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秋实

　　当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确实是总结历史教训后的沉痛之语。回过头看，１９５９年已经发生饿死人的现象，上 百万人非正常死亡，结果却因为庐山会议后的政治形势，在一片反右倾促跃进的喧嚣声中，被掩盖了起来。中央不仅未对日益扩大的饥荒产生应有的警觉，反而在 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初，仍旧坚持种种加剧饥荒的措施，比如继续大办食堂，扩大核算单位，鼓励高指标浮夸风等。特别是在浮夸基础上的高征购，不少地方连 农民的种子粮都刮走了，是农村大面积饿死人的主因。

　　最令人惊讶的一点就是，１９５９年中国粮食出口不仅未减，反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１９６０年也仍是居高不下，直到１９６１才开始大量进口粮食。历史资料表明，进口的粮食主要是小麦，采购自北美。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封锁，并未阻碍我国大量出口或进口粮食。

　　中苏交恶，苏联撤走专家，逼迫中国还债，发生在１９６０年７月，而不是在１９５９年。事情发生时已经有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把饥荒的原因，推到苏联头上，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文章还提到，１９６１年初，国际红十字会曾想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国政府拒绝。美国也讨论过无偿提供粮食给我国，却因发现我国大量出口粮食而作罢。

　　事情已经过去快四十年了。作为后人，只有正视那段历史，尊重历史事实,才能吸取教训，以防重蹈覆辙。现在网上某些人，缺乏最基本的历史常识和最起码的实事求是之心，以无知作有趣，随口歪曲历史，实在令人作呕。

　　１９６０年７月，苏联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明显是背信弃义之举，对我国是雪上加霜，加重了此后的经济困难，延长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经济复苏。但前几日俺已经举出充分证据说明，苏联逼债，发生在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上千万人之后，根本不是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原因。

　　其实，回过头看，苏联逼债的后果，也是有所夸大的。事实上，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与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当时的副总理李 先念就说过，大跃进造成国民收入损失了一千二百亿元；１９５８到１９６０年，全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化了二百四十五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 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记载了一件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的事情。１９６１年，在咱们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 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一。

　　三年大饥荒，真正的原因在于党被急于求成的情绪所支配，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作风，上上下下都说假话说大话，不顾事实，蛮干胡来，结果酿成 惨祸。今天网上某些人，在罔顾基本史实，勇于胡说八道这一点上，比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认识这种作风的危害，正是我们今天要重新辨明当年大饥荒教训的原因 之一。


　　下面再举一条史实，说明苏联逼债不是大饥荒的主因。

　　大饥荒刚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人民日报》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４日）。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还债和援外的情形：

　　“周恩来总理强调指出，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 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 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人民日报》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在还债的同时，我们还拿出比“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去支援别国！以什么方式支持呢？周恩来在《报告》中说，“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可见，当初只要我们少干点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少向小兄弟施舍一点，便足以还债了。

　　对于这条只讲国际主义，不讲实际利益，在人民忍饥挨饿的时候，还要充大个强出头搞对抗的“左倾”外交方针,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有 意见的。１９６２年春天，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实在忍不住，多次发表内部讲话批评，还给中央写信，请求纠正外交政策的“左倾”偏差。他主 张对外援助应当考虑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同时他还主张对外缓和，注意策略，要警惕有人阴谋将局部战争的战火引向我国，要避免把帝修反的对 抗锋芒全部集中到我身上。并建议发表声明,表明我国奉行和平路线。结果，他的意见被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国际反动派 要和、对反帝民族运动的援助要少，成了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总代表，遭到批判打击。

　　于是，我国继续义无反顾地充当许多小兄弟的冤大头。有一回阿尔巴尼亚来要援助，毛泽东很大气：我们中国地方大，人口多，每个人省一小口，就把你们包下来了。

　　每个人只省一小口！这条道理说起来轻松，细一想却异常沉重。比如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两年净出口合计６８０万吨粮食，按全国６亿７千 万人平均一下，不过人均２０斤粮食，每人每天省５．５钱就出来了，不过一小口而已，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想过没有，６８０万吨粮食，该是多少人的口 粮?１９６０年《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定量标准的指示》规定，农村口粮最低可压到每人每年３００斤原粮以下，丰收地区最高不得超过每人每年 ４００斤。我们就按最高标准算,６８０万吨相当于３４００万人一年的口粮!三千四百万人！老兄，用得恰当的话，这６８０万吨粮食足足可使三千四百万人免予 饥饿，让他们饱饱地吃一年！假如真有三千万人饿死，就是这每人一小口，便可以救下他们的性命！

　　出口自然不是援外，但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每人只一小口，谁知道可救多少中国人的性命？

　　所幸的是，邓小平吸取了当年这些蠢事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条外交路线，讲求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注重实利、不搞对抗。近来颇有人对此不满,特别怀念当年那条左倾路线。俺记下困难时期的这些史实，只希望当年那些蠢事，随风而逝，永不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