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在“文革”最疯狂的“夺权”浪潮中，自１９５７年起担任煤炭工业部部长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张霖之，被江青、戚本禹公开宣布为“彭真的死党”，并鼓动造反派“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张霖之拒不承认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所谓“罪名”，坚决不为陷害其他同志提供不实证据，以致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凌晨被一小撮凶手毒打致死，时年５９岁。作为“文革”开始后第一个死于直接暴力的政府部长，张霖之的遭遇立即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周总理得知张霖之惨死的消息，难过得落了泪。他一方面要公安部对张霖之之死组织调查，一方面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其他各部委负责人。周恩来以召开生产会议的名义，艰难地将各部部长集中到中南海，并吩咐腾出房间让他们休息。当时周总理还规定，批斗部长须经国务院同意，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周总理采取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对“当权派”的乱批乱斗，当时的水电部部长刘澜波曾对此发出感叹：“霖之同志的死救了我们大伙。”周总理的关切令张的家人从中得到了极大安慰，也看到了希望。１９６７年３月，李蕴华致信周总理，报告了张霖之被迫害致死的过程，还提到由于家中几乎所有生活用品都被抄走，孩子们甚至没有换季的衣服，恳请周总理指示归还被抄物品。不久，第一批被抄物品退了回来，以后又分几批退回了大部分物品。

　　张霖之死后，他家的红机电话有一段时间没有被拆走，一些家里没有了红机的老同志就“溜”进张霖之家使用这部电话。１９６７年春夏以后，北京及来自天津、山东、河北、四川、贵州各地的因受到冲击需要暂避藏身的张霖之的老战友、老部下，或是他们无家可归的亲属、子女们，纷纷到张家避难。那时，大门门铃一响，人们藏身的藏身，锁门的锁门，犹如地下工作场景再现。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安慰，一同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

　　１９７０年７月３１日，周总理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作出了《关于张霖之死亡问题》的决定，决定使用了后人难以理解的曲折表述方式：

　　“大家一致认为，张霖之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张霖之同志在矿院全校广播中听到戚本禹反革命分子这种威胁和煽动的语言，而身体已受到重伤，自不能不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因此，致张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

　　“兹决定，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志的家庭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革命干部家属对待。”这是在特殊条件下，用特殊方法解决特殊问题的特殊文件。这份由周总理亲笔拟定的文件是他用自己的政治智慧解决疑难问题的又一范例，正因为如此，这个决定后来被收入《周恩来选集》。

　　１９７３年初，听到邓小平可能重新出山的消息，李蕴华异常高兴。邓小平无论在冀鲁豫、在南京、在重庆、在北京，都是张霖之的上级，对张霖之很了解，有望帮助解决张霖之的彻底平反问题。１９７３年冬春之交的一个上午，在邓小平家中。李蕴华向邓小平叙述了张霖之被诬陷、迫害、惨死的全过程，邓小平默默地听着。最后李蕴华表示，霖之同志已不明不白死去六七年，还未得到公正结论，担心久拖不决，没有结果。这时，邓小平讲了三句话：“霖之同志是好同志，我们不会忘记他；霖之同志的问题我会管，不会没有结果的；你不要着急，水到渠成嘛”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８日，煤炭工业部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为张霖之同志恢复名誉的报告》。这个报告前后用了４个月的时间。它明确否定了强加给张霖之的三项罪名，为其恢复了政治名誉，在死因上指出了“蓄意杀害”，虽然加上简历部分全文只有５００字，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已是很不易了。邓小平对这个“难产”的报告批了１０个字：“同意，照发。我参加追悼会。”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２８日下午，张霖之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邓小平与张霖之夫人及亲属握手时表情刚毅，目光坚定。他对李蕴华只说了５个字：“请节哀，保重。”这是他到场后仅说的一句话。张霖之的家人和战友们理解到，为张霖之恢复名誉一事并未“水到渠成”，而是邓小平在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抓紧时间兑现自己的诺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给在“文革”中被迫害的已故去的老同志公开恢复名誉，中央决定为张霖之等８位同志举行联合追悼大会。这样的追悼会是没有先例的。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４日，追悼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邓小平出席并主持追悼会。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张霖之家属颁发《革命烈士证书》。李蕴华在接受烈士证书时表示：“我们全家所以长期坚持为霖之同志争取烈士荣誉，是为了使他的牺牲得到全面的正确的评价，是为了告慰霖之同志的在天之灵。我已离休，自有国家照顾，我的子女自食其力，各得其所，无须国家照顾。因此，我们只领取烈士证书，不要烈士抚恤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