日军在锦州决一死战，则东北的大部分后方就会陷入空虚，到时如果老毛子攻上来就悬了。
　　斯大林老狐狸一个，他才不想过来趟这趟浑水呢。你不是怕我会打你吗，放心，我绝不会动手。
　　少帅张学良这次算看清楚了，国联调查团还没出发，英美法吓不住日本人，苏联更好，干脆选择了在一边看热闹。
　　只能靠自己，可是自己能靠得住吗？
　　事实上，此前他还是为此小小地坚持了一下的。
　　日军大规模进攻锦州前夕，东北军19旅以铁甲车队为掩护，在义勇军的配合下，曾与西犯的关东军（也配备有铁甲列车）进行过遭遇战。
　　当时双方铁甲对铁甲，钢刀对钢刀，虽未全胜，但至少是没让日本人占到什么便宜。
　　本庄繁为此曾忧心忡忡，认为如果东北军都照这个样子抵抗，“将会发生事变以来未尝有过的大会战”，仅过一条大凌河就够自己喝一壶了。
　　 “由于张学良军开始了积极的军事行动，锦州方面的事态异常紧张”，关东军不得不坐下来重新检视自己的战前准备工作。
　　可是本庄繁多虑了，因为少帅只是冲动了那么一下下，很快他就不“积极”了。
　　收复东北没戏，坚守锦州可能把自个的老本拼光。
　　想来想去，终于做出决定：撤。
　　为了这个决定，他会后悔终生吗？
　　因为这不同于“九一八”，那时他可以说，自己没有心理和行动上的准备，分不清日本人究竟是想找茬砸场子还是要抄他老家。
　　这个时候，也没有谁会再提出来，让他“绝对不抵抗”。能够做出这个决定的，只有他自己。
　　他不应该忘记，张作霖的陵园还没完工，老爷子的尸骨都未及迁葬，且祖宗祠庙，一朝辞别，何日可归。
　　他不应该忘记，处于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东北父老，没有一天不翘首西望，期盼王师北上，收复失地。
　　他更不应该忘记，将帅的责任，军人的荣誉，汉子的担当。
　　可他还是下达了撤军的命令。
　　驻锦州的东北军得到的上峰指示，不是如何固守城池，决一死战，而是撤至关内。
　　理由是：现政府方针未定，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
　　那“现政府”在干什么呢？
　　（167）

　　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政府还是那个政府，但里面的人已经换了。
　　在外部倭寇环伺，内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一向示人以强硬形象的老蒋也不得不对广州方面服软了。
　　按照汪精卫们的要求，老蒋不仅释放了胡汉民，还亲自把他送到车站。
　　别的也没多说，原本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老蒋只对胡汉民说了一句话：我错了，请原谅，今后还请多多指教。
　　堂堂元首，能说出这种话，认错态度也算是够诚恳的了。没想到元老根本不卖元首的帐。
　　错？
　　错哪了，说出来。说不出来，这就又错了。
　　撂下这番尖酸刻薄的话之后，胡汉民又当着众人的面，把老蒋狠狠一顿数落。然后扬长而去。
　　面子，算丢尽了。可这就是政治。老蒋不仅不能生气，还得继续腆着个脸来朝汪精卫们说好话：
　　现在是共赴国难的时候，咱自家兄弟就别再互相拆台了，免得让外人看笑话，还是搬一块来住吧。
　　广州方面的回复也很干脆：我们其实也不想这么干，还不是因为你这人太讨厌。如果你滚蛋了，那我们就自动撤销政府，把家搬到南京来。
　　没别的办法了。
　　老蒋咬咬牙，成交。
　　就这样，老蒋宣布下野，广州政府随之撤销，一帮人全都搬回南京，代替老蒋当起了家。
　　既然老蒋都下去了，跟他闹别扭的汪精卫、胡汉民也暂时没好意思抢那头把交椅。
　　实际的政府领导人是新任行政院院长孙科。
　　这位小兄弟头上的光环很亮，虽然年纪轻轻，却颇有乃父之志。鉴于老蒋倒台，多少跟他抗日不积极有关，孙科决定改弦更张，给日本人来一个酷一点的造型，对日态度开始趋于强硬。
　　但这个强硬却往往只能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之上，因为他和汪精卫、胡汉民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软肋——不是军人，没有军权，军队不听他们的。
　　说起来，这也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一个政治怪象。
　　本来政府是应该由懂治理会治理的各级文官主导。文人主内，武人主外，各负其职，才更合理一些（这也是广州政府的口号）。
　　但实际情况却是，文人往往得看武人的脸色，更有甚者，有些武人连表面功夫也不高兴做，直接把文人一脚踢开，不管会不会断案子就自己做起了县太爷（典型的如狗肉将军张宗昌）。
　　现在孙科也碰到了这种倒霉事。
　　老蒋人虽走了，部队却还属于“蒋校长”的，别人调不动一兵一卒。其它部队也是各怀心思，反正就没人愿意听他这个国家领导人的指挥。
　　锦州告急，孙科急忙召集政府开会，讨论增援问题。
　　会开了大半天，之前口号响亮的各路诸侯却没一个愿意去打仗。
　　孙中山是“知难行易”的倡导者，他的公子却着着实实地尝到了“知易行难”的苦头。
　　中央不派援兵，这成了张学良不愿固守锦州的一个重要理由：东北又不是我一家的，你们都不管，我也不管。
　　东北军撤兵关内，事先孙科和南京国民政府并不知道。等从情报部门得到消息，已是几天后的事了。
　　孙科气得不行。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政府的人，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往后退了。
　　他立即向张学良发布命令，要求其死守锦州（“积极筹划，以固强圉”）。
　　这是“九一八”以后，国民政府下达的第一道抵抗命令。
　　（168）

　　没想到张学良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
　　老蒋的话我也得捡好听的才听，你一个黄口小儿，我听你的？
　　照撤。
　　眼看日军兵锋将至，锦州局势急如星火，12月29日，国民党一中全会闭幕，会上以党内名义再电张学良，要求停止撤兵（“如遇侵犯，则抵御之”）。
　　张同志可没这么好骗的。
　　他回了个电，说你们要我一个地方部队，去打日本一国的军队，这力量对比也太悬殊了，怎么想得出来（“强弱之势，相去悬绝”）。
　　我不打。
　　当天，东北军参谋总长荣臻（就是从沈阳化装逃回来的那位仁兄）下令锦州各军实行总撤退。
　　第二天，国民政府在得知东北军发布总撤退令后，最后一次致电张学良，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要求他在锦州就算做做样子，也要抵挡一下（“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
　　不发电还好，一发电，锦州部队撤得更快。
　　你都说“日军攻锦紧急”了，那我还不得赶紧往关内逃啊。
　　谁说只有关东军会“下克上”，我们东北军也会，逃起命来也一样不听你政府的。
　　然而故土之恋，人皆有之。当官的可以换个地方再当官，基层的士兵却要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流浪天涯。
　　很多老兵失声痛哭，不忍离去。
　　一切似乎都已经在预示着，从此将与东北永绝矣。
　　果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没能再返家园。
　　每当午夜梦回，永远失落的是那个种满大豆和高梁的地方。
　　别了，美丽的松花江。
　　别了，那无尽的宝藏。
　　别了，我无助的同胞和衰老的爹娘。
　　44个军用专列，满载10多万东北军士兵，由锦州不停地驶向170公里以外的山海关。由于军列来去过于频繁，甚至因此引起了日军的高度紧张和戒备，还以为是从关内调来对付他们的中国军队。
　　由于分驻锦州各地，用了一周时间，才全部运完。
　　一千多年前，一位美丽的女子曾在后宫发出过泣血的哀叹。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五代后蜀花蕊夫人《述亡国诗》
　　1932年1月3日，嘉村旅团前锋数百人越过大凌河。
　　他们根本就没需要踩着冰面跑过来，因为大凌河上有铁桥。似乎是怕冰面不结实，日军走着走着会掉下河去，撤退的东北军很体贴地把大凌河铁桥完好无损地留给了前者。
　　他们只是把大凌河车站给破坏了，为的是怕日军撵在屁股后面追上来。
　　过了大凌河，很快就兵临锦州城下。
　　到了这里，日军已再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很清楚，在这里迎接他们的，必将是一场恶战血战大战。
　　覆尸满城，流血漂橹，几乎是一定的。
　　作为前锋，只能第一个在锦州城“玉碎”了。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重镇锦州，兵家必争之地，其实只是空城一座，守军早已跑得清洁溜溜了。
　　出现在这些远道之“客”眼前的是这样一幅场景：以锦州城为中心，周围呼拉拉铺开六里路（“蜿蜒如长蛇”），里三层外三层布满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但是防守的人，一个也没有。
　　日军起初不能相信这一事实，等咬一咬舌头，确认这不是在做梦后，一个个欢呼雀跃，异常兴奋（“实愉快万分”）。他们谢天谢地谢天皇，甚至谢上了中国的孔子，认为自己正是孔子兵法中不战而胜的得益者。
　　连仗都不用打，就捞到了首功一件，这感觉当然就跟突然中了个百万大奖一样。
　　锦州，终于作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被关东军兵不血刃地收入囊中。根据日方记载，当天的锦州，虽然天气晴朗，却狂风怒号，满天卷起黄色旋风，“令人惊心”。
　　我告诉你，那是我们的祖先在风中声声咆哮。
　　（169）

　　声势搞这么大，面对的却是一座空城，兴致勃勃赶来的各路鬼子也感觉很无聊。
　　除了第20师团（朝鲜龙山师团）、关东军飞行队侦察第8中队驻守锦州外，其余部队都各回原地驻防。
　　按照常理，既然东北军都已经跑了，锦州日军的日子应该很好过。
　　朝鲜龙山师团原来常驻朝鲜，那个地方的“治安”，用他们的话来说，是糟透了。有时候大白天的，日本人都不敢一个人出门，唯恐一不小心被拖到角落里给剁了做成人肉叉烧包。
　　能够有机会跑到东北来透透气，散散心，放松一下心情，实在是件美事。
　　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东北这疙瘩，也不是好呆的。
　　锦西葫芦岛，是东北军撤退关内的必经之地。龙山师团经过情报侦察，发现那里的东北公安总队也已经撤走了。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东北军在锦州这个地方也不是真的一枪都没打过，不过大多不是正规军人打的，是警察打的。
　　东北公安总队实际上是一支警察部队，而他们的头，就是那个后来跟小萝卜头关一块的黄显声。
　　提起这兄弟，可是铁骨铮铮的一条硬汉子。
　　黄显声是东北讲武堂出来的，跟张学良还是一个科：炮科。对讲武堂的同学，少帅自然要格外关照一些。先是让他入了自己的卫队旅，后来又任命他为奉天警察局长。
　　张少帅手下的官，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居多。惟有这个黄显声，那是比较认真的。
　　当了警察头，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掀起缉毒风暴。
　　别的警察局长也不是不反“黄赌毒”，不过基本上是走过场，所谓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一般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不看僧面看佛面。
　　到了黄显声这里，只要你藏着毒，统统别想过。
　　如果光打苍蝇不打老虎，那就不叫黄铁汉了。在任期间，他不仅找过日本人的麻烦，就连黑龙江省主席汤玉麟的私货也被他抄过。
　　照这个趋势下去，东北这块地面上，就没有谁他不敢惹的。少帅那是提早一步跑到北平去了，要不然被他抓住，没准发起性子来，也会被当作瘾君子给送到局子里去蹲两天。
　　“九一八”后，东北军做了缩头乌龟。黄铁汉愤愤不平，就来了个无证上岗，带着手下的这帮警察兄弟和日本人干了起来。
　　不是说“绝对不抵抗”吗？那说是的军人，我是警察，凭什么不抵抗。
　　张少帅虽然不愿意拿军队去拼，让警察偶尔打打黑枪，他还是乐意的。
　　黄显声和他的东北公安总队是最后一个从锦西撤走的。他们都撤了。日本人就知道东北军真是全躲到关内去了。
　　尽管如此，锦西还是要驻防的。
　　龙山师团命令混成第38旅团（依田旅团）出人。
　　旅团长依田少将把古贺传太郎大佐喊来，让他带着自己的骑兵第27联队（古贺联队）去锦西溜上一圈。
　　没什么仗要打，就当去郊外散心。
　　古贺这小子，虽然一直在朝鲜当差，对东北倒不陌生。早在日俄战争时，他就到沈阳搞过侦察。
　　不过这段经历绝对很惨，因为他不幸被老毛子抓住了。
　　当然最后又逃了出来，但东方不是西方，做过俘虏那是很丢脸的一件事，影响仕途啊。
　　看看他的职务你就知道了，日俄战争都经历过，还只是当个小小的骑兵联队长，混得好是这副德性？
　　说起来是一个骑兵联队，但由于是临时编组（就象第38旅团也是临时编成一样），庙大和尚少，把他自个加起来，超不过一百个人，只能勉强算一个中队。
　　混成这个样子，脸皮薄点的就不如拿块豆腐撞撞死算了，活着多丢人。
　　古贺不算脸皮薄的，他要把面子找回来。
　　（170）

　　就在这里，那个不用他费神打仗的锦西。
　　弱者面对更弱者，也可以当自己是强者。
　　他并没有带部队直接进入锦西，而是在走到锦西县城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叫来翻译：你去，让锦西的文武百官排着队来迎接我。
　　翻译觉得这是一个不大可能完成的任务。
　　东北军都撒丫子跑了，县里的那帮老少爷们还能定定心心在城里等您老人家露面？
　　可古贺联队长的话也不能不听，当下只好硬着头皮进城了。
　　一进城，放心了。
　　县太爷真没走。
　　锦西县长张国栋听了翻译的传话，连连点头，急忙找人准备欢迎仪式去了。
　　翻译觉得联队长的话很神，其实张县长是有苦说不出。
　　能跑，我还不早跑了。
　　张学良主政东北，不仅自己收税自己用，还发行一种地方货币——奉票。张国栋做过奉天省（辽宁省）的议员，到了锦西后便也有样学样，印发了一些地方流通券，从老百姓手里捞走了不少钱。
　　流通券不是黄金，战乱一起等同于废纸。等到锦州危急，张县长想跟着黄显声一块走的时候，就发现走不了了。
　　大家伙一把拖住了他。
　　先别走，你得讲清楚，这个流通券还值不值钱。要不你给我黄金，我把流通券还给你。
　　这么一扯，倒霉的张县长就落下来了。
　　眼下，先应付日本人要紧。张国栋把县衙里留下来的人都召集到一起，一清点，少了一个人。
　　这兵荒马乱的，少谁都正常。他也没太在意，便带着一众人等欢迎城外的“皇军”去了。
　　张国栋在日本留过学，知道一点“迎宾”的规矩，仓促间，竟然连日本国旗都赶制好了。
　　古贺带着他的骑兵联队一摇三摆地过来了。张国栋诚惶诚恐组织起来的“迎宾仪式”自然让他很是受用。
　　接着，又挺着胸脯，把张国栋这帮人召集起来开会，让他们组织维持会，以维持当地的“治安”。
　　一伙新晋汉奸无不胁肩谗笑，附首贴耳，没有一个不把这位古贺太君当太上皇给贡着敬着的。
　　看来官大不大都不要紧，有感觉就OK。
　　可是古贺太君，你的面子是肯定有了，但命马上就要没了。
　　因为已经有一帮强人在那里磨刀了。
　　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袄年华，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中庸》
　　以上这段话，是孔老夫子几千年前对他的学生子路说的。那时候他就看出来了，北方人不怕死，凶猛，是一群“强者”。
　　锦西葫芦岛就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强者居之”的北方之地。
　　当然不是指城里，而是指乡下。
　　在锦西的乡下，盛产溜子。
　　不用猜了，这不是什么好吃的水果。跟胡子的意思差不多，其实指的是“道”上的朋友——绿林好汉。
　　与之相适应的是，为了防溜子，锦西农家几乎户户有枪。
　　买枪的银子还都是各家各户从自己口袋里摸出来的。别地方的人有钱了就拿出来再买地，这个地方的人都想清楚了，地再多也是进贡给溜子的。那还不如买枪划算，至少可以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不致饿死。
　　于是，枪便成了宝贝。有地有钱的单买，没这种经济实力的就搞拼车，合起来买。最后十几户几十户上百户，便可以凑成民团。
　　锦西的民团，那是遍地开花。
　　民团和溜子本来是死对头。日军来了却把他们捏成了一堆——但凡身上有点血性的，谁会拒绝团结起来保家卫国，一道打鬼子？
　　当然这中间还需要有一个人捏合。
　　（171）

　　张国栋组织“欢迎仪式”时，不是少了个人吗？
　　这个人是锦西县公安局长苑凤台。
　　这苑凤台可不是一般人，他也是东北讲武堂毕业，跟黄显声是同一期的。
　　作为东北地区最知名的军校，讲武堂还是出过点人物的。
　　苑凤台没出席张县长的“欢迎仪式”，他去准备自己的“欢迎仪式”了，那就是带着全县民团给古贺太君好好地喝上一壶再说。
　　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县长不是军人，民团可由公安局长掌握和指挥。
　　除了能领导民团，苑凤台还有一个特殊的人脉关系。
　　他和当时主要的一个绿林首领有远亲关系，通过这个亲戚，苑凤台又取得了绿林好汉们对联合作战的认可，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民团无实战经验和战斗力较差的弱点。
　　黑道白道都齐了，那就跟鬼子干吧。
　　群众的优势就是人多力量大，虽然不是正规军，但呼拉拉的一大群，看上去也很拉风，一下子就把锦西县给围上了。
　　这时，朝鲜龙山师团向锦西运送辎重，又来了几十个日军官兵，也给一道围在了里面。
　　古贺一看，外面这么多人，这么多枪，黑压压的，这不是东北保安总队杀回来了，又是什么？
　　身边加上辎重兵，也就一百来人，要对付一千个敌人，哪怕是警察兵，也够受啊。
　　遇上这种情况，平常军官就得呼叫救援了。可古贺不一样，人家日俄战争时就从事艰巨的地下工作了好吧。
　　感觉身陷大难之中的古贺大佐，此时很有一种要做点成绩给全世界人民看看的勇气和果敢。
　　他决定“先发制人”，自己拯救自己。
　　古贺按人头分了一下工：松尾少尉率辎重兵回锦州领弹药给养兼报信；村上中尉带领少部分骑兵在县里守着；他本人则亲率骑兵联队的大部分步骑兵出来“扫荡”。
　　本来人就不多，他还来了个兵分三路，做个骑兵联队长真不算屈才。
　　锦西县长张国栋现在已经把古贺当成他的新主子了，在古贺出发前很体贴地劝他谨慎从事，免得小命玩完。
　　古贺反而来劲了。这时候不充英雄什么时候充。
　　他笑了笑：不过是一些小毛贼而已，看我手到擒来。
　　一上战场，“英雄”就被卡住了。
　　民团的人虽然没什么作战经验，但架不住人多，而且不讲战法，“瞎打”。
　　“瞎打”的意思是，他们不跟古贺的套路走。
　　古贺是把他们当保安总队，或正宗游击队对待的，所以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可民团的人都是老百姓的干活，没怎么打过仗，不懂这一套。
　　我劈过来一板斧，按古贺的意思，你得拿刀格挡一下啊，那我下面才能继续出招。民团的弟兄们不挡，他们只知道拿刀捅你的肚脐眼。
　　古贺愣在那里了。还没等他完全摆开架势，联队就挨了无处不在的民团一阵乱拳。
　　这一下，总算把他打醒了。
　　哦，原来你们不会打仗啊，给我冲。
　　这一冲，又坏了。
　　被对方一扫，死了一大半，而且很多都是一枪毙命。
　　这种枪法完全都是正规部队神枪手的专利，
　　晕啊，古贺彻底被绕住了，不知道眼前这些人究竟是何方神圣：战术纪律杂乱无章，枪法却又是如此精准。
　　你们哪个单位的，请问？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因为打枪的人都是绿林好汉，百发百中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家常便饭。
　　古贺被打败了，真的被打败了。
　　这时，他又听到了一个坏消息，留守的村上中尉被包围了。
　　“扫荡”无功，老巢眼看也要不保，今天这脸算丢大了。
　　赶快回去吧。
　　古贺打马就走，欲援救县城里正受苦受难的村上。
　　可是没走多远，他自己就连中两枪，一个倒栽葱摔下马来。
　　这回他再也不用担心面子问题了。
　　（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