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理解美国：兼及乔治•马歇尔将军
论语1972.2

乔治•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2-1959.10），美国最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陆军五星上将。于1901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后来参加过 一战。当他还是个年轻军官时，即以耿直、坦率及杰出的问题解决能力闻名。此时马歇尔还具有同僚缺乏的东亚履历，当然这深刻地影响了今后他对于亚太问题的判 断：

一、 马氏于1900年以见习士官身份在美军服务，参加侵华战争并随着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他目睹满清之军备和民气的衰败，是以轻蔑中国之武力；
二、 1904年日俄战争，马氏曾赴东北辽阳、安东、旅顺各战场考察，对日军不顾生死、前仆后继进袭俄军的精神内心敬佩，所以他1939年曾说，国军是“用竹筷子对日作战，不堪一击”；
三、 马氏曾于1924-1927年北京政府时期任驻天津美军官员，再次见证了北洋军阀统治下中国政治之黑暗、人心之涣散和军备之薄弱。

他 1939年任陆军参谋长，在二战中帮助富兰克林•罗斯福出谋划策，为美国的胜利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5年退役，于其后调解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谈判， 间接导致国府在戡乱中的挫败。1947-1949年任国务卿，1950-1951年任国防部长。他提出过“欧洲复兴计划”，并因为此计划改善西欧战后经 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于195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但很不幸的是，他在美国曾经遭受到严厉的攻击。朝鲜战争爆发后，参议员麦卡锡认为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苏俄”、“出卖中华民国”、“帮了共产主义的忙”， 将民主党执政的20年称为“叛国20年”，并将锋芒直指杜鲁门。

1951年6月，麦卡锡因为政府撤换麦克阿瑟，在国务院发表了平生最长的 一次演说，直接指责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被杜鲁门称作“现今最伟大的人物”的乔治•马歇尔。在这篇6万多字的演说中，他将“叛徒”甚至“谋杀者”的罪名安 在马将军头上，说他在二战中极力反对在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使得苏俄先于西方盟国到达东欧；在雅尔塔会议上蒙蔽罗斯福，使苏俄在领土等方面获利；在担任总 统驻中国特使调停国共冲突期间暗中支持共产党，“出卖国民党”；在国务院任职期间制定政策“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等。后来，麦卡锡还让他的助手编印了 《美国从胜利后退：乔治•马歇尔的故事》一书出版，并广为散发。同时受到麦卡锡指责的还有在战时和战后参与美国对华事务的拉铁摩尔、费正清、谢伟思、柯乐 布以及艾奇逊等人。

麦卡锡议员正是美国人民意志的代表，他对自由中国的善意和对苏俄铁幕的憎恶，正是当时美国民众的整体情绪的反射。但问 题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地缘理念从来秉持“势力均衡”和“重欧轻亚”这两大原则，而且在这种总统制国家，民意机关和民意代表对行政机关的干涉权非常之小， 尤其在非军事的外交政策方面，因此造成红色势力蔓延东亚——当然，这未必不是美国政客们的初衷，只是局面的失控程度超过了他们的预期。美国军方更是中华民 国和蒋介石的好朋友，但是军人不得干政，由此对美国外交政策之影响无须夸大，不过尽管如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是于1949年7月通过国防部上书杜鲁门 总统，力图阻止国务院之《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公布。

1940年代末期，从罗斯福到杜鲁门，美国对中华民国的态度可谓一以贯之，但这种毫无 同情心的冷漠、中立和观望当然是比较摇摆和隐蔽的，没有“断交”、“建交”那么爱憎分明。其实1949年8月发布的“白皮书”就是美国政府准备抛弃中华民 国的一个明确的舆论预演，国务卿艾奇逊四处宣称的“尘埃落定”则意味深长。加上之后的中国愈加混乱，政府歧义迭出，国军崩溃加速，而国家元首（兼三军统 帅）李宗仁又进退失据，令人骇异地扔下全国军民，于1949年11月通过香港去了美国做寓公，这一切都让美国暗下最后决心。

还有一点比较 重要的是，台湾的位置在美国西太平洋防御岛链（即“沿着阿留申群岛经菲律宾向南延伸的美国的西部战略边界”）上的作用极为关键，而在华盛顿眼里，因为 1943年11月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的慷慨，台澎的主权方能在二战之后属于中国，因此杜鲁门也有索回的权力；但中华民国政府已经退守于此，想要保住台湾， 美国必须帮助蒋介石和中共打一仗，这又违背了美国势力均衡、静观其变的初衷，于是杜鲁门耍起了小聪明：用台北政权内部亲美的吴国祯、孙立人这文武双雄来驱 逐蒋介石、颠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然后否定《开罗宣言》，成立主权独立（起码是高度自治）的福摩萨国，再寻求美国或联合国的托管，这样是否可以两全其美？

幸 好此时苏俄原子弹于1949年9月试爆成功，美国人民才惊觉间谍已经遍布朝野。美国平民都具有这种常识：苏俄仅仅靠自己的独立科研，是绝对造不出原子弹 的；即使有外部技术支援，也需要起码5-8年的实验时间。而苏俄核爆十分清晰地说明：苏俄间谍窃取了美国大量的绝密军事情报，而这些情报机密到连总统都不 知底细；这种大规模的内奸渗透非常成功，而且最起码已经进行了5-8年并且还在进行中。在情报工作方面，司法独立化、军队国家化的宪政主义政府的确斗不过 社会伦理破产、公权吞并私权的极权主义国家。美国CIA的前身OSS都遍布着俄谍，更别说国务院和商务部了。但此时醒悟过来的美国朝野一心、上下团结地做 了两件事：1、支持国会议员对政府开展大规模反间谍调查，主要目标为国务院、情报局、核能委员会和共产国际北美支部；2、正视苏俄威胁，不惜流血以保卫自 己的自由国家盟友。

而且因为美国在东亚步步绥靖，才诱使1950年6月韩战爆发，美国当局发觉自己退无可退，于是这才下定决心支持蒋介石 的台北政府。前尘往事，一切种种，现在看来，或许可以指责杜鲁门，却没有必要批评马歇尔。乔治的个人经验使他鄙夷中国的军力民心，其民主惯性使他讨厌国民 党的训政体制，也因为史迪威的原因而比较轻视蒋介石，但他是个好人，也是美国政府中最早开始清醒的高官之一。而事实上1946年10月开始的对中国的军火 禁运也不应是他的责任，因为在8月杜鲁门就下定了决心，马氏只是个传声筒而已。虽然如此，马歇尔还是在第一时间做了两件事情为自己“赎罪”：

1、 1948年4月中国首次民选总统以后，国务卿马歇尔终于明白中国已经是真正的宪政体制国家，于是竭力推动美国对中国的军援，中断18个月的军火供应终于恢 复；当然，由于苏俄间谍的布置，导致商务部长期拖延、码头工人罢工，这批武器到达塘沽和基隆的时候已经是1948年10月，但援助毕竟来了；尽管其后美国 的政经支持一直三心二意、进进退退，但在意识形态方面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中华民国一边。

2、1950年末，马歇尔当时是国防部长，当他 听说中国沿海尚有游击队还在为自由民主浴血奋战的时候，非常兴奋，于是表态将夏威夷和冲绳所有二战剩余军械都拨给这些义军，并暗中策划民主党议员组建“西 方公司”和派遣军官团长期支持这些义士，该计划一直延续到大陈岛撤守；他还和CIA一起支持张发奎、张君劢和张国焘，授意军方在塞班岛组训香港“自由战盟 ”的同志，让他们回国开展武装运动。

怎么说呢？以上的行为，我们也可以理解为马将军在执行美国的战略决策，而似乎不必感谢他个人。但我们 又真的可以指责杜鲁门么？回过头去，我们就会发现历史的真相是：1944年7月，日本小矶内阁和大本营之联席会议做出训令：1、与重庆政府和谈，除了满 洲，放弃一切在华权益，也就是回到1931年底的状况；2、暗中承认延安为事实政府，不再反共。这当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两手，万一蒋介石不肯接受求 和，日本就会拼死一搏，为延安（及其背后的苏俄）开辟生存空间，让中美苏三国在日本失败后的东亚陷入无休止的纠纷争斗中。日本求和的姿态至为谦恭，为了表 示“承认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的诚意，他们甚至于稍后暗杀南京政权主席汪精卫，以期消除重庆政府的疑虑和不安。

现在想来，东京 的求和条件并不苛刻，因为如果承认满洲独立，也就是使日军抗衡赤色力量的南下，意图让日俄爆发第二次战争。可是蒋介石是个极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不谙转弯 抹角和韬晦退让（这性格在1946年初面对斯大林的割地要求时又表露无遗），直接否决了东京的求和，于是日本只得执行第二套方案，向延安彻底和平，容忍沦 陷区内共军的扩张，并继续进行日本近代成军以来最大规模的会战一号作战，将东部地区所有的国军驱除干净，为苏俄力量争夺了生存空间。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军 政要人的地缘战略远见，他们1944年的那个决策，至今还在影响着65年之后的中国；我们也不得不佩服杜鲁门总统，或许他看破了日本这一阴谋，因此及时从 东亚这个泥沼抽身上岸，仅仅捍卫西太平洋岛链而不涉及内陆纷争，既保证了欧洲第一和东亚均衡，又自觉地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拉下一副防卫铁幕。

马 歇尔是一个忠厚长者和卓越军人，诚然也过于天真，因此可能不明白国际政治的诡谲和污秽。他从事行政工作那几年，罗斯福总统的亲信和特别助理希斯还没有因为 间谍罪而被判刑7年，罗斯福的另一个顾问兼中国问题特使居里也还没有被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调查定罪。居里被开释以后，伙同那个二战时期和延安关系极好的美国 外交官谢伟思一起出没在南美丛林中，帮助着那些贩毒、绑票和抢劫的赤色游击队员针对政府和平民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证明了他们完全是苏俄“世界革命”的 忠实工具，但此时的马歇尔已经谢世很久了。其实马将军在中国花费的善意、精力和时间要远多于西欧，但60年后他在西欧仍旧享有崇高的威望，而在分治的北京 和台北却同样被忽视或敌视着。

或许历史的严酷就是如此：你一旦进入和主导过某个格局，就必须为这个格局的最终变化承担永久的责任，无法放弃，无法挽回，也无法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