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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2009年10月12日）看了朱云来先生在2009APEC经济体高官论坛暨全球经济成长中国峰会的发言，有些话打算提前说说，单独地简单说说。

朱先生在这个峰会上，呼吁继续民进国退，给民营资本以更多的空间，垄断云云，活力云云。10多年前的老调，如今堂皇再谈，的确有些刺耳，有些让人始料未及、觉得时光在倒流的错愕。

国有企业对一个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想很多中国人，包括我，都曾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拉入了一个误区。

这个误区被张维迎先生在1995年简化为不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包括一些自由主义人文知识分子，对国企性质的思考就基本完成了，这个借助整个社会对“垄断”、“专Zhi”的排斥而被定性为的“没有经济学上的意义”的国企，此后也开始大规模从中国经济舞台消失。

今天，面对国企消失后产业工人（包括白领和普通知识分子）的现状以及经济环境，稍微具有客观心态的人都会发现，改制后的社会权利结构，并没有因此而更扁平化，而走向了相反－－整个社会已经在一场长达10年以上的国退民进中，让普通民众失去了太多的权利。

回顾下并不远的历史，之所以我们对国企有更多的怨言，在于我们对它拥有更多的权利，比如，谁开后门当了班组长，谁多吃多占了，哪个厂长私自拿了厂里的东西回家，工资奖金分得不公平了，管理人员拿着工厂的钱私自旅游了等等等等，厂里的工人和管理人员都觉得自己有权利参与议论、评价。

但当这个厂化公为私后，工厂老板要任命谁当经理，谁当车间主任，有你工人的事么？有你知识分子的事么？老板给甲5000块奖金，给出了同样多力的乙500块，乙有办法把老板咬一口么？至于老板拿了多少利润，得到这些利润后去干什么，比如包二奶，赌博，谁能说上几句么，嗯，可能有脑残的知识分子会说上几句－－跟在该老板的后面叫唤：咋咋，这是咱们的民营企业家在努力拉动内需呀！

大家能从这么个简单而无可辩驳的对比中看出了什么？

国企的价值，并不在于效率上的高低之争，而是在于它在实现一种有关经济的很具体的，与所有参与者都息息相关的理想：让经济活动摆脱资本的私利色彩，而符合公共需求目的。这个目的不仅仅表现在对利润的分配上，也表现在生产过程享有的权利上。这是实实在在的“民主”权利。

国内有经济学家对国企的性质有过深刻的研究和思辨，这个人就是左大培先生，他的《不许再卖》一书，就仔细分析过这种权利的消失，以及精英们对于国企的自相矛盾的假设，但是很遗憾，在最近10多年，左大培先生遭到了国内极右势力的妖魔化，这种妖魔化是如此深远地影响了大众的判断，以至我两年多前与他见面前，在心里勾画出来的，是他是个极其粗野的人，直着脖子说话，难以沟通的人，结果一见面，人家哪是那样，年轻时绝对是英俊小生，且有文质彬彬的一面，当然，时势所逼，心忧所致，他有比一般人更强烈的慷慨激昂。

可是，精英的预谋，诱导了大众的判断和胃口，让大众失去了准确的分辨力：到底谁在为他们力争，谁在诱导他们成为自己谋求私利的筹码，谁在让他们从已经获得的权利中退却。

在今天，我想，所有在国企工作过的人，已经熟悉国企的人，都对公、私企业中的权利结构和可以适用的价值判断有很深很真切的体悟。

现在我们说，精英们利用国企存在的弊端，就打碎了有关它的所有价值，将它一把夺了过去，变成他们的私产，结果，由这个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赋予给了我们的权利，瞬间流失，变成了握在老板们手里的私权，这难道不是令人痛心的倒退吗？而它在学理上的荒诞也异常简单：不相信公共权力是通往合理的路径，而选择相信这些权利由私人欲望包括更合理。所以我说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耻辱。我们不但没为这个社会提供正确的价值，而且还把为这个社会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辨析的人踩在了泥里。何其让人悲哀！！！！！！！！！！！

一个社会的组成，如同区域生态，充满了各种层次的权利交错，而不仅仅只有一张选票，在自己的生存都依靠着以私欲为目的的企业主的社会结构下，一张选票，改变不了什么，或者简单说，这不是一般大众的游戏，而是所谓在为大众“提供工作机会”的人之间的游戏。那种所谓私有制是实现民主基础的陈辞，是自由主义人文知识分子为解构国企提供价值解释时设下的另一个陷阱。我有必要提醒一下关注当今社会动态的公众：我们已经从国退民进中失去了很多权利，我们是否愿意继续失去？让我们在一条错误地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朱先生，我不知道你所在的国企MBO没有，但在本次危机再次如此真实、如此全面地暴露私有制的生产目的很机制的不合时宜，它在让私欲成为推动社会的最主要的力量的同时，也让人类借助技术的发展快速陷入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文化精神危机（多读点西方后现代作品您是可以明白这一点的）的处境中，国外知识界，包括政界，已经在认真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连对社会主义最排斥的美国，其时代周刊也大胆刊出“今天，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了”，在这样的形势下，您应该反思一下，你所发出的陈辞是否在与当今的潮流背道而驰？你是在用内心的私欲说话，还是在用内心的责任与良知说话？

网友评论：

【义成】 朱云来（英文名 Levin Zhu）前国相朱镕基之子，现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ICC，简称“中金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的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但是他在2007年赚了1700万美元，高于2006年的1000万美元（详见下文）。看来，朱云来CEO希望在国退民进中成为中金公司的名符其实的主人！

摩根士丹利的中金迷局 朱镕基的儿子去年赚了一亿

中国经济网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汉妮．桑德尔（Henny Sender）

　　今年1月，当中金公司(CICC)在豪华的曼谷素可泰酒店(Sukhothai Hotel)召开季度董事会时，会上的气氛远远谈不上融洽。

　　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持有中金34%股权，它决意将股权出售。目前，该投行正遭受与美国次贷危机相关的逾90亿美元减记。而且只有当摩根士丹利出售中金股权后，中国监管机构才会允许它在华进一步开拓新的业务；另外，摩根士丹利也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现金。与此同时，以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 (Levin Zhu)为首的中金公司中方管理层，则决定在与摩根士丹利分手前达成最有利的交易。

　　中金前雇员、现任里昂证券亚洲分部(CLSA)的分析师侯伟(Fraser Howie)表示，自1995年中金公司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宣布成立以来， “中金公司一直是中国自身的一个缩影。”“它是观察中国的一个镜头”。在中国，将商业和政治区分开，通常是不太可能的。

　　在中国逐渐告别GCD控制一切的时代之际，围绕中金的争执反映出中国传统价值的韧力－－如政府关系至关重要，尽管它也表现出资本主义的一面，但它巧妙 地运用复杂融资，有时还是用来针对其外国合作伙伴。朱云来和其他人的关系网，帮助中金强大起来，而这些关系现在正成为摩根士丹利面临的阻碍。

　　在中金成立之初，摩根士丹利的高管十分高兴。在帮助中国企业在当地上市方面，中金当时几乎享有垄断地位，这使摩根士丹利获得了相对于其它外国竞争对手的优势。中方，即当时王岐山领导下的中国建设银行（王岐山如今担任主管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副总理）也同样高兴，因为建行也获得了相对于其银行业竞争对手的类似优势。中金其它合作伙伴包括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和香港地产大亨查懋声(Payson Cha)。

　　在王岐山的引荐下，朱云来于1998年加盟中金，多年来一直保持低调。尽管在早期，摩根士丹利方面为中金引进高管，但后来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管理层，它越过了摩根士丹利，直接由朱云来控制。在今年1月份的董事会召开前，中金管理层几乎完全由中方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方管理层逐渐积累了大约20%的股权。

　　他们都得到了不错的报偿：在前面提到的20%股权中，朱云来持有多少尚属未知。但据悉，去年他赚了1700万美元，高于前年的1000万美元。相比之 下，中国高层政府官员每年薪酬只有区区1万美元。中国知名本土券商中信证券(Citic Securities)董事长王东明的收入，也远低于1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