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潍河上游走出来的叛逆女性

　　“叛逆”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最忌讳的字眼，可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都是走的叛逆道路，否则他们都当不上皇帝。“叛逆”两个字，资产阶级也不喜欢，尽管它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强调发展人的个性、体现人的价值，那是在资产阶级范畴内才行。只有无产阶级给予“叛逆”以崭新的内容，那就是“革命”，那就是“造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叛逆”不是先天就有的，而主要是后天形成的。“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愈甚，反抗愈烈”，这反抗就是叛逆的具体表现。“叛逆”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阶级的叛逆就是“革命”，就是“造反”，就是去创造新世界，而剥削阶级为了维护旧世界进行垂死挣扎，那不叫“叛逆”，那叫“没落”。

　　出身于贫苦生活最低层的中国女性，在二十世纪初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叛逆，进行造反，走上革命的道路，要么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本书的主人公江青是前者，她鄙视后者。






　　江青一九一四年三月出生于山东省东南部的诸城县东关。父亲李德文已经六十岁，开着木匠铺，雇了一个小徒弟。母亲栾氏三十来岁，因逃荒要饭，从诸城县西南二百多里外的临沂地区来到诸城东关，由于年轻貌美，被李德文看中，讨为小老婆。

　　江青的降生给母亲带来了厄运。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在那个把小老婆当成生育工具的浓厚的封建习俗下，盼望再生个儿子的李德文，听到女婴的啼哭声，心凉了，气来了，火大了，大骂“倒霉！”他也真的倒霉。江青出生前后，李德文把全部财产典入土地而赔了本，而且和那家大地主反目成仇，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官司之中。从此家中生活每况愈下，李德文脾气变得乖戾、暴躁，稍不如意，就拿他的的小老婆，也就是江青的母亲出气，动不动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人无法解释噩梦的降临，就归结为命运。算命先生给李德文测八字，说他命运不佳是因为娶了个小老婆。“你是个败家的祸根！”他挥舞着拳头对小老婆吼骂。

　　家庭是孩子最基本的课堂，父母是学生的第一任老师，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江青一睁开眼，看到的是父亲怒气冲冲的脸色和母亲在掩面哭泣，同时，那些有钱人鄙夷的目光，也给她幼小的心灵蒙上了阴影。

　　母亲是善良的，柔弱的，过惯了受欺凌受侮辱的困苦生活。她只想把心爱的女儿抚养成人，为此，对江青倾注了全部心血。母亲给自己的女儿起了个小名叫淑蒙，意思是让江青纯洁无暇而又朦胧糊涂地听天由命去成长。这是封建桎梏下的中国妇女普遍心声。

　　江青违背了母亲的心愿，从小就是个倔强的女孩。母亲曾给她缠过脚，目的想使她长得端庄秀丽，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畸形的审美观念，以便长大后能找个好丈夫，嫁到好人家，过上好日子。对此，江青进行了反抗。她看到母亲容貌的俏丽，只落了个受歧视的父亲的小老婆地位；颤颤微微的三寸金莲，连躲闪父亲打骂的能力都没有。于是，白天母亲给她缠上脚，晚上就撕掉，江青是名副其实的“革新脚”。

　　父亲李德文虽然不喜欢这个女儿，但总算增添了一口人，并企盼改变恶劣的命运，所以江青小时侯，父亲并不叫她淑蒙，而常常喊她“进孩”，这就是“李进孩”、“李进”的由来，也正因为如此，当江青年长的哥哥、姐姐们每天去上学的时候，幼小的她也嚷着学习，母亲胆怯地望着父亲铁青色的脸，似乎没有反对的意思。所以江青很小就开始了读书识字，接受了正规的私塾教育。

　　父亲在江青心中的印象，她参加革命后曾对人说：“我父亲从一个学徒上升到作坊主。父亲脾气很暴躁，我说他是骂人艺术家，每天打人，骂母亲。”这既反映了李德文年轻时很能干，充满了幻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又反映了他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发家致富梦破灭后的发泄，把大男人的烦恼转嫁妻子儿女身上。给江青心灵留下巨大创伤的是一年元宵节，诸城潍河岸边，有钱的人家早早地挂起一盏盏瑰丽多彩的花灯。父亲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财大气粗，风风光光地过节，而自己却没有钱给孩子们买一盏花灯。带着满肚子的气恼，又喝了一点酒，回到家中就找事。母亲战战兢兢地侍侯他，不想一不小心失手打了一只碗，父亲找到了发泄的借口，对母亲又打又骂，母亲一味躲闪，父亲不能解气，盛怒之下，抓起一把铁铲向母亲打来，先打在了背上，又打在了手上，竟打断了一只小手指，痛得母亲泪如泉涌。小江青在旁边吓得放声大骂，父亲给了她一巴掌，打掉了一颗牙齿。从此，母亲背起江青走出李家，父亲也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

　　尽管母亲在李家过着屈辱痛苦的生活，离开李家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靠给地主家当佣人维持生活，但她一心供江青上学，从没间断江青的学业。所以十二岁的江青就小学毕业了，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对于童年的生活，江青后来回忆说：“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悲苦的生活环境，使江青从小就养成了懂事老成、深沉、机智，而有时显得冷漠的性格，从而掩盖了她女孩子活泼的一面。年幼的江青看到母亲在李家所处的地位，所受到的打骂，所遭遇的歧视，几次劝母亲带着自己离开这个家，甚至离开后高兴地对母亲说：“流浪生活与在家相比，犹如天堂呢。”

　　潍河上游在诸城县旁边流过，流向鲁北，汇入渤海。潍河本身并不出名，可是它的下游有座著名的城市潍坊，而在潍河岸边、入海的滩涂地区，每年都有风筝盛会，到了二十世纪末已发展成世界闻名的国际风筝节。潍河上游滋润了诸城县的肥田沃土，这里盛产小麦、甘薯、大豆、高粱和玉米。上小学的江青经常拿着书到田间地头，到小河岸边去读、去思考。她的小学校长叫薛焕登，是诸城县的知名人士，江青的学名“李云鹤”就是他给起的。薛先生对江青的印象很深刻，说她“学习刻苦认真”，“文字功底很扎实”，“成绩非常突出”，“但家境太贫寒了，连件制服都做不起，净穿男孩子不要了的旧衣服，长短大小都不合适，所以显得滑稽可笑。脚下穿着破烂的鞋子，有时露出大脚趾。”“不过，李云鹤长得很清秀，小脸蛋俊俏，惹人喜爱。只是脾气倔强，从不愿受人欺侮，有时与别人拼力打架来保护自己。”

　　江青爱读书，小小年纪就读过不少古典小说。她喜爱的偶像是古代传说中的巾帼英雄穆桂英，她更崇拜《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她曾对比自己大得多的哥哥李干卿天真地说：“现在的中国黑暗得没有一点光明，如果再有宋江造反，第一个投奔的女将就是我！”

　　说中国黑暗，是江青幼小心灵思考的结果。她看着向北流淌的潍河支流的溪水，望着高高的蓝天白云，触摸着快要成熟的庄稼，不止一次地想：父亲为什么这么爱打人，骂人？母亲为什么这么忍辱负重？自己在家庭、在学校为什么遭到这么多白眼，听到这么多嘲弄的耻笑声？全是因为穷！母亲穷，才逃荒要饭到诸城，屈辱地卖身嫁给大二十多岁的父亲；父亲因为家境败落贫困潦倒，才变得越来越暴躁；自己因为穷，穿不起好衣服，才被人瞧不起！可是看看诸城街上的童伴，富的很少很少，有不少还不如自己。自己还能有学上，而她（他）们整天蓬头垢面，面黄肌瘦，小小年纪就得去拾破烂，整天饥一顿饱一顿，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这世道太不公平了！中国太黑暗了！自己长大了一定去造那些富人的反，杀富济贫！”这就是12岁的江青悟出的人生道理。

　　江青的童年除有了“穷富”概念之外，就是形成了强烈的反封建意识。母亲是被买来的小老婆，这个地位是封建社会中妇女的最底层。母亲的遭遇，给年幼的江青上了一堂最生动、最鲜明、最血淋淋的封建压迫、封建礼教的课。她的倔强，她坚决不缠足，她劝母亲离开李家，她对父亲的憎恶、她对母亲的同情，都是这堂课取得的成果。上学了，她最讨厌的课程是孔孟之道的“修身”课，认为这是吃人的礼教，这些有意识的反抗是这堂课的理解和延伸。

　　江青虽然酷爱学习，但每逢上孔孟之道的修身课，她都心不在焉，有时还偷偷看课外书。为此，江青曾多次受到修身课老师的批评，严重时会把她拖到厕所、用戒尺打她。不过，老师也很理解她的出身和背景，看到她能结合实际来学习，对孔孟之道的修身课，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反而有点喜欢，主动向她道歉，与她和好，毕竟当时的老师已经受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洗礼，“打倒孔家店”已震撼了齐鲁大地，诸城虽然是山东的偏远县城，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一九二六年，十二岁的江青小学毕业了。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江青的母亲维持生计都困难，哪还有钱供江青继续上学。但她不甘心，看到江青学习优秀，总想让她再上几年学，以后有个好前途，再也不能象自己一样没文化没能力屈辱地生活。这时她想到了李德文大老婆的女儿李云霞，尽管不是自己所生，但在李家相处得还不错，自己处处关心照看云霞的生活，云霞还比较懂事，对自己也比较尊重，对江青也很疼爱。现在嫁了个有本领的丈夫，是个军官，家境也过得挺好，去求她，她一定会收留的，说不定还会供江青读书。于是，江青母女俩在这年冬天，千里迢迢来到天津李云霞的家。李云霞的丈夫王克铭，只是个奉系军阀的下级军官，虽然欢迎江青母女的到来，但却无力供江青再去读书。

　　江青在天津姐姐家住了将近两年。她这时虽然才十三岁，但十分懂事，整天帮助母亲给姐姐家忙家务，看孩子，非常勤快。一闲下来她就读书，天津是大城市，看书自学的机会很多，所以虽然没能上学校学习，但她仍获得不少学问，接受了好多新知识。她很爱听姐夫王克铭谈话。王克铭是下级军官，看到社会黑暗、军队的腐败现象比较多，经常作为茶前饭后家庭的谈资。这些对江青的教育很大，认识到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国到处充满了剥削、压迫、欺诈、弱肉强食，她更恨透了这个社会。有一次晚上，王克铭无意中谈到了共产党的事，江青很感兴趣地问：

　　“姐夫，天津有共产党吗？”

　　“有，而且还不少呢。共产党无孔不入。前些日子，天津城里就杀了不少共产党。”

　　“共产党是干什么的？”

　　“造反，专造有钱人家的反。”

　　江青兴奋极了，脱口而出：

　　“那就该！我长大了，就去参加共产党。”

　　全家人都被她的话吓了一跳，想不到小小年纪会讲出这样的话，母亲赶紧拍打着她的后背说：“女孩子家瞎说什么？”并吓唬她：“你难道不怕杀头坐牢吗？”

　　“不怕！”江青斩钉截铁地说：“与其受苦受罪，糊糊涂涂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地去死。就象一堆干柴一样，埋在土里只能烂掉，点着火焰能烧塌魔鬼的宫殿。”

　　姐姐和母亲一起说：“这丫头，准是看些杂书入了迷，净胡说八道，快去睡觉吧。”

　　江青的心中象燃烧着烈火，激奋得怎么也睡不着。“共产党”，好新鲜响亮的名字，一下子占据了少年的心。她憧憬着共产党，领导人们打老财，把钱分给穷人，使那些有钱人再也不敢作威作福，受穷的人都可以昂起头，过上好日子，再也不会受气了。

　　只有姐夫王克铭看出江青人小志大，长大后会做出常人做不来的事情。他很怕江青惹事生非，背后悄悄地对妻子说：“过激。不知道她受了些什么影响，今后要多管教着点，提防她出事。”

　　一九二八年底，江青母女随姐夫一家来到济南，住在城内按察司街二十七号。姐夫王克铭是奉命调来济南的，生活仍没有多大变化。自立自主意识很强的江青，感到老是在姐夫家吃白饭，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她要奋斗，自己去闯一条生活的道路。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心酸落泪了：“你一个还不到十五岁的小姑娘，出去能干什么？都怨娘，不能供你再读几年书。”但又考虑到王克铭一家的日子过得也日渐困难，于是含泪答应江青出去看看有什么事干。

　　正巧，一九二九年春，设在济南的山东省实验剧院面向社会招生。其待遇颇有诱惑力：学校免收学费，而且免费提供食宿，每个月还发给两元钱的津贴。

　　天上不会掉馅饼，特别是私有制社会，馅饼更不会白白送到穷人嘴里。

　　当时山东省实验剧院院长赵太侔，是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是个资产阶级革新派，颇有声望，与梁实秋、闻一多等人都有密切关系。山东省实验剧院，直属山东省教育厅，给学员教授京、昆、话剧，歌剧，也教各种乐器。每逢周末及星期天晚上，实验剧院对外售票，让学生登台演出，因此有不少收入。所以名为山东实验剧院，实际上不过是个高级戏班子，而学生则是名副其实的戏班子的学徒。





　　作为有钱人的子女是绝不会上山东省实验剧院的，只有那些贫困潦倒的穷人子弟，才投奔这样的学校。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有戏剧爱好和才能的学生前来报名。而剧院的待遇正适合江青，她马上报了名，回家高兴地告诉了母亲。母亲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毕竟这是去学唱戏，而戏子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她却全然不顾。不过姐夫王克铭却认为江青根本考不上：“你行吗？人家招收的是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甚至有的大学生都被淘汰了。你只有高小文化程度，怎么能够通过考试呢？”

　　江青不听劝阻，她一定要努力争取考上。她充满信心地对家人说：“我觉得我有表演才能，我一定会被选上的。”

　　江青的古文底蕴得到了发挥，她的文章并不比那些初中生、高中生差。特别是决定录取命运的目试，她获得满堂彩。

　　刚满十五岁的江青，高高的身材，秀丽的面庞，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放射着青春光泽的黝黑大辫子，刚一出场，就象一枝新荷露出水面，谈吐清晰稳健大方，古文功底雄厚，一举一动都显示出聪明俊丽、素雅高洁，连眼神都不同凡响，透露出一股英气。何况当时报考的女学生太少了，主考官正在发愁，所以马上拍板录取。

　　江青兴奋得掉下了眼泪，这毕竟是自己独立生活的第一步。离开慈爱的母亲，使她十分痛苦；离开朝夕相处两年多的姐姐一家，使她非常留恋。她给自己定下目标，一定要坚实地走好每一步，不使受苦受难的母亲再为自己操心费力、担惊害怕。

　　江青说到做到。她是个叛逆的女孩，不为世俗所左右，不向黑暗苦难的社会低头。她有志气，有远大理想，决心学习好剧院老师教的每一课，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本领，为今后的生活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剧院的学业是繁重的，时间安排的很紧。江青把全部智慧和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不仅阅读戏剧方面的文字和剧本，学唱古典歌剧，学演现代戏剧，而且还要熟悉各种乐器。负责教授的老师严格地训练她，以至到了非常苛刻的地步。她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刻苦耐劳的意志，去完成老师交给的各项学业，有些水平甚至超过了老师的要求。她的老师不时惊叹：这个学生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劲头，这么旺盛的求知欲望，这么不怕苦不怕累的好品德！

　　也难怪老师不能理解他的学生江青。因为那时的剧院，白天的纪律非常严密，晚上还得加班排练演出，天不明就要起床练功、吊嗓子。很多学生厌恶了这种呆板枯燥的学习生活，忍受不了体罚而逃走。但江青从来没因做得不好而受体罚，她总是表现得很优秀，总看到她在咬紧牙关坚韧地苦熬着。是一种抗衡黑暗的压迫、力图改变生活命运的巨大力量支撑着她，是一种逐渐洞悉万恶的社会现实、追求改变外部世界的朦胧理想鼓舞着她。她要选择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对此，她充满了信心。

　　尽管江青的学业完成得很好，戏剧水平也达到了很高的标准，但她的演出并不满意，无论是在济南，还是在北京，或者其他城市。这原因很简单，当时能买票到剧院听戏的大都是有钱人，他（她）们需要刺激，喜欢看才子佳人的缠绵柔情，旦角在舞台上的风骚，男欢女爱的肉麻的戏剧情节。这恰恰是江青不愿做的，也做不好的，她一上舞台往往会露出她刚强倔强的本性，尽管是个女演员，也使有钱的戏迷们感到不够味，不解馋。

　　十六岁的学生和演员江青，面对着的是一九三零年前后的中国现实。那是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黑暗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广大农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封闭的、落后的、愚昧的、九斤老太式的大多数农民，根本没有观赏戏剧，特别是话剧、现代戏剧的能力。而畸形发展的城市，如北京、天津、济南、烟台，既有西装革履的买办、阔少，也有长袍马褂的遗老遗少、公子哥儿。他们说演员是臭戏子，当成玩物，特别对女演员，更是肆意亵渎，污言秽语随便发泄，他们看漂亮的脸蛋，看阿娜多姿的身材，甚至专看女演员的大腿。对他们讲究艺术，推广戏剧革新，简直就是对牛弹琴。所以江青非常苦闷。她本想以自己精湛的演技，来推广现代戏剧，改变人们的落后认识，一展改造社会、抨击有钱人、为穷苦人争口气的抱负，同时也改变自己受歧视的地位。现在却到处碰壁，处处不顺心，自己刻苦学艺火热的心凉了半截。

　　不光江青这样一个弱女子感到苦恼，连那些喝过洋墨水、有“良好家庭背景”的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戏剧革新也是“一枕黄粱梦”。所以，赵太侔、王泊生等人创办的山东省实验剧院，在反动军阀韩复榘主政济南后，很快就停办了。空有革新理想的赵太侔去了青岛大学（山东大学的前身），王泊生回了北京。

　　从潍河上游走出来的叛逆女性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经历，是独立人生的第一步。在这里，展示了她许多优秀品质。刻苦学艺，专心自己的学业，在戏剧、乐器等方面都取得可喜的成绩，达到相当高的造诣，这是剧院师生所公认的。同时，她的叛逆个性得到进一步向着正确方向发展。

　　首先，她对戏剧艺术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她反对把自己心目中的正面人物演成油腔滑调、娇滴滴、软绵绵、供人玩赏的优伶尤物。就是对于自己的装束，她也坚持自己的见解。在实验剧院录取她时，有的考试官看中了她的大辫子，而她却偏偏剪掉了辫子，梳着短发，以一个现代女性的形象出现在课堂上，因为她认为当时的长辫子也是封建压迫的象征。

　　她的吃苦，除了表现在学业上，也体现在生活上。每月两元的津贴，她舍不得花，全交给母亲。外出演出，行装简陋得寒碜，连件内衣都没有，最主要的行李就是一条棉被，是她家中最好的一条棉被，但被里的棉絮因年深日久而磨得很薄了。在北京演出时，有钱的演员都住高级宾馆，而她睡在剧团安排的简易旅店里，北风呼啸，漫天风沙，冻得她浑身发抖。就是这样，她也咬紧牙关坚持着，苦熬着，天刚麻麻亮就起来吊嗓子，练功，认认真真地排练，兢兢业业地演出。人瘦了，但精神头十足，从不叫苦嫌累。她忠于自己喜欢的戏剧艺术。这是一般男演员也做不到的，更别说女演员了，很多人不能理解她，因为她做到了常人做不到的程度。

　　在生活小事上也表现出江青叛逆的性格。当时山东省实验剧院院址在济南贡院墙根，学生宿舍则在济南文庙。每天学习、排练或演出结束都到深夜，很多男生都害怕走这段夜路，女生更是必须有人护送。而江青总是不要人护送，毫无畏惧地回到宿舍。济南文庙很大，空荡荡的，有不少玄而又玄的怪事被渲染着，学生年轻胆小，入夜便不敢出宿舍乱走动。一次，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试验大家是否迷信？能夜半走上大成殿，去摘回至圣先师头上的平天冠来，才是真不怕鬼神的。这是男生想出来富有刺激的花招，可是男同学们只能空口说白话，无人敢前往。江青听说了，不声不响地把平天冠拿了回来，放在同学们面前。这下可把大家唬住了。一是佩服江青的大胆，二是又怕亵渎了孔夫子被人知道会受责怪。江青却平静地说：“这算什么！我五六岁时就跟着母亲走夜路讨生活，有时夜里穿过阴森森的青纱帐，一个人去找母亲，有一次还叫狗咬了腿。练就的大胆。”又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整天高喊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怎么还这么惧怕孔老二的平天冠呢？真没出息。”

　　江青还常跟人说：“我父亲很迷信，找算命先生算卦，说我母亲是李家发财的克星；说我是个女孩，没能给他带来好运气。所以我恨透了算命先生，恨透了孔老二，他们才是真正的魔鬼和妖孽。”

　　叛逆的江青是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生活在社会底层年少女性的代表。不在叛逆中新生，就在逆来顺受中消亡。江青走上了叛逆的路，革命的路，造反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