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在79年得了严重的心肌缺氧，住了几次医院不见成效，最好的治疗办法是回内地。79年下半年，父母带着我的弟弟，请假回内地治病（后来办理了内调手续，他们再也没有回过西藏）。而我因为正值高二（高考年）的缘故，一个人留在拉萨（我哥那时已参加工作，当时在南京药学院进修一年）。我80年春离开拉萨回内地参加高考，这一离开已是28年，至今还没有机会回西藏看看。

从前面所写可以看出在西藏的汉族干部是因为组织的调动才去西藏工作，在工作中也兢兢业业，为西藏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尽管七十年代的拉萨比内地的城市还是落后许多，但比起五十年代的拉萨已是变化巨大。由于没有通往外界的公路，又无工业，许多人从事宗教活动，五十年代的拉萨连柏油马路、电力系统都没有。

在文革初期，西藏经历了较短的打砸抢和武斗。有少数内地红卫兵到西藏串联、鼓动，但打砸抢寺庙、破四旧的基本上是藏族青年。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在那场全国性的灾难中有所波及也是没有办法，不能认为那是汉族有意破坏西藏文物和文化。而正因为中央对西藏特别有指示"西藏不要搞武斗"，才使得西藏有较宽松的环境，许多寺庙也得以保护。

我72年去拉萨，也许因为小，没有感受到宗教压迫。从外面看，布达拉宫、大昭寺、色拉寺、哲蚌寺都保存得挺好。虽然不对外开放，但里面有僧人居住。在大昭寺外面，每天都有许多人烧香磕头，也在拉萨街头看到有来拉萨朝拜者磕长头（双手合十，高举过头，然后行一步；双手继续合十，移至面前，再行一步；双手合十移至胸前，迈第三步时，双手自胸前移开，与地面平行前身，掌心朝下俯地，膝盖先着地，后全身俯地，额头轻叩地面。再站起，重新开始）。

每年的五一、十一，拉萨西郊的罗布林卡（原夏宫）对公众开放。在那里，以藏族为主的游人会早早来到，几家亲朋好友围坐在草地上，喝着酥油茶、青稞酒，谈笑、唱歌、跳舞。一直到黄昏，带着几分醉意，唱着歌，走在拉萨的街道上归去。我在初三或高一时曾写过一篇拉萨街头的作文描述这种平静生活的情景。我们那时感受到的是平静、安全、犯罪率极低的拉萨。晚上补课，也从来没有安全问题。

80年底胡耀邦去西藏，对拉萨的落后很不满意，说："汉族干部在西藏这么多年是怎么干的？汉族干部不要赖在西藏，只要有现在的百分之二十就够了，西藏主要让藏族人自己管" （大意，而这样的政策并没有经政治局集体讨论，是胡耀邦一时冲动提出来的）。此语一出，在西藏可是炸了锅了。汉族干部那是满腔的委屈、愤怒。明明是组织调动，打了多次请求调回内地的报告都无法得到批准，怎么自己想赖在西藏？绝大多数人付出了身体的代价，有些人甚至献出了生命。实事求是的说，那时的干部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是真心实意的做好工作，努力建设西藏，而不是"统治"西藏。

胡耀邦的讲话在藏族中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原来汉族是来"统治"我们的。这"帮助"和"统治"，概念的改变是天翻地覆的。81年春，原本平静的拉萨开始了针对汉族的打砸抢暴力行为。我哥那时仍在拉萨，对这种改变感受很深。我86年出差去天津，看望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的一位在西藏是我家老朋友的叔叔。81年这位叔叔还在拉萨市公安局，他向我讲起了81年拉萨治安的恶化和他们工作的高强度和高度紧张。这同我在拉萨时的情况简直是两个世界。

81年我在内地，也要"感谢"胡耀邦失误的西藏政策，许多在西藏工作的人陆续调回内地，父母同这些一起在西藏工作过的人最亲，大家互相帮助，走动联系得很勤。大人们经常说："民族问题可不是简单的事，胡耀邦瞎来，水平太差，要不了多久肯定下台"。这话不幸而言中（当然不是因为西藏政策的缘故，但胡耀邦做事好冲动是原因之一）。

90年代我在香港同一位在80年代去过西藏工作（后来采用轮换制，三年一换，户口不迁，关系不动，提职提薪）的人交谈。不知怎么，谈到西藏，他激动地讲起胡耀邦西藏政策的失误，质疑胡耀邦的水平。我想凡是在西藏工作、生活过的人，虽然从理智上都知道胡耀邦是个伟人，但从感情上总是心有芥蒂。正如我自己，在谈到胡耀邦时，心里总会想到他在西藏政策上的失误，也许这就是人性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