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开始，全国各地频繁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电厂和电话线被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些从国民党军转变为土匪的武装势力，甚至频频纠集人马，进攻正在被共产党改造的县城。

1950年3月，中共西南局的报告称：“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 这份报告还显示，新近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并非绝对拥有一些地方的统治权。 

“继二月五日在成都西南龙潭寺地区近万土匪暴乱，杀害我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其闻讯前往增援部队五十多名干部战士，随后被我派部队前往歼灭后，二月份以来，各地土匪又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祟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 

在 刚刚解放的上海，“反革命”活动极为猖獗。一方面，由于新旧政权交替而产生的统治真空导致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大批散兵游勇和难民涌入，与原本就存在的大 量底层流氓无产者一道浑水摸鱼。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解放头七个月里，共发生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抢劫案530起。特别是1949年6月上 海解放的第一个月里，全市就发生盗案173件，平均每天都有五六起之多;窃案2205件，平均每天更高达70多起。

另一方面，国民党空军对上海进行持续轰炸，留下来的残余势力更是蠢蠢欲动，四处造谣，说什么“轰炸全因共产党”，“国民党回来了，已经在浦东登陆”等等。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到达顶点，

台湾更是派出大批特务人员从海外向大陆，通过海运空投，加紧渗透，意图颠覆中共政权。

毛泽东当时从苏联回国不久，正在休养期间。在共产党副主席刘少奇的召集下，1950年3月16日，党中央接连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场大规模的清剿运动开始了。　　　

清剿的对象通称“敌特党团分子”，包括国民党的军队与地方干部、特务、三青团及会道门的头头。这些为数不少的人被认为是破坏新政权建设的主要势力。警察和干部开始通过走访和查阅资料，让民众检举和揭发这些坏人，迫使他们最好主动交代自己的身份，以便确认后出手。

北京市委当时的报告说，从解放军进城以来到报告之时，北京市逮捕、集训和登记的敌特党团分子已达6900余名。

但与北京相比，南方的情况显得更加严重。山东登记在册的土匪、恶霸地主、反动道会门头子、特务及反动党团骨干等五种人员，就达到13万7599名。

浙江登记数字也超过11万人。

这些人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指示当地要严厉打击这些人。

“反革命分子”遂在当时，成为共产党的最大敌人。

与刘少奇和地方大员着急镇压反革命的态度不同，毛泽东不认为镇反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他虽然同意“对一切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须坚决肃清”。但他认为当前工作的重心是让财政与经济情况好转。 

但共产党内部的一些干部认为，这影响了普通百姓——尤其是那些在战争中有家人丧生的民众——对新政权的信任，而且也导致反革命分子对新政权的进攻行为有增无减。

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当年7月23日联合颁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这成为此后大规模镇反运动开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毛泽东的态度在3个月之后的朝鲜战争开始后完全改变。 

彼时在台北复行视事的蒋介石，把朝鲜战争视作国民党东山再起的一个机会。大陆死心塌跟随蒋介石的一些五类分子也开始憧憬能够动摇这个红色政权的根基，哪怕只是局部和细微的动摇。 

于是镇反的力度有必要加大。

中 共10月8日决定出兵朝鲜，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鉴于镇反运动开始时候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政务院于1951年2月21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 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 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不论“已遂”、 “未遂”，均可定为“反革命罪”“这使得“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更宽泛，处刑标准有更大的自由度。 

此 后，各地报上来的数字节节攀升。2月17日，北京市一夜之间逮捕反革命675人，次日即公开处决了58人。3月7日夜，北京又一举逮捕了1050人。3月 13日夜，重庆市共抓捕4270人。4月10日夜，南京抓捕1200余人。上海在4月27日大逮捕中又抓了8359人。

1951年5月初，中央开始意识到事态有扩大化的趋势。

5月9日，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写了一份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的综合报告，给毛泽东和党中央。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上面开始收缩，而下面继续杀人。

毛 泽东在5月份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以斩钉截铁的措辞指示：“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从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 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全国的镇反旋风，开始转入较为理智的收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