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往事微痕丛书

 

 

 

主编·黄河清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八

 

 

 

 

 

天 府 悲 歌

 

 

——四川右派劳教记实

 

 

 

李才义  著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主编的话

 

 

2007年7月，北京谢韬动议，卢玉支持，铁流诸右派老人创办了《往事微痕》期刊，每月两期，每期十余万字，迄今已出版了近40期，为1957年遭整肃的右派份子提供了一个内部交流的园地。全国幸存的右派份子十分欢迎和爱护这份刊物，纷纷来稿。这些稿子，有许多是右派老人五十余年间遭际、生活、思想的记录，是自传性的纪实文字，是对1957年“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教训的总结、评述；篇篇真切，字字血泪，使尘封的历史最现。在大量来稿中有不少数十万言的长篇，《往事微痕》期刊难以全部容纳。

2009年11月，铁流决定创办《往事微痕丛书》，将这些数十万言的纪实巨著，整理编辑成丛书形式留之后世，委托我主编。此乃善举，非独于为国家民族历尽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右派老人是好事，更是为历史存真备忘。区区学识浅薄，难当大任，然义不容辞，勉为其难，承此重责。拟分为：纪实卷、研讨卷、诗歌卷、小说卷、剧本卷、散文卷、参阅卷七大部分，以纪实卷、研讨卷为主。编辑原则唯以“存真”二字为圭臬，疏漏不当不妥处，谨请指谬，以为匡正。

 

本期《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八》是李才义专辑：《天府悲歌》，27万字。

李才义，祖籍长沙，1938年生于成都，父李鸿藻与清末重臣李鸿章系族兄弟。乃父以“才高八斗，义重千金”期儿。1957年，李才义以“笑声与泪水”大字报批评某党员干部抛弃农村发妻喜新厌旧，以及带头与团员上省委求见省委书记李井泉提意见而遭整肃为右派，发配劳教。《天府悲歌》是作者右派生涯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全书描写了记叙了有姓有名的人物129名，其中劳教右派60名，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28名，劳教家属3名，管教干部20名，皆系真名实姓，只有少数有贬意的人物用了化名。这129人，几乎全是底层者。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天府悲歌》的史料价值“价高八斗，字重千金”！

《天府悲歌》2001年由国际港澳出版社出版发行，国内再版改名为《风萧萧路漫漫》。得蒙作者赐稿，允许本丛书收录，不与原出版社构成矛盾。本丛书不拥有本书版权。

李才义时化“佘红夫”之名发表评论文章，抨击时弊，且欲结集名书《红夫文选》；缘其心存余悸，“怕权势者报复打击”，故以妻名“佘红”加“夫”字化，意似避祸，实存盗铃而掩耳之调侃；其与1957年匍匐在地山呼万岁吾皇圣明臣罪当诛者已别是一番天地了。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马德里

 

 

 

 

 

 

 

 

 

 

 

佘红夫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反右”题材的文学作品曾经风光了一阵……近年来又陆续出版了诸如《打你不要哭》、《中国1957》、《夹边沟的故事

》等等。这对于年轻一代人了解那段历史很有帮助，为历史学家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可靠

的事实依据。��

但是，人们，甚至是历史学者，在谈论与研究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往往注目于那些“右派头面人物”，特别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这大概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模式吧!其实如果仔细

研究当时的种种“右派”言论，就不难发现，那些“右派”政治家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权利

分配和他们政治抱负的实现——当然，并非完全是为了他们的私利。但真正能体现那场风波的民主理念，自由思想，文化内涵与现实意义的，恐怕还是被称之为“小右派”的青年学生、青年教师、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尚未涉世或涉世不深。因此，他们的探索热情并非源自于利益的驱动，而纯粹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对中共的热爱与维护。如《天府悲歌》书中的作者、杨少西、唐富祥、汪白孚、张卓仪、申云松、曾祜正……等人物。他们40多年前就反对乱砍乱伐森林，反对向前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提出要改革教育制度；

甚至发出“一个政党的腐败从成员开始，一个人的腐败从生活开始”的忠告。今天再回过头

来想想这些话，这些主张，才觉得多么可贵，多么有远见，多么的精辟。只可惜他们谈得太

早了。因为那时候中共刚刚取得政权，接着又取得了所谓“抗美援朝”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胜利，到处是莺歌燕舞……“歌德”派占了上风。��

《天府悲歌》与其他“反右”题材文学作品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作者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或依据健在的难友们提供的真实事实写成的。虽然文字功底比起知名专业作家有—定的差距，但可贵的就在于它真实、纯朴。

《天府悲歌》描写的有姓有名的人物129名，其中劳教的“右派”60名，“现反”或“历反”18名，所谓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28名，劳教家属3名，管教干部20名。但以“右派”群体为主，以作者、杨少西、诸崇明、张卓仪、申云松等人物为线索。

《天府悲歌》真实而详尽地记述了当年这一批蒙受冤屈，处置最严而强制收容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仍然良知不泯，热爱祖国，追求知识，坚信未来的高昂而悲怆的事迹，不仅是历史的一个横断面的真实记录，而且是一幅活生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画卷，是一篇使人明白人生真谛的讲义，任何人读后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和不少的教益。正如作者前言所讲：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确实是一面镜子，它既能鉴以治世，又能鉴以作人。这便是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和出版发行的价值。�おお�

 

 

 

 

 

 

 

 

 

 

 

作者前言

 

 

人们把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斥之为“十年浩劫”，这当然不错。但浩劫的时间并不是从1966年才开始的，也不仅仅是10年。浩劫实际上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其间55万多知识分子(包括我们的现任总理朱镕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遭到整肃，其中相当多的人被劳动教养或送农村监督劳动；数百万普通群众被错误地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受到处理；上千万人在所谓的“自然灾害”年间饿死；彭德怀等一批敢于仗义直言，为民请命的坦荡君子被革职；广大人民群众凭号票排队购买主副食品，常常挣扎在饥饿的边沿。所以应该说：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2年间，中国大陆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在这场劫难中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这场劫难是痛苦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这场浩劫，人们还不会觉醒，还会继续摇动那本红色“语录”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还会“每隔几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当然也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据《当代四川简史》记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复查，四川全省遭整肃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共64724人，其中划为右派分子的50279人，除21人情况不明以外，其余全属错案，一律予以改正。与此同时被错误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等政治帽子受到处理的40余万群众，也一并做了清理和改正——这是四川有史以来受害人数最多的一桩特大冤案。本书记述的就是这46万多人中，受处分最重(开除党籍、团籍，开除公职、强制劳教)的一部份人的苦难经历和受株连的亲属们的不幸遭遇。

历史是一面镜子。抚今追昔，居安思危，但愿历史不再重演，人民不再吃苦。

 

2000年12月30日24时于成都

 

 

 

 

 

 

 

 

 

 

 

 

 

 

 

 

 

 

 

目录

 

 

主编的话…………………………………………………………………………………………2

佘红夫序…………………………………………………………………………………………3

作者前言…………………………………………………………………………………………4

 

第一部分  苦难之始……………………………………………………………………………8

 

一、新村4号……………………………………………………………………………………8

二、走向苦难………………………………………………………………………………… 10

三、夜宿大渡河……………………………………………………………………………… 12

四、上山的路………………………………………………………………………………… 14

五、三根桥中队……………………………………………………………………………… 16

六、队长与同学……………………………………………………………………………… 18

七、逃不出的罗网…………………………………………………………………………… 21

八、饥饿随霜雪袭来………………………………………………………………………… 24

九、转化和变化……………………………………………………………………………… 27

十、春光短暂………………………………………………………………………………… 30

十一、去大堡的路上………………………………………………………………………… 32

十二、小青年成为右派的经过……………………………………………………………… 33

十三、唤醒沉睡的大山……………………………………………………………………… 36

十四、在大堡的日子………………………………………………………………………… 39

十五、女子队见闻…………………………………………………………………………… 41

十六、荆棘路………………………………………………………………………………… 44

 

第二部分  夜长路漫漫……………………………………………………………………… 47

 

一、举步维艰………………………………………………………………………………… 47

二、报名当右派……………………………………………………………………………… 48

三、南行的列车……………………………………………………………………………… 50

四、在川滇道上……………………………………………………………………………… 52

五、夜宿牛寨………………………………………………………………………………… 53

六、在盐津…………………………………………………………………………………… 55

七、黄桷槽…………………………………………………………………………………… 57

八、十九中队………………………………………………………………………………… 59

九、路弯弯水弯弯…………………………………………………………………………… 61

十、咆哮的大关河…………………………………………………………………………… 64

十一、劳教队也有风流韵事………………………………………………………………… 66

十二、死亡接踵而来………………………………………………………………………… 69

十三、第一个年终评审……………………………………………………………………… 72

十四、一场大火的灾难……………………………………………………………………… 75

十五、逆水行舟……………………………………………………………………………… 79

十六、嫁在深山人不识……………………………………………………………………… 82

 

第三部分  415信箱………………………………………………………………………… 86

 

一、重返凉山………………………………………………………………………………… 86

二、在汉都奴最初的日子…………………………………………………………………… 88

三、老姆苏的故事和友谊…………………………………………………………………… 91

四、两种饥渴下的人性扭曲………………………………………………………………… 94

五、险些儿丢命……………………………………………………………………………… 97

六、大爆破引发的思考………………………………………………………………………101

七、文人偷鸡的无奈…………………………………………………………………………104

八、死人的事经常发生………………………………………………………………………108

九、柳氏女千里寻夫…………………………………………………………………………110

十、死神不予签证……………………………………………………………………………116

十一、川陕老区………………………………………………………………………………120

十二、侯家扁的萨皮纳………………………………………………………………………124

十三、求生必先求食…………………………………………………………………………126

十四、逃亡是被迫的选择……………………………………………………………………130

十五、亡命天涯………………………………………………………………………………134

十六、初现即逝的曙光………………………………………………………………………141

十七、并非终点的最后一站…………………………………………………………………144

 

第四部分  新生路上……………………………………………………………………… 150

 

一、茶场和女劳教……………………………………………………………………………150

二、就业初期发生的事………………………………………………………………………152

三、一个自杀的女人…………………………………………………………………………155

四、劳教队酸涩的恋情………………………………………………………………………158

五、革命志士与共和国死囚…………………………………………………………………162

六、杨应森一案牵涉的人和事………………………………………………………………165

七、人间未了情………………………………………………………………………………169

八、男女合队的插曲…………………………………………………………………………173

九、他是中国人………………………………………………………………………………176

十、他把信箱坐穿……………………………………………………………………………180

十一、茶场余震………………………………………………………………………………184

十二、在北碚新生园艺场……………………………………………………………………188

十三、无产阶级的叛逆? ……………………………………………………………………192

十四、再一次触及灵魂………………………………………………………………………196

十五、有文凭的活鲁班………………………………………………………………………199

十六、回到人间也难过………………………………………………………………………203

尾声……………………………………………………………………………………………207

作者后记………………………………………………………………………………………208

参考书籍………………………………………………………………………………………210

 

 

 

 

 

 

 

 

 

 

 

 

 

 

 

 

 

 

 

 

 

 

 

 

 

 

 

 

 

 

 

 

第一部分  苦难之始

 

 

一、新村4号

 

 

新村位于成都市的南端。是抗日战争时期遭受空袭，为了便于市民疏散，把城墙拆了一个缺口后逐渐形成起来的村落，又叫新南门。��

    新村4号，据说是一个“留过洋”的官僚建的寓所，俗称公馆。占地一亩多，房屋二十余间。其中：主楼两层为居室，系小青砖砌筑；墙面内白外灰，门窗楼梯为木质，且有装饰；木楼面涂以紫红土漆，地面为彩色磨石；院内空地为土坝,沿围墙种灌木和花草。整个院落布局协调、紧凑、轻快、明亮，是一幢当时典型的“西式建筑”。��

    1957年最后一天的下午，我被送到这里来的时候，公馆的外表看不出与其他民宅有什么不同，外面没有挂任何牌子。但进门后就会发现，在门廊的左侧有一名荷枪实弹的公安战士警戒。稍远处有人排队上厕所的地方也站着一个。再远点的转角处又是一个……。等送我来的人和接收的人办完“交接”手续后，接收的人望着我面前堆着的被盖卷、衣物包和一口大樟木箱，困惑地问道：��

   “带这么多东西来干什么？”��

   “没什么，除了衣物都是书籍。”我答道。��

   “带书干什么？又不是去上学，你扛得走吗？放在哪里？”对方又问道。��

   “总有车子送嘛。到时候我放在我的床下……”。��

   “哼!你在想什么，你还不知道是去劳动教养吗……是去劳改农场。”没等我说完，对

方不耐烦地告诫和提醒我。��

    至此，我才感到情况不妙，脸和脖子胀得通红，周身热血沸腾，激动的心快要迸了出来。我想大声呼叫:“我犯了什么罪要去劳改？”��

   但我最终未能喊出口来，而是沮丧地低下了头。我想到我刚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正赶上如火如荼的肃反运动，曾被吸收为专案小组的成员，搞过外调，到劳改队找犯人写过查证材料。我知道在劳改队是不允许犯人辩解的。可是，劳改队的犯人是真正与共产党对着干过的呀。他们才是真正的阶级敌人。对他们专政，强迫他们老老实实劳动改造是应该的。而自已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对共产党，对毛主席无限敬仰，有深厚的感情。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比热爱，无限向往……一定是搞错了，一定是机关某些人整了自己……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最终会把问题弄清楚。��

    抱着这个信念，我没有再和接收我的人说什么。我拜托送我来的人回去通知我家里的人来把樟木箱子领回去。��

    那樟木箱子里有我读过的几十本中外文学名著和各类邮票。我是个集邮爱好者，书和邮票是我的精神财富。��

    接收我的人把我带到院子里，安排在一处住下，并交待了一些注意事项。��

    我在院里遛达了一遍，过道上，阶沿边，到处是人。估计已有好几十个，后面还陆陆续续地有人被送来。有些人已把被盖卷打开铺在地上，或躺，或卧。有的则坐在自己的背包上，低着头，抽着烟。也有三三两两在阶沿边小声地说话。更多的人心情沉重，忧伤。有的可能刚哭过，还在抽泣。��

    突然，我看见过道阶沿上，一个年轻小伙子。满不在乎的样子。左脚支撑着身子，右脚后跟着地，前脚掌一点一点地打着拍子。左手托着右手腕，右手掌则托着下腮。像自言自语在说什么，没有半点忧伤的表情。我慢慢向小伙子靠过去攀谈了起来。我们愈谈愈拢，非常默契。通过交谈才知道这个小伙子叫杨少西，父亲杨尚伦时任四川省财政厅副厅长；大伯父杨尚述，字暗公，是中共四川地下省委首任书记，牺牲于1927年重庆“三. 三—”惨案；四伯父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叔叔杨尚正，字白冰，上将军衔，解放军政治部副主任，而他是一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物理教师。是因为右派问题送来劳教的。��

    说话间已到下午6点，晚饭已摆到空坝中间，热腾腾的木甑冒着大气，浓烈的包谷气味扑鼻而来。人们向院坝聚集。我这时又发现了一个熟人，叫诸崇明，是上海崇明岛人，故取名“崇明”。读高中时曾集体参加过三青团。但参加革命时已交待过，并做了政治结论。因在整风运动时给领导提了些批评意见，被视为“攻击领导”。反右开始后，“历史问题”被再次翻出来，并将他定为“历史反革命”。��

    我和杨少西、诸崇明虽然都觉得肚子不饿，但想尝试一下劳改队的饭菜是什么滋味。结果饭是包谷碎粒拌糙米做的“金包银”。辣椒豆办烧的萝卜块看不到一点油花，并且老得起了布。每嚼一口都要吐渣。金包银有股霉变的味道，所以咽不下喉，绝大多数人只尝了几口。��  这时候我忽然想起，当天中午机关食堂供应的元旦“特莱”咸烧白没有吃完，还有三片

装在碗里一齐带来了。这时候正好派上了用场，我们各吃了一片。万万没有想到在新村4号吃了这片烧白后的四十多天里，我们再没有沾过荤腥，所以几十年都没有忘记这件事情。��

    由于吃饭的相聚，又有两个女同志招呼我。一个是四十岁左右的冯芸碧，是一个厅系统的。参加过全厅系统对我的批判大会。另一个是邮政局的陈晓梅，二十多岁，是在省级机关周末舞会上认识的，曾一起跳过舞。��

    虽然一个下午没有喝水，晚饭也没有咽下，但我和杨少西还是感觉到下身出现了“异动”，我俩连忙喊了声“报告：解手!”随即就排到十多个人的队列后面。从厕所出来的人说，里面只有两个蹲位。一个人两分钟，也还要一刻多钟才能轮到我们。这时排在我俩后面的一个五十多岁文质彬彬像个教授的老头儿，实在憋不住了，提着裤腰带以灌木阴影作掩护，往院墙边的灌木丛中跑去，想就地解决问题。那知被看押的公安战士大吼一声：“干什么？站住！”吓得他立即木然呆立，尿水顺着裤管流了出来。　　��

    黑夜来临时，电灯亮了，三个朋友在楼道阶沿上打开被盖卷，合上了眼睛，渐渐地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清脆急促的哨音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有人喊着：“到院坝集合，快!快！”后来有人回忆那晚听到哨音时的心情说，我当时脑子里马上就闪过参观重庆渣滓洞时讲解

员描述革命志士被关押时的情景，……该不会是提审吧！该不会是枪毙人吧！��

    人集合齐了的时候，有个像是负责人样子的人点了名，核实无误后宣布：��

    “现在，省公安厅×处长给你们讲话，要注意听清楚。”��

    这位处长的第一句话就是：“党和人民给了你们很好的工作和待遇，你们却反党反人民……”接着就讲明天要把我们这些人送到一个农场去。要我们认罪服管，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处长讲完了，大家的脚站硬了，身和心同时凉了。当时已是初冬，又是夜晚，这些人从来没有站那么长时间听人训话。��

    最后又再次点名编组。说这次点名编了组的，明晨打早就走。没有点到名的暂时留下。��  点名编组要走的大约有一百多人，我和诸崇明、冯芸碧，陈晓梅编在一组。陈晓梅被指

定为小组临时负责人。杨少西没有被点到名，明天不走。他和我、诸崇明，原想能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的愿望落空了，于是相互留下了家庭通讯地址。��

 

二、走向苦难��

 

1958年元旦凌晨5时，初冬的成都还静悄悄地熟睡在甜蜜的梦里，而我等被收容在新村4号的人却被叫醒，要我们把背包打扎实，然后每人发两个面粉做的馍就按编组一组一组地扛着自己的行李到外面去上汽车。　　��

    此时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凭借管教人员和公安战士晃来晃去的手电筒光亮，才看清楚六辆有篷布的苏联“嘎斯”卡车的尾部挡板已经放下,一边站着一个公安战士背着枪,照着手电筒，叫年轻有力气的人先上车接背包，并按要求堆码好。��

    上车前管教人员宣布了路上的“纪律”：不准喧哗，不准吸烟，不准唱歌，干部没有喊下车不准下，一切行动听指挥。同时又要求大家发扬互助精神，让妇女和老人靠两边车厢坐，晕车的坐前面。我最年轻，所以自觉地坐到无依无靠的中间那排最后一个背包上。车尾靠车厢一边坐了一名持枪的公安战士，与我相对。��

    汽车有篷布遮着，天没有亮，车里的人不知道车往哪里开去，正行驶在什么地方。但我们凭听觉知道自己正渐渐地离开故乡远去。因为我们听到南河的水声越来越小，愈来愈远，最后就完全听不到了。��

    成都始建于公元前311年，距今有2300多年历史，南河与府河是这座城市的重要标志。

天空依旧黑暗，看不到四周的景物。但从鸡鸣狗叫的情况来判断，汽车已远离城市驶入乡间。后面汽车的两道光柱时远时近地照着我们一行。我们突然发现那车的驾驶室顶上架着一挺轻机枪，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戏谑地说道：“不要走火哟，我们还有老母和儿女。”��

    根据机枪推断，我们坐的是六辆汽车中的倒数第二辆，车上共有24人，其中女的5人。女的除了冯芸碧，陈晓梅之外，还有师范学院和财经学院的两位老师和一位职员。男的除了我和诸崇明外，还有财院的毛毕吉，地院的王沧海，粮食厅的钟玉伦，铁路局的韩昌华，邮电局的胡永雪，保险公司的杨益权等等。这些人中职务最高的是胡永雪,他54岁，上海人。解放前就是邮政局的业务股长，因是我国当时不多的无线电专家之一，解放后被提升为市邮政局副局长兼干训班主任，陈晓梅就是他的学生。职务最低的是我，刚参加工作，是个办事员。其余的人多是科员，技术员，工程师、教师、讲师和科长。��

    由于昨夜许多人心事重重，凌晨刚合眼又被叫起来，人们都非常疲倦，这时候基本上都在打瞌睡。只是在汽车巅簸得厉害的时候，才清醒一会，但伸伸懒腰后又睡着了。��

人们说：人在一种单调声音的作用下很容易睡着，这话一点不假。我在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中愈睡愈香，还做着梦。梦到我们像是在西伯利亚那样荒凉的冰天雪地里，坐着狗拖的雪橇，在雪地里奔跑。突然一群狼挡住了去路。它们龇牙咧嘴，两只像灯泡似的眼睛里射出了两道蓝色的光芒……正在这危急的关头，被一阵喧闹声惊醒。原来保险公司那位叫杨益权的人有早晨上厕所的习惯，这时候惯性发作已忍无可忍了……��

此时大约是上午九时，天空依然阴暗，灰白色的雾霭笼罩四周，隐约显现的山丘和农舍，袅袅升起的炊烟，曲曲弯弯的石板路，不规则的山地和田垄，构成了一幅美妙的风光画面,然而这静谧而美妙的图画被那些奔驰的汽车和汽车里发生的事情搅坏了。��

    杨益权迫不及待的事情反映到驾驶室的管教干事那里，他作不了主。因为领队在前面第一辆车上。那时候没有对讲机，更没有手机，不经过领队许可，汽车不能停下。于是吩咐说：“暂时克服。”��

    这种事情怎么克服？有人主张杨益权蹲在车上，用报纸垫着屙。但遭到多数人反对，说那太臭。又有人拿出一个军用水壶，愿意贡献给他解决燃眉之急。但只能拉尿，不能装屎。七嘴八舌，最后意见统一，叫杨到车尾去屙。叫他从对坐着的两排人的膝盖和大腿构成的通道上爬出去，脱掉裤子，转过身子，由两个人拉着他的左右手，把屁股放到车尾挡板的外面屙。

��  这件意外的突发事件处理完后，杨益权成了众人谈论的焦点。

杨益权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他家在长江上游颇有点名气，在当地算得上首富，乡间有田地，城里有产业。他父亲做过那个城市同业公会的理事长，但从不过问政治。常挂在他父亲嘴边的口头禅是“只要不是日本人，谁来做主都行”。这话听起来不偏不倚，实际上是有倾向的。因为他说这话的时间是抗战胜利的前夕，说话的地点是在蒋管区。当时国共谈判破裂后，共产党的解放区不断扩大，解放军向蒋管区步步逼近。这话的意思无疑是说：共产党作主(执政)也可以。正因为他父亲解放前有如此的政治言论，加之公私合营时又带头把自己的企业交给了政府，所以被定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并被推荐为市政协委员。但整风时他在座谈会上发言，支持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章乃器“定息不是剥削”的观点，受到批判。而杨益权在他们公司整风座谈会上又发展了他父亲的观点，不但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且还进一步阐明“资产阶级的剥削并非与生俱来”。反右斗争开始后，他的这些言论被认为是“给资产阶级涂脂抹粉，为资产阶级剥削辩解。”由于他桀骜不驯，拒绝接受教育批判，终于被定为”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和“资产阶级右派”。公司宣布开除他送劳动教养的时候，他当场举起拳头，高喊：劳动万岁！使头头们深感意外，非常尴尬。说定右派都轻了，应该定他反革命。��

    杨益权的述说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和议论，有个人说：“你总算还在会上发了言，说了那样的话，而我在整风运动中一句话没有说，也被打成右派。后来才知道一年前我与同寝室的一个要好的同事，议论我们厅长把老区的革命伴侣丢了，娶了个住医院时认识的比自己小30岁的护士，并很快将她发展为党员调到我们厅人事处工作。后来这件事被那人在反右时告发了，这就成了我当右派的罪行——‘攻击党的领导’。”接着地质学院的王沧海老师也说：“你们一个在会议上发言，攻击党的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一个在背后议论领导，而我既没有发言，也没有议论，还是划成了右派”。他接着解释说：��

   “我是个搞地质工作的，踏遍了祖国西北部的山山水水，常常为那里丰富的自然资源沉睡着不被开发而感到惋惜和着急，经常爱哼一首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歌─《塞上风光》，被认为是

“破坏中苏友好关系”、“有反苏情绪”。那首歌的歌词是： ��

    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风光好。天山融雪灌田畴，大漠飞砂旋落照。砂中水草堆，

好似仙人岛；过瓜田碧云重重，望马群白浪滔滔。想神槎张骞，定远班超，汉唐经营早。当年是匈奴右臂，将来便是欧亚孔道。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

他们认为“碧眼儿”指的是苏联人，“射西域盘雕”，是影射苏联会吞并我们的新疆。

    说话间，汽车已进入山区。山很高很大，连绵不绝，看不到边，望不着顶。汽车爬坡喘着大气，颠颠簸簸，摇摇晃晃，艰难地向上爬着，爬过著名的峨眉山，终于调头向下。下面是一条蜿蜒湍急的河流，那就是大渡河。��

    这一天，天空和人的心情一样是阴沉的灰暗的，无比沮丧。但到下午五时，天空忽然放晴，泛着明亮的白光，把大渡河水照得像面镜子，晶莹剔透，妖娆妩媚。��

    一方面大家睡够了觉，一方面为眼前的美景所吸引，午饭后，大家以车内空气不好为由，已把汽车的篷布卷起）一阵兴奋，有人竟然唱起了歌来：��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

    这歌声立即招致公安战士的干预：“给你们宣布过，不准唱歌！”��

    粮食厅的钟玉伦立即附和着说：“的确宣布过不准唱歌。但没有宣布不准唱戏，让我唱段戏，解解闷。”于是不等战士回答他立即就唱了出来：��

    “将身儿来自在大街口，尊一声列位听从头。我不是歹人并贼寇，也非是响马把城偷，杨林他道我私通贼寇，因此上发配到登州，舍不得太爷待我的恩情厚，舍不得押狱众班头，舍不得街坊四邻的好朋友，实难舍老娘白了头，儿想娘难叩首，娘想儿来珠泪流，眼望着红日坠落在西山后，望求公差把店投。”��

这是京戏《秦琼发配》的一段唱腔，他唱得有板有眼，声情并茂，立刻博得一阵热烈掌声。这段唱词道出了我们心里的话，心中的真情。��

    经过一天的行进和接触，厚道淳朴的公安战士，对车上的人有了些了解，知道我们都是些有文化，有知识，原来也是为共产党作事的人。并不是他们父亲奶奶讲的地主恶霸。于是对大家的态度有了松动，脸上有了笑容，也愿意答复简单的问题。他对大家说下完山，过了铁桥就到沙坪，那就是目的地。��

 

三、夜宿大渡河��

 

沙坪位于大渡河由西向东流的中段南岸，是彝族同胞与汉族同胞进行实物交易形成的小镇，因地层多沙砾，且平整，故名沙坪，当时行政隶属凉山彝族自治州。��

    1958年元旦，我们一百多人被押解到沙坪时，已是下午六时左右。汽车没有经过沙坪街上，而是直接从场口的岔道驶往大渡河沙滩。由于天阴，且近黄昏，只能隐约见到沙坪镇鳞次栉比的瓦屋和屋面散乱的炊烟。大渡河水面已弥漫着薄薄的迷雾，看不清河水的颜色和河面有多宽，只能听到哗哗哗的水声，如泣如诉。��

    沙滩成月牙形，沿岸向河面顷斜，成2%的坡度。沙滩上已架起几排帆布帐篷，靠河边的一侧用竹席围起男女两个厕所。靠岸边一侧有两三个行军灶正在造膳，燃烧的木材发出哔哔剥剥的声响，浓烟随风摇曳，辛辣刺鼻的烟味扑面而来。沿月牙形的沙岸边，公安战士组成的警戒线连接着大渡河水面，构成了一个包围圈。包围圈中圈着的则是刚下汽车惊魂未定的没有穿囚衣的囚犯。我们熙熙攘攘，三三两两，站着、蹲着、坐着，露出满脸彷徨、惊恐、焦虑和不安。这情景使人想起内蒙古和藏北草原的羊圈和牛圈，让人想起二战期间欧洲的犹太难民。��

    又是一声长哨，由押解我们的领队负责人叫大家按坐车的秩序在沙滩上排成队，再由接受单位的人逐一点名、核实、重新编组后，宣布吃了晚饭就在帐篷里过夜。��

    晚饭的内容和新村4号一模一样，仍是包谷糙米饭，看不到一点儿油腥的烧萝卜条和有盐味的洗锅水。后来得知这是全省劳改系统的统一标准，劳改犯人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只有两块多钱。那时候省级机关干部的大伙食一般8━10元，城镇市民5━8元。犯人的伙食不足干部的三分之一，不到市民的一半。加之古今中外狱吏们都有克扣囚粮的不良习惯。所以真正落到犯人口中的当然就只有这些包谷、糙米、萝卜和盐巴汤了。��

    虽然面对这样粗糙劣质的饭食，肠胃一时难以适应，但对于已经十多个小时没有进食又经过一天颠簸的人们来说，早已饥肠辘辘，饥不择食了。不要说还属于粮食类的包谷，就是草料,只要能咽下喉咙，相信也会大嚼一口。所以两蒸笼“金包银”、一木盆烧萝卜，很快被

席卷一空，就连有糊味的盐巴水也被喝个精光。��

    晚饭后寒风骤起，并愈刮愈猛。刮得沙土飞扬，刮得帐篷呼啦啦响。人们在外面睁不开眼，只好钻进帐篷。里面有盏小马灯，发出微弱的光亮。借着这光亮，看到沙地上铺有薄薄一层叫蕨的乾草。于是我和诸崇明挨在一起打开被盖卷，没有脱衣服就睡了。但帐篷门窗和下部没有扎结好的地方，被风掀起，不但吹进透骨的寒风，也吹进许多沙尘，这样子是难以睡觉的。大家七手八脚地忙着把门窗的结带结好。但帐篷下端无法与地面生牢。有人提议捡石头压，但必须是大石头，小的压不住。可是我们在警戒线内找不到大石头，甚至直径在15厘米以上的都找不到。据说押解人员为了安全的原因，早已把周围稍大的石头都清除了。大家只好把帆布帐篷往下拉，压在自己的枕头下面，才勉强抵御着风寒的侵袭。��

我这时候忽然想起诸崇明自省城出发到现在整整一天很少说话，非常沉默，就顺便问他心里有什么事，于是诸崇明告诉我：��

   “反右开始不久，我们局里派人到上海我老家调查我父亲的情况，有一个亲戚把这消息透露给正在上海念中专的妹妹诸崇惠知道了，妹妹接连来了几封信，问我出了什么事情。我回信说是一般的政审，没有问题。最近妹妹又来了一封信，说解放前夕当过半年伪乡长，与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有些“联系”，解放后被单位留用，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问题的父亲。前不

久突然被抓走了。所以一定要来哥哥这边亲自看看。到成都的时间就是今天傍晚。”诸崇明

歇了会儿，见我专心在听他讲述，又唉声叹气地接着说：��

    “我妹妹从未出过远门，在成都举目无亲，她这时已经到了火车站，见不着我去接她，咋办呢？……所以从昨天宣布开除到今天一天，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我妹妹，所以心情很烦乱。”

    我听完诸崇明的讲述，觉得这事确实有些棘手，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安慰他：“你妹妹出了车站见不着你，最终肯定会去你原单位，或许他们会帮助她。常言说得好，天无绝人之路。”　　��  经我这么提起，诸崇明忽然想到原单位有个和他一起南下，当过大队长，又当过他们团支部书记，现任副局长的乔梓荣。这次宣布开除他送劳动教养时，出乎意外地到寝室里来开导他：“不要以为一切都完了，只要改造好了，仍然是有前途的”。想到这些，诸崇明相信他会帮助妹妹的，于是合上了极度疲乏的眼睛。��

    1958年元月2日的凌晨两点，在大渡河沙滩上睡着的苦难的人们，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哨子声惊醒，帐篷两端的门口各有两三支手电筒照着，叫大家原地坐起来点名。每点到一个人的姓名时，电筒就随答应“有”或“在”或“到”的声音方向射去，以证实确有其人后，再往下点名，形式以此类推。当点到押送途中坐另一辆汽车，而住宿与我同住一帐篷的管洪涛时，连喊了两声，三声都没有人应答，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有人逃跑了。��

    后来得知：管洪涛就是那位身高一米七、八，体魄健壮结实，最引人注目的小伙子。他出生在沱江边上，从小喜欢游泳，水性很好。读高中时获得过全省青少年游泳比赛个人单项冠军。后来又圆了读体育学院的梦，毕业后分配到游泳队任教。因为怀疑总务科长没有按规定让运动员吃够伙食标准，曾向领导多次反映。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也未见伙食有改善。于是在“大鸣大放”时，贴了张大字报揭露此事，并说：“这就是官僚主义，”为此“反右”开始不久，单位就有人称他为“右派”。万万没有想到后来果真动起了“真格”。在押送途中

他一直心情开朗，有说有笑，但一问到他“结婚没有？”“有没有孩子？”时，就沉默了。

    后来他悄悄告诉身边一个觉得信得过的人，说他爱人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很漂亮，就这几天就要生孩子了，没有想到孩子一出世就见不着爸爸。��

    早晨点名训话时，消息得到证实：管洪涛凌晨1点，以拉肚子为名去上厕所，借着晨雾向大渡河跑去。公安战士发现时他已开始泅水，朝天开了两枪示警，也未能将他制止住。��

    点名的人断言：管洪涛是跑不脱的。说农场在镇上、桥头设了卡，到处都有人盘查。大渡河水很深很冷很急，哪怕他是国际游泳健将也游不过去，最后的结果只有死路一条。��

    管洪涛从大渡河泅水出逃，给这群刚刚投入苦海的人们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为自己的命运担心，也为管洪涛的命运担心。��

 

四、上山的路��

 

我当时刚满十九岁，祖籍湖北汉江平原。由于那里地势低洼，河流纵横、沟渠密布，蚊蝇肆虐成灾。居住在那里的人一年中有三个季度离不开蚊帐，而蚊帐布主要产于四川。于是我祖父的祖父就从事着从四川贩运麻布(又叫夏布)到湖北销售的买卖，收益丰厚，家境殷实。我的父亲“子承父业”后，生意做得更加红火，不但贩运麻布，还加工成品；不但经营蚊帐，还销售烟酒。但好景不常，抗日战争爆发，湖北汉口吃紧，中原地区的人都向大西南撤退。我父亲也带着部份资产和亲信人员撤退到重庆，在那里进行蚊帐加工，并经营了一个烟酒店。不久重庆又遭空袭。由于重庆居于两江之间，空袭时不便疏散。于是我的父亲把生意托给亲信照看后，避难到了我母亲老家的成都。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但这喜讯并没有给我一家带来喜悦，相反带来的却是悲伤：我父亲得到战争宣告结束的消息后，立即返回重庆，但加工坊和店铺已被炸成废墟，设备家俱成了灰烬，欠我们债务的人不是死了就是去向不明，连跟随我父亲多年的亲信们也不知下落。我父亲悲愤至极纵身跳入了嘉陵江，抛下我和我年轻的母亲，年幼的妹妹。从此我的母亲靠做手工把我们兄妹拉扯大。��  我高小毕业的那年冬天,正逢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我们居住的省会成都。我从沿街夹道欢呼解放军进城的人丛中钻了进去，看到一队队帽沿上都有一颗红五角星的解放军雄纠纠气昂昂地扛着枪，拖着炮，打着红旗,唱着歌，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有时还向人群挥手敬礼，激起阵阵热烈掌声。有个像当官的(当时解放军官兵穿戴完全一样)还过来摸了摸我兴奋的脸蛋,拍了拍我的肩头。我立刻感到血液上涌,心情激动，眼噙泪水，喉咙哽塞,我对这支队伍好羡慕好敬仰啊。不久，地段上来了解放军工作组召开居民会议。大人们由于忙于生活，都支使小孩子去参加。解放军就教这些孩子唱歌，唱《东方红》,唱《解放区的天》,唱《团结就是力量》,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给了些红红绿绿的传单，叫带回家去给大人们看。从此，那红五星就铭刻在我的心中。我念完初中，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念完高中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1958年元月2日早晨,点名时被告知早饭后立即上山,去一个叫“沙坪农场”的地方劳动、学习和改造。动身前又进行了一次编组，和我编在一组的有诸崇明，王沧海、钟玉伦、杨益权，韩昌华和胡永雪等人。冯芸碧、陈晓梅等十多个女同志编在另外一个组。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男女要分开，所以冯芸碧和陈晓梅对我说：今后你的衣服脏了破了我们两个大姐替你洗补，我感到十分欣慰。��

沙坪农场位于大凉山脉摇皮岗西侧，平均海拔1500米左右，气候寒冷，湿度大，雨水多，霜雪期长，主产土豆，荞麦等粮食作物和牛膝、黄连、天麻等中药材。沙坪农场系解放后人民政府强迫判了刑的罪犯开荒造地兴建起来的，当时没有公路。1958年为了收容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改名为“沙坪劳教所”，隶属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  正如早晨点名的人讲的一样，这里要往内地去，有大渡河相隔；往外走是绵延千里的深山老林。因此不怕这些人逃跑，所以上山已没有公安战士押解，而是由农场的管教人员带领。他们穿便衣，但腰里别着“家伙”，不和颜悦色，也不声色俱厉，只是一味地催促着“快走，不要停下”。��

    从沙坪去农场的路基本上是人和牲畜顺山势踩出来的。路面没有一点人工铺垫的碎石或石板，完全是风化的页岩、粘土和裸露的崖层。平缓的地方有两米多宽，陡峭的地方约一米多，纵向坡度一般在30度左右，个别地方达到45度。路的两旁和周围都是没有开垦过的荒坡，长满了已经枯黄的杂草，但根子没有死，使人想起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的诗句：“〖HTK〗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HTSS〗偶尔也能见到一两

棵高大的乔木和一丛丛灌木，叶子有绿有黄，有紫有红，微风吹来摇曳多姿。有段路在30多米高的悬崖下面，悬崖上流淌着溪水，形同瀑布蔚为壮观……��

    说来也怪，昨日一天阴沉，今天晨雾散后忽然放晴。虽然不是蓝天白云，阳光普照，却也是暖风频吹。我们这一行人从来没有扛过重物，挑过担子，走过长路。刚从沙坪出发的时候，由于坡度比较平缓，以为眼见的那个山顶上就是农场，最多两三公里路，所以走得比较轻松。但是到达那山顶后，个个气喘吁吁，汗流满面，还看不见一幢房子和开垦过的土地，看不到路的尽头，有些泄气了。于是各人找块崖石或台阶坐下来休息，有的人东倒西歪在路边。这时年龄最大的胡永雪像中暑一样，脸色苍白，心跳急促，虚汗直流。我请求管教让我照顾老人随后慢慢地走。领路的管教想到还有女子队的管教押后，就同意了。掉在后面的冯芸碧和陈晓梅赶上来看到我时，十分高兴，立即给我打招呼。冯芸碧对我说：晓梅才惨啊，她的“大姨妈来了”，纸浸湿了没法换，现在干了又硬，把身子擦伤了，哪里走得动哟……要是能和你们一路走就好了，你可以帮她拿些东西。��

    我根本就不清楚妇女们的事，听了冯芸碧的话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胡永雪给我解释：川东地区把妇女来月经叫“大姨妈来了”，这是一种隐语。”可是他是用上海话讲的，把“月经”念成“浴巾”，我更弄不明白：什么浴巾打湿了会变硬，还把身子擦伤了……��

    我在坡上折断一节酒杯粗的树干给陈晓梅做手杖，又帮她背了一个行李包，和她们摆着龙门阵，忘记了烦恼，忘记了忧愁，步履也显得轻松了。就这样又走了一程，终于翻过了那坡的脊梁，前方出现了一条岔道，诸崇明、王沧海、钟玉伦等十几个人已等在那里。他们对我和胡永雪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叫“三根桥”，从岔道走，其余的人有的去“太阳坪”，有的去“白家林”，女同志去场部“女子队”。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女的和男的是要分开的，我感到迷茫和凄怆。��

    我和诸崇明等几个男人目送冯芸碧、陈晓梅一行，直到她们的背影消失，才迈出蹒跚的步子向岔道上走去。岔道这段路平缓多了，山势也不陡峭，视野非常开阔，往上望已见到葱茏茂密的深山老林，往下看能见到弯弯曲曲的大渡河。这时胡永雪看了手表刚好中午12点，天空忽然刮起了一阵又一阵大风，尘土飞扬，草木呼啸，头晕脑胀。我们只好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坐下来休息，聊些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故事，讲得大家嘴里湿漉漉的，但肚子仍然是空空的。正当大伙儿饥渴难熬的时候，王沧海从坡上一笼笼低矮的灌木丛中摘回许多相思豆大小的小红果，说这种东西有些地方叫“芒刺”，有些地方叫“粒粒红”，灾荒年月老百姓把这种果实采摘下来磨成浆，加入少许包谷粉做成粑或馍当饭吃。大家接过来在手心中搓了搓，把表皮的灰尘搓掉后放进嘴里，果然有酸酸甜甜的味道，还有淀粉，确实又解渴又充饥。于是大家给这种植物定名为“沙坪苹果”，在后来的日子里果然为这些人解决过饥渴之苦。��

 

五、三根桥中队��

 

三根桥，顾名思义就是三根原木搭成的便桥，是若干年前伐木者搭的，桥下是从原始森林流出的一条冷浸清澈的涓涓小溪。三根桥中队建在小溪一侧地形图上称做“鞍部”的地方。“鞍部”经过平整已是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土坝子，既是农作物的晒场，也是犯人们就餐、点名、开大会、受训教的地方。土坝的右端一排4间青瓦屋面的土墙屋子就叫“中队部”，是队长等管教人员办公和住宿的地方。犯人有事去那里，必须在5米之外就喊报告，得到允许

方可前行。土坝的左端有些高高矮矮参差不齐的土屋，是保管室，木工房和猪圈等。“鞍部”的两个山头各有一个岗亭，既监视下山的路，也俯视监舍的全貌。监舍在土坝下方靠小溪一侧的坡上，是顺山势挖砌的两层台阶上建起的两排监舍，也是青瓦屋面土筑墙。所不同的是：队部的房子里外都抹了石灰，且有玻璃窗子，而监舍则是原汁原味的泥土和牛肋巴木窗。监舍里面中间一条1.2米宽的纵向通道，两边是木架双层通铺，每间房子每层可睡12-14人,两层可睡24-28人。以此计算一排监舍四至五间可以容纳一百多人。屋子两端各有一道小门供人进出,中间一间房子的大门则是便于大型农用具堆放,平时关闭着。两排监舍的下边是厨房，约40平方米

，厨房后面的堡坎上有两个直径1米

的大木桶(俗称：皇桶)，积蓄着楠竹劈成两半引来的溪水，供全队食用。��

    我们一行数十人大约下午1点过到达三根桥中队，午饭已由留下的犯人做好。是用包谷粉经过发酵蒸的发糕，切成小块装了一大笼，不定量随便吃。另外还有两桶浮着油花的萝卜汤，使人喜出望外，都拿出自己的餐具狼吞虎咽起来。我用汤瓢深入木桶底层，捞到姆指大一块猪肉，更是高兴万分。后来听留下的犯人讲，我们这伙人来之前，犯人刚刚搬走。前一天杀了自养的猪，今天中午聚餐，所以才有剩余的肉汤给我们。��

午饭后，我们这数十名由省级各机关未经任何法定程序内定的右派、现反、历反们，又被分成8个小组。我，诸崇明、王沧海、胡永雪和钟玉伦正好编在一组，钟玉伦被指定为组长。编组完后每组留两个人打扫室内卫生，派三个人上山割草回来垫铺。��

    要割的草就是在沙坪帐篷里垫铺的蕨草。割草的地方在溪沟对面一个比中队部还要高的山坡上。我当时年轻，理所当然被派去山上割草。我和诸崇明、王沧海等20多人拿着自己捆行李的麻绳和刚发给每人一把有锯齿的镰刀，在一个犯人的带领下顺着中队部前面一条羊肠小道下到20多米深的溪沟底部。那里杂草丛生，苔藓满布，流水潺潺，阴冷潮湿。铁抓钉串连成排的树干搭的桥，走在上面闪悠悠让人害怕。过了桥又是爬坡。爬坡的路仍然是之字形的羊肠小道。有些地方很陡很滑，脚掌要横着一步一步地移。手指要抓住旁边的小树或牢实的一笼草才爬得上去。大约爬了40分钟到达坡顶。回头一看，三根桥中队已被抛在脚下。朝前望，一片开阔但已干涸的洼地，长着密密麻麻半人高的枯黄的蕨草。叶成羽状，茎有筷子粗。据说这种植物在我国高寒山上多有生长，幼叶可食，叫“蕨菜”，根状茎含淀粉，称“蕨粉”，可供食用。��

我们上午爬了半天山路，虽然很困很累，但割草是为自己和同伴垫铺，所以割蕨草的情绪很高。但是由于没有做过这样的粗活，有的人手被镰刀割了，有的人腿被坚硬的蕨茎戳流了血。��

    我们到三根桥中队的时候，正是冬天水很紧张的季节。从溪沟里引来股麻绳粗的水，首先要保证煮饭和人畜饮用。漱洗用水每人早晚各一木瓢，大约3公升。所以有的人乾脆不漱

口刷牙，全部用来洗了脸再洗脚；有的则只漱口刷牙洗脸而不洗脚。有个别人，打了一

次水又去混一次，结果被查觉后罚他三天不准用水。所以很多人的袜子脱下来臭气熏天。��

那天晚饭后，我们数十个刚到三根桥中队的人被召集在我住的那个工棚(就是前面称作监

舍的住房)开会，一个姓胡的干事(后来得知他是管生产的管教干部)向我们宣布三件事情：第一是此地对外的全称叫“地方国营沙坪农场”三根桥中队，大家可以给家里写信。但要贴上邮票后交中队部送场部统一发送。第二是晚上解手不能出工棚，由各小组轮留派人领两只粪桶摆在工棚两端的门内，起夜的在工棚内解。第三是会炊事工作和有养猪经验的报一下名。当然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会干这两种活的，也就没有人报名。后来又改为愿意干这两项活的也可以报名，可以跟着犯人学习一段时间。��

    犯人住的地方叫监舍，是带去割草的犯人告诉我的。但通知我们开会的胡干事又把我们住的监舍叫工棚，这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和争论。有的说：“我们到底还是与劳改犯人不同嘛！犯人住监舍，我们住工棚。犯人是剥夺了政治权利的，而我们有公民权”。��

    “原封原样的房子，犯人住叫监舍，我们住叫工棚。实际是一样的，只是好听些。公民权有屁用。宪法规定公民有行动自由的权利，你可以走吗？连夜里解手都不准出工棚，与犯人有什么区别。”有人不同意前面的说法。��

    “对判刑的犯人实行劳动改造，在法律上是一种强迫性的监管行为。犯人的住所有武装看管，所以叫监舍。而我们没有定罪，也没有判刑。劳动教养究竟算个什么玩艺儿暂且不论。奥秘就在“劳动”二字后面两个字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今天大家都看到那两个岗警亭现在没有武装站岗的了，说明对待我们是与犯人有区别的。当然没有武装看守，我们中如果有人逃跑，也会照样被抓，被捆，甚至挨枪子。至于公民权嘛是有若无。说得好听点，我们有公民权但不能用。”这是一种对上述两种意见左右逢源的说法。��

    “判刑有期限，有盼头，劳教没有宣布期限，谁知道会被整好久？”又有人担心劳教期限问题。��

    “既然劳教是一种行政处分，就应该比惩罚、惩办轻。没有定期限是好事。因为有期徒刑最少有两年的，劳教总不会比刑期长吧。我看快的三个月、半年，最多一年就能出去。像上一期短训班。这是一种极乐观的认识。��

    我们的讨论没有结束，也没有结果，哨音又骤然响起。胡干事叫大家到土坝子去集合点名。这时已是晚上10点，有的人已经脱衣睡下，有的脱了外裤用被盖盖住下身坐在铺上，参加上面的讨论和争论。��

    数十人稀稀拉拉到了土坝，山谷上方忽然吹来一股冷风，从没有扣好衣扣的地方钻进我们胸膛，让人感到骨冷心寒。��

    大家看不清训话人的面孔，只看到一具高大的身影，手里拿着一支电筒，腰间别着一支短枪。被告知：他是中队的最高首脑──中队长，姓杨，山东口音。他见大家拖拖拉拉很不高兴，火冒三丈，开口操他娘，闭口操他奶奶。反复强调他的监规监律；反复强调凡是到他这里来的人就要服他管。不论你是左派右派反动派，也不论你是劳改劳教，在他的眼里都是犯人、罪人、敌人。到这里就得低头认罪，老老实实，服管服教，改恶从善，脱胎换骨。与此同时还沾沾自喜地炫耀他在劳改战线上的丰功伟绩。说什么杀人不眨眼的土匪被他收拾得服服贴贴，横行一方的恶霸被他调教得呆头傻脑。他的现身说法就是对敌人要狠，要严厉。为了表现经过无产阶级熔炉锻炼的他，已不是当年给地主老财做苦力的大老粗，还引证毛泽东的话说，对阶级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人民的残忍……就这些内容的话，他翻过来覆过去讲了快一个小时。这时候从山谷吹来的风夹带着雪的成分，地下的寒气也开始向上升腾。许多人冷得打抖，哆嗦，咳嗽。为了抵御寒气的袭击，也是为了提醒杨队长，我们把衣服紧紧地捂在胸前，不断地活动着腿脚，有节奏地用脚跺地，……这下把杨队长激怒了，他破口大骂我们这些右派反革命捣蛋。同时也预感到这些在共产党内干过事的“坏人”比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难管。但他并不相信治服不了这帮人。所以他叫这些人滚回工棚时，还丢下一句极具威胁的话：“是驴子是马走着瞧”。��

 

六、队长和同学��

 

杨队长的话和公安处长的话如出一辙，虽然说话的语气和用词不一样，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作为专政工具的他们，对待被专政对象不讲仁慈宽厚。专政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专政是残酷的。��

    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上其他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样，在党政机关要害部门负责的都是经过政治筛选认为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的人。尤其是政法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多是由旧社会苦大仇深，或在革命斗争中经过血与火洗礼的忠诚战士充任。用当时一句响当当的话来说，就是“刀把子必须掌握在自己人手里”。��

    杨队长就属于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泥腿子。他父亲因交不出地租被迫悬梁自尽，母亲改嫁，他靠讨口要饭长大。后来他的一个从小要好的表妹又被地主少爷抢去成婚。他一气之下放火把地主的宅院烧了。逃跑时左腿挨了一枪。逃出后参加了解放军，在渡江和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中立了战功。征粮、剿匪、平叛时又多次受伤，有些弹片和弹头在他体内没有完全取出。所以他对剥削阶级有不共戴天之仇。把他个人的仇恨往往发泄到被他管教的对象身上。加之他自已没有文化，到地方后得不到重用，当个小小的中队长成天与犯人打交道，思想上很反感，情绪上很烦躁，动辄就“老子毙了你！”或操奶奶操娘。��

    第二天白天，我才看清楚杨队长的尊容。他大约五十岁，浓眉尖眼，小耳厚唇，腮帮子下有一个痂疤，嘴里镶了颗闪闪发亮的金牙、梳成两片瓦的头发逢中分开，面黄体瘦，走路有点瘸，是烧房子挨那一枪留下的残疾。穿一套已经褪得没一点黄颜色的棉军装，外披一件羊皮军大衣，经常滑下肩头又披上，披上又滑下，脚蹬一双翻皮军用靴。他不吸烟，不喝酒，但经常说的话像酒话。��

    听老犯人讲，杨队长训话时除了骂奶奶骂娘外，还有个习惯，就是不断地用他小手指的指甲尖去剔他牙缝中的饭粒或菜渣。然后用大姆指弹掉。有时弹到正站在他面前听他训教的犯人脸上，有的犯人轻轻地用手抹掉，有的抹掉后还对杨队长报以淡淡一笑，意思是没关系。

有个犯人就是不抹掉，腮帮子鼓起咬紧了牙，表现出一种不满的神情。杨队长勃然大怒：“他妈的，难道你还要老子向你道歉不成？” ��

    杨队长的所作所为确实使人不寒而栗。都觉得让这样的人来改造大家，只有死路一条。昨天那个信心勃勃地认为最多一年就能出去的那位老兄也垂头丧气了，这就是我到劳改农场的第一个感受和体验。��

    老犯人还介绍说胡干事是个好人。当然他说胡好，并不是说他对犯人无原则地宽厚与迁就，而是说他把犯人也当成人看待，不乱骂，不侮辱。犯人犯了监规监约，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节外生枝。我心想：按照毛泽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逻辑，老犯人讲胡干事的好话，无疑在帮胡的倒忙。幸好没人告发，否则又会增加一名可怜的右派。��

    胡干事40岁左右，中等身材，团脸秀眉，脸上随时都挂着笑意。是土改涌现出的积极分子，读过小学，懂农业生产，熟悉当地情况。所以成立劳改农场就被招收为工人，在场部当过采购，管过干部伙食，后来调到中队指导犯人从事农业生产，叫生产干事。他老婆是当地农民，拖着两个孩子耕作土改分得的一亩多薄田，靠胡的工资买些油盐柴米，比其他农民家庭强，比城里人差很多，仍属于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们。��

    我到三根桥中队后的头十天，管教人员就只有杨队长和胡干事两人，基本上没有正式劳动。与此同时每天都有人被送来，一天有时十几个，有时二、三十。听口音大多数是重庆等川东地区来的。我们中不但有各级党政机关科长、科员、办事员，还有国营工厂的副厂长，车间主任和普通工人。不但有大专院校的学生，教师、讲师，还有新闻单位的记者、编辑。他们有的被扣上极右分子，简称极右，历史反革命分子，简称历反，现行反革命分子，简称现反。有的被定为坏分子，反动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

    这时我所在的小组已补足14名成员。除我们一起从成都来的5人外，增加了供销社一位副主任柳召，师范学院学生樊通才，重大学生唐富祥，冶金矿山学校教师黎天青，以及钢铁厂、木综厂、嘉陵和长江两个兵工厂的工人。我和樊通才、唐福祥被定性为极右，诸崇明、钟玉伦、毛毕吉、胡永雪为历反，王沧海，黎天青为现反，柳召被定为坏分子，4名工人有3人定性为反动分子，1人为反社会主义分子。��

    人们不难发现，我们常说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实际是毛泽东受波匈事件[ZW()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波兰西部的波兹南(早年曾为波兰首都)5万工人于1956年6月28日上街游行，要求“面包和自由”，要求苏联军队从波兰领土上撤走；同年10月23日匈牙利数千大学生涌上首都布达佩斯街头，声援波兰的民主运动，由于当局宣布禁止集会游行，激起了群众的公愤，到下午参加游行的人骤然增至10万余人，他们推倒和砸碎了高达25米

的斯大林铜像，并占领了广播电台，……但最后终于被苏联出兵镇压下去了。[ZW]]影响，把当时国内外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而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清洗运动。被清洗的人不止是党内外55万多所谓右派，而是比这个数字更多的所谓反革命和其它各类分子。��

    以我原单位为例：这个单位只有80多人，在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历反的1人，极右1人，右派6人，中右4人，共12名，占单位全员的13%还多。除历反被逮捕，极右送劳教外，右派、中右被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每人每月给18元生活费。与此同时，在反右斗争中被视为有右倾思想的人，历史有问题的人和有海外关系的人，则被下放到西昌边远山区，美其名曰“劳动锻练”。并许诺“锻练好了就回来”。后来的事实证明，连同右派一起下去的20多人只有一名带队干部和两名镀金做样子的回到了原单位。其余的永远没有“锻练”好，留在边远山区生根发芽。为边远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献青春、献终生、献子孙。其中有两人因没

有请准假(被认为是找借口逃避劳动)而“擅自”回城生孩子和养病的被开除了公职。后来“改正右派”问题时又没有他们的分儿。所以“下放锻练”实际是被原单位清洗，他们的命运并不比送劳教的人好多少。��

    再以我后来劳教的筑路支队的情况推算：该支队1958年收容的上述6类人约8000多，右派不足3000人，也就是说右派只占劳教人员的1/3，其余的人有许多是单位领导利用反右的机会清除异已，打击报复，消除对立面清洗出来的。��

    送劳教的人究竟有些什么事实被戴上那些帽子的？以我所在小组14人的情况作一剖析。三个定为“极右”的情况大同小异，都是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在座谈会上或写大字报批评自己单位某些领导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疾苦，或批评个别党员骄傲自满，在群众面前表现有优越感或耍威风等等。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人，资历短，见识浅，缺乏权衡大局、洞察弊端的能力。远没有涉及到党的方针政策；4个“历反”中的三个，都因为念高中时集体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没有任何活动，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时已作了交待，并做了政治结论，属“一般历史问题”，不给任何处分，他们本应夹着尾巴做人，但整风时“不思悔改”又跳出来，批评党员，给单位领导提意见，所以“老账新账一齐算”；还有个“历反”胡永雪，他是个纯粹的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在旧社会从来不过问政治，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他的历史反革命事实是：1949年他任旧邮政局业务股长时，译电员破译到一封要求起义的国民党部队准备逮捕蒋介石的绝密电报。根据职责他立即报告了他的上司，而他的上司是潜伏在邮政部门的军统特务，把这个消息告知了蒋的亲信。于是蒋介石连夜逃离了那个城市，起义部队扑了空。这件事解放后他被留用时做了交待，被认为他并非知道上司是特务，有意放走蒋介石。不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还由于他是当时局里的技术权威，提他当了副局长兼干训班主任。可是整风座谈会上，他情不自禁地吐出了他在“肃反”运动时挨打被斗的委屈和苦水，因而给他个“不服气就把帽子戴上”的处理。两个“现反”都有“右派言论”，一个因被批评的支部书记报复挖苦他，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愤，打了这个书记一耳光。另一个把复盖在他的大字报上的反击右派的大字报撕了，这些就构成了“现反行为”。柳召本是个“三八式”干部，被定为坏分子的导火线是男女关系，实际是他觉得自己比那个正职干部的资格老，经常对正职主任投以轻视的目光和不以为然的表情，得罪了正职。正好又被人抓到了男女关系的把柄——经过政策攻心和启发诱导，和他关系暧昧的女人挺身起来告发了他的非礼行为。三个反动分子主要是违犯劳动纪律，吊二话，顶撞车间主任或工班长。一个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因为对调工资不满，认为厂里太黑暗，于是在一个大白天点了个纸糊的灯笼到工厂上班，引起轩然大波，被视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社会”。

    三根桥中队到1958年1月底止，共接收劳教人员200多人，分成4个大组16个小组进行劳动和“教养”，并被告知，从此相互之间不能再称“同志”，而要称“同学”。这些同学有的50多岁,有的才10多岁；有的是大专文化、本科生、研究生、学者，有的是文盲或半文盲。不把这些人分类管理，而是分而治之。主观上是想这些人没有共同语言，可以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但其结果却是使许多人在共同的逆境中对遭到政治风暴袭击的根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七、逃不出的罗网��

 

那时正值隆冬，所以没有正式组织大的劳动生产。白天以小组为单位修路，拓宽中队部周围的土路，开辟通往前后左右山头的泥路，干多少算多少。晚上学习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次日的人民日报社论。��

    我所在的那个小组编序为2大组6小组，负责拓宽，改造、修筑溪沟对面通往洼地的约两公里长的土路，由于工地离中队部的距离越拉越远，往返要１个钟点。经胡干事同意，午饭由小组派人回去挑到工地上吃。可以避免往返走路消耗体力，饭后可以得到一点时间休息。

    经过10多天的劳动，那条路终于要“全线贯通”了，看到自己劳动的成果，我心里自然兴奋。加之近日一场大雪，把山崖、草木、道路、房屋和灰暗的色调统统掩盖了。留下的全是皑皑白雪。举目望去一片银色世界，那么光明，那么圣洁，压抑了多日的心情忽然开阔明朗起来，忘了烦恼，忘了忧愁……。��

   “快看啦，朝右边看，那座连绵起伏比这儿高的雪山是什么山，有谁知道？”诸崇明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惊叫道。��

    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不远处蜿蜒着一条银蛇般的山峦，缭绕于云雾之中，曲折徘徊，雄浑奇秀。��

    王沧海给大家解释：“根据方位和海拔高程推算，那座雪山应是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峨眉山,那最高的昂起头的山峰就是金顶。用目测,估计离我们这儿的水平距离不会超过40公里，所以看得这么清楚”。��

    “我觉得那不是峨眉山而是贡嘎山。因为峨眉没有这么高”。师范学院的樊通才提出了质疑。��

    “不对。贡嘎山在甘孜的泸定县境内，距这里有好几百公里。不可能看得这么清楚。并且贡嘎山高7000多米，是全省最高的山峰，应该比这座山高得多。”王沧海说得那么有把握，那么肯定，俨然像这方面的权威。��

    他的论断得到了带领我们修路的老犯人的证实。这老犯人说：“我已在农场呆了4年，对这里和周围的山峰都很熟悉，右手边不远的雪山的确就是峨眉山。农场的高度只有它的一半。而且和峨眉山一脉相连，所以叫峨边。贡嘎山应该在大家的左手边，相距甚远，只有大好晴天才能看见。但那不是雪山，而是冰山，终年都不溶化。有太阳照耀的时候金光璨烂，像座金山。没有太阳照耀的时候，晶莹剔透，水晶般璨烂，像座银山。我们就把它叫做金银山”。��   我发现带领我们修路的老犯人谈吐不俗，知识面广，感到惊讶！一打听才知道这人解放前读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后在内二警(国民党政府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的简称)任政治教官。因1948年参与镇压重庆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解放后被判有期徒刑12年。因认罪好，给政府提供了许多线索，有立功表现，被减刑为8年。1958年是他服刑的最后一年。刑满释放后如果可能，他准备去加拿大。因他的女儿解放前去加拿大留学，后就留在那里了。�� 

唐富祥是重庆市中区解放碑人。1948年念初中时，跟着他当中学教员的父亲参加了全市学生和教职员工“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活动。被国民党军警用高压水龙头驱散。他听了那老犯人的情况很不是滋味，他意味深长地说：“镇压革命的人要出去了，被镇压的革命人民却进来了。”��

    我们还陶醉在大自然的无穷魅力之中,一声吆喝,午饭挑来了,“金包银”和萝卜条使我们回到了现实。��

    挑饭的是定性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小徐。他同时带回一个消息，说去场部挑粮的同学在场部看到了从沙坪泅水逃跑的管洪涛。双手被反铐着，身体极为虚弱，神情十分沮丧。这消息把大家不久前还开朗的心一下子揪紧了。收工后赶快打听细节。但挑粮的同学说：他们看到的确确实实是管洪涛而外，但因无法接近，所以逃跑和被抓的经过不得而知。��

    一个月后，农场在场部召开了一次全场劳教人员大会。在总结了学习劳动教养决定的情况和布置下一阶段劳动生产后，宣布对一些反改造分子的处理，管洪涛等5个人被押到台前亮相。据宣称：管洪涛逃跑被抓回后禁闭了20天，仍不低头认罪，记大过一次。三根桥中队一个姓宋的重庆崽儿，因打洗脸水与厨房的同类发生争执，进而打架，杨队长制止不听，掏枪警告时他竟敢去夺枪。被认为是反抗行为，逮捕法办。另一个被派到老林打柴的人，想穿过老林，翻越摇皮岗逃跑，结果迷失了方向，在茫茫的林海中转了两天两夜又转回到原地。又冷又饿，又怕野兽袭击。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向“政府投诚”。为了利用“逃跑无出路”这个活材料树立“坦白从宽”标兵，场部给这人以免予处分的宽大处理。还有两个人也是被记大过一次，主要是不认罪，“叫嚣”要翻案。��

    宋崽儿被逮捕送走，管洪涛补充到三根桥中队，他传奇式的逃跑经历悄悄地被传开了。 

管洪涛从小在水中摸爬滚打，熟悉水性，又长年坚持冬泳，身体很棒，到沙坪那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想到爱人即将临产，一旦得知他被开除送劳教的消息，后果难以想象。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觉得只要能看到爱人把孩子安全生下，冒个险是值得的。所以等大家都鼾声大作的时候，他喝下随身带来的大半瓶白酒(他有喝酒的嗜好)后就出发了……，听到枪声时，已经被浪头打下几十米远。水下并不太冷。借着酒兴他拼命向下游的对岸游去。但随着江水对棉衣的渗透，身子愈来愈冷，愈来愈沉，虽然他知道这是生与死的搏斗，但他的体力终于消耗尽了，身子也冻僵了，最后失去了知觉……待他重新睁开眼时，发现自己睡在一间全是木板钉的房子和用木板钉成的通铺上。身上盖着很厚、很重、很硬，且有一股汗臭味道的老棉被。木屋的一角有一堆火，屋子非常暖和。火堆上吊了一口铸铁锅，翻滚的沸水溅出来滴落到火堆上，发出卟哧的声响，随即冒一股白烟。借火光看到火堆旁一节圆木上坐了一个年约40岁的壮汉和一个12岁左右的小孩，正翻烤着他的衣裤。他们说是早晨去江里取水回来煮早饭发现他的。见嘴里还有热气，脉搏也在跳动，才把他背回来……，他们是森工局水运处的。因是冬天没有啥活干，留守的几个工人元旦放假回家了，轮到他守班。所以儿子赶来陪他。还说这河段经常有汽车和人落水，他们经常碰到救人的事。管洪涛听后随即附和着谎称自己到沙坪来买木材给单位盖房子。自己带了一辆美式吉普车。司机很少跑过山路。加之又是夜晚，转弯急了，冲到河里，还不知司机是死是活……他因为会点水，挣扎了些时候。父子听他说得有根有底，合情合理，很同情。安慰他既然捡回一条命就要想开些。并把元旦分的猪肉煮起和他一起吃。还熬了些老姜和辣椒之类的东西给他驱寒。管洪涛虽然得救，却像大病了一场，全身没有一点力气。但知道此处不是久留之地，休养了三天后提出要回省城。临行前为了感谢救命之恩，从手腕上摘下了有防水功能的英纳格手表送他们留作纪念。但他的棉衣棉裤始终没有烤干。那工人又找来了一套虽然陈旧但未破烂的林场职工的“五线谱棉装”给他穿上。也算是回敬的礼物和纪念品。他衬衫口袋里的30多元钱已烤干，正好作盘缠。父子俩沿着山道把他送上公路，在招呼站搭上了从沙坪开来的长途汽车。车上正好有4个沙坪农场的干部，简直是无巧不成书。这4个农场干部职业性地对他的一举一动做了细致的观察。见他有一老一小的当地人护送，又穿着林场工人的服装，加之游泳运动员晒得较黑，便以为他是林场工人，就消除了对他的怀疑，并与他谈天说地的交谈起来。由于管洪涛在全国各地参加过比赛，见多识广，所以没有露出一点破绽。汽车到了乐山换了车，当晚就回到了省城。但他没有直接去自己的家，也没有去丈母娘那里。而是找了在郊区教小学的姨妹夫。果然证实他爱人已经分娩，生了一个儿子完全像他。于是一种骨肉亲情的企盼和冲动油然升起。他不听劝阻，第二天上午就赶到妇产医院。终于见到了爱妻和刚出生的儿子。仿佛发生的一切苦难都不存在了，……俩口子泣不成声，抱头痛哭。实际上他妻子已经知道他的事情，嘱咐他要为孩子好好活着。她一定会把孩子养大，等着他回来。原来他妻子是个坚强的女人。�� 

管洪涛元旦逃跑后,农场当天就电话报告了省劳改局。元旦后劳改局从管洪涛的原单位了解到他的家庭地址和直系亲属情况，他的家和直系亲属立即受到了监视。公安的行话叫“布控”。所以管洪涛后来刚从街上端回一碗香喷喷的荷包蛋送到妻子手里，就有两位护士问他是不是产妇的丈夫？请他到院长办公室去一下，有话要对他说。当然去的地方不是院长办公室，而是产院的保卫股。两名公安问过他的姓名、年龄，并核对了照片。认定他就是管洪涛后，被带到了公安分局，戴上了手铐，投进了称做看守所的黑屋子。整整8天，直到农场派人来押走。��

 

八、饥饿随霜雪袭来��

 

一、二月份是三根桥中队最寒冷的季节，白天气温最高只有摄氏0度，晚上最低可达零下8—12度；早晨潮湿多雾。若是晴天，上午必定刮大风，刮得就像《西游记》里描写孙悟空盗芭蕉宝扇那样：飞砂走石，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若上午雾散不开，下午就一定会飘雪。先是飘水雪，后是愈来愈大愈来愈密集的白雪，有时雪里还夹带着冰雹。碰到这样的天气上工回来，一路泥泞，一身泥水，极为寒冷。工棚所有的“牛肋巴”窗户已被堵上，但无孔不入的霜风和寒气仍然可以从门框缝隙、瓦椽子缝隙钻进来，让我们这些只垫了薄薄一层蕨草睡觉的人们难以抵御寒冷。��

    沙坪农场那些犯人监舍改作劳教工棚的屋子里，没有法国人鲍若望在《毛泽东的囚徒》一书中描写的北京草岚子看守所有一种供热取暖的烟筒，也没有北方的土炕。取暖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捡回来的树根蔸在工棚里烧一堆篝火，烧得哔哔剥剥，烟雾迷漫，直到晚间学习结束后开始睡觉，根蔸仍未烧尽，浓烈辛辣的烟熏得人睁不开眼。许多人把头埋进被窝，但不一会儿就觉得透不过气来，只好又把头伸出来闭着眼睛忍受着熏烤和煎熬。樊通才说：��

    “这样下去我们都会像孙悟空一样，炼成一对金睛火眼。”��

    “真正有一对金睛火眼就好了，大家就不会上当受骗成右派”这话是唐富祥说的。��

    “说话注意点，谨防弄成反改造”，唐富祥身边的黎天青推了他一下，提醒他。��

    上半夜由于烟熏火燎，许多人咳嗽不止，闹得多数人没有睡着，引发了各人的心思：有些人回忆着反右被批斗的场面。有些人牵挂着自己的妻儿老小。有些人则搞精神会餐，讲自己吃过的或听说过的好吃的东西。还有些人悄悄地谈论着男欢女爱方面的事。这固然反映出他们的空虚和无聊，也透露出重压下的无奈和悲哀。��

    下半夜，篝火已不冒烟，只留下木炭发挥“余热”，室内也比较温暖，多数人已酣然入睡。但好景不常，不久又被起床拉尿的人弄醒。送劳教后已有一个多月没有沾过荤腥，储存在体内的脂肪也已耗尽。所以起夜的人越来越多，连我和樊通才、谭富祥这样的年轻人，每晚都要起一次夜。��

    起夜的大多是在凌晨2点到4点，只要有一个人带头，好象条件反射一样，一个接一个的都要起来拉尿。有经验、头脑清晰的人拉尿的落点在桶壁上，只发出簌簌簌不大的排泄声。而没有经验懵懵懂懂的人，朝着桶的中心咚咚咚地扫射，把尿液搅得上下翻腾，刺鼻的尿味被掀起扩散，于是招来一阵臭骂。��

    一个多月来农场的生活供应标准没有变化，仍然是每人每天大约8两粮，早餐玉米糊糊，中午和晚上“金包银”。但随着时日的增加，肚子里的油水减少，饥饿感觉愈来愈强烈。所以每当盛玉米糊糊的大木盆和盛“金包银”的木甑一抬到集中开饭的土坝，200多双眼睛就会聚焦在一起。只要一声“开饭”令下，一个个就像猛虎扑食似地向甑子发起攻击。当时管理人员可能估计不足，还没有将口粮“分到户”。仍然是按总的定量供应，个人不受限制，吃得多的多吃，吃得少的少吃，从而引发了“自由竞争”和“多捞多得”。许多人脸上、鼻子、肩头抹上许多玉米糊糊也顾不得擦一下，只管呼呼呼的喝粥，几乎听不到一点杂声。当第一轮冲锋下来，盆里和甑里的食物仅有20%最多30%的时候，争夺更加激烈。因为规定每个人必须把自己碗里的吃完才能再去盛第二次。所以为了能多吃，各人都用尽心计，绞尽脑汁。有的人先盛大半碗，必然先吃完，抢先第二次再盛满满一碗，合起来总量近两碗。有的人自暴自弃，知道自己没有第二次的机会，就干脆一次整够，盛饭时用木勺靠甑壁将饭压紧密。吃完后，又觉得确实没有填饱肚子，感到惋惜。吸取教训总结他人经验，也来个先半碗后一碗的策略。结果又落空了……实践证明，要想“多吃多占”最主要的还是靠拼实力——动作要麻利，咀嚼和吞咽要来得快。有的人没有哪个实力偏要去拼，结果把玉米糊糊往气管里灌，呛得把吞下喉的食物都吐出来了。有的狼吞虎咽，被“金包银”哽得像公鸡打鸣一样，脖子竖起半天喘不过气来。有位高度近视的作家×××的眼镜被挤掉到了粥盆里，又瞎着眼去摸眼镜，影响了其他人取食，被一个定性为“坏分子”的工人推了一把，一个踉跄头部栽到粥盆里，头发，眉毛，胡子粘满了玉米糊糊，弄得面目全非，斯文扫地。幸好是冬天食物冷得快，才没有被烫伤。��

    农场吸取上述野蛮取食的教训，将开饭的方式做了改进，这就是变“无序竞争”为“平均分配”。无论是玉米粥或“金包银”都按小组排队领取，每人先给一铁勺粥或一搪瓷碗饭。舀饭的时候还要用一根筷子沿碗口刮一下，像用斗量大米一样，以保证分配给每个人的饭食基本上一样多。但就这样，也还是会时常发生一些争执。譬如说执行这项分配任务的值日大组长，对关系好的人就将饭粒压得实实在在的，以减少空隙率。对关系不好的，则将饭粒抖得松松的，尽量增大空隙率。就是舀玉米粥也有干有稀之分，争执的结果，多数是不了了之。但也确实有个别人栽了跟斗：谭富祥经过多次观察，发现有位大组长当值的时候给另一位不当值的大组长舀饭时就玩了花招，被当场抓获。检测的结果，那碗压得踏踏实实的“金包银”抖散后装了一碗半。引起了那位严厉而又认真的杨队长的注意。他认为自己欺负这些人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正当行为。而这些同类居然敢“官官相卫”欺压同类，则是不能容忍的。于是立即将这两个大组长撤了职，并重申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不克扣一粒囚粮。��

    据说沙坪农场的犯人和劳教的口粮，当时是参照农牧工4级标准供应的，每人每月大约24—28市斤，比城镇居民的基本口粮稍多一点。为什么劳教们还会感到十分饥饿呢，其原因之一是这些口粮几经转手，“鼠耗”太大，到犯人和劳教人员嘴里，已大打折扣。其二是初到农场的前40多天没有沾一点荤腥，菜蔬基本上是无油的。其三，前两个月没有像犯人一样发点零花钱，自己所带的一点钱早已花完，无法购买食品补充。其四，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逐渐加长加重，热能和体能消耗得太多，所以每餐二三两粮的食物囫囵吞枣地滑到肚里，只能垫个底。在生理上，心理上，精神上仍然处于半饥饿状态。��

    人和自然界一切有生命的动物一样，求生存是本能的，有时也是残酷的和不择手段的。从原始部落争夺领地到现代战争夺取国土，其实质无一不是为了争夺财富，争夺资源，争夺生存条件。只不过历史演变了几千年，人类已从野蛮走向文明，世界业已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秩序，国家制定了国民应遵循的法律，老百姓有乡规民约，因而掠夺者变得狡猾和隐蔽多了。��  我虽然也很饥饿，也想填饱肚子，免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但我们都是些有道德有理性的人，要我们为了自己去损害别人，会被认为是天理难容的事。我们维持生存的唯一办法就是挖掘潜力，动脑筋。物理教员杨少西(他后来也到了三根桥中队)根据液态物质的运动规律，创造了吃玉米粥不用喝，而用小勺从碗中心一勺一勺地舀，玉米糊糊沿碗壁下滑，最后碗里不留残羹剩迹，比猫舐过还干净。重大学生唐富祥则采用“二次加工法”增加食物的体积。具体的做法就是利用清蒸猪肉的罐头筒，装上分得的一份干饭再加上一倍水，放进厨房或饲养房灶孔的风门里烘煮成稀饭。师院学生樊通才干脆就以牙疼和肠胃不好为由，请求卫生员写条子吃病号饭。病号饭就是玉米糊或包谷稀饭。有时候炊事员发慈悲，把甑格沾的，蒸脚水里漏的饭粒和他们自己没有吃完的饭一鼓脑儿都倒入病号饭里。所以一份病号饭比出工的人的饭食要多得多。但病号饭的份额控制较严。王沧海和诸崇明认识许多可以食用的植物，如满山遍野的蕨根，捣烂挤出白色的浆汁，加盐煮沸后可以食用。偶尔挖到野生百合和天麻，都可以直接食用；开春后那举着小拳头的蕨苔，翠绿肥厚的野葱，野韭莱和地木耳、小竹笋等，多得取之不尽，简单加工后即可入食，补充食物的不足。��

    三根桥中队200多名劳教人员，绝大多数在饥饿面前表现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耐，没有做出丧失人格的事。但也有极少数“不良分子”做出了损人利已的事，譬如6小组的柳召，在抗日战争时期，是电影《鸡毛信》中的红小鬼那样的孩子。解放战争时期参军，荣立过许多战功。所以共和国成立后就跃上了正处级的宝座，结果被女人拉下了水。劳教到三根桥，杨队长觉得此人与自己有相似的经历，特别开了“革命人道主义”的恩。叫他不出工，留在工棚打扫卫生和给中队部送水打杂。结果他不争气，专偷吃别人的东西。和我同一小组的胡永雪，前不久收到家里汇来的40元钱，买了两筒清蒸猪肉罐头和一罐夹江豆腐乳，开启后每餐只吃一小块。结果发现自己吃的与减少的数量不相吻合，引起了警惕。一天下午，他借口肚子疼痛，获准提前一个多小时回到工棚，轻脚轻手进了工棚，发现柳召神色慌张地从他的铺上下来……，经检查，凝固的猪肉罐头果然掏了一个坑(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每次用后都要用勺子抹平，做了记号)，装豆腐乳的土罐盖也掉在枕巾上，沾了一些豆腐乳汁。真相已经大白，但没有证据。于是他克制着情绪找到柳召，柳的嘴里还散发着浓烈的豆腐乳味；他又冷不防地抓起柳召的右手，指缝间还残存有豆腐乳汁……这下人赃俱获，丢尽了一个老革命的脸。但善良的胡永雪并没有告发柳召，反而给了他5元钱。��

    柳召的事发不久，又发生了饲养员偷猪饲料，炊事员偷粮油换衣裤，换手表的事，激起了极大的公愤。其结果是这些人在批斗会上挨了几耳光后，被撤了“职”。��

    但最为严重的莫过于杨益权的野山芋中毒事件。他在汽车上拉屎的事已“家喻户晓”，到三根桥后，在吃的问题上又制造了新闻。杨益权所在的小组修完上工便道后，开始了砍青和开荒的劳动。所谓“砍青”就是把一个坡一个坡，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灌木和杂草砍掉，割掉；“开荒”就是将砍青后的土地挖开翻转，捡掉树根和草根，让土里的虫子暴晒或冻死。一天杨益权看到一节绛紫色小酒杯粗的“根”，用手抓住一拖，感觉是软的而且冰凉。拉出来一看结果是一条冬眠的蝮蛇，吓得他数九寒天一身热汗，大叫一声差点昏过去。惊吓过后人们静下来思考，觉得这东西是可以吃的，特别是当前正值饥饿的时候，哪能让它跑掉，于是一阵锄头乱打，直到这条蛇完全没有动弹，才用裤带将蛇的头部捆住吊在一棵未砍倒的树干上，由有胆子有经验的人操刀，沿蛇的颈部划了一刀，干净利落地将蛇皮剥掉，然后开膛破肚，斩头去尾，装入盛莱的脸盆，加入大半盆溪水，捡来枯枝柴禾，咕嘟咕嘟地煮了起来，约莫一个多时辰，一盆有几颗油花的清炖蛇汤呈现在大家面前。杨益权说：“我说不准这蛇汤有毒无毒，还是由我先来尝尝，如果我中毒死了，就算我自动解除劳教，若是没有中毒反应，再叫你们吃。”说罢，他就操起平时喝水刷牙的口盅舀了一盅蛇汤喝了起来，直到喝完，又吃了一段蛇肉，也没有中毒反应。他又舀了一盅继续地喝，大家见他吃得津津有味，有个精灵鬼忽然醒悟过来，说了声：��

“要死一起死，不怕死的上!”于是几个勇敢的一哄而上，吃肉的吃肉，喝汤的喝汤，等几个犹豫不决最后想吃的人要动手时，已经晚了。��

    这次的收获启发了大家，从此以后，大家在开荒的时候每挖下一锄头都要注意看看有没有蛇、老鼠、百合、天麻、党参等可供食用的动物和植物。��

    蛇是再没有碰到了，但天麻很多、百合很多，党参也时有发现。天麻和党参一经发现，捡起来在衣服上擦掉泥土就往嘴里送。百合就必须煮熟才能吃，不管谁挖到百合都要统一集中起来，用盛莱的脸盆煮熟，大家共用，实行“共产主义”。��

    有一天杨益权挖到几个卵子大小的块茎植物，里面洁白，含有淀粉，还有粘糊糊的汁液。有人说是天麻，有人说是芋儿。杨益权又一次表现了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但他这次没有像喝蛇汤那么勇敢，先用舌尖舐了舐，觉得没有不良反应。接着又用牙啃了一小块……这下可不得了，只几秒钟的光景，他感觉得喉咙突然辛辣灼热起来，随即就是麻木，干渴，喉咙像被封住了，喘不出气，说不出话……一头栽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4个人轮换着把他背回中队部，又换了一扇门板把他抬到场部卫生所。经诊断：属于误食野山芋中毒。幸好他还没有吞下肚，否则可能会危及生命。��

    十天后杨益权回队了，命虽然保住了。但从此再听不到他那清脆的笑声和婉转的歌声，他吸取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的教训。��

 

九、转化和变化��

 

1958年的元旦对杨厅长家来说是不愉快的，因为他们的长子杨少西没有按常规回家团聚，一打听才知道因为右派的事被开除公职送了劳教。当母亲的心疼儿子，找到当厅长的丈夫质问道：��

   “少西犯了什么罪送了劳教，你就不过问一下?”��

   “我前两天就知道了，铁路局×局长给我打过电话，说少西的问题很严重，他直接攻击了毛主席，要不是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那么做的。我答复他说：应该公事公办，应该划清界线。”杨厅长这样回答妻子。��

    “划清界线!他们划得清界线，你能划清界线吗?你是少西的父亲，他身上淌着你的血液。”

    “我还是那句老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就不要袒护他了，应该鼓励他好好改造。在改造期间我不会给他写信，你也不要写，有事情就让他姐姐和弟弟与他联系。”��

    当父亲的态度既然已经明确，作母亲的也没有办法。但孩子毕竟是娘身上的一块肉，杨母还是背着丈夫亲自去找了铁路局党委书记和公安厅长，为儿子说情，至少要求将儿子放在省城附近就地改造，以便家人有个照应。但得到的答复几乎完全一致，这就是：“反右派斗争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们也爱莫能助。��

    这就是杨少西和我同一天到新村4号，但没有同时走的原因。母亲千方百计拯救自己的孩子，这是每一位做母亲的天份。虽然没有成功，但尽了力、问心无愧。��

    杨少西到三根桥后，见到我和诸崇明非常高兴，并带来一些信息，说我的母亲到新村4号领走了樟木大箱，诸崇明的妹妹到新村4号找过诸崇明。另外，元旦节过后，新村4号非常热闹，每天都有一、两百人送来，次日清晨又被送走。他用心统计了一下不会少于六七千人。��

    杨少西并不像他父亲希望的那样接受改造，好好改造，他仍然桀骜不驯，甚至顶撞过杨队长几次。可能是杨队长听了积极分子的汇报，知道杨少西不平凡的家庭背景，才没有给他惩罚。��

    随着春节的过去，春天的到来，三根桥中队的主要管理人员作了调整：杨队长调走了。据说是仍然去管他那些当过土匪恶霸地痞流氓的犯人。新来的队长姓刘，年龄50出头，山西口音，常常把“我们”讲成“偶门”，把“劳教”讲成“老窖”，为人温和，与杨队长形成鲜明对比。与此同时，还来了一位教育干事，姓周，只有30岁多点，戴近视眼镜。他对人的态度也很好，说话细声细气，很少发脾气，大家当面称他周干事，背地里叫他“眼镜”。在工地见他远远走来，大家就用双手的姆指和食指合成两个圆圈在眼睛上比，向同伴做提示。三根

桥中队有了好的队长和管教干事，200多号劳教人员的情绪像大凉山的冰雪一样解了冻，觉

得这下活得出来了。��

刘、周到三根桥后，首先抓的工作不是生产劳动，而是复杂混乱的思想。他们分别找了原来当作家、美术家、教授、讲师和大学生右派人士谈心，了解他们的想法，鼓励他们好好改造。又召开大、小组长会议，搜集劳教人员的思想状况和年老有病的人的困难情况，在他们职权范围之内尽量解决或解释。同时又指定川大中文系，一个自称“大黄药店老板”的右派学生左连成等几名文化人组成墙报小组，发动劳教人员写稿投稿，定期刊出《新生园地》，发表诗歌和散文，反映有关思想改造的感想和感受。这时我写了一首歌词，由钟玉伦谱曲。由于钟玉伦在每段歌词后面加了“哼唷呵呵!哼唷呵呵”的过门，有《大路歌》之嫌。于是只发表了歌词。歌词的名字叫“宋家山上垦荒忙”。歌词的内容是：��

“哨音响，起床忙，穿好衣裤叠好被，迎着曙光向往太阳，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改造我们思想，宋家山上垦荒忙!��

 

哨音响，出工忙，跨过溪流越过山岗，掀开沉睡的土地，把它建成新的粮仓，献出我青春力量，宋家山上垦荒忙!��

 

哨音响，收工忙，扛着锄头拎着箩筐，汗流浃背满面风光，脱胎换骨虽艰辛，大地变样心欢畅，宋家山上垦荒忙”。

 

    与此同时，刘、周还撤换了一些大组长和小组长，换成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反复强调劳教只是一种最高的行政处分，劳教人员仍然有公民权利，并且有工资待遇。特别是又发起给原单位党委写一封汇报信，极大地激起了劳教人员积极改造的热情。于是，“三个月、半年、最多一年就能出去，甚至会回原单位重新工作”的希望又在许多人的心里升起。为了早日改造好，早日出去，早日回原单位工作，劳教人员严重地分化成左中右三类。“左”，即是积极

向上，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经常口头或书面打小报告的人。“中”，即是不把前景看得那么好，也不看得那么坏，持观望态度的人，对积极分子应付着，但不迎合；对反改造言行也不苟同，对一切都持中庸之道。“右”，当然就是那些把前途看淡，情绪消沉，甚至思想抵触的人。左中右三类人中，又两头小中间大，中间成了两头争取的对象，所以日子最不好过。��

    二大组的冷宗怀是大组长，经常聆听管教干部的教诲和鼓励，自然雄心勃勃，信心大增。为了早日改造好出去和妻儿老小团聚，不得不表现自己。要表现自己就不得不牺牲他人，不得不出卖良心。��

    冷宗怀，贵州人，194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财经系，为追求本校的“校花”——一个美丽的川籍女同学而到四川参加了征粮剿匪工作，征粮剿匪工作结束后，被安置在专署农业局工作。后又调到省里，并被荣升为会计科长。俗话说：祸不单行，福不双降。与他一直情书往来的美人儿突然与他中断了联系。后来一个与这位女同学同寝室的女友转告他：“听说你有政治历史问题……而她是共青团员，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得不中断和你的恋爱关系。”后来经过打听，才知道他的情人已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军人。”冷宗怀听到这消息如五雷轰顶，他怀疑本单位人事部门的干部科长插手了此事。因为这位科长的丈夫是那位军人的幕僚，定是她穿针引线，并把他的历史问题有意泄露给了女友。因为冷宗怀害怕女友知道他读高中参加过三青团的事被吓倒而失去她，一直没有向她说明。为此，他耿耿于怀了数年，1957年整风座谈会上他终于出了口气，把这件事抖了出来。并指责“人事干部不应该私自泄露一个干部的历史档案材料”。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的行为被认为是“借题发挥，实际是攻击党的人事制度，败坏解放军声誉，毁我长城”，因而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开除公职，强制劳动教养。��

    冷宗怀当劳教大组长被圈定在“积极分子”行列。为了不辜负政府的信任，于是就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搜集同类的材料，并加油加醋、夸大其词。譬如被逮捕的宋崽儿，就是他作伪证，说宋崽儿去夺杨队长的枪。宋被逮捕后虽经反复审讯，严刑拷打，始终没有承认“夺管教人员的枪”。后经法院多次调查取证，有多达5个人证明是宋崽儿见杨队长掏枪吓坏了，本能地向后退、结果脚踩滑了，向前一蹿头碰到杨队长身上。特别是与宋崽儿发生争执的当事人良心不泯，证明确实是因为踩滑了撞到杨队长身上的，并不是去夺枪。杨队长经过回忆，也觉得对方当时没有从他手里抢夺枪的动作，也不再坚持是“夺枪”的说法。所以宋崽儿最后只判了三年管制，继续劳教。��

    这件事情传开后，许多人对冷宗怀有了戒心，在他面前只说正面的好听的，让他抓不到需要的东西，但是他并不甘心，言论上抓不到东西就从劳动生产和纪律制度入手。��

    可能是6小组有胡永雪和毛毕吉这两个两个老人和一个老革命柳召的缘故，没有安排去垦荒，而是烧草木灰积肥。具体的工作就是把开荒砍倒的灌木，割倒的蕨草，挖出的树根、草根和地表腐质土堆集起来烧成灰。这项劳动没有开荒那么消耗体力，也没有定额。烧草木灰是手工劳动，但有一定的技术要求，这就是不能用明火烧。灰烧成后，要转移到灰棚，然后浇上人畜粪水，搅拌均匀后堆积起来，经过发酵就成了有机肥。��

    我和诸崇明在三根桥中队只呆了四个月，有三个月在搭灰棚和烧灰积肥。这当中最重的劳动就是挑粪水拌灰肥，最轻松的当然是搜集草木烧灰。三个人一组负责一个山头，只要堆子砌好，点火封顶，就留一个人慢慢往顶上添腐质土，其余两人可以轮换着休息。若是捡到百合、天麻、党参，还可以用灰堆的余火里煨食，然后钻进草丛睡一觉。当然睡觉时得有人放

哨，发现情况就咳嗽，或高声叫喊：“拉屎拉快点，火要燃出来了!”��

有一天我和王沧海、胡永雪把老堆子整理了一番，又新点燃一堆，封顶后没有事了。又值初春，有暖洋洋的太阳。我叫王沧海和胡永雪到草丛里去睡觉，我放哨。一个小时后忽然肚痛要拉屎，又不愿打扰两人的好梦。于是麻痹了一次，也钻进了草丛。结果冷宗怀来巡察小组劳动情况，被逮了个正着。认为我们是消极怠工。汇报到中队部后，指定三人在小组学习会上作检查，并写了保证今后不再怠工。��

    又一天我和王，胡烧灰忘记了带火柴，王沧海到隔壁山头去找同组的人借。刚刚转过山坳，忽然一阵幽怨缠绵的歌声随风飘来，他听出是冷宗怀用男低音唱的，立即驻足细听，歌词大意是：�ァ�HTK〗

    “我走遍了茫茫的天涯路，望断了多少云和树，多少的往事堪重述，你呀你在何处?我难忘你忧郁的眼睛，我知道你沉默的情意，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别个梦中忘记了你，啊，我那梦和遗忘的人，是我最祝福的人……。”��

 

    等冷宗怀哼唱完，王沧海突然冒出来站在他面前。冷宗怀估计王听到了他唱的歌词，不自然地脸红了起来。王见他窘得那副样子，连忙安慰他说：“大组长你放心，我不会报复你，说你沉湎于小产资阶级的情趣中。我知道你至今还怀恋着你那旧日的情人。不过我劝你，俗话说“覆水难收”，变心的女人就像泼出去的水，有什么值得留恋”。��

    “谢谢，我很感谢你的理解，那件事(指告发王等消极怠工的事)我很惭愧，很抱歉。”“这倒没有什么，在小组做个检查，比起反右时在单位受到的批斗算是小菜一碟。不过，我也得

劝你一句，希望你今后做事要瞻前顾后多想想，既要为自己想，也要替别人想。”��

冷宗怀听后脸更红了，一直红到脖子，连说：“是的，是的”。��

冷宗怀后来并没有兑现他向王沧海的承诺，仍然总是想踩在别人的肩头上走向他新生的

天堂。

 

十、春光短暂��

 

刘队长和周干事到三根桥中队抓了政治思想工作后，见劳教人员的改造热情和改造信心已被激发起来，就立即转向抓劳动生产，掀起一浪又一浪生产热潮。开荒、积肥、犁田、砍柴、养猪都规定了指标，下达了定额。并把完成生产任务视为积极改造的实际行动和具体表现。与此同时，宣传鼓动工作也接着跟了上来，除了已办的墙报，又在各大组设置了广播员，拿着话筒到工地，到吃饭的地方宣传好人好事，公布各小组生产任务完成情况，这无疑是鼓励也是鞭策。一时间三根桥成了“南泥湾”，《南泥湾》的歌声也此起彼伏。尤其是开荒的，几个小组几十个人在一起开荒，情绪更是激昂。很多人的手心磨起了血泡，用手巾包着又继续干。有的人有病或锄头挖伤了脚趾，也“轻伤不下火线”。开生荒的定额为0.07亩，熟荒为0.2亩，均一再被突破。生荒就是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表土下面是盘根错节的树蔸和密如蛛网的树根蕨根，每挖一锄都要用很大的力气。还要把树根蔸挖掉，把树根和草根捡干净。有时用力猛了锄把折断，有时锄头松动脱落，还要耽误时间，影响工效。有个刚转业到铁路局就被送劳教的李姓军官，开生荒一天完成了0.3亩。有人不相信，但经检查完全合格。他介绍经验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的锄头磨得很锋利又安装得结实，不会脱落。锄把用瓷碗碎片刮得很光，所以不磨手……这些当然都是可以学会的。但最根本的原因他没有介绍，也是不可能学到的，那就是他本来就是农民，从小就挖土扒地，又身材魁梧。面对这种形势，许多身体没有实力但又不甘落后也想挣表现的人，就只有渗杂使假。因做假的人多了，法不治众，大小组长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6小组的毛毕吉是财经学院老资格的讲师，已五十多岁，有胃病，吃了包谷碎粒的“金包银”不消化，患上胃炎，在场部卫生所住了一阵子医院，稍好后回队接替柳召守工棚打扫卫生。经不住工地上热闹场面的诱惑，也想挣表现，硬撑着要参加“战斗”。那天，6小组正好是转运粪水拌灰肥，他挑了半挑粪水，在下坡的路上滑了一跤，粪水泼了一身，着凉发烧又送进卫生所住院。结果是肺炎胃炎一齐发作，当时那里没有比较好的消炎药物，很快发展成胃溃疡和肺气肿，吃不进食，一个月后骨瘦如柴，不久就告别人世。参加埋葬的同类在他的坟堆前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毛公毕吉先生之墓”。名字前面没有冠什么“分子”之类的东西，似乎可以理解为死了就没有了帽子。��

    这是我劳教后碰到的第一桩死人的事情，并且是和自己朝夕相处了近三个月的老人。我

心里不无悲伤地想：他要不是被打成反革命到这深山老林来，何至于这样的病都医不好。

毛毕吉上海人，大学毕业就到财院讲授财政与金融达30年，他的学生遍布西南各省区，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的死给许多人的心灵罩上了一层阴影，但又觉得要逃脱这可悲的命运，只有拼命的劳动，改造好了才能离开这个鬼地方。据说毛毕吉病逝不久，作家刘盛亚(曾作小说《再生记》，受过规模仅次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西师的讲师董时光，漫画家汪子美，也相继病重。前者死于沙坪农场，后者死于筑路二支队，唯独没有听到过汪子美的消息。但估计即使是能活下来，也难逃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

    三根桥中队还有一种劳动非常繁重、非常艰苦，但相对来说比较自由，这就是上老林打柴。林中异常潮湿，静寂，且有野兽、毒蛇出没。旱蚂蝗和野蜂也非常猖厥。不晓得杨少西烧错了那柱香，竟被选去作樵夫。对于这位生长在大城市的青年来说，不要说用板斧伐倒一根树有多难，单单把树化整为零拖回去就不容易。一段直径不足20厘米的野栗子树或山青杠就有100多公斤，运输途中有沟有坎；有上坡下坡，途程10多公里，往返要走四、五个小时。��  干这活的共有一个班14人。和杨少西做搭裆的叫韩昌华，是刚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的学生，分配到第二勘察设计院作技术员，也因“鸣放”定成右派送来。由于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经济比较宽裕，所以衣着穿戴不凡。到三根桥后仍然穿皮卡克、皮马裤、皮统靴、白手套，加之身高1.8米，非常出众。有一天他们各拖了一节直径22厘米

长的野山栗树干，上坡时两人合起来抬，下坡时各拖各的。由于地面的冰没有溶化，树干溜得比人跑得快，常把脚后跟撞得皮开肉绽，于是他们就用一根棍在后面撑着树干往前滑。但由于树干短，溜得快，被岩石撞下了10多米深的沟里，等到后面来的伙伴帮忙，花了一个多钟头才搬上路来，弄得一身泥，一身水，衣裤被挂破挂烂……回到队上早已开过了晚饭。又一次由于晚上下了一夜雨，路上十分泥泞，泥浆成了润滑剂，杨少西和韩昌华吸取上次的教训，怕木材溜出轨道(由于长年累月在地上拖木材，路的中央形成了一条宽0.8—1.2米

的土槽)，就死死地抓住拖木柴的棕绳(棕绳一端套在铁环上，铁环有成锲形的尖钉深深地钉在树干上，俗称钉牛)不放，与木头赛跑，木头跑到了人的前面，成了木头拖着人跑，把杨少西拖倒在地，拖了10几米远，爬起来已成泥人，肩、膝、手腕在地上磨得青一块紫一片。抹了些碘酒红药水之类，第二天还得继续再干。��

    杨少西和韩昌华为了摆脱困境，于是动了脑筋，他们发现厨房和饲养房柴堆里堆的柴很多，每天还在增加，堆子乱翻翻，弄走一两节木头觉察不出来。于是他俩晚上学习结束前佯装上厕所解大便，换着放风，各去偷一段木柴，搬到打柴的路上藏起来，第二天又装肚子痛掉在其他人后面，把当天打的柴埋伏在半路上，然后把昨夜藏着的扛回去交差；第二天又把昨日埋伏在半路的拖回去交差。这么一来，干一天活完成两天的任务。杨少西得意地说：“他们天天喊大干，快干，拼命干!我给它来个巧干。”��

    三根桥中队自从换了队长和教育干事后劳教人员的生活已有了稍许改善。虽然粮食定量没变，但包谷磨得细些了，基本上是包谷粉，10天休息日还吃了腊肉，每人分得2两多。也发了零花钱，够买低质的肥皂，牙膏、牙刷、信封、邮票和针线。但大多数人都用来买了吃的——可买几十个小麻饼。��

    最令人振奋的是，我和诸崇明等4个人突然被通知打好被包到场部管教股去，引起了猜疑。以为这4人是第一批要放的人。但是有人，特别是那些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的人，觉得这4个人改造表现平平，难以理解。只有杨少西和王沧海不相信这么快就会放人，他们与我和诸崇明道别时说：��

    “前途莫测，好自珍重，后会有期，一路平安”。��

    我引用屈原的诗答道：“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十一、去大堡的路上��

 

我和诸崇明也以为原单位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了，可能要把我们要回去。但到场部管教股后，方知是要我们随劳改局勘察二队分别去大堡和五渡溪作地形测绘。我们的具体工作就是跑花竿、立塔尺、打土钻。��

    我和诸崇明这次要分开了，我们一个去大堡，一个去毛坪和五渡溪。我们一行共10人，由一个姓邱的干事领队，并负责操作经纬仪。两个技术员绘制地形图和作现场勘测记录。我这次又结识了一个新朋友，是从公安劳改系统揪出来的右派邢荣光，重庆人，十八岁参军，复员后即被安置到一个大型劳改农场作宣教工作。整风反右时是领导小组成员，因对处理右派与领导发生意见分歧，进而产生对立情绪被补成右派，开除公职。具体的事实是农场医院有个外科医生，原本在一家市属医院颇有点儿名气，领导把他要到公安局来，后又嫌人家有“海外关系”，不放心摆在公安机关，先冷处理到城里的劳改工厂，后又“下放”到边远的劳改农场，害得快要与其结婚的女友都吹了。所以这个医生在整风座谈时发了点牢骚，说他从公安局到劳改农场来是不判刑的劳改，不成其名的流放。在研究和讨论对这人的定性和处理时，作为整风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邢荣光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不同意给这人定右派，更不同意开除公职。于是，他自己后来就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强制劳教。

    我在沙坪告别诸崇明后和邢荣光等人踏上了去大堡的路。当时从沙坪去大堡没有公路，只有驿道，其间还要翻大泉山的“解放岗”，有两天路程。测量队的工器具除了一台贵重的经纬仪由邱干事亲自背而外，其余的花竿、塔尺、活动三角架、平板仪和土钻，则要7名劳教分担。我这下犯了愁，我连走路，背自己的被盖卷都觉得肩膀被勒得透不过气来，哪里还扛得起那么重的东西。最后多亏了五位工人同学发扬互助精神，把花竿，三足架之类比较重的东西承担了，我只负担雨伞的足叉，邢荣光扛了土钻，就这样我俩还是掉在后面。��

    那天中午在途中一个山村野店吃了一顿午饭。米饭没有渗杂包谷，菜是回锅的刺龙苞(一种乔木芽尖，经沸水烫清水漂后可煎炒的山民喜食的菜)。��

   “解放岗”就是横卧在沙坪与大堡之间的大泉山的山脊，海拔不算高。但悬崖叠嶂，山势险要，有一夫当关，千军莫开的赞誉。1955年9月中共四川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在凉山彝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的初步方案。为此，少数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奴隶主于12月底煽动了武装叛乱。他们到处围攻城镇区乡政府，袭击军政人员，杀害军政干部，农牧民积极分子和家属，叫嚣“永不进行改革”!为了阻止解放军增援，他们在“解放岗”一带设伏，发冷枪，放暗箭。直到解放军拖来山炮轰垮他们的工事，在贫苦彝民的带领下抄袭了他们的后方，才攻上了山岗，解放了山岗。后来人们就称这个山岗叫“解放岗”。��

    我们第二天爬上解放岗时，原来那是个风口。山上有许多战壕，战壕里有许多锈蚀的弹壳，还有两具残缺的骷髅聚集了许多蚂蚁……据说当年战斗结束后因双方死的人太多，山地贫瘠掘坑困难，加之追击残匪的任务紧急，没有掩埋完的尸体只好浇上煤油付之一炬。不难想象解放岗战斗多么悲壮多么激烈。��

    我们到达大堡天还未黑，大堡城的轮廓清晰可见。大堡并不大，直径不过1公里多，四周围了一圈土筑的城墙，是个名副其实的城堡。据说大堡是民国三年(1914年)改厅为县后始建的，是大小凉山北部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商贾云集，曾经相当繁荣。但我们见到的大堡已无昔日的辉煌，除了一个邮政所，供销社，土产门市部，几乎没有商店，非常冷清。但有一个地方例外，那就是沙坪劳教所的转运站。这里每天有许多人来来去去，熙熙攘攘，非常热闹。因为沙坪农场本部已人满为患，才决定在大堡办分场，向外扩展。这就是我们此行作地形测绘做水文地质调查的原因。��

 

十二、小青年成为右派的经过��

 

查遍中国词书字典，汉文字“右”颇多褒义，古代把右作为上位，如“无出其右”，意即“没有能胜过他的”意思；《汉书·田叔令》：“上尽召见，与语，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古人以右为尊，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位在廉颇之右”，引申为高贵；古代又称世家大族为“右姓”，如《汉书·郭�┴榧蔼�传》：“强族右姓，各拥众保营，莫肯先附。”又如《姓族系录》：“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古时右同“佑”，有照顾、赞助和帮助的意思，如《左传·襄公十年》：“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古代朝臣命官均设左右，如左史右史，左师右师，左丞右丞等等、等等。��

在英文“RIGHT”这个单词，既可以当“右”讲，也是“正确”的意思，也即是说在英文里“右”和“正确”是字母完全相同的单词。��

    然而现代中国，特别是1957年反右以后，那支《社会主义好》的歌和“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歌词响彻神州大地的时候，几乎是谈“右”色变，视“右派分子”如洪水猛兽。据说，还有人曾建议把马路改为“向左行驶”，但因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向左行驶”了，才没有被采纳。那么“右”和“右派”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或是什么玩艺儿?我们有责任弄清楚。��

    据说200年前，法国国民代表大会分裂为三派，一派主张皇室对国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有绝对的否决权；另一派只要求中止皇室的否决权，再一派则要求完全废除皇室的否决权。这三派在参加国民代表大会时各踞一方，从主席的坐位上看去，前者正好坐在右边，而后者正好坐在左边，自此以后，右边的一派(简称右派)成了保皇守旧的同义词，左派则成为革新、激进的称谓，并在全世界成为通用的政治术语。��

    不过在共产主义者看来，除了资产阶级是右派的主体而外，右派人群还包括共产主义者中一部分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人，如俄国共产党(布)的头面人物之一布哈林。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而布哈林认为资本家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转变成社会主义者；在国内政策方面，斯大林认为在联合中农的问题上首先要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而布哈林则赞成以各种方式与中农阶层结成联盟；前者强调国家作为市场调节者的作用，后者妄图开辟自由贸易时代；前者把发展工业作为重建农业的关键步骤，后者则坚持要把重点放在发展个体农业的耕作上，布哈林最终被斯大林清除出了苏联共产党，联共(布)党史将他列为苏联右倾路线的代表。在中共党内，也毫不例外地一直进行着左和右的斗争，按照当时的说法，中共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就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最突出的代表，以后又出了张国焘、王明、彭德怀等；特别是“大革文化命”期间，可以说是把对右的斗争和剿杀推向了顶峰；文化大革命与1959年反右倾，1957年反右派，1955年反胡风……一脉相承。

    按汉字字义解释“右派”应是群体，而“分子”则是个体，把群体和个体合并起来称作“右派分子”，并作为一顶政治帽子给人戴在头上，将其打入冷宫，这是中国独有的一大发明。

    在那个时代，是怎样把许多正直善良的人们打成“右派分子”的，新时代的文学家和记者们对一些大右派已写了许多专著，这里介绍的小人物就是我，参加工作后在单位也算是个红人，先后在监察、人事和兵工拨款部门工作，一直受领导信任和器重，是党组织列入发展计划的对象。��

    整风运动开始后，我想这是让党考验自己的好机会，决心响应党的号召，向官僚主义作斗争。于是将平时群众反映强烈和自己也知道的情况写了一张题为“笑声和泪水”的大字报。内容说的是我们单位一个叫陈世铭的党员像他祖宗陈世美一样，进城当了官就抛弃自己在农村的结发妻子。这个妻子当时还不知道丈夫变了心，以为丈夫“革命工作忙”才没有给她写信。于是千里迢迢从川东老家赶到省城看望。哪晓得当丈夫的不但避而不见她，还以“包办婚姻”为由提出要与她离婚。负责接待和处理此事的人事干部周碧蓉，不但不规劝陈世铭以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与妻和好，反而对其妻说什么“他既然已对你无心，补起也是疤，不如早离早好”。其妻见组织上的人都这么说，万般无奈只好同意离婚。后来这女人没有回老

家，嫁给了单位大门口一个做樟木箱子的木匠。她每天目睹陈世铭和周碧蓉上班下班。不久就听说陈和周结了婚，经常双双对对地出现在她的眼前。于是就愤怒地指着周的背脊骨骂：“不要脸的东西，原来是劝我离了，她去……。”��

    后来这样一对在人民群众中有如此恶劣影响的男女，男的提升为副科长，女的被吸收为预备党员。为此，我抱不平，写了那张大字报。并指出：一个政党的腐败从成员开始，一个

人的腐败从生活开始。后来我又在全机关干部的整风动员会议上做了发言，我说：“新中国的建立来之不易，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那些为国家为人民英勇牺牲，流血流汗的共产党人，永远值得我们景仰和尊敬。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新中国成立后，有少数投机取巧，抱着升官发财，好找老婆而混进党里的人，别人不做的事他们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他们也要做，但不是好事，而是坏事……。”这段话是完整的，中心意思非常清楚，可是经过别有用心的人断章取义就改变了性质。��

    不久《四川日报》在报导省政府直属机关整风反右情况的文字中称：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党团内部的右派分子也跳了出来，与党外的右派分子里应外合，企图把党搞臭，×××单位一个为了升官发财好找老婆要求入党，理应未被批准的共青团员李才义竟说“共产党员是别人不做的事他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也做，但都是坏事。”��

    看了这篇蓄意歪曲的报导，我所在单位90%善良正直的人都怒不可遏，义愤填膺，立即

写了一封给厅党组的信，要求上级党组织派人来查清事实，辩明真象。许多人对我表示同情，也为我担心。但我则不以为然，我觉得自己家庭和本人都很清白，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自己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抱着“树正何愁月影斜”的态度，决心与不实事求是的错误作斗争。我怕那封给厅党组的信又被说成“诬告领导”，就建议把内容公诸于众。那知道信一公开就获得群众支持，当即有80%以上的人自发地在上面签名。还有人提议干脆把信交给省委。说厅领导和单位领导是一个鼻孔出气的。由于我在人事部门工作，经常去省委组织部替调出调进的党员干部转组织关系，对省委机关比较熟悉。大家就推举我和另外四名共青团员将签名信给省委送去。接见我们的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长许梦侠。许书记不但没有批评我们，还给我们加油打气。可能许梦侠当时也不知道“引蛇出洞”的玄机，说整风运动是毛主席领导和发动的，目的就是要反官僚主义。共产党是执政党了，有些党员确实滋生了骄气和傲气，甚至腐化堕落。共青团员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理应处处起带头作用，整风运动也不例外……党团员都不积极发言帮助党整风，群众还敢发言吗?最后许书记当着他的秘书表态说：“你们的行为是正确的，没有错，单位不会对你们打击报复，也不敢打击报复，我们党决不允许打击报复”。��

    然而许书记的讲话和表态不到一个月，揭发右派分子李才义反党罪行的大字报便铺天盖地。小组、联组、大会、小会和全厅系统在省府办公厅大礼堂召开的特大会、轮番批斗，反复追查我在省文联“文艺创作辅导班”学习时认识流沙河、石天河、白航、曰白等右派分子的情况，交待与他们的黑关系……无穷无尽，无休无止。实际上除了流沙河，其他的人我都不认识。与此同时，我的行动也受到了监视。回家、上街背后都有人暗中盯梢。��

    我当时只有19岁，天真稚气，火烧到眉毛也不知道着急。竟学着革命小说、革命电影片

里，地下工作人员与特务、密探周旋的方法耍弄监视我的人。有时我故意鬼鬼祟祟在电线竿

上贴的招生广告和医治疑难杂症的广告信息上看看，然后假装偷偷地掏出钢笔在手掌心胡划

几下，给监视我的人造成一个“可能要与谁接头联络”的印象，然后又真的去那些英语补习

班，数学补习班的报名处报个名，或去私人治牙、治牛皮癣的地方去问一问聊一聊，把监视

的人引向歧途，哭笑不得。但有一次我真的着了急。省委书记说我们没有错，单位又把我们

当成阶级敌人，我想不通，于是偷偷给许书记写了一封信，藏在贴身的衬衣口袋里上街油印。

但监视我的人跟得紧，周旋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甩脱。后来我忽然想起监视我的人是外地人，对成都的街道不熟悉。我立即把监视的人引到安乐市(今西南影都和红旗商场)连续拐了几个拐，突然钻进了安乐市中心通往皮房街的一条巷子(当地叫“门斗儿”北方叫“小胡同”)。这巷子两头都有大木门，我进去后顺手把木门掩上。外地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个通道，特别是掩上了门。我从皮房街溜出，出了一身汗，松了一口气。随即赶到鼓楼南街一家私人油印店请他们刻印三份，并付了钱，约定第二天去取。谁知第二天早上刚上班，就被通知到整风办公室去一下，一进办公室门就看见我昨天送去刻印的东西摆在办公桌上。心里明白了。接着，那个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的负责人铁青一付脸对我说：你写的东西人家已退回来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是高的；鉴于你对运动的抵触情绪，顽固坚持错误，拒绝接受教育，经我们研究决定，让你到基建工地上去干些杂活，很好的反省自己……。��

    其后过了约两个月，1957年12月的最后一天又接到通知到礼堂开大会。我以为是布置元旦节假日有关消防、保密、卫生等例行公事。但进到大礼堂刚坐定，忽然外面响起了汽车轰鸣的声音，很快人事科保卫股股长领着检察院的人和两名公安士兵进到会场，会场里的人立即鸦雀无声，空气顷刻凝固……我表面显得平静，精神却异常紧张，但心里不断自言自语：不会，不会。接着整风反右领导小组负责人宣布：��

“现在开会，宣布对反革命分子曾××的处理……开除公职送司法机关审理。”��

接着将曾××唤到前端，由检察院对其宣布逮捕令，并立即戴上手铐由公安押走。��

事情到此好像已经完了，我轻松地吐了口气。谁知接着宣布的是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当

我听到自己的名字时，我立即晕了过去，只隐隐约约断断续续听到一些词句：“……极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不但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而且是个煽动群众与政府闹事的反动分子……”。��

    我从此背起这一沉重的右派十字架，走进苦难，走向深渊。��

 

十三、唤醒沉睡的大山��

 

次日清晨，从云层缝隙放射出的万道光芒把天空映红，把大地照亮，白色的晨雾冉冉升起，升向无际的天空，与云层浑然一体，万物豁然苏醒，沉睡的大山也被随风飘来的歌声打破了宁静：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着我们的红旗，��

 

　　是那林中的鸟为我们报晓黎明；��

 

　　……��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

 

　　走遍了荒原和草原，��

 

　　为祖国寻找地下宝藏。

 

　　这歌是两个技术员一起唱的。这是20世纪50年代流行于地质勘探部门的《勘探队员之歌》。我在三根桥中队听王沧海唱过，也跟着学了几句。于是附和着一起唱了起来。这歌词感染了邢荣光等，他们也跟着反复唱诵……嘹亮的歌声响彻原野，回荡在山谷，驱走了疲劳，驱走了寒冷——我们轻快地在熹微的晨光中前行，要去的地方是三中队。��

    从大堡镇去三中队的路，比起沙坪去三根桥的路，要好走得多，并不是这里有人工修筑的正规路，而是这里的山势坡度比沙坪农场的坡地舒缓得多，平坦得多。我后来从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找到了诸如跑马坪、老熊坪、撕栗坪、苦竹坪、檀香坪等小地名，不难看出此地能称“坪”的地方很多，这是一片非常辽阔的高平原地带，也是一块广袤的处女地。沙坪农场的人没有来开垦前，是彝民的天然草场和放牧地，放养着成千上万头牛羊。这里的路也是人畜踩出来的，而且是最近才踩出来的。是成百上千劳教人员踩出来的，有些地方野草还没有踩死，仍顽强地萌发出新芽，走在上面软绵绵的，抵销了部份力量。所以10多里路仍旧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三中队时已快晌午了。��

    大堡分场五个中队的房屋除管教人员的办公室、住室和保管室是土筑墙体茅草屋面外，劳教人员的工棚和厨房，全是篱笆墙和茅草顶。工棚内没有来得及架床，劳教人员都睡在潮湿的地上。我和邢荣光等人到时，工棚已住满人，无法再插进去，所以因祸得福，被安排在保管室里睡。保管室有扁担、撮箕、锄头、撬棍、斗笠、蓑衣。斗笠可以挡风，蓑衣可以垫睡，撮箕可以枕头。��

    我和邢荣光等人将保管室零乱的劳动工具整理一番后，腾出了七个人睡的位置，又将蓑衣在地上垫了厚厚一层，然后将被盖和垫絮铺上，就出外遛了一圈，发现那些人没有出工。有的在洗衣，有的在缝补，有的捉虱子、有的写信，有的看书……一打听，才知道这一天原来是“五·一”国际劳动节。��

    我自从到沙坪农场后，已习惯了听口哨起床，听口哨出工，听口哨吃饭，听口哨……根    本就记不得哪月哪日，也没有必要去记哪月哪日，反正一切行动听口哨，一切听天由命。�� 

中午开饭了，我们7个人领到了一份与其它14个劳教人员一个小组数量相当的饭菜——半脸盆腊肉，一盆腊肉汤煮的元根萝卜和垒尖尖一盆“金银饭”比应得的多了约一倍。所以吃得很饱，也吃得开心。我们何以会得到这样的优厚待遇?究其原因：一是事务长通知给勘察队准备饭菜，认为勘察队是10个人，不知道有3个吃干部伙食。所以就干脆给了一个小组相同数量的饭菜。二是听说勘察队的人来自沙坪农场场部，走了许多地方，一定知道些有关劳教的信息、传闻，想从这些人口里打听消息。��

    在大堡的测绘工作是5月3日从踏勘选点，建立标志开始的。由于我会唱《勘探队员之歌》被误认为我搞过地勘工作，就留我在测站打旗。因邢荣光一路扛着土钻，就分配他打土钻和采集水文资料，其余的都跑花竿。��

    跑花竿比开荒要轻松得多，但也非常辛苦。一是劳动强度大。以测站为中心计算，每根花竿的角度范围约72度，经纬仪的清晰视距可达数千米，每个跑花竿的人一天爬坡上坎，要扛着约5公斤重的花竿奔走10多里路。二是地貌情况复杂。但愈复杂愈要去，愈要把复杂的地貌在图上标出来。它关系到图纸的质量和真实性。所以跑花竿的人时而在山头上，时而在深谷底。三是这地方蛇多，蚂蝗多，对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这里的蛇多为色彩斑斓的毒蛇。那时正是初夏，常有冬眠初醒的蛇躺在草丛中晒太阳，一不小心脚踏上去，不被咬伤也会吓得半死。幸好，一般情况蛇不主动攻击人。所以被蛇咬的事没有发生，但被蛇惊吓则是常有的事。好在有“打草惊蛇”那句成语，我们一路走一路用花竿擀着草丛，所以很少碰见蛇。但蚂蝗叮了我们好几个人。有经验的人说：被蚂蝗叮住了不要惊慌，用手掌在叮咬的地方轻轻拍打肌肉，蚂蝗就会自动收缩出去。其实被蚂蝗叮住的人，恨不得一把将它抓下来用脚跺成肉羹，那还有耐心慢慢拍打让蚂蝗继续吮食自己的鲜血。有一次，跑5号花竿的那位力气最大的木综厂工人，感觉自己的小腿有些发痒，于是撩起裤管一看，立即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小腿上布满了7、8条褐黑色肥得像猪儿虫一样的蚂蝗。慌忙将其抓下，蚂蝗被抓断，但头部还叮在皮层里，殷红的鲜血沥沥地渗了出来。无知的他用自己的唾液抹了抹，揉了揉。结果感染化脓，治疗将近一个月才结痂，留下了永恒的疤。鉴于这次教训，我们以后不管天气冷热都要穿上双层袜子，并用带子把裤管口扎得结结实实。��

    当然跑花竿也有一些乐趣，那地方野鸡(学名：雉)很多，有时候可能是野鸡在打瞌睡，人走到它的面前才被惊醒，然后咯咯咯地惊叫着，扑愣愣平地飞起，留下一群儿女四下逃离……，原来这是一只黄褐色体肥而尾短的雌鸡。而雄鸡体小有彩色长尾羽，俗称：锦鸡或金鸡。跑花竿的人最初是惊吓，随后是高兴，继而发现了秘密：那就是凡是雌鸡飞起的地方都有她们的儿女。有一次我们俘虏了两只雏鸡，想豢养它们。但尽管百般呵护，它们仍然绝食而死。��

    邢荣光打土钻也很辛苦，也遇到过一些麻烦。有一天在五中队以上的地方发现了一处水源，要去追溯源头，结果追到了一个彝族聚居的村子。彝民听说勘察队来了要占他们的牧场不是好事，于是放出一群狗来追着他咬。幸亏他原来工作的劳改农场也在凉山，与彝胞有些接触，学了些简单的彝语。连忙高喊“曲波!曲波!”并用彝语不断地解释、彝胞才唤回了狗群，并用生硬的汉语说道：“你们汉人吗，老大哥嘛，为什么还要来占小兄弟的土地?”邢荣光无言以对，只好避开问题说：“改天我请你们喝酒。”据说彝民最喜欢喝酒，特别是男子，嗜酒如命。彝民性格豪爽耿直，与汉人交朋友就看你接受不接受他敬你的酒。如果接受并喝下他敬的酒，说明你尊敬他，看得起他。若是你能和他一起喝醉，并醉倒在地，那你就是他最真心最可靠的朋友。有点吉普赛人的性格。��

    彝族同胞比较贵重的东西就是猎枪和狗，一是为了狩猎，二是为了防范野兽。彝民对狗很爱护，不杀狗，也不吃狗肉。三十年后我参加峨边县成为全国首批电气化试点县验收工作

的时候，大堡镇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彝胞像过“火把节”一样，穿着艳丽的盛装欢迎验收

团。验收团视察大堡两座水电站时听电站设计单位的人讲：我们当年做初步设计到现场测量

的时候，彝胞也以为是又要占他们的土地，很不高兴；不久电站建成了，彝胞用上了电和电

灯，非常高兴；后来又有勘测队去测公路，公路也修通了，彝民把山货运到沙坪去卖好价钱，坐汽车当天就可以往返，更加高兴；有几个活了半辈子没有下过山，连大堡都没来过的“老姆苏”(彝语：老年人)看见汽车跑得这么快，赞叹道：“这家什不晓得吃的啥，跑得这么快?”还有个彝胞更富想象力的补充说：“这家什耒(音：ｌuｉ)起(指滚动)都跑得这么快，如果像人一样站起来跑，恐怕跑得更快?”问他们还怕不怕测量队来了要占他们的地方，他们连说不怕不怕，测量队来了是好事，是测量队的口哨唤醒了他们。��

十四、在大堡的日子��

我与邱干事和两个技术员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彼此已有了了解，过去那种只谈工作不讲别的尴尬局面已逐渐好转。现在除了不谈政治，其他一切都谈，谈生活，谈爱好，谈兴趣，甚至谈女人……。��

    邱干事心想：看来这些人原来本质并不坏，只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出了问题，自己对政治这东西不懂也没有兴趣，反正又不是管教干部，只要这些人不逃跑，不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在态度上对他们好一点，他们肯积极劳动，圆满完成勘测任务，也是自己的成绩。特别是当他知道邢荣光原来也是劳改干部后，觉得“右派分子”不过如此。因而对邢荣光特别好，两人有时还互相摆谈彼此知道的劳改系统的人和事。��

    两个技术员守口如瓶，尽一切可能回避谈论自己的事情。但是不久，我就听说他们原来是刑满的就业人员，一个姓陶、一个姓冉。两个技术员知道我和邢荣光是有文化知识的右派后，为了表明他们自己也是有文化教养的人，总要抓住机会表现了一番。有一次陶技术员指着5根花竿说：��

“这些花竿是楠竹做的，你们知道有许多咏竹的诗词吗?”��

他见大家都不吭声，就抛砖引玉念了一首打油诗：�ァ�HTK〗

少时绿荫婆娑，老来青少黄多，自从坠入郎怀，历尽云雨风波，可怜我羸弱身肢尖尖小脚，也力负千斤江河湖海任飘泊；想当年情意绵绵时拥时握，到而今力尽身破，被弃之荒滩野角，休提起，莫提起，提起来泪满江河。��〖HTSS〗

    他说咏的是撑船的竹竿，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大家都说最后一句最妙，要他再来一个，于是他又念了一首，但要大家猜出是什么东西：�ァ�HTK〗

    “奴为你损身失节，你不该引奴上沟(勾)，满屋檐雨(言语)实难受，珠泪滚滚腹内流，若要奴泪收，除非云雨后，若要奴心干，晴(情)长又日久。”�ァ�HTSS〗

    我立刻联想到三根桥中队厨房的涧沟和旧时房屋的落水管。陶技术员说猜得对，并要我

也说一个。我立即把目标转向冉技术员，冉推不脱，答应念一首，但解释说也是听陶技术员从前讲过的，他只是替陶技术员给大家再念一遍：��

   “自从麸(夫)去后，抹粉又擦油，结交两根光棍，终日架上风流，只说晴(情)长日久，谁知刀割两头。”陶技术员一听不答应，他说这是讲的挂面，不是竹，要冉技术员重来一首，冉反驳说“两根光棍”就是竹子做的，也算有竹。他要我和邢荣光接着说下去，我和邢不好再推脱，即兴编了两首，我编的是塔尺：��

   “穿红着白一身正直，东奔西走宁折不弯”；邢荣光编的是竹笛：��

   “生在大山不觉得大山美满，一旦离开了又声声呼唤”。邱干事听后连连点头说：“做人做事就应该正直。”又说：“是啊，得到的不晓得珍惜，失去了又非常懊悔；人呀，有时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这显然是在影射我和邢荣光，并为我们惋惜。��

    后来听冉技术员介绍，邱干事是个好人。他初中毕业顶替多病的父亲进了工厂，入了团，在保卫科工作。后被保送到省公安学校读书，由于成绩优异毕业后被留在行署公安处工作。后来又调到劳改局。他对测量工作本来一窍不通，但他聪明好学又虚心求教。于是陶技术员一手把他教了出来。现在已是一名熟练的测量工人。正因为如此，他对陶、冉两人很尊敬，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难得的。��

    与此同时，邱干事也向邢荣光介绍了两个技术员的情况，说姓陶的解放前夕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解放后在西南建筑工程公司任工程师，因修建西南行政大礼堂(即重庆人民大礼堂)被那件当时轰动全国的贪污案〖ZW()据当年重庆市建筑界知名人士称：该案应称作“肖子言贪污未遂案”才比较确切。肖解放前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系，在建筑界与梁思成齐名，曾任基泰建筑公司驻渝办事处主任，解放后，该公司合并到西南工业建筑设计院后任副总工程师，主持工业建筑结构设计。肖子言贪污未遂案受牵连的多达数十人，肖为主犯，被处决于重庆市珊瑚坝，十余人被判徒刑，为解放后当时罕见的贪污大案，曾轰动全国。后经复查，所谓的贪污事实有较大出入，进行了甄别，但一个很有才华的建筑专家却不能复生了。〖ZW〗〗牵连，判5年刑。由于在劳改期间有立功表现，被提前释放留在劳改单位就业。冉技术员解放后毕业于水利电力学校，曾在长寿狮子滩水电站当技术员，因犯破坏军婚罪被判刑两年，刑满后因家在农村不想回去，自愿留在劳改单位就业。难怪每当有人问起他们劳改的原因，两人都自愧地缄默不言。��

    我们在大堡到双溪对岸测量的日子，几乎天天都有细雨，有时稀稀疏疏，有时密密麻麻；有时候正打算收拾器具回队，天空又忽然放晴。有时艳阳高照，突然又风骤雨急，叫人左右为难。所以耽误的时间太多。邱干事怕不能按计划完成在大堡的勘测任务，不得不决定冒雨也要作业。(经纬仪和平板仪各有一把大雨伞)。所以我、邢荣光和5个跑花竿的经常浑身湿透，满身是泥，牙腮发抖，手脚打颤，测完一个站点才去捡些枯草枯叶和灌木枝烧火烤，烤得衣裤冒烟，烤得额头冒汗。给我们留下了风湿的遗患。

    在双溪对岸测量的最后一日，突然出现了阳光灿烂，云海苍茫，群山如黛的好天气。那天大约中午的时候，邱干事操纵经纬仪的镜头朝着一个方向凝住不动了，嘴里还喃喃地说着：“把脸转过来看看嘛”，陶技术员问他看见什么了?他不回答，要陶自己去看。陶去看了笑了，要冉技术员去看，冉技术员看了也笑了，又叫我去看：原来千米之外有几个彝族妇女轮流在山坡上拉尿，她们熟练地将身上的百褶裙像午蹈演员那样一旋，然后蹲在地上，不一会儿站起来，干枯的沙土就湿了一团；还调皮地用光着的足趾擀些土去掩盖。��

    收尾那天收工的时候已接近傍晚，再从上游回队就会更晚。听三中队干部说他们附近河段上有一处大瀑布，最近有个水电勘察队在那里勘测，河面上搭了浮桥，崖壁上架了绳梯，若能从那里回队比走上游要近一半的路程。邱干事决定去试一试。他带头走在前面，要大家保持距离吹哨子联络……由于我要等打土钻回来晚了的邢荣光，所以走在一行人的最后面。在接近河岸的时候，瀑布的声响很大，轰隆隆震耳发聩，根本听不到前面的哨子声，于是迷失了方向。这时老天爷又下起雨来，天色已完全黑尽，估计已下到谷底，并感觉到脚下就是奔腾咆哮的河水，每踏出一步都有危险，每踏错一脚就会掉进浪花翻滚的激流里。我真正感到了紧张、感到了恐惧、感到了悲伤。幸亏当过兵又在劳改农场当过干部的邢荣光有生活经验，他踏稳一只脚再换另一只摸索着前行，总算找到一块没有被雨水淋湿的地方。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段时间准备烧火烤而带在身上的火柴还有大半盒。有了火柴就有了希望。我和邢荣光在这块没有被雨淋湿的地方搜集到一堆枯叶枯枝，花去大半盒火柴，点燃了一堆篝火。借着火光才发现这上面是块巨大的崖层，这地方正是崖层下一个凹进去的洞穴，约有4—5个平方米。我们赶快又去找了些较大的树枝，把火烧得更猛更大，想让对岸的人知道我们的情况，以便营救我们。可是对岸死一般沉寂，我们终于不抱希望了。��

    经过了紧张，经过了恐惧，后来反而不紧张不恐惧了。但又感觉得腹中饥饿难忍，这时才想起我们未能回到中队，也就没有吃上晚饭。想着想着倒在余火堆旁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做起了梦。我梦见了中午从经纬仪中看到的那个约十八、九岁的“阿米子”，胸前佩着缕花银牌，著一身红黄兰白绿的五色衣裙，皮肤黝黑红润，体态婀娜丰腴，她拉着我到了她家的彝寨，寨里有许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人，有的请我喝碗碗酒，有的给我吃砣砣肉，有的给我荞麦粑，有的给我烧洋芋。最后我和他们跳起了“踢踏舞”，跳着跳着，阿米子旋转起来，百褶裙也扬了起来，像彩色的陀螺。我曾经听说彝族同胞当时很贫困，许多人都没有内裤，想证实一下……“阿米子”见我在偷看她，立即羞红脸蹲下去抓起一把沙土向我的双眼撒来。我吓得大叫了一声，把邢荣光惊醒了，说他也在做梦，梦到又去了那个彝村，但追咬他的已不是狗，而是一群狼。他正被追得着急，即被我的叫声惊醒。虽然这是一个梦，但这件事提醒了我们：我们应该轮换着睡。并且应该多捡些柴把火烧旺，既可以防冻，更重要的是防野兽袭击：野兽怕火。��

    邱干事爬上对岸清点人数发现少了我和邢荣光，决定先留两人守候，其余的和他回三中队“搬救兵”。邱干事回队放下仪器就去请了一位熟悉情况的干部。并借来两盏马灯、两支电筒、一根绳子和蓑衣斗笠，带着两个跑花竿的回到岸边，用电筒和口哨联系。发现了我和邢荣光烧的篝火，试图派人下去营救。但三中队那位干部说在这黑灯瞎火的时候，爬绳梯往下走要比往上危险得多，一旦失脚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他估计我和邢荣光既然能烧起篝火，必定找到了栖身之地。据他所知这一带除了蛇和山鼠没有大野兽。他建议只留两个人轮流在河边守候，万一两人晚上能回来更好。��

    以上这些情况，我和邢荣光当时是无法知道的，因为马灯和电筒的光亮照得不远，加之夜里河面有雾，我们又在洞里，不可能看见，喊话更听不清。��

    我和邢荣光本来商量好轮换着睡，实际上我俩都没有心思睡。原因是后来在洞中又发现

了一些风吹干了有姆指粗的粪便，无法判断是人拉的还是野兽拉的。所以更不敢掉以轻心，下半夜完全是竖起耳朵，睁大眼睛，提心吊胆熬过来的。��

    终于盼到了黎明。雨早就停了，河面上笼罩着薄雾，仍然看不见天空。不远处有约5米宽的一道瀑布，发出震天的吼声。我们跨过三根直径约20厘米的元木搭的便桥，到了对岸垂直的崖壁。崖壁大致可分为三段：第一段高约10米

，基本上是90度垂直的绝壁，上面吊了用2厘米

粗的麻绳做的软梯；第二段实际上是下面崖壁的顶端，看得出从来没有被河水冲刷过，所以上面长着草和灌木，坡度约50度，高约4米

，人工挖了“之”字形的踏步；第三段接近18米

高的断层，坡度约70度，上面也吊着绳梯，每隔大约5米

就在崖壁上做了铆固，使其不摇晃。的确往上爬时，身子贴着崖壁，眼睛看着崖壁，望不到下面咆啸的河水和峥嵘的乱石，心里没有压力，不觉得危险。但爬到岸上回头一看，绝壁有10层楼高，迂回曲折，百丈深渊。吓出一身冷汗。��

 

十五、女子队见闻��

 

我们结束了在大堡的勘测工作后，立刻转移到沙坪农场复查和补测。沙坪农场幅员辽阔，方圆十多公里约数千公顷土地，预计测完要一个多月。由于有位跑花竿的在夏家沟测水库断面时摔伤了脚，与我互换了工作，我才有机会通过跑花竿去认识那片神奇的土地。有一天我们勘测到了老林，终于爬上了沙坪农场最高的山脊。往东看，斧削般的断崖下是层层叠叠的梯田和毗连相接的畦地，老林中，有铺青叠翠的灌木，盘根错节的苍松，亭亭如盖的青杠和疏枝密叶的板栗。往西望去，农场就在脚下，连绵的坡地夹杂着苔痕斑驳的岩壁，深不可测的幽谷和盘旋曲折的小溪。我生在平原，长在平原，还从来没有上过这么高的山，看见过山有这么美，顿时心旷神怡，情不自禁地感叹道：想不到囚禁犯人的地方会有这么好，但被囚禁的人却又感觉不到它的美。��

    勘测队的工作是流动的，生活也是流动的。有一天上午结束了在白岩的补测工作，下午就要转移到三根桥。邱干事知道我在三根桥呆过，人和路都熟悉，就叫我先去联系晚上的住宿和吃饭。��

    这是个初夏的日子，湛蓝而清澈的天空挂着一轮耀眼的红日，晒得人暖融融乐滋滋。对我来说去三根桥中队的这条路是再熟悉不过的，从白岩方向进入三根桥地界后，只需转过两个小山头，跨过一条小溪，再爬一段缓坡就是中队大厨房。但我进入三根桥中队地域后竟然没有碰见一个原三根桥的人，我觉得好奇怪，莫非今天都去了中队部上面那片洼地(就是我们初到时割蕨草和修路的那片地)？我正这么想着走着，快到了从前洗过手挑过水的小溪，忽然听到有女人嘻笑的声音，我越发觉得奇怪：这三根桥除了胡干事的爱人来过，从来没有过女人，哪会有女人的声音?于是循声走去想看个究竟，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僵直地站在那里。原来这条小溪两边的草木已经割光砍光，并筑起土坝蓄了一池塘水，10几个一丝不挂的女子正在洗澡戏水，其中几个已经洗完正站在堤上晒太阳和梳理头发的女人暴露得特别彻底：那丰隆圆滑的酥胸，那颤颤巍巍的乳房，那纤细笔直的腰肢，那充实饱满的臀部，那浓黑浓密的……都呈现在我眼前，相距不过10米。当这些女子发现有男人时，先是一愣，继而低头避开男人的目光，有的立即跳进水里，有的迅速转过身去，有的合掌盖住耻骨，有的连忙蹲了下去。　　

我怀疑自己又在做梦，但有个既不跳进水里也不转过身去的徐娘半老的女人轻佻地笑着喊我：“过来呀，小白脸！”吓得我本能地退到了山后。于是背后又飞来一阵粗犷放荡的笑声。这时我才清楚自己并没有做梦，眼前是一群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后来听说女子队的卫生状况极差，没有浴室，用水十分紧张，整个冬天没有洗过澡，与三根桥的男人们一样身上又臭又痒。有些讲卫生的，像陈晓梅、冯芸碧等，宁肯不洗脚也要省下水来擦洗身上。但有些又想顾脸又要顾身的就用洗脸水去擦身上，结果染了妇科病。所以天渐暖和的时候，只要中午有太阳，有些人就利用午饭后短暂的休息时间到溪沟里去洗冷水澡。我碰上的那天气温特别高，去洗澡的人也特别多。我退出溪沟后又为难起来，因为从白岩去三根桥只有这条捷径，如果绕道要耽误更多的时间，于是只好坐下来等。当听不到那些女人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和嘻嘻哈哈的笑骂声后，才又硬着头皮向溪沟走去。这时池塘的水在阳光照耀下闪着鳞光，塘堤上下已没有了人迹，于是我快步来到了三根桥中队部，出示了邱干事给我的场部办公室开的条子，接待我的女管教在上面批了几个字，要我拿到厨房去落实。厨房里几个腰圆臂粗的女人对我非常热情，说她们就是原来在场部的那个女子队，因那里改为直属建筑队，她们才迁到这里。至于三根桥原来的人去了哪里，她们不得而知。当我提到陈晓梅和冯芸碧的名字时，她们说陈当了大组长，今天和两个人到场部挑包谷去了，很快就会回来，而冯芸碧患胆囊炎正在工棚休息……我们正交谈着，说曹操曹操就到，陈晓梅和另外两名女子挑着三挑担子嘎叽嘎叽到了厨房。陈晓梅一眼就认出我，非常高兴，说她挑的这担包谷有100斤，是从场部一口气挑回来的，场部到三根桥最少也有两公里，我听后伸出舌头吃了一惊，自己去试了一试，结果挑起来走了不足五步就气喘吁吁。��

    我记忆中的陈晓梅是个不善言词，非常文静的女子，现在竟变得如此爱说。原来她的身材颀长而匀称，现在却是背阔胸宽，腰粗腿肥，我感到难以想像，难道这就是脱胎换骨的改造?��

    陈晓梅说：女子队因政治原因来劳教的不多，大约只占20%，其余的多是因生活作风，男女关系，经济诈骗或偷窃东西，被单位或工厂开除后送来劳教的。这些人意志消沉，精神空虚，整天都说男人、讲男人、想男人，摆谈些不堪入耳的下流龙门阵。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她感到十分难受，所以拼命地劳动，努力改造好自己，争取早日离开。��

    陈晓梅又说她曾经给胡永雪的夫人去过一封信，打听老师的下落，得到回信后才知道胡永雪离开三根桥后去了五渡溪(沙坪农场又一个分场)。因年龄大，肠胃不好又缺油荤，长时间吃包谷消化不良，造成营养不足，身体十分虚弱，家人非常担心……。正说到此时，冯芸碧也硬撑着来到厨房，说她一定要看一看“快乐的小伙子”。这是20世纪50年代一部苏联影片中一群姑娘对一个男青年的戏称。从省城来沙坪的路上，她们见我不知忧愁，轻松活泼，就用这称呼代替我的名字。又说她和陈晓梅经常摆谈我们，常说起诸崇明、杨益权等人。冯芸碧回工棚后，陈晓梅又告诉了我一件事，说冯芸碧的丈夫已来信提出要与她离婚，冯芸碧非常洒脱，立即回信表示同意。但过后又有些后悔，她舍不得她那已经12岁的儿子，但舍不得又没有办法，她无法抚养儿子，只好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

    我们一行十人当天在三根桥吃晚饭，邱干事和技术员在中队部和干部一起吃，我和邢荣光等在大厨房吃劳教伙食。当然这一次受到了比在任何一个男队更优厚的照顾，基本上是敞开让我们吃。因为这些女人也是很久没有见过男人，很想看看男人。我和邢荣光等人来到这里就像到了女儿国，成了比宝贝还要珍贵的东西。厨房里几个油光水滑的女炊事员问这问那，找些话与我们瞎聊。厨房外指手划脚的女人又围了一层，我心想：内中肯定有在塘堤上一丝不挂的女人。��

    陈晓梅还拿出她用零花钱买的一筒清蒸猪肉罐头，请我一起吃，并说这样的见面不容易，见一次算一次。��

    果然陈晓梅、冯芸碧这次在三根桥与我见面后就失掉了联系。但1959年建国10周年特赦国民党战争罪犯时，我在省劳改局主办的《新生报》上看到陈晓梅终于首批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的消息，为她万分高兴。据说陈晓梅被清放出去后，很快就和她在新华通讯社当记者、也被打成右派在北大荒改造的未婚夫结了婚，并在北大荒安家落户，养猪种地过日子，一直没有要孩子。��

    据说冯芸碧没有陈晓梅那么幸运，她的结局非常悲惨。一是她年龄比陈晓梅大得多，又拖着有病的身子，当然没有能力去拼命劳动，挣表现。二是失去丈夫、失去儿子，加之老母亲无人奉养，所以很伤心、很灰心。陈晓梅走后她就沉默寡言，与初到农场时判若两人。在所谓的“自然灾害”年间，农场实行了口粮要根据每个人实际的劳动表现分等级供应，而不是根据一个人要维持生命的物质需求。当然冯芸碧获得的就是农场劳教人员最低一个等级的供应。所以经常饿得清口水流，肚子咕咕呻吟，卖尽或换尽了她身边所有能卖、能换的东西，——除了良知和贞操，也买不到、换不到能抵御长达三年“自然灾害”的食品，终于得了水肿病。有一次她昏迷后醒来，预感到自己快死了，于是剪下头上两绺头发，又写了两封像遗书的信，对那个当卫生员的年轻女友说：“你若能活着出去，请替我将头发和信转交给我的儿子和母亲……”话还没有说完，她的手就从卫生员手里滑脱了，呻吟了一会儿，凄凉地合上了眼睛。��

 

十六、荆棘路��

 

我们回到沙坪农场不久，到五渡溪、毛坪勘测的那个组也回到了沙坪农场。诸崇明向我介绍了他们在五渡溪的遭遇后，还讲到了王沧海不幸死亡的经过。��

    诸崇明等人在毛坪勘测的小地名叫酸枣坪。顾名思义，那里的酸枣树特别多，满山遍野都是野生带刺的酸枣树，其间还夹杂着一些2米多高的芭茅，梭标样的叶片边沿有锋利的锯齿。传说当年公输班的手臂就是被这种芭茅叶子划了一条口，受到启发才发明了木工锯子，流传至今使用了两千多年。山上还有一种粘粘草，川西坝子称“惹人”，它那带毛刺的果实，接触人的衣裤后就立即沾上，让你像是滚进了蚁巢，全身爬满了黑“蚂蚁”，叫人见了毛骨悚

然。后人受此启发，生产了粘结带、粘结扣。

有一次，他们的测站设在下面，5根花竿全在上面，集中勘测酸枣坪西部边沿一块陡坡，测站和测点水平距离1000多米，高差100多米，上去的时候不觉得山势险峻，下来的时候天已黑尽，与测站失去了联系。加之下大雨，五个跑花竿的人淋得像落汤鸡。雨水冲刷后的山坡更滑，每走一步都胆颤心惊。在这种情况下，诸崇明自告奋勇在前面用花竿探路，吃准没有危险后才用花竿搭成扶手去接住上面下来的人，就这样摸索着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回走。

有一次诸崇明不知道自己是站在一个坑的边沿，他把花竿递上去接人的时候，那人脚踩滑了，但手还紧紧抓着花竿未放，人的冲力加上花竿的推力使诸崇明身体失去平衡，往后一仰跌进了深坑。那人还不松手，也被花竿拖进了坑，两人唉声叹气后，才觉得腿脚和屁股被岩石碰伤，脸手被草木挂破，泥水渗进伤口像是盐巴渗进，火辣辣疼痛难忍，那人竟嚎啕痛哭起来。诸崇明毕竟比那人年长，南下时在部队经过磨练，所以一面安慰那人，一面吹口哨与上面三人联系。还好，上面的人有了回应。原来他们听到诸崇明和那人跌进坑时发出的尖叫声，知道前面发生了危险，便停在原地不敢前进。听到诸崇明的哨子，知道两人还在，才连爬带滚地向诸崇明靠近。此时雨已停了，天穹露出了微弱的星光，他们朦朦胧胧地发现掉下去的地方坑壁很高，但下方的坑壁却大约只有2米，于是决定让上面的三个人将花竿并在一起，往下搭稳，然后一个一个地抓着花竿溜下去。这时他们已饥寒交迫，浑身无力，幸好坑中避风，5个人靠在一起身上有了暖气，但困乏使他们闭上了眼睛。又过了很久，忽然听到远处有隐约的哨子声，他们的精神为之一震，于是拼命吹响了口哨，甚至大叫着：“我们在这里，快来救我们！”��

    原来测站的人以为跑花竿的会跟在后面回去。因为他们相距仅有一两公里，跑花竿的晚点到达是正常的事情，所以没有在意。加之勘测小组住的是租用的民房，干部和就业人员住一处，跑花竿打土钻的劳教人员又住一处，所以干部和就业人员吃完晚饭就回自己的住房睡了，根本想不到5个跑花竿的劳教回不去。但5个人没有回去吃晚饭，做饭的老乡就不敢睡，左等右等，等到10点，靠在火堆旁的凳子上睡着了，一直睡到天快亮前才醒。发现5个跑花竿的仍未回去就慌了，连忙去报告干部。那干部也觉得这时辰都没有回去，肯定出了问题，连忙唤醒就业人员，又去找了一个熟悉道路情况的房东打着手电筒，照着马灯，还带了一支猎枪，沿着昨日最后一站的路线找去，并不断地吹着口哨。房东说那山上经常有黑熊出没，虽然一般情况下不主动攻击人，但也不是完全不伤害人……这话说得这么玄，那干部也着实吓了一跳。如果真的丢了5个人，他没法向政府交待。直到来到昨日最后的站点，听到坡上有哨子回应，他那嘣嘣跳着的一颗心才落了下来。��

    当诸崇明等5个人回到住地囫囵吞枣地咽下昨晚的饭菜时，已是凌晨6时，他们相互看了看，一个个的脸上不是青一块，就是紫一团，耳朵、鼻子和手，被芭茅割得血迹斑斑，衣服和裤子均被挂破，挂得东掉一块，西掉一片，像一副叫花子模样。��

    王沧海死亡的确切消息是诸崇明碰到胡永雪，听胡永雪说的。因胡和王沧海从三根桥到五渡溪一直同队同组，因胡永雪年老多病常受王沧海照顾，两人关系很好，所以消息可靠。��  我和诸崇明离开三根桥到勘测队不久，三根桥的200多人就成建制地搬迁到了五渡溪。

那里是新建的分场，住的条件和大堡差不多，只能遮风挡雨，睡的也是全在地上，吃的用的

要靠两个肩头从20多公里的镇上挑回或扛回，所以生活物资比三根桥还要紧张。口粮配给已

根据各人的劳动情况制定了等级，并且大米的比重愈来愈少，有时还掺和着霉变的黄豆粉或

莲花白老叶子(灾害年间谑称“老梭标”)，与包谷面捏在一起蒸成团子，有3两一个的，也有2两一个的，根据各人的定量等级供应。然后再给一牛眼睛勺子咸菜和一瓢清水大锅汤，就算是中餐或晚餐的全部食品。加之冷一口热一口，有时团子没有蒸透，中心是生的，但又舍不得丢弃。于是生的、半生半熟的都一古脑儿吞到肚子里，许多人因此得了胃病。�ァ�

    王沧海在朝鲜战场上就因为长时间吃压缩饼干犯过胃病。后来搞地质工作在野外又时常饱一餐饿一餐，埋下了胃病的祸根。到沙坪后曾多次出现烧心，打嗝儿、恶心、胃胀等胃病的症状，未得到治疗。到五渡后出现了脸色苍白，出冷汗、呕血、便血、腹痛、发热、休克等危险特征。中队将他送到场部卫生所住院治疗，经一个原来较有名气的内科医生(当时也是劳教人员)的人检查后，初步诊断为胃溃疡，并且很有可能胃壁已经破裂而穿孔，食物已经进

入腹腔，引起急性化脓性腹膜炎症。这种病人应及时送往中心城市的大医院作x线诊断和内

窥镜及细胞学检查。确诊后，对症治疗，才可以保住性命。据说在50年代初期胃溃疡和十二

指肠溃疡是可以通过手术切除的办法治愈的。并且手术并不复杂也很安全。王沧海若是不劳

教，是完全可以医治的。但那时候谁会去为他劳那份神，操那份心。再说农场也没有那笔经

费开支。所以王沧海在卫生所住院，也只能服些消炎止痛的药物，缓解下剧烈的疼痛。并不

能阻止或抑制溃疡的蔓延和扩散。由于进食引起剧烈疼痛，王沧海自己要求减少食物。但又

不能通过输液补充些维持生命的营养。所以一个走南闯北的铁血汉子不到两个月，就变得不

成人形：两颊深陷像两个窟窿，眼窝深凹像两个黑洞，四肢只剩下皮包着的骨头，嘴鼻只能

呼出游丝般的气息。就这样又拖了近半个月，终于死了。完全是被疼痛折磨死的，也是拖死

的，死时年仅28岁。与他同队同时死的还有3人，也就是说一个中队同一时间共死了4人。��  据一位曾在场部卫生所与王沧海同住一室保住了性命的人后来回忆。只要疼痛不是十分剧烈，王沧海非常沉静，十分乐观，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态度，他说人总是有这么一天的，只是或早或迟。��

我和诸崇明在沙坪重逢不久，农场地形地貌复查补测工作就完了。但并没有放我们回家，而是把我们安排到场部上面的十大股中队继续劳教。��

    好在到了十大股后又遇到一个好人，叫王大荣，是空军转业到西南民航管理局工作的，打成右派后，单位本来要下放他到农村中去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的，他不干，宁肯来劳教。他认为群众监督是几十双眼睛盯住一个人，日子难过，不如劳教都是“一路货色”在一起好。鉴于他是自愿来劳教，表现又好，不久就当了劳教大组长。他见我们来队报到，主动把我和诸崇明要到他那个大组。后才知道原因是我上身穿了一件别人送的空军服装，王大荣误以为我当过空军，所以对我有好感。谁料到王大荣的一番好意竟害苦了我，因为王大荣这个组是种菜、打柴、挑粮的，我最怕挑和担。幸好这日子不长，王大荣悄悄告诉我一个消息：听说要从农场抽人去云南修铁路，吃大米，并且不定量……问我去不去?

 

 

 

 

 

 

 

 

 

 

 

 

 

 

 

 

 

 

 

 

 

 

第二部份  夜长路漫漫

 

 

一、举步维艰

 

 

事实证明，王大荣大组长透露的消息是真实的。十大股中队的中队长很快就在一次晚上点名的时候，正式宣布农场要抽调一部份劳教人员去云南修筑内昆铁路。凡愿意去的均可报名。但并没有许诺“吃大米，不定量”等，相反，还反复强调老弱病伤的就不要去了，修铁路的劳动强度要比农场大得多。��

    尽管如此，我和诸崇明、邢荣光还是义无反顾地报了名，要去修铁路。我们想：既然王

大荣说修铁路的事都证实了，那“吃大米，不定量”的说法，也不会无事生非。修铁路既然

是重体力劳动，粮食定量肯定会高些。这种年辰，只要能填饱肚子，再苦再累也无所顾忌。

    但奇怪的是王大荣自己却没有去。我问他时，他解释说：原本也是想去修铁路的，但中

队长和指导员都执意要他留下。说年轻力壮的都走了，农场尽是些老弱病伤的，生产怎么搞

呢?

我们报名修铁路后的第三天，大约是1958年的8月中旬，正是五黄六月的一天晚上，例

行的点名过后，留下我和诸崇明、邢荣光等四十多个报名修铁路的，告知我们次日凌晨4点起床，打好被包行李，吃了早饭就下山。啊，终于要离开生活了半年多的沙坪农场，尽管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受洗礼，经受饥饿和风霜雪雨煎熬的地方，一旦要离开又有些舍不得。舍不得那里的山，那里的土地，那里的原始老林，那里的人(不包括杨队长)，特别舍不得刚认识的王大荣。分别时王大荣告诉我，他是“保留公职”的，改造好了还要回原单位，他希望不久就能在成都和我相会。可是从此一别，我再没有得到王大荣的任何消息。如果王大荣继续在沙坪农场，不知道他在“自然灾害”年间能否挺得过去。听说“自然灾害”时期，沙坪农场饿死了很多劳教人员，农场主要领导人因此被判了刑。我们后来得知这一消息，非常庆幸自己去修铁路是正确的。��

    我和诸崇明、邢荣光等人到达沙坪转运站时还不到凌晨6点，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这里已经聚集了从各个中队抽来修铁路的两百多劳教人员。经过点名、编组、就立即上汽

车出发。��

从沙坪去云南修铁路，行程千里。我们一行两百多人，共乘9辆苏制“嘎斯”卡车，规格与元旦从成都到沙坪一样，仍然是武装押解，可谓浩浩荡荡、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然而

这些对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了。��

我们的注意力和谈论的话题，集中在我们将去的云南，那神奇奥秘的西双版纳，那烟波浩渺的滇池和洱海，那千姿百态的石林，那竹楼、佛塔、大象、孔雀……那令人神往的神秘王国。��

    说话间已过了峨眉、乐山。尽管汽车摇来摆去，许多人还是鼾声大作，沉沉地睡，直到快拢五通桥，汽车停下，管教干部叫大家下车“方便”时，才发现一个个浑身衣服湿透，额头上汗如雨滴，车厢里闷得透不过气来。这时大家才想起，我们是从海拔两千米的深山老林出发的，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裤和棉衣，而此时正值盛夏，在海拔仅五百多米的岷江河畔。加之汽车的帆布车篷没有打开，车厢里尤如一座蒸笼，有些人已经中暑，个别严重的面色苍白，头痛、头晕，甚至昏迷。幸好这次管教人员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准备，配备了一个医科大学的右派学生做卫生员，他带有一个保健箱，准备了一些清凉解暑的药品。这人手脚麻利，迅速用酒精棉球给病人擦额头，太阳穴和手心，然后给几粒仁丹，并建议把帆布车篷放下来，把棉衣脱掉……病情得到了缓解。��

    这时我忽然发现和我对坐的邢荣光的耳朵上有一只肚子胀鼓鼓的虱子在爬，忍不住笑了来。这一笑大家抬头一看，这些东西不仅在邢荣光头上捣乱，我的头上和肩上也有。原来这些养尊处优的寄生虫们，平时都是在这群苦难的人们睡暖和的时候出来嗜血的。今天把它们从海拔两千米的山上带下来，暴露在烈日之下有些难受，于是成群结队爬出来到处乱闯，有的爬到人的鼻子尖上，有的爬到眼镜上，炫耀它们的存在，气焰十分嚣张。于是一场对虱子的剿杀行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伴随着声声怨恨，句句诉说，每个人的指甲都掐红了。有的人还没有解恨，用牙咬遍每一道衣缝，让藏在里面的虱蛋破灭，要虱子们断子绝孙。然而这只能解一时之恨，并没有把虱族根除。事实上我们劳教了多少年，虱子就跟随了我们多少年。虱子永远是与贫穷和苦难相伴的。��

    大约下午3点钟的时候，我们一行人的汽车刚刚进入自贡市的荣县地界，天空乌云压顶，电闪雷鸣，还没等大家把帆布车蓬罩上，豆大的雨滴就铺天盖地袭来，笑声没有了，一个个都没精打采。汽车在雨中艰难地行驶了一个时辰，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荣县长山附近一段陡峭的山体滑坡，几十立方泥石流堆集在路上，汽车无法通过。管教干部和公安战士都说今天倒了霉，弄不好晚上要当“山大王”。但是他们更担心的是天黑之前路弄不通，晚上趁黑跑一两个劳教人员，他们担当不起。实际上这两百多名劳教人员挤在漏雨的汽车里非常凄惨，他们早上囫囵吞枣地喝了点包谷糊糊，三个当中餐的包谷馍馍也早就送进肚子，无影无踪了，哪还有什么力气逃跑。加之在那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关了两百多天，有些人已经变呆了、傻了，不给手续叫我们走也不会走。��

    幸好，天色渐黑的时候，雨停了，两头堵住的汽车也多了，有二三十个农民模样的“养路工”扛着锄头，挑着竹筐，懒懒散散地来了。他们一面用沙哑的嗓子跑着调唱着《社会主义好》，一面清除路上的泥石，直到天色完全黑尽，路面基本上可以通车，他们才用锄把顶住下颌站在路旁，好奇地看着这几辆架着机关枪的汽车慢慢地驶过去。��

    我们晚上八点过到达这次行程的第一站——自贡市。��

 

二、报名当右派��

 

自贡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的沱江支流釜溪河畔，原系荣县和富顺县的属地，因盐业崛起，1939年四川省国民政府将两县相邻的自流井和贡井划出设置自贡市。自贡的井盐生产始于东汉，唐宋以来成为巴蜀两地的井盐产区；解放后原盐产量增长了十多倍，并利用盐卤和天然气发展了化学工业、纯硷、烧硷、二氯钾烷、化肥、氯化钾、氯化钡等化工产品，畅销国内外。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最近几年，硬质合金、锅炉、机床、高中压阀门、无线电、电焊条、平板玻璃、油毡等轻重工业产品更是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工业城市。可是我们当年经过时，自贡的经济还非常落后，城市状况与解放前没有多大变化，由于当时搞计划经济，又抓阶级斗争，所以市场非常萧条，人民生活贫困。我们当晚住在自贡火车站附近一幢尚未交付使用的砖混结构的仓库里，四周除了星星点点昏暗的灯光，没有行人，一片寂静。但偶尔有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的火车的汽笛声和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我们非常疲倦，草草咽下迟来的晚餐后，就在仓库的水泥地坪上一个紧挨一个的铺开被盖卷，像沙丁鱼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赤条条地，整整齐齐地地睡了——因为天气太热，仓库的窗户太小，晚上大门又关了，所以我们都只穿条内裤。��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被告知要在自贡进行“整训”。后来得知实际上是在等待全省各市地县陆陆续续被送劳教的人在这里集中、编组、编队，然后取道宜宾去云南。��

    劳改当局考虑体力强弱和政治成份的搭配，我和诸崇明、邢荣光又经过重新编组，邢荣

光与我分开了。邢荣光被编到另一个小组去作小组长。后来得知筑路支队的管教干部中有些认识他的人，这是对原来的同行的一点照顾。��

    邢荣光在自贡还意外地见到了和他在一个劳改农场当干部的两个人：一个叫闻亮，原在农场一个中队当教育干事；另一个叫许平，是中队长。闻亮是调到筑路支队当管教干部的，而许平则是因为定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公职送来劳教的。��

    经过编组，我和诸崇明、许平编在一个小组。同组的还有俞贤智、陈龙瑞、张卓义、秦

成远、朱信本、高扬、刘继怀、黄松、白虎利、张小刚、赵剑平。俞贤智被指定为小组长。

    俞贤智是刚由乐山统一送到自贡劳教的，乐山人，粗壮敦实，仪表堂堂。是1950年初读高中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在征粮剿匪的战斗中多次负伤，荣立战功，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复员转业做了一个国营林场的场长。因为看着葱茏茂密的原始森林像剃光头一样砍光伐尽，他感到心痛。可是上级下达的年度采伐计划却以20%的幅度递增，为此，他经常与森工局的领导争吵，叫嚷着完不成计划。并说这样砍下去，森林砍光了，子子孙孙将来怎么办?可惜他这话讲早了四十多年，所以得罪了领导。��

    1957年反右开始后，上面又下达计划，要他按比例抓多少右派、抓多少反革命、抓多少坏分子……，可是他一个也没有抓出来。1958年元旦后，反右办公室催他上报右派名单，要将这些人集中到局里“学习”。他想：我不当右派，反正也得有人当，当右派有什么了不起?(实

际上，他当时还不知道当了右派的严重恶果，)于是他把自己的名字列入了右派名单，背起

被盖卷到局里报到去了。��

    俞场长要走，要当右派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随俞贤智一起从部队复员到林场的士兵呜咽着为他送行，送了一程又一程，都不肯离去。一直把他送到局里，想看个究竟，反右办公室的负责人说他们来人太多耽误生产。这些工人回敬了一句：“只要把阶级斗争抓好了，耽误生产算什么!”��

    那晓得这些工人的举动给俞贤智帮了倒忙：在全局中层干部的批判会上，给俞贤智罗织了诸如“对反右派运动有抵触情绪”，“把林场搞成他的独立王国”，“煽动工人消极怠工”等等罪名，最后被戴上了“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强制劳动教养。��

    据说送俞贤智到局里的十几名工人，后来也分别受了处理。有历史污点(如国民党起义士兵和舅父当过甲长的都算“历史污点”)的定成反革命；没有“历史问题”，但有“反动言论”的，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平时吊二话、调皮的定为坏分子，有的判管制，有的送劳教，最轻的也是遣送回农村原籍务农。��

    我们在自贡集训了三天，主要是学习劳动教养的决定，强调劳教人员是有公民权的，在劳教期间还有工资，与劳改犯人是两码事，要大家对改造抱有信心；与此同时又反复强调劳教是强制性的，不是你自己愿不愿意的问题，如果在劳教期间不服从管教，不接受改造是会受到制裁的，甚至升级去劳改。��

    集训的第二个内容，是摸劳教人员的底。我们有刚送劳教的，也有“泡”了几个月的，思想状况比较复杂，借学习、讨论、谈心得体会，了解我们在想什么，会怎么作。对那些情绪消沉，委靡不振的，则防止他们自杀，鼓励他们树立改造好的信心；对那些思想抵触，不接受改造的，要晓以利害，防范他们走向极端。总之，集训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这些人一个不少地押解到云南去修路。��

    我和诸崇明是属于“泡”了几个月的，在沙坪农场经过了劳动关，吃过苦头，也知道那些“对抗政府”、反改造的人的下场，所以在小组会上带头表态：去云南的路上服从干部管教，听从干部指挥。��

 

三、南行的列车��

 

我们此行也是两百多人，是乘火车从自贡去宜宾的。当时的内昆铁路已从内江铺轨至宜宾的吊黄楼，并开始试运营，但客运没有客车厢，而是用货车厢代替。这种车俗称“闷罐车”，没有窗户，当时车外的气温高达摄氏34度左右，车厢内则高达36度。车厢的中门本来是可以打开的，但怕有人逃跑或跳车自杀，所以只同意开一条约40厘米宽的缝，中间还横着一根铁链，并有一个荷枪实弹的公安战士把守着。火车奔跑的时候从这条门缝透进一股风，可以与车厢里龌龊的空气对流，使人感到不太闷；但火车减速或停下的时候，车厢里又热又闷又臭，使人心慌、烦躁、焦急。��

    还有件使人尴尬的事，那就是喝水和拉屎拉尿的问题。离开自贡时，只有少数人有军用水壶带了水，多数人没有水喝，渴得口干舌燥。可是不吃不喝可以，但不拉屎拉尿则不行。昨夜大家敞开肚子吃了一顿没有包谷的糙米饭，清晨又喝了许多包谷糊糊，时过中午到了新陈代谢的时候，大家强忍着，想坚持到目的地。但当时那段铁路算是初通，边坡和路基都不稳固，边沟也没有完全修通，铁路处于边营运、边建设、边完善的阶段。当时又正值雨季，塌方、泥石流多处发生，所以火车开得特别慢，停停开开，开开停停，走了6个多小时，大家逼得没有办法，用洗脸盆拉屎拉尿，然后获准在火车行进到偏僻地段时，从门缝向下倒掉。我和诸崇明合用许平那个搪瓷已脱落了三分之一的脸盆，我们倒屎尿时，连同脸盆一齐丢掉，许平说：“反正要轻装”。��

    我们一行到达宜宾岷江北岸轮渡码头时，对岸市区的电灯已经亮了，虽然是那样的稀稀落落，星星点点，凄凄凉凉，但总算松了口气，总算到了目的地。但这时正是进出城的高峰，人们争先恐后地抢着上船，而这二百多名劳教分子又是不能与老百姓混装一船的，所以管教干部

最后放弃了那种用小火轮推动的渡轮，而改乘完全人工的渡船。��

这种渡船是木质的，没有柴油机推动，完全靠人划。这种船不可以在江中直来直往，而要利用岸边的洄流，划向上游，再划向江心，然后与惊涛骇浪进行较量。��

    我们一行中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乘过这种渡船，更没有见过这种惊险的场面，现在令我们胆战心惊。所以个个踌躇不前。最后在干部的吆喝下，邢荣光带头踏上了仅一尺宽闪悠悠的木跳板，进到了船舱。可是尾随其后的一个形容枯槁，年约50，高度近视，原铁二局的工程师，摇摇晃晃挑着行李，颤颤悠悠移动脚步。也许是水光反射到他的近视眼镜片上，心头一慌，踏虚了脚，跌到江里。幸水不深，且是热天，被拉起来后，算洗了一个澡；可惜一捆铁路工程技术书籍没有捞着，眼睁睁看着冲走了。他不无感慨地说：“我本想带去云南修铁路能派上用场，这算是老天考虑我体弱背不动，要我轻装”。��

    另一个公路勘察设计院年约三十岁的工程师，有了前车之鉴，把本来挑在后面一端的书籍换到前面，在跨上船沿时，由于扁担的绳子太长，书籍撞在上翘的跳板头上，他慌忙去抓书籍，扁担在他肩上像跷跷板一样，背后挂着被包的一端突然向下，挂被包的绳子滑离扁担，被包滚到江里，船工用带钩的撑杆勾了几下，没有勾着，也被江水冲走了，他望着滔滔江水满不在乎地说：“只要书没有掉就好，书比被包重要；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是啊，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可爱，就在于他们对知识的执着追求，对真理的坚定信念，即使是头破血流，也不回头。��

    天渐渐黑尽，小木船渡人的速度太慢，还有一半的劳教人员没有过江，此时继续乘小木船怕出事情，管教干部很着急。这时小火轮已没有多少人乘，正准备收渡，干部们忙去做工作，要他们再渡一次，把这些劳教分子送过江去，并强调这是个“政治”问题。那年辰，听说政治问题都害怕，船工们只好答应了。于是我和诸崇明、许平等幸运地搭上了末班机动渡船。许平是宜宾人，原是劳改干部，管教干部认识他，所以在经过宜宾市区时，他打听到我们当晚的住地后，写了一张纸条，经干部同意，交给一个他熟识的摆香烟摊的小贩，通知他母亲去住地看他。��

    住地是正在修建的宜宾火车站一幢刚刚断水的货物仓库，夯实的素土地坪上没有铺混凝土，非常潮湿，但很凉爽。吃了晚饭大家立即打开被包躺着、坐着，或半躺半靠着谈天说地，有的讲《金瓶梅》，为潘金莲抱不平；有的讲《三国志》，说曹操文韬武略，是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由他统一三国是对的。最使大家感兴趣的是张卓义讲的故事。他说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南部圣马克西曼发掘了一座古墓，里面埋葬着一男一女，碑文注明他们的关系是父女，兄妹和夫妻，却没有揭示其中的奥秘。后来有位作家据此编了一部小说，中国也翻译出版了，他看过。他要大家想想是什么原因造成男女之间如此复杂的关系。��

    正当大家绞尽脑汁想不出原因，要张卓义讲时，被一声尖叫打断，大家回头望去，原来是许平的母亲抱住许平的头嚎啕痛哭。于是大家连忙奔过去，把许母接到地铺上坐下，她一面数落，一面泣不成声地对大家说：“卖香烟的周嫂来报信，说许平是公安押着走的，我不相信。我以为是许平押犯人，周嫂在夜里看花了眼。直到按许平在纸条上写的地址找来时，正好闻干事接待我，告诉我许平确实犯了错误，被判了劳教……”

    大家听后，连忙安慰许母：“我们只是劳教，是一种行政处分，与劳改犯是两码子事。你去过劳改农场见过犯人，他们是剃光了头的，还穿着有“劳改”二字，们而没有衣领的衣服。你看许平，他仍然穿的是蓝色公安服，头也没有被剃光……。”��

    许母听了这些，心里好受些了，于是由抽泣转为倾诉，她说：“许平还不满两岁，他父亲就病死了，孤儿寡母没有劳力，在乡下无法生存，才从长宁来到宜宾，投奔做小生意的姐姐和姐夫。姐姐多次劝我改嫁，我怕儿子受气没有同意，靠自己帮人洗衣、煮饭、拾炭渣和锤碎石子攒钱糊口，养活儿子。好不容易盼到共产党来了，穷人翻了身，许平当了公安战士，在屏山征粮剿匪时，差点被土匪打死，后来立了功、复员，参加公安工作……。”��

 

四、在川滇道上��

 

许母离开前，我把垫絮、棉毯；诸崇明把西南服务团发的军用毛毯和军棉大衣寄放在许

母家，想留个纪念，表明他对人民军队的深深怀念。��

临别时，许母希望我们早日改造好和许平一起到宜宾去……那晓得三年“自然”灾害夺走了她的生命，这句话竟成了遗言。��

    次日凌晨，我们二百多名劳教人员乘汽车经高县被押送到筠连，沿途的泥结石公路上泥多石头少，加之车距不准拉大，所以到筠连后个个的头发眉毛裹了一层黄色的泥土，几乎成了泥人。��

    我们在筠连只住了一夜。有的说是住在公安局看守所，有的又记得住在像是放暑假空着的小学。但这都不重要。我们在筠连的时间毕竟是太短了，所以印象淡漠。��

    在筠连，唯一印象深的是第二天出发时，发现汽车没有了，押送我们的公安兵也没有了。带领我们的，只有著便装的三名管教人员。一个是已经认识的闻亮，二十三四岁，体清瘦，无笑容，川北口音。教训人时爱说：逮到你时，忙说错嗒(啦)错嗒，但就是不改。给劳教人

员留下的印象是：没有多少墨水，但又装腔作势。第二个叫曾事务长，沿途管伙食。成都口

音，寡言少语，慈眉善目，劳教人员后来称他是“好人”。第三个姓陈，最多只有20岁，五

短身材，血气方刚，崇庆州一带的口音，发音的浊音很重，把不ｂù念成ｂò。训起人来声高气粗，脸红筋胀。高兴时还与劳教人员说笑话。大家叫他“陈干事”或“小陈干事”，他都答应。��

    1958年筠连与盐津间的公路正在修建，但还没有建成，所以我们行走的是一条至少有百

年以上历史的驿道。多为石板铺成。其间也有些在整块山崖上凿成的梯阶，偶尔还发现一两

块风蚀残缺的石刻公德碑，上面记载着修这条路时捐献人的姓名和所捐银两或铜钱的数量。   邢荣光当了小组长，要负责跟着他的组员，碰见我等熟人打个招呼就赶到前面去了。诸崇明、许平和我走在队伍中间，和我们一起的还有组长俞贤智，同组的陈龙瑞和秦成远。经过交谈，我对陈和秦特别好感。��

    原因是我原单位一个女同志调到省委机要处后，我常去机要处玩，与陈龙瑞交谈起来很

熟；秦成远则是因为他是成都人，并且年龄大小和我差不多。��

    陈龙瑞，河南人，30出头，身材矮小，直眉瞪眼，爱发脾气，但正直无私、好打抱不平。1948年在家乡入团参军，后随部队入川。1954年转业到四川省委机要处做机要工作。据他自己介绍说：主要是因为经常顶撞上司，被穿“小鞋”，心中不服气，就王八羔仔地骂人，整风时又乘机“攻击”领导，所以被打成右派。��

    秦成远刚满19岁，身材瘦小，一脸稚气，爱唱歌，经常都听他哼着：咪发索啦，索啦发索咪，到处流浪……那首风靡全世界的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插曲。他是雅安农学院的学生右派。

��  我认为这两人的情况，按照毛泽东《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能教育和引导。所以觉得他们太冤枉。��

    说话间，我们放慢了脚步，愈来愈掉到后面。这时才发现后面的人大多是刚劳教的，没有经过伤筋动骨的体力劳动，长途跋涉十分艰难。虽然已经脱得来只剩一条短裤，还是汗流满面，气喘吁吁。有一个穿硬底皮鞋的人脚底磨起了泡，跛着走，疼痛难忍。曾事务长把自己没有穿的麻耳朵草鞋给了这人，叫他把脚掌缠些手巾之类的布，将皮鞋换下。还有一些人见到小股瀑布就把头伸进去淋个痛快；看见溪流就浸进去泡个够。这时候曾事务长提醒我们：不要泡得太久，将来会生病的。��

    当夕阳快要西下的时候   ，快到一个叫牛皮寨的一段路又陡又窄，十分难走。加之又累又饿，许多人难以支持，不得不丢掉洗脸盆、垫絮、垫毡和棉衣棉裤，有的还扔下一捆捆杂志和书籍。��

    我庆幸自己轻了装，否则也会这样狼狈。我从路边捡起几本《译文》月刊，爱不释手。

但怕带着太重，于是只留了两册。��

    曾事务长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惋惜地说：“书本就是知识，丢了书本就是丢了知识。现在用不上，留着将来也是有用的”。他拾起一本厚厚的《英汉大词典》和一部冯承钧翻译的《马

可波罗行记》装进了自己的挎包。我和诸崇明以为他是贪小便宜。哪知道到了云南盐津黄桷槽，他根据书上的签名交给了主人，并责备那人不应该把书丢了。令我们感叹：劳改干部也有好人。

 

五、夜宿牛寨��

 

牛皮寨是当地人的称呼，地图上标识为牛寨，属云南省盐津县管辖。究竟是两个省的牛贩子们在那里买卖耕牛而出名，还是牛姓的人家在那里立寨兴家而得名，现已无从考证，但它是滇北川南的咽喉要道却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一行到达牛寨时，在那里专门给经过牛寨的劳教人员做饭的刑满就业人员，已把晚饭煮好，是用当地产的红花米做的，连米汤都是紫红色的。菜是当地盛产的虎耳瓜和嫩南瓜合烧的，虽然看不见油花，却有盐有味。另外，还有些深紫色，近乎黑色的口感像淹萝卜一样的“玫瑰大头菜”，吃起来清脆爽口。所以我们蛮吃死胀了一顿。��

    牛寨的夜空星月交辉，清明如水，除了啄木鸟哚哚哚啄木的声音和树叶被凉风吹着沙沙沙的声音而外，四周一片寂静。��

    我和诸崇明把地铺理整好后，由于室内较热，就和几个言语相投，喜爱文学的人到户外

乘凉。院子里显得幽沉、朦胧，于是诗兴大发，陈龙瑞饶有兴趣地说，他看见云南绮丽的风

光，感慨万端，在路上酝酿了一首诗，他念出来要大家指教：��

〖HTK〗古道遥遥通蓝天，方知山外还有山。待到凌云回眸看，脚下流水漫生烟。

滇北山河虽俊秀，不及川西伏龙观。巅连辗转几时休，边关放逐何日还。�ァ�HTSS〗

    张卓义也说沿途看见驿道、流水、枯藤、老树，就想起了马致远的散曲，于是他将小令《天净沙·秋思》〖ZW()

    元·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原为：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

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ZW〗〗

改成了：�ァ�HTK〗

枯藤老树无昏鸦，小桥流水有人家，古道西风催瘦马，红日东升，亡命在天涯。�ァ�HTSS〗

大家都说改得好，改得贴切。于是诸崇明即兴模仿王维《山居秋暝》[ZW()唐·王维《山

居秋暝》原为：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ZW]]的韵调作了一首五律：��

〖HTK〗牛寨新雨后，云淡晚来秋，烈日当空照，汗随脊背流，��

竹喧异乡客，莲动上荒丘，随意秋芳至，群囚不可留。〖HTSS〗��

诸崇明念完，说我喜欢文学，也喜欢写作，要我也来一首捧场。我说我没有准备，但我

很欣赏一首圈圈诗，愿意背给大家听。并开玩笑说：“如果诸公不会写字，今后可以仿效画圈圈的办法给家人写信”。我念到：��[HTK]

    相思欲寄，无从寄，画些圈圈儿替。话在圈儿外，心在圈圈里。我密密加圈，你细细铭记：单圈儿是侬，双圈儿是你，整个圈圈是团圆，半个圈圈是别离；一个圈儿长相思，两个圈儿两厢忆，三个圈儿盼郎归，四个圈儿四行泪，五个圈儿满堂福，六个圈儿重相聚，七个圈儿架鹊桥，八个圈儿纳君意，九个圈儿情义重，十个圈儿莲并蒂……还有那说不尽的相思，把一行行圈儿画到底。[HTSS]��

    我们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这又是一个酷热的晴天：太阳像个火球，从一片绚丽

的耀人眼目的火烧云层中一蹦而出，把金色的光芒投向大地，于是山川河流，树木花草都披

上了淡红色的衣裳。我们今日的行程基本上是下坡路，好走多了。所以我们一行走得没有昨日那样艰难，心情也就比较愉快，沿途还碰到几队马帮，驮着沉重的麻袋和竹篓，里面定是粮食、盐巴、煤炭。马帮还未出现铃声就先到了，提示对面的来人要避让。马的铁蹄不往驿道的石板上踏，而是专挑石板旁边靠山一侧的泥地走。马儿是通人性很聪明的牲畜，它知道那里有危险，那里没危险。常言说上山的驴子，下山的马，马上山是很累的，它们正埋着头喘着粗气，寻着前面的马走过的脚迹一步步向上攀登。而赶马的马夫却轻松快乐，他有时吆喝两声，用树枝当鞭子在马屁股上抽打两下，然后就扯起嗓子唱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民歌民谣，有荤的，也有俗不伤雅的，如：��[HTK]

    妹儿妹儿不用愁，哥哥在外赶马牛，有朝一日发了财，给妹修幢小竹楼。��

    妹儿妹儿长得乖，哥哥爱你本应该，由于没钱娶得你，只好望着你发呆。��

    妹儿妹儿长得俊，哥哥为你才发奋，那天没有摸到你，只怨我的手脚笨。��

    ……

    是呵，中国确实太贫穷了，许多人不识字，没有文化娱乐生活，全靠低级下流荒诞的东西支撑着精神。难怪有人总结说：愈落后的地方，人口增长愈快；他们连煤油灯都不敢照久了，只好早早上床……。��

    下山的路上，张卓义与我攀谈起来，说那首“圈圈”诗，虽然文句浅显，却意味无穷，

勾起了他的心思，弄得他昨夜辗转难眠，于是讲起了他和他爱人的故事：��

    “我是1955年从海军东海舰队复员的，被安置在区委宣传部任干事，后来又被选为共青团区委组织委员，兼管部份团委工作。我爱人叫柳嘉莹，在丝绸厂人事股工作，也兼管团支部的组织工作。所以他们厂呈报新团员入团申请书和团员转组织关系都是她来找我。��

    “我当时二十四岁多一点，她比我小两岁。我身高1.75米，她比我矮12公分。她身材窈窕，眉眼俊俏，白皙宁静的脸上荡起两个酒窝儿，令人消魂。��

    “我俩一见钟情。谁都怕对方被别人抢走，所以来了个“短平快”，不到一年就结婚了。��  “婚后，她对我温柔体贴，无微不至；我对她关怀呵护，相敬如宾。不久，她怀孕了，我高兴得上班都暗自笑出了声，每天回到家里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摸一摸她那天天在长大的肚子，听一听孩子的胎音。嘉莹问我：孩子出生后取什么名字?我说早就考虑好了：是儿子就叫张嘉州，是女儿就叫张小莹。她听了非常高兴，说不管是儿子或女儿都有她名字中的一个字，很有意义。特别是‘嘉州’，代表祖宗的故土，也代表孩子的出生地。在那段时间里，我    要做父亲了，脸上随时都荡漾着兴奋的表情；而她要做妈妈了，也神彩飘逸，楚楚动人。亲朋好友都说我们是天生的一对，将来孩子一定是金童玉女。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早在1957年初总结1956年工作的时候，分管团委和宣传工作的区委副书记向我发难了：他在一次党员会议上公开说我小资产阶级意识愈来愈浓，组织观念愈来愈淡，自由主义严重。但又举不出有说服力的事实，我心里很不服气。我找他交换意见，他不理；路上相遇他也调头而去，我非常气愤。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整风期间我给他写了两张大字报，陈述事实真象，并揭露了他一些劣行，这下就惹了滔天大祸，反右后，他趁势将我“清洗”出门。

   “实际上我们之间的过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位副书记原是部队一位正团职干部，他北方老家的老婆在他随军入川后就被他“休”了。此时他刚四十岁出头，难挨军旅寂寞，骗奸了一名女护士，后来又不愿意与其结婚。于是东窗事发，被转业降职安排到地方做区委办公室主任。由于行为有所收敛，加之笔下来得，

工作上做出了成绩，得到上司赏识，晋升为副书记。��

    “这位副书记考虑到丝绸厂女工多，经常借口去转悠。后来认识了柳嘉莹，缠着要她为他介绍女朋友，而眼神又停留在柳嘉莹的身上。柳嘉莹自此见着他就躲。我俩恋爱后这位副书记忌恨万分，自作多情地视我为情敌。”��

听完张卓义的叙述，我和诸崇明都为他抱不平，更为他捏了把汗，问他：“现在你遭整了，他会不会对柳嘉莹起‘打猫心肠’?”��

    “难说。不过他是外地人，我们是本地人，有许多亲戚朋友会暗中帮助我们。另外，特别重要的是我对小柳绝对信任。”��

    “那你儿子呢?出生了吗?”��

    “出生了。是我劳教后90天生下的，是个儿子。但是小柳没有按我们约定的叫‘嘉州’；她自作主张给儿子取名‘祥富’，有‘想父’的意思，也有‘祥和富贵’的意思。”��

 

六、在盐津��

 

盐津县城设在盐井镇，顾名思义，那里盛产盐巴。但这种盐巴不像自贡出产的那种白花花的，颗粒极细的散盐，而是一种灰白色的成块状的盐，俗称“砣砣盐”。据说这种盐巴泡菜不生花，泡的菜清脆爽口。��

    盐津县城基本上是顺着大关河修的，由南向北一条主要街道有五百多米长，四、五米宽，路面用青石板铺成，街坊是木结构的青瓦房，高高矮矮错落不齐。从成色来看，大多有四、五十年历史；从布局来看，多为客栈栈房。我和诸崇明等人到达盐井镇时，还依稀可见尘封垢裹的《迎贤店》、《望月楼》之类的客栈招牌和上面写有“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灯笼。��

    我们二百多人住在县城两处相邻的客栈，一个小组住一间，里面有用木料临时搭成的通

铺，并垫有薄薄一层稻草，令我们兴奋：因为稻草是不值钱的东西，不会是从很远的地方弄

来。稻草定是当地的。既然当地有稻草，就证明当地产水稻，有谷子，有大米。回想起在沙

坪农场吃髡头半脑的包谷就头疼；想起毛毕吉和王沧海的死就心寒。��

    住在盐津县城的日子，管教放宽了些，没有武装看守，也没有干部监视，只要不离开栈房，在客栈里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有钱的人，还可以偷偷出去买吃的。��

    我和诸崇明所在的俞贤智小组，都是些安份守纪的人，除了上厕所、吃饭，压根儿就没

有离开过自己住的屋子。��

    晚饭后，管教干事说是要在县城休整两天，后来才知道原因是我们住的工棚没有完全搭起。联想到这么多被劳教的人从全省各地送往沙坪农场才半年，又匆匆转而改为修路，其盲目性可想而知。当然，这不能怪劳改部门的干部。因为如火如荼的运动把斗争扩大化了，多抓出来那么多“坏人”是他们始料不及的，所以劳改农场和劳改工厂爆满；才有“自贡集训”和“盐津休整”的事情。��

    我和诸崇明算是“老劳教”了，经过半年多的磨炼，身上除了一层皮和一付骨头架子外，什么也没有了，哪还有钱买东西吃。在我们中间，只有那些六、七月份才被单位开除送来劳教的人有钱——当然，有些人的钱原本是要寄回家给父母、妻儿老小做生活费用的，由于还没有来得及汇出就遭整了。��

    休整的第一天，我和诸崇明、张卓义吃了早饭无所事事，就东窜西窜，当我们窜到房东所住的“偏偏儿”房时，被那些贴满旧报纸的墙壁吸引住了，墙壁上重重叠叠贴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四川日报》和《云南日报》，报头的这4个字是清一色的仿“毛体”。〖ZW()据说，毛泽东早年曾学习过王羲之的草书，但他写出来的字又不是王羲之的草体，连书法家都不知道毛泽东的字体该属哪家，就干脆叫它“毛体”。〖ZW〗〗我们瞅近细瞧，竟然发现了“愤怒声讨反党反军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白桦的罪行”的通栏大标题，使我们倍感兴趣，于是和房东攀谈起来。房东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妇女，黑黝矫捷，开朗健谈。说她一家也是四川人，是解放前躲债来云南的，隐姓埋名开了这个客栈，生意火红了一阵，直到“统购统销”和“三反五反”后，生意才每况愈下。上个月丈夫的老母病故，带着儿女回老家去了，因栈房要人看守，所以她就留了下来。又说：前几个月南面边境有些紧张，从四川调来很多部队，他们经过盐津时都要住一夜，她的客栈也住过解放军，那些报纸就是解放军丢下的，她利用起来糊了墙壁。临别时她又说了一句让我、诸崇明、张卓义倍感宽慰的话，那就是：

“我知道你们是甚么人。……有人说你们是坏人，我觉得你们不像。”��

    回到住房，我久久不能入睡，白桦的名字总是萦绕在脑际：我读过短篇小说《边疆的声音》和《猎人的姑娘》，又看过根据白桦写的剧本摄制的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尤其是长诗《鹰群》和《孔雀》，我曾经能倒背如流；对白桦非常崇拜。��

    我弄不明白：为什么17岁就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跟着共产党的白桦，也会成为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休整的第二天，我和秦成远、白虎利、张小刚四个年轻人，被派去县城另一端的转运站领撮箕、扁担、抬杠、垫肩、护膝、雨披、锄头、撬棍和二锤等等时，碰到在沙坪农场和杨少西打柴的韩昌华，他此时仍然风度翩翩，衣着时髦，不像个劳教人员。��

    他告诉我：“内昆铁路是铁二院设计的，我参加过初勘工作。铁二局负责这条路的施工，我有很多同学在二局工作。这次劳改局分包了盐津至滩头一段土石方工程，就是他们点名把我调来工程组的。”��

    又说：“我估计你们可能是去黄桷槽，距县城不远，那里隧道、涵洞、桥梁、明山开挖，样样都有，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讲话的神情，俨然像位领导在向下级做指示。��

    还说杨少西和他分开了，但估计也会来云南修铁路。因为劳改农场连犯人都装不完，哪还装得了这么多劳教人员；何况修铁路比搞农业来钱。��

    临别时韩昌华对我说：“只要有机会，我推荐你到工程组来，这里都是手上活儿，比甩

二锤好。”��

 

七、黄桷槽��

 

黄桷槽在盐津县城以北约十公里的地方，紧靠大关河岸。大关河水由南向北，流到这里就进入了一条狭长的峡谷地带，左岸有峭似斧削的绝壁悬崖；右岸是此起彼伏的重峦叠嶂。��  大关河流到黄桷槽，突然向右，然后又向左转了个大弯，给左岸留下了几百几亩河滩，农民们在离河水较远的滩上种玉米、花生；在石头多的地方，就地取材，筑起了窑炉烧石灰……。相传，黄桷槽有一条小溪从右边的山上流下，流入大关河。曾经长着很多浓荫蔽日的黄桷树，黄桷槽由此得名。��

    但我们1958年到黄桷槽时，除了河岸边有几棵老态龙钟的黄桷树外，山谷里一棵也没有了——山民们早就把黄桷树砍了，种上玉米、甘蔗、红苕和土豆。惟一保留的野生植物就是一株高2米冠径3米的仙人鞭。��

    黄桷槽是从盐津往北去普耳渡、滩头和宜宾安边的必由之路，可以乘小木船顺流而下；也可以走驿道沿江而行。��

    黄桷槽只有几户人家，他们沿驿道紧挨着修了十多间木屋，一方面上坡种地，一方面经营小食店。��

    我们到达时，刑满就业的人已把工栅搭好了，一共有三个台阶、六幢房子。最上一

层左侧是厨房，右侧是中队部；第二层有一个保管室，一座工棚和一个可供点名集合的土坝

子；最下一层修了两座工棚，一座已全部竣工，一座只盖了屋顶。��

    这些工棚的结构是依据当地没有大风，气温也不太冷而设计的。不管干部住的房子；还是劳教住的工棚，都是用树干搭，钉子钉，竹篾捆、枝条编，茅草盖，泥土加草筋糊的。  

我们午饭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下河洗澡，洗头，洗衣裤，想把一身的秽气都洗掉。��  洗完澡，我们在黄桷槽转了一圈，原以为这是个乡村小镇，哪晓得它只是个乡村小店。总长不足一百米，看样子似曾热闹过，但眼前却只有一家开着的店子，40多平米的店堂摆着五六张四脚八叉的木方桌，方桌周围配了四脚八叉的长板凳。桌上都有一个楠竹做的筷筒，装满了竹筷子。当时正好有两个人对坐着吃饭，一人一碗红花米饭，一碗米汤煮的青菜；一碟萝卜之类的咸菜，一块用盘子装着像岩石一样的盐巴，他们用筷子夹着青菜在盐块上胡乱扫几下，认为已粘上盐味就送进嘴。��

    女老板坐在门口，一面做着手里的针线活儿，一面留神着我们这些陌生人，也许她已经听说过我们这些人的身份，估计这些人不会光顾她的，也就没有热情招呼我们。倒是这女老板的姿色吸引了这伙人。��

    女老板年约二十，修长而又纤巧的身段，白净而又清瘦的面孔和一副戒备森严的神情，激发了这些与世隔绝半年多，又好奇又有征服欲望的人。��

    高扬问张卓义：“你敢不敢去招呼那女人?”。“我有老婆，对她没有兴趣。”张卓义答道。“如果和她说了话你给什么好处？你赌什么?”朱信本反问高扬。高扬答道：“那我就花上一斤粮票几角钱请你吃顿白白（伯伯）的米，熟熟（叔叔）的饭……”这句话逗得大家一阵笑，但还不过瘾，就怂恿朱信本去试一试。��

    朱信本一言既出，不甘示弱，就蹑手蹑脚地走到女老板面前问道：“只卖素菜，有没有荤的?我们想吃肉。”��

“有，是去年的老腊肉，还没有煮，你能等吗?”女老板回答。

“能等、能等，只要能吃到你的老腊肉，再长时间都能等。”这是同组的白虎利接口说的，显然是双关语。是怪话。俞贤智怕惹出麻烦，连忙笑着向女老板解释：��

“对不起!这小子说话粗鲁，大嫂不要多心。这样吧，你家要是有腊肉就给我煮一块，我先付一元钱，一会儿我们再来拿；我们是刚到这里来的，就住在坡上。”��

    俞贤智总算把可能要引起的纠纷化解了，但白虎利还喋喋不休地嘟噜着：“要吃就吃她两块肉，为什么只煮一块?”俞贤智见他又说下流话，瞪了他一眼，再没有搭理他。��

    我后来听一个与白虎利同厂来劳教的人讲，白虎利流氓习气很重，见到青年女工就嘻皮笑脸，还动手动脚……；有一次天气很热，在公共汽车上用胳膊去撞一个女大学生的胸部，大闹了一场，还嘲笑对方：“要想不挤，就到乡下去坐鸡公车。女大学生咽不下这口气，在父母的陪伴下找到工厂……白虎利为此被开除了团籍。后来他就以烂为烂，下流话愈来愈多：什么“妹妹夹起垫坐、哥哥吊起挨饿”，什么“脚要伸，手要勤，心里还要默个人”。有人学俄语念：“得瓦尔里西”，他也要歪曲成“卡巴(藏语)罗摆齐”。所以被打成坏分子送劳教。��

    我们到黄桷槽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又来了几十名劳教人员和一位中队长，一位女干事。新来的劳教人员中有两个出名人物很受注目，那就是所谓的“章罗联盟”骨干分子，民盟中央委员，重庆民盟宣传部长李康和成都青年作家、记者肖风。另外，被打成右派的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西南工人日报副总编汪岗，谐剧创始人和表演家王永梭也来了筑路支队。��

    二百多劳教到齐后，干部也配备齐了：一位中队长姓郑，一个半教育干事，那就是闻亮和姓周的女干事(她因是协助闻亮，所以统计只算半个)；生产干事也是一个半，也是姓周的协助小陈。实际上姓周的很少协助小陈，把精力主要摆在闻亮身上。事务长就是那姓曾的好心人。

    我所在的中队安顿好以后，坡下又来了一个劳教中队，也有二百多人，编序为一中队。这个队的劳教人员年龄比较大，文化程度高，是青一色的“反革命分子”，还判了管制。管理严厉得多。��

    两个队灯火相照，但劳教人员互不往来。究其原因，坡下的劳教以为上面都是些小偷扒手，他们是“政治犯”；坡上的以为自己是有公民权的，比下面劳教的好，怕与他们往来会惹麻烦。��

    两个劳教队安营扎寨后，又来了五六十名刑满就业人员。他们原是劳改局筑路支队的，有多年修路搞土石方的经验。一是来向劳教人员传授开山放炮和打石头的技术，二是来开大山(石匠的专业名词)就是开采整块崖石，然后打制成长方形的条石或扇形的拱石，供隧洞桥涵用。因为当时的劳教人员还没有掌握这些技术。��

    由于有五六百人的进驻，黄桷槽空前热闹繁荣起来，女老板的小食店也红火了。连忙把山上的父母接下来帮忙，又把在供销社打临工的丈夫叫来给她打下手。从此小食店经常高朋满座，笑语喧哗。吃饭的，喝酒的，说笑话的，打“干呵咳”的，都有。食客们大都是就业人员，管教干部和少数劳教人员。说来也奇怪，这三类人去小食店都相互主动回避：就业人员在里面，干部就不进去；干部在里面，劳教人员也不敢进去。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你出来我就走，你走了我就来。��

    还有一个怪现象：就是那女老板想到生意好，才喊丈夫来帮忙的。哪晓得丈夫在店里的时候，生意反而不好了，喝酒、闲聊的人大大减少。丈夫心里明白，只好又回供销社去了。  

后来诸崇明称这种现象为“女人的魅力”。他说：��

    “不喜欢女人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没有欲望的人就根本不能叫人。”��

    十年后，我被清放回家，在母亲的家门前摆了个小摊卖茶水维持生活。不久街对面又摆    了一个，这人是个女学生，因家庭成份不好，又拒绝下放农村当知青，街道办事处连临时工都不给她介绍一个，所以失学失业多年，生活无着。她的茶水摊一摆出来，生意就特别好，许多原先照顾我的，都去照顾她了。有些人还比赛喝茶水，八杯十杯地喝，并且天天去喝，天不热也去喝，因而成为笑话。我对此很有感慨，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女人效应。”��

 

 

八、十九中队��

 

我所在的中队全称是“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筑路二支队十九中队”，也可简称219队，这是郑队长在集合点名时正式宣布的。��

    郑队长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为人和善与世无争的小老头。实际上他当时只有50多岁，外省口音，中等身材，不善言辞，有些出老。大家知道自己的地址和“番号”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家人写信，当然没有写“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九个字，只写了“筑路二支队十九中队。”这样作是因为不想让自己的亲人悲伤和痛苦。��

    我所在小组的成员没有变，仍然是行军编组的那14个人。全中队两百多劳教，共编成

了四个大组，我们小组编在三大组，与四大组同住最下面的一个工棚。��

    三大组的大组长叫曾怀盛，三十多岁，肥硕敦实，眼珠突出，嘴巴大、声音高，无论天气多热，都穿着一套褪得没有一点草绿色的军装。他是1949年大学没有毕业就响应号召投笔从戎的。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又随部队成建制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由于他是当时部队很少的大学生，又懂英语，所以很受器重，一直在作战参谋部工作。朝鲜停战部队奉命回国时，他已是正营级参谋，本可以在部队发展。但他认为战争结束了，今后国家要建设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于是他作出了回学校继续完成学业的选择。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并被选为校党委委员兼学生会主席；1957年整风时他支持了学生们的“大民主”活动，在波兰和匈亚利事件上又指责老大哥苏联，因而反右时被打成右派。��

    在黄桷槽最初的生活过得不错，粮食不定量，并且没有渗杂包谷，纯粹是当地产的红花米。蔬菜也是当地山民种的老黄瓜(四川人吃嫩的)、嫩南瓜(四川人吃老的)秋丝瓜和虎耳瓜等。菜中还能看见油花。劳动9天有1天休息。休息天就要吃肉，就是黄桷槽女老板卖的那种老腊肉(当地很难买到新鲜猪肉)，腊肉皮黄锃锃亮晶晶的，估计每人有3两左右。比起沙坪农场尤如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

    但是，随着铁路正式施工，劳动强度加大，每天按人头定量煮的饭不够吃了，发生了哄抢，于是事务长采取了按人头定量分配的措施：根据个人劳动强弱不同，粮食供应划分了三个等级，甲级每人每月45市斤；乙级42市斤；丙级39市斤。这么一来，甲级每人每天有1.5市斤粮食，可以分成“366”吃，也可分成“465”吃，其余级别，以此类推。控制的方法就是发饭菜票，和当时机关工厂食堂一样。可是有少数人仅二十多天就把全月的饭菜票吃完了，最后几天弄来吊起。在这种情况下，又将饭菜票改为划折子：一个月发一张牛皮纸印的折子，每天早、中、晚三格，月大31天，月小30天，只能一天一天地吃，吃一餐划一格。但也有人钻空子：主要是早饭和晚饭天还没有亮或天已黑，炊事员在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下有时漏划，有时划得很轻，这种人就把划过但痕迹不明显的地方擦一擦又去混饭吃，但是成功的不多，被抓获的不少。所以“划折子”的办法延续使用了很久。��

    我和诸崇明的口粮等级为乙级，虽然有点欠缺，但由于后来有了与我们所付出的劳动不相称的所谓工资(18元—22元)，可以补充点油类肉类，加之曾事务长善良正直，不克扣囚粮，在生活方面没有大问题。��

    一天上午十点的光景，我和诸崇明正从大关河的木船上扛水泥包子，俞贤智赶来叫我到中队部去，说是郑队长在找我们。同时又告诉我：“我看见你在盐津县城碰到的那个韩昌华来了，一共有四人，还带着经纬仪等测量工具……”。��

    我一听就明白了，并暗暗高兴，和诸崇明将水泥包子扛到保管室后，连满头满身的水泥

都没有拍掉，三步并做两步，赶到中队部门前3米远的地方站住，喊了一声：��

    “报告!郑队长叫我有事吩咐吗?”我一面走进中队部，一面继续问道。��

    “工程组的人来了，要将我们中队施工地段的导线找出来，听说你过去搞过测量，所以抽你出来配合他们工作——他们说只要几天。”郑队长这样吩咐。�ニ淙恢６映ぷ詈竽蔷洹爸灰�几天”4个字使我的心凉了半截，但我仍然笑盈盈地又问：“啥时候开始?”

“立刻!”郑队长说完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已是上午的十点半钟，又补充说：“你现在就去找小陈干事打开保管室，选些歪瓜裂枣的硬质锄把锯断，砍成木桩放线用，吃了午饭再出去。具体的由工程组韩昌华安排，你听他的。”韩昌华和他的三个同事就坐在靠窗的两根木条凳上，听队长这么一说，与我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碰在一起，于是会意地微微一笑。��

下午1点，中队出工的哨子还没有吹响，韩昌华四人和我就出发了，一路上，韩昌华告诉我，十九中队负责施工的路段有将近3公里，其间主要是两座隧道——黄桷槽1号和2号：1号隧道全长900多米，计划在1959年夏季前打通；2号隧道1300多米计划明年冬季打通。剩下的7—800公尺

都是明山开挖，山陡边坡高，土石方量大，施工难度高，除了雨季都要施工。隧洞之间、明漕之间、隧洞与明漕之间还有5个涵洞，也要在今冬明春完成开挖和安砌。��  我听了后，一半自言自语，一半像是在询问：“这么说来，一两年我们是出不去了吧?”

“当然罗。花这么多精力和费用，把这么多人弄到云南来，不会是一年半载的事。”韩昌华也不无感叹地这么说。随后他又向我解释关于推荐去工程组的事，他说：“我曾经向大队部反映过两次，工程组要求增加人，可是大队部不同意，说秋冬是土石方施工的黄金季节，劳动力要多投到第一线，要增加人也要过了这段时间。”稍停顿一下，韩昌华又说：“我知道你有些失望，但只要我在工程组负责，我就要为你继续争取。”韩昌华最后的表白，对我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于是加快了步伐，爬到了隧道的山巅，开始查找铁路勘测的导线桩子。后来韩昌华告诉我成渝铁路通车不久，内昆铁路就进行了初勘，后又经过复测，特别是火电厂增多，工业用煤紧缺，内昆铁路终于摆上了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日程。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内昆铁路的初步设计和总概算拿不出来，只好边设计边施工，边施工边设计，我们要找的导线桩子就是三四年前初勘时埋设的。由于当时条件限制，导线桩多是木质的，日晒雨淋这些年，恐怕早已腐朽，所以“查桩”也是件困难的事。��

    韩昌华等根据地面控制图，几经周折，在固定标识的引导下，披荆斩棘，终于找出了三角锁内全部的导线木桩，虽然已经腐朽，但由于是荒山秃岭，人迹罕至，所以并没有遭到破坏，仍然“坚定地”立在那里。于是我们换上新桩，并用红油漆标上数据。可是在查找隧道洞口水准点时，碰到了麻烦：原因是洞口有一片开阔平缓的坡地，当年勘察队前脚刚走，山民们翻地时就把木桩拔出来扔进深谷，因为那木桩占的地可种一株玉米。所以我们翻来覆去都见不到一点桩子痕迹，只好按往返、闭合水准线路重新补桩。当然，在查桩的几天里，也有许多乐趣，那就是我们经常碰到野兔野鸡，并发现许多野核桃野板栗。野兔野鸡抓不到，只能观赏，核桃和板栗则可以尽情享受。几天后，韩昌华等要到别的中队去，离开十九队前再次提到了杨少西，希望我想办法与杨少西取得联系。��

 

九、路弯弯水弯弯��

 

比起我们一行，杨少西一干人去云南的经历要苦得多。他们行程近十天，除了乐山至宜宾安边是乘木船顺江而下外，其余全是步行，共计走了六、七天，脚起泡手生疮，痛苦悲伤的状况令人难以置信。��

    由于他们中队在沙坪下游数十公里的五渡，从沙坪乘汽车显然不够合理。于是选择了经轸溪、沙湾至乐山的山间小径，全程估计有一百华里。三根桥中队成建制转移五渡分场后，我的第一任小组长钟玉伦又做了杨少西的小组长，同组的有两个财经学院的讲师，一个叫张光照，一个叫沈泽；两个公安干警，一个叫汪白孚，一个叫康永意，还有文化人士董尚明等，全小组也是14人。他们出发那天的清晨，灰色的天空杳杳冥冥，不时还有隐隐的闷雷声。

��  杨少西一行有的挑着，有的背着，长的短的，方的圆的，白的黑的，兰的灰的，五花八门的大包小包，象民工也象难民，只是多了几个全副武装的公安战士。他们步履蹒跚，抹着汗，喘着气，足足拖了半华里长。��

    他们已走了四个多小时，可是太阳始终没有出来，空气更加沉闷。讲师张光照说：“看样子有一场偏东雨，我的书籍和杂志忘了包在被包里了。”��

“我倒是把油布用来包了书和杂志，但被子就没有油布了，若要下雨必然淋湿。”另一个讲师沈泽也说。��

杨少西更是心中焦急：他既没有油布包书，也没有油布包被盖和衣物——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油布，只有听天由命。俗话说“屋漏更遭连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风。”说时迟，来时快，一层乌云飘来，爆豆似的雨点铺天盖地向这群人劈来，他们前不沾村后不着店，路边连大树或岩洞也没有，只好硬着头皮冒着雨往前走。��

    路愈来愈泥泞，愈来愈溜滑；包袱愈淋愈湿，愈来愈沉重。有的人上坡栽了个猪啃泥，下坡摔了个面朝天，脸盆、口盅、漱洗用品撒满遍坡，书籍杂志糊满了泥水，于是有人开始骂天咒地，有人开始哭泣悲鸣。幸好，这阵雨过后，火红的太阳一跃而出，伴随它的还有光芒万丈的彩虹。杨少西这群新中国的首批机关干部、国营企业职工和知识分子，经过阵雨的洗礼，有谁还能认得出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活脱脱就像一群讨剩饭剩菜的叫花子。在希望中支持着走了三天，其间还经过了郭沫若的故居，终于到达了名城嘉州——乐山。��

    乐山位于四川盆地的西南边缘，唐为嘉州，宋为嘉定府，元为嘉定路，明为嘉定州；民国设乐山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解放后被承袭至今。��

    杨少西一行人到达乐山，当晚就住在大佛对面，倾听岷江的述说和广播里一阵高一阵低的“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歌声。次日凌晨，草草吃完早饭，领了途中的干粮，即被押上一艘大木船，被塞进了船的舱底。��

    这是两艘内河航运公司经营的全木质结构的货船，主要往返于乐山、宜宾、泸州，运输牲畜、矿石、原盐、原煤和化工原料。��

    杨少西等人乘坐的这艘船，除了首尾的桨和舵，烧饭的炉灶，就只有货舱和底舱两个部份。船舱里已装满了胀鼓鼓的麻袋，麻袋上坐着几名船工和押送劳教人员的管教干部、公安战士。他们抽着烟，喝着茶，摆着龙门阵，全然听不到底舱下面的声音。��

    底舱长约15米多，宽约4米，高约1.2米

，所以走路都要躬着身子。底舱基本上是泡在水里的部分，所以没有窗户。全靠舱板缝隙透进一些光亮，才能辨别物体和人的面目。��

    杨少西等人进到底舱，立刻就感觉到一股浓烈的牲畜类的粪便味道和硫磺那种恶心的气味，忍不住翻肠倒肚起来。舱里没有稻草之类的东西垫底，不可能铺开被盖卷睡觉。但是坐在背包上无依无靠，摇摇晃晃无法坐稳。所以坐也不是，站也不能，睡也不行。难怪有人马上就联想到16世纪来往于大西洋贩运黑奴的船只。��

    把这些人与黑奴相比较，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相同的是他们都失去了人身自由，生存和命运都掌握在别人手里。不同的是黑奴是奴隶主花钱买的，若是奴隶在贩运途中死了，病了或瘦了，就无法卖钱，或少卖钱，就会造成损失，押运人员是没法向主子交待的。可是这些劳教人员是没花一分钱弄来的，他们的生死和健康与否都与押运人员毫无关系。所以黑奴在船上虽然戴着铁链，但有淡水喝。而这些人虽然没有戴铁链，却没有水喝，连屎尿都只能拉在自己栖身的船舱里。��

    何况这些人已负重走了三天的山间土路，体力已消耗殆尽，精神极度疲乏，进到底舱嘀嘀咕咕，熙熙攘攘一阵之后，就挤着、挨着、靠着、坐着，或蹲着，呼呼地睡着了。睡梦是他们惟一安宁的时候，可以得到解脱，在梦中可以去他们想去的地方，见他们想见的亲人，吃他们想吃的东西。��

    杨少西一觉醒来，已不知船走了多少时辰，但从透进舱底的光线强弱和舱底闷热的程度，可以推断出当时可能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光景。正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人尖叫起来，就像碰到毒蛇和恶魔一样惊恐。待他们定睛一看，原来舱板上像是撒了一层会跳跃的黑芝麻，争先恐后地跳到他们身上，吸着他们的血。呵，原来是跳蚤。船舱里的臭气，潮湿，酷闷和干渴，他们都可以忍受，唯独跳蚤吸血后的奇痒，让他们难忍。��

    杨少西发现他头顶上盖得不严实而透光的舱板是活动的，轻轻就可以取掉。他一方面想透一透气，二方面想伸一伸腰，三方面想看一看船到了什么地方。于是就取掉一块长1米，宽20厘米的舱板，轻轻地挪在旁边，但不够宽，接着又取了一块，然后慢慢向上伸着身子，头刚露了出去，头顶突然被一种钝物重重一击，使他几乎昏厥过去。坐在他旁边的康永意，发现是公安兵用脚踏的，像是自己受了伤害一样，怒不可遏。于是站了起来，准备与那个兵论理。可是还没开口，他握舱板的一只手，又挨了那个兵用枪托重重的一击，手指立刻充血乌紫，无法伸展……。这时已经清醒的杨少西突然像一头被激怒了的猛狮，一跃而起，抓住那只刚踏过他的公安兵的脚，拼尽全身的力气往下一拽，只听咣当一声，那个兵连人带枪摔倒在舱板上。被拽的那条腿则掉进了底舱。可能这个兵的两粒肉丸子被挤压了一下，痛得呱呱大叫。闻声赶来的他的战友们问明情况后，也气愤填膺，一面将他扶起，一面将枪口对准底舱的人们，凶狠地吼道：

    “哪个干的，滚出来!”��

    大家都知道“滚”出去的后果必然是被暴打一顿，所以不予理会，保持着沉默。一个公安兵“卡”的一声把子弹顶上了镗，威吓说：“出来!快出来!不然老子要开枪啰!”听到这种幼稚可笑的警告，整个底舱的几十号人就像被烟熏了的马蜂一样，纷纷怒吼起来：“开枪吧!

老子与你拼了!”“开枪吧!反正不想活了。”“你这龟儿子不把我们当人，还要向我们开枪?”�ァ澳忝鞘侨�?哈哈!你们是右派!是反革命!是阶级敌人”一个公安兵这样应道。这时沉默

着没有参予纷争的管教干部们不说话不行了。他们一方面将公安战士劝开并做了安慰，一方

面厉声丢给劳教们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现在算了，到云南再给你们说。”��

    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冲突就这样平息了。从中不难看出多少有点文化的管教们多么聪明，而没有文化的兵多么愚蠢。��

    说句良心话，这也完全怪不得那些刚把腿上泥巴洗掉穿上军装的农民，因为他们跨进军营第一天接受教育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

    据说，有些公安部队练习射击时，枪靶子的图案除了头戴星条旗高帽，身着燕尾服的美帝国主义，还增加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地主的形象当然是《白毛女》影片中被典型化了的黄世仁…而右派的“尊容”则别开生面：头戴灰色干部帽子(说明他们曾经混进革命队伍)，两眼挂着螺纹圈的眼镜(说明他们是知识分子)胸膛上从上到下写了“反党反社会主

义”7个字。可见创造右派形象的人煞费过一番苦心。��

    船底舱的人虽然团结一致维护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但管教丢下的那句话却压在他们的心上。有些人惶恐不安，怕受牵连，到云南脱不了手。有些人为杨少西担心，埋怨他不该那么冲动，说他应该忍。杨少西不同意这个观点，说：“居然踩到我头上了，我怎么忍?难道要像耶稣说的：左脸挨了一耳光，还要把右脸送过去?”��

    “士可杀不可侮，这是老夫子教导的，任何有血性的人都应该有骨气。”这是讲师张光照赞同杨少西的观点说的。��

    “没有什么了不起。卵一个命一条，到云南要杀要剐我一个人去，不会连累大家。”这是康公安(大家给康永意取的绰号)表的态。

    这件事并不像他们预料的这么严重：到宜宾安边上船后，几名公安兵就换走了。很久很久以后才听说那几个公安兵那天在船上喝了许多酒。所以从安边经横江、滩头、普洱渡到对口溪均相安无事。至于那句“到云南再给你们说”的无定义的话，干部们始终没有说——1958年年终总结没有说，1959年离开云南也没有说。��

十、咆哮的大关河��

 

工程组韩昌华等人到十九中队施工地段对导线进行了复查以后，根据路基导线桩和施工断面图纸的要求，劳教人员在黄桷槽1—2号隧洞之间和2号隧洞南口的两段明山施工。4大组则负责在对岸河滩采集河沙、卵石。施工程序：一是根据导线桩的里程编号和技术标识，找出相应的边坡断面图纸，放出边坡边线；二是“揭盖山”，将边坡线内的大树砍掉、将表土连同植被一齐挖掉，再将裸露的孤石撬掉；三是不能撬动的整体山崖，就打炮眼炸掉，然后将石块渣子掀出下边线。这样一层一层从上至下的剥离，一层一层的炸，一层一层的除渣除土，直到按图纸要求的宽度、坡度、倾斜度和转弯半径挖出路基，掘出边坡排水沟，路基工程即告完成。��

    路基工程主要是土石方工程，土石方工程的主要手段就是炸岩石，除渣清运。当时中国的铁路施工设备和技术装备非常落后，没有电动风镐、掘土机、推土机和运载机械，还停留在十九世纪初期修滇越铁路的年代：人工打炮眼，人力运碴土。��

    人工打炮眼是一项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是一项要有熟练技巧的工种。就像《红旗渠》那部电影映出的画面一样：一个人掌着一根直径22—32毫米的钢钎，一个人抡锤敲击钢钎；掌钎人抽动一次，抡锤人敲击一次。可以一个人打锤，也可两个人你一锤我一锤的打。打锤人比掌钎的消耗体力多。无论天气多么寒冷，只要挥锤几十下，立即就汗水如注，气喘不止，特别是刚学打锤的人。当然打二锤(8磅重的铁锤称二锤，32磅铁锤称大锤，打炮眼多用二锤)

的人也会有短暂休息的时机，那就是掌钎人清除炮眼里的渣的时候：他用4—6毫米

粗的钢筋打制成像掏耳朵的勺子一样的工具，一勺一勺地从炮眼里把渣除净。当然除渣的动作愈慢除渣的时间愈长，打锤的人就能得到更多的休息。炮眼儿若是竖起的，还要向炮眼里放水，让石渣与水拌成羹浆才能除净。有时上工顺路带的水不够用了，还要去附近的小溪找水，耽误的时间就会更长，这时打锤的人还可以坐下来休息或打个盹。掌钎的和打二锤的是搭裆，两人要随时互换。所以你掌钎关照了我，我掌钎时也会关照你。��

    但这种看似容易的劳动，对于那些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来说，就如同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被推进了深水，为了活命就只有拼。掌钎人手掌的虎口经常被钢屑划破，血流不止；手臂被二锤击伤、肿胀红紫。抡锤的人手掌心磨起血泡，用手巾或烂布包上又打，最后双手都磨起了厚茧。��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和诸崇明等人经过一个多月的磨练，总算基本上适应了这种劳动，

但就是感觉得太累，太累；只要一停下手中的活儿就会睡着。食量也随之大增。吃半斤米煮

的稀饭还感觉得很饿。��

    放炮也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工作。当时用的启爆装置主要是火雷管，导火索都是从苏联进口的。炸药是四川产的硝氨炸药。装炮和点炮都由小组长担任。他们集中在一起由刑满就业人员教过。俞贤智当过兵，又在林场见过修路工人放炮的。但他第一次亲手拿着雷管和导火索时，手也在颤抖，可见内心十分紧张。他叫我离他远些……，但我还是目睹了他操作的全过程：首先根据每个炮眼儿的不同深度，确定导火索的长度。再从导火索的一端挤出一些黑色的火药，装进紫铜壳的雷管，用自己的牙齿将雷管口壁咬扁(本来应该有专用钳子)，使雷管口卡住导火索，装炮时才不会被扯脱。装炮前对炮眼要再次检查，若里面有水就要用烂布擦干。装炮时要先向炮眼的底部塞一条底药，再装入带雷管的导火索。根据炮眼的深度，装入适量的炸药，最后填充粘土，填得愈紧愈好。装炮工作就完成了。随后就是点炮的准备工作；先将露在炮眼外的导火索剥掉一段胶皮，抖尽中心的黑色火药，留一束纯棉线。这是点炮的关键。去掉火药的一段导火索的长短，决定着甲炮与乙炮启爆时间的间隔距离，以便用耳朵听爆炸声的数量与点燃的炮的数量是否相符。从而判断是否有瞎炮。瞎炮有真假之分，假瞎炮是很危险很害人的。无火药的一段导火索的长短，还决定于点炮人撤离到安全地区需要多少时间，并且还要考虑撤离时摔倒等意外因素。��

    我最初没有参加装炮和点炮，但那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和随之而来的满天飞石，硝烟弥漫

的场面，着实令我胆寒。��

    1958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把早在成都会议就已基本酝酿成熟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写入决议，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大跃进运动在中国大地上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内昆铁路云南盐津至滩头段，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开工的，支队部在做开工动员的同时，提出了“大战九月抓圬工，增产节约不放松，多快好省保安全，迎接国庆立大功”的口号，并要求全体劳教人员在国庆前夕给自己原单位党组织写一封信，汇报自己的改造情况。这么一来又把劳教人员本已沉寂的心鼓动起来，他们以为原单位并没有抛弃自己，改造好了仍能回去工作。我和诸崇明在沙坪农场已给原单位党组织写过一封信，如泥牛入海，觉得再写也没有实际意义。但不写又不行。于是应付着写了诸如“已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一定会痛下决心，好好改造”等几十个字的短信。��

    但是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六七月份刚送来劳教的，对“一封信”的号召非常认真，信的内容修改了又修改，字体也十分工整；改造上情绪高昂，信心大增。诸如慢慢掏炮眼儿灰渣，提着二锤不甩起来的行为，会被视为是“消极怠工”或“磨洋工”，会受到指责和批评。�� 

特别是后来有小道消息，说国庆十周年国家主席要发布特赦令，国民党战犯和伪满洲敌特的罪行都可以赦免，而右派只是言论上的错误，当然会得到宽大。于是每天晚上的政治时事学习发言踊跃，讨论热烈。每日出工的哨子还没有吹响，上工地的人已先走了一半。稍远点的中午也不休息，连午饭也挑到工地上吃。一时间，大关河沿岸叮叮当当的二锤声，咣!咣!咣!放炮的打锣声，山摇地动的爆炸声，撬石头的吆喝声，抬石头的号子声、喊声、笑声，此起彼伏，混合成一部喧闹的交响曲，整个工地一片沸腾。��

    正当这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对岸一声巨响，坍塌的岩石酿成的悲剧搅凉了大家的心，给大家留下了永远难忘的伤痛和记忆。��

    大关河从南向北流的右岸是内昆铁路的正线；正线全面开工后下面沿河的驿道已被岩石和渣土埋没，为了恢复当地的交通，也是为了铁路建设所需物资的运输，必须在左岸修一条汽车便道。于是筑路支队抽调了一个劳教中队在黄桷槽对面施工。左岸的山势比右岸陡峭，大多数是垂直的悬崖断壁。由于修便道的劳教队正处于“大跃进”运动的初始，正“鼓足了干劲”；正提出敢于“战天斗地”的口号，所以劳教中队首先敢于“碰硬”。要在直壁的下部开掘一条半隧道半明道的C形便道。��

    从设计上来讲这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如果要把高达数十米甚至上百米的垂直山崖炸开一条全敞开的明道，不仅工程浩大，费用昂贵，炸开的岩石还会阻断河流。��

    但是修这种半隧道半明道的路，首要的条件就是山崖的质量：山崖的地质构造，岩石的类别，是整块的崖层，还是堆积的岩石等等。显然限于当时“时间紧，任务重”，这一切都没有弄清楚，加之它仅仅是一条便道，没有人重视，所以埋下隐患就无可避免。��

    事故发生的地段正好是我们施工工地的对岸，水平视距不足500米，而且铁路正线高， 汽车便道低。我们居高临下目睹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那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周年前一天的下午两点多钟，对岸几十名劳教人员正飞舞着二锤叮叮当当打炮眼，我的搭裆正在除炮眼里的渣，我借此休息时顺便向对岸望去，发现有两个人二锤打得特别好：那楠竹片的二锤把甩成360度的圆弧，像甩流星，也像舞金箍棒。我正赞叹不已，突然一段10多米高的崖壁轰隆一声巨响，带着扬起的尘土从上向下塌落，淹没了下面毫不提防的人们……随着巨响和我的尖叫，十九中队的人不约而同地朝对岸望去，看见那些没有被岩石砸伤的人，有的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愣在那里；有的惊恐万状，怕自己头上的岩石也会掉下来，左躲不是，右藏也不是；等到浓烟般的尘土散尽，大家才发现原先在那儿打炮眼的十几个人已所剩无几。也许有掉到河里被水冲走了的，也许有被埋在垮坍下来的岩石下面的。能见着的人不是手就是腿被岩石压住已经昏厥；两个原来离河面近的人听到巨响本能地向后退，掉进了河里，拼命爬起来后，发现同伴的尸体和受伤者的惨状与哀嚎，吓得歇斯底里地狂呼乱叫，时而抱头乱窜，时而在地上打滚……。我们已无心劳动，都坐在石头上哀叹。许多人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此时我们仿佛才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修铁路是要死人的。��

 

 

十一、劳教队也有风流韵事��

 

塌方死人的事，给黄桷槽附近几个中队的劳教人员心灵上都蒙上了阴影，我们自此以后无论做甚么事都非常小心，宁肯慢点、稳点、甚至甘愿落后，也决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常言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何愁无柴烧。��

    但是，随着“大跃进”的步伐加快，干部们对完成生产任务比思想改造还抓得紧。无论每日八九个小时的露天作业，还是在隧道里“三班倒”搞掘进，干部都要跟班，抓工程进度。所以想慢、想稳、想落后也不允许。��

    初冬的云南盐津本不应该那么冷。可是1958年的初冬不同往常，国庆节刚过不久，四周就树枝瑟缩，衰草连天，寒风呼啸，天低云暗。这时十九中队的劳教人员大多数已由明山开挖转入隧道施工：一大组由北向南，三大组由南向北，对着打黄桷槽1号隧道的导坑；二大组各分两个小组跟在南北导坑的后面搞扩大，只有四大组仍在南口一段正线采集片石砌路基。��  冬天在隧洞导坑搞掘进，可免受寒风霜雪之苦，特别是洞子打得愈深，里面愈暖和，但是劳动强度太大，人太累。一个班6小时劳动，要求导坑的平均进尺达到0.8—1米。页岩，砂岩的炮眼虽然好打，但放炮后容易坍方；玄武岩，花岗岩不会坍方，但炮眼难打。所以一个班多数时间在打炮眼，两个人一根炮钎，甩3小时二锤；还要架厢(打支撑)、除渣……所以我盼望着韩昌华调我到工程组去。��

    可是有一天工程组的人来隧洞“抄平”，但没有韩昌华。经打听，才知道韩昌华在盐津出了问题。��

    工程组和大队部住在盐津县城，老百姓不知道工程组的人是劳教人员，还以为他们和大队部的管教人员一样是干部。因为他们穿戴不俗，又是搞工程技术有文化知识的人，因而受到尊敬，尤其是一些女人的尊敬。其中一位邮局的女青年对韩昌华特别青睐。她是韩昌华去邮局领取报纸和信件相识的。女的婀娜秀丽，男的英俊潇洒，就一见钟情。尤其日后有了感情，女的就毫无顾忌地每天下班后到工程组找韩昌华。工程组的同类们给他们方便，替他们掩护。可是工程组距离大队部很近，管教们难免不碰见。初见一次不以为然，但两次三次四次就产生了怀疑，再仔细一考察便发现了问题。管教们怕承担“管教不严”的责任，不得不向大队长汇报。大队长给邮局领导“通了气”。这下可不得了：女青年是个共青团员，与一个右派劳教分子“乱搞”男女关系。于是经过无情的批斗，按照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两种不同的处理：女青年开除团籍，调离邮局，韩昌华在原劳教的基础上加了“管制”。��

    我想去工程组的希望因此破灭。��

    这件事发生不久，十九中队也爆出了绯闻：��

    十九队的中队部设在厨房右上方一排四间的屋子里，第一间和第二间是套间，分别是会议室和队长卧室，第三第四间分别住闻亮和周干事；事务长和小陈干事则住在厨房左下方与保管室相连的两间房子里。��

    闻亮和周干事住在两隔壁，行动上又几乎形影不离，无论上班监工，下班游玩都在一起，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但大家也不觉为奇。因为第一，队长老，小陈小，事务长东奔西忙，只有他俩年龄相当，谈得拢也是很自然的事。第二，周是名正言顺协助闻亮工作，在一起是顺理成章的。第三，闻和周原本就是一个劳改农场的，原来就熟悉。��

    听许平讲，周干事原在农场的卫生院当护士，1956年底才和场部一位干部结了婚。但那个干部1957年也被打成了右派，降职降级后放下去做了管犯人的干事。周很可能是因受丈夫牵连而被放逐到筑路支队来的。她对劳教人员态度温和，所以有关她的绯闻的事，大家都不愿意相信。��

    十月中旬一天早晨，大约是六点钟的光景，一个定“坏分子”劳教的人与厨房炊事员有勾结，他借着朦胧夜色偷偷摸摸按约定溜到厨房去取东西。他的头刚露出中队部台阶的堡坎，忽然见一个瘦长的人影从周干事的住房出来，又钻进了闻亮的住室。他当即就断定：闻干事和周干事在偷情。他把自己的所见悄悄告诉了炊事员，炊事员从此就开始留意，果然不出所料，他们晚上起夜又碰到过多次。��

    后来，那炊事员因偷粮、偷油、偷肉卖钱，换布票的事情败露，被闻亮组织劳教人员批斗了几次。被打得鼻青脸肿，赶出了厨房，放到四大组去采片石。于是从此对闻亮怀恨在心。��  有一天夜里，郑队长在隧洞跟班，该闻亮接他的班。那炊事员早已摸清了闻亮与周干事偷情的规律，知道“沾了腥的猫已经有瘾”。他估计正是人们睡觉睡得很熟的时候，悄悄摸到中队部，发现队长的门是锁着的，闻亮的门是虚掩的，周干事的门是顶住的，连忙掏出准备好的一把粗锁，拉上铁打的链扣，轻轻把周干事的房门锁了。��

    郑队长该午夜两点交班，但未见闻亮来接，心里有些疑惑。因为他自己也觉察到闻亮与周的关系不够正常，还断断续续听到些风言风语。，于是加快步伐回到中队，发现闻亮的门是敞开的，但里面无人；周干事的门是锁着的，里面好像有动静……他立刻找来事务长和小陈干事去周的门前叫门，里面应道：��

    “这么早有啥子事?”“郑队长有急事，请你起来下。”“这么早有啥急事，我现在头疼，

天亮再说吧。”“……”这时屋里的响动更大了，好像树条编的泥巴墙坍了，他们立即赶到

屋后去，三支手电筒同时开启，周干事的后墙出现了一个窟窿……��

    不久，闻和周在十九队无声地消失了，一阵旋风过后又是平静。��

    无独有偶，闻和周的事在劳教人员的记忆里还没有消失，劳教人员中也有人步他们的后尘。十月底的一天早上，俞贤智小组上了夜班回来正要休息时，事务长派他们去水田乡挑粮。一般4个小时就能打来回。可是到中午12点半，白虎利却没有回来，俞组长慌了，忙找人凑了一下情况：白虎利最先到达粮站，挑了粮又是第一个返回的。紧跟他后面的张小刚说，白虎利到达河边时，在树下抽烟。而走在中间的陈龙瑞和高扬，说他们见白虎利与一个二十多岁背竹篓的农妇在路边站着闲谈。知道他“嘴馋”，想过会儿干瘾，就没有在意。走在稍后的

朱信本提供的线索最为重要，他看见白虎利跟背竹篓的女人往坡上走，估计是去要开水喝。

走最后的我和诸崇明、张卓仪证实，我们一路上都没有见过白虎利，我们以为他早就回队了……。��

    俞贤智不得不将上述情况向队部做了汇报了，郑队长当即叫小陈干事和俞贤智跟着朱信本去找。��

    他们来到坡上那幢房子，这是两间草屋和一个偏棚。草屋是套间，有大门对外的一间为堂屋，里间是居室，偏棚是厨房和猪圈。他们进入敞开大门的堂屋，没有人，但居室里有女人的笑声，小陈干事立即叫了一声：��

    “白虎利!”居室里立刻一片沉静。大约过了几分钟，陈干事又叫了一声，这时才见白虎利红着脸低着头诚惶诚恐地从里屋走了出来。��

    这时十九队来了个叫刘启耀的教育干事，此人有一定的文化，讲话时很严肃，但处处都能讲到点子上，所以令劳教人员有些敬畏。他听了白虎利这件事后，决定要借此抓一下纪律，整一整白虎利的虎威。于是召开了一个全中队劳教人员的批斗大会。开得非常活跃。许多人情绪高昂，异常兴奋，高喊着：“交待详细点!”“要讲清楚细节。”“不老实就把他捆起来!”根据白虎利羞羞答答，吞吞吐吐的交待，归纳起来，他和那女人的过程如下：��

    白虎利在路旁歇脚时，碰见那女人，虽然并不漂亮，但在那山野之地也还过得去。于是就有意去缠缠绵绵，问些诸如“你家离这儿多远?家里有没有腊肉?”等等。那女人先不搭理，但眼珠子却没有离开过他。后来那女人要走的时候，才冷冰冰的丢给他一句话：“想吃腊肉，也不能在这儿卖给你呀!”他听出话中有音，就跟了上去。上了坡，到了她的家。这女

人家里没有其他任何人，他连忙问她，才知道她是山上嫁下来的。天气冷了农村没活干，丈

夫到煤窑挖煤去了，一个月才回家一次……白虎利听了心中大喜，胆子也大了，就……她不

但没有拒绝，第一次完事之后还煮鸡蛋给他吃，所以才有第二次。��

    听了白虎利的交待，干部们当然不信，以为他一定是欺骗是强奸。于是先将他送大队部禁闭室关起来，然后再去查证。结果令人失望，那女人说：“不是他估着(强迫)我干的……”由于构不成强奸或诱奸罪，白虎利被关一阵后就放出来了。年终总结时以“严重违犯劳教纪律”记了一个大过。此后“想吃腊肉，也不能在这卖给你”这句话就成了劳教人员无聊时的话题。��

 

十二、死亡接踵而来��

 

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根据国家主席刘少奇颁布的特赦令，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了国民党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30多人。其中包括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中将和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也特赦了一万多名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但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右派分子摘帽子的不足1/10。筑路支队摘帽的少得更可怜。十九中队几十名右派，摘帽子的仅一人。此事对劳教的右派分子负面影响很大，觉得政府对那些用真枪真刀与共产党对着干了十多二十年的人都能宽大，而对这些提了点意见或说了点错话、气话、埋怨话或牢骚话的人，给的处分太重，太不公平。��

    我们扳着手指头算了又算，即便是每年摘帽的比例成倍递增：第二年2/10，第三年4/10，第四年8/10，这些右派也要四五年才能得到所谓的“新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算法也是右派们的天真想象。有相当一部分右派分子到1978年才摘帽，历时长达二十余年。��

    后来又听首批摘帽回家的人来信说，他们回到地方后，大多是由街道办事处的劳动服务站安排做临时勤杂工，每天工资1.04元，做一天才有一天，不做就没有。那时候，失业(美其名曰：待业)的人很多，做临时工的竞争也很激烈。他们是屁股上有“点点”的人，不敢与别人竞争，只有夹着尾巴做人。这一情况对正在劳教的人打击很大，认为改造好了也没有什么用，也还是个下等公民。当时劳动生产的任务压得很紧，劳教人员每日除了正班劳动九至十个小时外，连十天才有一天的休息日也要被挤占去挑粮挑煤，扛撑木背水泥。实际上只有半天时间让你写封信，洗洗衣。��

    还有件特别令人烦恼的事，那就是无论每天有多繁重的劳动，每天晚上都有雷都打不脱的两小时政治时事学习。学习完了还要到土坝子集合点名，聆听干部训示。有时点名不事先告知，等到大家脱了衣裤上了床，才突然哨声骤起。所以有人讥笑是在搞“演习”，有人又埋怨是故意折磨人。��

    客观地讲，干部有事要交待，有时集中起来讲一讲“当前形势”并不是不可以。问题是既然“点名”和“上课”也是一种教育，为什么不摆在学习时间里，而要占用劳教人员的正当休息。特别是像闻亮那样的教育干事，有事没事都要讲两三个小时。一句话翻过来倒过去，牛皮渣，渣牛皮……引起劳教人员的反感。有人悄悄骂他是“三等狗放狗屁!”��

    当然那时候，劳教都还是一纸“暂行条例”，更没有一部保障劳教人员生存权利和规范管理人员行为的法律。加之反复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对阶级敌人要狠”，所以管理人员不那样

做“革命立场”就不坚定，就有可能犯“右倾”。��

    在这种超负荷的劳动状态下，劳教人员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硬抗，却可以沉默无声的软拖。譬如说上了夜班白天该休息的，若叫我加班去挑粮挑煤，我偏不按时挑回来，直接影响到我接下一个班。有一次我们凌晨8时刚从隧洞上了夜班回来，吃了饭准备休息，晚上8点又该我们接班。可是硬要我们到对岸山上去扛一趟隧道的撑木。我们心里十分不满，在回来的路上疲乏得实在不行，我和张卓义、黄松就甩掉前后随行的人，钻进草丛睡了一觉。醒来时天已黄昏，赶到河边时渡船已经收渡，只好在石灰窑的炉门口借炉膛的热气过了

一夜，没有接该上的正班。��

    据杨少西后来说，他们中队的情况与十九队也极为相似。有一次他也是上了夜班，白天应该休息，却被安排去挑煤。由于困乏和道路难走，脚踩滑了，摔下坡时滑了10多米。人没有滚下河，可是煤块却滚进了河里。虽然捞起来一些，但是回队过秤少了20斤，被扣了工资，心里愤愤不平。于是又玩起了他在沙坪农场玩过的“移花接木”的把戏。这次他邀约了两个同伙，一个是康公安，一个是汪白孚，他们白天看好“窝子”，晚上一个人望风，两个人把红

炉房的煤炭偷些出去，埋伏在附近。遇到要他们挑煤时，他们就冲在前面，或掉在后头，避

开信不过的同类。然后钻进开店的老乡家里，用煤炭换些吃的东西，然后取出埋伏的煤炭

去交差，一举两得。他们称这是“生存斗争。”��

    尽管一些劳教人员想方设法逃避繁重的体力劳动，以求保住性命，但厄运还是无法摆脱，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接连死了两人。��

    第一个死的人叫赵长生，当时年仅22岁，1.78米的个头，魁伟健壮，是4大组一个小组长，负责开采片石砌筑一段铁路路基。��

    那天上午他们班打了12个炮眼，装了12炮，但爆炸时只听到11响，表明有一个瞎炮。处理瞎炮很简单，只要等到半个小时确实认为它不会启爆了，就把原来填充的粘土掏出，再装上雷管炸药进行引爆。谁知处理瞎炮有经验的赵长生，那天鬼使神差，没有等到半个小时，就跑去处理。打旗帜放哨的安全员远远看见他慢慢向炮位走过去，对已经爆炸的炮位进行了清点。然后发现了那个瞎炮的炮位，他正要动手处理，突然砰的一声，两三立方米的岩石立即四分五裂，碗粗的碎石射向他的胸部，将他掀出四、五米远，然后摔在遍地乱石的地上。待到安全员回中队报信，喊来队长、干事、大组长和他小组的人时，赵长生仰面躺着，面部完全打烂，脑浆和鲜血混在一起，招来许多苍蝇。胸部被击穿，内脏露了出来，血还在向外渗着，可是人已经断了气。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

    事后有人竟说这是赵长生的爸给他取的名字不好。你想他长生，他偏不长生。人世间有许多事是与人的本意相违的。��

    第二个死的人叫李国军，当时也只 有21岁，也是4大组的一个小组长，文静内向，白净清瘦，成都人。在技工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东郊一个保密厂当工人。李国军小时候，他家住在北门天灯巷。巷里有个破庙，里面住了些白天到“紫罗兰”、“白玫瑰”茶厅卖唱拉胡琴的人。受这些人的影响，他从小就喜爱音乐，并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什么《二泉映月》、《空山鸟语》、《雨打芭蕉》装了一脑子。甚么阿炳、贺绿汀、马思聪和贝多芬的名字也记得烂熟。��

    １９５７年上半年厂里布置学习国际形势时，报纸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裴多菲俱乐部”

〖ZW()裴多菲(1823—1849)匈牙利诗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裴多菲俱乐部”是匈牙利一个群众团体，成立于1953年、在20个人的领导机构里，共产党员有13人，为首的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青年联盟的中央书记。〖ZW〗〗。

俱乐部的意思不难理解，他们厂里就有“工人俱乐部”。那里有乒乓球，克郎球，象棋，

扑克等玩的东西。总之，俱乐部就是大家在一起耍的地方。但是俱乐部前面的裴多菲是什么

意思，许多人就不知道了。有些说是个地名，有些又说是个人。��

    念报人不知道非字下面一个衣和非字上面加草头这两个字的正确读音，把“裴多菲”念成了“辈多非”，李国军以为念报人念的“贝多芬”，就自告奋勇地做了下面的解释：��

    “对，贝多芬是个人，是德国的作曲家，他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创作了许多反对封建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作品。贝多芬俱乐部可能就是以这位音乐家命名的。”��

    “贝多芬三个字我在报纸上也读到过，但这三个字除了中间的“多”是相同的而外，前后的两个字却音近字不同。”——念报人听了李国军的解释好像仍有怀疑。��

    李国军随后看了念报人递给他的报纸，也不清楚那两个字的正确读法，就含糊其词地解释说：��

    “这是翻译的问题。有人把斯大林翻译成司丹林，也有人把毛泽东翻译成马察东，就是这个道理。”��

    这件事本来是个知识肤浅和认识上差错的小事。可是下半年厂里反右时，这件小事却铸成了大祸：据说“裴多菲俱乐部”和“布拉格之春”都是反革命组织。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中国也有。他们工厂技术部有几个人被打成反党小集团，也叫“裴多菲俱乐部”。于是李国军倒霉了。反右领导小组硬要他交待是怎样知道裴多菲反封建争民主的？他与厂里的“裴多菲俱乐部”有什么联系？与此同时，连他的名字也有了问题：分析批判他的人，把他的名字上纲上线为“共军”与“国军”两种敌对性质的矛盾。��

    李国军是团员又有文艺细胞。车间领导和群众都喜欢他，不愿意给他任何处分。可是上面下达了指标，车间又找不到一个错话比他说得多的人。依照“工人阶级内部不反右”的政策，厂里给他戴了顶“坏分子”帽子，实行劳动教养。��

    赵长生出事不到十天的一个上半夜，俞贤智小组在隧洞导坑打掘进。当时已掘进到180多米。李国军小组在后面搞导坑扩大，浇注托梁，安砌拱顶。我和诸崇明正打完一排台炮，突然听到轰隆一声，大家愣了一下。俞贤智喊了声“是垮方？！”大家立即就往外逃。因为这种情况已发生过多次。特别是120-140米的地段是渗水的页岩层，不放炮震动都要垮。

    有一次垮得几乎要封洞，里面的人是趁垮塌的间隙从两侧爬出去的。幸好还没有“开天窗”。“开天窗”就是导洞顶部垮穿，能见天日。��

    我们撤离到隧洞外面后，忙问打扩大的同学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说只听得轰的一声

垮下许多岩石，就连忙往外跑，哪还敢去看究竟……这时他们忽然想起清点一下人数，结果

少了组长李国军和另外一个姓吴的人。于是我和诸崇明、俞贤智和李国军小组的四、五个人照着马灯，打着手电筒往导洞寻去。快到垮方地段，听到了喊“救命！救命！”的声音。我们急忙奔过去，发现是姓吴的正在向外爬行。他的一条腿被岩石砸伤，地上已拖出一条三米多长的血迹……见到我们这些人将他背在背上，才明白自己还活着。于是断断续续地吐了10个字：��

“快！……李……李组长……还……埋在……那……里。”��

    俞贤智立即吩咐李国军小组的人回队部报告（那晚干部有事没有跟班），并通知卫生员来急救和准备担架之类的东西。随后又叫张小刚、赵剑平、诸崇明等有力气又胆大的跟着他到洞里去。��

    俞贤智等人赶到出事的地方，岩石垮塌已经停止。李国军的头颅和上半身已被他们发现：他是后退时腿被垮下的岩石砸伤而仰面倒地的。后脑恰好撞在地面的石头上，流了一滩血。脚还被一些岩石压着，动弹不得。诸崇明、张小刚、俞贤智和赵剑平冒着岩层会突然垮塌的危险，迅速搬掉了压在李国军身上的岩石，将他抬到隧洞口的平地上仰卧着，他的形象比赵长生好得多：面部没有被岩石击着，所以五官完整。身上穿着棉衣棉裤，皮肤没有弄破，四肢齐全。但内脏伤势不轻。虽然还在呼吸，但口鼻流血，双眼紧闭，连喊也喊不应……。��

    等到卫生员赶来，摸了一下脉就不住的摆头，表示已无能为力。郑队长还是要把“死马当成活马医”，决定派人连夜将两个受伤的送到支队卫生所去医治。可是李国军在途中就断气了。��

 

十三、第一个年终评审��

 

1959年春节过后，黄桷槽还是寒凝大地，霜风频吹，筑路支队劳教人员开展了年终评审。许多人都以为这是一次走向“新生”的机会。可是许多人还不明白：劳教不像劳改犯人各有各的刑期，彼此之间可以“井水不犯河水”。而劳教人员的劳教期限长短要靠自己去“争取”。怎样争取呢?那就是有你没有我，有我没有你。因为那十分之一的指标，犹如是给关在笼子里的十只饿虎，只投给它们够一只老虎吃的食物，这必然要引起争夺；必然要相互倾轧。这是一种生存法则，也是一种生存竞争。于是，劳教人员平日那种一团和气的局面打破了，相互间少了信任，多了猜疑。想的不是真诚地帮助别人共同进步，而是如何压抑别人，打击别人，以突出自己。甚至少数人不惜踩在同伴身上，想从狗洞里爬出去。��

    年终评审也叫年度评审，上长白班的每天晚上进行，上夜班的白天进行，基本上是一天评审一个人。有文化的要写成文字总结，不识字的就口头叙述。总结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思想改造：是不是“认罪服管”?有没有反改造言行?当然把自己被开除的原因说成是“罪”或“错误”都可以。在那里罪也是错误，错误也是罪，罪错可以不分。二是劳动生产：是不是积极劳动?有没有消极怠工偷奸耍滑和不服从分配的行为?三是遵守改造纪律：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有没有违犯中队部规定的纪律制度?一般来讲，只要自己没有明显流露出对改造不满的情绪，没有公开说过反改造的话，评审都容易通过。但若被别人“告发”或被别人公开揭发就另当别论。��

    俞贤智小组的评审，有一半多人都顺利地通过了。但到第9个张卓义时却发生了问题。张卓义的书面总结写得很全面，认识也深刻，但他念完稿子请大家提意见时，等了三分多钟都没有人吭声。不像前面那几个人，只要本人讲完，立即就有人表态：“我同意他自己的检查，基本上都符合事实。”“同意大家给他提的意见，我只补充一点小小的缺点……”。见张卓义的自我总结没有人表示“同意通过”，俞贤智作为小组长，不得不做个开导性的发言：��

    “张同学的劳动情况一般过得去，也没有反改造言行。但在思想改造方面要求不严，说话不捡点。听说在同学中散布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言论，讲了个儿子与生母相恋的事，希望给大家讲清楚。”��

    张卓义一听脑门子嗡了一声，原来是他讲的那个既是父女，又是兄妹，又是夫妻的一对男女的故事出了问题。��

    那是他和我还有黄松夜宿石灰窑那晚，应我们的要求，接着讲了在宜宾没有讲完的那个故事。那故事很离奇曲折，非一天一夜能讲完的，那晚他只能讲了一个梗概：��

    17世纪末期，法国圣马克西曼有个叫杜宾的贵族老爷，一天突发奇想，认为人生下来是很纯洁的，若不是世间的罪恶玷污了清白的人性，人是不会懂得男女苟且之事的。为了验证他的观点，还把自己的儿子做了试验，瞒着自己年轻的妻子，将她刚生下的一个男婴抱走，送到北非殖民地的农场抚养，让孩子从小就不接触女性，看他将来长大了会不会自然而然的懂得男女私情。��

    后来法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位杜宾老爷是个保皇派首领，被立即处死。他那年轻的夫人也逃到了北非，在流亡中遇到一位英俊的法国少年，因爱慕而产生了感情。不久，那场革命被保皇党人平息，这位夫人回到法国。当他从亲友那里得到杜宾老爷留给她的遗书，看了上面述及他们的儿子的名字、特征、相貌，年龄和在北非的情况时，她才明白自己在北非相爱的人，竟是自己亲生的儿子。而腹中的后代正是他和儿子共同创造的。她羞于再与儿子见面，也为了儿子精神上的安宁。她与他断绝了音讯，并在生下女儿后，迁离了原来住的那座城市。��

    再说那北非的法国青年，从农场管家那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也曾经到圣马克西曼找过自己的父母，当然是一无所获……后来才辗转到了巴黎。30多岁时邂逅相识了一位叫曼妮的少女，两人一见倾心，很快就结了婚。婚后他同妻子去另一座城市看望病重的岳母时，发现岳母卧室的镜框里装着他在北非给情妇作的画像，……直到岳母临终才告诉他真情：“我就是那画中人。并且你也是我的儿子，你是我亲生的!”��

    张卓义回想起这些，知道辩解无用，就连忙重新做了交待，并诚恳地认错和请罪，表示今后要加强思想改造，保证不摆对改造无利的龙门阵。��

    此时，我心想：张卓义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心里肯定在猜测是谁检举了他。��

    我和张卓义关系很好，但我担心这件事张卓义会怀疑我，于是打算找机会向张说明，那晓得第二天我就挨了批斗，于是疑团就不解而破了。��

    我的自我总结刚念完“思想改造”部分，正准备念“劳动生产”时，就被吼声打断了：

“李才义不要执迷不悟，应该老实交待你的反动言论。”“李同学要把头脑放清醒，蒙混是过不了关的。”这情形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刹那间被弄昏了头，竟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那天的小组会特别不同，连新来不久的教育干事刘启耀都参加了。他估计我还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已经被揭露出来，就点了一句：“你说说‘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是怎么回事?”我一听豁然开朗了，于是连忙解释：“那晚我和张卓义、黄松在石灰窑过夜，想起明朝于谦《石灰咏》的诗，就念出来解闷、混时间……”“明朝!?你还知道宋朝吗?读过宋朝那些书?”刘干事不等我说完再次提醒。��

    这次的提醒，让我的心情骤然紧张起来，心跳立刻加快，黄豆大的汗珠从额头冒出，因为我知道情况有些严重。��

    原来我们到云南不久就有了“工资”，每月虽说只有10多元钱，但扣了伙食还有点零用。元旦前夕，盐津新华书店到黄桷槽来卖过一次书，我买了本《后水浒传》，写的是阮氏弟兄不受招安，屡遭追杀，后被迫逃往安南做了国君，还经常拜祭北方故土的故事。我看到书中人物的遭遇，很有同感，就不加思索地在扉页上写了“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和“正直无辜反遭戮，难怪英雄上梁山，君清僚洁朝纲正，天公地道万民欢”的批注。不久，这本压在枕头下的书不翼而飞。此时我才知道书上42个字的严重性，很着急了一阵。但我认为要是书掉在床上，本组的人拾到了会退给我。若是掉在别处，自己没有在书上签名，别人捡到了也不知道书是谁的。我这样惴测着，也就渐渐地淡忘了。��

    经过刘干事提及“宋朝那些书”，我断定是这事发作了。回避和抵赖都没有用，小组许多人都知道我有这本书。于是沉思片刻，决定低头认罪，做沉痛的忏悔：“虽然我写的那些从表面上看，是为书中的人物叫屈，实际是为自己喊冤。已经劳教了整整一年，可是我的反动思想和反动立场仍然没有一点转变。现在我明白了：不改造就没有前途，拒绝改造将是死路一条。”最后，我请求政府给我一次改悔的机会，相信我不是一个愿意“带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的人”。��

我的认识和态度，客观地讲应该算“比较真诚”。但仍然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你的问题不单是鸣冤叫屈的问题，而是对党对政府，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请问甚么叫君不正?这个君指的是谁?”——这是那个自称自己是小学教员的分析。

“你说‘正直无辜反遭戮’，这是对今天社会现实的恶意污蔑。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说得太黑暗了”。——这是那个大学没有毕业，胆子小得可怜的同学的分析。

那年头，愈左愈革命，在劳教队伍也不例外。反正上纲上线就是“站在高度，站在阶级立场上看问题”的表现。并且把别人往死里整，对自己并没有坏处。

可是，这样的分析，这样的批判，我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尤其是说我攻击毛主席，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对毛泽东还是热爱的，崇敬的。虽然劳教了一年，吃过许多苦头，我仍然认为自己是机关少数人整我的。全然不知“反右派”正是毛泽东耍“阳谋”，玩“引蛇出洞”游戏的结果——我还准备给他写信呈述自己哩!于是坐在床沿的我猛然站了起来，愤慨地吼道：

“你们认为我有多大的罪都可以，但绝对不允许说我攻击毛主席!”��

    我的态度突然变化，把本已紧张的气氛弄得更加紧张了。朱信本、高扬、秦成远，黄松立即叫了起来，要“端正”我的态度，把我的头使劲往下按。但他们的手一松，头又抬了起来。于是又按下去，又抬起来……如此反复了几次，双方都不肯让步。刘干事才叫大家都坐下，要我虚心听取意见，接受大家帮助。��

    “别人怎样分析批判是别人的认识，你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政府和干部会辨别。但你不应该反驳别人。”——这是我评审以来还没有发过言的诸崇明的提示。��

    “李同学要冷静，不要反驳。但提意见也得实事求是，不应该乱扣帽子。”——这是张卓义提的。他既提醒我，也提醒别人。��

    俞贤智怕给我提意见的人之间发生争执，连忙换了个话题。说重复的意见不要再提了。没有发言的人要表态，既帮助别人，也提高自己。正在这时，他忽然发现评审以来基本上没有发过言的赵剑平坐在角落里打瞌睡。立即示意旁边的人将其弄醒，并要他给我提意见。赵剑平揉了揉眼睛，想起没有打瞌睡前听到的一些句子和从前听评书还记得的一些单词，于是凑了一条意见：“听说李同学想上凉(梁)山，想当英雄，想举义旗?你不是才从凉山下来的吗?……你如果要造反，解放军不打死你，彝胞也会打死你……。”��

    赵剑平把梁山泊的梁山错弄成四川的凉山。提的意见牛头错对马嘴，让刘干事听了哭笑不得，于是起身走了。小组会立刻轻松下来。��

    但由于我的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小组每个人都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所以评审时间，比别人多了一倍。��

    无独有偶，我在十九队受批判的同时，杨少西在二十七队也遇到了麻烦。��

    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杨少西所在小组有些人喜欢听他的，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年终评审每个小组都要评出改造好的和改造不好的。几个平时耍得较好的，为了不伤和气，又来找杨少西出主意。于是他建议抓阄，抓到好的，大家就只给他提好的。抓到不好的，大家就给他提缺点。抓阄的结果：经常装病不出工，又爱吊二话的张庆华抓到“积极分子”；老实勤奋，不善言辞的汪白孚抓到了“反改造分子”。小组讨论时，杨少西等人提张庆华为积极分子的意见被其他人否定，并且差点变成对张庆华的批判会。杨少西等人“内定”的反改造分子，又因“揭发”的反改造言行与事实出入太大，批判的火力过猛，汪白孚吃不消，说是抓阄整他的。于是杨少西犯了“弄虚作假和哄骗政府”的错误和“罪过”。��

    1959年“五一”前夕，筑路支队在黄桷槽召集附近几个中队的全体劳教人员在已挖出的正线路基上召开了总结大会。十九中队共评出积极分子20多名，其中有黄松。他得到了一张毛巾和一个搪瓷口盅的奖品。最后才宣布对“反改造分子”的处分。几乎每个中队都有一名。处理最重的是加判管制，轻的则记过一次。十九队的反改造分子就是我，被记过一次。��

   

 

十四、一场大火的灾难��

 

   

 

要说死人的恐惧和年终评审的烦恼对我是暂时的，那么一场大火给我和许多人带来的灾难却是永久难忘的。��

    那是1959年春末夏初的一个白天，和煦的太阳越过背后的山巅，照到了黄桷槽，照得梨树白了一片，照得桃花红成一团，照得黄桷槽满山披绿，……连劳教人员的工棚也被照暖。��  那时黄桷槽隧洞导坑的掘进已经停止，打掘进的人转为隧道的石拱安砌。因为导坑掘进时，爆炸的震动，给山崖造成许多裂隙，雨季来临，雨水渗透，容易造成塌方。所以打好的导洞都要在雨季之前把石拱或混凝土拱卷起。��

    由于黄桷槽1号隧道北口有一段20多米长的松软岩层，已断断续续发生多起塌方，情况非常紧急。中队部决定集中力量突击，把那段导洞的石拱砌好。这段石拱需安砌拱石近2000                           块，每组三个人，每班时安砌40多块，任务非常艰巨。��

    我当时的安砌技术和速度在三大组已有名气。而张小刚和赵剑平又是全中队抬石头出名

的大力士。所以我们三个人组合在一起，抽去突击。我们已连续上了3班，安砌拱石150多块，突破了单班(6小时)50块的最高纪律。我们已20多个小时没有闭过眼睛。即使下了班也不休息，还争着要去拌水泥砂浆……后来是生产干事小陈怕我们过于疲惫会发生安全事故，才命令我们回工棚休息。��

赵剑平是一个军工企业的汽车司机，刚满30岁，粗壮结实，楞眉鼓眼的，一脸络腮

胡子。他没有文化，也不爱说话，但一有空就抽烟，并且抽个不停。��

我和赵剑平虽然是一个小组的，但平时没有来往，相互间没有摆谈过各自的事。这次我

们临时抽来搞突击，有机会在一起交流。有一次他和张小刚抬完拱石，来帮助我填灰缝时，对我说，他看不惯有些人乘人之危，投井下石，把气氛弄得那么紧张，所以才故意装傻，把《水浒传》上的梁山说成是沙坪农场的凉山，目的是想缓和一下当时的气氛。我听了很受感动，想不到平时沉默寡言的这位“工人阶级”还有一套，就故意问他：“你难道不怕连累自己吗?”“我怕甚么!?我祖父是拉洋车的，我父亲是修汽车的，我祖宗三代都是劳动人民……把我打成坏分子的事，也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不像你们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政治问题。” 他讲完，忽然又叹了口气。

我问他为什么叹息，他犹豫了一下，接着才说：“话虽然那么说，我不害怕什么，但我也有不顺心的事。最近我堂客(重庆人对老婆的俗称)来信说，儿子在学校很受气。因为儿子上的是厂里的子弟校，谁家有了事情，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一旦同学间发生磕磕碰碰，对方孩子就要说你父亲母亲怎么怎么的，以示侮辱。所以为了孩子不受歧视，为了孩子的前途，我堂客想和我暂时离婚。为什么叫暂时离婚呢?我堂客说和我离了婚，她不会改嫁，而是要等我改造好出去了，再和我复婚。”

我问赵剑平同意没有，他说他正为这事拿不定主意。��

    我和赵剑平睡的铺都在上层，我们之间只隔了两个铺位的距离。那天我们三人被小陈干事喊回工棚休息，赵剑平倒上床先掏出一个小酒瓶吮了两口白酒，又点燃一支“劲松”牌香烟，悠悠然然的吸着(他睡前都有喝酒抽烟的习惯)，然后又向我唠唠叨叨地重述着和堂客离婚的事。我最初还断断续续地应承了两声，以免扫他的兴。可是后来实在是太困倦了，终于撑不起那片薄薄的眼睑皮，闭起眼睛睡着了。��

    我朦朦胧胧睡了大约10多分钟，并没有睡熟。忽然一股辛辣的气味钻进了我的鼻孔，把我呛醒。与此同时，又听到好象是用衣物在扑打的声音。我立刻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赵剑平枕头的地方着了火冒着浓烟，赵剑平正用衣服在扑打，企图把火扑灭。那知道这是20多米长的通铺，垫絮下面垫的草也是连着的，并且头部地方垫的草和棉絮距茅草盖的屋顶很近。当时4大组的人都上白班，在黄桷槽对岸采集河沙卵石。而3大组在隧道作业，昼夜4班倒。白天该在工棚休息的人，又被派去加班挑粮挑煤，所以这座工棚当时只有我、张小刚和赵剑平三个人。��

    赵剑平最初是想自己把火扑灭，以便把事情遮盖过去，所以没有做声。及至火苗在垫絮

下蔓延开来，窜出一股股血红的火苗，他才惊恐地大喊起来。��

    我和张小刚顾不得穿上外衣就迅速赶过去帮忙，但总共只有三个人6支手，又没有水，用衣物扑打只扑灭了表面的火。犹如10个手指头去按一群臭虫，这里按下去，那里又迸出来。并且是按下去的少，冒出来的多。火苗愈来愈高，已经引燃了屋顶……连我和诸崇明的铺也着火了。屋顶的竹竿烧得哔哔啪啪，工棚里的温度迅速上升，烟雾愈来愈浓，空气使人窒息。我这时也慌了，在惊惶失措中抓起我的枕头(里面有条毛料下装和我惟一的一本相册)和诸崇明的牛皮公文包，光着一双脚就往外面跑。刚跑出北端的大门，最先着火的屋顶已经烧穿，楠竹做的横梁被烧断，一团3平方多米的屋盖带着熊熊的烈火塌下来，掉到上层铺上。赵剑平和我的铺位立刻燃烧起来。我伸了一下舌头，叫了一声好险——要是再迟上两分钟，那团火就会掉到我的头上，成灭顶之灾。��

    我跑出工棚，看见张小刚正赤着脚往上面厨房和中队部跑去，想必是去报信求救。而赵剑平这时面无血色，呆若木鸡，正蹲在一角缩作一团发抖。��

    此时正是上午10点半钟光景，山谷里刮来了一股风，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一会儿浓烟遮住了火苗，一会儿火苗冲破了浓烟，前后大约只有半个小时，一座100多平方米的劳教工棚成了一片火海。浓烟冲了10多米高，火光映红了黄桷槽的天空。��

    等到张小刚和几个炊事员端着几脸盆水来，工棚已荡然无存，只有20多根松树干做的柱子没有烧完，还在冒烟。��

    根据后来劳教人员财产损失登记数字统计。这次大火共烧掉109床棉被， 120床垫毡， 108套棉衣棉裤，56件毛呢大衣和毛衣裤，300多套单衣单裤，100多双皮鞋胶鞋，200多件脸盆，口盅等用品……��

    这些东西价值不高,以当时的价格计算，人均不过100元，总计约1万元。按现在的价格计算，人均不过1000元，总计不过10万元。但这些东西都很实用的，是100多名劳教人员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就像瞎子探路的拐棍和乞丐的土碗。��

    要说这些干革命几年或十几年的人被开除后，还留下一点值得纪念可以勾起回忆的东西的话，现在除了身上穿的就一点也没有了。当然最惨的是我、张小刚和赵剑平，我们都光着

两脚，身上只有一条小裤衩和一件旧背心——我们成了最彻底的无产者。��

    上面是登记范围的损失，以下是属于“不登记”范围的损失。��

    一个因“历史反革命”问题被邮政局开除送来劳教的人，是个集邮爱好者。他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收集邮票，直到1958年上半年为止，仅随身带来的三册就有从清朝、民国到新中国的纪念邮票、特种邮票、普通邮票数千枚。其中最为珍贵的有伦敦版的“大龙”、“小龙”，“光复纪念”、“共和纪念”、中国首枚“航空邮票”、东北老区邮票、新中国“开国大典”、新中国第一套体育邮票等等。按现行集邮部门公布的参考价格，其价值在60万元人民币左右。��  这人是4大组的，当时正在黄桷槽对岸的河滩筛河沙。他最先发现十九中队住地火光冲天。待他认准起火的具体地方就是三大组和四大组住的工棚时，曾试图泅过河去抢那比他生命还值钱的邮票，但被大家劝住了。当他回到工棚，从灰烬中抢出那已烤得焦黄的三本集邮册时,竟然嚎啕大哭起来。40多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小孩子。��

    二是重庆一所著名中学的语文教师，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并参阅世界最新印刷技术理论，对汉文字的印刷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他说人物形象，花草虫鱼都可以通过感光材料制成底片而反复加印，为什么印制书刊报纸非得用一粒一粒的铅字。于是他率先提出了用光学制版的可能性。并写了一个方案，有4万多字。但还没有最后敲定时，就因同情胡风和对“肃反”运动一些做法发表了些不满言论，被定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学校送他劳教时没有让他回家，所以就把那个方案也带到劳教队了。他认为那方案很有价值，准备抽空再作修改，然后给中科院寄去。无疑，他这个方案是后来激光照排的最早雏型。

    他这方案的手稿没有厚壳保护。当他回到工棚扒开正燃烧的灰堆看时，方案手稿和夹在里面一张他当年与加拿大友人文幼章合影的照片，早已成了一叠黑色的纸灰。��

    三是重庆大学一个大学生——这里说的大学生是指他的年龄大，比一般学生大了5岁。他是朝鲜停战后复员转业的志愿军，因是二级战斗英雄和三等残废军人被大学破格录取的。他因整风时说了“匈牙利事件不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挑起的。而是官僚主义和腐败引起人民不满造成的”，并说“假如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会被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操纵，那也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无能”，因而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他从灰烬里没有找到“英雄证书”和《革命军人残废证》，只找到了“战斗英雄纪念章”，但已面目全非，——只是一个拱形的铜质圆块，上面压的文字还清晰可见。��

    与此同时，陈龙瑞的“渡江纪念章”和“解放大西南纪念”章，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第四就不是一个人，而是50多人。被烧的书籍杂志，据不完全的统计有200多本。其中仅工具类的书就有《康熙字典》、《汉语辞典》、《新名词解典》、《英汉大词典》等10多册。而技术书籍，历史书籍，中外文学作品，三四十年代出版的进步刊物近100种。另外，还有无数的有价证券，如“经济建设公债”、“折实公债”，粮票、油票等等。��

    登记范围内的损失，政府给每人发了一床草绿色的公安军用棉被，一床草席，一套5线谱灰色棉衣，一套兰色单衣。但棉衣和单衣要劳教人员出一半的钱，逐月从每月的“工资”里扣。

不属于登记范围的东西，当然就不需要解释也可想而知。叫你 们“轻装”，你们偏不听，偏要带那些与劳教不相干的东西。��

    俞贤智那个班除我们三人以外，都在隧道南口浇注托梁，对工棚被烧毁的事全然不知。   到他们下午下班看到工棚已化为灰烬时，都惊呆了。以为自己在做梦，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但是，当他们从我和张小刚那里听说了事情的经过后，他们有的捶胸顿脚，有的呼天嚎地，有的痛心疾首，有的怒火中烧。也有些冷静的人，连忙拿来竹竿把尚未燃尽的东西翻来倒去，想寻些可用的东西。那怕能找到一块布片，一团棉絮……结果很失望。大多只找回一些搪瓷脸盆或口盅。这些东西上面的搪瓷大部分都已脱落，开裂或熏黑。��

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睡在我下铺的黄松。他早晨没有来得及洗脸，把打来的半脸盆水放

在自己的“床”下，虽然被烧垮下来的床铺压翻，但那地方的土却湿了一团，所以他的垫絮

没有被烧完，而且脸盆和口盅完好无损。口盅上印的“改造积极分子”6个字，仍然鲜艳。

还有个幸运的人，那就是诸崇明。他从我手中接过牛皮公文包把锁打开一看，里面100

多万元(旧币)的建设公债和南下时一身戎装的20多张照片安然无恙。他万分激动，与我长时间、紧紧地抱在一起，连声说：

“谢谢你，兄弟，太感谢了。”这时候忽然有人想起了赵剑平，以为是他对改造不满，故意纵火害了大家，要找他算账。要不是队长已派人将赵剑平押送盐津公安看守所，众怒之下，他即便是不被打死，也会被剥掉一层皮。��

    后来听说赵剑平在盐津县公安局交待时，承认起火原因是他没有将烟蒂完全捂熄，就用烟盒包着顺手从头上的编壁缝向外塞。结果卡在编壁上没有掉下去，引燃了烟盒纸，又引燃了铺草……造成的。��

    由于赵剑平态度诚恳，认罪好，法院以过失罪判了他三年有期徒刑。后来又由于他在改造期间表现突出，加之筠连至盐津的公路通车，他有汽车驾驶技术，盐津县正需这样的人。于是他只服刑两年多一点时间就被提前释放了，并留在当地开汽车。此时，我们这些没有重新犯罪错的还在旺苍劳教。��

 

 

十五、逆水行舟��

 

 

两岸苍茫风掀尘，银波浩渺一船行；轻舟载得人憔悴，险滩犹唱纤夫吟。��

岩边篝火烤焦饼，空谷宿露伴孤灯；流水无意弄新月，梦中败柳最销魂。�ァ�HTSS〗

这是杨少西在大关河拉船时写的一首诗。描述大关河两岸风沙迷漫，水波荡漾，一支小

船正逆流而上，清瘦枯黄的拉船人在急流险滩与恶水狂浪抗争。夜晚在岩边露宿，一边啃着烤糊了的包谷粑粑，一边欣赏月光照耀下的流水。一边借篝火的光和热休息。一边在梦中感叹时世的兴衰轮回。��

    由于盐津县城至滩头的铁路全线施工，大关河右岸原有的驿道被毁，而左岸的汽车便道又没有修通，所以筑路所需的水泥、钢材、炸药、工具和劳保用品，要靠人力拉着小木船从下游往上游运。于是许多中队配备了木船和驾船、拉船的人。��

    驾船是一种既要有专业技能又要有实际经验的工作，俗话说“船载千斤掌舵一人”。驾船人首先必须熟悉水性：了解水的流速、流量，辨别水的主流、急流、暗流、洄流、旋涡和暗礁，险滩等等。驾船在筑路支队算“特殊”工种，粮食标准最高，每月48斤。所以十九队的劳教人员经过“竞争上岗”选中了两个驾船人：一个叫胡常顺，年约48岁，原来是重庆九龙坡码头开浮吊的司机。另一个叫程侠曲，三十七八岁，自称是重庆大渡口码头装卸班的班长。他们两人都是从小就跟随父辈在江河上摸爬滚打的工人，也实际开过船，懂水性。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驾船的技术确实好，不管浪有多高，水有多急，船在他们手上犹如一匹通人性的骏马，非常听他们驾驭。��

    由于职业的原因，他们和大多数水上作业的人一样爱喝酒，嗜酒如命。正因为如此，他们酒后也爱骂人，还常常顶撞上司。所以“组织”上借反右派之机给他们戴了顶坏分子帽子，开除了公职。考虑到他们开除后“没有生活来源”，又送来劳教。��

    十九队的木船平时在黄桷槽摆渡，送4大组的人到对岸劳动，并将他们采集的沙石运回。有时也放到下游的支队部去运水泥炸药、钢材等物资，这时就临时从各个大组抽人去拉船。

那是1959年雨季，正是“战天斗地，大干快上”的日子，一场暴雨冲毁了左岸的便道，队里

急需的炸药水泥无法用汽车运回。于是从3大组抽人用船拉，连夜突击。��

这次我、诸崇明和张卓义都成了“突击队员”。加上其它三个小组的人，共计12个。我

们吃过早饭，领了口粮，带了棉衣和蓑衣(过夜用)，就在胡“船长”和程“大副”的带领下，登上了那艘木质小船。12个拉船的，除了张卓义当过海军，经历过惊涛骇浪。其余的人都没有坐船过江的经历。难怪我们看见那浑浊的河水一浪高过一浪，就有些担心。“我们的命都交给两位师傅了，希望‘船长’浮上水，‘大副’不要沉下去。”胡常顺听出“浮上水”和“沉下去”的意思，对程侠曲说：“你的名字要改，不然大家坐你的船不放心。”然后又对大家说：“坐船要忌讳说‘沉’呀‘翻’的这些不吉利的话。你们要相信我们。甚么大江大河我们都过来了，未必然还怕这条小河”。大家听胡常顺说话这么提劲，也就增强了信心，但胡常顺大话虽然要说，可是工作还是不敢粗心。他先在船边钉了6颗抓钉，然后在抓钉之间拉起3排绳子，叫12个人坐成3排，告诉我们遇到颠簸时就抓住绳子。��

    当“坐船须知”交待过后，程侠曲解开拴在黄桷树上的绳子，跳上船抽起固定木船的木桩，然后用篙竿一撑，胡常顺将舵一搬，船头调向下游，木船就离开了河岸，离开了黄桷槽，向下游快速驶去。��

    木船到了江心急流，犹如脱缰的马，离弦的箭，一泻千里。时而被推向浪尖，时儿被抛入谷底。忽然一个两米多高的大浪迎面扑来，把两个鼻梁上架着眼镜的人的眼镜打翻，幸亏没有掉进河里。所有的人顿时也成了落汤鸡。还有一次，眼看小船直冲冲向着笔直的山崖撞去，大家都吓呆了，连忙闭上眼睛，本能地尖叫起来……那晓得胡常顺把舵一转，程侠曲把桨一拨，船头就立刻转了向。只是船尾与山崖轻轻地擦了一下，大家的惊魂才定。��

    我们一行人从黄桷槽乘船去普洱渡是下水。由于连续三天下雨，河水陡涨，浪大水急，所以当天就到达了那里。我们乘船下去是为了拉船上来。拉船才是我们此行要干的活。��

    记得俄国现实主义画家伊里亚·列宾的成名作品就是《伏尔加纤夫》，表现了蕴藏在劳动人民内心的伟大的力量。但我们这群纤夫比列宾画的人物要清瘦得多，并且除了一条内裤，几乎全部裸露。我们拉船的姿势也比列宾的人物卖力。整个身体前倾45—25度，双腿用力蹬直，两手攀着岩石爬行。12个人中没有一个像画面上立冲冲走着把纤绳拉弯了的人。我们第一天就磨破了一双崭新的草鞋，双肩也磨破了皮。��

我们此次拉的东西有水泥、炸药、导火线，雷管、二锤、钢钎等等。据说拉回黄桷槽顺

利都要三天。沿河有二十多个急弯，二十多处险滩。其中最著名的叫老鸦滩，船家叫它

“鬼门关”。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

〖HTK〗船到老鸦滩，十有九要翻，人在水中呼，乌鸦空中旋，老母望儿归，妻子盼夫还，

清明祭河神，哭声震九天。�ァ�HTSS〗

老鸦即乌鸦，老鸦滩，顾名思义，这个滩有许多乌鸦聚集于此觅食。乌鸦吃什么，主要

是粮食，昆虫，有时还要吃死尸。所以乌鸦又是死亡的象征。在一些电影里，只要有乌鸦在

空中盘旋的画面出现，就一定是有人要死了，这已经成了一个公式。��

据说，由于老鸦滩河面开阔，河床堵塞，上下落差大，涨水和退水都快。每年发大水时

都会冲下一些猪呀羊呀，甚至人的尸体在滩上搁浅。洪水退后，经烈日一晒，迅速腐烂，所

以招来许多乌鸦、老鹰。��

我们拉船至老鸦滩已是第二天的正午，天气极热，天上没有一丝云彩，空间没有一丝微

风，空气好象凝滞了一样。暴涨的河水虽然有些消退，但依旧浪高水急，奔腾呼啸，浩浩

荡荡。��

船家有句行话，叫“上水船怕滩，下水船怕湾”。原因是滩没有洄水，上水船全靠人拉，

叫“挣滩”。湾则是有坚硬的山崖相阻形成的水流转向。下水船若速度过快，驾船人技术不精

良，躲闪不及，船撞上山崖就会船破人亡。��

我们前天经过了下水船转弯的惊险，现在又面临“挣滩”的艰难。我们已经过三次“挣

滩”都失败了。就像登泰山十八盘的石梯，已经跨过1600级，而最后33级跨不上去。并且

比这更惨。因为登泰山爬不上最后33级，可以在1600级的地方休息会再爬。但“挣滩”不

成，船就会被急流打回起点，甚至更远更远。��

拉船的纤绳是用竹篾绕制而成的，韧性好，抗拉力强且轻，不怕在水里浸泡。但用不了

多长时间，竹篾原有的水份耗尽，就没有了韧性，就要及时换上新的。那种换下来的竹纤绳，

人们也不会丢弃，因为它还可以当火把照明，直到完全化为灰烬。��

拉船的背带大都是棕制品，比较柔软，一端套在拉船人的肩上，一端用竹销绕住纤绳，

因而是活动的。遇到船有险情时，拉船人放开销子或从肩上脱下背带，就可以不被倒拖下水。我们前两次“挣滩”之所以失败，就因为一些人掌握不好船出险情的具体衡量标准。正

当人与水抗争，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的时候，有人过早地丢掉纤绳，使力量失去平衡，结果

船被打下滩去。这就害苦了那些没有及时丢掉纤绳的人。如张卓义和另一位体育教师。他们

被纤绳倒拖着从滩上拖到水里，足足拖了40多米。赤裸的身子磨破了一层皮，滩上和水里都

留下了一条清晰的血迹……幸亏一个当过海军，一个来自体育学院，才捡回了一条命。��

经过两次“挣滩”失败，拉船人多数都失去了信心。胡常顺和程侠曲将船靠在滩下，想

等洪水继续消退，等水势减缓，等大家恢复一下体力。我们这时立即去拉尿对张卓义二人的伤口进行了“冲洗”。然后又敷上草纸烧成的灰止血——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效果还可以。

    做完这一切，我们躺在滩上晒太阳，正昏昏睡去，忽然被“船长”叫醒，说下游有只船上来了，准备请他们帮忙，要大家先做准备。��

    此时已是下午4点的光景，上来的船是当地一个供销社的，船上装的是锄头、镰刀、斧头、锯片等农用工具和伐木工具。他们的船比我们的船小。驾船的两人，坐船的一人，拉船的六人。经过交涉，供销社船上的坐船人(货主)一方面考虑水这么大，他自己的船单靠自己的人也难上得去。另一方面对劳教队船上的炸药、雷管、导火线发生了兴趣，所以同意联合“挣滩”。��

    可是联合“挣滩”的第一次努力又失败了。原因是我们船上的纤绳经过两次“挣滩”，已拉长拉细了许多，这次又增加了人，拉力超过了纤绳的抗拉极限，所以也是在最关键的时刻(人力与水力势均力敌)纤绳突然断了，绝大多数拉船人都摔得鼻青脸肿。��

    幸好船上有备用的新纤绳，连忙换了一根，又增加了一根，然后全体总动员，一鼓作气，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两支船拉上了滩。��

    坐船的货主姓郑，是当地人，在西藏当过兵。复员后在乡供销社当采购。他非常健谈，说他去西藏时经过成都，知道成都有武侯祠，有许多小吃……又说他们当天也要在路上过夜，愿意与我们的船同行，以便大家都有个照应。还说前方有个猫儿溪，溪里许多水潭有鱼，可以用炸药去炸，晚饭就有鱼吃。最后他还透露了一个消息：说内昆铁路要停建，筑路支队要转移。许多中队在供销社订购的楠竹扁担、抬杠、锄把和撮箕，都退了货，并且筑路队的干部也说过。��

    这个消息引起了我们的高度注意。本来胡常顺不敢同意拿炸药去炸鱼，但考虑到“革命人民”帮劳教人员拉了船，不好拒绝。于是就与大家商量：要干，就要违反纪律，不干，就要得罪人，并且没有鱼吃。结果大多数人认为拉船太辛苦，又有人受了伤，并且供销社的人帮忙拉了船，于是都同意偷偷取出些炸药雷管去炸鱼。��

    两支船到了猫儿溪，太阳还没有落坡。我们在溪口把船泊定，然后小心翼翼地剥开炸药雷管的硬纸盒，取了几节梯恩梯炸药和两枚火雷管，又割了一节导火线，就跟着供销社的人到猫儿溪水潭去炸鱼。��

    猫儿溪的水比大关河的水清，看得见潭里有鱼。我们把炸药雷管导火线连接好，坠上一块石头，慢慢向水潭中心放下去。鱼儿以为是善良的人们给它们投去的美食，都游过来围着嗅着，揣测是甚么好吃的东西。那晓得一声它们祖祖辈辈从没有听过的巨响，把它们柔软的身子轰上了空中，又掉到水里，浮出水面，白花花的在水面上浮了一层。��

    这下子乐坏了我们和供销社的人，连忙跳到齐腰深的溪水里，用手去抓鱼。都不知道鱼鳞是很滑的，是鱼的保护层。加之许多鱼并没有被炸死，而只是被震昏，所以人的手去接触，鱼就立即会醒，然后迅速滑脱逃离。

    后来有些人急中生智，脱下身上的内裤，用双手张开内裤的大口去罩。结果很有效：鱼都被堵在裤裆里，没有能逃出去。

    最后的统计战果斐然：大的鱼有一尺多长，小的鱼有十多公分，共三十多条，估计有20多斤。供销社的船只有一个锑锅，劳教队的船只有胡常顺煮饭的一个烂洗脸盆。这么多的鱼根本没法煮，就是煮好了，也无法分配。于是就采取了“人自为战”的办法，各人用自己嗽口、喝水、吃饭的搪瓷盅或搪瓷缸随自己的意愿去煮、去煎、去烹。��

    这些没有油，没有辣椒花椒，甚至连盐也没有的鱼肉、鱼羹、鱼汤，叫我们吃得比现在吃生猛海鲜还有滋味。��

    与此同时，杨少西从筑路支队办的油印小报——《促进报》上看到了我写的两首诗，知

道了我所在的中队。于是通过家属给我写了一封信，讲述他也在普洱渡和对口溪之间拉过一段时间船，经历几乎相同，并写了前面那首诗。��

 

十六、嫁在深山人不识��

 

    关于内昆铁路要停建，筑路支队要转移的消息，不但从各种渠道传得沸沸扬扬，并且从下面一些迹象得到了印证。��

    一是黄桷槽1号隧道的上导坑刚刚打通，石拱还没有安砌完，干部就叫用条石和水泥沙浆封了。��

    二是胡常顺和程侠曲停止了驾船，十九队的木船移交给了当地政府。��

    三是十九队有四个人在穆家山砍树伐木，最近改为做大木箱子。并且叫他们做完箱子就撤回中队。��

    那是1959年秋天，也是十九队在黄桷槽一周年的日子。这时，中队长、事务长和教育干事都换了人，至于为什么换?劳教人员不得而知。��

    新的中队长姓鲍，30多岁，高大魁伟，山东口音。他妻子姓吴，二十多岁，属于“小巧娇”那一类的女性，四川口音。但据说是贵州人，任中队教育干事。俩口子给劳教人员的印象较好，没有把劳教人员当成劳改犯人。��

    鲍队长说话的声音非常宏亮，经常把“人”念成“银”。“点名”时训示简洁，不发脾气，也不骂人。晚上经常到工棚查房，有人看见他给劳教人员盖被子。俨然像解放军首长对待解

放军战士。��

    吴干事性情温和，说话细声、教育人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她经常开导大家：不管你对自己的问题如何认识，如何看待，到了这个坡就要唱这儿的歌。既来之则安之。这些话无疑是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她知道大家对自己受到的处理并没有服气，对自己的问题也没有认识；二是要大家不服气归不服气，但不能表现在行为上，给她制造麻烦，弄得大家都过不去。她还特别关照有名气的人，如民盟中委李康，青年作家肖风，叫他们在中队专门办墙报和搞广播宣传，实际就是让他们少干点体力劳动。虽然这种照顾只照顾了少数人，但在那个时代和特定的环境，有这点善心也是难能可贵的。��

    新的事务长姓崔，大约50岁，河南口音，心地善良，性情耿直，估计是个没有文化的“老革命”。他时刻都在奔走，不是去水田坝买粮，就是去艾田乡购煤；不是到盐津买油买盐，就是到后山采购蔬菜。虽然是当干部，但也很累。��

    转移的事终于得到了正式通知。下面一中队已经走了，就该上面的十九队走。但十九队派到穆家山的4个木匠只回来3个，还有一个叫杨忠绪的人没有回队。陈干事专门上山跑了两次，房东说木匠们早就打起被包下山回队了。其余的事他们不知道。直到十九队离开黄桷槽那天，仍然没有杨忠绪的消息。所以只好将他作“逃跑”或“失踪”处理。直到后来我碰到了一个与杨忠绪一起伐木的木匠。才知道杨忠绪“失踪”的秘密。��

    穆家山在大关河左岸，绵延起伏数百平方公里。森林面积占80%，以针叶林为主。山上只有少量耕地，种小麦、苞谷、红苕和薯类。��

    穆家山有个穆家寨，住着20多户人家。有人说他们原本是孟获〖ZW()孟获，三国蜀汉建宁(今云南曲靖)人，彝族首领。刘备死后，他和建宁豪强雍起兵反蜀，曾被诸葛亮七擒七纵。后仕蜀，为御史中丞。〖ZW〗〗的后裔，是诸葛亮南征时，从建昌（今西昌）翻山越岭，渡过金沙江来到这里的。到此后，改为与孟近音的穆姓，打石造屋，开山种地，繁衍生息。��

    但是又有人说张献忠剿四川时，他们的祖辈是渝州的大绅，经沪州、宜宾逃到云南避难的。这两种说法哪一种可信，已难以考证。但有一个事实确实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穆家山的穆姓山民们家家户户的堂屋里都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说明他们是信仰孔老夫子的。

    穆氏家族中最年长的叫穆洪运，他和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养育了40多个子孙。他们都住在寨子里，共同经营着万顷山林和百亩山地，自猎自食，自种自收，自给自足。犹如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和桃花溪。无论从清朝到民国，还是从民国到解放初期，很少有官府的人去过问他们。他们也就乐得不纳粮上税。那是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也是块王法不到的地方。啥子慈禧太后、孙中山先生、蒋委员长、毛主席，他们均不知道。直到1958年大关河隆隆的炮声打破了山林的寂静，筑路支队需要木材，才扣开了山寨的大门。��

    十九队在穆家山购买了许多树木，并派了4名劳教人员住在山上，专门负责砍树、断料、解料，做隧道和涵洞拱模和其他用具等等。��

    4个人中真正有木工技术的只有一人，叫杨忠绪，当时22岁，川东人。原是西南建筑工程公司的木工班长。他的技术是跟父亲学的。父亲的手艺在川东一带非常驰名，无论是圆的甑子，四脚八叉的方桌板凳、风车、马鞍子和织布的梭子，还是修房造屋，只要是用木料做东西，他都无所不能，无所不精。��

    有其父必有其子，杨忠绪也学得一手木匠好手艺。所以解放后地区成立建筑公司，他就被招收为正式工人。后又被选派到西南建筑工程公司。当木工班长后有些骄傲自满，不但领导的话他敢“不同意”，甚至发展到“擅自”改动木屋架的断面尺寸。因而领导撤了他的班长职务。    撤职后他不服气，说设计的断面尺寸大了，保守了，是怕负责任不惜浪费国家财产的行为。这当然没有结果，“组织”不可能收回已公布的决定——那怕决定是错的。为此他一直耿耿于怀。整风时写了一张大字报，说领导偏听偏信，有官僚主义……反右斗争开始后，有人针对他那张大字报进行了批判。他又说那人是领导支使的。所以造成了“极坏影响”，不得不开除他送去劳教。让大家知道，一个人无论有多大本事，只要不听领导的话，组织上就不用你。杨忠绪到十九队木工房后，先就露了一手。用香樟木给每个干部做了一口大衣箱，那榫头扣得严严实实，风吹不入，水浸不进。因而得到赏识，被派到穆家山伐木，并做了临时负责人。

    杨忠绪等四人上山后寄住在穆家寨。房东就是穆洪运的嫡系子孙穆长智。穆长智已年过五十，一心都想有个儿延续香火，却又偏偏没有儿，只有三个女。大女、二女都已嫁到外地，身边只有一个幺女，名叫云英，年方十七。虽然是山野人家，靠小麦、苞谷、红苕养大。却长得娟好静秀，绰约多姿。老俩口一心想找个上门女婿，以便继承家业，延续香火……可就是还没有缘份。��

    杨忠绪等4人的到来，无疑给穆长智一家带来了喜悦。但四个小伙子个个都身强体壮，

五官端正，反而不知道选谁。他们不知道“劳教”是什么意思，只知道人可以分为两类：男

人和女人，好人和坏人。他们虽然也曾经听山下的人说过，说修铁路的都是些犯了王法的人。

但凭他们自身的观察，这4个人都行为端正，言语礼貌，做事勤奋，不是坏人。��

这4个人寄住在穆长智的偏房里，虽然带了粮食，但吃菜要买穆家的。最初买蔬菜要过

秤或要记数。后来数也不记，秤也不过，钱也不要，叫他们想吃什么菜，只要地里有，就自

己去摘。过年时，老人杀年猪薰腊肉、灌香肠，也要给他们吃。人就是凭一点感情以心换心。

所以这4个小伙子对穆长智一家非常友好，利用工余时间给老人锄地、拔草、挑粪、打柴、

修理农具家俱。甚至把自己口粮中的大米也送了些给老人。因为穆家山海拔高，山坡陡，气

候冷，不产水稻，很难见到大米。遇到家里有人坐月子，想做米酒，还得牵着羊，挑着鸡和

蛋，走几天的路到坝子上换糯米。��

虽然说老人对四个小伙子印象都好，拿不定主意选哪一个做幺女婿。但云英心中早就有

了底，那就是杨忠绪。因为四个小伙子中有三个经常要去林子里砍树，只有杨忠绪一个人常

留在家里做拱模器具。所以她有与杨忠绪单独说话的机会。二方面杨忠绪的木工技术最好，她爸常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而木工手艺在农村，特别是山里人是离不开的。三方面年龄合适。山里人说“男不大七”。那三个小伙子的年龄不是大了，就是小了。��

    有一天云英的妈去大姐那里走亲戚，她爸在坡下翻地，家里只剩下她和杨忠绪两人。中言午杨忠绪见云英给她爸送午饭去了，于是吃了东西就在坝子的竹席上躺着休息。太阳暖烘烘的照着，树上有懒蝉叫鸣，他闭上眼睛正朦胧地睡。忽然觉得鼻子里钻进了虫子，于是闭着眼睛打了两个喷嚏，翻个身又睡了。不一会儿又感到夹肢窝痒痒的，痒得有些难忍，本能地用手去模。感觉到不是虫子，而是一片草叶。他立刻睁开了眼睛，原来是云英双膝跪在他身旁，脸上有狡黠的神情，手里还拿着那片草叶。杨忠绪平时和云英也有过说呀笑的，可是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双眼相对。这时他才发现这山妹子十分美丽，宛若一位仙女。个儿虽然不高，但身材非常匀称。一头漆黑的头发，留着随意扭成的辫子。眼睛像两颗又黑又亮的珍珠，蕴含着无限的深情。红润羞涩的脸庞荡漾着青春的活力。特别是隆起的胸脯，活泼颤动，散发出乳脂气息，着实令他难以抗拒。他只犹豫了刹那，就顺势把云英抱在怀里，勇猛地，甚至疯狂地亲吻着她的嘴唇……随后相互翻了个身，闭上双眼，享受着无限的快愉，无限的激情，无比的兴奋。额头和脊背都沁出了汗水，才骨松架散瘫痪在地。��

    自此以后，云英对忠绪的依恋与日俱增，时刻难离。家里无论吃什东西都要给杨忠绪等人送些去。那三个人也看出了苗头，知道是沾杨忠绪的光。所以，只要云英一来，他们就借口到外面去，让忠绪和云英单独在一起。��

    可是好梦难圆，十九队接到了要转移的通知，杨忠绪接到了要回队的通知……。��

    杨忠绪叫三个同伴先走。说他给山里人告个别就去追赶他们。哪知道他从那天起压根儿

就没有回队，并从此没有音讯。三个人当时就断定杨忠绪没有逃跑，也不是失踪，而是被人

藏匿了。��

我听完了这个故事，问那人：��

“难道筑路支队不找当地公安机关协助他们把杨忠绪找回?”��

“谈何容易。在那广漠浩瀚的山里，当时基层政权又不完善，藏匿一个人并非难事。加

之当地人多同宗同族，亲连着亲。基层干部与老百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只要不是美蒋特务，

不是杀人放火，谁愿意去操那份心，谁愿意去得罪人？”��

这件事让我一直牵挂着：不知道杨忠绪是不是真的留在穆家寨与穆云英结了婚，延续穆

家宗族的香火。不知道20年后杨忠绪晓不晓得山外面发生的事情。据说截至1979年为止，

在四川仍有极个别的人没有得到“改正”，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情况不明”——也许就包括

杨忠绪。

 

 

 

 

 

 

 

 

 

第三部份  415信箱

 

 

一、重返凉山

 

 

大凉山介于四川盆地和川西南山地之间，是大小凉山的总称。主脊海拔4000多米，因山

高气寒被人称为凉山。以美姑县内的黄毛埂为界，其西部称为大凉山，其东部叫小凉山。��

喜德县位于大凉山与小相岭之间，面积2300多平方公里，人口八九万、彝族占81%。��

1959年秋季，筑路二支队从云南盐津转移到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修筑成昆铁路。支队

部和医院设在喜德县城。20多个中队则分布于沙马拉达以下，孙水河上游的呷主，足莫和巴

则等处。并从此改了一个好听的名字——《415信箱》。此时筠连与盐津之间的公路已基本通

车。所以我所在的十九中队是在盐津县城乘汽车到宜宾后，改乘火车经成渝线至成昆线的彭山青龙场站，又换乘汽车经雅安、翻泥巴山从石棉跨大渡河，经拖乌、泸沽到达喜德的。其间跨两省19个县市，行程1000多公里，历时8天，是筑路二支队成立以来最长距离的一次大转移。�� 

    这次转移虽然行程远，时间长，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饥渴时摆些画饼

充饥的故事；酷热时昏沉沉睡觉，没有值得叙述的东西，但最后一个晚上在石棉县的经历叫

我们永远难忘。石棉县位于雅安地区的南部，面积2626平方公里，当时人口约有10万，是

汉、彝、藏各族混居区，系1951年5月划汉源、越西、冕宁三县各一部份建置而成，得名于

境内丰富的石棉矿。县西北12公里的安顺场，是大渡河中游一个极为险要的渡口。1935年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此地时，18勇士于5月25日首先在此抢渡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

红军封杀在大渡河畔的阴谋，为胜利夺取泸定桥开辟了道路。所以石棉县的安顺场比石棉县

还有名。解放后政府在石棉县开办了两个大中型企业，一个叫四川石棉矿，一个叫新康石棉

矿，成建制安置转业的解放军官兵。新康石棉矿是省属劳改企业，关押着数千名被判了徒刑的国民党政权的军、警、宪、特和土匪暴乱时的反革命分子。��

1959年秋，我们从云南往凉山转移的途中，最后一晚就是在新康石棉矿的石棉仓库度过的。这个仓库在雅安至西昌的泥结石公路下边，南垭河东岸。我们到达那里时已是傍晚，下车后大家才发现每个人除了眼仁是白的，头发、眉毛和衣裤上面都厚厚的裹了一层尘土，像泥窖里钻出来的泥人。所以，尽管矿上的犯人挑来了饭菜和“清水大锅汤”，大家还是忍着饥饿，先抖掉身上的灰尘，然后被允许到河里洗头、洗脸、洗澡。斜阳的余辉照着山光水色，习习凉风飘然而至。我们泡在泛着银色光芒的河水里，感到无限惬意。于是连头和整个身子都没入水下，有人还向河中央游了几把，立即招来警戒着的公安战士的干涉和警告。��

    我们当晚住的石棉成品仓库，比起在自贡和宜宾住的火车站仓库差多了。是紧靠公路修建的一排约20多间，无内隔断的小青瓦平房，跨度可能是8米，开间3米，檐高4米

。地面是素土夯实的，很干燥，但尘土很厚，且有石棉纤维细末。木屋架上和洞开的小窗户上堆积着尘土，并布满了蜘蛛网——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居然还有昆虫生活着，这对我们是个鼓舞。每两间屋梁下悬着一盏煤油灯，发着幽暗的橙红色的光芒。从光芒里看得出空气中飘浮着石棉的粉尘和煤油的黑色浓烟。仓库里十分闷热，于是大家要求到外面乘乘凉，让瓦屋散散热再进去睡。可是持枪的公安战士说：管理干部都去招待所吃饭睡觉了，他们作不了主，劝大家早点睡觉，明天还要赶路。答复是那么有理，且态度温和，有什么法子呢，大家只好怏怏不乐地在尘土上铺开被子，困倦地睡了。睡前有人提议：晚上起夜的人走路的脚步一定要轻些，尘土中有石棉纤维，吸入体内会患矽肺。这人的说法我当时不以为然，但后来证实是对的。20年后，为解决新康石棉矿拦碴大坝投资缺口和争取中央豁免“拨改贷”〖ZW()“拨改贷”，1984年以后，中央无偿投入基本建设项目的“中央财政预算拨款”改为贷款，即“拨改贷”，实行有偿使用。〖ZW〗〗本息问题，我到新康石棉矿进行了考察，参观了矿山和车间，证实了石棉纤维对人体确实是有害的。该矿有些犯人患有难治的矽肺。所以当局采取了劳保措施，要犯人们，特别是筛选车间的犯人都戴上口罩，并且是双层的。那次我到新康石棉矿考察，有劳改局一位科长陪着，晚上回到矿部招待所睡觉时竟做了一个怪梦：我与诸崇明、张卓义竟然和劳改局的这位科长一起住在石棉粉尘与灰土交织弥漫的仓库里，闷热得口干舌燥，于是走出仓库去找水喝，被公安战士用枪托砸了一下，痛得大喊起来：“我是你们请来的客人”……醒了。这位科长问我怎么了，我不好解释，便讲了个故事作比喻。��

    我说：解放后著名电影演员秦怡主演了一部叫《摩雅傣》的故事片，讲述的是云南山区傣族部落里一个女人得罪了头人，头人就诬她为“琵琶精”，并将其活活烧死。后来这女人的女儿长大后，又遭到了同样的迫害。直到解放军进了山寨，才救了这个女儿，并培养她成了一名少数民族医生。��

    我问这位年轻的科长：“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人，头人说她是“琵琶精”，她就成了琵琶精，群众也没头没脑地起哄，驱赶着，烧呀、杀的?”��

    我说完，这位科长好象悟出了道理，附和着说道：“这就是少数民族地区封建愚昧的表现：头人是至高无尚的权威，他说白就是白，他说黑就是黑……所以要进行民主改革。”��

    我听后，心想：未必只有少数民族地区才有封建愚昧，只有少数民族地区才需要民主改革?��

    十九中队驻地的地名叫汗都奴(彝语译音)，是孙水河上游一条无名小河旁的一片的河滩，距沙马拉达约4公里。当时铁道部第二工程局正在那里开凿成昆铁路最长的隧道(据说全长6000米)十九中队担负的施工任务就是沙马拉达隧道南口一段绕坡引道的路基、涵洞和隧道。��  1959年是“大跃进”的日子，也是“大办钢铁”的日子。毛泽东说过：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种东西，我们就不怕帝国主义欺负，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

    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加快开发四川攀西地区，那里有丰富的钒钛磁铁矿，可以建设一个大型钢铁基地。要开发攀西，铁路必须先行。这就是筑路二支队在云南只干了一年，丢下个半拉子工程，匆匆忙忙赶到凉山来的政治背景。��

    由于转移非常仓促，十九中队的人到达驻地时，除了干部住房和厨房而外，劳教工棚和厕所都没有修，所以当晚和以后一段日子都是住帐篷、睡地下、垫山草。当天晚上秋高气爽，月朗星稀。除了小河潺潺的流水声，四周非常安静，所以我们睡得很香，睡得很沉。但是午夜刚过，忽然被一阵叮呤哐啷的响声惊醒。爬出帐篷一看，原来是搭在帐篷绳子上的毛巾在空中飞舞，放在地上的脸盆，嗽口盅和搪瓷碗在地上翻滚。那响声就是这些脸盆、口盅和瓷碗相互碰撞，或撞上岩石发出来的。我们连忙借着皓月的光亮，顶着狂风去追赶，去寻找被风刮走的东西。忽然，从沙马拉达方向又刮来一股更强烈的，犹如号角齐鸣般呼啸的疾风，将帆布帐篷连根拔起。由于拴帐篷的绳子固定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帐篷才没有被风卷走，而成了一面大旗在空中呼啦啦地飘。��

    在这样的狂风中，已经无法将帐篷重新搭起，我们只好把帐篷拉下来垫在地上，再铺上被包，把“蓝天作帐，大地作垫”。这就是凉山的风给我们这些人的“下马威”。凉山的风又大又急，让人喘不过气来。但凉山的月亮又圆又亮，却是有名的。那晚的下半夜，狂风逐渐停息，湛蓝而清澈的天空中鱼鳞似的白云已经消散，惟有一群繁星仍眷恋地依偎在月亮的身旁，让人想起了海涅的诗：

“……从秋季昏暗的云幕里，透露出一轮月亮，她的脸色忧伤而憔悴，后面跟着一群繁星，朦胧地闪烁着微光。从前女神卢娜，男神索耳，结为夫妇，一同在天空照耀，他们身旁围绕着的星辰，就是他们天真的儿女。但恶毒的口舌造成不和，于是这对高贵辉煌的佳偶，从此就各自东西。……〖HTSS〗”这是海涅〖ZW()享利希·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和政论家。〖ZW〗〗在名为《北海》的组诗里，描述一对恩爱夫妻被是非造成的悲剧，诗中不乏哀怨缠绵的句子，让人读来无不动情和垂泪。这情景，这诗句，勾起了张卓义对爱妻柳嘉莹的思念和牵挂。��

    离开云南前夕，张卓义收到柳嘉莹一封来信，说她已经调离人事股，被安排在仓库作收发保管工作，要经常帮着卸车和装车，搬运物品，又重又累。每天回到家里，已筋疲力尽，先给孩子喂点吃的，然后必须躺一会才有力气做饭……。张卓义说他很想不通：党的政策历来就是“谁有错误，谁承担责任”，不连累家属亲人。诸崇明笑他太书生气了，说：“受牵连的岂只是父母妻室，恐怕还要殃及子子孙孙……”。张卓义说：“我已经结婚有了孩子，没有办法，你们还没有结婚的，今生今世最好不要结婚，以免遗害后代，祸及子孙”。��

 

二、在汉都奴最初的日子��

 

   

 

十九队到达汗都奴的四、五天后，劳教人员才发现每天吃的食物中没有大米，并且数量明显减少。“按劳分配”的粮食政策变成了“平均主义”：早晨吃的是转移途中没有吃完(注意：并非吃不完，而是限了量)的苞谷粉烙成的馍，加入清水煮成的半稀半干状的东西，每人都是一铁瓢多一点——多这一点其实也就是一点汤水，然后还有几小块云南带来的玫瑰大头菜。中午每人一斤多带皮煮熟的土豆，一铁瓢当地产的圆根萝卜条和一铁瓢有点盐味但没有油的清汤。晚上的食品，有时和早饭差不多，有时只接近午饭的水平——主要是看中午食品的分配情况：炊事员高兴时就“分光吃光”，不高兴时把铁瓢抖了又抖，使高出铁瓢口径的那部份食品不至于装进碗里。当然这些抖下来的结余食物还是要加到晚饭中给大家吃的，所以有时晚饭要多些。��

    取消“按劳分配”，实际就是统一到“丙级”(39市斤)的供应水平，没有了“甲级”(45市斤)和“乙级”(42市斤)。对此，鲍队长做了四点解释：一、由于铁路工程没有正式施工，

大家干的活都差不多；二、凉山的粮食供应靠内地调运，目前运输上有些问题，要大家克服

困难，度过难关，不要因此影响自己的改造；三、要相信今后会好的，铁路正式施工后，粮食供应仍然要分等级；四、民族地区蔬菜很少，队部决定安排一部份人种菜、养猪、养羊、养鸡……。但是大家始终弄不明白，据说十九中队离开云南时，大伙食的大米和腊肉还有结余，并且数量不少(具体数字属“绝密”，连炊事员都不知道)为什么到凉山后天天吃有霉味的馍馍和土豆，那些大米和腊肉哪里去了，为此，许多人产生了怀疑……。��

    直到半年后，一个炊事员才说出内中的秘密：十九队离开云南时，确实有足够全队吃半个月的粮食和腊肉，由事务长和一个劳教炊事员跟车先走，因转移仓促，没有来得及办“粮食转移”手续，在途中被有关部门查获做了“暂扣”处理。虽然“暂扣”并非是“没收”，但这么一来十九中队没有了周转的粮食，加之到凉山的粮食关系也并非和人一起到达，粮食部门也不可能马上就有粮食供应。因为当时四川的粮食状况已经趋紧，加之运输里程长、雨季过后，沿途许多水毁的公路在修复施工，运粮车经常被堵。这就是十九中队初到汗都奴时，口粮处于困境，大家勒紧裤带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队长和事务长比谁都着急。他们知道“民以食为天”，200多号人饿慌了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天天跑支队部，写报告，写检讨、请求上级领导与粮食部门协调处理“暂扣”问题，解决吃饭大事。��

    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效，由于支队领导重视，几个先期到达凉山的中队部答应先借给十九队一些粮食。半个月后十九队的粮食关系在凉山生效，当地粮食部门开始供应粮食。一个月后“暂扣”的粮食也得到返还，领到的口袋数量一个不少，但东西的重量却轻了许多，特别是腊肉。有什么办法呢，那年月，粮食和肉类都是珍品，谁人见了不馋呢？��

    十九队的劳教人员到达汗都奴的第三天开始建造工棚，有的小组分配去平整地基和挖基坑；有的上山砍树伐木，做房架檩木；有的搬运泥土筑墙。��

    这三种劳动，搬运泥土的活最重，因为河滩的泥土含砂太多，筑墙不容易粘合，所以要到山上去取粘土。最初是用肩头从三、四百米的山上硬挑，后来就改为用铁锹分段往下铲，只在下面的平地上转运一次。但是干部们每天要督促筑墙的进度，没有达到预定目标，要追究大小组长的责任，所以很难偷懒。��

    相对而言，上山砍树的活要好得多。一是没有干部跟着，二是没有规定完成的数量。只要每人每天扛一根两根碗口粗的树木回去就行了。碗口是有大有小的，树木的质量也有轻有重，你可以扛口径小的，轻的。

    但在汗都奴附近，要砍到像样的树木也非容易的事，因为前几年修那条从喜德县城到沙马拉达隧道的施工公路时，就已经把两边山上的树木砍光伐尽了。��

    俞贤智小组幸运地分到了砍树子的劳动，这当然与俞贤智原来当过林场场长有关系。我们每人领了一把斧头或是砍刀，就三三两两自愿组合一块去找树、砍树。��

    有的人埋着头沿着那条无名小河上下转悠了一天，结果空手而回，说找不到树子，被生产干事臭骂了一顿。并处以“明天再扛不回一根树子，谨防扣你的饭”的警告。��

    诸崇明、张卓义和我自从经过在云南年终评审的考验，成为了好朋友，自愿组合在一起。我们三个人中有两个当过解放军，有些军事头脑，首先爬到了河对岸一个最高的山头，远处能看到无名小河注入孙水河的汇合处，近的地方能看见中队厨房的炊烟，当然也就发现了哪些地方有树子。��

    我们三人来到一片幸存的松树林，粗略估计有七、八十棵。后来才知道，这是当地彝胞

经过强烈抗议和交涉，修路大军才留下来给彝胞作薪炭林的。我们高兴地各自砍了一棵平均

直径约12—14公分，树干较直的松树，去掉树梢、剔除枝桠，然后沿着在山头上选定的路线

往回扛。��

这根松树虽然不重，但松树的皮非常粗糙，当时穿的又是单衣，肩膀很快就被磨痛了。路上经过一条小溪，涓涓细流处有个较大的水潭，水质不清也不浑，最深处约1.4米。

有水一般都有鱼，这是我们已经实践过的真谛。于是我们将松树靠在崖边，脱了衣裤，赤条

条地浸入水中，想清凉一阵后，再去摸一摸有没有鱼，没想到鱼儿自己撞上来了。最先发现

情况的是最先下水的我，我感觉得有种柔软爽滑的小物体在大腿间碰撞，也没有考虑是否会

是水蛇，就本能地用手去抓，凭感觉判断是鱼，连忙叫诸崇明和张卓义。��

张卓义是在岷江边上长大的，摸鱼捉鱼是他的拿手好戏，加之在云南炸过鱼，都有捉鱼

的经验，所以很快就抓到10多条约2斤多鱼。��

鱼虽然抓到了，但如何能吃到口还是个问题。因为我们出来砍树时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

准备，连嗽口盅都没有带一个，于是想起成都人有句话叫“我在手板心煎鱼给你吃”。受此启

发，我们想：手掌都能煎鱼吃，这何不可以用火烧着吃。于是我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平时点

煤油灯的火柴，用枯草燃起一堆火，然后又返回松林检了许多枯枝和刚才剔下的丫枝，把火

烧大。松枝的皮层有松油，很快就燃烧起来，最后变成一堆红红的木炭。我们用小树枝将鱼

杀死，刮掉鳞片，去掉内脏、又用小树枝从鱼的肛门穿进去，撑在炭火上烧烤、烤得热气蒸

腾，烤得吱吱作响。不久，鱼儿由软到硬，由灰白色到金黄色，放进嘴里吃起来细嫩可口。

特别是尾部烤焦的那部份鱼骨都酥了，又香又脆，根本不觉得没有盐味。比今日的“韩国烧

烤”和“日本料理”还美。

我们三人这样的好日子没有持续两天，就被尾随而来的其它劳教同学发现了。于是那水潭，那小溪被彻底“整肃”了一遍，鱼类遭到了灭绝种族之灾。��

    我、诸崇明、张卓义失去了那个“渔业基地”后，从高地又观察到队部后面光秃秃的山

峰上，有两棵像灌木但主干分明，似乔木冠径又比较宽的树子。远远望去朦朦胧胧像一男一

女两个人形，树周围的地上落了许多核桃大小栗色的梨子，有的已经发霉腐烂，但树上还残

留了一些。我爬到梨树的中部，用力摇动上部的枝干，残留的梨子纷纷坠落。我们饱餐一顿这种没有经过人工嫁接的野果子，味道十分酸涩。第二天，我们三个人都拉了肚子，但并不以为是野梨子作的“怪”。第二天又去，却遭到一个会讲点汉话的彝族老姆苏（即老人）的斥责。他说这两棵梨树是风水树，也是镇山神树。爬上去摇动它犯了大忌，菩萨要降罪，你们的肚子要疼。��

    我们三人被老姆苏骂了后，联想到自己拉肚子的原因，才知道是梨子变质不卫生之故，不相信是菩萨的法力，但为了消老姆苏的气，连忙陪笑道：“我们的肚子真的痛了，菩萨真灵验，我们特来向菩萨请罪”。可是我们心里想的却是：这老姆苏回去一定会对他的同胞讲，“神树真神，报应了几个汉人”。从此以讹传讹，这大概就是迷信的原因吧。��

    我记起小时候父亲讲过一个故事，家乡有座小庙，庙里有块石碑，后来小庙荒凉了，石碑被人搬去在一条小沟上搭了桥，后被大水冲垮，石碑废弃路旁。有一天下偏东雨，有个行人撑着伞在石碑上坐着休息，雨停后他就走了。恰逢当地几个保甲长随后经过石碑，发现四周都被雨淋湿了，惟独这石碑是干的，加之又是庙里的石碑，搭桥又被水冲，于是神乎其神，以讹传讹，说石碑显灵了。于是借重修庙宇再塑石碑募集捐款，从中发财。老百姓不知内中

奥妙，慷慨解囊，于是小庙的香火骤然旺盛起来。��

前些年沿海某地出了车祸，几辆汽车都被撞了，惟有一辆驾座前挂有毛泽东肖像的日产

丰田越野车没有被撞。这本来是偶然的现象，或者说与汽车的质量性能，制动部件的灵敏度

和驾驶员的操作技术有关。但硬有人说成是“挂了毛主席的像”，有毛保佑，才不被撞。于是毛泽东小挂像制造商和经营者，大大赚了一把。��

    据说喜德不象峨边是彝汉杂居区，汉人较多，会讲汉话的彝胞也多。喜德已是凉山的腹

地，彝族居多。特别是远离城镇的汗都奴，与汉人接触的彝胞不多，会说汉话的只有少数土

司和头人，普通彝民根本不会说汉话。这个普普通通的老姆苏会讲汉话，早已引起了诸

崇明的注意。于是尽量顺着老姆苏说，以便接近他，了解老姆苏的身世。��

原来老姆苏是一个汉人的后代。他的彝族名字叫阿基果木·达九。汉族名字叫汪志强。

诸崇明与老姆苏愈谈愈拢，十分亲切，见他赤着一双脚，衣不遮体，第二天就给老姆苏送去

一件旧衣服和一双旧胶鞋。老姆苏激动之余，讲起了他和他父亲的故事。��

 

 

三、老姆苏的故事和友谊��

 

老姆苏只有40多岁，看起来却像个老头：蓬头垢面，须发斑白，额头上缀满皱纹。但目

光敏锐，精神矍铄。��

他说，他父亲叫汪洪顺，汉族，雅州府（今雅安市）人。光绪年间跟随主人来往于大凉

山与雅州府之间，贩运枪支和烟土（一种原始的鸦片），会讲一口流利的彝语。后来主人吃了

官司，他怕受牵连，就逃进凉山，投靠了阿基果木头人。头人知道他有一手好枪法，又有与

汉人经商的经验，就收留了他。把他留在身边当差和做翻译，并赏给他一个家内女奴做妻子。

民国初年，这个女奴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按照彝族的风俗，奴隶跟主人姓，所以取名叫阿基

果木·达九。这孩子9岁时，他父亲又陪阿基头人出山经商，但这次却没有回来。据说还卷

走了阿基老爷一些烟土和毛皮……所以头人恨这个忘恩负义的汉人，他母亲也恨这个不负责

的男人。��

民主改革时，达九没有父亲，只有母亲。母亲是奴隶，他应该也是奴隶，可是工作组的

汉人经过调查，说他父亲是奴隶主的狗腿子，他不属于“贫苦农牧民”一类。但后来的结果：

既没有把他划到奴隶主一边，也没有划到“贫苦农牧民”一块，他的成份没有定性。仍然分

给他一些山地和一点山林。他除了耕作自己的山地而外，还要无偿地帮助一户“民改”中牺

牲的民兵家属。��

后来成立合作社，各家各户的土地和山林都交给社了，人人参加集体劳动。在改土造田，

兴修水利的时候，他的腿受了伤，并留下残疾，从此队里就分配他放牧一群山羊，顺便照看

山林。��

前些日子，接到生产队通知，说修路的汉人又回来了，还砍伐了薪炭林……所以队里派他来守护风水树，不要让汉人把风水树也砍了。��

    老姆苏后来带诸崇明、张卓义和我去看他住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山洞：高约5米，宽4

米，深10多米。进口处有一堆永不熄灭的柴火，火上三根树干做的架上吊着一个口径20多

公分的铸铁鼎锅，里面的水还在吱吱作响。除此之外，地上铺着几张没有经过硝处理的又硬

又皱的羊皮，毫无疑问，那就是老姆苏睡觉的“床”。旁边还有一堆土豆，就是他的口粮，可

以烧着吃，也可以在鼎锅里煮熟吃。��

看了一个贫苦彝民的穷困生活，我们三人深有感触，我们想：凉山确实太落后太贫穷了。

在世界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中国大陆已实现公私合营，农村正掀起合作化高潮的时候，凉

山还处于原始的奴隶制社会阶段，中国共产党人要解放全人类，应该首先解放凉山的生产力。��  有一次张卓义问老姆苏结婚没有，老姆苏说没有；又问他想不想“打卡把”？他抿着嘴笑而不答。我以为他听不懂“打卡把”的意思，就把左右两只手的手掌重叠在一起，两姆指

不断的摆动——这是我从白虎利那里听说的哑语手势，也是做爱的意思，非常形象。老姆苏

猛抽了一口兰花烟〖ZW()兰花烟，凉山产的一种旱烟，燃烧时散发的气味很香。〖ZW〗〗，忍不住笑道：

“我知道你们问的是‘干那事’，我和藏胞打过交道，懂一些他们的话。”��

    随后，老姆苏沉思起来，脸上散发着幸福的光彩，异常兴奋地承认“干过那事”，是和一个叫朵珍的姑娘干的。朵珍也是阿基头人的家内奴。当时他24岁，朵珍16岁。不久朵珍怀孕了，按照彝族“家支”的规矩，这种行为是要被“沉江”(一种处死人的方法：即将石头捆

在人的身上，然后将人推入江中)的，他们害怕极了，于是决定逃跑。��

但哪里有出路呢?那时候离开了这个奴隶主，还会有那个奴隶主，在彝族居住的地方都是

隶主的天下。他们也试图逃往汉人居住的地区，因为老姆苏懂些汉语，并且他原本就是汉人

的后裔。但朵珍不同意。她认为汉人歧视彝人，她宁肯受本民族奴隶主的压榨，也不愿受外

族人的欺侮。最后他们逃进了深山，到了沙马拉达一带，靠一支火药枪打猎过日子。��

一次，在追击一头已受伤的怀孕的母山羊时，朵珍产生了恻隐之心，叫老姆苏不要击毙

它。但老姆苏不听，反而觉得自己狩猎多年，从未失过手，这头母山羊让他丢了脸，他非常

激愤，端起枪又瞄准了那母山羊。朵珍猛扑上去，拖住老姆苏的双脚，老姆苏本能地想挣脱，

用右脚蹬了朵珍一下，感觉到朵珍松开了双手，但自己的身子也趔趄了一下，于是枪响了，

前方只落下许多树叶，山羊没有被击中，山羊又逃跑了。这时老姆苏才回过头去看朵珍，朵

珍已被摔到2米多远的坡下，痛苦地倦缩在那里，双手捂住下腹，蓝白相间的百褶裙下，汨

汨地流淌着鲜血……。老姆苏赶忙将朵珍抱起，放在一片比较柔软的草坪上……孩子生下来

了，是个死胎。朵珍在昏迷中喃喃地说道：“你要把孩子带……带大，……回……回你的汉人

区去。”随后，朵珍也死了。��

老姆苏讲到这里喉咙阻塞住了，同时老泪纵横。我们三人听老姆苏讲述，心里也非常难

过，眼里噙着泪水，问老姆苏后来是怎么过来的?老姆苏说他掩埋了朵珍和孩子的尸体，用猎枪朝天开火，直到把火药用完，然后将猎枪折断抛入山谷，再去找那母山羊。找了三天三夜，终于在一个山涧旁的崖洞里发现了嗷嗷待哺的几只小山羊。他连忙躲藏起来，观察母山羊抚育幼崽。后来小山羊长大了一些，可是母山羊却从此没有再回来，估计是死了，或被猛兽吃掉了。于是，老姆苏收养了那几只小山羊。��

    一年后，几只小山羊成了一群。老姆苏替它们找草料，为它们防御天敌。同时也吃它们

的奶和肉。��

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多久，只记得过了无数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和无数个山洪咆哮的雨

季。后来一群追剿叛匪的解放军战士发现了他，说奴隶主已被打倒了，叫他下山去。并送了

些干粮和衣物给他，又写了一张字条，要他去找乡政府的工作组……后来的情况前面已经讲

述过了。��

听老姆苏讲完了他和朵珍悲惨的故事，诸崇明说，今后如有可能，应该把达九和朵珍的

故事写成小说或电影剧本，一定非常感动人，非常令人同情。��

有一天全中队劳教人员休息，诸崇明、张卓义和我又悄悄地去看老姆苏，并给他送去一

个旧的搪瓷脸盆，一个中号瓷碗和在中队里偷的三根1米多长的螺纹钢条，一节粗铅丝，以

便代替那三根树枝做的吊铸铁锅的三角架。老姆苏非常激动地告诉我们三人一个消息，说：“我总觉得有点怪，你们这些汉人为甚么这样好，原来你们也是奴隶。”��

    诸崇明问他是怎么晓得的，从何说起? 他说是听公社会计说的。会计在喜德县城亲眼看见这些修铁路的人是被枪杆子押起来的。后来社里的干部也证实：修路的是犯人。��

    这事让我想起了1956年我被临时抽到全国人民慰问少数民族代表团四川分团工作时，在阿坝藏族自治州有许多藏民把穿灰布中山装的干部叫成“毛主席的娃子”，把穿黄军装的叫成“朱老总的娃子”。在一部份少数民族同胞眼里，不论是藏人汉人，彝人或羌人，按政治经济地位划分，无非是两类：头人与娃子，即奴隶主与奴隶。��

诸崇明连忙向老姆苏解释说：“我们不是奴隶，也不是犯人。我们只是犯了错误在接受改造……”

没等诸崇明解释下去，张卓义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其实我们现在与犯人有什么两样、与奴隶有什么两样?”随后张卓义又说：“无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无论在中国或外国，也无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按政治经济地位划分，确确实实只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说得好听点，叫管理者与被管理者。”��

老姆苏当然听不懂这些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名词，见我们三个人讲话时面红耳赤，以为我们碰到了很麻烦的事情，于是出主意说道：“听说你们干的活很重，吃不饱肚子……，要是受不了就跑吧，我可以替你们带路。”��

我们三人当然不会逃跑。我们三人与老姆苏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离开凉山，其间老姆苏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那时，铁路已正式开始施工，俞贤智小组担负南山一段盘山便道的修筑，上面限定了完工的时间，以便准时给铁路正线施工运送施工机具和建筑材料，所以时间紧任务重、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强度大，对我们来说，那时已经不是一个问题，甩二锤，耍撬棍，抬石头，挑泥土，已有了相当的功底。只是油荤少，蔬菜缺，外出机会不多，每天靠那1斤多定量的大米、苞谷、土豆、黄豆很难撑起干瘪的肚皮。��

    在云南时，中队部下面就有小饭馆、小摊，劳教人员可以用每月发的一点“工资”买些吃的来补充口粮的不足。可是凉山这么荒凉，彝胞的生活都那么穷困，除了兰花烟很少有吃的东西卖。��

    据说，若能碰到队里派去喜德县城挑粮，就有机会偷点粮食到公路边汉族老乡家煮起饱餐一顿。但这种机会已很少轮到俞贤智小组了。��

    这时候铁路施工任务非常紧张，强劳动力都要放在“一线”上，挑粮之类的杂活，都是老弱病残的事。有一次“放卫星”，俞贤智小组提前几天就找好一段边坡高，临空面大，脚子已被砍掉(俗称“挖神仙土”)，并预先打了些炮眼，再把生产干事请到现场鉴证。然后点燃引线，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拟作弯道路基的小山嘴顷刻间坍塌下来，经过丈量：长14米(将弯道展开计算)，高5米，平均厚度3米

，合计210立方米——扣除脚子(路基边坡水沟那部份)有可能没有爆透，减掉0.2的系数计算，也有168立方米，小组14个人平均日挖土石方12立方米，刷新了《415》信箱在凉山人均10立方米的土石方开挖纪录，为中队部争得了荣誉。��

    应当指出：这种提前几天就投入了大量人工，而工效只算在一天是错误的而外，把一个半圆锥形的山崖按路基弯道展开计算长度的作法也是可笑的，这无疑是重复计算。��

    当然，那是在“大跃进”的年代，也是个大扯谎的年代。加之那是一条施工便道，没有经过测量画出的边坡断面图纸。生产干事不懂得异形体积的正确计算方法，所以被这群劳动教养的知识分子“欺骗”了。��

    卫星放出来了，中队争得了荣誉。可是我们的体重却减轻了许多，连身高看起来也像短了一截。若接着这样“放卫星”，我们的身体一定要彻底整垮。��

   我们三人当晚顾不得一身疲劳，偷偷摸到老姆苏住的山洞，平时很含蓄的诸崇明也顾不得面子了，忙向老姆苏要吃的。老姆苏倾其所有，将一堆约10多斤土豆给我们煮上，烧上……还不断地说：“不要担心我的口粮不够。真的不够吃了，我可以在夜间去社里偷。”又说：“其实许多人也是这么干的——只要不偷社员个人的东西，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

 

四、两种饥渴下的人性扭曲��

 

  

 

1960年的春天，在凉山没有风和日丽的景象和百花盛开的春意，山峰上仍然是皑皑白雪，山谷里仍然有凛冽的寒风。十九队的劳教工棚已经盖好，绝大多数人亦已转入隧道导坑掘进。    只有少数人仍在露天作业，譬如开大山〖ZW()开大山即：用人工或炸药将较大的岩石或整块岩层开采下来，是石匠的一道工序。〖ZW〗〗、清石料、转运河砂卵石和种植蔬菜。汗都奴那条无名小河虽然雨季发水很急，却没有留下工程上可用的砂石。砌涵洞、浇托梁所需的骨料都要到孙水河下游或更远的地方去采集。��

    一天，忽然有两辆漆成金黄色，驾驶室门上标有“415”三个白色阿拉伯数字的解放牌汽车旋风般地驶来，停靠在十九队对岸河边的公路旁。从驾驶室右侧跳下来的是生产干事小陈，

他吆喝露天作业的人去转运水泥、钢材、卵石和河砂。后来得知：这汽车就是筑路支队在云

南修内昆铁路赚的钱买的，一共有4辆。到凉山后，为便于通讯和保密，筑路二支队对外改

名为“415信箱”，所以汽车上有那三个阿拉伯数字标志。��

有汽车运输，自然会减少些“利用工余时间”去喜德县城挑粮运东西的劳役之苦，但是

却断了有些人挑粮偷粮的路。��

四大组的劳教人员与在云南相比没有多大差别，仍然是文化程度高，年龄偏大，体力较

弱，可是他们因祸得福——常常被派去县城挑东西。遇到挑粮挑腊肉就可以饱餐一顿。为此，

大家都争着想干这种差事，所以大组长不得不让他“管辖”的四个小组轮流去。但不管哪个

小组派人去，大组长本人都要亲自带队。��

大概是筑路支队有了汽车运输不久，十九队最后一次派人去县城挑粮油副食品，这种美

差第一次落到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头上。他叫吴祉敬，名字倒过来念与《儒林外史》的作者吴

敬梓的读音相近，是地区师范专科学校的理化教师，因“历反”劳教。时年40有余，清瘦，

性格内向，只埋头干活，不善言谈，故绰号叫“老实人”。因他与世无争、挑粮的好事从来没有轮到过他，这次是最后的机会，小组长特别关照他。��

    那天挑粮的共有十多人，小组长照顾吴祉敬挑杂豆(占粮食指标的菜蔬粮)，只有60斤。离开县城已是下午1点过，大多数人都走到前面去了，与他落在后面同行的是一个年龄不比他小的无线电工程师，曾被派去苏联学习过，整风时发表“反苏”言论，被打成“现反”。这个人挑的是80斤辣豆瓣。他俩到路边一汉族老乡家歇脚，吃掉带去当午饭的两个苞谷馍后，肚子仍然是空荡荡的，于是灵机一动，听说挑粮的都偷粮吃，他们哪能如此“守节”，于是一合计，他俩小心地拨开豆瓣竹篓的油纸封口，仔细解开麻袋的绳子，取出一碗豆瓣和两碗杂豆，来一个急火急炒。看见锅里的杂豆蹦蹦跳跳，由白变黄，由青变黄，由红变黑，腰部绽裂，工程师兴奋地念起了曹植的七步诗：〖HTK〗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然(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HTSS〗〖ZW()据《世说新语·文学》载曹植的七步诗为六句，一般流传的仅四句，首句作“煮豆燃豆萁”，二、三句缺，四、五、六同。〖ZW〗〗

两人吃饱——实际是吃胀了，把剩余的豆瓣送了老乡，把没有吃完，没有在豆瓣水中浸泡过的炒杂豆全部带走，并支付了一点加工费给老乡，然后又上路了。��

    走了一阵，吴祉敬觉得身上带着炒杂豆不妥，回去交差时，每个人挑的东西是要验收过

秤的。他挑的杂豆可能不够秤，若从身上发现了“证据”，就难以抵赖。��

他也曾想过把炒杂豆藏起来，但藏在哪里呢?若藏在公路附近的草丛中既怕蚂蚁、昆虫去

爬，又隔着小河难取；若藏在驻地附近，行迹极易被人发现；其后果不是被人告发，就是被

人盗食。左思右想，最后还是决定自己吃掉好。��

这位理化教师嚼完了剩余的炒杂豆，感觉得口干舌燥，连忙到沟里用手捧了些水喝，又

觉得腹胀胸闷，腮帮子冒清口水……于是，他艰难地硬撑着到了叫麻柳湾的地方，看见工程

师坐着在等他，就再也迈不开步子了。工程师问他怎么样了，他说了吃完杂豆的事，又说肚子胀得厉害，胸闷得透不过气……工程师分析是炒杂豆吃多了，加之喝了许多水，杂豆在肚里发酵，产生了大量的气体。于是将他扶到公路的排水沟边，叫他自己用手掏喉咙，把杂豆吐出来。可是吐了一阵子，除了吐出一滩清水而外，无论如何也没法将杂豆吐出来……教师心中一急，两眼发黑，直愣愣地倒在地上，说他快要胀死了，叫工程师帮他压压他的肚皮，看能否挤出些杂豆来，可是仍然没有效果。工程师又建议他再喝水，然后站起来轻跳，用震动的方法将杂豆排出来。教师流着眼泪，轻声苦笑道：“我哪里还有力气站起来跳嘛!看样子我是不行了，你是否赶回中队部去报告，请卫生员来救我的命吧。”��

    工程师见他如此痛苦，知道情况非常严重，立即留下豆瓣，挑起不足60斤的杂豆，飞快

赶回汗都奴。当然他没有忘记在途中把自己身上带的炒杂豆丢掉。

到中队部，工程师如实坦白了偷吃杂豆肚子胀的事，并深刻检讨了自己，然后跟着事务长，卫生员和两个抬简易担架的赶到麻柳弯。但是还没有走拢教师躺的地方，就看见一堆人围在那里指手画脚，有彝胞也有汉人。他们预感到出事了。果然，大家走拢一看，吴祉敬直挺挺像临产的妇人，大肚子朝天躺着。卫生员上前捡查，鼻子里已没有气息，手腕的脉搏已停止跳动，初步结论是：胃肠破裂而死。��

    吴祉敬偷吃粮食胀死的事，中队部布置劳教人员讨论，但重点强调“偷吃粮食”，而不强

调“胀死”；强调“偷吃是前因，胀死是后果”，要大家从中吸取教训，严守劳教纪律。��

可是大家认为：吃不饱才是前因，偷吃是必然，胀死的后果是因为吴祉敬“无止境”的

吃，其他人则未必然胀死。��

偷吃粮食胀死人的事件发生后，筑路支队领导非常重视，采取了许多措施以杜绝类似事

件再度发生。��

措施之一：凡汽车能去的中队，主副食品一律用汽车运送，不要劳教人员担挑；��

措施之二：各中队卫生室都准备了宽胀和泻肚子的药物，以及自制简易担架；��

措施之三：除各中队已有的蔬菜小组外，还可以抽点人到山沟挖可食的野菜，以补充新

鲜蔬菜的严重缺乏；��

措施之四：各中队劳教伙食团尽量多买些不占口粮指标，诸如土豆、南瓜、圆根萝卜等

之类的蔬菜，以补充主粮之不足；��

措施之五：派人到内地学习“超声波·炒米饭”新技术，提高大米的出饭量。��

这几项措施既反映了劳改当局执行“革命人道主义”的良苦用心，又确确实实起到了实

际作用。��

譬如十九队的劳教人员不再去喜德县城挑粮，既减少了额外劳务，休息日可以名副其实

的得到休息，也防止了“偷吃”而胀死的事再次发生；又譬如，有几个不通汽车仍要人工挑

运粮食的中队，又有人不“吸取教训”偷吃粮食，肚子胀得死去活来，倒在地上打滚……，

多亏有了泻药，才没有胀死人；再譬如，十九队的崔事务长，翻山越岭，劳累奔波，从几个

彝族山寨购回了许多土豆、南瓜、圆根萝卜和10几头小山羊，几十只小鸡喂养，确实起到一

些补充主副食品的作用，保住了许多劳教人员的性命。��

记得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给省、地、县(市)社、队、小队各级干部一封信，专门

谈到节约粮食要“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

青莱、萝卜、瓜豆、芋头之类……。”��

几项措施中唯有“种蔬菜”和“炒米饭”效果不明显。十九队种的蔬菜生长非常缓慢。

一是中队所在地海拔高、气候冷、日照少。二是，也是最最主要的原因，吃叶子的蔬菜只要

叶子长出来，吃果实的蔬菜只要挂出了果实，白天看见还有，隔一夜就没有了。尤其是块根

类的土豆、红苕，种块埋到地里长不出苗来。拔开沙土一看，播下的种块已“土遁”了。事

务长叹息道：“这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托老战友从内地带来的高产种子，没有想到会有如此

下场。”于是十分气愤地吩咐蔬菜组组长：“还有点本地洋芋，赶快拌些人大粪趁季节补种下

去。”��

这办法果然奏效，洋芋苗拔地而起。但只要洋芋边叶变黄、干茎苍老，沙土下长出的块

茎就被人偷吃了，但洋芋的根须仍扎在地里没有枯死。��

这事激怒了鲍队长，也激怒了众多的劳教人员，他们一定要查出这些昧天良的败类!��

当然“犯罪分子”并不是没有头脑的，大家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他不会“顶风作案”。

相反还会夹在人群中说“这种坑害大夥儿的人，一定要揪出来绳之以法。”��

俗话说狗改不了吃屎的习性，狡猾的狐狸总会露出尾巴。一个多月过后，绝大多数人都忙于生产，淡忘了这些事情。有个早上捅火熬苞谷稀饭的炊事员，发现专门喂猪的彭良躬着身子从蔬菜地里出来，然后匆匆遛回他住的饲养房，围腰布里好像兜得有东西。接着又有人反映自己晚上拉肚子去厕所，发现饲养房没有灯亮却有炊烟，觉得奇怪，就悄悄摸过去看个究竟。殊不知饲养房的门窗都被茅草芭子遮掩住了，他用手轻轻拨开一条缝朝里窥探，结果使他大吃一惊，原来煤油灯是亮着的，那头大黑猪一边哼着，一边嚼着槽里的食。那彭良赤裸的下身扑在猪的屁股上，两手扣着猪的后胯骨，正拼命用力往里拽，还不停地用右手抹去额上的汗滴……。这人说他感到一阵恶心，认为彭良不是人，是禽兽，是畜牲，不得不揭发。彭良，30出头，五短身材，农民出身，土改积极分子，1951年参军，1955年复员在县食品厂当保卫干事。曾因利用职权调戏女职工，受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处分撤销后，由于农村的妻子远水难救近火，又与一个现役军人的老婆通奸，因而被开除党籍，戴坏分子帽子劳教。劳教后，干部认为他熟悉农活，就叫他养猪。��

    一天深夜，中队部对饲养房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发现了大量的证据：从床铺下找到10多个没有煮的洋芋，上面的沙土与蔬菜地的沙土完全一样；枕头下有一小包大米，猪槽里还有大米饭粒——饲养房从来没有配过大米。卫生员又从猪的肛门中发现了用肉眼就看得出是人的精液的东西。��

    在铁的事实面前，这位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兄弟，不得不承认当晚他又干过一次，还交待了偷厨房大米，偷地里蔬菜喂猪和养活一些与他关系密切的劳教朋友的事。与此同时，他还供出了几个偷菜地作物和偷厨房食物的“同案犯”。此人最后被关了一阵禁闭，然后“下放”去抬石头，年终以偷盗和“兽奸”罪记了一次大过。��

    “超声波·炒米饭”是所谓自然灾害年间的一大发明，有点像打肿脸充胖子，并不能解决因缺粮而饥饿的根本问题。但这玩艺儿最初确实哄弄了许多人。米粒经过煎炒、爆裂成若干碎粒，经“超声波”甑子蒸煮，一颗碎粒膨胀成一粒完整的米煮出来的饭粒那么大。正常的做法1斤大米只能煮2.5—3斤米饭，“超声波·炒米饭”每1斤大米可产12—14斤米饭。我是“乙级”口粮定量，中午6两米的炒米饭可以装一儿童洗脸盆。但这种炒米饭没有一点米饭的味道，连牙齿都不用就吞到肚子里去了，再喝汤呀水的，肚皮胀得圆鼓鼓的，但几把尿一拉，肚子又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又瘪了。��

    记得有个笑话：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齐奥塞斯库来中国访问期间，在北京郊区中罗友好人民公社参观时，听到嘣的一声，一群人围着一个脸手被熏黑的人。这个人操纵着一个有转柄的铸铁物件，下面还燃着一堆柴火。齐氏走拢一看，不知是何物，问中国翻译。这位翻译一时没想到叫“爆米机”，就随机应变编造了一个名称说：“这是粮食扩张器”。同时，从草席上抓了把爆米花，又从布袋里抓出一些米粒作对比，一粒爆米花的体积是一粒米的6—8倍大。

    齐奥塞斯库深有感慨地说：“难怪毛泽东同志对我讲，说你们中国已经解决了6亿多人的吃饭问题。”��

 

 

五、险些儿丢命��

 

1960年的夏天，在喜德县的东北山区，持续下了10天暴雨，爆豆似的雨点很快就击穿了工棚上面泥糊的屋面，雨水夹着泥渗透到屋盖下睡觉的劳教人员头上，被盖上，让那些正忍饥挨饿的人们更加苦不堪言。由于凉山风大势猛，劳教工棚的搭建与云南完全不同：土墙上方直接横着粗树干做的梁，梁上再放树干做的檩子，檩子上面是密密麻麻用树枝代替的椽子，椽子上盖厚厚的山草，山草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泥——最上层的泥还加了石灰，草筋与水拌合后抹平。屋面坡度也不大，最多有10/100约11度左右，单向排水。经过一个冬天和春天的自然坍落，泥草屋面已经压实、定型，但经夏日的太阳烘烤，屋面出现了裂缝，虽然经过两次修补，仍然还是挡不住暴雨的袭击。��

    一天晚上我们在上铺睡觉的人睡得正香，忽然被雨水滴醒，有一滴雨水不偏不斜，正好掉进我的嘴里，虽然没有怪味，却明显感觉到雨水里有许多泥土……不好!是屋面漏水了……接着同屋的其他人也叫了起来。有的说枕头都泡胀了，有的说被盖全被淋湿，于是全工棚的人都醒了。最初是漏水地方的人往不漏水的地方挪动，不漏水的地方的人只好坐起来腾出空隙。可是天上的雨愈下愈大，屋面的雨水也愈漏愈凶。整个工棚的上铺已无安身之处。紧接着将要威协到下铺，所以下铺的人积极主张上铺的人下去躲雨，让他们把油布之类的东西铺垫在上铺挡住雨水。但有少数人不愿意这么做，认为上面的人都下去很挤，于是，上铺的人只好把油布顶在头上，有的人又把油布裹在身上，靠墙坐着继续睡……。��

    这一夜的时间感觉得特别漫长，十分难熬，大多数人都没有睡，只好摆龙门阵盼天明。

队长知道后，叫厨房立即烧姜辣开水给大家喝，并宣布当天除隧道班的而外，不出工。��

第二天汗都奴仍然乌云滚滚，电闪雷鸣，暴雨一阵紧似一阵；河水猛涨，无名小河成了

大河。从对岸公路到十九队驻地约200米宽的地带，一片汪洋，汹涌澎湃……。��

这暴雨继续下到第五天的时候，河水漫上了对岸的公路，同时也漫进了十九队驻地临时

筑的河堤……平时吃饭，点名、活动的土坝子被完全淹没，并漫进了中队部的房子和劳教人

员的工棚。这次睡下铺的人又遭殃了，赶忙挤到上铺去。此时全队已统一将油布或帆布收集

起来，铺垫到屋面上去，并用大石头压住。所幸的是土筑的墙体经受住了洪水的检验，没有

被洪水泡垮。��

中队部立即召集大小组长会议，我们都预感到“党国考验”的时候到了，立功赎罪的机

会来了。��

鲍队长讲了一个地处少数民族地区的某劳改农场，在少数奴隶主武装叛乱的时期，叛乱

分子企图煽动犯人参加他们的叛乱，可是绝大多数犯人不但不为所动，反而积极参与了保卫

农场的反暴乱斗争。几个特别勇敢的犯人在特别紧急的时刻，抓起牺牲了的管教干部的枪，

猛烈地向叛匪扫射，打退了叛匪的进攻，赢得了平叛的胜利。后经法院和公安厅批准，对于

在战斗中被叛匪打死的犯人，宣布“减刑释放”；没有死的，有突出贡献的，提前释放，发

给路费，并联系地方政府酌情安排工作。

这故事使大小组长们深受鼓舞，纷纷表示：自己过去也曾是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虽然犯了错误，但仍然要跟共产党走，在关键的时刻接受党和政府的考验。接着鲍队长通报了支队部最新的灾情公告：沿河有几个中队不同程度地遭到洪水的袭击，许多房屋被淹，也有人员伤亡。喜德县城至汗都奴的公路多处被洪水冲断，汽车已无法运送物资到汗都奴，若暴雨继续下去，还有断粮的危险。为此，号召大家，特别是曾经是党团员的大小组长，要振作起来，战胜困难，战胜洪灾，把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减小到最低限度。

于是，会后立即从一、二、三个大组(四大组都为年老、体弱、多病者)抽了40多名身强力壮(此时强壮者已不多)的人，组成了抢险救灾小组昼夜监视水情，每天派人向支队部报告，并负责去县城背粮、背干菜、背炸药、雷管、导火索和上山伐木重建工棚。��

    张卓义此时的身体已十分虚弱，腿脚都有了浮肿的症状，没有接纳进抢险小组。可是我和诸崇明则双双“入围”。��

    我为了争取撤销1959年的“记大过”处分，决定立功补过，积极主动争取去县城背粮、背炸药，直到双肩磨破，雨水感染、化脓、发烧、病倒。��

    此时，经过全队劳教人员突击，十九队已迁往原址下游800米的地方。这里接近无名小河注入金河的汇合口，也是县城通往米市沟的必经之地。这里有一条通往米市沟的小道，有一座钢索吊桥，走在上面摇摇晃晃，提心吊胆。��

    十九队的新驻地就在小道旁边，地势较高，即便是碰上千年不遇的大水，也淹没不到。但此处是山体坍塌形成的小台地，没有原址平整规则，找不到一块可供集合点名的坝子和“生产自救”的蔬菜基地。��

    新工棚是全木结构用抓钉、铅丝连结成的，顶上和周围罩上初到汗都奴时的帆布帐篷。可是中队刚迁到新址的第三天，那座钢索小吊桥的桥台被洪水冲垮了，钢索沮丧地横在河里，钢索上稀稀落落供人行走的小木板已所剩无几。这对十九队来说犹如雪上加霜，更增添了困难。原因是此处的河水比上游更深更急，往下是金河，难以逾越。要从对岸公路去喜德县城，必须绕道4公里多，才能从无名小河上游一段开阔的滩上淌过去。��

    有一天轮到诸崇明等人去县城背粮，下午4点了还不见回来，病已好转但未痊愈的我心中焦急，和一个原在成都市西城区政府工作的刘文钦过河去接——刘也有一个要好的劳教朋

友在背粮。��

    此时雨水小了很多，天边还露出了落日的红霞。若绕行4公里从上游过河太费事，我们决心找一条可以淌过小河的路。��

    我们来到中队原驻地一段河岸，发现从中队通过河床铺向对岸的石块路虽被洪水冲断、淹没，但并未完全冲走。此时河水正在消退，有的石块已经露出水面，大多数的石块在水下也隐隐可见。我决定从这里过河。��

    我把内裤脱下来顶在头上，摸索着踩着那些石块淌过一段齐胸深的急流，到达了河心中央冲积的砂石河滩，只要再淌过靠公路一边的急流，就能爬上公路。于是回头招呼刘文钦，并叫他要一步一步地踏稳才换脚，身子侧着走，以便减轻水的阻力。��

    刘文钦照着做了，也到了河心，我们非常兴奋。可是，正当我们向公路一侧的急流走了约一米远的时候，忽然发现洪水以秒的速度不断上涨，快淹没到了我的颈子，我大叫一声：“不好!河水又涨起来了，赶快回去!”��

    两人都顾不得脚下坚硬凌厉的石块会划破脚掌，慌忙淌入刚才淌过的激流。此时洪水已淹到我的肩头，突然踏虚了一脚，身体的重心失去平衡，一头栽倒在激流之中，头上的内裤

被冲走，连忙泅了几把水，仍被洪水冲向下游40多米，撞到一块巨石上，虽然身上剧烈

疼痛，但顾命要紧，我乘势扑向河岸，拼命地游去……终于爬上了岸，可是回头一看：河里

波浪滔天，岸上没有一个人影，我赤裸着身子，惶恐地大哭起来，高叫着：��

    “刘文钦!刘文钦!……”��

    河水发出哗哗哗哗，轰隆轰隆的吼声，却没有刘文钦的回答。于是我瘫倒在地上，昏过去了。��

    经过卫生员的检查，我是因精神紧张而短暂昏厥的。通过拍打和服药很快就清醒了。但

身上皮肉的伤势很重：经碰撞、挤压、脚后跟，膝关节和肘关节的韧带严重拉伤，膑骨轻度

错位，需长时间治疗。��

    说到卫生员，前面已提到多次。这个职务在劳教队与大小组长、炊食员、广播员、木工和铁匠齐名，算劳教人员的“知名人士”。十九队的卫生员叫张强林，中等身材，26岁，脸上有些白麻子。对他印象好的人尊称他为“张医生”，一般的叫他卫生员。对他印象不好的就称他为“张麻子”。��

    不过张强林确确实实曾经是一名“正儿八经”的医生。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医大学，毕业分配到部队后，随部队准备去西藏。到了四川甘孜，西藏情况发生变化，又随部队转业到地方，成了县上唯一一名有大学文凭的医生。在实践中又证明他确实比县上任何一位医生的医术高明，因而赢得了群众的喜爱，也招致了许多忌妒。特别是顶头上司的不满，当然也就必定没有好下场。��

    我睡到半夜说起了梦话：先喃喃的呼唤刘文钦，后又说起了诸崇明。原来这时诸崇明就

睡在我旁边，是他将我拍醒，讲了他当天去背粮的经历：��

诸崇明一行10名抢险救灾队员，在他的带领下，到达上游4公里的地方，就趁小河的水正在消退的片刻，从一处浅滩涉过了小河。不到中午就到达了麻柳湾——那是支队部的汽车能开到的地方。他们每人背了约80斤大米、包谷粉和杂豆往回赶路。快到无名小河与金河交汇的地方，一处他们先前趁边坡短时稳定的时候，冲过一段“上吐下泻”（交通公路管理部门称公路边坡垮方的同时，路基又塌陷，叫“上吐下泻”，是公路病害最严重的一种）的公路，此时却垮下数十立方米泥石流，挡住了归途。泥石流下方，是洪水漫上岸淹没的几块水稻田。稻田积水很深，背粮食过河，既不能泡在水里，也不能顶在头上。于是他们决定爬山绕过去。

    大约也是下午4点过的时刻，诸崇明等人艰难地爬到了山顶，原来此处就是他和我、张

卓义上山砍树，进行侦察的那座高峰。十九队被淹的原 址就在脚下，新址的帐篷也依稀可见

……他们坐下来休息。此时腹中饥饿——按原计划本可以回队吃晚饭的，所以没有带干粮,

只好抓些大米、包谷粉和杂豆生吃。山上找不到洁净的水，包谷粉咽不下喉咙，呛得人

咳嗽不止。��

忽然有人喊了一声：“快看!……”，大家顺着他的手势方向看去，远处十九队原址的河边

围了许多人。但一阵轻雾飘来，远景变得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些人在干什么。诸崇明说：

“估计是队里有人出事了，我们还是赶快回队吧。”

在回队的路上，诸崇明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在心中萦绕：该不会是李才义过河来接我出了事吧?因为我背粮时他曾经过河接过我，他推想我也会去接他。想到这点，他催促大家加快步伐，回到中队已是午夜1点。在厨房就听说果然是我和刘文钦过河接背粮的出了事，但姓李的问题不大。他慌忙往肚里灌了些包谷糊糊就赶忙来到我的铺前，见我呼吸均匀，正睡得香，不忍立刻唤醒。又见我脸上、手上、身上、伤痕累累，没有包扎，只擦了些紫药水。诸崇明强忍的泪水夺眶而出，轻轻的叫了声：好兄弟。然后自己也睡了。��

    大家关心的刘文钦并没有淹死，但确实是险些儿被洪水夺走性命。��

    根据刘文钦后来的自述：他是在紧紧跟随我往回跑的时候，左腿突然抽筋，才被激流卷走的。又连续呛了几口水，就失去了知觉。��

    根据目击者介绍：刘文钦和我过河接背粮的同学，都向小组长请了假，所以小组里有人

看着我们两人到达河边，又看见我们到达河心后突然往回跑，估计可能是出事了，小组里的

同学立即奔到河边来接应，结果只见到我一个人倒在岸边，梦呓般的叨念着：刘文钦、刘文钦。他们立即大声呼救。一些人将我背回卫生室抢救。一些人沿河岸往下游找刘文钦，直到距出事河段约两千米的河弯沙滩上，才发现了刘文钦。刘文钦仰卧在沙滩，下半截身子还泡在水里，鼻息非常微弱，但心口还有热气……估计是一波急浪将他推上沙滩，但又没有随波退回水里，因而得救。��

    刘文钦的情况比我严重得多——我伤在皮骨，刘文钦伤在心灵。他是因惊吓、恐惧，近乎精神失常。服用了镇静药物后，口中仍然在呼唤着我的名字，有时甚至歇斯底里的狂叫“救命!”��

 

 

六、大爆破引发的思考��

 

1960年那场大水使铁路施工经常停顿，劳教人员落得比平常多的时间休息。当然不出工也不能白耍，而是要组织政治时事学习。实际上也就是念晚了7—8天的《四川日报》。��

    有一天从《四川日报》上看到一条转载《人民日报》的消息：北京大学马寅初先生被撤了校长职务。原因是1957年7月15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新人口论》的文章，认为当时中国除了毛泽东论述的“人民内部矛盾”而外，还有资金短缺与人口过多的矛盾。建议1958年至迟1963年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确定人口政策。并建议大力宣传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可是这些正确的意见和建议，在那些刚刚取得政权，刚刚从山沟走进城市正想生儿育女的人看来，完全是多此一举。毛泽东不是说过“人多好办事”吗?马寅初竟敢与毛主席唱对台戏。因而把马先生的《新人口论》当作《新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在北京大学还采用了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对马老的人口理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政治观点进行批判，时间持续了一年之久。��

    1959年12月，马寅初又在《新建设》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的文章，表示要坚持真理，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批判者投降。这算是戳到了一些人的痛处。毛泽东身边当时的红人康生，据此提出：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下令“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马寅初先生一下子从一个反右派斗争积极分子变成了免冠右派，真是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

    马寅初被撤职的消息在十九队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的说马寅初批判右派那么积极〖ZW()1957年6月15日，马寅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论发表些意见》的文章、对其进行了批判。作为北大校长，他的言论是很有影响的。〖ZW〗〗，该背时，整人者总有一天被人整。有的说这个消息是一个信号，阶级斗争的弦可能还要绷得更紧。��

    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又传来了1959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被整肃。随之而来的又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据后来的资料统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被重点批判的干部847名，其中有上将军衔的两名，中将军衔1名，少将军衔1名，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1848名。另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全国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总数达到365万人，占当时党员总人数2600万的14%。难怪当时的革命干部们都感到惶恐不安，人人自危。当然《415信箱》的劳教管理干部们也不能例外，他们在阶级斗争第一线，更怕犯“右倾”错误。��

    由于那场大水耽误了生产，洪水消退后必须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所以尽管病号、伤号和水肿病人不断在增多，干部也不敢“心慈手软”。无论年老体弱或病患伤残，通通要拉上施工第一线。能打炮眼的打炮眼，能搞安砌的搞安砌，不能打炮眼也不能搞安砌的，就挖土方、捶碎石。��

    据说成昆铁路关键工程之一的沙马拉达大隧道，因地质情况复杂，实际的地质情况与勘察设计的情况有很大的出入，施工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因而迟迟未能按原计划时间打通，铁道部挨了批评。毛泽东生气说：铁路修不通，他骑毛驴也要到攀枝花去。

    经过反右派和反右倾斗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在全党全国(虽然此时他已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威望与日俱增，谁敢违背他老人家的意志，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此时《415信箱》的干部们情绪激昂，你追我赶谁也不敢落后。十九队决定在上次刷新一个小组人均10立方米/日的土石方开挖纪录后，决定再创辉煌——搞一个大爆破。中队部计划用半个月的时间在一段铁路正线上横着打几十个炮洞，竖着打几十个炮洞，装上千斤炸药扬弃爆破，只准成功，不许失败，只准提前，不准推迟。这个宏伟的计划和光荣的任务落到二、三大组头上，人人上阵，个个参战，写决心书，交请战报告。那几个原铁道部第二设计院和第二工程局的工程师们虽然干体力劳动不行，说到搞技术来劲了，为此次大爆破出谋划策，制定周密实施方案，忙得透不过气来。这时候他们忽然受到了管教干部们的重视与青睐，给他们提高口粮定量标准，原来丙级的改为乙级，晚上加班，还要给4两加班饭。��

    这巨大的诱惑，吸引了一些虽然曾是工程技术人员，但与铁路施工毫不沾边的人也去滥竽充数。如有一个曾经是重庆某军工厂的机械师，说他们工厂的重要车间和仓库都建在山洞里面，他对于在山体上打洞很有经验。于是也混着去指导打洞、打炮眼。我经过那次大难不死，皮骨的伤痕已基本康复，被选中去打横洞，与身材矮小的秦成远编在一起为搭裆，负责

编号为平A12号炮洞的开掘。这种炮洞的开掘非常艰难，原因是炮洞只是把炸药埋向山崖深处的通道，越小越好。因为爆炸点的崖石临空面愈小，抵抗限愈大，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泄漏炸药燃烧时产生的气体，从而提高爆炸的威力。��

    根据设计，横洞的断面尺寸无论方圆，直径都不得超过1米，正好是一个身高不到1.7米的人坐着的高度，可以掌炮钎，可以打二锤，但不能像在露天那样舞得溜圆。��

    根据设计，我和秦成远打的12号炮洞平着进去的深度是7米，转弯斜着下去3米，最后还要朝下掏个坑，做安放炸药的药室。��

    当洞子打到3米深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进到了洞里，掌炮钎的先摸索着将炮钎在炮洞断面中心开出炮眼，然后转身面对洞口坐着掌着炮钎，看着抡锤的人一锤一锤的敲打钢钎，每敲打一次，钢钎就转动一次。打二锤的人也是坐着在打，二锤的楠竹软把改成了木质短把，只有40公分长。用这种硬把二锤敲击在钢钎上是硬碰硬，反作用力很大，几乎所有人的手掌心都起了血泡，也不能调换工种，更不许请伤病假。所以只好用针将血泡挑破，然后涂上红汞或紫药水，若是化浓感染，再抹些璜胺之类的消炎软膏，然后垫上口罩或手巾，戴上劳保手套又继续干。��

    掘炮洞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原定的15天，可是进度只完成了60%，怎么办?队部干部除了责怪大小组长抓得不紧而外，还决定第一，增加人，因为洞子深了，除运石碴的距离长了，又无法用肩挑。原先是一人在里面装撮箕，一人用绳子往外拖……增加了人就可以直接用撮箕往外传。第二，增加劳动时间，白天夜晚都干，利用打炮眼和排烟的时候轮流睡觉。��

    在洞里，特别是转弯以后，日光照不进去，洞里漆黑，打炮眼装碴，靠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照明，每个人的鼻孔都吸进了煤油烟，每个人的脸蛋和脖子也是黑的。但装炮时有雷管炸药，不能用明火照明，还得用自己的手电筒，电池费用也只能摊进自己的“劳教成本”，而不能向公家报销。��

    经过这样的艰辛劳动，100多个炮洞都按设计要求掘成，并经验收合格，但总的工期推迟了4天。��

    这次大爆破用的是电起爆，采用并联方式，横竖100多个炮位一齐起爆，其规模，那场面、论气势都是十九队从来没有的，在《415信箱》也少有，我们更是没有经历过。��

    起爆的当天上午、支队部分管生产的领导和附近几个前来取经的中队长云集十九队。下午4时准时起爆，参观的来宾和十九队许多劳教人员聚集在距爆炸地段约2000米的一个山坡上观察，支队负责生产的领导作为指挥长，按约定，他先吹了三声长音的预备口哨，然后将右手举起的红旗往下一沉，埋伏在一个山洞口的起爆人员，立即掀动电起爆器，随着一声山摇地动的巨响，那1000多米长的山坡腰部突然横着出现了一道裂口，裂口上方的山体往下沉坠，裂口处冒出的烟幕升向高空，岩石炸开后被掀下山谷，爆炸声在山谷回响，四五千米以外的地方也有震感。��

    据统计：此次大爆破共安放梯恩梯烈性炸药2000公斤，耗用劳动工时2000多个，扬弃山岩1000多立方，炸垮山崖3000多立方。可是上报材料时，仍把只松动而没有扬弃的岩石，作为已开挖完成的土石方统计。与上次的弄虚作假比较，“放卫星”是把以前投入的劳力不算进去；而大爆破，则是把今后要将松动的山崖掀下山谷所需的劳力不算进去。��

    当然这也难怪劳教人员和劳教干部。因为从1958年起，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用通栏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于是小麦亩产从2000斤吹到8000斤，水稻亩产从2000斤吹到13万斤，四川郫县更达到每亩产稻82万斤。1958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也从19600万吨，吹到42500万吨，更有人提出1959年的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5000万吨，并力争达到10万万吨。这近乎是全世界当年的粮食总产量，这已经不是梦呓，而是纯粹的疯话。可是英明领袖毛泽东居然也信了，他乐呵呵地为“粮食多了怎么办”出主意说：“……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再吃不完，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

    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声浪中，虚报、浮夸成为全国性的浪潮，劳改局的干部哪敢踟蹰不前。

  �トㄍ�对愚昧的认同，科学被荒诞强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七、文人偷鸡的无奈��

 

十九队大爆破后加了一次餐，劳教们喻为“庆功宴”，是到凉山以后吃得最丰盛的一餐。每人分得约半斤腊肉，2两腌牛肉，一份棉籽油炒的豆腐干，一铁瓢洋葱烩粉丝和一瓷盅煮腊肉的圆根萝卜汤。大米饭中没有玉米粒(此时已停止了劳民伤财的“炒米饭”)，虽然定量与往日一个标准，但饭的份量却比平日多。我一鼓脑儿将其全部吃光，不一会儿就觉得肚子很胀，那滋味如同饿慌了一样：两眼发黑冒金星，腮帮子不停地冒清水，糊饱嗝不住地打，屁放不出来，坐着、站着、睡着，心里都一样难受，连话也不想说。如果有人从身边走过，好像脚步踏重点都会引起爆炸似的……。听说当晚有这种现象的人不下50个，幸好没有发生吴祉敬那样胀死的事，否则好心的崔事务长必受其不白之冤，因为此次不是劳教人员偷吃的。

    好事情总归是来得突然去得也快，要到年底之前，伙食团的保管室进行了一次盘点，发现粮食亏空很大，究其原因就是那些批条子的加班饭造成的。最初一天就那么两三个人，到后来随着“放卫星”，特别是大爆破的攻坚阶段，每天吃加班饭的人数达到五、六十个。加班饭都是4两，一天20多斤，十天200多斤，事务长平时没有留意，日子一长，积累起来就多了，共亏空1千多斤，怎么办呢?粮食部门并不管加班不加班，他们只能按核定的人数和工种定量标准供应口粮，除此之外，并没有另外特殊的供给。支队部也无法解决，各中队自己决定的事只好由各中队自己解决。自己如何解决?只能羊毛出在羊身上，寅吃卯粮，还得从戊己庚辛扣回来。所以大爆破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大家碗里的饭水份增加了：干饭像干稀饭，稀饭清了许多。这时候病号也多了起来，得水肿病的人也在增加。“名牌”右派李康和肖风此时已患了水肿病，身体日渐衰弱。��

由于我喜爱文学，在省文联学习时就知道肖风这个记者兼青年作家的名字。整风时又

听说他写文章对围剿诗人流沙河，批判《草木篇》〖ZW()《草木篇》是一组散文诗，包括《白杨》、《藤》、《仙人掌》、《梅》和《毒菌》，作者为四川文联青年作家余勋坦以流沙河为笔名发表在1957年元旦创刊的《星星》诗刊上。〖ZW〗〗鸣不平；反右派开始后，省、市报纸批判他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不久又听说他与流沙河、石天河、储一天等人被定为所谓的“七君子反党集团”。到云南盐津时，才认识其人，加之都是成都来的，所以有了接触。我发表在筑路支队油印的《促进报》上的两首诗，就是肖风从墙报稿中挑选出来经中队部同意推荐到支队部的。��

    李康和肖风从云南起就在鲍队长夫妇的关照下，要他们主要负责办墙报和拿着白铁皮话筒念报纸，搞宣传，只参加一部份体力劳动，粮食定量乙级。但李康正是壮年，肖风身材魁伟。在主粮短少，油荤缺乏，没有新鲜蔬菜，又买不到零食补充的情况下，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李康这时已正式编入病号班，不能熬夜编墙报或拿起话筒搞宣传，每天只做些轻微的杂活。而肖风还硬撑着申请到隧道班打掘进，想争取多吃点加班饭。��

    到凉山进入第二个冬天，山寒水冻，树枯草死，又没有出“公差”的机会，大家饿得发慌。就在饭折子上想办法，但成功者极少，失败者居多。于是又有人围着保管室转，但房门紧锁，土墙厚实坚固，下不了手。有人提议干脆偷干部，说干部吃伙食不一定会交钱交粮，他们一定存有许多粮票和钱。有的说：这不成，干部们都配有手枪，万一被发现，就不会认为你是去偷盗，而是去行凶，他可以用“正当防卫”的理由将你击毙，岂不是偷盗不成反丢了性命。有人说：干部晚间要跟班监督劳教人员，只要晚上看他出门去接班，等他前脚一走，就可用撬棍将门拗开……没等这人说完，有人认为这是破门而入，就不叫偷了，万一被逮到定罪的性质都不同，并且还会连累大家——很可能把全体劳教人员集合在坝子里，然后一个铺位一个铺位的挨着搜。如果搜不出东西，很可能还要搜身，弄得鸡飞狗跳。又有人反驳说：连累大家也是昧良心出于无奈，相信共产党的公安干部不至于像皇军那样“交不出一个共党分子，就杀全村老百姓”。��

    意见统一不起来，几个准备偷盗的人没有采取联合行动。但有一个人不甘心，决定要去试一试，并且认为一个人行动更好，万一有什么破绽，只要自己咬死不说，干部也没有办法。据说一个人作案侦破起来非常困难，连有经验的公安人员都会头疼。��

    有一天深夜，特别冷，这个人轻脚轻手趁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刻悄悄摸到了中队部。他原来是打算偷事务长，结果懵懵懂懂摸到鲍队长夫妇住房的窗下，牛肋巴窗户外面的木板窗门是关上的。但从缝隙处漏出了煤油灯的亮光，他将耳朵贴上去细听，听到吴干事对丈夫说：“你也够累的了，快把剩下的鸡汤和两只爪子吃了吧，我刚在煤油炉上热过”。他发现队长夫妇没有睡，鲍队长可能刚跟班回来，吓出一身冷汗，飞快遛回工棚，蒙头睡了。��

    后来这个人对他崇拜的肖风讲了此事，引起了肖风极大的反响。肖风对队长夫妇一下子由感激变成了怨恨。认为这俩口子太伪善了，完全是两面派。第一，劳教人员正挣扎在饥饿线上，干部们一个个红光满面，国家给他们的口粮供应并不比劳教人员多，……原来半夜三更躲在屋里啃鸡肉喝鸡汤。虽然说那些雏鸡是干部们自己掏钱买的，但喂鸡的粮食却是从劳教人员的碗里搜刮的。第二，他和李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办墙报，搞宣传，为宣传党的劳教政策做出了贡献，为稳定劳教人员情绪，安安心心改造尽了力。队长和教育干事也亲口说过，支队部领导多次提到十九队宣传工作做得好，有成绩……可是，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摘帽子这种好事却把他们忘了呢?肖风想了一夜，认为再这样老实巴交的下去，说不定命都丢了还摘不掉右派帽子。于是，他一方面硬撑着抡锤打炮眼，声嘶力竭地搞广播宣传，表现很积极的样子。另一方面暗地里却向两个信得过的朋友讲了“鲍队长两口子半夜炖鸡吃”的事和上述观点。两个朋友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并提出“他们吃鸡，我们为啥不可以吃?”还说这是生存的需要，是为了活命，是为了公道，并不是耻辱的事。于是他们策划了如何偷鸡。��

    肖风这两个朋友，一个叫夏侯保，原是成铁分局机务段的工程师，30多岁，曾经在锻造车间当过车间主任，熟悉锻造工艺。因与车间支部书记不和，被排挤到机务段当一般工程师。整风时发了些牢骚，说领导只听党员的话，不相信群众说的。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被定为右派，又嚷着不服，要上告，结果最后被划为“极右”送劳教。劳教后，管教干部知道他懂锻造技术，就叫他带一个当过铁匠、因定成坏分子劳教的工人，干起了红炉房的工作，煊炮钎、打抓钉……他虽然不会抡锤打铁，但可以拉风箱。业务上铁匠师傅领导他，政治上他领导

铁匠，因为队部指定他在红炉房负责。��

说到偷鸡的事情，夏侯保说：“没有问题，只要你们偷来，煺毛炖扒算我们的。”��

“那铁匠怎么样?是否靠得住?”肖风问。“没问题，靠得住，只是他晓得了要多一张嘴。”夏答道。��

“也没有问题，我们多弄一只就行了”，肖答道。��

偷鸡计划的方方面面敲定后，他们就行动了。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肖风和他的另一个朋友悄悄摸向鸡圈。为什么选择月朗星稀不选择漆黑的夜晚?那朋友对肖风说：鸡圈里很黑，用电筒光线太强，对鸡的眼睛刺激大，容易把鸡弄叫唤，所以要有月光才能看清楚鸡的状况。��  肖风这另一个朋友叫施强，22岁，身材矮小灵活。原是小学教师，被保送到师范专科学校进修时，因公开反对苏联进军匈牙利镇压所谓“反革命”被打成右派。曾在农村生活过，对鸡的生活习性很熟悉，在敞开的晒坝里都能轻松的抓到鸡，不消说关在圈里的。他对肖风说，这次偷鸡最重要的环节不是怕抓不着鸡，而是怕抓到鸡的同时，把干部也惊醒了。虽然凉山天穷地荒，但黄鼠狼还是有的，曾经光顾过十九队的鸡圈，所以干部对此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们悄悄摸到鸡圈的时候，施强说由他一人下手，叫肖风只管接着鸡往麻布口袋里装。事实证明施强捉鸡出手不凡，他轻轻取下木板钉的鸡圈门，借门外射进的一束月光，看清楚几十只鸡蜷缩在角落的一处，肚腹贴着泥地上稀少的山草，脖子耷拉着，眼睛闭着。施强伸出右手的二指和中指敏捷地卡住鸡群最外边一只鸡的脖子，将它轻轻提起，这鸡根本无法叫出声，只是爪子在空中猛蹬。但随着施强将它的脖子扭了360度，把鸡头卡在翅膀下，鸡的爪子也不蹬了。肖风接过来装进了口袋。他们如法炮制，共抓了4只鸡，然后关上圈门，迅速地撤离了危险之地。��

    肖风后来向我谈起第一次偷鸡的经历，总觉得是鬼使神差，像在做梦，不明白一个文人为什么会去干偷鸡的事。他说去的时候非常坚决，很有信心，也很兴奋。可是肩上扛着那些有时还在挣扎的生灵时，一种犯罪的感觉、惶恐的感觉袭来，确确实实觉得非常后悔。由于要走路爬坡，又要思前想后，所以高一脚矮一脚，在路上摔了几次筋斗，膝关节和脚趾碰得血流，他决心不再干了，那晓得肚子一饿又干了起来，并且胆子愈干愈大。��

    肖风和施强偷鸡没有留下半点可疑的痕迹，所以没有被及时发现。因为买回来的雏鸡虽然有数，但长大后逐渐宰杀却没有记载，还剩下多少只鸡是个糊涂数字。只是后来的一次偷鸡行动引起了炊事员兼鸡饲养员的注意。那就是这群鸡中惟一没有阉过的一只公鸡神秘的失踪。这只公鸡，饲养员叫它“老骚公”，早晨一放出圈就张开双翅，侧着身子打旋，咯咯咯地唱着，追逐着母鸡……一连要和10几只母鸡“踩蛋”，直到饲养员投放鸡食才停止，好象它也明白“民以食为天”，肚子要吃饱才有精神去干那种事。��

    那只公鸡是在队长和事务长那里挂了号的，准备过年吃。“老骚公”失踪，究竟是黄鼠狼又来光顾，还是有人来偷，饲养员决定观察一下。于是每天关鸡和放鸡时都记了一个数，并在鸡圈门上刷了些锅烟墨做记号。不久的一天早饭后去放鸡，发现圈门上的锅烟墨被擦花了，地上又有些军用胶鞋的脚印，再清点鸡的数字，又少了5只，他惊得目瞪口呆：硬是有人偷

鸡!连忙报告队长，并且说前前后后共丢了24只——他把他们自己偷吃的一只也计算了进去。��  队长和事务长知道队里的劳教人员大多数穿经济实惠的军用胶鞋，相同尺码的也很多，所以很难根据鞋印来确定是谁干的，也不好随便叫些人来诈唬。但他们不愧是老公安，他们分析偷鸡的决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吃；一次偷四五只，也不是一人所为。鸡这东西不像大米，杂豆可以生嚼来吃，要把鸡弄熟离不了火。于是他们叫饲养员不要吭声，严防死守厨房的灶门。与此同时，又布置干部严密监视坡上的红炉房。��

    果然有一天晚上，鲍队长故意推迟从隧道换班下来，有意去红炉房看看。在距红炉房约半里路的光景，觉得从红炉房方向飘来了一股淡淡的炖鸡的香味，他连忙关掉手中亮着的电筒，悄悄向红炉房走去。但还没有踏上红炉房的台阶，铁匠和夏侯保已迎候在阶前，并问队长为啥不照手电筒，黑更瞎火容易摔着。鲍队长只好说电池没电了。并转而问些红炉房生产上忙不忙得过来，炭接不接得上烧的问题，眼珠子却在搜索鸡的蛛丝马迹，鼻子也在闻哪里有鸡的气味。可是在红炉房并没有发现任何疑点，他只好走了。临行前夏侯保把自己手电筒里的电池取下来给队长，想换下队长手电筒里的电池，看队长是否在说假话。队长也猜中了对方的用意，于是婉言谢绝了。鲍队长往回走了一程后，总觉得今晚的情况不对劲，红炉房没有鸡的痕迹，那鸡肉味又是哪里来的呢?莫非自己的鼻子有问题，脑子里形成了条件反射，于是决定杀个回马枪。他悄悄绕了很长的路，绕到红炉房的背面，然后轻脚轻手的爬上红炉房的平台，突然出现在夏侯保和铁匠面前，掀开手电筒一照，烧得黑黝黝的洗脸盆里还有一只鸡头，两支爪子和一点汤……。��

    夏侯保和铁匠把鸡的来历招供以后的一天晚上，全中队集合在坝子里“点名”，大家觉得有些蹊跷：从来没有停过工的隧道班的人也被叫回来开会，大家推想一定有重大事情。但除了少数人知道是坏事而外，绝大多数人都以为是好事。当教育干事把从支队部带回来的信件一一分发给收件人后，一个叫况杰的小组长，看见吴干事手里拿着一方像摘帽和解教通知书的东西喊他的名字时，以为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显灵了——以为是要给他摘帽子，于是蹑脚蹑手地走到干事面前，恭恭敬敬用双手接过来一看，原来是《离婚判决书》——他老婆曾经提出要和他离婚，但他没有同意，可是法院还是判决下来了。他脑门嗡嗡作响，几乎要昏厥过去，连吴干事说的“不要为此影响情绪”的话也没有听清楚。��

    紧接着吴干事又叫肖风到前面去。肖风又以为是老婆离婚的事(他劳教后，在图书馆工作的老婆为了与他划清界线，曾提出要和他离婚)就从容地走上前去，哪晓得并不是离婚的事，而是要他交待偷鸡的事情：如何策划?如何实施?偷了多少次?偷了多少只鸡?参与的有哪些人?有哪些人吃了?……。他先是一惊，接着镇静下来，因为他曾是共和国首批的基层政权干部，亲自组织和参加过无数次对地主、富农、恶霸、反革命分子和反动资本家的批斗大会，知道不老实交待皮肉是要吃苦的。同时也明白：既然干部召开这么大规模的会，绝不可以等闲视之。既然干部已经叫他交待偷鸡的事，就绝不是无的放矢，一定“内部”出了问题。他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但还不晓得“最可靠的朋友，其实最不可靠”。于是他承认是自己偷的，偷了多少次多少只自己已记不清楚，反正差了多少只鸡，都算在他头上。至于有哪人参与偷鸡和吃鸡，他一口咬定是他自己一人所为。吴干事见他嘴硬，还想当英雄顾朋友，就叫出了铁匠和夏侯保。这两人异口同声地说是肖风和施强把鸡送到红炉房的，以为他们是从彝胞那里用钱买的或用衣物换的。有人反驳道：“既然是买的或换的，为什么还要偷偷摸摸吃？并把鸡毛和骨头埋了?”这两人回答说：“因为用钱买或用衣物换也是违犯纪律的。”��

    吴干事见批斗会转移了主攻方向，立即纠正过来，要大家对准偷鸡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肖风。肖风此时才明白：铁匠和夏侯保已经背叛，他们佯装不知鸡的来历，是想卸脱共同参与策划的责任。既然他不仁，我也无义，于是和盘托出，交待了策划和偷鸡的全部经过，并表示认罪认错，经济上愿意赔偿，政治上接受处分。可是这样的态度还是不行，吴干事还要他交待作案动机，思想根源，并要提高到政治观点，阶级立场上来挖根子。但当他按这些要求谈到“听说队长夫妇半夜三更吃炖鸡”是引发他“反动思想”的原因之一时，鲍队长的肺都气炸了，他原本在一旁不吭一声的，这时也站出来大吼道：“这纯粹是污蔑!”接着劳教人员一阵哗然，有几个事先安排好的积极分子，立即从坐着的小木凳前站了起来，振臂高呼：��

“打倒肖风的嚣张气焰，不许他污蔑干部!”“肖风的问题不止是偷鸡吃的问题，而是阶级报复，反攻倒算。”“肖风低下头来!不老实就把他捆起。”接着有两三个牛高马大的坏分子(平时右派看不起他们，这时乘势出口气)上前去按肖风的头，被队长制止时，仍不服气地从背后捶了肖风几拳。��

    批斗会持续了两夜，肖风家庭成份为“城市贫民”，又父母早亡，靠姐姐抚养大，阶级出身上挖不出根子；成都一解放就参加革命，并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历次政治运动立场坚定，从政治上也找不出原因；加之白天劳动晚上开会，时间久了，绝大多数人都非常厌倦。最后不得不草草收场，用绳子将肖风捆着在十九队睡了一夜，第二天就把他送去支队部关了禁闭。��

 

八、死人的事经常发生��

 

到1960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做试验的劳教人员已经劳教了三年，还看不见希望在哪里，200多人的中队三年中摘帽解教的仅仅5人。加之极度的饥饿，繁重的劳动，程序化的晚间学习，以及一些人的妻子在政治高压和经济重负下，选择了与其夫划清政治界线的做法，让愈来愈多的人感到困惑、迷茫、苦闷和烦躁。虽然还没有完全绝望，但失望的情绪笼罩了许多人的心。所以伤残事故不断增多，伤亡的人接二连三。��

    到凉山后，十九队死的第一个人叫段泽群，是首批劳教大组长之一，身材高大，年约30岁。据说原是钢铁厂的一个车间主任。死的那天，他所在的小组处理大爆破后的一段边坡，沉郁了多日的他，那天特别兴奋，有人对他开玩笑：��

    “段大组长，下次该轮到你了(指摘帽和解教)。”��

    “什么叫该轮到我哟?大家都有那么一天。”段泽群笑着答道。然后和一个小组长爬到边坡的顶端，用二锤把一根短钢钎打入岩缝，然后将保险绳的一端捆在钢钎上，另一端则套在自己的腰间，再抓着保险绳向下去处理边坡上松动的危石。在劳教队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大小组长身先士卒，危险的、困难的事带头去干。那根保险绳有15米长，正常情况下，边坡顶上的人视情况将绳子缠绕在钢钎上慢慢放。哪晓得很有经验的段大组长刚踏上一块看似稳固实为危石的时候，石头和他突然一齐下坠，100多斤的体重加速度从上面那个小组长手中滑脱，保险绳失去了保险，随段泽群的身子下坠而快速下落，尤如今日青年人喜好刺激的“蹦级跳”，差点把上面的人一齐拉下来。与此同时，这绳子还绊落一些碎石，砸在段的身上和头上，段泽群当场被摔死。��

    第二个死的人叫魏建明，中等身材，偏瘦，40开外，川南口音，好象是一个县花纱布公司的会计股长，因“历反”被开除后劳教。他的死有些意外：隧道导坑的掘进已比较深，放炮后排烟困难，急需安装空压机送风和排烟。要把空压机运到隧道洞口，非汽车不行，所以抽了老弱班去赶修这段便道。便道上土方多，石方少，小的岩石可以直接撬走，大的就要炸掉。因为炮小，放的次数又零星，所以他们懒得到远的地方躲炮，只在附近找个认为可避飞石的地方就行了。那天他们20多个人正躲在一个洼岩腔下。魏建明听到炮响，又听到飞石在空中呼啸后坠地，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右小腿一阵巨痛就失去了知觉……等他醒来时，已是次日清晨，并且是在支队部卫生院的病床上。后来得知，他是被一块拳头大的坚石将腓骨击断的。由于失血太多，耽误时间长，在中队消毒和止血不彻底，伤口发炎，皮下瘀血肿胀，加之本人拒绝截肢，因而最后造成肌肉萎缩、心脏衰竭……大约一个多月就死亡了。��

    死亡的第三个人叫周运祥，中等身材、微胖(实际是轻度浮肿)已40多岁，是万县地区一个中学的语文教师，因“历反”劳教。死的当天他在老弱班，是去汽车便道捶碎石的途中，被山上隧道班的人从50多米高的隧洞口撬下的石头砸死的。那天有点雾，上面的人看不清楚下面有人。本来他们上工的正确路线应该上山从隧道施工处绕过放石头的危险区。可是他们怕爬坡(他们的身体确实虚弱爬不上坡)想侥幸从下面冲过去，结果遇了难，还要背一个“违反安全生产规定”的罪名。��

    接踵而至的死亡，给十九队的劳教人员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恐惧与压力。此时张卓义的水肿病已比较严重，腿部胫骨内侧轻轻按一下就起凹痕，后来连头皮，后背也浮肿了。卫生员张强林对同是部队转业又同姓的张卓义很同情，主张送支队部卫生院治疗，鲍队长同意了。可是卫生院的病人已人满为患，最快也还要等两三天。可是没有等到第二天的晚上，张卓义发高烧昏迷，张强林怕有其它病变，建议立即送卫生院，鲍队长也立即同意了。并说：“你们连夜给卫生院送去，我明日去找院长。”��

    鲍队长的积极态度让我很受感动。后又听诸崇明说：肖风被关禁闭后，鲍队长在一次大小组长会议上讲，吴干事怕有了孩子拖累工作，就把怀的孩子“处理”掉了。所谓的“半夜炖鸡吃”就是吴干事见丈夫夜里跟班回去又累又饿，就把自己吃的鸡汤热给他喝……这时才知道大家误解了鲍队长夫妇。鲍队长是个“三八式”干部，从山东来到四川，40多岁的人了还没有一个儿女。原因就是他们的工作流动性大，怕影响工作。在基层劳改干部中流传着“劳改干部也在劳改”那句话，正面讲是牢骚话，落后话，但也反映了基层劳改干部的实情。以筑路支队为例，管教干部们只是比劳教人员吃得好点，工作轻松点，但思想压力很大，行动也“失去了自由”。��

    抬担架送张卓义去支队卫生院的是我和诸崇明，我们同组两年多，已有了深厚的友谊。那天晚上到卫生院把张卓义安顿好以后，张卓义托我立即替他给妻子柳嘉莹写封信，把他的病况告诉妻子，并提出为了孩子的前途和妻子的幸福，决定与妻子离婚……，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嘉莹：我最最崇敬的爱妻，要说从认识你到与你结婚，我没有对你隐瞒过一件事的话，那么上次那封信我就隐瞒了我真实的病情，因为我不想让你为我担忧，为我牵挂。一个单身女人既要为糊口而奔波，又要为抚养孩子而操劳，够辛苦了。��

    “可是今天已到了我的生死关头，不得不把我的病情向你讲清楚：我患了水肿病，就是通常说的那种浮肿病。但不是一般的浮肿，而是全身性浮肿。开始时从脚部浮肿，后来扩展到头皮，后背，侧腹。据说胸腔和腹腔还可能有积水……这在大城市还有救。可是我们这里是边远的少数民族山区，医疗设备和好的药物有限。加之一个有罪有错的劳教人员，要挨过死亡这一关恐怕十分困难。我是个唯物主义者，能够面对残酷的现实。��

    “但我不能面对我亲爱的妻子和朝思暮想的儿子，我唯一要拜托你的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的儿子抚养大，教他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知识的人，相信共产党一定会纠正错误，领导全国人民走出困境。最后要告诉你的是，我已经拟好了一份离婚申请，将交给喜德县人民法院裁定。据说劳教人员的离婚案，是可以根据单方面的请求判决的。所以求你宽恕我，不要以为我不爱你——我是永远爱你的，正是为了爱才这么做。别了，嘉莹!只要你记住我，我就死而无憾!让我在这千里之外的异域他乡，轻轻地呼唤一声妻子和娇儿，愿你们幸福安康!这封信是托我的难友执笔写的(我的手已经握不稳笔杆了)经我复核、签字、捺手印后发出的，或许这封信到你手里时，我已不在人世了。永远深爱着你的张卓义(签名、捺右姆指纹)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二日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415信箱卫生院。”��

 

九、柳氏女千里寻夫��

 

10天后柳嘉莹从厂里一个挚友手中接过这封信，读过后哭了整整一夜。看签的姓名歪歪扭扭，是，又像不是丈夫的笔迹。可是信上捺的指纹又千真万确是丈夫的。因为丈夫的10个手指头，有几个“箩箩”(螺纹封闭)几个“筲箕”(螺纹开放)她记得一清二楚；当然她的指纹丈夫也记得。��

    于是她横下一条心，甘愿冒着有可能丢掉工作的危险，决定去凉山找寻丈夫，做到“生要见人，死要见尸”，饰演了一出现代的《柳氏女千里寻夫》的悲剧，与中国家喻户晓的《孟姜女寻夫》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不同的是：柳嘉莹的丈夫不是被抓去修万里长城，而是强制劳教去修成昆铁路。��

    柳嘉莹的行动与其说是被理智支配，勿宁说是由感情支配。当时由乐山到凉山喜德，坐汽车行程一千多华里，顺利也要五、六天。特别是冬季过金鸡岭，翻泥巴山，遇到大雪封山或汽车抛锚，十天半月也说不清楚。常言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柳嘉莹的出行，她母亲最为担心。曾劝她先写封信问清楚情况后再说，她不听。这就是有位哲人说的：女人一旦下了决心，就难以更改；她决心要去做的事情，十条牯牛也拉不转来。��

    柳嘉莹是第一次出远门，所以做了许多准备：在内裤上缝了带拉链的小包，用于装那100多元钱。听说丈夫修铁路吃不饱，于是炒了10斤大米、黄豆和芝麻，然后混合起来碾磨成粉，用开水冲调一下就能吃。特别珍贵的是她一位在食品厂工作的表妹给她弄了两斤卤油(卤水表层的浮油)，她熬炼后装进一个夹江豆腐乳竹篓里，因是冬季已经冻结。然后就带着不满三岁的儿子和少量换洗衣服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寻夫的路途。��

    由于自己晕车和小儿要拉屎拉尿，她决定一站一站的赶路。她选择的第一站是先到彭山，第二天从彭山出发经新津到邛崃，第三天到雅安，第四天到石棉，第五天到凉山喜德——这是一个在运输公司工作的女友提供的方案：路好走，两头不摸黑。��

    可是柳嘉莹在乐山至夹江的途中就吐了三次，事前还服过晕车药都不管用。她吐的时候打开车窗，有寒风吹进车来，弄得车上的人直打哆嗦。吐在车里气味难闻，引起众人不满。于是一些人听说她要去雅安，就建议她在夹江下车，坐鸡公车去洪雅，然后坐滑竿沿青衣江去雅安，次日上午就能到达，比她的计划要节省一天半时间，并且不会晕车，还可以省钱。��  柳嘉莹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坐上了黄包车，确实是当天晚上就到达了洪雅县城，凭探亲证明和户口簿住进了“人民旅馆”，又去“人民饭店”晚餐。在饭店门前她看见站了几个衣衫破烂，面黄肌瘦，满脸污秽，索索发抖的乞丐，在等待里面的剩菜剩饭。连忙避过这些人，进到饭店里的售票台，用粮票和钱买了三两米饭，一份素菜，一份竹笋烧猪肉——这是为儿

子买的高价菜。可是还没有吃上几口，儿子嚷着要拉屎，她连忙请旁边一位喝酒的老伯顺便

照看一下，就抱着儿子到外面一处黑暗的角落把屎拉了。回到桌前一看，傻眼了，饭菜全没

有了，碗和盘像用舌头舔过一样干净。那老伯解释说，他刚低头喝了一口酒，几个讨饭的抓

过去就狼吞虎咽干光了，连吼几声也没有吼住，又不敢打，打也没用。他还对柳嘉莹介绍

说，你们大城市的人可能还不晓得农村目前已经有人吃榆树皮，吃观音土，吃野菜、死猫、死耗子了，还有人饿死……。��

    柳嘉莹听了只是苦笑，可是眼角却沁出了泪水，她此时联想到了她的丈夫。��

    当时洪雅至雅安没有公路，相邻境内的物资交流靠马驮人挑，纯粹过路的人很少，偶有过客也是步行。当然有时也会碰到农闲时出来抬滑竿挣钱的农民，但“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常受打击或被取缔。到了“自然灾害”年辰，干部们放松了对农民的管理，对做点小买卖，下点苦力，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但不允许明目张胆的到县大老爷眼皮底下的洪雅县城揽生意。所以柳嘉莹第二天没有在县城周围找到推鸡公车或抬滑竿的。据说要到前面距县城远些的乡下才有。于是她步行了一程，走得脚疲手软。小儿又嚷着要妈妈背……她那里还有力气。于是看见一座小土帝庙就坐下来歇脚。这土地庙已经颓废，土地公公的眼珠子被人敲掉了，土帝婆婆的耳朵也被打断了，可是庙门两边的对联完整无损，清晰可见。上联云“刀头(一块猪肉)大小都不论”，下联是“公鸡母鸡只要肥”，横额为“有求必应”。柳嘉莹看后又是一阵苦笑，并联想到他们厂里那个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分管劳资工作的副厂长。在她去劳资股请假前，打听到这位副厂长的老婆刚生了孩子，就把自己和父母弟兄当月的肉票要来，集中买了一块七八斤重的猪后腿，托人悄悄给这位副厂长家里送去，并说成是在乡下当公社书记的亲戚杀年猪送的……果然有求必应，假条很快批了，探亲证明也开了，还从财务股借到100元路费。��

    柳嘉莹正想到这里，忽然听到一声吆喝：“走快点!又不是送你上刑场。”柳嘉莹回头瞧见

不远的小道上有几个民兵押着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男子，正向自己这边走来。这些民兵的装束有些滑稽：身上穿着颜色不同样式各异的旧棉衣棉裤，头上有的戴着旧得发白的解放军便

帽，有的缠着青布头巾。只有脚上的鞋是统一的军用帆布胶鞋，有的鞋帮上没有系鞋带，有

的鞋前方已张口，走动时发出叭哒叭哒的声响。惟一表明他们是民兵的标记是手臂上的红布

袖套，袖套上有仿毛体白色的“民兵”二字。左右肩上还有硬纸壳做的肩章。肩章上用香烟

锡箔做的横杠，横杠中间缀着图钉，表示不同的官阶。为首一名跛脚的壮汉“官”最大，四

根横杠三颗图钉。看到这些，小祥富依偎在妈妈身旁问道：“那人咋了? 他们吼他。”那当“官”的民兵听到这稚嫩的声音，又见这么漂亮的女人，就有意搭讪道：“这是个坏蛋，经常偷公社仓库的粮食，昨夜被我们抓到了，送去公社法办!” 他见柳嘉莹母子不理他，只好带领他的弟兄押着他的俘虏走了。��

民兵组织是在“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号召下在农村建立的所谓群众组织，是“准备打仗”必先安内的需要。但有极少数民兵组织被个别的坏领导操纵起来为自己谋利益，打击对立面、甚至镇压人民群众。��

几个民兵走后，柳嘉莹悄悄摸出英纳格女式小手表(这是丈夫婚前给她的定情之物)看时间，已快上午11点钟了，还不见有推车或抬滑竿的人，心中慌了，后悔不该听那些人的话走这条路。但事已至此，回头也是枉然，只好硬着头皮又往前走。她相信只要路上有人走，自己就有信心。��

    柳嘉莹哄着小儿：要想见爸爸就要快些走，爸爸喜欢勇敢的孩子!又走了一程，正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从洪雅县城方向来了几个赶牛的人，赶着10几条耕牛(洪雅县的耕牛全省驰名)，

有个八九岁的男孩子还骑在一头壮牛背上，嘴里哼着“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的歌词……经打

听，这群人是雅安天全县跃进公社的农民。他们来洪雅买耕牛回去准备明年春耕。柳嘉莹眼

睛一亮，想到自己眼前的处境，又见这群赶牛的农民憨厚扑实，自己何不与他们同行，既可

以打听路上的情况，有困难时又可以得到帮助，况且还有个孩子与儿子作伴。于是她把自己的意图对赶牛人说了，并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情况。说自己是洪雅人，去雅安探亲，孩子的父亲在解放军63415部队(乐山人把6这个阿拉伯数字念成罗luó，所以63就成了乐山)。是柳嘉莹急中生智想出来的。��

这些谎言还真起了作用：解放军在天全县救过灾，群众对解放军很有好感。那骑牛的孩子的父亲，正是这群赶牛人的负责人。他的正式职务是跃进公社卫星大队的会计，家住红旗村，他不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就把柳嘉莹的儿子抱过来放在自己那孩子的胸前，叫他们继续骑着牛走，又把柳嘉莹的行李接过来挂在牛脖子上……这样一来，柳嘉莹轻松多了。虽然她从来没有走过这么长的路，但此时精神振奋起来，基本能跟上赶牛队伍的步伐。在同行途中，她向赶牛人问了一些天全农村大跃进和公共食堂的情况，证实大炼钢铁时砍光了山上的树；家家户户砸了自己煮饭的铁锅办食堂，依旧吃不饱肚子。人民公社不但没有把农民带入天堂，好些人还入了地狱。当然，赶牛人也问了柳嘉莹一些城里人的生活情况和部队的战备情况。由于她有个真正当过兵的丈夫，她一一对答如流，没有露出半点破绽。��

毕竟柳嘉莹是城市里长大的女人，双脚没有走路的功夫，还没到洪雅县胜利公社的槽渔滩，就渐渐不行了。幸好有个卖茶水的幺店子门前靠着一付滑竿，她就告别赶牛人，换乘了滑竿。但滑竿到了雅安境内的顺江，抬滑竿的人就不走了，说那边的路要那边的人抬，露天坝坝的钱大家都挣一点——这是两县相邻地方农闲外出劳动的农民自发约定的规矩。加之天色已晚，柳嘉莹这时才知道距雅安还有几十里，于是决定找地方住下。经抬滑竿的人牵线搭桥，本已歇业的一个幺店子老板娘同意母子俩在她家过夜，并答应次日为其找一付滑竿送他们去雅安。��

顺江镇是名副其实顺着青衣江建起来的，由于当地泥土少，房屋都是木结构的。青衣江碧澄澄的江水缓悠悠地流过这里，发出哗哗哗的水声，在夕阳映照下，闪着粼粼的波光。相对而言，顺江镇那排20多间的街坊却显得非常陈旧，破败、幽暗和狭窄。��

幺店子的主人是位接近30岁的女人，衣衫已经补了好些颜色极不协调的疤，有点像游方道士的千家衣。她有个10岁的男孩和一个未满周岁的女婴，不时从胸襟破裂的上衣里抓出奶头来塞到婴儿的嘴里，堵住婴儿的啼哭。��

这女人看柳嘉莹也拖着一个儿子，由于同病相怜才收容了他们。那女人说家里没有稻米，只有些连麸皮一起磨成的面粉和在山上煤窑挖煤的丈夫托人带回来的几个老南瓜，抱歉地说: 

“看你是城里人，恐怕吃不惯吧?”

“没什么吃不惯，我父母也是乡下人。”��

实际上柳嘉莹怕对方误会城里人才迎合着这么说的，其实她心里想说的是：“我现在肚子饿得发慌，南瓜就南瓜吧，不要磨蹭了，赶快煮来吃吧。”��

那男孩烧火，那女人操锅，南瓜焖在锅的中央，四周贴着麦粑，大约只有一柱香的光景，吃的东西都弄好了。柳嘉莹和儿子没有了斯文相，大口大口的咬着麦粑，吃着南瓜……那女人十分高兴。说道：“看来你们像城里人，实际像我们乡下人。”��

饭后那女人把柳嘉莹母子安排到最里面的一间小屋，里面有股很浓的霉味，从昏黄的煤油灯光中还可见四壁的角落里布满了蜘蛛网。床是两根长凳上放着几块松木厚板搭成的。床上垫了一层已板结的麦草和有破洞的竹席，一床又厚又重很污浊的老棉被。柳嘉莹只好把孩子捂在怀里和衣睡眠.�ゴ笤嫉搅税胍挂院螅�江风从木板壁缝钻了进来，把柳嘉莹凉醒了，她连忙取出所有的换洗衣服罩在儿子身上，自己则再也睡不着了。大约又过了一阵，她听到后院坝子有丢石头的声音，随后恢复了沉寂。可是不久，又有人摹仿猫头鹰叫唤的声音，柳嘉莹立即警觉起来，连忙摸黑找了些东西堵住房门，又到窗板门缝侧耳细听动静。感觉到是那女店主轻轻地打开了后院的小门，放进来一个男人。那男人责备道：“怎么睡得这么死?上次不是说好今晚我要来吗?”“小声点!屋里有客人。”“啊!难怪把我凉在外面。”“不要乱说，人家是带着儿子过路的女人。”“你男人今天本来想给你送钱回来的，我叫他明天再回来。并安排他今晚在煤窑值班……”那女人忙打断他的话警告道：“小声点，看把大娃儿闹醒了。”……柳嘉莹满脸羞得通红，紧张得浑身的血管都要爆炸了，她难以想象，一个看似老实得令人可怜的女人，竟会做出这种对不起自己丈夫的事情。四周的一切又复沉静……好容易盼到了天明。柳嘉莹估计那个男人已经离开，就起身梳洗，然后吃了点昨晚剩下的南瓜和麦粑，付了钱粮给那女人，就匆匆忙忙地坐上了预约而来的滑竿，向雅安奔去。冬季是兴修水利的大好时机，青壮年都掏河筑堤去了，只有少数年纪虽然大，但体力还可以的老年男子出来抬滑竿挣点零用钱——这是去雅安的路上两位抬滑竿的老者讲的。柳嘉莹这时才知道昨日在洪雅找不到推车抬滑竿的原因。��

当时全国农村正在传达中央《十二条》。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

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开始纠正“一平二调”即在集体经济内部实行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财产实行无偿调拨的“共产风”。加之中印边界冲突一触即发，雅安地处西藏的后方，因而传达得快些，贯彻得快些，政策放得宽些。开始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允许社员保留适当的自留地，所以柳嘉莹在雅安境内看到一些幺店子又打开重操旧业。

    大约快到中午12点钟的样子，滑竿到了草坝公社，正赶上刚刚恢复的集贸市场。见两个

抬滑竿的老者虽是冬天但背上的上衣已被汗水浸透。柳嘉莹很过意不去，就下来走走，顺便

吃午饭和给儿子买点水果——在滑竿上她就看到路边有一挑梨子在卖。这里的小饭店生意红

火，半斤粮票一角钱可以吃个“大帽儿头”，用一只碗装满米饭，再反扣在另一只大点的

碗里，米饭垒得很高，又不会垮，像冒出一个头，俗称冒儿头。二两粮票6分钱吃“小

帽儿头”；五角钱一份的羊肉汤随便放葱花，加盐巴……所以人头攒动，吆喝声此起彼伏。等

了好一阵子，两位抬滑竿的老者终于替柳嘉莹找到了坐位。柳嘉莹给老者各买了个“大帽儿

头”，给自己和儿子买了个“小帽儿头”和一碗羊肉汤，一碟咸萝卜干。��

草坝公社是雅安县一个比较有名，比较大的场镇，已经开始修筑的去洪雅的跨区公路已

施工到了这里，并开始通电和供电。所以柳嘉莹正吃着饭，公社广播站开始广播了，内容好

像是在念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说：“这种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一平二调’，‘共产风’违背了

等价交换，按劳付酬的原则，损害了群众利益，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严重后果

……”。大约下午4点钟，滑竿到了金鸡岭下的姚桥附近，两位老者说：“不敢再走了，再走下去，城里拉黄包车的人又会说我们自己有土地种，还要去抢他们的饭碗。实际上我们有个屁的土地，土改后土地在我们手里转了一下，屁股都没有坐热乎就收回去了。”柳嘉莹听了知道他们是对公社化不满，又想到已经坐了七八个小时滑竿，背脊都磨痛了，腿也卷麻木了，于是付了两个老者的钱，牵着小儿一颠一跛的往山下走去，走了许多里路，直到一个叫土桥的地方，才找到进城的黄包车……到达雅安市区时电灯已经亮了。��

    雅安市座落在邛崃山脉周公山(海拔1744米)下，陇西河和贲江注入青衣江汇合处的两岸，曾是西康省的省会，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说法。所以“开门见山”，又叫“雨城”。柳嘉莹到达雅安的当晚，市区内有许多军人，有四川口音的，也有外省口音的。据说是去西藏。半夜还有拖着大炮的军车缓缓地通过市区，向新沟(二郎山)或荥经(有部分车辆绕石棉北上泸定)方向驶去，许多人议论着要和印度打仗。��

    柳嘉莹总结了走捷径在洪雅的教训，第四日清晨一早就到汽车站排队买了直达石棉县的长途汽车票。给儿子买了一个盐茶鸡蛋一碗豆浆，自己则吃了两个馒头和几颗防晕吐的药，然后上车就睡了。��

    由于前夜在顺江幺店子基本上没有睡觉，昨夜在军分区招待所又遇到半夜开走又开来的军车很多，喇叭声叫个不停，也没有睡好。所以柳嘉莹和儿子从雅安上车后就在熟睡，连道路的巅簸，汽车的轰鸣，都没有把他们弄醒。直到上午10点钟，汽车到达荥经县城，才被一阵喧闹吵醒。原来这条泥石公路穿城而过，那天正好逢场。由于上坡一段路窄，挑担子的、推车的、步行的与过往的汽车互不相让，一架垒得很高载有100多个沙锅(荥经沙锅很有名，不但可以炖鸡煨东西，还可以炒葫豆)的架架车，被一辆忙于赶路拉货的汽车挂翻，沙锅顺着有坡度的公路滚了满街，架架车“司机”在向汽车司机索赔。由于损失的沙锅数量难以统计、赔付的金额不好确定，双方争执不休。汽车司机坚持要见到一个破沙锅就赔一个。架架车“司机”则认为，很明显已发现有些沙锅被人捡走了，责任是汽车造成的，应该根据窑上出货单的数量扣除完好无损的沙锅数目，差多少赔多少。这场争执一时没有人管，造成两头堵车几十辆……个别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和满肚子怨气无处发泄的当地农民，嚷着要把汽车掀翻……最后几个交管人员来了，经“勘察”裁定：外地汽车司机赔20元钱，(基本上是架架车“司机”的要求)否则扣车!外地司机明知这种“裁定”有排外情绪，也只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由于在荥经耽误了一个多小时，到达泗坪开始爬泥巴山时，已经下午1点过了。泥巴山，顾名思义泥巴多，很少看见裸露的岩石和峻峭的崖壁。但泥巴山少长树木多长草，满山遍野都是白架子荆竹，其间也夹杂着矮小的灌木和藤蔓，难怪荥经出产竹笋。随着公路沿山脊向上延伸，气温愈来愈低，虽然那是一个干冬天气，最近两天又没有下雨，可是前些日子堆积在山上的雪，在太阳照耀下开始融化，雪水顺着公路往下流，所以公路非常泥泞，造成汽车轮子打滑。接近泥巴山垭口，快进入汉源之前的一段路，泥泞成了冰凌，汽车无法前进，司机们都给汽车轮子挂上了防滑链条，然后小心翼翼地向上爬行。到达垭口时，明朗的天空仍然飘着大片大片的雪花，几乎遮住了太阳的光芒。公路两边的电线杆上，铜芯线和铝芯线裹了厚厚一层冰，本来只有毛笔杆粗的电线变成酒杯那么粗。��

    垭口上有块木牌，标明海拔为3000多米，与峨眉山差不多高。翻过垭口进入汉源县境，好象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天空没有雪花，辽阔而明净、亮丽而浩瀚。远处的贡嘎山时而像金，时而像银，瞬息万变。近处的山岳由高到低，绵延起伏，清溪(花椒很有名)、汉源(梨子很有名)就在脚下。可惜这时已经是4点过了，司机说原来计划今晚住汉源县城，看来只能宿九襄了。他给大家介绍说：九襄的水果很多，有梨子、苹果、板栗和核桃……价格非常便宜。还说九襄的挂面最好吃，细滑爽口，雅安、成都的人都要托人从这里带。��

    在九襄住宿的地方叫“食宿站”归交通运输部门经营。实际上是当年扩建这条公路时施工单位的工棚。土墙瓦盖，内外粉刷，玻璃窗户。运输部门接收过来后，进行了改造，将每排房子从内部隔断成两个大间，每个大间内安放20多架单人木板床，不分等级，只分男女。柳嘉莹睡到半夜，似清醒非清醒的感觉到有人在拖她压在枕头下的衣物，她没有吭声，只是用力压住。然后又觉得那人在翻她放在床头的竹篓和装炒面的布袋。她仍然没有吱声。她知道那油篓封得严实，口袋打的是死结，除非全部提走，否则取不出里面的东西。……那人终于收手了。柳嘉莹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人想偷她的东西，于是慢慢地转过身去，借着屋里通宵不灭的马灯的微弱光亮，发现紧挨她左边那床上睡的中年妇女像刚刚上床，慌张地搭上被盖，转过身去。啊!想起来了，这人在汽车上正好坐在她的后排，像个农村基层干部。但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什么胡风反革命，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她都知道。柳嘉莹估计这妇人可能半夜肚子饿了，是竹篓里散发的卤肉味道引诱她想“犯罪”的。柳嘉莹摸了一下内裤小口袋的钱，安然无恙，才觉得她母亲的细心是正确的。联想到顺江小店那个女人和这个女人：一个穷困潦倒，一个装模作样；一个偷人，一个偷东西，真是难以设想!��

    柳嘉莹离家第五日到了大渡河上游的石棉县。汽车驶过原西康省委书记廖志高题写桥名的石棉大桥后，爬了个小坡，就进了汽车站。这时已是午后4点，石棉没有去喜德县的汽车，而去西昌的汽车上午也已经发完。��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喜德县属老凉山州，与石棉县不接壤，加之老凉山经济十分落后，公社化后又统分统配，物资和人员流动不大，因而从石棉发往那里的客运汽车很少，所以柳嘉莹在石棉县买不到去喜德县的汽车票。经过打听，由石棉去喜德只有两个方案：第一，先从石棉到冕宁县，再乘冕宁至喜德的直达车。冕宁是起点站，有座位。第二，由石棉至泸沽，换乘冕宁至喜德或西昌至喜德的过路客车，但不一定有座位。柳嘉莹当然选择了第一方案。��

    柳嘉莹乘上去冕宁的汽车已是离家的第六天，汽车开出石棉县城后，沿南垭河逆流而上。进入冕宁县的拖乌时，铺天盖地的大雪把大白天变成了傍晚的样子。从牦牛山上刮来的寒风，让人冷得仿佛掉进了冰窟，有的人用手抚着脸上的鸡皮疙瘩，有的人不停地跺着脚，小祥富

冻得哭了起来，问她妈妈：��

“爸爸在什么地方嘛?为什么这样远?”“快到了，儿子!爸爸在修铁路，铁路修通了就不

用跑这样远的路。”听了母子俩的对话，坐在柳嘉莹右边靠车窗位置上一位近50岁的老太婆

同情地问柳嘉莹：“这孩子的爸爸是不是在铁二局?”��

“不!不是……是……是4……”——想说415信箱，但没有说出来。��

“啊，是四工程队……工程处的？我搞不清楚他们队呀，处的。我只记得在什么杉木拉大(沙马拉达)打洞子……反正我到他们泸沽物资转运站等他来接我。”��

    老太婆是一个人从名山县来的，是县城里的人。据她自己介绍：她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大儿子1950年参加解放军十八军去了西藏，现驻扎在山南，是个排长。二儿子1951年招进四川石棉矿，是个班长。一个女嫁到蒙山茶场，一个女嫁到丹巴云母矿。修铁路的是她最小的儿子，是前年才招进去的。听小儿子来信说，凉山穷，买不到东西吃，靠铁路上那点硬帮帮的供应，人都饿瘦了。她老头子心疼这小的，要她去看看小儿子，并把老大探亲带回的军用饼干和几筒猪肉罐头给幺儿带去，同时顺便在石棉看看老二。��

    柳嘉莹十分警惕地听老太婆介绍，生怕是一个骗子。但见太婆单身一人，又是那把子年纪，于是接受了太婆的提议：这车是去西昌的，因泸沽在冕宁以远，给司机补点钱随她在泸沽下车，然后搭铁二局的汽车去喜德。先是柳嘉莹对老太婆有些戒心，但到了泸沽，柳嘉莹倒反而有些心虚——害怕老太婆的儿子刨根问底。原来老太婆的幺儿已经学会了驾驶汽车，那天正跟着师傅到泸沽转运站拉水泥，柳嘉莹和老太婆到达时，已经等在那里了。��

老太婆对儿子介绍说：“这位大姐姓刘(柳)，她也是你们工程……”。“好，快上车吧!我和师傅已在这里等了一个多钟头，车队已经走了，我必须在天亮前追上车队。”这小伙子没等他母亲介绍完，就把母亲送上自己的驾驶室，又把柳嘉莹介绍给师傅，让师傅带母子俩走。幸好那小伙子没有等他母亲介绍完……柳嘉莹回想到这些，心里嘣嘣嘣地跳，在那么寒冷的冬夜也出了一身热汗。��

    这位师傅已五十开外，很谨慎地在夜间驾驶着汽车，跟在徒弟的汽车后面。有时也问柳嘉莹一些诸如：你孩子他爸是干部还是工人，或者是技术员之类的问题。柳嘉莹不便回答，只好支吾着，似是而非地嗯一声，或者干脆装睡觉。但是她向师傅强调了一点，那就是到了喜德县城，一定唤醒她。��

 

十、死神不予签证��

 

1961年元旦，国家规定休假一天，加上劳教人员每10天休息1天，共计两天。我和诸崇明请假去卫生院看望住院的张卓义。��

    劳教当局对患水肿病的劳教人员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像：除按口粮定量供给饭食外，每人每餐还增发了1个糠麸饼，每月供应1斤古巴糖，不定期定量供应伊拉克蜜枣等等，加之配合药物治疗，多数人的病情有了好转，张卓义也在其中。给张卓义治病的医生也是劳教人员，名叫车玉轩，重庆人，年约40，中等身材，干瘦。解放前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医生，随部队起义后，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所军医大学进修了一年内科，后在辽西黑山八道壕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医院任内科医生。1955年转业到地方，因参加过国民党青年远征军去过缅甸，“肃反”时受到隔离审查。整风座谈时，对于在“肃反”运动中打人和不准睡觉等“群众过

激”行动发表了不同意见，反右时被定为“历反”加“现反”，被开除公职送劳教。劳教后，管教人员听说他的医术高明，就从中队把他调到卫生院。他与十九队的卫生员张强林算得上“军医大”的校友。加之劳教后都干医务，有业务往来，因而关系较好。他给张强林介绍说：张卓义因为长时间营养不良，患了慢性肠炎，又患慢性感染，导致血液中蛋白减少，系一种可定性为“肾病综合症”的病。因有张强林的嘱托，他给予了张卓义特别的关照，采取了控制和消除感染，增加高蛋白食物和类固醇药物疗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这位医生还说，1960年的最后几天，张卓义的病情又出现反复，发烧、厌食、呕吐、昏迷……他担心他能否挺过1960年的年关。结果奇迹出现了，他的爱人和儿子来了，精神上有了支柱，营养得到补充，他硬是从阴阳界返回了人间。��

    我和诸崇明到卫生院看到张卓义时，柳嘉莹和儿子正簇拥在张的病床前。柳嘉莹一面给丈夫喂着加了卤油的混合炒面，一面给我们讲述她从乐山到凉山的经历。当我和诸崇明问到她到喜德县城那晚的情形时，她叹了一口气，称那是一个最恐怖的夜晚，于是沉思着回忆道：

“那师傅把我叫醒，说喜德县城已经到了，问我是去县委还是去县政府?去找谁?要耽搁多长时间?”我无法回答他这些问题，只说谢谢他搭了我们母子一程，并说我就到喜德县城。那师傅又说黑更瞎火的，天这么冷，究竟到啥子单位，他要把我送拢。我犹豫了一下，坦诚地告诉他，我要到415信箱的卫生院，我是探亲的劳教家属……然后借着汽车前灯微弱的光亮观察他的表情。那师傅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毫不迟疑地松开刹车，轰了油门，驾着汽车溜烟似的去了——我想要是他早知道我的身份，在泸沽就不会让我上车。我也算是骗了一次人，至少也是隐瞒了真情。��

    “那师傅驾车走后，我牵着儿子分不清东南西北，心中感到茫然，忙掏出藏在胸衣里有夜晶装置的手表看时间，已经是凌晨5点过了，正是天亮前最黑的时刻。幸好遍地都是雪，在积雪的反光照映下，我发现这朦朦胧胧的县城还没有雅安的草坝大，只有几幢房子组成的街坊，连灯火也没有一个。我走到一幢房前去看吊牌，那吊牌的右边竖着密密麻麻一行我不认识的彝文，但左边写着汉字，是人民邮政。虽然这不是我要找的单位，但可以判断这里确确实实就是我奔走数日要找的喜德县城。我揣测卫生院一定是个很大的院落，并且夜里也不会熄灭灯火。于是我从街坊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察看有没有这样的院落，或者能找到人打听。可是我失望了，除了人民邮政、人民百货、人民银行、人民……而外，什么也没有找到。我决定绕到街坊的背面找一处能避风的地方歇一歇脚，等待天亮有人了再打听。我儿子很听话，既不哭，也不嚷，拉着我的手紧紧地跟随着。但看得出来，他心里十分紧张，非常害怕。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荒凉的地方，也从来没有在无灯光的夜间走过路，所以他像是抽紧了鼻子屏住呼吸一样。��

    “我终于发现了一处有偏棚的地方，从门缝里还漏出了一点灯光，并有一丝暖烘烘的热气飘来。于是我加快了步伐，但刚到偏棚的檐下，由于只注意前方没有留意脚下，忽然被一堆黑黝黝的“东西”绊了一下，没想到那黑黝黝的“东西”竟然动了起来，随即又立了起来，两颗像珠子一样的东西在白雪的映照下发光……啊!看清楚了，原来是个人，是个彝胞，还有一股浓浓的酒气。可是全身上下都是黑的，衣服是黑的，擦耳瓦是黑的，脸是黑的，手脚也是黑的……我惊得倒退了几步，吓出了一身冷汗，想跑、想喊。可是没有等到我跑，我喊，搭在肩膀上的衣物包已被他夺走了。那彝胞是个醉汉，又来抢我怀中的竹篓和炒面袋子，我本能地，死死地抓住不放，结果被拖倒在地上。我儿子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坏了，觉得就像是遇到了外婆讲的鬼，于是大声地哭叫起来：��

    “妈妈!妈妈!救命啊!救命!”��

    这呐喊震撼着静寂的夜空，偏棚的房门依呀一声打开了，从屋里冲出两个人，一道手电的光亮射出来，手里还握着棍棒……那彝胞松开手逃跑了。��

    “后来得知，那偏棚正是支队部后院的厨房，灶坑里常有彝胞来取暖，也有些醉汉在那里过夜……趁人不注意时还要偷东西。”��

    听柳嘉莹讲述这段经历，令我和诸崇明毛骨悚然，心惊胆颤。随后，柳嘉莹又讲了她找415信箱卫生院和见到张卓义的情景：��

    天亮后，她告别了那两位炊事员，并表示深深的感谢。炊事员都是劳教人员，很善良，拿了个刚蒸好的馒头给儿子吃，然后又把母子送到去卫生院的路上。��

    到卫生院的时候，才仿佛觉得卫生院原来就在她昨夜下车的公路下面。由于晚上风大气候冷，房屋都封闭得严严实实的，屋内的灯光透不出去，所以夜里没有发现。��

    她到卫生院的大坝时，见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和几名护理在奔跑，说刚死了一个病号。她的心紧张起来，担心死的是她丈夫，连忙打听死的人姓甚么。直到后来听清楚死者不姓张，而且是《四川日报》报社的记者时，扑通扑通急剧跳动的心才静了下来。��

    柳嘉莹到病房见到丈夫时，张卓义睡得正香，均匀地呼吸着。床头的小凳上放着一碗玉米糊和一个糠麸饼——是同室的病友替张卓义领的。据这位病友介绍，张卓义昨夜还发过高烧，昏迷过，嘴里不停的说胡话，喃喃地叨念着“嘉莹”和“祥富”这两个名字……她再也控制不住了，扑到丈夫的怀里，失声地痛哭起来：��

    “卓义，你要挺住呵，为孩子，为我挺住!”张卓义被这意想不到而又非常熟悉的呼叫唤醒了，他揉了揉深陷的眼眶，问道：“我还活着么?我在做梦吗?”随着妻子的倩影和儿子的哭

脸在他眼前逐渐清晰，他仍不敢相信。又把右手的食指放进嘴里用牙咬了一下，钻心的疼痛，才相信自己还活着。于是滚滚的眼泪像开了闸似的浸湿了柳嘉莹的脸颊和儿子的头发。��

    第二天柳嘉莹清理张卓义的脏衣裤时，在枕头下发现了那份尚未交出去的《离婚申请书》，真是气恼了，像擂鼓似的拳头在张卓义胸前敲了几十下。说他就“那么狠心，那么不相信人”。他们既然是夫妻，生不能合衾，死也要同穴。��

    我和诸崇明快要离开卫生院的时候，那个车医生来到了张卓义病床前，悄悄透露给他一个消息：说中央对当前国民经济计划要作调整，1961年的基本建设规模要压缩，成昆铁路的部份工程要停建，筑路支队老弱病残的劳教人员要转移到会东一个铅锌矿……根据已往的经验，传说最后都变成了事实。所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和诸崇明与张卓义又一次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互道平安和保重，互相留下了家庭的通讯地址。临别时张卓义信心十足地对我们说：��

    “朋友，相信我，既然这一次阎王爷都不肯收留我，那么今后我也死不了，你们看我身后是谁——我的嘉莹和儿子。”��

    我和诸崇明从喜德探望张卓义回队后的第二天，驻扎在两河口207中队的杨少西突然来串队了。这在过去是不允许的。但此时大家已劳教了整整三年，又地处偏僻的凉山，干部们对这些“老油条”的管理已放松了些：休息日可以请假外出。��

    与杨少西一起来十九队的还有他的铁哥们康永意和汪白孚。他们本来是去参观沙马拉达隧道的，路经十九队时突然想起了我和诸崇明。这是我们自沙坪农场三根桥分手后的第一次重逢。大家都觉得对方除了性格、意志、认识和谈吐没有改变而外，形象和面貌完全变了，变黑了、变瘦了、变苍老了。因为在凉山，尤其是冬天，洗脸不敢用香皂，否则脸和手的皮肤要开裂口。经过风吹日晒，天长日久，劳教们若是穿上“擦尔瓦”，几乎与当地的彝族同胞没有差别。��

    杨少西的父亲是省劳教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有时开会听劳教单位汇报工作，回到家里不注意要漏几句。一心牵挂儿子的杨母和惦念哥哥的弟弟，听在耳里记在心头，总会给杨少西写信通通消息(此时中队干部忙于其它，疏于对信件检查)。所以杨少西不但向我和诸崇明证实了成昆铁路缓建，老弱病残去会东铅锌矿的情况，还说其余的劳教人员要转移到川北去修广元至旺苍的地方铁路。��

    杨少西仍像三年前在成都新村4号劳教转运站一样，侃侃而谈，滔滔不绝，除了谈苏联20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还为彭德怀深深的叫屈。说这是新中国的一大奇冤，让我听了无比震惊，被弄得瞠目结舌。我知道杨少西的伯父在中共中央身居要职，其父又是厅级干部，一家人与中国共产党犹如血与肉的关系，不明白杨少西怎么会沦落为党的罪人。于是不揣冒昧地问了一句：“少西，你究竟在整风运动时做了些什么事情，被整得这么凶?按说你这样的家庭背景是不该……。”没等我说完，康永意抢着答道：“杨少西咋个不遭嘛，他说毛主席只能当个农业部长，简直是狗胆包天。”“龟儿子康公安又夸大其辞，少西好久说过毛主席只能当农业部长嘛?人家少西只是说‘适合’当农业部长……你这么任意发挥，谨防把少西的脑壳弄掉!”汪白孚做了修正。��

    后来得知，杨少西早在1957年整风反右之前，确确实实私下与同事闲聊时，说过毛泽东系农家出生，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中国农村的情况很了解，很有研究，既说过：“若否定贫农，便是否定革命，若反对贫农就是反对革命”，又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以及“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犹如雨后春笋”，等等。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才把农民摆得平，他说农民好或说农民不好，都是正确的，所以毛泽东最适合作农业部长。��

    另外，1956年杨少西学校所在的辖区选举地方人民代表，办事处把选民集中在人民北路新华印刷厂的大礼堂，给每个选民发了一张选票，上面有四名候选人的名字，要选民圈点出其中三名自己同意的人作代表。杨少西感到困惑不解：这四个人的情况他一个都不了解，何以能选出自己愿意选的代表呢?于是他要求把候选人请来与选民见面，介绍一下被选人的基本情况和当了人民代表后如何为民众办事。这个请求遭到了拒绝，说那是资本主义假民主的选举形式……杨少西反驳说：选举是共和国公民当家做主人的具体体现，哪能够上面叫选谁，选民就只能选谁，这不是成了搞形式，走过场，把人民当阿斗〖ZW()阿斗，《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儿子，名为皇帝，实是傀儡，国家大权操持在诸葛亮的手中。〖ZW〗〗,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中央把不是四川籍的胡风的名额安排到四川来选举，后来胡风被打成反革命时，中央又有人责问四川是怎么搞的?杨少西的反驳仍然无效，最后只好愤然弃权离去。他同校的几名老师觉得杨少西说得很有道理，不愿当傀儡听人摆布，也跟着走了。弄得主持选举的人非常尴尬，但又奈何不得。可是反右派开始后，这件事成了杨少西破坏选举的现行反革命“事实”，跟着他走的几个老师也受到了批判。��

    杨少西等人到十九队“串队”不久，小道消息变成了正式通知。先是通知十几名老弱病残打好被包离开了十九队，离开了汗都奴。据说确实是去会东，那里距金沙江很近，与云南的会泽、东川隔江相望，属高原气候，比较暖和。��

    去会东的这批人，有我和诸崇明的小组长俞贤智，有同组的高扬、刘继怀,还有大难不死的刘文钦。虽说大家平时也有些磕磕碰碰，但毕竟一起生活了两年多，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一旦要离开了，又有些舍不得。尤其是那些病残之躯的人，更感到前途渺茫，悲观失望。他们不敢设想能否活着再见到这些“同学”，见到自己的亲人。所以，一时间愁眉苦脸，失魂落魄的情绪充斥在十九队要走和不走的劳教人员之间，甚至有人嚎啕大哭起来。其实所有的人都要走。��

    老弱病残走了不久，剩下的人也接到了通知：说我们要转移工地。但不说明要去的具体地方。于是乎劳教的时间变得扑朔迷离，遥遥无期。那些原来还有幻想的人也开始动摇了。加之管教干部们也为这一年一次千里迢迢的南北转移，伤透了脑筋，已无暇顾及劳教人员的纪律制度。一时间人心涣散，纪律松弛，去厨房偷吃的，倒干部们剩菜剩饭的，偷同学们衣物去与彝胞换兰花烟抽的，换荞麦粑吃的，并由此引发的吵嘴、打架、斗殴的事层出不穷。要知道这些人原本不是山野村夫，原本是有文化有理性的人，有的是中小学教师，有的是机关企业的干部，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做出与他们原来的身份完全不相符合的事情来?有位专门倒干部剩菜剩饭的某党校理论教员，直截了当的回答说：��

    “为什么?不为什么!只是为了生存。”又说：“啊!我现在不是党校的理论教员，我只是一名劳教犯，上什么坡，唱什么歌，我现在不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讲吃，讲吃食对生

命的重要性，讲只有活下来，才有未来。”��

 

十一、川陕老区��

 

1961年春，《415信箱》在凉山淘汰了老弱病残后，留下比较强壮的劳动力转移到了川北旺苍县的白水至嘉川一带，修筑广(元)旺(苍)铁路。这里出现的新名词——“劳动力”，最初是在云南向凉山转移途中偶尔听管教干部们相互交谈时，把劳教人员称谓为“劳动力”的，这次从凉山迁往川北的路上，“劳动力”一词又频频出现在干部们的嘴里。于是劳教们才知道不仅他们的劳教单位改了一个好听的信箱番号，自己的劳教身份也变成了与普通民工没有区别的“劳动力”。劳教们本来就穷极无聊，没事都要找些事来想，何况出现了这样新鲜的事情，当然要研究个透彻，看是否能发掘出对他们有利或不利的东西。��

    研究的结果，劳动力可简称为劳力，在中国泛指体力劳动。《孟子·滕文公上》有“或劳心，或劳力”之分。但现代政治经济学则把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总和称为劳动力。有时也用来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劳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首要的能动要素，是创造物质财富最根本的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成为商品，并具有本身价值和使用价值。它的本身价值相当于工人自己及其家庭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它的使用价值能创造出比它本身价值更高的价值，这超过的部份就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

    这个研究结果令人沮丧，仍然有公民权利的劳教人员每天超负荷劳动，换得的工资（即生活资料）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更何况养活家庭。当时的劳教人员如此，当时的普通工人和农民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去了，那还有心思发展生产，搞科学技术。所以整个社会生产力都十分低下，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出来。解放10年了，人民生活还非常困苦。��

    旺苍县地处米仓山南麓与盆地北部低山的交接地带，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出产丰富。在川北流传着“到了昭化不想爹妈，到了广元不想银钱，到了旺苍不想家乡”，可见其富饶、兴旺、昌盛。��

    我们转移到旺苍时，沿途所见，乡村里没有川西坝子那样的茅屋，均是砖木结构的四合院大瓦房，其间不少空斗砖砌风火墙和石狮相卫的屋盖大院门。路边有不少雕刻精致，雄伟高大的石牌坊，有忠孝牌坊，也有贞节牌坊。但有的贞节牌坊上的“忠贞烈女”四字已被铲掉，改书成“活捉刘湘”。石柱的对联“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也改为了“苏维埃万岁！工农红军万岁！”��

    十九队驻地叫快活场侯家扁，是由七八个独立的四合院相连、相挨或相邻顺地势而建的大宅院。不像川西坝子独家独院竹林掩映的茅屋，而像北方的小村子。依山临河，住有20多户侯姓子民。��

    快活乡的乡场与侯家扁之间隔着一条由西向东的小河。平时像条涓涓细流的小溪，雨季却是浪涛汹涌的大河。这条河的上游叫包家河，与白水东流的一条小河相汇后，流到快活场的。在快活场受到坚岩的阻挡，折向南流，绕了个180度的圈，快活场就在圈内像个半岛的岩层上，而侯家扁则在圈外一片由山体下塌与河水冲积形成的台地上。��

    我们到侯家扁驻扎下来后，发现那里女人多男人少，男人都是老头和孩子，青壮男子多不在家。究其原因，青壮男子有的在煤铁矿干活，有的去新疆逃荒，也有因公致伤致残的，也有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给妻子儿女，自己却饿死了的。老区人民万万没有想到“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成功了还会受冻挨饿，还会饿死？��

    1958年至1959年，靠三面红旗劲风吹胀的粮食高产卫星，写在纸上，登在报上，却无法填饱人的肚子。于是在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了饿饭、逃荒、浮肿，甚至饿死人的现象。随后又袭击到城市，相当一部份职工、学生和居民，因营养不良而患了水肿病。有些人把这个事实说成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把责任推给天老爷。还有人把饿死人的事轻描淡写成“非正常死亡”。并且“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人，也不敢承认，不敢证实，还呼儿嗨哟地高唱“他是人民大救星。”��

    有关部门对全国人口做过统计：1959年全国总人口是6.72亿，1960年减为6.62亿，1961年又减少到6.58亿。中国的人口历年都是净增长的，唯有1960年和1961年两年净减少了1400万人。如果加上正常的人口净增率，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该在3000万以上。最近有公开出版的资料称：当时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4000万左右，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6.79%。��

    侯家扁的情况与当时全国农村的情况差不多，也饿死了许多人，所以才有那么多空房子给《415信箱》的人住。��

    十九队在侯家扁住得相当分散，有4个院子，七八户人家。每个院子里既住有两三个小组的劳教，又有一二户社员。可以说成是阶级成份混杂一起，又可以说是便于“群众监督”。尽管有人给社员打招呼：不要和劳教来往，他们是坏人!尽管干部给劳教人员打招呼：不要去串老乡家的门，否则要以违犯纪律论处。但社员们与劳教们通过相互了解，还是逐渐熟悉起来，融洽起来，甚至亲热起来。��

    究其原因，主要是老百姓愈来愈觉得当官的说的话不可信。譬如说“打土豪分田地”，农民以为“土改”分到的土地就是自己的了，那晓得没有多久，就不得不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又譬如说统购统销如何好，结果是农民想买的买不到，想卖的卖不出去。而供销社压级压价，耍秤杆，大斗进小斗出，与当官的勾结起来，吃肥了。再譬如说人民公社好，结果公社化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分配的口粮一年比一年少，一个月挣的工分买不到一盒劣质香烟。后来又说“公共食堂”好，吃饭不要钱，那么大家起早摸黑种的粮食，种的豆类瓜果哪里去了呢?不见有人用汽车拉粮食蔬菜来，只看见汽车一车一车地把粮食，黄豆往外运。这叫什么“吃饭不要钱”，实际是农民在无偿劳动，吃饭还能收他们的钱吗?筑路队来了，上面说住在他们院子里的劳教是坏人，经过他们自己观察，这些人并不坏。大多数都是知书识礼，能言善谈，文质彬彬。极少数人偷点摸点吃的东西，那也是逼出来的，他们自己也饿过肚子，能够理解。��  所以我和诸崇明等人来到旺苍，住在侯家扁，深感外部环境发生了良好的变化。除了上面讲的老百姓在认识上不把我们当坏人，愿意与我们接触而外，物质条件比凉山喜德，甚至比云南盐津都好。虽然那时候“人民公社”的旗帜还没有倒，但口号没有前两年吼得响了；虽然公共食堂的烟囱仍冒着烟，但各家各户的小灶房也开始生火了。房前屋后的南瓜丝瓜吊起来了，田边地角的菜苗长起来了，劳教们有钱可以去“划脑壳”(指煮南瓜)，没有钱的偷偷跳“丰收舞”。��

    《415信箱》在凉山淘汰了老弱病残后，到川北又接收了上千名刚从社会上收罗的所谓“社会渣滓”。这些人大多是在“自然灾害”期间过不了“粮食关”，偷呀，骗呀，扒呀，摸呀，而犯“错误”被劳教的。有人称这叫“415吐故纳新”。那时期，劳教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算得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大跃进。所以十九队到侯家扁不久，鲍队长和吴干事两口子就奉调去组建新的劳教中队。并带走了两名他们信得过表现好的老劳教人员，其中就有诸崇明。��

    诸崇明和我同队同组三年多，已是患难之交。此次分别当然有些难舍。但我们也没有办法。再说队长夫妇能带诸崇明去新劳教队肯定是好事。世间没有不散的筵席。后来的事实证明，鲍队长夫妇带走诸崇明确实是一种关照，诸崇明此时也患了水肿病，若不到新队脱产搞宣传，享受炊事员待遇，水肿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说不清楚。��

    鲍队长夫妇调走后，十九队做了大调整，管教干部全换了，劳教人员也大部份变了。原来在云南黄桷槽的一中队由于接收了新劳教，老劳教并入了改编的十九队。我被编到没有一个认识的人的小组，组长叫赖冲，纯正的中江口音。把“菜籽花花飞黄”念成“菜籽发发匪房”。一脸大麻子，年约四十，然而老气横秋。据说是南充地区某中学的历史教员，因“历反”管制劳教。此人家庭负担重，上有老，下有小，急盼早日“改造好”出去维持他那个风雨飘摇的家庭。所以削尖脑壳，不惜踏着同类的尸骨，以求他自己的“新生”。我知道此人的品行后，暗暗揪紧了心，处处谨言慎行，随时注意那麻脸的变化。��

    幸好，新编十九队的劳教人员中，老十九队的仍占了多数，有许多我原来就熟悉，关系较好的人。特别是早就认识的的樊通才、罗铁夫、杨应森、张先痴。所以只要有空闲时间，我就离开小组跑去与这几个人聊天。这几个人知道我的小组长那些德性后，都鼓励我说：

 “不要怕，我们是在新中国的红旗下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他是个老反革命。”“他若要装你的怪，你就唱‘镇压反革命大家一条心……’”。也有人纠正道：“这样唱不好。品质恶劣，只是他个人的本质问题，并不是所有被定成‘历反’的人都不好。况且被定‘历反’的人，并不真有历史反革命的事实。就像我们被定为右派一样，我们并没有反党反人民”。��

    我觉得后面这话有道理，所以有一次小组学习，这位赖组长说我不该经常与其它小组的人来往，应该多和本小组的同学在一起时，我没有唱“镇压反革命”的歌，而是据理驳斥，我说：“赖组长这个要求不尽情理，因为劳教纪律都没有同队的人不许串组的规定，何况我们在一起也是相互鼓励积极改造，想探索一条“多快好省”走向新生的道路。”��

    赖冲听了我回敬的话，脸上的麻子像炒米饭的碎粒一样，散开又聚拢，聚拢又散开，脖子的血管快速充血要爆裂似的……可是最终他还是把这口气咽下去了，没有发作。��

    这事不久，从凉山关禁闭已几个月的肖风突然被放出来了。并且没有个说法——是因为肖风认识好免予处理，还是当局搞错了放了算了。��

    据肖风介绍，关禁闭犹如旧社会坐“班房”(即坐牢)，不管严寒酷暑，关在一间只有一平方米的黑房子里。不准躺着靠着，也不准站着，只能端端直直的坐着。持枪看押的公安战士时不时要过来招呼：“不准打瞌睡!”每天吃二、三、三，即早饭2两，中午晚上各3两，基本上是吊命。每天只在晚饭后放一次风，其余只有大小便才能出去。于是他就隔1个小时喊一次“报告解手”，公安战士烦了，就控制他喝水，这下子他闹得更凶了，想到反正饿死，渴死，不如拼了，就天天大叫大嚷：“你们违犯了党的革命人道主义政策，我要控告你们!”结果被戴上了手铐，先铐在前面，他仍然闹，于是改成后铐。此时他的肚子瘪了许多，身子也很瘦，于是蹲下去，试图把反铐在背后的双手从臀部，从脚下绕到前面。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七八次的试验，最后终于成功了，他像孩子玩游戏一样高兴。��

    肖风被放出来后，曾经想过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劳教单位折磨人的方式。他当时哪里知道，在毛泽东眼里“右派就是反革命”。“对敌人要狠”也是毛泽东的主张。此时正红得发紫的公安部长不会忘记领袖教导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公安系统“不左就不是革命”的思想占了上风。��

    按说，肖风这样不认“罪”，即使不判刑，也非要把他弄“老实”。他何以能被放出来呢?大家猜测与当时中央可能要对“右派”进行复查有关。肖风是省里挂了号的有名右派，万一在禁闭室给弄死了，他们吃罪不起。��

    肖风被放回十九队后，没有让他回原先的小组。因为原先的小组有一些与他“臭味相投”的人。所以把他放到我所在的赖麻子小组，置于一群被判了管制的反革命分子的监督之下——这是管教干部们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还好、赖麻子小组下铺已经住满了，只有上铺有个空位置，正好挨着我。这下我们两个人都有说话的对象，不寂寞了。��

    有一天全队休息，樊通才，罗铁夫，杨应森在一个“反右倾”时下台的生产大队长家里给肖风接风洗尘。无非是一锅红苕南瓜，十几个芝麻饼，一包伊拉克蜜枣和一瓶包谷烧酒……几口酒下了肚，个个都来劲了，有的说：“妈的，已经三年多了，何年何月才能解除劳教?”“难道我们就这样困下去吗?”有人发问。“我有个朋友原是公安局的，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雅安农村监督劳动，听说最近逃到新疆去了……”没等这位说完，另一位接着说道：“谈何容易，跑那么远，没钱没粮票怎么走?”那位下台队长听几个劳教你一言我一语，也凑过来煽风：“干吧，怕什么，我大伯就跟徐向前干过。听说这位同志(指肖风)是个大记者，就领着我们干吧，跑新疆也好，上山游击也好，我都奉陪。”肖风听到这话扯远了，又联想到自己刚被蛇咬了一口，现在连黄鳝都害怕，连忙把话转回来：“大家喝酒喝醉了，说了些酒话，队长不要在意，哪里说哪里丢呀。”正在这时，队长老婆进来说：“好象是你们队上的卿干事带着两个“脱法”的劳教朝这边来了，手里还带着捆人的绳子……”下台队长说：“大家不要慌，我带你们往后山撤，他们跟不上。”��

十二、侯家扁的萨皮纳��

 

十九队改编后的队长姓唐，邛崃大邑一带的口音，年约30多点。初来队时身体清瘦，不久就红光满面，胸阔臀圆。据说在“自然灾害”时期，到劳改劳教队当干部，比任何“肥缺”都实惠。随队长来的还有个姓卿的干事，五短身材、消瘦，年约20多点，成都人。给劳教们留下的印象：极左，捆起人来很“黑”。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叫“一匹狼”。1961年开春不久，十九队给五个“确有悔改”的人摘了帽子，解除了劳教。这五个人中有肖风原先的大组长

王泽澄，理发员何俊生，我原先同组的秦成远和两名家在农村的。王泽澄是城里人，想回家。但父母怕他回去会影响弟弟妹妹工作和升学，留了队。只有秦成远坚决要求回成都，以便帮助寡居多年靠针织手工抚养两个弟弟的母亲。��

    秦成远回到成都后，地方当局并没有如中共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中所说的：“帮助他们就业，安排适当工作”，所以只好在家帮母亲粘纸盒，打布壳……。后来一个拉架架车的亲戚见他年轻，就叫他去拉边腕儿……起早摸黑，每天总算能挣一元多钱。王泽澄留队后被安排到新劳教队保管施工工具、劳保用品，吃干部伙食，处于干部与劳教人员之间的地位。他原是公安局的刑警，当时已28岁，在山沟里钻了三年，解除劳教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找一个老婆。老区的老百姓不信邪，偏要把一个18岁的姑娘嫁给一个“脱法”的劳教……20年后，历史证明这一家人是有远见的。王泽澄落实政策后，没有回公安局，而是被“适当安置”在土产公司。当时土产公司为了拓展业务，增加出口创汇，在广州设立办事处。，为了利用王的海外关系，把王也派去了。王不负厚望，利用海外的亲属关系，拉了两笔业务就为公司赚了100多万元人民币。后来因为与顶头上司有摩擦，就趁“小平南巡”的时机下海经商，自办实体，几年后成了亿万富翁，把旺苍的妻子和儿女都送去澳大利亚侨居，自己则在香港、深圳和四川几个地方投资办公司。��

    有一次发了“工资”的第二天，肖风为了答谢大夥儿上次的款待，约我和樊通才、罗铁夫、杨应森和张先痴到下台队长家“划脑壳”。这次的内容很丰富，除了红苕、南瓜，还宰了一只膻味很重的山羊，但是张先痴没有来。于是我回去找他，发现他在替房东做事。��

    原来他们小组住房的房东，是个带着一个一岁半的小女孩的寡妇。是从外地嫁到侯家扁的。丈夫在煤矿上班，可是去年因矿井发生瓦斯爆炸而遇难了。按照当地的习俗，丈夫死了不满三年，遗孀是不允许改嫁的，所以她带着孩子单独过日子。这女人当时还不满20岁，正值情窦初开。这群衣衫褴褛，但气度不凡的劳教们，使她的眼神忽然亮丽起来。这群在深山老林封闭了三年的劳教们，在侯家扁见到那么多女人，也无不为之心动。虽然这些女人不像城里女人那样爱打扮，有条件讲究衣著，但她们青春的风韵，温和的气息，天真的娇媚，自有诱人的魅力。所以每当这些女人路过身旁，总喜欢瞅她们几眼。甚至把眼光聚焦在女人的脸蛋，胸脯和臀部上面……流露出愉悦和快乐。��

    劳教单位规定劳教人员不许去老乡家串门，但对于同住于一个大院的房东的家，则很难避免。有时是房东叫劳教们去他们家帮忙搬这抬那；有时是劳教们向房东借这要那。当然不排除有些是故意的，是一种借口。如此这般，干部们也只好听之任之。��

    张先痴那个新寡房东的小女孩，由于突然没有了爸爸很不习惯。所以经常跑来与胡子八叉的劳教叔叔劳教伯伯玩。在她幼小的心灵里，这些叔叔伯伯和她爸爸一样每天拼命的劳动，又善良又亲切，简直就像她的爸爸。有一天张先痴因病没有出工，打扫完小组住的房间和院子的院坝，坐在阶沿房东的竹凳上休息，那小女孩又跑来爬到他双膝上，要他做“拉锯回锯，家婆门口有本戏……，” 他被这天真无邪的小孩的亲情感动了，就用嘴唇轻轻地吻小女孩细嫩的脸蛋，小女孩挣脱后，专注地又瞧了他一眼，然后又扑倒在他怀里，双手紧紧的抓住他的衣襟，轻轻地叫了声：“爸爸，你的胡子好扎人哟!”那小寡妇站在家门前目睹了这一切，眼眶里滚动着泪水，回想着……入神了。但听到女儿喊那劳教“爸爸”时，她惊呆了，脸也红了，血流朝上涌……。��

    自那以后，张先痴与小寡妇像是有了某种默契，并有了频繁的接触，其中介就是那小女孩。有时来叫他去帮妈妈劈柴，说有个树根蔸妈妈劈不开；有时又叫他去帮妈妈移柜子，说妈妈移不动……如此一来，张先痴怕经常这样会被人怀疑，曾经想过不去。但又抗拒不了那女人的吸引力，于是就经常装病不出工，即使被扣饭，也在所不惜。��

    有一天张先痴又装病没有出工，被女孩叫到她家里，小寡妇虚掩着房门，叫女儿守着，说有人来就叫妈妈。随后就进到里屋端起竹筛里的豆荚，低着头剥了起来，也不说明叫张先痴来做什么。张先痴只好蹲在她膝前，从她膝上的竹筛里抓豆荚来剥。有一回他的手指在粗糙干瘪的豆荚中与小寡妇细腻温柔的手相碰了，两人都连忙把手缩回去，呆着不动，相互也不瞧一眼。但互相都能听到对方心跳的声音，这局面只维持了片刻，两个人都按捺不住，克制不住，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疯狂地亲吻着对方的嘴，脸颊和脖子。竹筛掉在地上，豆荚和豆粒撒满一地……张先痴的手还从小寡妇的衣襟下方深入到里层，抚摸着有些松软，但很细爽、光滑、温暖、圆润的奶。然后又顺势往下摸去，想解开女人的裤带……被小寡妇用手推开，说：“别这样……光天化日之下……门没有关……外面有孩子。”��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小寡妇见到张先痴就红脸，并把头低下去，脸上有愠怒的神色。这是让张先痴最难受的。于是有一天下午他又装病不出工，冒着被人看见的危险，慌张地跨进小寡妇的门坎，想问个明白。发现小女孩没有在屋里，就问道：“孩子呢?”“她婆婆上午来接走了，要她去耍几天。”这回答让张先痴喜出望外，迅速将门栓上，一把将小寡妇的双腿抱起，把整个身子扛在肩上，扛进里屋，然后平放在床上。小寡妇闭着眼睛，嘴里轻声地叨念着：“你要干什么?”可是并不反抗，任随张先痴摆布。亲吻了嘴唇和脸颊后，解开她的上衣，看她白花花的胸膛和那对摸过但没有见着的奶，于是就用舌尖去舔……明显地感觉得女人的肌肤里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明显地听到小寡妇很细微的“啊!啊!”的叹息声和加快了的心跳……但当他再一次去解她的裤带时，这女人睁开了眼睛，死死的抓住裤带的结不放，僵持了约一分钟，张先痴“打滑了”，然后也泄气了。这寡妇见张先痴很失望的神情，好象也很懊悔，于是双手抱着张的头，主动亲吻着张的唇、鼻子和眼睛，然后轻声在他耳边说：“不要性急嘛!大白天万一有人来呢?”最后她许诺张先痴：“今晚下半夜我不栓门，你来吧。”当晚的上半夜是个漫长难捱的时刻，张先痴回想着自己初婚时的那些日日夜夜，回想着与妻子的痛苦分离，想到妻子亡命新疆，不知是祸是福……。张先痴，时年28岁，微瘦，有英俊潇洒的外表，特别是腮帮下面一圈经常不剃的黑黝黝的胡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很性感，女人们见了无不消魂落魄。他是武汉人，出生在一个旧官吏家庭，父亲曾任国民党政府警察总署的大官，可是武汉解放时他就在学校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西进，脱离了官僚家庭，信仰了共产主义。入川后，随军追剿过胡宗南的残匪，又参加过土地改革。四川合省后，因地方政权建设需要，又旋即转业到地方搞文艺创作，配合政治运动宣传。“肃反”时，单位领导从他的个人档案材料上，看到他父亲曾经是“蒋帮的特务头目”，因而对其进行审查。实际上其父早就“身在曹营心在汉”，早就与中共的地下组织挂上了钩，并提供过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所以解放后做了政协委员。既然父亲都没有问题，儿子反受到审查，当然想不通，所以整风座谈时，对于一些单位在“肃反”运动中不问青红皂白，把凡有海外关系，凡有亲戚朋友在国民政府干过事的，统统弄来审的做法表示不满。并说有些领导人言而无信，要人时甭管你在旧社会当过土匪地痞，只要你投身革命，背叛反动阶级就行。不用你了，就这也不行，那也有问题。于是“反右”斗争开始后，他被定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不服气，闹着要上告，又被加判三年管制，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与此同时，刚与他新婚不久的妻子，也在学校被划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后来听人说妻子受不了农村的艰苦生活和政治歧视，逃到新疆去了，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我知道张先痴与小寡妇的关系后，曾问过他最后的结局，他说：“劳教了三年，什么欲望都没有了，一天到晚想的都是如何偷奸耍滑少干点活，多弄点吃的，根本没有心思去想女人。到了侯家扁，才发现前两年不想女人，是因为那些地方很少见到女人，偶尔见到的也是不值得去想的女人。到了侯家扁情况变了，这里女人多，想躲开都不行，何况像小寡妇这样年轻貌美的女人。”说到这里，张先痴非常兴奋，称小寡妇为“我的萨皮纳[ZW()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书中人物，克利斯朵夫爱过的寡妇。[ZW]]”。说她的相貌很像佛罗伦萨的少女，细身材，小骨骼，眉毛向上，灰白色的眼睛，在浓密的睫毛底下，只睁一半，下眼皮底下有条很浅的皱纹。玲珑的小鼻子下端微微向下勾着，鼻尖和上嘴唇中间有一条小小的曲线。嘴巴总是少有笑意，但只要笑起来就很甜、很美，神情中掩不住有点儿倦意，是病西施的韵味。我见张先痴绕开话题，想回避一个事实，就画龙点睛，一针见血的问他：“你究竟与那小寡妇有没有那种关系?”张先痴见已短兵相接，无法回避，就惭愧地答道：“下半夜我如约去了，不知是兴奋，是太激动，太紧张的缘故，还是身体太虚弱，结果还没有……就谢了”。��

 

十三、求生必先求食

 

十九队的施工任务，主要是修筑快活场一段正线铁路路基。其中包括中小涵洞数座。这里有一条从广元通往通江、南江、巴中，简称“通南巴”的省级公路，所以不需要再修施工便道。设计的铁路线路基本上沿着这条公路，施工材料、施工用具和生活补给都有汽车运输，非常方便。加之山低坡缓，劳教们又有三年修路经验和土石方开挖技术，所以施工进度比较顺利，没有发生死亡工伤事故。但生活供应仍然紧张，主粮中玉米减少了，大米增加了。可是这种大米多是翻仓的底仓陈米，泥砂和老鼠屎很多，并且有霉变的气味。也曾经供应过红苕，五斤顶一斤大米，数量多，味道好，劳教们喜欢吃。但吃过后肚子胀，发酸，所以当地人都要拌着泡酸菜吃，才拉得出屎。肉类、油类、蔬菜偏少，但比凉山好些。况且可以从老乡家买到副食品，所以说从生存的条件来讲，基本上过得去。但是，这么一来每月的“工资”扣除伙食、衣服后所剩无几，导致劳教们偷食农作物，如嫩苞谷，红苕、南瓜、红萝卜、花生的事不断发生。凡被抓到的轻则在小组检讨，接受批判。重则全队开大会批斗，免不了皮肉之苦。但不管批判或批斗，经济损失都是要赔的。赔偿的钱从“工资”中扣，直到把今后数个月的“工资”扣光。这么一来，愈扣愈没有钱，愈没有钱愈要偷，成了恶性循环。��

    此时杨少西也到了旺苍，他的信念是“只要活着就是胜利”，他的生存法则是“为了活命可以使用一切手段”，但以不剥夺他人为条件，合乎当今我国主张“首先考虑生存权”的观点。��  杨少西当然是中队“违纪”的典型。但由于他的聪明和智慧，在获取生活资料方面使用的方式很隐蔽，有许多绝招，叫干部们明明知道是他干的，却拿不出证据，奈何他不得。��

    譬如他知道农民的想法，只要劳教们不偷自己房前屋后“自留地”里的东西，去偷公社，他们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他就只偷“公家”的，并且诡辩道：既然是“公家”的，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份，只是自己提前“各取所需”了。��

    再譬如食物的加工方式，大多数人采取的是火烧。用苞谷壳或南瓜叶子厚厚的将苞谷包起来，放在一个坑里，上面烧一堆柴禾，用柴火和灰烬将苞谷烘熟。但杨少西说用这种方法加工食品，无论白天或黑夜都有火光和烟子，极易被人发现，又容易引起山林火灾。于是他脑门一拍，想了个绝招：用一条长裤将南瓜苞谷装进去，然后将裤腰和裤脚用麻绳扎牢，连结一根粗棕绳，偷偷放进烧开水和热水的瓮子锅里煮。一般瓮子灶设在厨房的偏棚里，四周没有关栏，灶火昼夜不熄，只要在炊事员凌晨上班之前，拉着那根棕绳就能把煮的东西从瓮子锅里拖出来。这些东西吃起来虽然有股水臭味，但都是熟的，比生的好吃。他们连续干了几次，都很成功，神不晓鬼不知。但是不久他们听到许多人说无论喝开水或是洗脸，总觉得开水或热水里有南瓜和苞谷的馊臭味。这事报告到事务长那里，事务长很重视，亲眼看着炊事员把瓮子锅里的水放完，里面没有发现有意外的东西。可是第二天的开水和热水就没有了那种臭味。于是大家以为是炊事员没有经常给瓮子锅换水的原因。��

    既然在瓮子锅里煮东西已引起了“不良反应”，就不能再干了，俗话说：常走夜路，难免不碰上鬼。但为了生存又不得不想办法弄吃的。��

    不久，康永意提供了一个情报：厨房灶台与灶坑之间那樘木裙板被风刮掉了，站在灶坑里就能拿到灶台上的东西。每天凌晨熬稀饭的炊事员只有一个，稀饭开锅后是不盖盖子的，炊事员只是间或用铲子搅动一下，以免生锅烧糊，大部份时间坐着抽烟或打瞌睡。��

    于是他们设法弄到了两个比较大的罐头筒筒，扭上铁丝，再接上一节竹竿，就像成都人从井里扯水那样，从灶坑悄悄将罐头筒筒压进沸腾的稀饭锅里，然后拉起……如此反复几次就是一洗脸盆，够他们早晨填饱肚子。杨少西，康永意、汪白孚一个操作，一个接应，一个放风。三个岗位中最重要的是操竹竿的，既胆大又要心细，稍有疏忽不是将炊事员弄醒，就是被稀饭烫伤。所以他们每次行动都选择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所以从来没有落空过。但是，杨少西等人的小偷小摸比起肖风算是小打小闹。��

    肖风回到十九队不久，经过细心观察，发现快活街上四大队大队部喂养了几头猪，已长到1米长，100斤重，晚间只有一名公安战士在大队部站岗，并且驻守在大门附近。而猪圈是在厨房后面靠河的地方，离大门较远。河岸是一段两米高的堡坎，堡坎布了些简易的铅丝网，只要不是洪水季节，从侯家扁涉水过河爬上堡坎，用一般钳子就能剪断铅丝网爬进去…为了保险起见，他又利用去大队部领工具的时机，借口找厕所去猪圈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确实可行才决定实施。他找了罗铁夫和樊通才商议，踏勘和目测了距离，估算耗用的时间，觉得下半夜有两个小时就足够了……因为他们只需从圈里把猪赶出来，推到河里，让河水把猪冲到不远的下游，就有下台队长带的两个弟兄在那里“收漂”。然后会把猪弄到山上去杀了，加工好，肖风等人只管去吃。此时肖风在当地农民中已有一定的名气，与一些农民成了好朋友。��

    那知道这次偷猪不是偷鸡，可以把脖子扭转过来，让它叫不出声。��

    肖风在农村搞过“土改”，与农民同吃同住，熟悉猪的习性：好吃、贪睡，只要给它搔痒痒，就会陶醉。��

    那夜凌晨2时，月亮和星星已经隐去，只从云层深处漏出一点光亮，让河边的小树投下些淡淡的影子。肖风、罗铁夫、樊通才涉过齐大腿深的小河，由樊通才做人梯，把肖风、罗铁夫送上堡坎，剪断铅丝网钻进了猪圈。把一头靠圈门睡得懵懵懂懂的架子猪弄醒，掏出准备好的饭团往猪嘴里塞。猪哼了两声，把饭团嚼光了，还想吃，罗铁夫又拿出一个饭团只让猪看得见，却不让猪吃。然后往铅丝网那里退，想把猪引诱出去。肖风则一面给猪搔痒，一面推猪的屁股，哄着它向前迈进……他们终于钻出铅丝网到了堡坎。这世界上蠢笨的动物，发现月光照得泛白的河水，竟然像是知道前方有危险一样，忙往后退。罗铁夫想到冒了这么大的危险，眼看要成功了，哪甘心就此罢休，心中一急，抓着猪的耳朵硬拖。肖风也急了，猛推猪的屁股。猪也逼急了，拼死挣扎的同时大声嚎叫起来。肖风和罗铁夫立刻想到了公安兵和那手中的枪，就本能地松开了手，在樊通才的接应下，逃离了小河。刚钻进侯家扁这边一块苞谷地，大队部后院就亮起了几束手电筒的光芒，还向铅丝网和堡坎方向扫射了一遍……幸好他们已跑远，手电筒照不着他们。��

    后来据说：大队部的人是第二天清晨才找到那头大难不死的猪的。并且认定“有人来偷猪”。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是劳教们所为，万万没有料到劳教们有这样大的胆子。干部们没有料到的事还多着哩!不久又发生了偷窃运粮汽车的事。

“反右倾”运动以后，急于向“高级”所有制过渡的思想又重新抬头，“共产风”再度刮起，强迫命令和浮夸风更加剧烈。各地以扩大公社经济和坚持以管理区(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名，无偿地从生产队抽调猪只、劳动力、土地和建筑材料，引起农民的不满。社员说除了老婆娃娃以外，一切都是公家的。1959年至1961年四川连续三年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60年和1961年的产量相当于解放前夕(1949年)的89.6%和77.3%。但三年间国家征购占产量的比重反而由1958年的30%左右，提高到48.9%，46.2%和38.8%。三年间农村人均留粮分别为139公斤、130公斤

和129公斤

。粮食征购率之高和农村人均留粮水平之低，为全国仅见。〖ZW()同期、全国平均粮食征购率分别为41.7%，35.5，29.6%全国农村平均留粮分别为188公斤

，176公斤

和184公斤

。〖ZW〗〗城市人口的口粮定量标准也一再降低，1960年城镇居民每月只有8.5公斤

。当年夏季，全国粮食进一步紧张，中央于5月份起一再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包括四川在内的粮食调出省，抓紧突击抢运，确保北京等大城市和各灾区的供应。四川为此千方百计筹集粮食，并于9月1日

突然宣布正在流通的“四川省地方粮票”作废，总额为4800万公斤，否定了粮食“节余归已”的政策，严重地失信于民。��

    据统计：在四川人民忍饥挨饿，水肿病蔓延，人口负增长的三年里，四川向中央上交了587万吨粮食。而同期省内购销余额仅为353.4万吨，因而动用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库存粮食。许多粮库粮源枯竭，颗粒无存。全省30%的地区缺粮，缺粮面达到40%，甚至80%。7月间人均留粮最多40公斤，但得不到及时赈济。据说有些县有生产队“减员”1/3的，也有全家老小都饿死的。��

    在这种历史背景条件下，肖风等劳教们和沿途饥饿的农民们，看见“通南巴”至广元的公路上，一辆辆满载粮食的汽车，夜以继日地往外运，心里很难平衡，很不是滋味。所以打起了运粮汽车的主意，他们“爬汽车、盗大米”演绎了一出类似《铁道游击队》的戏。��

    1961年金秋，一个天高云淡正是亲人团聚的夜晚，七八个人影埋伏在快活至白水一段上坡公路两旁，望着一辆辆只亮着远光灯，不鸣一声喇叭的运粮汽车从自己面前开过去。1辆、2辆、3辆……当14辆，也就是最后一辆开到他们面前时，路旁的人影掀掉头上的松枝或红苕藤。有两人突然跃起，像奔驰的野马追上了汽车，抓着车尾板爬了上去。拨开帆布篷，从车里抬出一麻袋大米丢到公路上，然后又是一袋……汽车快下坡时，那两人从汽车上安全的爬了下来，两袋大米已被同伴及时抬离了公路。��

    运粮车是粮食部门专业运输车队的，小队是最小的编制单位，每小队14台解放牌汽车，由班长带队，集体行动。由于是“出省粮”，又是“紧急调运”，含有“政治任务”意义。所以抽调的司机都是政治可靠，驾驶技术娴熟的运输大队的精英。他们在这条路上已跑了半月，从没有发生过问题。可是这一趟由班长驾驶，有保修工同车的最后一辆汽车上的大米差了两袋，共150公斤。这位班长和保修工立即被停止了下一趟运粮任务，并通知回大队部“反省”。据这两位师兄交待，因为粮食是重载，麻袋没有超过车厢位，无需用绳子捆绑。但帆布帐篷的车厢尾部是扎紧了的。因是夜间行车，只注意了前方，没有注意也无法注意车后的情况。所以他们都表示吸取教训，没有承认自己有什么过失。后来经过组织审查，班长在朝鲜战场就是“英雄运输兵”，立过军功，又是党员，政治可靠。保修工的任务主要是汽车保修，对货物的丢失不承担直接责任。加之又是车队支书的小舅子，所以最后都按照“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重在教育”了一阵过后，恢复了原来的工作。��

    鉴于粮食在运输途中被盗，又不能确定具体路段，难以通过公安部门侦破，粮食部门只好自己采取防范措施。措施之一，就是把车距缩短，无论灰尘有多大，后面汽车的远光灯必须照着前面汽车的尾板。措施之二，上坡加大马力，提高速度。特别是最后一辆汽车的副手配备了多节电池的手电筒，随时观察车后的情况。措施之三，车尾挡板的地方多加绳子，织成网，防止人钻进去。��

    俗话说有矛就有盾，有盾就有矛。盗粮人两次失手后，针对汽车上的防范措施也制定了相应的对策：携带了可以快速割断绳子或戳破帐篷的小刀；摔大石块挡在公路上，迫使汽车减速……。驾车人与盗车人相互不是敌对关系，不像日本皇军与中国土八路是敌人，何以如此针锋相对呢?其实都是出于无奈，都是为了饭碗：开车人为了保住饭碗，盗车人为了端上饭碗。��

    后来发现，盗车人往公路上摔石块这一着有些愚蠢。他们看见运粮车不是减速而是停下来了，并且所有的汽车都停下来了。车上的人下车把石块搬走后，让汽车一辆一辆的开过去在坡上等着，等所有的车都开上了坡，又一辆一辆地检查了一遍，没发现汽车周围有异样，才一齐发动一齐开走。盗车人眼睁睁看着肥肉从自己嘴边溜走，也不敢像《水浒传》的杨志和《平原游击队》的李向阳公开去抢。��

    与此同时盗车人还没有注意到开车人已将“出事”地点的里程碑记了下来，以便确定具体在哪个县，哪个公社的境内。不久，这份情况报告就由粮食部门提供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批示公安部门作为“政治事件”限期破案。��

    虽然当地老百姓大多数都在挨饿，对于偷粮的行为不以为然。但老百姓中也有为了自己而出卖他人的，就像红军来了有人给红军引路，白军来了也有人给白军捎信一样，有个人发现某家人已经半个多月屋子里没有冒烟了，最近忽然天天冒烟。他以为这家人的儿子在外闯荡发了财。于是准备去摸清情况后偷，哪晓得发现这家人正用白生生的大米煮饭。由于他与这家人往日有隔阂，就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新上台做生产队长的亲戚。这亲戚在一次公社工作会议上，听了公安员传达县公安局关于“侦破盗窃运粮汽车”的指示，怕自己犯“知情不报”的罪。连忙在散会后将自己从亲戚那里听到的情况如实报告了公安员……不久那家人的男人就被公社民兵抓走了……毕竟那人不是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几根楠竹扁担打成刷把后，就供出了下台队长和肖风。��

    这事发生不久，大约国庆节前夕一天中午，十九队的劳教们刚吃完午饭，肖风被告知：有事情，要他到大队部去一趟。随即被两个“跑二排”的“脱法劳教”带走了，但没有被捆绑。行前他抓着我的手非常镇静的说：“估计我回不来了。我枕头下有几本书……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有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有尤利乌斯·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就送你了。”我的眼泪滚了出来，语也塞了，不知说什么好，肖风反而安慰我：“男儿有泪不轻弹!今后要多学文化，多读书。”肖风被送到大队部后不久，两个“跑二排”的又转回来卷走了肖风的被褥和衣物，从此肖风就在十九队消失了。后来我问罗铁夫和樊通才：“肖风究竟出了什么事情?”“这年头还需要出什么事情吗? 他们想抓你还找不着‘理由’?” 他俩气愤地答道。随后又压低嗓门轻轻地说：“那个下台队长也被抓了，已关在县看守所，听说是为偷运粮车的事……”历史学家在评述《水浒传》、《太平天国》和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曾经说过那是“官逼民反”。但我相信，受共产党教育和影响多年的老区人民怎么逼也不会反对共产党。遭受错误处理还视为“母亲错罚了孩子，对孩子来说，母亲永远是母亲”的肖风更不会反对共产党。我认为肖风只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才去偷粮食的，相信关一段时间禁闭就会放出来。��

 

十四、逃亡是被迫的选择��

 

肖风出事后不久，张先痴也出了问题。有一天刚吃过晚饭，张先痴跑来找我，说他很饿，要我陪他一块去老乡家弄点吃的。我问他为何不去找他的“萨皮纳”?(那寡妇原来经常偷偷给张先痴弄吃的，并偷偷替他洗衣服和补衣服) 他说，一方面自己“不行”，她不满意。另一方面她已觉察到有人在注意她与他的关系，所以不愿意再到她家去。

我觉得肖风出事后，那麻脸小组长把我盯得很紧，恐怕难以脱身。就拿出中午在的稻田里拾的十几个田螺和在岩石上剥的地木耳放到钢精锅里，加了水和盐巴，一同到厨房的灶坑利用炉膛的余火煨煮，想缓解一下张先痴饥饿的燃眉之急。��

    这里得补充下钢精锅的事。从云南到凉山，劳教们的饭食多是用大木甑子蒸的，然后由炊事员按各人的定量用饭勺给大家添，这种分配方式有可能搞舞弊，大家反映强烈。所以到凉山后为了避免舞弊和饭食易冷，就购置了口径16公分样子像佛堂里倒置的磬那样的容器，称为钢金锅。炊事员按不同的粮食供应标准装米蒸饭，既防止分配不公，又摔不烂。劳教们还可以用来煨煮东西。可是到了川北，特别是暑天，领饭时端着烫手，又改为瓦钵钵蒸饭，钢金锅就处理给了劳教，大家就用来煨东西吃。��

    我那点田螺和地木耳难以消除张先痴的饥饿。当晚熄灯睡觉后，他仍然约了一个叫周茂歧的人偷偷跑到距侯家扁不远的一户农家，用一床在凉山买的再生棉毡子，换了10多斤胭脂红苕正煮得咕咚咕咚，正吃着老乡不要钱的泡青菜。突然那个就业的理发匠和另一个“跑二排”的闯了进来，说队长要他们立刻回去。张先痴和周茂歧先是好言相求，让他们把快煮好的红苕吃了就回去，要打要罚均可以。可是两个“跑二排”的不依。张先痴见说好话两人听不进，有点生气的说：“你才‘脱法’几天，就这么不讲情理……”“不讲情理又怎样?我们是奉命行事。”“奉命行事又怎样?老子偏要吃了才走!”于是争执起来。那老乡也觉得快煮好的东西不吃可惜，忙把还差点儿火候的红苕铲起来，装在小木盆里，放在他们面前的地上(这家人没有吃饭的桌子)，叫大家都坐矮板凳吃。并帮着替二人求情。可是那“跑二排”的理发匠却要老乡与劳教人员划清界线。老乡的嘴也不饶人，立即给理发匠顶了回去：“你原来不也是劳教吗?”于是理发匠恼羞成怒，用脚尖把那盆热腾腾的红苕掀翻在地……这下子把张先痴和周茂歧都激怒了，感到已忍无可忍，随即像吼狮一样从小木矮凳上跃起，一记勾拳打在理发匠的下牙腮上，理发匠的口腔顿时冒出了鲜血。与此同时，周茂歧也怒吼着：“让老子打死你这狗腿子!”一拳又敲在理发匠的太阳穴。理发匠的眼睛立刻充血肿胀起来……另一个“跑二排”的见事不妙，早已溜之大吉。张先痴和周茂歧气愤难消，红苕也吃不下去，说：“汉子做事汉子当，我们回队上去。”��

这件事当晚十分平静，队长没有训斥他们，第二天照常出工，各人做各人的事。在干部们看来，昨晚的事“跑二排”的也确有不是。他们只是令“跑二排”的去把两个违犯纪律的喊回来，并没有叫他们去毁了人家吃的东西。但是又不好批评“跑二排”的，怕挫伤他们的积极性。特别是理发匠的牙腮和眼眶被打伤，不教训教训张先痴和周茂歧，面子上说不过去。所以第二天傍晚，大家吃完晚饭，还不到晚间学习时间，值班大组长一声口哨，叫大家带小木凳到中队部前面的土坝子集合……唐队长一脸杀气腾腾，一口电闪雷鸣，空气立刻趋紧。张先痴和周茂歧被喊出去，双双面对全体劳教站在前面，交待昨晚的罪行。他们承认干部派人来叫就应该立即回队，但又强调舍不得那盆煮好的红苕，并且浪费粮食是一种罪孽。他们承认出手打人不对，但又说若不是理发匠踢翻那盆红苕事情也就不会发生。甚至说：“打狗要看主人”，理发匠是奉了干部之命，打他们就等于打了主人……最后这一句说得特别不妥，虽然劳教们听了暗自高兴，但干部们听了难以容忍，气得两眼圆睁。随着一声“把两个给我捆起来!”卿干事和那个没有挨打的“跑二排”的走上前去，将一根中间打了个扣结的白麻绳搭在张先痴的脖子上，然后分两股将张的左右手臂缠起，并扭转到背后，将绳子的两个头穿进扣结，将两肘向上推，推得来两个拳头快接近后脑门。这时许多“英雄豪杰”都会疼得哇哇乱叫，但是大家看见张先痴的两个拳头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紫，太阳穴和额头的汗珠像雨滴般落下，可是他紧咬牙关，鼓起腮帮，没有哼一声。周茂歧的“待遇”当然不会比张先痴好，但他身材矮小，体形单薄，很快就招架不住而瘫倒在地。于是两个事先受命的积极分子连忙上前将周茂歧架起。但是只要他们一松手，周茂歧就要倒，结果只好继续架着周的双肩，站在前面陪着接受批斗。��

这次批斗会开得并不如唐队长想象的那样成功，除了几个受命的积极分子声嘶力竭地嚎叫了一阵，无限上纲地分析一通而外，没有人响应。可以说是劳教三年来我见到的最冷清的一次批斗会。��

究其原因：其一是劳教三年，前途渺茫，踩着别人走向“新生”是可耻的，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其二，旧社会就听人说“吃的东西官都不究”，在人祸大于天灾的年代，在饥饿遍布国土的日子里，被迫搞点或者偷点吃的东西，算得上什么错?干部们不多吃多占，仅靠国家规定的那点供应，能油头滑脑，红光满面吗?其三，唐队长和卿干事到十九队“左”得令人发悚，只叫大夥儿拼命干活。大夥儿由于饥饿，用自己的血汗钱买点吃的，或用自己的衣物换点吃的，就违犯了“纪律”，动辄不捆则绑。大家就是要用沉默来表示一下对唐队长实行“苛政”的不满。

对张先痴和周茂歧的批斗进行了两个夜晚，说来说去也就那么大个事。何况在干部们的眼里：理发匠挨打不过是坏人打坏人，类似狗咬狗的事情。所以，只要张先痴和周茂歧答应继续反省，然后写个检讨，给干部一个下台的阶梯，批斗就可以结束。所以不少人劝两人“鸡蛋不要碰石头”，认个错算了。��

第三天早晨，张先痴和周茂歧两个小组的人到厨房“打饭”没有发现张先痴和周茂歧，以为是在上厕所。出工时，没有见到他们，以为是他们挣表现提前出工了(此时巳不要求集合出工)。到工地没有看到他们，以为是干部留下他们写检查……直到中午收工回队一核对，才猛然发现两个人真的不在了，两个小组长的脑子里立即闪现出“他们逃跑了”的念头。马上报告了中队部，中队部报告大队部，大队部又报告支队部……于是支队部派出“追逃”人员在广元和旺苍两个方向的路上设伏拦截，然而未能成功。因为当时的通讯设备和交通工具都很落后，拦截行动比逃亡者慢了两天。��

大约快到1962年元旦，《415信箱》的右派集中在侯家扁幻想着甄别的时候，忽然传来张先之和周茂歧双双被抓回的消息。透露消息的人说得绘声绘色，说张先痴在天津买通了偷渡的蛇头，乘一条渔船正开往停泊在渤海湾的外国商船时，被海关缉私艇追上而扣押的。说周茂歧说得更精彩，说他逃到了北京，找到使馆区，并进到了南斯拉夫驻中国的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被中方密探抓获。��

两人的落网连累了一个叫任世同的人，说他与张先痴的出逃有直接关系。与此同时，凡与两人平时关系密切的也受到了审查或讯问。唐队长语重心长地劝导我：“你这么年轻，原来还是团员，怎么与这些老反革命混在一起?你与他们是不同的，只要你与他们划清界线，站到政府这一边来……。”我知道这是“分化瓦解敌人”的策略，最后并不会给你“烧饼”吃。，于是始终否认从张先痴那里听到过什么“反动的，反革命的言论、反革命的策划、反革命的组织……”��

当唐队长拍桌打掌，声色俱厉暴露出凶恶面目时，我只好不做声，采取了软拖的办法。据说任世同确系天津人，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但他在南开中学上高中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天津解放时就入了党，并参军南下。1952年转业时调重庆一个军工厂任车间副主任，时年仅22岁。他的主要问题是对厂里的苏联专家有反感，说他们装模做样、装腔作势，爱好勾引年轻漂亮的女人……整风时又在座谈会上公开谴责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和波兰。劳教后与张先痴同一小组，相互“臭味相投”，政治见解接近，因而关系特别密切。周茂歧、宜宾人，肤色白净、体态清癯，时年24岁。劳教三年任随霜风吹，烈日烤，也未能使他“脱胎换骨”，仍然一身傲气。据说原在地区人民银行当出纳，讲求“贷入”和“借出”两个科目的数字平衡，可是劳教队当时是有进无出，或多进少出，心里很不平衡。常常吊二话：劳教队是“风都吹得进来，雷都打不出去”。他对无期限的劳教政策极为不满，早就想逃跑。那一次他确实逃到了北京，并且确实是去了南斯拉夫驻华使馆，但不是进到使馆被抓的，而是在使馆外面徘徊，行迹可疑，被公安便衣挡住盘问时，言语支吾，神色慌张，露了“马脚”而被扣押的。��

1961年至1962年，虽然中苏两党的关系已接近公开破裂的边缘，但中共仍然把铁托〖ZW()铁托，南共创始人，国家元首，1948年在斯大林的操纵下，被开除出共产国际。〖ZW〗〗视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叛徒，把南斯拉夫国家当作“社会主义阵营”的异已。所以周茂歧想从南斯拉夫使馆寻求庇护，是异想天开，自投罗网。��

张先痴逃亡的实际经历与传言有很大出入——这是25年后，我去省文联找人，见到容颜未改的张先痴时，张亲口讲的，并且说：“如果我真是在渤海的渔船上被抓，我可能会像印尼共的艾地〖ZW()艾地，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趁印尼元首苏加诺在中国访问时，发动政变未遂，后跳海身亡。〖ZW〗〗跳海自杀了，那今天我们就不可能在这里重逢。”他说：“事实上我和任世同，周茂歧早就觉得不能再这样继续劳教下去，遭受慢性折磨，而应该像《国际歌》唱的‘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相信吾国泱泱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疆域，不会真是一个铁桶，没有一点缝隙……。”��

他又说：“那次挨斗，特别是捆绑，是促使我们下决心逃跑的主要原因。本来任世同也要和我们一起逃的，但考虑到人多目标大，经费不足。所以决定我和周茂歧先跑出去，成功了再与他联络。于是他写了张字条，要我到重庆去找他的妻子，说他妻子与他在政治上观点一致，她没有被打成右派，完全是侥幸。妻子一家与他家有两代友谊。所以凭他的字条去找，有什么困难她一定会尽心尽力帮助。”��

他还说：“被批斗的第一天晚上我就下决心要跑。但那天晚上积极分子把我盯得很紧，我无法与任世同和周茂歧取和联系。为了麻痹干部，我故意在积极分子面前放出话来，说我已经认识到错了，决心要深刻检查，好好改造。果然收到了效果，第二天就解除了积极分子对我脚跟脚的监视。这么一来我就有机会与任世同和周茂歧在厕所里做出第二天晚上逃跑的决定。”��

他接着说：“那天晚上我们上床就装睡着了，还故意打起了鼾声。当听到小组的人都睡熟了，就慢慢穿好衣裤鞋袜，特别是检查了任世同那张条子和他为我们筹措到的20多斤地方粮票和十多元钱，就轻轻拨开了院门。我事先设法给木门的转轴浇了些水，所以开启时没有发出吱嘎的声音。出了院子，怕意外被人看见，就钻进房屋的投影，摸索着到达了与周茂歧约定的碰头地点。结果周茂歧已先到达，正等得着急……我们没有多说话，就赶忙沿着平时到老乡家“划脑壳”的羊肠小道，向山上攀登，这是脱离危险走向自由的关键时刻，必须在天亮前翻过那座人迹罕至的山脊。幸好旺苍以南多为丘陵，所谓的山，根本无法与云南或凉山相比。加之经过三年的体力劳动和多次的搬迁转移，已练就一双走路的腿脚。没有行李，只有成败的驱使，所以身轻如燕，快步如飞……”

 

十五、亡命天涯��

 

张先痴和周茂歧逃跑的经历非常曲折离奇。他说：“我俩爬到那山脊时，月亮从云层中钻了出来，角度还没有偏西。接着我们趁着月光摸索着在乱石和荆棘中朝南往坡下走去，走得腰酸腿软，汗流夹背，气喘不止。天麻麻亮时下到小溪一户山民家，谎称自己是地质勘探队的，走迷了路……经打听，才知道我们已到了苍溪县的元山境内，我们松了口气。但是也不敢大意，就试着问老乡，去旺苍县的快活场该怎么走?那边在修铁路知不知道?那老乡说，去旺苍要从苍溪的元山，经解放去旺苍的白水镇。至于快活修什么铁路，他们没有听说过，所以不知道。这下子我们悬着的心总算踏实了。又问老乡去他们公社有多远?要走多长时间?老乡说公社在小新、远着哩!去生产大队也有20多里。这下我们更放心了，就又问老乡家里有啥子吃的，我们饿了，想买点吃……说我们有钱有粮票给他。老乡说钱和粮票他拿着没有用，他不上街。随后他指着周茂歧身上的红色高领毛衣说，你能给我毛衣，我给你们杀只鸡，土豆、红苕随你们吃……我们想了下，也好，反正需要省下钱粮到城里用。加之前途未卜，未来路长，老乡要毛衣就给他毛衣。��

“这家山民实际只有两人，是年约50左右的夫妻，是县林场的工人。由于1958年大炼钢铁和公社化刮“共产风”，林场的林木遭到严重破坏，林场的机构也完全瘫痪，他们就弃林就农，在林场边缘开垦了10多亩地，种苞谷、高梁、红苕和土豆，生产自救，自给自足，林场不给他发工资，他也不给林场交管理费。公社不管他，林场也不管他，成了共和国当时极少数的世外之人。��

周茂歧少了件毛衣，换得一只鸡吃，填饱肚子又开始了亡命的途程。��

当天黄昏，我们到达嘉陵江边的回水镇，住进了农民专为船工开设的鸡毛小店。本来再走一小时就可以赶到县城的，但害怕在县城住宿要证明，所以我们决定沿途只住小栈或投宿农家，不冒险住县城。一是为了节约经费，二是为了安全。

次日上午到达苍溪县城，我突然想起在南充专区工作时，曾出差来过苍溪，在县委招待所住过几日，认识了招待所的所长蔡大姐。后来蔡大姐曾因女儿师专毕业后分配的事找过我，我为此帮过她的忙……但不知道蔡大姐晓不晓我后来发生的事，于是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去找?若是她不晓得我的情况，或许能借些钱粮，以补充钱粮的不足。即便是借不到钱，也可以探听一下当时的社会状况。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周茂歧，他灵机一动说：《空城计》中的司马懿不知诸葛亮城中虚实，于是征求儿子意见：一个儿子主张进去，一个儿子主张一半兵力进城，一半在外接应。我们何不采纳后面的意见，我去找蔡大姐见机行事。她若知道你的事情，对我就不会热情，我可以装作不知道你的情况。若是她对我热情，就可以判断为她不知道你的事。我认为周茂歧的主意有道理，就决定先由周茂歧去打听一下虚实。��

我以我的名义给蔡大姐写了张条子，说周茂歧(纸条上为：章茂启)是我的战友，从广元来南充，路经苍溪特替我拜望你，如果他需要在苍溪办事，请多协助……云云。让周茂歧先去招待所打听。结果接待他的是蔡大姐的侄女，招待所住房部的负责人，她说蔡大姐到南充购物去了，要明天才回来。但看了那条子，瞧见落款的名字时，面带笑容，连说这人我知道，他帮过我姨妈的忙，否则我表妹很难留在专区。随即她问周茂歧在苍溪有什么事要办，她愿意帮忙。周茂歧当时装做碍口识羞的样子，其实他正在动脑筋，随即答道，听说苍溪的梨子个大、肉细、化渣、水多，想今天不走了，明天买点回南充，但没有住宿的介绍信……那蔡大姐的侄女听说是这么简单一回事，没等他讲完，就连忙表态：这有啥问题，招待所住房的事我说了算，你尽管住吧!县委招待所又不查房。说完就把他带到登记室去登记，无非是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单位、从何处来？到哪里去？等等。登记完了，这位住房部的负责人吩咐招待员要招待好，说这是所长的客人。��

“周茂歧在登记时，除了将他的名字写成“章茂启”，还登记了一“邹厚志”的名字，说是他同路的同志，现在公安局找熟人。与此同时，登记室办公桌靠墙一端的墙壁上有一叠粗铁丝串起的各式各样的介绍信，引起周茂岐的注意，暗中高兴，打起了主意——因为介绍信是中国当时的身份证。��

次日凌晨6时，我们商量好由周茂歧去登记室找服务员退钥匙、查房。当那睡眼惺忪的服务员前脚一走，周茂歧就异常敏捷地钻进虚掩着门的登记室，取走了那一叠介绍信……此时在住房里的我，为了周茂歧有充裕的“作案”时间，就东拉西扯尽量延误服务员的时间。当我估计周茂歧已把“事”办完，就赶紧离开服务员向招待所大门追去。忽然后面传来了服务员清脆的一串喊声：“6点钟了，棱起睡!”我听了好生纳闷：苍溪招待所的规矩兴得怪，6点钟就要棱起睡。按照四川的方言，棱起就是侧起，莫非是苍溪的风俗?周茂歧听了哈哈大笑，说四川人把瑞(ruì)念成睡(shuì)。一定是有个叫冷启瑞的房客，要服务员早晨唤醒他，就连接着喊，成了倒装语。所以听起来就成了“6点了，棱起睡!”��

“阆中是川北一座古老的名城，历史上多为郡、州、府治所在地，比苍溪热闹，我们是离开侯家扁的第三天到达的。在城里的化工商店我们买到了草酸，又到县医院开了一包高锰酸钾，然后住进城郊农民开的小店。在煤油灯下，用高锰酸钾和草酸退掉了所有介绍信上墨水写的字迹，变成了10几张中央在川单位、省级单位和地县级单位的空白介绍信。非公安专业人士，很难看出是褪了字迹的旧介绍信。��

“我们第6天到了南充的郊外，我因为要在南充打听妻子的消息，却又怕被人认出来。于是我和周茂歧决定分道扬镳，约定10天后在北京会面。分手时我给他一半空白介绍信，一半多的钱和粮。��

“我妻有个毛根儿朋友，是同小学、同中学的邻居。只是我妻后来读师专，她读医专，但工作后都在南充市，遇上节假日你来我往，十分密切。不知是我妻影响了她，还是我妻受她的影响，他俩不但爱好相同，兴趣一致，在政治上也有完全相同的认识。这人没有被打成右派，是因为她有个在军分区当大干部的丈夫。��

“我和我妻出问题后，她是很少几个没有与我们划清界线的，她仍然经常来看望我们，安慰我们。所以我决定在南充首先去找这个人。因为我相信我妻的父母已受到严密的监视，只要有只不常见的鸽子飞去，居委会的奶奶们都会立刻报告派出所的。��

“我在这位好友工作的医院门卫室先给她打电话，听到了她那熟悉的声音。但她听到我自报家门时，先是很吃惊的口气，然后呵!呵!两声，要我就在门卫室等着，她开完会她会来找我。这时我从门卫室兼值班人员寝室的墙壁上挂的镜子里，发现自己的头发和胡子很长，幸好在苍溪招待所做了清洗和梳理，才比较干净，否则一眼就会认出是“班房放出来的”。但就这样，还是不像城里人的打扮。又见门卫室的大爷用审视的眼睛打量着我，为了不给我妻的朋友丢面子，我自我解嘲地称自己是南部县修水库的章工人，是替人给医生带了点东西。不料这大爷是真正的南部人，他那审慎的目光虽然消失了，但问这问那……我怕言多必失，会问出毛病，就把话茬开了。但最令我担心的是：10多分钟过去了，我等的人没有来。于是产生了当年曹孟德在中牟县对吕伯奢的怀疑。我以为这样下去，到门卫室找我的不会是那个医生，而是公安局的……我愈想愈不对劲，愈想愈紧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连忙借口说要上厕所，想溜出医院大门。谁知那门卫大爷大声将我喊住，说厕所在医院里面的左手边，怎么往外面走呢?我愣了一下，又借口说我上厕所习惯抽烟，想上街买烟……正当此时，忽然看见我妻的朋友手上拿着报纸包的一包东西来到我面前，悄声对我说：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要我跟着她到家里去。��

    “这医生的家就在医院背后的职工家属区。还是胡耀邦任川北行署主任时，批准修这医院一起修的单身宿舍。后来单身都成了双身，单身宿舍也改成了家属宿舍。背面接了一间4平方米有烟囱的厨房。厕所则是一层楼的人共用一个。她的家在三楼，也是最高的一层，共两间加厨房30多平方米。我到她家刚一坐定，她就低声告诉我，她那家子(指她丈夫)也出了问题，庐山会议后被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虽然甄别了，恢复了政治名誉，却让他带领工作队在乡下搞什么“整社”。长期蹲点在农村，已经晒脱了一层皮，体重掉了10多斤，所以他们至今都没有要孩子。接着她又问我的情况和我妻去新疆的情况。我隐瞒了出逃，谎称是摘了帽子，解除了劳教，被清放回家的。这次到南充是想看看岳父岳母一家，然后就回武汉。至于我妻去新疆的事，只是听说，未经证实，详细情况也是一无所知。晚上她尽可能好地弄了一桌饭菜请我吃。有从医院食堂购得的卤猪脚、卤肥肠(刚才她就是为此排队耽误了时间)和凭号证购得的豆腐做的汤，汤里还放了丁点儿凭号证供应的黄花、木耳。饭后她找来一套她丈夫穿过的草绿色的军干服，要我换上。又找来丈夫的刮胡刀架，要我把胡须剃了。说我的形象一看就不是城里人，也不像工人或农民，而像个犯人。只是头上的头发没有剃光，身上穿的不是有劳改二字的囚衣……这话触动了我的心病，觉得在南充不可久留，到处都有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好人坏人一眼就能分清。��

    当晚她安排我住她父母家，说我不能去找我的岳父岳母，我的岳父岳母由她去通知。她父亲是个“三八”式老干部，在专区某局任副职，住在五星街附近的行署大院里，那里既安全又安静。��

    大约晚上8时，我岳母得到通知就来了，身后还跟着刚到丝厂上班的小姨妹。岳母说：自从大女儿(即我妻)据说逃了新疆，家里就受到了监视。只不过不是跟踪监视，而是看见家里有生人，就有人去派出所报告。岳母听说我“已解决问题”，很为我高兴，鼓励我要鼓起勇气，面对困难曲折，面对艰难的人生，还念了“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ZW()《报任少卿书》《汉书·司马迁传》。〖ZW〗〗等名言名句。可是她眼眶里饱含着没有滴出来的泪水，很明显，此时她也一定在想念她的大女。我妻友的母亲听了十分伤感，也埋怨起来，说不晓得最近几年是怎么搞的，年年有运动，月月在整人，弄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当晚我辗转难眠，想我的命运，想我久别的妻子，忽然记起京戏《野猪林》林冲的唱词：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彤云低锁山河断，疏林冷落尽凋残；往事萦怀难排遣，荒林沽酒慰愁烦；望家乡，去路远，别妻千里音讯断，关山阻隔两心悬……问苍天：万里关山何日返?问苍天：缺月儿何时再团圆?……次日凌晨我的小姨妹休班，奉母命，拎着一个帆布挎包来为我送行。挎包里有一件当年让岳母帮我接袖子的毛衣，几件留在岳母家补疤换领子的外衣外裤。说我去武汉一定需要钱粮，所以他们凑了80元钱和20多斤粮票。我妻友的母亲见状也非常感动，忙拿出20元钱，说凑个100元整数。随后姨妹要送我去隔壁的汽车站，我说车站很近，不用送，其实心里是怕她身后有人盯梢。幸好那时已近深秋，我换了衣裤鞋袜，又戴了顶军便帽，脸已经被晒得黑黑的，完全不是从前我在南充的样子，却像个刚转业到地方的区乡干部。于是挥泪告别生活了四年，又在那里娶了妻的第二故乡——南充市。心想：要不是那冤枉，恐怕我们的孩子都会喊外婆和姨妈了，岳母就不会是昨晚凄苦的样子。

姨妹同意不送我去车站，但坚持要送我下楼梯，原来是要告诉我挎包夹层里，有一封她姐姐通过重庆的朋友交给她的信……呵!原来我妻子有消息了。我三步并成两步，奔到汽车站买了一张上午11点发车经合川去重庆上清寺的汽车。按捺不住我那颗快要蹦出来的心，第一个抢先上了汽车，对号入座。正好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连忙从挎包夹层摸出那封皱巴巴的信，展开信纸，果然是我妻的笔迹和娟秀的字体，上面写着：妹妹：您好!正如上一封信我对你说的一样，我的毕业鉴定顺利通过了，现在已被分配到矿山的化验室，工作轻松，生活平静，唯一让我牵肠挂肚的就是老父老母和你大哥。你回信称大哥可能在云南修铁路，假如果真是这样，那工作是很危险的。据说没有一条路不死人能修起。所以你要千方百计打听你大哥准确的消息，然后告诉他，让他好好活着回来与亲人团聚……这信我还没有读完，眼泪已滴湿了信纸。幸好汽车上的人都在打瞌睡，没有注意我。我妻只有两姐妹，这就是我妻与姨妹。岳父岳母没有儿子想儿子，所以从我与妻谈恋爱时起，就叫小女称我为“大哥”，直到我与妻子结了婚也没有改称。俗话说女婿当半个儿子。因我是外地人，在岳父岳母家里我就完完全全是他们的儿子。��

这信上提到的“大哥”和“云南修铁路”，毫无疑问指的是我。可见我妻在异域他乡，仍然时时刻刻惦念着我，实践了她“既以身相许，就矢志不移”的决定。��

但信上说的“毕业鉴定”和“分配”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又从妻妹的字条里知道了原委。原来1958年我妻妹拿着各种证明和介绍信准备报考“青海招聘团”时，恰逢我妻在农村接受监督劳动呆不下去。为了让姐姐摆脱困境，妻妹决定让我妻顶替她前去应聘。由于我妻与妻妹长像极为相似，加之已有师专毕业的文化水平，所以一考就成，相片也没有露出破绽。当时正开发大西北，青海急需要人。接收单位见我妻聪明，字写得好，语言表达能力又强，就留在办公室给头头当秘书。但是不久，我妻发现头头对她图谋不轨，遭多次拒绝后，头头心中恼怒，将她下放到矿山选矿石。后来有个专业技术培训班内部招生，她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得第一名。经过两年采矿专业学习，我妻又拿到了系统承认国家不承认的中专文凭，分配到化验室……我妻经历坎坷，还为我守节。可是我竟然有“萨皮纳”的事……所以深深的感到内疚。��

最令人钦佩的是我妻妹，她为了姐姐，放弃了一份工作。又由于丢失证明被处以三年不许应招应聘。直到最近街道办事处换了领导，她的处分才被解除，被推荐到丝厂当了工人。��  这就是人间的真情，这就是人间的亲情。正是：三秋庭绿尽迎霜，唯有荷花守红死。��     

张先痴接着说： “当晚8时，汽车到达山城重庆，我在牛角沱附近找了家小旅店住下，我现在有钱，有粮票，又有介绍信，完全成了个自由人。

    第二天我就去杨家坪找任世同岳父母的家。此时任妻已搬回父母家住，那天正好倒班在家里。看过我递给她的任世同写的条子，又问了些任世同的情况，就热情地留我吃午饭。当听说我晚上就要乘船去武汉时，她立即出外买回两袋怪味葫豆，说船上的东西很贵，要我带到船上去吃。但是，在我问到任世同在天津轮船公司有一个哥哥时，她沉默了好一阵才说他哥哥是个实利主义者，原来每年都要来一次重庆看望我们，带来很多鱿鱼，海参等海产品。自从任世同出了事，三年了没有来看过她一次。甚至问候信也没有一封，连她主动去信也不回……不知道他哥哥的住址有无变动。”我听了很不是滋味。但是在我离开侯家扁前，任世同又属托过我一次：到天津一定要替他看看哥哥，讲讲他的情况……所以离开任妻时，我仍然向她要了任世同哥哥在天津轮船公司的老住址。任妻又给了我10多斤粮票，全是“满天飞”(全国粮票)。于是告别任妻，直奔朝天门。��

    有人说，女人有比男人更敏锐的感觉，看事物比男人看得更准，如果说男人是鹰，那女人就是隼。后来我去了天津才后悔不该去，不该找任世同的哥哥。如果不去天津，如果不去找任世同哥哥，或许命运的安排又是另一种结局——这当然是后来的话。��

    我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买到了一张“江汉”轮的统舱票，上船领了一方草席。船在码头过了一夜，次日凌晨又遇大雾，延至上午11时才起锚。第三日到达了湖北宜昌，上岸换乘汽车，第四日到达武昌。敲响父母的房门时，见开门的老母右臂上缠着青纱，一问方知家父已在半年前去世。于是令我悲从中来，感到了家破人亡的凄惨。幸好，老家知道我的情况的人甚少，况且我有介绍信，所以当天就在家里住下了。但我考虑到从侯家扁逃亡时算起，已逾10天，恐怕四川公安的协查函件已到达武汉。为了不给正在悲伤的老母带来麻烦，次日就告别了老母。老母老泪纵横，问我到哪里去?我随口答了天涯二字。她听力不太灵敏，听成了天津。然后唠唠叨叨地讲述着她年轻时与父亲去天津时的情景……说从武汉到天津很远，一定会用许多的钱，要我等着，然后又折回她的房间，想必是为我拿钱。��

    此时，我感觉到去天津一定是天意，为何母亲随意吐出来的两个字，也竟然是天津，而不是别的什么天水、天山、天池……等等地名，所以坚定了我去天津的信心。��

    本来我已与周茂歧约好在北京会合后，一同去东北大兴安岭林区找临时工做。据说那里很需要用人，且不要户口和介绍信，只要能干活就行。我在南充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后被划为“中右”〖ZW()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中若干注意事项规定，凡有错误言行，又不够右派标准的，在内部划为中右分子，一般是做降职，降级，或下放农村监督劳动处理。〖ZW〗〗。吃不了在农村监督劳动的苦，受不了虐待和歧视，已经逃到了那里。所以我们准备一面干活，一面打探这个朋友的消息。如果再遇到什么问题，就干脆跑到苏联去，那里是列宁的故乡，是社会主义的发祥地。我正想着这些，母亲已从里屋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红木匣子，说是父亲留下的一块罗马金表和一些‘积蓄’，要我带去。我接过手表套在手腕上，却坚决不要那积蓄。然后毅然离去……我走了很远，忍不住回头望了一下，可怜的老母还站在珞珈山麓望我。��

从武昌乘京汉铁路的火车去北京，当时要一天一夜，我于次日下午到达北京新客站，这是当时北京著名的十大建筑之一。但我无意欣赏车站的高大、雄伟和站前车水马龙的街景，一心只想直奔老战友部队的驻地。��

这老战友是我们武汉的同乡、同学，又一齐参军，并且我是他入团的介绍人。入伍后一年，因他家庭成份好，被部队保送读了军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任团部参谋。1958年以前我们经常有书信联系，后来“反右”和“反右倾”中断了联系。但他并不知道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事。因此我和周茂歧约好，谁先到北京，谁在这个老战友家等。所以，找到这个老战友非常重要。��

北京啊，真大!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城市。从火车站到复兴门就走了三个小时，到公主坟天就黑了，幸好沿途还有些路灯。但是肚子饿得难忍，却见不到卖吃的。举目望去，唯有秋风阵阵，落叶纷纷。到五棵松时，马路两旁已很少有房子，四周均是越冬的空地，几乎没有行人，我的心一阵紧似一阵。不过，有些空地里有麦草搭的棚子，我钻进一个。一是因为累，

二是因为饿，三是因为冷，四是怕碰到人被盘问。那棚里没有住人，地上却有些散乱的大白菜和大葱。我捡起一根酒杯粗的大葱，剥掉外层葱皮，咬了口又白又嫩的葱茎，没有冲鼻的

辛辣，却有清香的甜味，心想，生活在毛主席身边的人多幸福啊，连很刺激的葱都变得这么醇净。我连连吃了几根大葱，既解了口渴，又填饱了肚子。北方的泥土很干燥，抓起一把都是散的。我从棚顶拉了一点麦草垫在地上，然后就席地而眠。当然，岳母给我的几件衣裤，特别是那件毛衣，功不可没。否则在气温只有几度的秋夜，会把人冻僵的。��

正当我在菜棚里做着去青海与我妻相逢的美梦时，忽然被一阵“呔儿哒!吁!”的赶马声和大车轮子辗压在冻土路上“喳喳喳”的声音弄醒。连忙钻出棚子，望着西坠的寒月和渐明的天光继续西进。终于在红日东上的时刻到达了部队的驻地——石景山。��

在部队营门的接待室，我登记了要会见的军人名字。接待室值班的说：“我们部队没有这人”。他替我向几个路过的军官打听，也都说不知道有这个人。于是有人建议去政治部打听，或许从前有过此人。值班的见我已作登记，又看我身着一套军便装，知道是个曾经当过兵的，产生了同行的亲情，竟没有查验我的证明和介绍信，就让我进了大营门直接到政治部询问。��  政治部接待我的军官也是湖北人，他一听我说出战友的名字就连说：知道，知道，有这个人。并且曾经当过他的上司，但是三年前就调到西藏军分区去了，……我听了这消息犹如是五雷轰顶，竟急得一时间计无所出。心想：这下子我怎么与周茂歧取得联系呢?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希望，那就是周茂歧也去天津。因为我在路上也对他讲了要去天津会任世同哥哥的事。但愿他能记住地址。俗话说在家靠弟兄，出门靠朋友，周茂歧点子多，这是一个亡命徒面对已陌生了的社会所必须要有的。此时，我更感到天命难违，必须去天津……与此同时，又觉得万事万物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万一正在此时周茂歧又突然闯进来了呢，于是我觉得应该在部队住下来，等一等。所以当晚我就住在这个部队的招待所里。是政治部那位尉官带我去的，并对那登记住宿的士兵说，这是×参谋的战友，也是他的老乡，要住两天等人，要他们照顾好点！结果只登记，也没有看证明或介绍信。此时我才发现机关愈大愈麻痹，旅店愈小管得愈紧，眼睛都是盯住老百姓的。难怪李万铭〖ZW()建国后报纸揭露的冒充高级军官行骗全国的大骗子，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据此编写了一出名为《西望长安》的话剧。〖ZW〗〗那样的人能够混下去，能够得逞。当然，这也增强了“我也能混下去”的决心。但我不骗金钱和美女，只是为了生存而骗信任。在北京这个部队我等了三天，天天凭招待所的出入证进出大营门，到外面去望周茂歧。直到完全失去信心，觉得周茂歧或许正在天津等我哩。于是又赶快赶往天津……临行前还给部队接待室留了个口信，说有人来部队找×参谋时，就请他马上去天津。��

从北京去天津，当时乘坐火车4个多小时，最经济、快捷、实惠。我便乘了火车，并于当日下午到达天津。结果，任世同哥哥住在塘沽，距天津市区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我又乘了汽车，到溏沽已夜静更深。当我扣响任世同哥哥家的门时，我怕这房子已换了主人，当我听到开门的老者问我找谁时，我轻声说了任世同哥哥的名字。当老者用审慎的眼光望了我一瞬，然后答“我就是”时，我似乎不敢相信，又似乎没有听清，于是补问了一句：“你就是任世同的哥哥?”“是的，我就是。”“我是任世同厂里的同事，从重庆来……”我想我把话说到这里，他就会请我进屋，然后把话说下去。可是这人一只手撑在门框上，身子站在门中央，做出不想让我进去的姿势。我急了，开门见山地对他说：“让我到你屋里去，我有事对你讲。”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侧着身子让我从他身旁挤进屋里，还没有等我在椅子上坐定，接着又问我：究竟有什么事?于是我只好讲了我是从他弟弟劳教的单位来的，是受他弟弟嘱托专门到天津看他的……他听了并不觉得高兴，反而有些局促不安。我觉得这人并不像他弟弟介绍的那样：热情好客，说话幽默风趣。这人见我坐下，就吩咐他老婆给我倒开水，然后乘我不注意就溜出房门很久没有回来。我当时没有怀疑，只认为自己在坐冷板凳。就问他老婆：“大哥做啥子去了?我说几句话就要走的。”他老婆答道：“他给你买香烟去了，很快就会回来的。”于是我稳定了忐忑不安的心，并没有去想这人有什么问题。��

这人大约走了一刻多钟，终于回来了，一改此前冷漠的神情，脸上堆起了笑容，递给我一支恒大香烟，然后像是为了再证实一下，又问我：“是不是就叫4……”他是指《415信箱》，但没有说出来。我明白他所指，就点点头，答道：是，就是。随后就东拉西扯。好像是漫无边际地问我准备在天津呆多久?然后再去哪里?……我对他也慌称自己是“解决了问题”的，在天津要等一个人，然后去东北林区找工作。为了安慰他，我又说任世同的问题也很快要解决了，问他是希望弟弟回重庆媳妇(北方人称妻为媳妇)那里呢?还是回老家天津?他感到不知所措，连忙答非所问地表示：应该!应该!我觉得这人有些滑稽，只字不问我吃晚饭没有，更没有留我在他家过夜的意思，就站起来告辞。他又说街口有个小旅店，环境清洁，价格便宜，若是我要等待的人来了，他也好找我……我认为他这句话算是说得有道理，并且说到了我心里——要不是为了等周茂歧，我何须与他这样磨磨蹭蹭，于是就顺水推舟答应了。��

    那晚住在那小店里十分安静，只是凌晨2时(此时我已有了父亲的手表)当地派出所来查房。为首的民警十分专注地看我那张用化学药水退了字迹的西南石油地质勘探局××××钻探队”的介绍信时，我以为他看出了破绽，心里怦怦怦跳，额头、脸颊、脖子沁出了汗水。可是一切意外都没有发生。那民警把介绍信退给了服务员，说没有什么，叫我关门睡。��

    后来的事实证明派出所已听了居委会治保主任的汇报，那民警只是来进一步核实。没有立即把我带回派出所审问，是因为知道我还在等人，不能打草惊蛇，要利用我一网打尽。�� 

我在溏沽港一连等了三天，望着那来来去去的船只，听着那声声哀鸣的气笛，看着那川流不息的车辆和密密麻麻的人群，好生感慨：我为什么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呢?我为什么会提心吊胆，四处奔波，天涯亡命？不就是因为我头上有顶孙悟空那样的花花帽子吗。��

    我估计周茂歧可能没有记住任世同哥哥的地址，已经不会来天津了。所以决定再回北京去部队打听我走后有没有人去找×参谋的信息。行前，我去向任世同哥哥告别，他的脸一阵白一阵青，又一阵青一阵白，好像非常尴尬的样子，连连说抱歉!抱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他是指没有很好招待我的事情。其实，我对他的冷漠、吝啬、卑微已经很理解了。他出生在所谓的反动资产阶级家庭，在那个唯成份论的年代，哪能不唯唯诺诺，夹着尾巴做人。他家每人每月只有10多斤粮食，拿什么请我吃饭?他住了两间总数不足20平方米的“干打垒”〖ZW()50年代末为了准备打仗，节约钢材推行的一种不用钢筋的房屋。〖ZW〗〗房子，两夫妻和一个小女，怎能留我住呢?所以我也连连回答他：甭客气，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

别这样说。于是就背起帆布挎包离开了他家。��

    我到溏沽汽车站买了一张去天津的客运票，想再买点吃的就去候车。刚下完车站的梯阶，有两个穿敞摆卡克衫的青年来到我面前，问我要找谁?我说我不找谁，然后想绕开他们走自己的路。可是两人挡住了我的去路，说是有点儿事情，要我跟他们去问一问。我脑子里一闪，立即就意识到这是公安便衣，但不打算束手就擒，产生了‘快跑’的念头。可是还没等我转过身去，我的两只手已被背后的人像钳子一样抓住了，挣扎是无济于事的，只好依照他们的吩咐，把裤带解下来交给他们，双手提着裤腰跟他们走。��

    此时此刻我才认识到：所谓到天津是天意，就是那张天网。既然是天网难逃，天意难违，我就只好认了。为了免受皮肉之苦，我决定和盘托出，承认自己是从劳教队逃跑出来的。�� 

但是奇怪，他们把我从派出所转到分局，又从分局又转到市局，一连关了五六天，就是只关不审。后来听说这是公安破案惯用的伎俩之一：制造心理恐惧，消磨你的意志，摧垮你的思想防线……。��

    其实，我是个很现实的人，顽固没有好果子吃，知道对抗只有死路一条。他们没有必要在我身上动那么多脑筋，考虑这种策略或那种方式。可是我哪里知道，那时天津正有一个偷渡组织密谋策划组织偷渡。所以公安当局并不相信我仅仅是个劳教逃跑犯。如果我仅仅是个劳教逃跑犯，这个案子对他们毫无价值，毫无意义。��

    但是无论他们对我怎样刑讯逼供，我始终只承认我是四川劳教队的劳教人员。他们没有办法，又不能把我打死。于是就当我是一只死老鼠，扔在那里，每天吃二、三、三，等着人来证实，来认领了。”��

 

十六、初现即逝的曙光��

 

1962年元旦前夕，《415信箱》凡属于右派性质的劳教人员，都集中到侯家扁“学习”，又称“右派集中”。十九队自然而然成了名正言顺的“右派队”。根据日后得到的消息，“右派

集中”的原因和背景有两个：��

第一是根据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要压缩基本建设规模。

刚开工不久的广旺铁路立即下马，白水至嘉川的沿途再听不到叮叮当当打二锤的声音，再听

不到轰隆隆的放炮声……因为劳教人员继续干活，筑路支队也结算不到工程价款。加之《415

信箱》下一步的去向未定，所以只好让劳教们坐下来“学习”。��

第二是，有消息说要给右派平反，或者说叫甄别。把这类人集中在一起便于“处理”。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使我国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陷入困境。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后，全党提倡调查研究之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科研十四条》…… 政治气氛开始宽松和转暖。连1956年热闹了一阵子的杂文，也突然冒了出来，什么《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语》等，更是旁征博引，直指时弊。所以给“右倾”平反提上议事日程之后，又有人提出要对错划为右派的人进行甄别。与此同时，还有传言说统战部门正在收集材料、准备向中央提出议案。��

    集中到侯家扁的右派有工程师、教师、医生、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公安工作者、银行工作者和大学生。其中颇有名气的有谐剧创始人和谐剧表演艺术家王永梭，西南工人日报副总编辑汪岗，省人艺的程乐天和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的汪孝华……从此，吵嘴打架的少了，讲低级庸俗故事的少了，谈政治时事的多了，读各类书籍的多了，连吃饭排队也捧着书本。队部的主要领导也换了，中队长换成了一个姓李的，50多岁，文化低，资格老，讲话拉杂，心地仁慈。换来的教育干事就是在云南十九队的刘启耀。看来三年多他“政绩”不好，没有升官。但劳教人员对他印象不错，认为他是管教干部中比较有水平的、讲话有条理，也有情理，对劳教人员有威严，也有宽厚，在那个不整人，就被人整的年代，尤其难能可贵。��

    右派集中，把跟随崔事务长在其它中队当事务员的邢荣光也“集中”回来了。他原是劳改局干部、劳教初期曾与我在沙坪农场搞过地形测量，此次回来，见我本已清瘦的身体更加消瘦，就向中队长和事务长推荐我当了厨房的炊事员。��

    所谓的“学习”并没有新意，也没有实质的东西，天天学习的“文件”就是那张迟到三天的《四川日报》。幸好那时国际国内发生的事很多，什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制造磨擦，挑起事端；什么美帝国主义破坏《日内瓦协议》，扶持西贡傀儡政权，发动“特种战争”，对越南北方狂轰烂炸，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南大门；什么苏共二十二大公开攻击中国，中苏两党关系彻底破裂，中国有腹背受敌之势。按照国际矛盾上升，国内矛盾就会缓和的逻辑推测，解决右派问题应在情理之中。��

    听说，有些地方的统战部门曾召集“清放”回家的摘帽右派座谈。主持人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们受委屈了……”然后询问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这时《415信箱》的一位领导也到侯家扁来视察“右派集中”情况。曾碰到一位他认识的魏绍桓老师，握手话别时，鼓励魏老师要用“集中”的机会好好复习业务知识，不要丢了，还要为革命工作……这种种迹象显示，并非空穴来风，对侯家扁的右派们来说，无疑是注射了一针兴奋剂。��

    这期间，王永梭、汪岗、程乐天和魏老师等一批文化人，常常聚在快活场小茶馆里研究创作问题，并写成了王永梭日后复出首场演出的名为《结婚》的谐剧剧本。��

    这期间，劳教纪律也网开一面，可以与老乡实物互换，“自由贸易”。��

    这期间，学习形式也不拘一格，把报纸念完，就天南地北，无边无际的漫谈。��

    这期间，生活也有些改善。虽然粮食定量标准没有变，但蔬菜的数量多了，菜里的油花用肉眼也能看见了。��

    轻松的外部环境，唤得劳教人员的内心复苏。��

    这期间，劳教们的家属也纷至沓来，传递信息，交融情感，了解情况。��

    特别是1962年元旦，在快活场集市贸易的土坝子上进行了一次汇演，有唱歌、朗诵、川戏、谐剧、魔术和杂耍，引来了许许多多的“乡亲们”围观。右派队的节目最多，最精彩、最受欢迎。当然其它队的表演也不逊色。如像有个演魔术的，当众把一根细麻绳剪成几段，然后在手掌心搓了一下，再用嘴吹口气，拉出来仍然是一根完好的麻绳——此人就是某文工团的专业演员。又如玩“杂耍”的，两只手把4个鸡蛋大的土豆玩得溜圆，他一只手抛，一只手接，始终有两个土豆在空中旋转，有时还把右手抛左手接，改为左手抛右手接，甚至背后抛前面接……想不到打了这么多年二锤的手，玩起“杂耍”来还那样娴熟，——这人也是杂技团的职业演员。王永梭的新作《结婚》，也向劳教人员亮相，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又加演了《卖膏药》，大家仍然兴致未尽。程乐天一首“毛主席派人来，一条金色的飘带，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将演出推向高潮。没想到打夯喊号子，抬石头喊号子，并没有使他的嗓子变粗、变沙，唱起歌来声音仍是那么浑厚、嘹亮、高昂、圆润……经过三次谢幕，大家都不答应，于是加唱了从前他最喜欢，最拿手的电影《夜半歌声》里的《热血》：谁愿意做奴录?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出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我们的热血像弟聂耳河似的奔流，看吧!黑暗快要收了，光明已经射到古罗马的城头……。��

    这次演出无疑是成功的，证明《415信箱》劳教们的艺术人材济济。可是陈乐天加唱的《热血》惹了麻烦，让教育干事在大队部挨了批评。有高度政治嗅觉的大队领导对他说：“我一听那歌的味道就不对。同志啊!对这些人不能掉以轻心，丧失革命警惕。”��

    1962年的元旦刚刚过完，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领导，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计七千余人。所以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总结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的经验和教训，从而统一认识，增强团结，战胜困难，更好地前进。��

    刘少奇在会上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时指出，一些地区出现的饥荒现象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要求全党进行反思。刘少奇还为彭德怀辩护，说在党的会议上说明事实，直陈己见不能算为反党……(详韩素音所著《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这当然让毛泽东听了不悦，但为显示其豁达大度，他也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说“大跃进的错误第一个应当负责的是我”，但没有说他怎样来负责，是引咎辞职，还是……却仍然端正坐在主席位置上。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也发了言，他力排众议地提出：以前之所以出现错误，“恰恰是由于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泽东的思想去做。” 他的发言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以此为契机，林彪的地位如火箭般上升。而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则从此悄悄展开。自中共“七大”在党内确定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其地位也开始发生了动摇。��

    “七千人大会”虽然在实事求是对待错误和缺点，发扬民主和自我批评精神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没有改变从原则上肯定“三面红旗”这个前提。加之林彪发言的消极作用，致使“反右倾”的错误和“大跃进”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正。相反，毛泽东随之以后还陆陆续续驳斥了彭德怀的申冤长信(即八万言书)，严厉批评了周恩来等人对困难估计的“黑暗风”，邓小平等人复查“右派”的“翻案风”，邓子恢等人支持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单干风”。特别是当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又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段斗争”的号召。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强调如何防止出现的所谓的“修正主义”。于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又极“左”直下。��

    这些消息自然而然从各种渠道传到了在川北小山村的右派们的耳朵里。他们从内心里佩服四大队那位领导的政治敏感性。��

    我当了炊事员，开始吃饱了饭，消瘦而苍白的脸上有了光彩。可是几个与我耍得好的朋友怎么办呢? 他们每次来领饭时那渴望“关照”的眼神和平时碰面不自然的表情，是不言而喻的。但那时也是吃罐罐饭，是按不同定量蒸的，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人一罐，要想照顾朋友不容易。不过经过一些时候的观察，我发现炊事班长往几个罐口有残缺痕迹的罐里多装米，发饭时发给他自己的朋友。厨房干杂活，做饭，做菜是每日互换的，所以轮到我做饭和发饭时，也照班长的办法照顾自己认为应该照顾的人。后来我才发现其它炊事员都是这么干的。俗话说叫化子都有几个穷朋友，哪个人一生没有照顾别人或被别人照顾的时候。但是这样做，我总觉得对不起多数的难友们，心里不安宁。有时又自我安慰，我不这样，也不能阻止别人这样，世间不公平的事多着呢!这也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生存竞争。否则，我们的谐剧大师，男高音，提琴手，二胡手，记者、编辑……何以后来能有一个完整的身子，完好的嗓子，健全的十指回到人间重操旧业呢?��

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为难了一阵之后，还是昧良心出于无奈的做了，那就是我当炊事员的消息，犹如今日中了“体彩”特等奖一样，传进了杨少西的耳朵。他所在的中队距侯家扁不远，因为他一贯“反改造”，右派集中时说他另有问题未能让他来集中。他托人给我捎来一张纸条，上面只有问候的言辞，并没有任何要求的句子。但来人却说杨少西身材高大，非常吃得，所以经常犯纪律，干部们对他管得特别严厉。现时一般人都可以请假离队，而他则不行，所以一天到晚都喊饿，虽然没有得水肿病，却瘦掉了一层皮。我听了非常难过，当即表示要想法给他弄点米，要来人三天后从我指定的朋友手中取。��

    那人走了的第二天，正好我值夜班，我把白班偷偷挪出的一些大米和当天清晨应加入苞谷稀饭的部份大米装在洗脸盆里，上面搭了衣服和毛巾，放在与朋友约定的灶坑的一角，朋友来取时我把身子转过去让朋友拿走。并且与朋友约定：万一事发，他只能承认是自己来偷的，不能暴露我，以便保住我的炊事员职务。��

    在那个困难年代里，不要说劳教单位，就是机关厂矿，当炊事员都是令人羡慕的。但我和我的朋友们想保住我的炊事员位置也并不容易，因为右派们个个都是“鬼精灵”，他们虽然拿不出真凭实据，却也发现了某些人与某炊事员关系密切的蛛丝马迹。于是强烈要求派人跟班“监厨”，甚至撤换一些炊事员。与此同时，旺苍县公安局在快活场的土坝子，又召开了一个与元旦汇演同规模的大会，宣布对关押在《415信箱》禁闭室的肖风实行逮捕，理由是他参予和组织盗窃国家的“战备粮”。��

 

十七、并非终点的最后一站��

 

肖风的被捕，给右派们的心灵上浇了一盆冰水，刚刚复苏的心忽然又被抽紧，活跃的气氛变得噤若寒蝉，预示着有风暴来临。��

    果然，1962年刚刚开春，在侯家扁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右派，没有盼来平反，甄别、安置或遣返，盼来的仍然是转移，仍然是继续修路。��

    据后来的史料得知：深知民主人士在“反右派运动”中冤屈的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的确确曾于1962年向中央写过一份名为《关于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错划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帽子。”如果这个报告得到批准和贯彻，那么将会有数十万人可以得到平反。��

    据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曾经组成了一个以邓小平等人为首的复查“右派”的班子，可是正当这时，彭德怀给毛泽东也发出了一封长信(即八万言书)，申明他从来没有组织过什么“反党集团”，要求翻庐山的案。但毛泽东的为人没有他写的诗词那样坦荡豪放，更不是一个勇于改正“事实已证明错了”的人。，何况他与彭德怀积怨甚深，于是就说彭德怀有国际背景，其“反党集团”，案不能翻。彭德怀嚷着要翻庐山的案，统战部又要给右派甄别，统统被毛泽东斥之为“翻案风”，右派问题因之搁浅。��

    右派们集中学习一阵后，随“信箱”一起从川北转移到了川西的灌县。一是说修成都至汶川的森工铁路，一是说修岷江的一段漂木水渠。右派队的驻地距县城最远，在老母孔下方的汤家院子。这是一个小山村，与侯家扁极为相似。也是由几座木结构的小院子相依组成；总共只有10几户人家，也是由于所谓的“自然灾害”肆虐横行，弄得人少房空，才有让右派劳教们住的房子。这里也是岷江的一段黄金水道，每年有数万立方米木材从上游漂流经过这里。所以汤家院子下面的岷江岸边就有岷江水运局的一个水运队。汤家院子的后山上又有一座水泥厂(即今市属东风水泥厂的前身)有上百号工人。汤家院子斜对岸的麻溪，是附近最大的场镇，有渡船往来。每逢赶场天，山民齐集，热闹非凡，劳教们也经常光顾那里。��

    几乎与右派队到达老母孔的同时，杨少西所在的中队和诸崇明所在的新队也到达了灌县，并且在距县城最近的鱼咀附近。老队的老劳教在岷江的沙滩上采集河沙卵石，而新队的新劳教人员负责打二王庙隧道。这时新队的新劳教天天都在增加，大有要把老劳教挤出415信箱的态势。据说这些新劳教基本上都是那几年“大跃进”经不起“考验”，“粮食关”没有过好而“犯错误”的人，或许其中还有“反右派运动”的积极分子。��

    右派队的右派们在汤家院子驻扎下来以后，并没有立即投入生产劳动，也没有组织枯躁的政治时事学习，所以吃了饭就三三两两四处游荡。有的甚至跑到10多公里的紫坪铺、白沙和灌县县城去玩。这时市场供应已开始有好转，在灌县城里只要有钱和粮票就能买到肉类等好吃的东西。所以右派跑县城主要是为了吃，当然也有为躲避检查而到县邮局给家人或亲朋寄信的。还有一部份人跑紫坪铺或白沙不是为了吃，为了交信，而是为了看电影和看自己认为漂亮的女人。因为“二五”期间开工建设的紫坪铺电站，虽然因苏联撤走专家，国内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而停工下马，但留下“扫尾”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仍然不少，有男的也有女的，所以每天晚上都要放映电影。有时在沙石场的坝子，有时在工棚里，但无论在那里放映，都不收钱收票。所以右派们和劳教们常常混迹于此。据说还真有些胆大妄为的劳教分子自称是57415部队的，与水电施工单位的青年女工交上了朋友。当然大多数只是为了过一下“干瘾”。

    幸而有这样一个劳教们相聚的地方，我与杨少西在白沙不期而遇，并打听到诸崇明已经摘帽、解教、留队就业和耍了女朋友，三喜临门。当我问到杨少西他自己的情况时，杨说他的情况糟透了。他们队的中队长赌咒发誓在全体劳教人员的会上宣称：“只要我在这个中队当队长，你就休想离开劳教的大门。”可是这位队长说话也确实说得太绝对了一些，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虽然不同意给右派们平反或甄别，但也没有说右派头上的帽子要永远戴起，要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就在我与杨少西在白沙相遇不到一周的日子，我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杨少西已经离开劳教队了，是汽车来接回成都的，给了那个队长响亮的一记。至于回去的“内幕”传说就多了。有的说是省委某某书记来灌县视察，发现杨少西在挑河砂……有的说杨少西的伯父在中央当那么大的官，即使是父母不便出面，但他的家族也会有人说话……如此等等。后来杨少西告诉我，靠亲属关系的传言是不真实的。若是能那样，1957年他就不会被处理。他说真正的原因是右派已经整整改造了三年多，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应该再继续关下去。所以中央决定要给大部份右派摘掉帽子。考虑到给他摘帽在少数管教干部中有阻力，所以才将他要回省里，然后由省里直接给他办摘帽和解教的手续。要说这一点有些特殊的话，他说那也不可否认，当局是考虑了他家庭背景的。��

    我后来到灌县也找到了诸崇明，并在他就业的新劳教队享受了一餐干部伙食(劳教队就业人员吃干部伙食)并见到了他的女朋友：高高的身材，长长的辫子，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至少比他要小十几岁。据说还是公社书记的外侄女……我夸诸崇明好福气，更赞叹这女子在那个天天都要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居然有那样的勇气。但想到自己的前途未卜，于是为诸崇明写了一首七绝：人生结交在终始，莫为艰难半路分；千篇著述求不得，贵在一生有知音。

    正当右派们焦躁不安，愀然不悦之际，一天晚上右派队的教育干事刘启耀在汤家院子的院坝里，召集全队劳教右派宣布重大事情。消息传出大家绷紧了神经，不知道是否又有谁像肖风那样大祸降临。但是当时刘干事的脸上少了严肃的神情，多了一些兴奋，并一改往日朗朗而急促的声调，用一字一顿的韵调念着手里的稿子：��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改造右派办公室和四川省劳教工作委员会的通知，现决定给一批确已改造好的或确有悔改表现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和解除劳教……”听到这一次是“一批”，而不同于往年的“几个”时，大家紧张得屏住了呼吸，连地上掉根绣花针都听得清楚。当刘干事宣读名单时，听到有自己姓名的人，立刻由紧张转为喜悦和兴奋。但我高兴不起来，我清楚记得1959年在云南盐津黄桷槽，正是这位刘干事在年终评审总结大会上，宣布给了我一个“记过”处分，这处分至今没有撤销，当然不属于“改造好的”或“确有悔改表现的”，于是我想着别的事情没有注意听。刘干事叫我叫了三次都没有听到我答应，还以为我又跑去白沙看电影了哩。及至旁边的人撞了我一下说：��

    “刘干事在叫你，给你摘帽子，怎么不应声呢?”这时我才如梦方醒，大声应了一个“到!”接着又应了“有!”和“我在……”等等，简直是语无伦次。让刘干事和大家好笑，说“这是好事，你为什么紧张成这个样子。”��

    我的名字是名单上最后的一名。大约有一百好几十名，占全队右派的80%。名单宣读完毕，也没有发一张像释放犯人那样的《释放证》，于是有人嘀咕道：这样宣布一下，口说无凭，谁知道换个地方人家认不认?正当此时，刘干事大喊了一声：��

    “摘了帽子的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又回到了人民的行列，但是要注意，根据中央的精神，帽子是有摘有戴的，希望大家今后要把握好自己……”。��

    这句话引起了一些骚动，有人埋怨说：��

    “既然大家正在高兴，刘干事何必要这个时候说这句话哩!岂不是又让你发烧又给你头上泼冷水。”��

    又有人说：“我们这种被打了烙印的人，就像个失去贞操的女子，无论你怎样忏悔，改过、赎罪，都洗刷不掉那个污名，怎么可能高兴呢!”又有人反驳道：“你这比喻不恰当。我们是从未失过节的堂堂正正的男人，顶多是像孙猴子那样受了观音菩萨的骗，才被扣上这顶花花帽儿的。”……

这时候一些没有被念到名字的人，反倒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在那里相互打趣：“刘干事称‘同志们’三个字的前面还有‘摘了帽子的’五个字，并不包括我们，你高兴什么?”��

    “同志们就同志们，何须要在前面加那五个字?按照中国的文字规则，既然有‘摘帽的同志们’，当然也应该有‘不摘帽的同志们’，中国文字讲求反正、对称……”这两位未被摘帽的还没有嘀咕完，刘干事好象明白他们的心思，转而针对他们说道：“这次没有摘帽子的也不要灰心，只要你们认真改造，克服在改造中间的缺点和错误，不久的将来也会有这一天的……。”刘干事的话还没有讲完，几个“未摘帽的同志们”大声打岔道：“刘干事放心，我们不会灰心，我们永远和您在一起。”刘干事知道这些人的心里实际上并不平衡，是在说风凉话，故意调皮，就故意回敬了一句刺激这些人的话：“你们高兴什么?有什么值得你们高兴?”��  这些人并不怯弱，应道：“有这么多人摘了帽子怎么会不高兴？为‘摘了帽子的同志们’高兴呗!呵!不对，我们还不能称他们‘同志’。应该是为‘摘帽的同学们’高兴，呵，也不对。现在我们也不能称他们‘同学’了。总之，为摘了帽子的人高兴，怎么值不得?”��

    刘干事懒得再理会这些人，知道理会下去也理不清。接着又宣称：“由于目前大中城市不许入户，所以摘了帽子的同志们现在还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只能安置在劳改单位就业。”

这一宣布，“摘了帽子的同志们”的心也冷了。他们知道“脱法”犯人的就业队是什么样子，除了可以请假外出，可以请假探亲，可以找对象结婚而外，待遇、住房、工资收入，政治地位与劳教们基本上没有差别，难道劳教的就业队会好些吗?��

    带着一肚子疑团，我与100多名摘了帽子解除了劳教的“同志”们搬进了设在岷江岸边水运队工棚的职工一队。听名字比就业队好听，料想其它也可能好些。我到职工一队后没有再当“火头军”，而被编在木工班当木匠。本来我一不会使用斧头，二不会用凿子打眼，三不会认识锯子的反顺，何以敢去当木匠呢?原来右派集中时我结识了一个叫郑世浩的隆昌人，原是师专的学生，年龄与我同岁，所以很谈得拢。郑世浩小时候随父亲干过木匠活，所以劳教后就当了木工。经过三年多的不断实践，技术上很有长进。这次摘帽编入职工一队，任了班长之职，就举荐我到木工班。他说，当木匠不挖、不抬、不挑、粮食定量也高。万一今后能出去，也有挣钱吃饭的手艺。��

    职工一队的施工任务是给森工部门修“羊圈”。就是枯水期在江河弯道有迥流水的地方，用混凝土浇礅子，用元木做横拦，像草原圈羊儿的圈一样。发洪水时圈住上游林区放漂下来的木材。这是一种古老而又原始的运输木材的方法，叫水运。��

    阿坝藏族自治州的森林非常广阔，面积有1767万亩，占全州总面积的15.5%，蓄材量3.4亿立方米以上，是成都市，乃至川西北经济建设所需木材的供应基地。但是当时成都至阿坝林区的公路运输非常困难，时间长，费用高，经常翻车.所以大量的木材仍然采用水运。但水运对元木的损伤很大，破损率接近50%。于是省里决定修一条从成都至汶川的铁路，既运木材也运矿石。但是铁路没有建成之前，水运还得继续进行。随着建设对木材需求量的不断增多，林区的砍伐量也一年比一年加大。原来岷江上的“羊圈”已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必须增加新的“羊圈”——这就是《415信箱》来灌县打二王庙隧道，修“羊圈”的背景。��

    职工一队的首任中队长绰号叫“赵大炮”。不见其人只听其名，就让人感觉得不是滋味。据说此人属于沙坪农场杨队长那一类型的管理干部。长期管理不敢反对，不敢反抗他的犯人。养成了“我是代表无产阶级对你们这些阶级敌人专政的”，所以他最大的本事就是训人、骂

人、揍人。爱使用的杀手锏还有罚站和扣饭。��

木工班的任务是做混凝土礅子的模板，清缝、穿销、拼装，活儿比抬呀挑的轻松些，但

经常加班，累得腰酸背疼，有时还吃不到加班饭。��

回到人民行列的“职工们”有何感受呢? 我们与劳教相比，可以说没有半点差别，工资

还是每月10几元至20几元不等。扣除伙食后只剩几元钱或十几元钱，仍处于半饥饿的状态。

劳动仍然那么繁重，干土石方，淘河砂卵石，不挖就挑，不挑就抬。政治上，甚至人格上都

比干部矮了一截。除宣布摘帽时刘干事那一声“同志们”之后，再也听不到对我们有这样的

称呼。队长，干事叫我们都只喊名字。稍有不逊，干部们动辄就横眉瞪眼，怒目相视。甚至

警告说，不要翘尾巴，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如此一来“职工们”群情激愤，积怒难忍，想

到反正就是这样了，最多再把右派帽子戴起。于是，我们虽然不敢公开对抗，却可以暗中抵

制。此时同伙中“靠拢政府”的积极分子也少了，班长们抱着上下都不得罪，遇事拖眼皮的

态度。一时间劳动情绪萎靡不振，生产工效陡然下降，眼看进入雨季洪水就要来临，若不能

按计划的时间把“羊圈”修起，洪水来了工程就要报废。于是赵大炮天天到工地亲自督阵。

但他毕竟是少数人管理多数人，而少数人又不与他一条心，对他多是阳奉阴违，所以就在他

的眼皮底下，也有人装病不干活，甚至悄悄遛走。有一天岷江对岸的麻溪场发生大火，在江

边掏河砂卵石的20多名“职工”，连忙乘渡船过去扑救。但是由于风大火急，待他们赶到时，

十多间店铺已化为灰烬。他们正想返回时，有人在供销社位置的灰烬里翻出了一箱还没有完

全烧焦的麻饼……供销社的人为这些“职工”过江救火的行为所感动。加之被烟熏过的麻饼

也卖不出去，就叫这些“职工”拿去吃。结果惹恼了赵大炮，又使起了他那个“扣饭”的看

家本领。可是这办法对这些知理懂法的“职工们”不灵，他们质问赵大炮，凭什么扣我们的

饭?粮食是国家政策规定给的，伙食费用又是从我们的工资中扣了钱的……赵大炮哑口无言，

但仍然蛮不讲理，说“你们麻饼都吃饱了，还要吃饭吗?”并吩咐厨房的人，不给就是不给，

看他们敢造反不!��

“职工们”也不畏惧，厨房的人不敢发饭给他们，就自己进去取。炊事员中有个死硬分子上前阻止，双方发生抓扯时，一个“职工们”顺势一拳打在那分子的牙腮上。口腔立即流出了鲜血，哇!哇!哇的跑去报告队长。赵队长连忙挎上他的盒子枪，来到“职工们”住的工棚，要抓那个“抢饭”又伤人的“凶手”，想借此杀一儆百，镇压一下“职工们”与日俱增的不满情绪。那晓得他这一着适得其反，激起“职工们”更大的不满。大家认识到干部任意抓人的举动如不阻止，“职工们”的人身安全何以有保障。于是消息传开，群情激愤，100多“职工们”把工棚团团围住，把赵大炮和他带领的两个打手困在工棚中央，四周响起了愤怒的吼声：“不准乱抓人!不准打人!”“赵大炮滚出去!”

……��

    这事件以赵大炮退却而告终。但引起了有关当局的注意。他们认为：这些人这么齐心，这么团结一致，里面可能有敌特分子，可能有反革命组织。所以，虽然表面沉寂了下来，暗中却给这夥人埋下了祸根。��

正当岷江的洪水就要来临，“羊圈”还未修完时，职工一队的“职工们”接到又要转移的通知。

 

 

 

 

 

 

 

 

 

 

 

 

 

 

 

 

 

 

 

 

 

 

 

 

 

 

 

 

 

 

 

 

 

 

 

 

第四部分  在新生的路上

 

 

一、 茶场和女劳教

 

 

1962年雨季快要来临之际，《415信箱》的老劳教们被新劳教“挤”出了“箱子”，就业的“职工们”一部份去了广元荣山煤矿，一部份去了永川新胜茶场。

新胜茶场在永川县的东山和西山，是解放后建立的，已具相当规模，其红茶供外贸出口，绿茶则在省内享有盛誉。据说新胜茶场当时是全省劳改企业中少有的盈利企业之一，加之地处成渝经济发达地带，各方面的条件相对较好。

新胜茶场的西山部分，从上排下去，有殷家槽、老君洞、马家山、王家坡、小白岩、仰天窝、杉树林、大坳田等产茶分队；在黄泥塘有红茶车间，朝阳寺有绿茶车间，四方山有卫生院，黄泥塘与小白岩之间有小火电站，场部附近还有个建筑队；场部在黄泥塘上面，殷家槽下面，地势比较平坦，有砖木结构的办公大楼，干警宿舍，家属楼，大礼堂，取水站和放电影的三合土坝子。

各茶队除茶树而外，还有上万株著名的“江津广柑”，每年产果千担，全部出口苏联、东欧和东南亚各国。这些广柑中锦橙、脐橙、先锋橙、大红袍和冰糖柑品质最佳，汁多味纯，香甜化渣，驰誉中外。��

    茶园是依山势沿等高线开成梯阶形的，宽的地方种两行、三行、数行；窄的只种一行。茶园是无数劳改犯人艰苦劳动开垦出来的，滴滴汗水浇灌出来的，既改造了大地，也改造了罪犯们自己，是人民政府一项十分正确的措施。有许多罪犯在开垦和种植茶园的过程中立功赎罪。有人被减了刑期，有人被提前释放，还有少数判“死缓”的人，被改判为有期徒刑，捡回了他们的一条性命。��

西山的茶叶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云南的大叶茶，色泽翠绿，叶片宽大，像栀子，枝干疏密，花像白蔷薇，种子像棕榈。一类是四川小叶茶，色泽深绿，叶片小而肥厚，枝干浓密，花和果实与云茶相似。��

茶园管理大规模的一次在冬季。首先给茶树修枝，其次是把所有的杂草和萌生的小树苗铲尽除绝，将泥土翻转，把藏在土下的害虫暴露出来冻死。并施一次“越冬肥”。与此同时还要把采茶的道路、排水的边沟，垮塌的梯田和蓄水蓄粪的池子进行疏通和培修。来年开春前的“催芽肥”是最重要的一次施肥，是保证春茶有好收成的重要措施，就像给孕妇吃有营养的东西。��

“人勤春来早”。茶树有充足的营养越过了冬季，开春前又得到了足够的肥，于是会在一夜之间冒出新芽，叫人惊喜。春茶在一年之中的产量是最低的，但品质最好。尤其是“清明”

前后三天，在向阳的山坡上采摘的一芽一叶最为上等，是制作“龙井”，“碧螺春”，“毛

峰”等名品，珍品，贡品的材料。所以数量虽然不多，但经济价值超过夏茶的数倍，秋茶的

数十倍。��

在春茶采摘过后有一个短暂的“茶树休养生息”的日子，这时要进行一次“中耕施肥”。追施的肥料主要有日本产的尿素(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和国产的氮磷钾肥等。与此同时，根据茶树的病虫害情况，还要定期喷波尔多液和石硫合剂。��

采茶的方法不是用手指甲掐，而是用姆指和食指扳，鲜嫩的茶尖像蕨苔一扳就断。这样采摘的茶叶才不会有指痕或异味。采摘的时间最好是太阳刚出，晨露未干之时。采下的茶叶随手装在采茶人背挎的竹篓里，装满了就要倒掉，不准用手压紧再装。

土法制茶的器具非常简陋，一眼灶，一口毛边大锅，一个木制甑子，一副压制茶饼的模具，一座烘烤茶叶的烘房。就可以生产出茶胚、青茶(又叫素茶)、或茶砖、茶饼。当时新胜茶场在省内同行业中制茶工艺和制茶设备已比较先进。除了晾晒、杀青、炒茶、制饼仍是手工劳动而外。揉茶、筛选、蒸制和烘烤均已用上了专门的机器设备。制茶的工艺流程，按顺序有如下工序：晾晒、杀青、揉制、煎炒、再揉制、再煎炒，三揉三炒，然后烘干成茶胚，再精制成各类茶品。��

将茶胚制作成各种形状各种类型的茶品，叫精制。精制茶品的火为文火，铁锅的温度不得烫伤制茶人的手。因为精制茶品完全是手工操作：双手将茶胚从自己身前的锅边推向锅的中央，再推向倾斜在上的锅边。茶胚自然翻落下来后，又推上去，如此反复，如此重复，散卷的茶胚就会逐渐收紧，直到片片茶叶成灰白色或褐黑色的条束状。这就是绿茶的成品——素茶。若在烘烤时加入适量的茉莉等香花就是“花茶”。若是在精制过程中将茶胚制成片状，再加一定的配料就是“龙井”。��

红茶的制作比绿茶复杂，除了杀青、揉制而外，还要增加发酵、破碎、分筛等几道工序。

老年人都知道“山城牌”的沱茶以“物美价廉”著称，所以新胜茶场也生产沱茶。可是沱茶的原料是最后一批秋茶的边叶(没芽尖的)或老叶做的。这种边叶和老叶卷不成条束，所以只好粉碎成渣，经蒸煮后，面上加点好茶，然后用模具压制成型。��

新胜茶场还有一条自建的泥结石公路，从太平场山脚往上纵向延伸至场部，基本上连接了所有中队和制茶车间。也是当时全省劳改系统中交通条件最好的农场之一。��

1962年，为了安置“415信箱”的“职工”就业，西山的劳改犯人和大多数刑满就业的都转移去了东山，只有100多人的女子队没有转移。她们是正在劳教的年轻女子和刑满就业的妇女。这些劳教的女子大多是因为过“粮食关”偷、摸、扒、窃、骗犯的“错误”。纯粹因为政治原因或生活作风来的极少。她们大都是城里人，或在成渝两地工作学习的。所以衣著时髦，体态优美，颇多风韵，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类：一曰“瘦小娇”，二曰“肥白高”；三曰

“风妖骚”，四曰“麻核桃”。按她们原来的职业划分，有“人类灵魂工程师”、有“白衣天使”、有剧团演员、有派出所民警、有饭店服务员、有工厂的青工、还有极少数大中专学生……。但她们中最漂亮，最风姿绰约的几个女子，后来都调到了制茶车间。不知是有意关爱、怜香惜玉，还是别有用意。据这些女劳教后来对人透露，她们在制茶车间受到了很好的照顾。特别是个别男性管教干部对她们特别温存。没有病准其休病假，“个别谈话”时送上一杯牛奶或递去一盅很甜的水……但这些女劳教十分机灵，明白男管教的“良苦用心”。一方面巧妙地虚与周旋，骗取他们好吃的东西和劳动上的照顾，另方面又只吃饵食不上钩。��

    她们当中最有名气的是“两朵牡丹”，两个姐妹，一个小组长和一个唱清音的。两朵牡丹，一朵白的，一朵黑的。白牡丹叫王瑞琼，成都人，当时20岁，身材适中，像个冰清玉洁的女子，谈吐文雅。是在成都东郊军工单位当工人时，偷了几支电子真空管装收音机而被劳教的。黑牡丹叫何婉容，江津人，当时刚过19岁，中等身材，肤色微黑，秀眉下有一双大而深情的眼睛，是重庆一所中专的学生。她是因为涂改“饭折子”骗取饭食，又屡教不改而劳教的。两姐妹，就是双双都在新胜茶场劳教的姐妹。姐姐叫柳美，年约21岁，身材高挑，既有大家闺秀的典雅，又有小家碧玉的清纯。系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高中时就有“右派言论”，反右倾时为彭老总鸣不平，“自然灾害年间” 又“攻击”粮食政策，因而被补为“右派和右倾分子”。妹妹叫柳佳，有点像俄罗斯女子的名字，时年19岁，能歌善舞、活泼可爱，像只永远在飞的燕子。她是在一个话剧团跑“龙套”时，在更衣室偷主角的手表、现金和粮票而被劳教的。一个小组长，就是制茶车间女劳教小组的组长叫赖淑华，双流中兴镇人，年约24岁，长得艳丽动人，可是洁身自好，戒备森严，男人很难与她接近。她是一家医院的护士，因多次偷食葡萄糖注射液而被开除劳教的。唱清音的叫刘月华，成都人，身材小巧，年约20岁，是文工团唱清音的演员，有“小李月秋” 〖ZW(〗李月秋，成都著名曲艺演员，据说是她独创的自作词曲、自敲鼓板、又自唱的“哈哈调”，名为清音。〖ZW)〗之称。一曲“布谷鸟儿咕咕叫……”的哈哈调，让人心旷神怡，心驰神飞。她是因为母亲被打成“右派”受牵连，又拒绝下派“支边”而被劳教的。这些女子，有的已劳教了两年，有的已接近“新生”。她们一直平静地期待着改造好回到社会重新作人。可是《415信箱》这批“职工”的到来，挠乱了她们沉寂多日的心。��

 

二、就业初期发生的事情��

 

一千多名《415信箱》“职工”，是分批从灌县转移到新胜茶场的。路经成都市时，在成都有亲属的人可以请假去探视，但是必须当日去当日返回住地，让他们解除劳教后，第一次体现一下享有公民权利的滋味，第一次体会“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可贵”这句话的意义。��

    我路经成都时也获准回家探视。我母亲见到我激动得泣不成声。当知道儿子还要走时，

更是悲痛得万箭穿心。母亲问我何时才能回家?我说自己说不清楚，只能听天安命。当我问我母亲这些年和妹妹是怎样熬过来的时，母亲说多亏左邻右舍都是一起生活了二三十年的老邻居。加之她原来在居委会当治保主任时关照过一些人，这些人“知恩当报”，后来又反过来关照她。经过三年“自然灾害”，有些人已感觉到“右派”和“右倾分子”批评领导的话是对的。因而对右派和右派的家属已不再像前几年那样歧视。但这只是“平头老百姓”的认识，当局那根阶级斗争的弦仍然绷得很紧。所以我妹妹高考时因为“政审”不合格，没有上成大学。幸好我妹妹后来在一家棉纺厂当了工人，每月有30多元收入，让母亲不再那么劳累。那天妹妹在厂里加班没有回家，所以我未能见到离别了三年多的妹妹。��

我们一行100多人在成都只住了一夜，第二日便乘一趟慢车于当日下午到达永川境内的小站——长河扁。上山的路是一条沿着溪沟的羊肠小道，坡度很陡。大约爬了一个半小时，到达了茶场的公路。大家以为可以走平路了，准备坐下来休息。这时领队的干部开始点名、清人，把这些人分成几堆，多的二、三十人，少的十几个人。然后由干部分别带着走。有的往上，朝黄泥塘方向走。有的往下，往朝阳寺方向走……我这一堆人有十多个，其中唐富祥、黎天青是已经认识的。此外还有汪白孚，就是杨少西的铁哥们之一，重庆人，时年24岁，中等身材，皮肤黑，貌不扬。但很有内才，诗词歌赋都行，特别擅长书法，尤喜颜真卿的楷书。另外，拉二胡的功力也很深，一曲《平湖秋月》、《渔舟唱晚》和《雨打芭蕉》，缠绵婉转，忧怨凄楚，叫人荡气回肠，……他原来在重庆公安局工作，也是因为右派问题被开除的。这堆人中多数我都面熟，都是在侯家扁集中过的，都是成渝两地机关和学校的知识分子。

我们去的地方最近，叫小白岩分队，又叫5分队。这个队坐落在山坳里，周围被几个种有整整齐齐茶树的山头包围，中间是三排平房围成的长方形四合院。其中坐南朝北地势高一层台阶的一排4间是中队部，也是管教干部办公和居住的房子。下面隔着大坝子的两排坐东朝西和坐西朝东的工棚，里面有两排相对的单层通铺，可能是全省劳改农场监舍统一的修建模式。接收这堆人的是一位身材高大，举止文静，戴近视眼镜，有知识分子风度的队长叫袁静生，当时年约28岁，说话时有明显的下江人口音。后来才听说他是南京人，出生于一个“剥削阶级”家庭。曾经在重庆新建机械厂当管教，因“右倾”曾下放农村“锻炼”，于1961年底“发配”到茶场。后来事实证明这个人在内心里对右派职工非常同情。是我最难忘的一

个劳改干部。��

当晚，袁队长召集这十几个人开了个小会，说他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分队，说本队的条件比其它队要差些，叫大家不要期望过高，对困难要有思想准备……然后就介绍了本队管理的茶园范围，茶叶的收获情况和副业(主要是养猪)生产情况，最后，指定唐富祥为班长。

“415信箱”的“职工”在茶场安置就序，按说“职工们”应该既来之则安之，但是他们却安不下心。原因是劳教了四年多近五年，有些人经历了三灾五难死里逃生，创造了劳动教的最长期限〖ZW()劳动教养是新中国的一大发明。据说是吸取了苏联“劳动教化”的措施并吸收了上海市改造妓女的“妇女教养院”的经验创造出来的，最初的劳教条例没有劳教期限的规定，直到1961年，才规定了每个人的劳教期限最短为半年，最长为三年。〖ZW〗〗，盼望能与亲人团聚，出去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即当局曾经鼓励我们说的所谓“新生”，“重新做人”。既然叫做人，就应该有人的生存条件，有人格的尊严，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善。可是在新胜茶场住的仍然是劳改犯人的监舍，吃的仍然是劳教人员的伙食，“工资”没有增加一分，粮食定量反而由“筑路工”的45斤降为“农牧工”的36斤。干部们对“职工”的态度与过去对劳教人员没有区别。动辄就是训斥，甚至使用诸如“你敢翘尾巴”等侮辱性言辞。“职工们”处于劣等公民的地位，仍然受剥削、受压榨、受欺凌。这些“职工”是有文化、有知识、有灵性的现代人。并不是可以任人驱使的马和驴子，也不是可以随意宰杀的牛和羊。我们理所当然的不服从这样的就业安置，于是不平、愤懑和怨恨的情绪在“职工”中蔓延、扩展、膨胀、炸裂。终于爆出了一桩“闹粮事件”，让茶场领导不高兴，给“职工们”的命运也蒙上了阴影。��

闹粮事件是由一个炊事员透露的一条消息引起的。他说职工一队成立短短两三个月，赵队长明扣(不出工就扣饭)暗挪(以“要留有余粮”为借口)了两千多斤粮食，加上原先劳教队的“余粮”共3000多斤，要随赵大炮一起转移到新胜茶场……这消息像风一样在吹，并愈吹愈大，很快就通过相互转告的方式，传到分散在茶场各队的原职工一队“职工们”的耳朵里。我们认为：这些粮食是用“职工们”的伙食费买的，应当属于我们，不能因为转移茶场而失去。于是有二、三十个“职工”自发地跑到场部向茶场的领导反映，要求把这些粮食如数返还给原职工一队的人。场部的答复模棱两可，一会儿说“职工们”有意见有要求可以提，领导会研究考虑。一会儿又说“职工们”的消息并不一定准确，他们要查证，等等。话并没有说死，也没有关门。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突发了另一桩事情，让事态陡转直下，使粮食返还变成了不可能。这就是少数性急的职工在朝阳寺与仰天窝之间，拦截了给赵大炮运东西的汽车。从车上搜出化猪油10多斤，菜籽油10多斤，腊肉几十斤，黄豆几十斤，面粉几十斤，大米几百斤。盘问跟车的小灶炊事员：这些东西到底是谁的?是哪里弄来的?这炊事员一会儿说是赵大炮的，一会儿又说不是；一会说是从保管室拿出来几个干部平均分的，一会又说弄不清楚来历。但不管怎样，这些东西都有问题。因为国家供应给干部们的主副食品并不比劳教们的多，小灶伙食每日三餐都是油煎油煮，只有超支，不会有节余。现在赵队长一个人有这么多东西，一定是浸吞“职工们”的……于是，他们又将此事告到场部，要求没收赵大炮这些东西。这就成了“闹粮事件”。��

几乎与“闹粮事件”发生的同时，王家坡、殷家槽和马家山几个离场部近的分队，一些摘掉了“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其它“分子”帽子的“职工们”，更是胆大妄为，竟然提出要建立工会组织。他们的想法是：既然就业的茶场叫“地方国营新胜茶场”，与他们过去当

工人的“国营江陵机器厂”，“国营长安机械厂”，“国营建设机床厂”……性质相似。既然被称为“职工”，当然也就是工人。有工人的地方就应该有工人的组织……。可是这些工人弟兄们全然不知道新胜茶场对内还有另一个名称，叫“劳改营”。它不仅是一个企业，更重要的是关押犯人的监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不允许成立群众性组织的。他们更不知道，自己虽然摘了帽子，解除了劳教，但在劳改企业里，仍然与劳改劳教并列为“三类”人员。虽然不同于劳改的关押，劳教的管制，却仍然属于控制对象……他们也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不放他们回家?并不是大中城市装不下他们，而是由于当时国际与国内形势——中印爆发了大规模的边界战争；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的同时，又在新疆煽动暴乱；蒋介石派遣武装人员进犯东南沿海，妄图反攻大陆。加之“三面红旗”造成困难引发的不满情绪……为了稳定国内形势，以便全力对外，所以仍然将摘帽和解教“分子”强制留在公安部门严加控制。因此“职工们”的要求不但被茶场领导断然拒绝，还要参与拦车和“闹事”的人写检查，做检讨，再视认错态度决定是否追究责任。��

这段时间，我和唐富祥等人背着竹篓在小白岩只采了十多天茶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又

要我们搬到朝阳寺下面的黎家山煤窑，接替脱法犯人钻洞子挖煤。这消息让我们感到又震惊

又震怒，因为这座所谓的煤窑是个“狗爬洞”样的煤洞子，直径不过一米多点，“长子面”(即挖煤的工作面)只能容得下一个人的身子。脱法犯人是爬着进去又爬着出来的。身上只穿一条破烂不堪的小裤衩，有时还完全裸着身子，手和脚都扒在地上用竹筐往外拖煤……不要说那含硫煤层气味难闻，瓦斯爆炸有多么危险，就唐富祥等几个身高1.8米

左右的人也不适合钻洞子。所以我们团结一致，拒绝爬洞子挖煤。��

由于“闹粮”、拦车、要求成立工会组织和拒绝挖煤等几件事情的发生，让茶场当局认识到这批从共产政权内部挖出来的“右派”、“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分子，不是等闲之辈。不像他们管过的蒋介石的军、警、宪、特，由于政权的覆没，如丧家之犬。这些右派内心

并不服气。��

不久，从灌县《415信箱》也传来了信息，说这伙人中间有个“反革命组织”经常煽动

闹事，与政府作对。但一时还没有查明这个组织的性质、规模、背景——是拿卢布的还是拿

美元的。因此上级要求既要严密监视，又不能打草惊蛇。为此，江津公安处指派一个对这些

人的情况很熟悉的董霖为特派员，组成专案组，抓这个案子的侦破。于是茶场采取了如下措

施：一是将右派和反坏分子混合编队，让其相互渗透，互相矛盾，从而暴露问题；二是对一

些可疑分子，采用频繁调动，变换地方，让其自动“浮出水面”；三是对“敌人内部实行分化

瓦解”，收买和利用他们中一些软弱分子，让他们反戈。��

据说这三条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从各队反馈回的信息，查明下列人员接触频繁，行

动“诡密”。有时还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聚会”。并且这些人中大多数是参与过“闹粮”，拦车

和要求成立工会组织的。这些人就是马家山分队木工房的周居正和谭国仁；王家坡分队的卫

生员廖连康和袁进修；二分队的李玉平和费宇明；一分队的杨权松和陈云伍。由此，专案组

“透过现象看本质”，认为茶场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并非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有人策划，组织，指挥的。从而坚定了抓一个大案，抓一个反革命组织的决心。��

 

三、一个自杀的女人��

唐富祥这班人在黎家山拒绝钻洞子挖煤，茶场当局也不好用枪杆子逼着去。因为这些人毕竟已是“恢复”了公民权利的，于是就将我们调到朝阳寺。从黎家山到朝阳寺有一条小径，步行不过两里。我离开黎家山煤窑去朝阳寺的头天晚上，专门去与认识不久的夏静萱告别。夏静萱是女子队派驻黎家山看守红苕地的，重庆人，时年25岁，微胖。原是江北一个小学教师，因为其母翻案而劳教。她也在峨边沙坪农场劳教过，并亲眼看见我的同事冯芸碧死在卫生员怀里。所以我对她尤为亲切。由于此处地势较低，距山脚很近，常有山下的农民上来偷红苕和红苕藤。夏静萱在红苕地的坡上搭了一个茅草棚子，从分队把口粮领来自己开火，我们经常在她那里煮东西吃。我们到黎家山后，吃了晚饭没有事时，常去帮她看守，陪她聊天……并给她取了个官名，叫“驻黎大使”。��

    这天晚上，我又问起冯芸碧死后的事。夏静萱本来已不再想那段痛苦的往事，但考虑到我去了朝阳寺，今后见面的时间少了，便哽咽着讲述了那卫生员比冯芸碧更悲惨的死。她说：“那个卫生员叫李婉婷，泸州人，与我同岁，比我稍高，但比我漂亮。是医专毕业班学生，因反右时为女作家丁玲、白朗、宗璞等人鸣不平，被定成“反动分子”开除学籍，强制劳教。在沙坪农场时，因为和我、陈晓梅、冯芸碧都是“政治犯”，大家谈得拢，经常在一起。冯芸碧死后，李婉婷忠于朋友的遗托，要为其将遗物交给冯的母亲和儿子。但听说冯芸碧的母亲已经60多岁，她担心老人经受不住失去女儿的打击，只好硬着头皮给冯芸碧那个忘情忘义的丈夫写信，一连去了几封信都没有回音。她又寄了一封双挂号，不久信被退回，回执单上批了9个字：此人已搬迁，新址不详。最后不得不模仿冯芸碧的笔迹和口气给冯母写信，称自己得了重病，看冯母是啥反应。��

    “后来冯母来过一封信，说冯的丈夫与冯离了婚就升了官，与一个刚分配到下属公司的女大学生结了婚。因此，冯芸碧的儿子备受冷落，常常跑来问外婆，甚么叫反革命?妈妈为什么会当反革命?妈妈啥时候回成都？��

“这封信让李婉婷和我长时间不能平静，更加坚定了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让老人和儿子知道冯芸碧已经死了的真情，让希望和企盼永远伴随着他们。所以一年后老人病故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先她而去，拉着快初中毕业的外孙叮嘱道：一定要等着你妈妈回来，要相信你妈妈，你妈妈决不是反革命!”��

讲到这里，夏静萱叹了口气，接着用更加低沉的声音讲了李婉婷猝死的原因和情景：

“李婉婷为冯芸碧做了这么多好事，大家都以为好人自有好报，完全没有料到她会死，并且死得那样突然，那么凄惨。��

“1959年冬天，是沙坪农场最寒冷的日子，冰雪覆盖了大地，山沟里挖不到野菜，山林里采不到野果子，许多人不是得了水肿病，就是瘦成皮包骨。尽管许多人为生存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把所有能换吃的东西都换了，却仍然无济于事。因为那时候，同等量的食物比同等量的银子还贵。李婉婷为了换得几个荞面馍馍，向一个彝胞拿出她十八岁生日时父亲给她的一块镀金的欧米茄手表。那彝胞拿着摇了摇，听到哒哒哒的声音好听，才勉强收下的。很显然，李婉婷已经把所有能换的衣物都换尽了，才被迫换掉那最珍贵的手表的，目的就是为了活下来。她在管教干部们心中的印象也很好。她估计自己在下一个年度可能会摘掉帽子，解除劳教，回家与父母团聚。可是1960年初进行上一年度年终评审时，发生了一件她完全没有料到的事。一个平日与她关系不错的女人，突然反目为仇，告发她‘假积极真反动’。原因是这女人多次向她要奎宁堕胎，她对这女人逐渐冷淡，最后婉言拒绝了这人的要求，从而引起这人的怀恨。但这人对她的不满不表现在脸上，而暗藏在心里。俗话说‘君子难得，小人难防’，不知道是何时，李婉婷有一本丁玲著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被这小人偷去交给了队部

管教干部，扉页上有李婉婷写的一首打油诗：��

杂草丛生一满坡，稻麦没有公粮多；榆皮剥尽寻树根，汗水泪水相交堕。��

饥鸟翻飞不畏人，饿鸦啼鸣头顶过；老毛不搞大跃进，百姓何以遭饥饿!��

“这当然是矛头直指伟大领袖。干部也不敢包庇她，当晚就在全体劳教人员大会上进行了批斗。那恶狗竟在批斗会上当众抓扯李婉婷的头发和胸衣。她知道李婉婷小气，想给她致命的羞辱。那晚我一夜都忐忑不安，担心李婉婷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因为她出生在一个旧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母对她重话都没有说过一句，何曾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加之这件事情的发生，使她想尽早解除劳教的事变成了泡影。我怕她转不过弯子，天不亮就借口到卫生室拿药，想安慰她几句……哪知道卫生室的小门紧闭，里面没有声息。我连忙敲打板门，又呼唤她的名字，仍然没有动静，没有回应。我忽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连忙报告了中队部。中队长和教育干事马上带人破门而入，果然李婉婷已死在地上的血泊里。后经现场勘察，确认她是打破那面小镜子用玻璃割断左手动脉血管放血死的。她是学医的，知道致命的要害部位。人们还发现床上地上都有翻滚挣扎的痕迹，裤裆里还排出了一些屎尿……可见她在气绝之前是何等的痛苦、凄惨，又是那样的坚决要死。后来清理遗物时，在她诊病的小桌抽屉里，发现了她当晚给我写的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只有一行字，静萱姐：实在对不起，芸碧姐所托之事现在只好拜托你了。可见她为人多么讲信义，对朋友多么忠心，连万念俱灰的时候，都没有忘记履行对朋友的责任。让我好生感动，让许多人泪如雨下。”��

这是劳教人员死得最惨不忍睹，用自杀方式结束生命的第一个人，但不是最后一名。��

夏静萱讲完李婉婷自杀的事，已泣不成声，难怪她多次欲言又忍，就是怕提起这段伤心的往事。但她知道我与冯芸碧原来是一个厅的，又是一起从成都押送到沙坪农场劳教的，所以才强忍着悲痛讲了上面的事……但是仍然没有讲完。因为我已不忍心再让她讲下去，就告别了。

有一天休息，夏静萱到朝阳寺来看望我们，又讲了她解除劳教后去成都找冯芸碧儿子的事。她说：��

“由于沙坪农场饿死了许多人，特别是像刘盛亚这样有名望的人，引起了省劳改局的重视，立即将她们转移到条件较好的简阳平泉农场。在那里种了两年棉花，我摘了帽子，解除了劳教。安置来新胜茶场就业之前，获准5天探亲假。但我没有回重庆探视亲人，而是去成都找寻冯芸碧的儿子，完成两个故友托咐的事，以告慰她们在天之灵。��

“这次的寻访进行得非常顺利，原因是冯芸碧母亲病逝的消息，就是冯芸碧的儿子写信告诉李婉婷的，那信壳上留有这孩子的联系地址。

“冯芸碧的儿子叫向天国，已经是一个17岁的小伙子。当时正在成都一所有名的中学读高中。我怕影响他的情绪，更怕影响他的学业，仍然没有告诉他的妈妈已经死了的事实。只说我是请假到成都探亲，受她妈妈委托看他的。幸好冯芸碧在那封遗书上没有提到‘自己将死’的事，只是向儿子表白自己没有罪，要儿子要相信自己的母亲。加之我把那封信纸落款的日期，改成了1962年，又称那头发是他妈妈想把它埋在他外婆的墓地里，陪伴外婆长眠。那孩子很单纯，对我的‘谎言’没有丝毫怀疑。并说冬天放寒假他就要去简阳平泉农场找他妈妈。

我一听慌了，赶快对他说：这样不行。你妈妈说你现在正在读书，不能分心。要你读完大学，参加了工作，懂事了才能去找她。如果那时候你妈妈仍然在落难，你才有本事去救你妈妈……你看过川戏《沉香救母》吗?沉香也是读完大学，当了状元，才敢去救他母亲。那孩

子听完我的劝导，连连点头，嘴里应着：嗯，嗯。最后要我转告他妈妈，说他一定会努力读

书，一定会为母亲争气。”��

据说，朝阳寺是西山唯一的一座庙宇，从前供奉的是“送子观音”，在方圆几十里地很有名气。原因是这个观音菩萨很灵，求子得子，求福得福，所以善男信女纷至沓来，香火十分旺盛。自从土匪在山上盘踞，又改为供奉“关圣帝君”，每年有附近的袍哥舵把子带领弟兄们上山朝拜。土改剿匪时，解放军消灭了盘踞在山上的土匪，打倒了“关圣帝

君”。建茶场时，这里成了一个劳改中队，中队部就设在“帝君大殿”的屋子里。��

唐富祥一班人到达朝阳寺时，这里既是制绿茶的一个车间，又是产茶的一个中队。但习惯称“绿茶车间”，与黄泥塘的“红茶车间”对应。坐北朝南的“帝君大殿”此时已改为茶叶的成品仓库。它背后就是茶场的那条公路，前面有一个200多平方米的三合土坝子，既是晾鲜茶叶的晒坝，也是附近几个队开大会，看电影的场地。坝子基本上呈正方形，其余三方均是土墙小青瓦平房。与大殿相对的是4间独门独户的干部住房，也称中队部。两端都有一条通道，连接着与队部背靠背的制茶车间。左边一排数间是卫生室，粮油副食品保管室，生产用具保管室……并与厨房相接。右边数间则是“职工们”住的房子，比小白岩住的大工棚好些，是一间一室。里面只有一边靠墙的一层通铺，可以睡6—8人。一个班12个人分两间，每间只睡6人。这排房子的北端与朝阳寺大殿相隔数米，中间就是晒坝通往公路的通道，汽车可以开到晒坝装运茶叶产品。��

唐富祥这个班在黎家山煤窑时，因那里人少没有配备卫生员，有病都是到朝阳寺绿茶车间的卫生室诊治。所以对朝阳寺的情况已经熟悉。当时的队长是个山东大汉，姓黄。据说原在重庆公安局工作，可能是因“右倾”贬到茶场来的。他人高马大，粗眉大眼，声如洪钟。但对右派“职工们”是个“好好先生”。管生产的是女的，姓姚。据说是场部一个中层干部的妻子。她说话脸就要红，对“职工”对女劳教总是笑嘻嘻的。管教育的叫张馨桂，也是个女人。当时年约24岁，与我差不多。皮肤微黑，肌体结实，是女管教干部中唯一年轻且貌美

者。据说她原来也是重庆市一个派出所的户籍，不知是什么原因“下放”茶场。她对犯人严

厉，对右派“职工”很和善。卫生室有个叫何琴的女医生，据说是因为医疗事故造成严重后

果，被判了五年徒刑劳改的。由于她医术精良，认罪服管，有立功表现，只劳改了三年多就

被提前释放，时年刚过30岁。她有丈夫和一儿一女，提前释放后盼望与亲人团聚，也因“大

城市不准入户”而留场就业，所以与《415信箱》来的“职工们”同病相怜，在治病，给药、开假条方面给了许多照顾。��

记得在黎家山时，有一次我患感冒，汪白孚陪我上朝阳寺何医生那里拿药，在卫生室门

口差点与一个出来的女子相撞，两人都不约而同的瞧了对方。不知为什么，我的心突然躁动不安，竟愣了片刻，不晓得侧身让对方过去。那女子也羞得低下了头，红着脸走了很远的时候，又回头向我投来销魂的一瞥。后来听何医生讲，那女子就是黑牡丹，在绿茶车间学制茶。那里有十几个女劳教，个个都很漂亮。其实黑牡丹并不很黑，只是与白牡丹的皮肤比较，相对而言稍黑一点点。因黑牡丹叫何婉容，与何医生同姓，所以她们认了姊妹。��

自那以后，我的魂像被那女子勾去了似的，有事没事都往朝阳寺跑。特别是听说我们要

调到朝阳寺时，更是高兴得不得了，终日歌声不断，笑声不绝。但是到朝阳寺后，发现那十

几个女劳教都调到红茶车间去了，又像皮球泄了气一样心灰意冷，没精打彩。这事让汪白孚

觉察到了，连忙向何医生求医，想让何医生了解一下何婉容是否愿意与我认识。��

这时，我与汪白孚虽然相识不久，但由于我们都是杨少西的朋友，且年龄相近，爱好、

兴趣、见解基本相同，所以成了形影相随的好朋友。��

何医生仍算是风韵犹存的青年妇女，不仅有丰厚的医学知识，更有与医学相伴的生理知识和心理知识，对俊男倩女间感情上的事了如指掌。加之她一贯助人为乐，所以满口答应汪白孚的要求，并说：“我看他们品貌年龄相当……何婉容会听我这个姐姐的话的，但是感情上的事要循序渐进，不能性急。”��

 

 

四、劳教队酸涩的恋情��

 

 

女子队的驻地有个形象的地名，叫仰天窝。那100多名女人中有20多名刑满就业的，年龄都在30岁左右，大都属于“风妖骚”和“麻核桃”那种类型的。有的解放前就在“烟花巷中”，被老板“收上房”后，又助纣为虐，干起了逼良为娼的勾当。解放后虽经人民政府多次感召，仍不思悔改，又暗中做起腐蚀革命干部的事。有的人淫荡成性，在家养“野汉子”，被

丈夫发觉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勾结奸夫杀害自己的丈夫。这些女人大多有几分姿色，虽

然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她们故作媚态，举止轻佻。特别是《415信箱》的“职工们”来

了以后，她们像是吸了“白粉”一样异常兴奋，主动迎上去搭讪，或故意卖弄风情，想引起“职工们”注意……但人们一听说她们狼藉的名声就望而生畏。��

倒是年轻的女劳教比较本分，原因之一是她们劳教是有期限的，所以对改造前途充满信心，认为再苦再累也只有三年，所以处处循规蹈矩，遇事小心谨慎。原因之二是劳教人员不准谈情说爱，连原有的关系都必须“冻结”或“中止”……难怪我们初到朝阳寺见到那些

女劳教，想与她们攀谈时，女劳教都赶忙转过身去，装做没有听见，不敢理会我们。��

据何医生介绍：何婉容那次在朝阳寺与我相遇，留下的印象也很好、很深，说她从来没

有见过这么英俊的男人，所以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结果那一夜都没有睡好，想着自己要不

是犯了错误来劳教，也该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觉得我年龄、身材、相貌、人品都不错。但就是第一怕违犯纪律影响改造；第二不知道“右派”是个甚么罪，为什么劳教满了都不能回家……对于何婉容这些顾虑，何医生做了以下解释：右派左派都是政治上的事情，她也说不清楚。但女人找男人主要是看人品，看作风正派，对妻子忠心……至于违反纪律，这当然要冒点风险。哪里有爬上树不擦掉点皮就能摘到果子吃的呢?就这样何婉容还是迟疑了好一阵才答应与我见面，先认识认识。这让何医生非常高兴，证明她夸下海口是有根据的。��

第一次见面有点像电影里地下工作者找“组织”的情景，非常神秘。那是1962年国庆前夕，秋茶已将采尽，西山已秋风四起。全队休息日，我吃了早饭，换了干净衣服，梳理了难

得一梳的头发，没有随大家下山赶场，悄悄来到红茶车间一处很背静的偏棚，找一个叫马大

哥的人。他有40多岁，魁伟结实，是刑满就业在红茶车间喂牛、拉磨，给猪舍几十头猪磨包

谷粉的。他妻子也是就业的，在厨房做干部伙食。这偏棚就是他们的家，大约有10多平米，

屋里除了一张简易的床，两口木箱，两个木盆，一条木凳，四壁空旷，所以显得较宽。我敲开棚门没有“核对暗号”，马大哥就知道我的来意。说他妻子与何医生也是认的姊妹，所以关系很好。前天就说了要他们帮助何婉容与一个“老右”见面……他叫我嗑他们自己炒的南瓜子在棚子里等，就立即去通知何婉容。��

黄泥塘原本是一个有水的山坳，经人工平整成了一片平地，大约有几千平方米。由于五十年代后期修了高大的砖木结构厂房，原有的土屋和偏棚就作了就业人员的住室(制茶车间制茶的都是有制茶技术和经验的脱法犯人)。红茶车间的干部住房和女劳教的工棚则在去场部的公路左边，也是砖木结构的，与厂房相距数百米。既是生产区与生活区要分开的需要，也是

把那些年轻女子置于干部眼皮底下，以免她们招蜂引蝶。所以马大哥去了20多分钟后，何

婉容才和另一个小女子手里端着一盆衣物来到马大哥的住室。马大哥也随后跟来吩咐道：��

“你们放心在这里谈吧，我在外面喂牛，给你们放哨，有情况我会吆喝牛……小何、小丽就赶快撤退……”说完就退了出去。��

这次会面主要是各自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增进彼此的了解，增强双方的信心。但时间很短，大约只有40分钟，忽然听到马大哥训斥那老牛的声音。原来是劳教小组长赖淑华见何婉容许久没有回工棚，就去找。在洗衣服的水沟没有踪影，所以找到车间来的。

与何婉容一起的小女子叫马小丽，重庆人，年龄比何婉容还小两岁，个子比她也矮一截，皮肤白净，面容清丽。按道理她还不到法定年龄，是不应该受这样的处理的。但那时还没有少年管教所，更没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处不处理都凭某些有权处理的人的一句话。小丽的“犯罪”事实就是跟着大院的几个男崽儿到大阳沟菜市场摸包。男崽儿摸到的包就迅速转移给她，她接到包就快速撤离。男孩子万一被抓，由于没有证据，可以矢口否认。她说，有一次她把钱包给了那男孩后，又跑回去看那个被摸了包的中年妇女有啥反应。结果看见那妇人还在那里呼天嚎地的咒骂、哭泣。说钱虽然不多，但里面有刚领到的全家4口人的粮票、肉票、副食品号票……咒贼娃子该千刀万剐，不得好死!她觉得那家人丢了这么多东西太可怜，曾劝那男孩把包退给那妇人，就说是小偷逃跑时掉在地上他捡到的。可是那男孩不同意，后来她就再没有跟他们去摸包了。但那些孩子愈陷愈深，后来终于被抓，把她也供了出来……她向派出所的公安说她只参与过一次。可是公安说，你们这些人哪一个不是这样说的，抓到一次就只承认一次，没有抓到就是好人。��

在女劳教队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由隔阂到猜疑，由忌妒到挑唆，引发的是非口角，发生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丑人欺负漂亮的事特别多。于是拉帮结伙，认姐姐认哥哥，认干爹认干娘，无非是想有把保护伞吓唬人，免受同类欺辱。在制茶车间的女劳教大都认了一些就业人员做干亲戚。如像何婉容认何医生为大姐，马小丽认马大哥。《415信箱》的“职工们”

来了以后，女劳教们又转向这些职工，是同乡的认同乡，同姓的认兄妹。后来，由于我突破了“不准女劳教谈恋爱”的禁区，女劳教们胆子大了起来，纷纷仿效我们耍朋友讲恋爱。��

这时我已经满了24周岁，具备了一个成熟男人的所有特征，尤其是心理上对异性的追求，生理上渴望得到满足，无时无刻都在挠动我的心。但何婉容每次与我相会，都带着马小丽，让我有些不高兴。何婉容看出了这点，连忙解释说，这是干部规定的，女劳教请假外出都是“双人制”，以免她们有越轨行为。加之马小丽像她的亲妹妹，她不能不把她带在身边。��

可是有一次有一个机会，马小丽出去上厕所，我鼓足了勇气，双手将何婉容搂过来拥在

怀里，想去亲她的嘴唇。何婉容本能地，也是不由自主的将我的双肩往外推。可是腰肢仍被我双手抱着，由于杠杆原理的作用，两人的上身虽然离远了，但下身却贴得更紧，何婉容已感触到我下面的坚挺……羞得乱了神。忙从我的双手里往下滑落，坐在地上呜呜地哭出了声……。��

时下流行的一首歌：太阳出来爬山坡，爬上山坡想唱歌，歌声唱给妹妹听呀，笑得太阳乐呵呵……嘴里头唱的哟呵哟呵唷!心里头想的啷格里格啷……那阵子我心里头想的正是“啷格里格啷”，所以急切地盼望着下一次与何婉容相见。可是有两个休息天何婉容都没有如约前来，让我有些不安，以为是何婉容病了，以为我们的事“露了马脚”。红茶车间有个规矩，凡违犯纪律的，最轻的要罚十天半月不准请假外出。但出乎我的意料，何医生带回一张何婉容给我的字条，上面写道：祝你好运!我不愿意与人竞争，我也没有能力竞争，因此选择了退却。这是为什么呢?我好生纳闷。后经汪白孚指点，我才想起张馨桂张队长的事，感到天大的冤枉，莫大的委屈……。原来唐富祥这个班调到朝阳寺后，这位年轻的女队长对我特别好，特别关心。在晒坝看电影时，张队长要我挨着她坐在一起。当然张队长坐的是藤椅，我是坐小木凳，我们之间有“一凳之隔”。张队长常常喊我一个人单独跟她去邮亭铺出差挑东西。挑的东西不多，也要给我加班饭吃。有一次张队长要看我的影集，我拿到张队长的办公室兼卧室去。张队长看后深有感触，问我“这么好的工作，你为甚么不珍惜呢?”我正想回答“哪能怨我!”此时，姓姚的女队长闯了进来……有一次我病了，张队长去我的住室探视，竟用手摸我的额头，看我是否发烧……并让小厨房的炊事员送来一碗米粥。张队长还告戒我不要与女劳教来往，说这些女子都是好逸恶劳才犯错误的，她们大多是为了精神上和生理上一时快娱，一时满足，并没有考虑婚姻、家庭和社会责任——这一切被何医生知道了，当然要转告何婉容。

当时我对张队长这些“不一般”的举动并没有留意，也没有介意。因为张队长与我去邮

亭铺的路上，曾讲了她新婚不到一个月就被调到茶场，整日与犯人打交道，生活得枯燥无味，她丈夫从部队转业时，她是要离开茶场的……《415信箱》的“职工们”来了以后，她亲眼所见，这些人确实不同于她管过的犯人……她不明白这些人给领导提了点意见，就是“攻击领导”，对某些政策发表不同意见就是“反社会主义”。因此，对“职工们”的遭遇很同情……只是由于我与她年龄相近，又是朝阳寺“职工”中比较帅的，所以对我关心多一些，同情多一些。��  我知道何婉容因为这事“吃醋”才不理我的，急于想找何婉容解释，可是还没有等我找到解释的机会时，传来了一个许多人早有预感，却仍然令人震惊的消息。几乎同一天，在马家山、王家坡、松林坡、大坳田几个分队，江津地区公安处以反革命罪逮捕了周居正、廖连康、袁进修、李玉平和费宇明，这些人大多是在旺苍县快活场侯家扁“集中”过的右派。我基本上都认识。特别是李玉平，在灌县老母孔职工一队时，曾有过接触。那次在工棚里“职工们”齐声轰退赵大炮后，李玉平曾称赞我有正义感、做得很对。这些人的被捕，我担心他们经不住刑讯逼供而乱说乱咬，把我也牵扯进去。��

果然，这些人被捕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和班里的人在茶园剪枝、除草、翻土和修整排水沟，忽然有人来通知我回队，说有公安局的人找我。我心中高兴，以为是我妹妹的男朋友来了。因为不久前我接到妹妹的来信，说她已经有了男朋友，是成都市公安局的，最近要到重庆出差，母亲要他顺便到茶场看看我，并带了些衣物和吃的……可是我回到朝阳寺时，黄队长告诉我，是江津地区公安处的人找我。于是把我带到一间空屋子里，上方两张双抽桌前坐了三人，进门约一米处的地上摆了个只有20公分

高的犯人坐的小木凳，小凳距双抽桌有两米

多三米，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临时审讯室。我在小凳上坐下后，坐在正中位置的人先发问，然后是左边那人有时候插问，而右边的人埋头做记录。问的内容主要是认不认识被逮捕的几个人？与他们是甚么关系?有什么接触?知道他们说过些什么反动的话?干过些甚么违法的事？我答道除了周居正，其余的几个都认识，我们是劳教的“同学”关系，有点头之交，没有具体接触，因而也没有听到他们说反动的话，干反革命的事。后来这些审讯者又把话题转到李玉平身上，问我是否看过李玉平一个笔记本，在那个笔记本上看到些甚么内容……这时我忽然记起，有一个休息日的傍晚，我在黄泥塘与何婉容相会后回朝阳寺，在仰天窝与小白岩的桠口碰到李玉平、费宇明、杨权松等几个人正散步到那里。李玉平招呼我后，递给我一个软壳的小日记本，说他最近写了几首诗，征求我的意见。可是我此时正腹中饥饿，想尽快赶回队吃晚饭，所以无心欣赏他的作品。但又放不下情面，于是接过来翻了几页，应付着扫了几眼，在渐暗的日光里，觉得好象是摘录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章节，例如“耕者有其田”，“关乎国家经济命脉之大企业应控制在国家手中”的文字，于是，如实做了回答。看来那两个询问者比较满意，就宣布：“今天暂说到这里，以后我们也可能还要找你，希望你要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大胆检举揭发他们的罪行。今后你想起来要补充，可以写成书面材料交给黄队长转给我们。”宣布完后，那个作记录的干部将记录拿来叫我确认和签字。我看那上面是“询问记录”，并非“审讯记录”，感到有些宽心。记录又是以问答方式记的，且记录的文字与我口头回答的基本相符，就签字划押，捺了指纹。公安处的人走了以后，黄队长给了我一个包裹，说是有个人从成都带来的。我打开一看里面有妹妹写的条子，称：几件旧中山服是一个叫杨少西的人托转的，两斤多大米和花生混合的炒面是母亲做的，由男友高某亲自带到茶场等。我问黄队长：�ァ袄慈四�?”��

“我也不清楚，东西是场部交下来的。”黄队长为难地答道。��

我心想：不管怎么说，自己是摘了帽子、解除劳教，有公民权利的人，为什么连会见客

人的权利都没有了呢?我相信妹妹的男朋友既然从成都把东西带来，是想见我一面的。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认识到只要被捕的那些人问题没有查清楚，自己的命运就很难说清楚。虽然明白自己没有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那些人一旦出了事，与他们相识的人都要受影响。这是当时“左”风正急的社会现实。所以我已无心去向何婉容解释那些误会，免得把她也牵进政治漩涡中来。��

 

 

五、革命志士共和国死囚��

 

 

1963年元旦前夕，西山各分队又有一些人相继被捕，其中有南下干部、原重庆市九龙坡区政府的魏昭、四川大学法律系毕业的蔡瓯北和达县某中学的教师陈云伍。而陈云伍是我亲眼看见从朝阳寺绿茶车间五花大绑捆走的。陈云伍在被押上嘎斯汽车前还大声抗议道：

“我是人，人是肉长的，怎么能像捆东西那样捆呢……你们把我捆残废了，不能干活，还要吃饭，还不如一枪把我毙了……”其声音之凄惨，其情景之悲壮，令人感叹！��

自此，西山各队的“职工们”陷入了红色恐怖之中，不知道东风何时吹错了方向，吹到自己的头上，自己也会被抓、被捆……��

1963年元旦，茶场当局可能是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空气，制造一种轻松的氛围，决定组织“职工们”与女劳教们共同来一次演出。据说这是茶场建场以来规模最大、文艺水平最高的演出：那位毕业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汪孝华，用手风琴演奏的《蓝色的多瑙河》，激越悠扬；那位陈培根用二胡奏出的《汉宫秋月》，如泣如诉；那位柳隹表演的《孔雀舞》轻盈活泼；那位刘月华唱的清音悦耳婉转；那女劳教的小合唱《十送红军》；那罗大哥领唱的《嘉陵江船工号子》；那京戏《猎虎迎春》；那川戏《别洞观景》；黄强与刘月华的“父女观灯” ……令报幕员把《楼台会》错报成《茶台会》；扮演“祝英台”的把“不是爹娘管得紧，定要送兄到长亭”，错唱成平时心里想的“不是干部管得紧，定要送兄到邮亭〖ZW(〗邮亭即邮亭铺，成渝铁路较大的车站，乘快车上西山的必经之站。〖ZW)〗”。但是大家高兴不起来，笑不起来。因为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像石头一样压在大家心头。��

与此同时，我在朝阳寺又受到了第二次“询问”。这次“询问”的人仍然是上次那三位，估计是“专案组”分管我的。但这次“询问”升了温，在核对了姓名、年龄、籍贯以后，就单刀直入询问主题：你是何时参加反革命组织的，履行了哪些手续，参加了哪些活动?答复当然是否定的。于是那个主审公安在桌子上啪的一巴掌：��

“你不老实!这个组织的名单上都有你，为什么不承认?”��

我本想给他顶回去：假如我搞个甚么组织，想壮大声势，把你的名字也列进去，你该不该承认?但又想此人正在盛怒之下，这样顶撞他，我自己会吃亏，于是只好低头不语。旁边那位陪审的为了打开僵局连忙换个口吻进行攻心：��

“你这么年轻，原来还是个团员，不能把自己与那些老反革命套在一起”。��

“我确实不知道有什么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人要我参加甚么组织，更没有履行过任何手续。”我辩解道。��

    “那为什么这个组织的人会说你参加了呢?”��

“这就要问这个组织的人有什么证据说我参加了他们的组织。”��

“人家当然有证据证明你参加了的，政府是挽救你才叫你自己坦白。”��

“既然有证据就请出示……是申请书吗?是填的表吗?还是承诺的文字?”我毫不畏惧地反

逼他们。那主审人恼羞成怒，威协道：��

“证据是要给你看的，但现在不是时候；真正拿出来时你就悔之晚矣!”��

这次的“询问”我无法满足询问者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他们希望“反革命”抓得愈多，他们的工作才愈有成绩。当然，也令我担心起来，因为我觉得既然问一次又问二次，绝不是无的放矢，一定是同类中有些人为了脱掉自己的干系，为了保住自己不惜出卖良心“咬”别人，以为“咬得”愈多，立功愈大，就可以得到“宽大处理”。��

我在诚惶诚恐中过着日子。突然有一天中午收工的时候，场部一帮干警带着一条长得像豹子样的警犬，在工棚里搜查，那畜生好象很机灵的样子，用鼻子到处嗅着，用爪子到处翻着，不久就从一处叼了一只胶底布鞋出来，那帮干警立即用相机拍照。不久那狗又从另一处叼出一只、两只、三只、若干只……几乎有臭味的破鞋都被它叼出来了。甚至恶意地围着张馨桂队长转，嗅着她的裤管，舐着她的鞋面。这让张队长十分生气，用手脚驱赶，用吆喝威胁，都无法摆脱那畜生的纠缠。最后还是那主人的一声招唤，它才摇头摆尾自鸣得意地回到主人身边。��

这次的“警犬行动”显然是失败了。但被叼走鞋子的“职工”仍然被盘问了一番：某日某时你在何处?谁能证明等等。后来听制茶的就业人员讲，原来朝阳寺大殿仓库里的成品茶，不知是昨夜还是前夜被盗了两麻袋，茶叶公司收购站来提货时才发现。这两麻袋茶叶共50公斤，约合现在的人民币数千元。��

茶叶被盗的事过了一个多月，大约是1963年“七·一”前夕，我被告知不要出工，把被盖卷打好到场部去“学习”。我一听就紧张起来，但转念一想：要抓我逮我又何必去场部呢?并且自己最清楚自己的事情，心中无冷病不怕吃西瓜!于是跟着黄队长去了场部。在路上黄队长问我：�ァ澳憔烤共渭用挥胁渭幽歉鲎橹�?参加了就交待清楚，争取政府宽大……你还这么年轻。”从眼神里看得出黄队长对我有一种惋惜的神情。与此同时，黄队长还告诉我，说张馨桂由于接近过我，也受到了盘问……��

到了场部，我感觉得又像是在成都新村4号的情景：在一间不太大的屋子里挤满了二、

三十个人，大多茫然地坐在自己的被包上，一个个神情沮丧、忧心忡忡。我也不像当年那样满不在乎，因为我经过五年改造，已深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领略了“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滋味，但我相信自己是无辜的，不应该是专政的对象。��

不久，我们方知：到场部来名为学习，实为“收审”。这次审查进行得比当年机关“肃反”文明些，一不骂人，二不罚站，更没有打人，只是在思想上施加压力，在精神上制造紧张气氛……比如说“在这里集训不定期，说清楚一个走一个”；“迟交待不如早交待，换个地方你也得交待”等等。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这里不定期”，就意味着每天吃二、三、三两，看你受得了不；“换个地方你也得交待”，当然是监狱，那必然是捆绑，必然是拷打，必然是皮开肉绽……��

到场部“集训”的人，有许多是我认识的或知其名未见其人。如刘应龙，据说当过刚从台湾驾机归来的徐廷泽的老师；如聂俊奇，据说是聂荣臻元帅的侄儿；如黄强，解放前就在川北参加了地下党；如谭国仁，那个东北财经学院分配回川的学生，人称唐学士；如申云松，西南政法学院的高材生，等等。他们这几人虽然多次被警告：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串通案情。但他们还是偷偷地、机敏地交换着纸条，交换着信息。其中有一条信息让我非常吃惊，非常愤怒，那就是谭国仁递给我的条子上写着：“我早就知道你要挨整，听说你参加了拦赵大炮的车，又参加了那个组织。”我想弄明白谭国仁是听谁说的，又回了一张条子。得到的答复是听一个袁某人讲的，传说袁某有份名单上有我的名字。于是我才知道自己是这样被牵连进去的。但我与袁某人并不熟悉，他凭什么说我参加了他们的组织呢?若干年后，我遇见一个同样受到牵连的人告诉我：据说这个“组织”拟定了一个发展计划，把彭德怀虚设为他们的后台，把许多人列为他们的发展对象。袁某被抓后，这份单方面草拟的名单就变成了“成员名单”，名单上的人无一幸免地被牵连进去。俗话说：狗咬人有药医，人咬人没药医。但我坚信自己的问题终究会弄清楚的，尽管当时背了个“顽固到底”的名。

集训当天就有一半以上的人主动要求与专案组“谈谈”，然后又见他们写了材料，于是就背起被包离开了“集训”。当天剩下的只有九人，晚上被安排到直属队(也即是建筑队)一个堆草的土屋里睡。夜间有卫兵守门，屋内有一个尿桶……半夜里有人说梦话：我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但第二天又有人交了材料，离开了那里。最后剩下的，也是最顽固的，要戴着“花岗石脑壳去见上帝”的，只有我、谭国仁、康永意三人。

我们在直属队一呆就是一个多月，再没有人来盘问，也没有人来提审，好象把我们遗忘了似的。此间，倒是何婉容来窥探过一次，她和马小丽一起站得远远的，很苍凉的样子……我只对她做了个手示，表示自己没有问题，叫她不要难过。��

我们在直属队的日日夜夜，都有两个年老的，已丧失劳力的脱法犯人轮流看守。有时带我们去干点杂活，有时在土屋里给我们摆龙门阵。讲些他自己劳改服刑期间的经历，讲得十分阴森恐怖。如说一些重刑犯人因长期戴那种土法锻造的脚镣手铐，脚腕和手腕的皮肉被磨破了，没有及时医治，结果发炎，化脓，生蛆，犯人一有空就用草杆挑蛆。又说有些犯人完全是一层皮包着一副骷髅架子，除了尚有微弱的呼吸，完全像个死人的样子，所以常有犯人为了不受活罪要求枪毙他们。我和谭国仁、康永意听了，不知道两个脱法犯人是受指使吓唬我们呢?还是出于同情而开导我们。但我们都不敢相信两个脱法犯人讲的是事实，因为我们知道共产党讲过：对阶级敌人仍然要讲“革命人道主义”，不会那样摧残犯人。��

可能是专案组的“专案”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可能是我们三个人的问题已经澄清，国庆节前我和谭国仁、康永意被放了出去，放到地势最高的殷家槽分队，恢复了“职工”身份。��  1963年11月，是旧历初冬的季节，“职工们”正在给茶树修枝，打药，施越冬肥……一个天低云暗、霜风凛冽的日子，西山各队所有的“职工”，就业人员和女劳教在红茶车间的大坝子里开大会，大家估计是教导员作形势报告，讲“东风压倒西风”，或“乌鸦的翅膀遮不住金色的太阳”那套老调。可是到了黄泥塘一看，两处制高点的山顶上架起了机关枪，环山坳的公路上也三步一哨、五步一岗，连穿便衣的管教干部们腰里也别了手枪，气氛非常紧张。特别是在场部“集训”过的人，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幸而各队的人准时赶到会场，九点半准时宣布开会，原来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公判大会。一个法官首先宣读了一串名字，就是前几个月陆陆续续被抓走的人。罪名是“反革命集团”罪，有的判15年徒刑，有的判20年，有的判死刑缓期执行。最后被武装押到前面的是个剃光了头，戴深度近视眼镜，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核对姓名、年龄、籍贯……时，才知道这人就是周居正。紧接着法官宣读他的罪行，主要有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自任总书记；写反革命组织纲领——《新民主社会主义》；指使重庆×××准备上山打游击，伺机暴动等等。最后宣布原判周居正死刑，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并立即执行。宣读完毕就给周居正的背后插了死囚标签，然后被架走，不到10分钟的光景，天空响起了清脆的枪声……据说前面有人看见周居正听到执行死刑时好象在喊甚么，行刑的公安兵马上用手巾塞住了他的嘴。��

但奇怪的是，重庆出版社近期发行的《红岩忠魂》仍然把周居正列为红岩脱险的革命志士，称：周居正，四川省合川县人。1945年参加革命，作地下党工作，组织被破坏后脱党。1948年春被捕，被捕原因与民变武装有关。被关押在白公馆监狱，与罗广斌(小说《红岩》作者)、杜文博等人同关在一间牢房。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监狱时，他同罗广斌等同志一起在狱中绣红旗，并对敌特做策反工作，狱中表现很好。1949年11月(无巧不成书，1963年11月又是周居正被枪毙的日子)27日在越狱脱险时，他虽然身体瘦弱，但仍帮助难友郭德贤背出一个4岁的小孩，表现英勇。解放后，周居正被分配到中共中央西南局党校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3年被打成反革命后死亡，（注：此处廻避了被枪决的事实）。��

据悉：1982年以后，周居正的妻子和女儿多次申诉上访，为其鸣冤叫屈。周居正当年在监狱的战友多人联名给最高人民法院写信，呼吁对周居正的案子进行复审，实事求是地做出正确的历史结论，并相信：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日益完善和健全的法制，经过复查，无论周先生是否犯有反革命罪，该不该判死刑，都一定会给他的亲属一个公道，一个明白。可是，我写完此书时，这个冤案仍未得到纠正。��

还需要一提的是：周居正被划成右派劳教后，长子和次女被下放到边远的城口县农村当知青。因受不了政治上的歧视和生活上的煎熬，长子用镰刀抹喉身亡；三子虽然留在重庆，因承受不了精神上的折磨，也跳嘉陵江自杀了，真是冤案又酿出悲剧。��

 

 

六、杨应森一案牵涉的人和事

 

周居正在永川被处决的同一天，在灌县的《415信箱》又以同案的罪名处决了杨应森。杨应森原是十九队的，个儿不高，相貌平平，年龄三十左右，是队上惟一常着草绿色军装的人，与肖风、樊通才、张先痴、周茂歧、罗铁夫等人同过小组、关系密切。据说劳教前曾获解放军“特级射手”称号，当过泸州军干校教官，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教出来的学生有一天会把子弹射进自己的胸膛。��

据接受委托提供法律援助的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某，给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意见书称，该案是根据一个姓姚的劳教人员举报立案的。姚先举报杨应森写了“反革命宣言”，与一个叫王景的人组成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后又称这个组织包括他自己共有五人，他任“组织部长”。现经查证，杨写的所谓“宣言”并无反革命性质的词句，更没有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内容。“组织”的五个“首要分子”，除杨应森被枪决，王景死于狱中，姓姚的立大功受大奖而外，姚指证的蒋文扬当时就被释放了，陈有为也于1981年得到平反纠正。这就是说：五个人中一个是举报立功者，两个已无罪，两个死无对证。��

杨应森的案子与周居正的案子一样，也牵连了许多人。据说，在灌县《415信箱》搞得比茶场还凶，实行了戒严，号召坦白自首，检举揭发，大行捕风捉影，推论定性……有几十个人被重点关押审查。其中原十九队的人最多，个别人还为此丢了命。其中一个就是与我“同志加兄弟”的诸崇明。那时他已被“安置”到广元荣山煤矿就业。我给他去过一封信，讲述我到茶场就业的情形，信尾写了“近来气候转冷，请兄保重身体”。哪知这12个字给他惹了大祸，让他叫苦不迭。原因是当时正值“马家班”(所谓《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的简称)被公安厅列为要案侦破的前期，所有被“安置”到劳改企业就业的“415职工” ，来往信件都要被暗中检查……这12个字引起了怀疑。本来这是一般人通信使用的常语，可是当时一些神精高度过敏的办案人员，却把它视为“隐语”。因此将诸崇明收审、关押了将近100天，想作为“顽固分子”我的突破口。哪知有责任感和良知的诸崇明，任随软硬兼施的讯问，他始终说：我们原来是一个厅的，又一起劳教了多年，当然是好朋友。但他从来没有听我说过甚么组织的事，并且相信我不会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最后只好把他放了。��

但是，另一个人的情况就不同了。他叫易书乡，干部找他谈过一次“话”，还没有被收审，当晚就失踪了。因为他也是十九队的，并且与杨应森同过小组，所以他的失踪，当局还以为他是“反革命组织”的一条大鱼，于是连夜派出追捕人员搜寻。��

不久，有个打草的犯人报告说，在老岩头断壁下发现了一具男尸……幸而那时气候寒冷，尸体没有腐烂。经过勘察，是头颅先触地，颅骨已破碎，面目全非。但发形、体形、衣著，特别是裤包里的纸条，证明就是易书乡。那纸条上写道：相信我不是反革命，请将我裤包里的钱转给我妻。多凄惨的情景，多悲切的言词。据说，队上的管教干部和就业职工对他的死都非常惋惜，但人们又怎能知道他当时的艰难处境呢。��

易书乡是十九队公认的美男子，在旺苍时年约25岁，颀长挺拔，是个英姿勃发，潇洒倜傥的小伙子。特别是一口标准国语(即今日的普通话)让人觉得听他讲话也是一种享受。他是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1957年初才分配到四川。由于有“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功臣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等右派言论被开除公职。劳教后多数时间在中队内搞收方计量工作，受到干部信任。��

1962年初到灌县后解除了劳教。在新队“跑二排”时，与百货公司一位人称“县城一朵花”的年轻女售货员相识，两人郎才女貌，一见倾心。但易书乡并没有打“57415部队”那张牌，而是以“信箱职工”的身份去的，挑明了自己的“底细”。可是那女子对他痴情不改，冲破家庭和单位重重阻力与他结了婚。婚后不久，命运之神并不如易书乡想象的那样放他回北京，或留在灌县与妻子一起自谋生活，而是被强制安排到数百里外的广元荣山劳改煤矿就业。1963年初春，他们的小宝宝出世了，在无比喜悦的同时，又感到无比的忧虑。因为他妻子是金堂人，在灌县举目无亲，既要上班又要抚养幼婴，对一个单身女人来讲是十分艰难的。再加上他妻子年轻貌美，妩媚艳丽，追求的男子甚众：有顶头上司、上司的上司。俗话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最初有人给他妻一个“骄傲公主”的雅号，不褒不贬。到后来就成了忌妒和讽刺。特别是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知道他妻找的男人是“劳教释放犯”时，忌妒变成了排挤，讥讽变成了打击。他妻生孩子后，除了法定的产假，基本上没有得到照顾，听到的都是闲言，看见的都是冷眼。好心的邻居大娘将孩子抱到百货商店让他妻中间喂一次奶时，妻的班长警告她说：你这样耽误工作，我们班的“流动红旗”恐怕保不住……你不如请假回家喂。意即是“请长假”，也即是劝其离职。他妻听了表面上忍气吞声，内心却在流血。易书乡知道这事后，非常着急，给他父母写信，想把妻儿迁入北京，但当时他们是不能在大城市入户的……正当此时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干部又找他谈了“话”……两件事情交织在一起，他无法排解，所以选择了死，只有死才能帮助妻子走出困境，只有死才能结束那些无休止的盘问。��

原十九队因杨应森案子罹祸收审被整得最凶的还有肖风、张先痴、樊通才和罗铁夫。��

青年作家肖风因涉嫌盗窃粮车被捕。但后经查证：他只是“知情”并未参与。有关部门为了下台，准备给他判个“管制”放回去继续劳教，因而放松了对他的看管。可是他本人并不知道这一切。他想到与其冤枉屈死在山沟里，还不如逃出去，或许能捡条活命。于是趁一天看守所让他们几个“未决犯”出去劳动的路上，利用看管者顾头难顾尾的时候，逃出了囹圄。他想起上次在侯家扁“划脑壳”时，有人提议往新疆逃跑的事。他觉得新疆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当局鞭长莫及，所以逃荒的、逃难的、逃亡的纷纷奔向那里。据说在那里只要有力气，不愁找不到饭吃。于是他翻过秦岭，跨过渭河……在西安与一帮饥民混在一起，沿途乞讨，辗转来到新疆伊犁。沿途所见并非报纸上吹的莺歌燕舞，而是饿殍塞道，民不聊生。那时恰逢前苏联有人在伊犁煽动叛乱，前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福农太也夫和马尔果夫背叛祖国之后，又联络反华的反革命力量，组织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解放委员会”和“东土耳其斯坦人民革命党”。有人想拉肖风进去，并替他办了去苏联的入境手续，结果被肖风严词拒绝。他说：我逃亡是为了活命，活着是为了澄清自己的历史。我永远是中国人，决不会背叛祖国!最后他在一个煤窑找到了一份活干，暂时有了栖身之地。后来杨应森案发，肖风的出逃有重大嫌疑，当局决心要把他抓回，于是向全国发出了通辑令。不久他就被查获，押回成都当作重刑犯关押在公安厅看守所里。对于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肖风后来写了一首三百多行的叙事诗，登在他后来出版的《诗集》里。��

肖风在公安厅看守所被关押时，做梦都没有想到同室一个代号为“958”号的犯人，竟是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司令、中将军衔的周迅予。成都刚解放时，周潜伏于川西藏民聚居的

懋功县(1956年改为小金县)，而肖风当年曾随解放军部队追剿土匪于此地……真是冤家路窄，昔日的革命战士和反革命头子今天又同囚于一室。��

后来肖风又发现杨应森也关在那里，并且与他只隔两间囚室。因为杨应森戴着沉重的脚镣手铐，大多数“放风”时间都不出门，加之肖风初到看守所比较老实，没有东张西望，因此两人没有相遇。直到杨应森多次听到肖风说话的声音，又从窗洞向外观察了肖风，才决定出去“放风”，让肖风认出他。有一次“放风”，杨应森拿了一个小瓷碗到打扫清洁的水龙头接水喝，肖风心领神会，连忙趁卫兵转身的时候凑了过去。杨应森悄悄对他说：我的问题与你没有关系；我可能被判死刑，这瓷碗留给你做纪念。说完迅速转身脱离了接触，以免给肖风带来麻烦。肖风听了前面那句话如释重负，用无限感激的眼光望着快进囚室的杨应森的背影，木然地久久站在那里，直到“放风”结束的哨子吹响。自那以后，每次“放风”，肖风都要想法靠近杨应森的单间囚室，从警卫的观察孔往里看一眼，发现杨应森多数时间都被反铐着(即双手铐在背后)，吃饭像猪狗一样用嘴从碗里衔。后来据一个监狱管理人说，杨应森临刑的头天晚上不像有些死刑犯，恐惧得又哭又嚎，而是非常镇静，依旧用嘴唇翻书看，一直看到次日的东方发白。

肖风在公安厅看守所被关押了数月，经过翻来覆去的审讯、查证，都找不到他与杨应森有任何反革命联系的事实，那就该放了吧，不行!因为他太烈、又有点儿名气，无故关押了这么久，一旦放出去他会不服气……结果还是以“在劳教期间逃跑”和“在新疆有叛国嫌疑”等为名，判他12年徒刑，送到川南大山里一个劳改企业烧硫磺，直到毛泽东死了，“四人帮”垮台，“两个凡是”被批判，他的问题才得以澄清，连同“右派”的事一齐得到改正。��

　　肖风被关押受审的同时，逃跑被抓回的张先痴与周茂歧当然是重中之重的疑犯。当局怀疑他们出逃的目的是想把反革命组织发展到全国去，并企图与国外修正主义势力相勾结。特别是周茂歧是在南斯拉夫驻华使馆外面被抓的，本人已承认是去寻求“政治避难”，是想投靠铁托集团。所以“专案组”想弄清楚周居正的《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到底是甚么关系?周居正和杨应森是拿卢布RUь的，还是拿第纳尔Din的。��

　　1962年夏季一天夜里，张先痴在灌县《415信箱》禁闭室刚刚入睡，突然被看管人员吼醒，被押上一辆汽车，他坐在车厢板的中央，两边十几个公安战士斜握着半自动步枪，刺刀尖齐刷刷的对准他的脑袋，大有他稍不“规矩”就有扣动板机的可能。他感觉得是被拉出去秘密处决，心里不无恐惧。但转念一想，当局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刀把子”掌握在他们手里，罪怎么定，判决书怎么写，布告怎么出……可以随意。公开处决更有杀一儆百、警戒步后尘者的威慑效应。汽车喘着粗气摇摇晃晃在山中大约爬了一个小时，到达了一间较大的空屋，里面有一张像乒乓台的桌子，三方围坐着十余人。张先痴被命令坐在下方的小木凳上，于是开始了审讯。审讯的内容主要有：与杨应森的关系，杨应森写过些什么东西?吩咐做过甚么事? 他和周茂歧逃跑出去的真正目的、动机，以及对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认识等等。虽然没有“严刑拷打”，但在精神上制造紧张和恐惧足以让人丧胆。如荷枪实弹的公安兵悠来晃去，审讯人员时常提醒张先痴：“你要好好考虑自己的后果，不老实交待只有死路!”但张先痴从天津到北京、从北京被押回，蹲过县级、市级、省级的无数看守所，经过无数次的审讯，发现审讯人员虽然面孔不同，但审讯的程序、模式、方法，甚至口吻都是一样的。即：哄诱吓诈，软硬兼施。张先痴已经有应对审讯的经验了，是个“老油子”，所以他的答复让那些人很不满意。后经查证：张先痴“参加反革命集团并无事实依据”，但仍以“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恶毒攻击毛泽东，企图投靠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企图叛国投敌”为由被起诉，并最后以“反革命罪”判18年徒刑，直到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改正。��

与此同时，和张先痴一案相关连的周茂歧和任世同也由禁闭改为批捕。周的“犯罪事实”与张基本相同，而任的“犯罪事实”，除了筹集钱粮支持张先痴、周茂歧叛逃而外，还有“写信条2张与天津的派遣特务分子其兄帮助投靠敌特”(注：摘自起诉书原件)……周茂歧和任世同均被判重刑。1980年他们的案子经原判法院复查改正后，任世同方知其兄并非“派遣特务”，而是做了结论的一般历史问题，1958年“升温”判了三年管制，由原单位群众监督(后也改正)。张先痴去天津，正是其兄按“管制人员的规定”及时向派出所报告，张先痴才“落网”的，根本谈不上“帮助投靠敌特”。所谓“投靠敌特”完全是办案人员好大喜功，臆造出来的反特故事。��

原十九中队受牵连的还有樊通才和罗铁夫，他们对待被审查的态度，显然不够“明智”，所以吃的“苦头”比张先痴等人要多些。某些劳教队与某些看守所，有个相似的作法：管教干部并不亲手打人，但授意其同类去制服同类，还美其名曰：你态度不端正才激起公愤的，他们有些过激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我们会尽量制止。��

    樊通才是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班的学生，因在整风运动中支持张默生教授“诗无达诂”的观点，支持反对斯大林独裁，并接受过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采访而出了名。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劳教后一贯积极劳动，循规蹈矩，后因张先痴“叛逃”被关禁闭。到灌县后，大批右派摘帽子时他的帽子没有摘，还时常在新组合的劳教中队接受批斗。新组合的中队是由当时仍未摘帽的老劳教和新劳教人员组成的。新劳教人员中不乏流氓、阿飞、恶棍，这些人自诩是“生活作风”问题，不像右派分子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好斗成性，所以愿意充当批斗右派的打手，干起“这活来”心狠手辣。樊通才白皙的皮肤被打成一块青、一块紫。本来矮胖的身材被折磨得瘦了一圈，短了一截。樊通才被打得死去活来时，大骂这些人是“狗东西!”，“法西斯!”，所以杨应森的事发后立即由禁闭升级为批捕，最后也被判了重刑。1980年“改正”后，因家里已没有直系亲属，又无“原工作单位”接收，只好留在劳改企业子弟学校教书，享受国家工作人员待遇。并被授予X级警督的警衔，特具讽刺意味的是：警龄从他劳教那天算起。

罗铁夫是成都部队揪出的年龄最小的右派，时年仅19岁。他是宜宾人，初中毕业即被招进部队文工团准备去西藏。后因情况变化没有进藏，而被首长看中是棵“有培养前途的苗子”，由部队保送到四川大学学法律。可是他辜负了首长的培养，刚一接触西方的法典，就大唱赞歌，并说“土改”时杀人，工作组组长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是既无法也无天。整风反右时又继续坚持他的观点，因而被部队定为极右，强制送来劳教。

劳教后与肖风、樊通才、杨应森等同组，“臭味相投”，经常在一起议论时政、抨击劳教政策；抨击“三面红旗”。所以杨应森案发即被逮捕，是重大的嫌疑犯之一。在法院审讯他的过程中，他慷慨陈辞。除了供述上面的“反动观点”而外，还对他面前的法官们煽动性的说道：我理解你们的苦衷：因为你们的法官要听院长的，院长要听政法委的，政法委要听上级党委的，党委要听书记的……只要内中有任何一级领导干部干预，就很难做到依事实定性，依法律量刑。譬如说，你们指控我有反革命罪，请你们对照《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规定“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的行为”才构成反革命罪。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参加“反革命组织”?又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根本就没有的组织是以推翻民主政权和破坏民主事业为目的的行为呢?��

　　据说，这位主审罗铁夫的法官听了这位在四川大学学过法律的人的话，也有所触动，曾建议对罗铁夫“不以反革命治罪”，而以“散播反动言论”延长劳教期限，但遭到上司的拒绝。后来文化大革命“砸烂公检法”时，这位法官被打成牛鬼蛇神监禁了三年多，堂堂七尺男儿之躯被摧残得像根枯藤。他回忆起罗铁夫当年那些申辩时，流出了热泪。所以1980年他复职后，接到罗铁夫等人的申诉，积极伸张正义，为复审和纠正这桩冤案做了很大努力。后来罗铁夫也在地区司法局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律师，为他人伸张正义。��

 

七、人间情未了��

 

1963年秋，中苏两党经过旷日持久的论战，双方均显疲惫，终于暂时沉寂。此时国内“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也奏了效，工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农贸集市也正式开放，茶场“职工”可以赶场购买红苕、南瓜等副食品作补充，所以情绪趋于稳定。��

　　殷家槽是西山各产茶队中地势最高的，所以视野开阔。天气晴朗时，站在队部可以看见三教镇鳞次栉比的街坊和炊烟缭绕的农舍，波光闪闪的水塘，层层叠叠的农田，蜿蜒起伏的茶园和苍翠肃穆的山林。��

　　殷家槽分队主产茶叶，兼种苞谷，红苕，洋芋和蔬菜。殷家槽地广人稀，每年夏秋两季茶叶盛产期，要从附近的农村招收季节工上山采茶，以每公斤0.04元计付劳务费。熟练的人每日可采茶叶20—30公斤，可得0.8元至1.2元工资，扣除伙食净得0.5至0.9元，相当于生产队十天半月的工分收入。况且上山采茶的多为在家不算强劳动力的年轻女子。所以每年采茶季节，农民们都要争着上山挣点“外水”。一些家庭出生“不好”的女子和“政治觉悟不高”的贫下中农，在采茶的过程中，还能物色到自己喜欢的男人，嫁给就业人员做妻子。据说殷家槽的汪队长是个好人，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好事。特别是《415信箱》的“职工们”来了以后，他发现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结过婚，为此很操心。��

　　汪队长叫汪仁正，当时年近四十，个子不高，文化也不高，脸上有稀稀落落不难看的白麻子。他的心也像他的名字一样仁厚、正直。没有一个“415职工”发现他发过脾气，耍过威风，骂过人。即便是有人出了差错，也总是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心动人，叫你服服贴贴，又不伤面子。��

我集训受审后来到殷家槽的第6天，恰逢休息。这是个艳阳高照，红叶斑斓的秋日。我正准备和班上几个人跟随在队里采茶的农村女子下山去赶三教场，忽然被汪队长叫住，原来是何婉容气喘嘘嘘，汗流满面地来找我。汪队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传唤我，让我吃惊，也让我感激。��

　　殷家槽，顾名思义地形的确像个槽，槽内坡度较缓，是已开发种植的茶园，下面与四方山和王家坡的茶园相接，连绵数百公顷。而槽外，则是断崖峭壁和蜿蜒十多里的山林。山林里有马尾松，桐树，青杠树，野山梨，野山茶和密密麻麻的水竹，还有野猪，野山羊出没。有一头时常发出嗷嗷叫声，从未见其形的老熊，猎人们组织过多次围捕，都因山势险要受阻。那野鸡，野兔等小动物更是常见不鲜，时常落入网罗和陷井，成为人们桌上的美食。��

　　我把何婉容接到我们住的屋里坐了一阵，见屋里的人后来都走了，就出门沿屋后一条小道向山林走去。这是一条山下农民上山偷挖竹笋，偷砍竹木的小径，非常陡峭，险峻。我牵着何婉容穿过一段长满竹子的斜坡，进到山林深处。时常被低垂的树枝挂住了头发，被萝蔓缠着了衣裤。有时还碰到啄木鸟向我们凝视，有时又飘过黄鹂的歌声……我们感觉似到了梦中的仙境，希望这梦永远不醒。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块面积虽然不大，但可供我们坐下来休息的平地，地上还有农民剔下的竹枝和竹叶。我正席地坐定，何婉容好像刚捡回丢失过的宝贝一样怕再丢失，连忙依偎在我怀里，双手搂着我的双腋，右脸贴在我的胸前，悄声对我说：“本来我听到你从集训队出来的那天就想来看你的，但那天我的月经还没有干净”。说完，两眼深情地盯着我，看我有何反应。可是我这时候虽然已快25岁，但由于长时间与世隔绝，仍然不知道女人月经是怎么回事，所以对何婉容的话大惑不解，也就没有作答。何婉容见状，忙将我的头搬近，把嘴凑到我耳边，问道：“难道你不想来吗?”这话已再明白不过了，我如梦方醒……连忙去拔些枯草，拾些枯叶，在地上厚厚铺了一层，然后垫上自己的外衣，让何婉容仰卧其上，……我们在没有蛇的诱惑下偷吃了禁果。〖ZW()详《圣经故事》伊甸园。〖ZW〗〗��  进入冬季，殷家槽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如银装。幸好房屋与朝阳寺一样土墙青瓦，门窗严实。加之只有4个班50多人，所以睡的都是单人床，比通铺宽绰。大雪封山时，除了挑粮油副食品和煤，很少出工，明说是“不出工就学习”，实际是学习就是休息。念完报纸就吹牛，吹荤的、吹素的，天南地北，天花乱坠。一日，也是“学习”，我去厕所拉屎，发现屋前挖过红苕的地里有一个毛绒绒的小动物在觅食。我连忙回去喊来康永意和谭国仁，操起锄头和钉扒赶到苕地，那畜牲见状拔腿就跑。可能是饥饿已久，跑的速度很慢，被我们截住一阵乱击，就毙了命。康永意翻转一看，皮毛和蹄脚与猪相似，只是嘴很长，以为是野猪崽子。但就业的老犯人说是拱猪，这种猪是长不大的，最大的也不过20多公斤。红苕育苗和红苕成熟的时候，拱猪成群结队出来觅食，一夜之间可以把数亩地的红苕翻出来啃烂，弄得一片狼藉，对农业破坏性极大。每年红苕育苗和红苕成熟期，都要派人守护苕地，并捕杀拱猪。��

　　据说拱猪是集体活动的，为何们会发现这单独的一只。后来查明，那拱猪的肠胃里有很多蛔虫，很可能是患病才掉了队。按道理病猪是不能吃的，但在那个困难年月谁又舍得丢了呢。我们把拱猪清洗出来，烫掉毛，挖掉内脏后有七八公斤。汪队长叫厨房给些油盐海椒豆瓣加工好，让大家品尝了一顿真正的野味美食。��

康永意是因为支持街道妇女生产自救办企业而被视为走资本主义办黑工厂，被清洗的。时年二十七岁，健壮敦实，原是成都东城公安分局的刑警，又是杨少西的朋友，在场部集训受审时与我相识，成了朋友，从此在劳改农场数年，一直同队。后来得知：他也是在场部“闹粮”跳得最凶的人之一。并且与场部执勤的公安战士发生过冲突，质问拦阻他们找场领导反应情况的兵：“你们的刺刀对准谁?耍啥子威风嘛!老子过去也是耍枪杆儿的……。��

　　我、谭国仁和康永意在殷家槽呆了一个冬季，刚刚入春又被调到下面的马家山中队。谭

和康在园艺组管理柠檬和间种杂粮，我则在蔬菜班种菜，比较繁重的就是翻地和挑粪挑水。但是没有定额，干多干少要看班长的情绪：班长情绪好时，大家就挑少些，走慢些；班长情绪不好时，就挑多点，跑快点。负责生产的班长姓罗，三十多岁，在茶场劳改了4年，干部都熟悉他。但刑满那年恰逢“自然灾害”，农村饿死人，他害怕遣回原藉，于是留场就业，后来与双路乡下一个女子结了婚。因女家没有房子，基本上都是茶场休息的前夜，那女子上山来与他同居。所以每当那女子上山来的两天，罗班长的心情最好，但精神和体力最差，挑担子没有劲，栽菜秧都打瞌睡。于是，这时候他就会安排大家扯草松土等比较轻松的活干，还要摆些“那方面”的龙门阵，让大家笑得流眼泪。若是那女子该上山来的时候没有来，罗班长的心就像猫抓了一样，毛焦火辣，秋风黑脸……这时大家就要警惕，谨防他安排大家去转粪，因为这是最脏最臭最累的活。大家摸到了他的脾气和规律，都顺着他。因为干部信任他，他有农业技术，懂蔬菜栽培。所以每次见他老婆来时，班里的人都把饭菜端过去与他俩一块儿吃，既表示朝贺也表示亲近，还要对那女子说：“下次你要早点来唷，免得班长不高兴，我们就要倒霉。”��

其实这个姓罗的班长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原是壁山县的农民，土改积极分子，在“合作化”当村干部时，为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采用强迫命令的方法，逼死了一条人命，因而“过失”犯罪。我一到他班里，他就关心我的婚姻，说要他老婆替我介绍一个漂亮的。我以为是随便说说开玩笑，并没有介意。哪晓得罗班长当了真，不久，他老婆就带来了一个的确年轻漂亮的乡下女子，让我感到很难为情。因为我已经有了何婉容。但罗班长是一片好心，不好得罪，只好应付着去陪着吃饭，想过后找机会向罗班长说明。殊不知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何婉容耳里，这是第二次听到我的“绯闻”，她不能容忍，立刻托人带来一张纸条，指责我拈花惹草，表示要与我断绝关系。��

　　又一天，我和蔬菜班的人，正在去场部的小路下面翻地，忽然见红茶车间两个女劳教来了。一个是茶场惟一的少数民族黎元芬、一个就是白牡丹王瑞琼、(职工队的干部对女劳教来找男职工，大多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罗班长对我开玩笑说：“你走桃花运了，她们可能是找你的?”我与这两个女子虽然从来没有说过话，但眼神曾经多次相遇，事实上已是熟人。心想：何不趁她们来的机会打听一下何婉容的情况，托她们向何婉容做些解释。于是趁罗班长与我开玩笑高兴的时候向他请了假，朝黎元芬和王瑞琼迎去，并将她们接到我的住室，给两人各兑了一杯古巴糖开水，又拿出两个永川皮蛋请她们吃。她们告诉我，那天红茶车间检修机器，车间的人换班休息，发现何婉容这几天经常偷偷在哭，所以来马家山看看。于是，我把罗班长介绍双路乡下女子的原委作了介绍，最后声称：“你们想想，我是成都人，今后要回成都，我怎么可能与双路乡下的女子好呢?”可是这表白，立即遭到伶牙俐齿的黎元芬的质疑，她问我：��

“那何婉容是江津的，你怎么回成都呢?”��

　　这一反问让我觉得她有些挑衅，但同时又觉得不无道理。所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问题成了困扰我的心事。一方面我与何婉容真诚相爱已有了感情，不愿意负她，另方面又觉得自己后半生确实不可能在异地他乡安身。��

　　黎元芬是民族学院的学生，因父亲在“康巴叛乱”时受牵连被判刑，自己有“反动言论”，又“诈骗”汉族老师的钱财，所以被劳教。她精通汉话，要不是她自我介绍，没有人会觉得她是少数民族。她比我小一岁，却俨然像个大姐姐，用教导的口吻对我说：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很长距离……”她这话说得既玄乎又神秘，让我摸不透她的用意。黎元芬见我满脸迷茫，就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你不要误会，以为我想做你的妻子，我是有男朋友的……。”本来王瑞琼一直保持着沉默，没有参与我和黎元芬的谈话。可是黎元芬最后一句话有点含沙射影，我便反问了一句：“你不想做我妻子，那谁想做昵?”��

“谁想做自己明白，哪个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人家的名字，哪个就想。”��

王瑞琼是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那种很含蓄的女子，知道自己嘴笨，说不赢黎元芬，只好红着脸低下头保持沉默。��

后来，黎元芬背着王瑞琼对我说：“王瑞琼很早以前就在我面前提到过你，对你印象很好。但她害羞，没有勇气……直到何婉容与你好了，才有些失悔。最近王家坡有个重庆的摘帽右派正在追王瑞琼，王瑞琼拿不定主意……我觉得耍朋友并不是玩一玩的事，而是最终要结婚，要生活在一起，要生儿育女。你们都是成都人，各方面都合适，这才是现实。所以，我认为如果何婉容要主动与你了断关系，你又何乐而不为呢?”

黎元芬一席话仍然没有动摇我，我决定要主动找何婉容解释。可是不久，我一个人又被调到远离黄泥塘的杉树林二队，很难与何婉容，黎元芬和王瑞琼取得联系。��

我离开马家山去杉树林前一天，双路那乡下女子又上山来过一次，我为了不让她感到太突然，准备慢慢挑明，所以仍然保持着有分寸的接触。据罗班长的妻子介绍：那女子当时18岁，家在双路街上，是吃商品粮的。生父已死，继父也是茶场脱法回乡的犯人，有修鞋手艺，在街上开了个店子，收入可观，是当地五匠中家庭最富裕的。那女子给我磨了许多炒面，蒸了二三十个肉包子。我给她钱，她不收，退给她更不依。我想到不能白吃人家的东西，就把自己已经围了多年的一条围巾送给她。结果弄巧成拙，那女子竟视为“定情之物”，回去就改了姓氏，让我愈陷愈深，愈说愈说不清。据说，永川、大足的风俗：同姓氏的人不能通婚。那女子的生父也姓李，她本名叫李红健，当然不能与我结婚，所以那次回去以后，就向派出所申报改为随继父姓林。由于后来我调离了马家山，很久没有去双路赶场，林红健即派他继父以修鞋为名，到杉树林二队找到我，要我去双路赶场，说林红健的母亲请我。我只好答应去，但不是去应婚，而是想去说明。可是还没有等到我下山去说明，又被二次劳教了，直到我离开茶场完全没有了信息，林红健才死了心。“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林红健的继父被斗，家被抄，林红健去了新疆，从此渺无音讯。��

　　我到杉树林二队不久，曾经托朝阳寺的何医生给何婉容捎去一封信，说明双路女子的由来，但何婉容仍然不理我。何医生称：何婉容又知道王瑞琼去了马家山的事，因此更加气愤。��  多疑是女人普遍的特性，多疑又是女人致命的弱点。何婉容多疑伤害了我的心。��

杉树林二队是西山地势最低的队，距成渝铁路长河扁小站最近。小站那位站长竟然是我原机关的同事，绰号叫“担担面”，因照顾夫妻关系调到铁路部门的。我到二队不久，正逢广柑成熟，我“偷”了些华盛顿无核脐橙、鹅蛋柑、冰糖柑等给这位老同事。与此同时，也给王瑞琼的母亲托运去了10多斤。王母不知道劳教人员的信件是要被检查的，所以在给王瑞琼的信上谈了广柑的事情，叫王瑞琼与我叫苦不迭。干部不但追查王瑞琼与我的关系，她还落了个挖何婉容“墙角”的骂名。而我不但被扣了“工资”作赔偿，还落了一条“盗窃国家外贸物资”的罪名。��

　　1964年初冬，杉树林二队刚刚收获了广柑，突然宣布我被重新劳教三年，其罪名除了在场部集训那些原因而外，还多了“偷”广柑的事，结果被送到小白岩五分队。

　　第二次劳教被“职工们”喻为“继续深造”或“读研究生班”，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痛苦。因为除了休假日不准下山赶场而外，住的工棚，吃的伙食，发的工资都与当“职工”一样，没有半点差别。加之我到小白岩后距黄泥塘近，第三天就收到王瑞琼托人偷偷带给我的一封信。说她也遭到无端的凌辱，有人骂她是琵琶精，是她害了我的。信中有一张她在茶园微笑着照的相片，背后题了“让她永远对你微笑，让她永远伴随着你”。信中还有一首小诗：

    不在乎你离我多远，我的心与你相连；��

    不在乎你成了囚徒，我依然在你身边；��

    不在乎你含垢忍辱，我永远把你思念；��

    不在乎你容颜枯槁，我对你至死不变。�オ�

君哟，既然命运安排我们要遭此磨难，��

就只有面对，只有承受；��

要知道百炼成钢，冰雪消融，就是山花烂漫。��

八、男女合队的插曲��

 

　　

 

俗话说山不转水转。我到茶场的第一站就是小白岩五分队，后由五分队去了黎家山煤窑，由煤窑到了朝阳寺。在场部集训时关押在直属队，后又到了殷家槽、马家山、杉树林，几乎跑遍了西山，历时两年，转来转去，终于又回到了小白岩，并且管教育的仍然是袁静生。

��  这时的小白岩五分队，竟然是男女在一起的劳教队。男的4个班，女的也是4个班，共100多人。原在朝阳寺的姚队长调来专管女劳教。管生产的队长姓凌，川北口音，年约三十多，光头，善良、耿直，爱训人，但不乱骂人。赵大炮也在五队，由于他克扣劳教和“职工”的粮油，多吃多占，已吃成一个大胖子，所以后来干部和职工都叫他赵胖子。��

　　赵胖子的名字叫赵旺兴，安徽长江边上的渔民，早年参军入党，由于资格老文化低，在劳改队只当了个指导员。但他脑子里想的却是代表无产阶级对被推翻的阶级实行专政。专政就是压迫。压迫者想骂就骂，想打就打，想侮辱谁就侮辱谁。被压迫者不服就是反抗，反对他就是反对政府。所以，在他管辖的劳改队或劳教队，他为所欲为。可是我在小白岩见到赵大炮时，赵大炮的炮已经哑了，原因是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女劳教身上，成天想的不是抓生产，而是抓女人，不是向阶级敌人专政，而是向他的女奴隶“钻阵”。不久恶行败露，但仍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只给了他一个党内处分——撤销指导员职务。��

　　据说文化大革命中，他曾经风光了一会儿，参与了茶场的夺权斗争，对茶场原领导班子的人心毒手狠。因此，不但在“职工”中臭名昭著，许多茶场干部也视他为坏人，败类……后来病死在茶场，几乎没有人去吊唁。��

　　我被送到小白岩时，“415”的几个熟面孔已早到了那里。有在场部与我一起集训过的康永意、谭国仁、焦德润、陈培根。也有未被集训的黄强、糜文伟、庞雅谷，还有从朝阳寺捆走的陈云伍。后来得知：康、谭、焦、陈均因“马家班”的事牵连被再次劳教，并判了三年管制。而黄、糜、庞与“马家班”并没有关系，也未能逃脱再次劳教的厄运。大家碰到一起，谈到各自被再次劳教的缘由都感到冤枉。��

　　黄强，就是元旦与刘月华联袂演出《父女观灯》的那人，时年三十多岁，四川仪陇县人。解放前就读于重庆新闻专科学校，1948年曾因参加学潮被捕，1949年6月又在阆(中)仪(陇)边区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回仪陇组织抗丁抗粮，迎接解放。解放后曾担任仪陇县团委副书记，川北团校教育股长，四川合省后调南充县委专事政策研究。他被定为右派送劳教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他父亲解放前系仪陇县四十八场镇的首席乡长，兼县银行监事和县中学董事，解放后为民主人士，但“肃反”期间重新被审查。整风座谈时黄强为其叫屈，指责某些地方某些部门违反政策，背信弃义，把与我党合作多年的朋友当作敌人来斗……反右时这种言论被视为“对党的肃反政策不满”；其二是，整风刚开始时，他写了一首配画的打油诗，叫《赠樊部长〖ZW()指县委组织部。〖ZW〗〗》：高高在云层，朝朝想晋升，架起天文镜，才见一个影。干部和群众，连连发疑问，工作这样紧，为何不下村?下面出问题，情况没弄清，坐在家里估，老起乱批评。这首诗在反右开始后被定为“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干部，攻击人事制度。”�ブ匦吕徒痰脑�因是“摘帽后不积极改造，组织人哄车间闹场部，右派野心不死”等，并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事实上他并没有参与哄车间闹场部，更没有组织或指使别人。��

　　糜文伟，彭山县人，时年三十五岁，中等身材，微胖，解放前夕毕业于朝阳学院法律系，解放后在检察院工作。在办案的过程中得罪了不少领导，整风时又“攻击”党委对检察工作干预太多。加之本人“海外关系复杂”，被莫须有罪名定为右派。在他送劳教之后，其妻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跳了嘉陵江……据说：当时有许多人围观，妻沉入江底被狂浪卷走，其子被一船工救起。得知这一消息后，他妻的兄嫂曾去出事的江边打听，并最终在远处见着了那孩子，正准备查实情况后前去认领时，那船工搬了家，打听不到下落。糜文伟劳教后得知以上消息，伤痛了很久很久，写了许多追悼忘妻，思念儿子的诗词。所以劳教五年，他一直忧闷消沉。“马家班”的事与糜文伟毫无关系，但由于他认识周居正，对周居正劳教后仍坚持研究汉语，写出了上万字的《汉语改革方案》的精神很赏识。所以当局认为，虽然与“马家班”没有组织关系，但思想意识是一致的，应该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再来一次劳教。��

　　庞雅谷，成都人，年近四十，中等身材，消瘦，戴近视眼镜，曾在国民党警察局供职，解放后被留用，曾协助军管会公安处接收和清理旧档案。因他篮球打得好，后来调入川西公安厅“保卫队”作职业球员。合省后又调入省“保卫队”，直至1958年划为右派。劳教后一直当小组长，一贯靠拢政府，所以他被重新劳教让许多人感到意外。��

小白岩劳教队除了9名“415”吃“二道饭”的而外，绝大多数都是“三面红旗”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困难时“犯错误”的普通群众，只有极少数是机关、学校、企业补划的右派分子、反动分子或其它分子，良莠不齐。他们当中有入室盗窃之徒，行话叫“爬管子”(爬下水管上楼入室)；有划包包的小偷，行话叫“开片子”(用刮胡刀片划钱包)；有用扑克牌赌博欺诈的、行话叫“换盒子”(几个人串通换牌)；有伪造购粮折子、贩假粮票或其它票证的，行话叫“贩本子”，还有专以色相勾引外地男人，然后实施抢劫的，行话叫“吊膀子”；还有心甘情愿以肉体换钱财的女人，重庆叫王元(玩字折开)或王大姐，成都叫“梭叶子”……这些人当中的的确确有好逸恶劳，积习成性、屡教不改的惯偷、惯盗、惯赌、惯骗、惯淫的恶棍和荡妇，但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家庭和当时的社会现状所迫、被骗或被坏人引诱“下水”的。�ァ∑┤纾�有个绰号叫“叮咚”的青年，1958年15岁正念初中时，他父亲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铛锒入狱，从此没有了经济来源。辍学后在社会上闲逛，被一个惯贼相中，传授其入室盗窃的技艺。因他在黑夜里进入不属自己家的房子，心中很虚，叮叮咚咚跳个不停，同伙就给他取了“叮咚”这个名字。他后来给我讲了他初试身手就失败的经历：白天他与师傅、师兄到大坪九坑子长航宿舍“踩点”，打听到一个船大副刚结婚，很有钱，并且大副随船在外，很少回家……入夜，师傅认为“今天的活没有风险”，就让他去“下手”，哪知刚爬到到那家的窗外，大副突然深夜归来，并且脸都来不及洗，立即就与妻子“干那事”。他想干完了总该睡觉了吧，殊不知那女人干完了就要拉尿，并且撒娇要丈夫抱着往痰盂里拉……他看到这里，忍不住笑出了声。那大副一惊，手一松，女人的光屁股掉到痰盂上，痛得呱呱叫……“叮咚”连忙顺污水管溜下逃之夭夭。��

又譬如一个叫“天棒”的青年，劳教时才刚满16岁。他上初中正遇所谓的自然灾害，母亲跟别的男人往新疆跑了，父亲把满腔怨恨发泄到他身上，他受不了就离家出走。不久就跟着别的孩子学会了摸包和开片子。有一天，他在两路口看见许多刚下火车的人上了开往谢家湾和杨家坪的电车，车厢里很踊挤，有机可乘，也挤了上去。买车票时，他见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有一叠角票和元票装在屁股后包里，一只手抓着电车扶手，一只手搂着胸前的爱妻，正亲亲热热，是下手的好时机。于是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夹住单面刮胡刀片，将刀刃向那胀鼓鼓的裤包划去，恰好此时电车正在鹅岭公园转弯处，司机一个急刹车，锋利的刀片划进了那人屁股的皮肤，他的手指已经感觉到粘糊糊的血浆。可是那干部的惊叫已被其它人的惊叫所淹没。因为急刹车造成的冲撞，其它人也在惊叫。那干部发觉自己的屁股在痛时，“天棒”已溜之大吉。��

我重新劳教到小白岩见到袁静生时，有些难为情不好意思。倒是袁静生比较主动，把我安排到一个不太“燥辣”的班长那里。并安慰我：既来之则安之，你还年轻，只要好好改造，仍然有前途。后来他知道我会画、会写美术字，就叫我与黄强、庞雅谷一起办墙报，写标语、搞宣传……少干些体力劳动，阿浑们也不敢欺负。当然，夏茶盛产期和中耕锄草活忙时，也要回到班里参加采茶、施肥、打药、锄草，听阿浑们摆荤龙门阵，讲性交花样、谈做爱技巧等不堪入耳的东西。��

 

九、他是中国人��

 

女劳教中队有个皮大姐名叫皮开玉，巴县太和场人，皮肤白，体态丰腴，时年24岁。如此年轻又何以会挣得个“大姐”的名份呢?原来1959年正当“粮食过不了关”农村饿死人的时候，在重庆火车站上班的哥哥，给她介绍了一个跑车的列车员结了婚，随之也搬到菜园坝附近住。虽然丈夫来往于重庆-成都，重庆 -西安……可以买到不要票证的东西，但毕竟还要

有钱。而丈夫一个人的工资收入难以支撑他们的家庭，于是皮开玉刮了她怀的孩子，在“山城饭店”附近摆了个面摊，早晚卖面食。虽然起早抹黑很辛苦，但有收益也值得。一日，她见“山城饭店”跑出两个男人追打一个14岁的女孩，原来是这女孩饿慌了抢了他们的饭菜。皮开玉是个心地善良，且饿过饭的人，很同情女孩的遭遇，就替女孩赔了钱粮，道了歉，并把女孩收留在身边打杂，叫女孩走正道。因此“皮大姐”在菜园坝周围出了名。出名当然是好事，有许多吃面的人都愿意照顾她，说她心好，面也好，味道好，并且汤宽，红重、菜叶子多。但出名也给她带来了麻烦，许多落难的农村女子听说她的事迹，纷纷来投奔，都称她“大姐”。但她的小摊那能容纳得下那么多人，所以一般都是给碗面吃，给点钱粮。出名也是坏事，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肥”。皮大姐的生意好了，管地段的各类“干部”和居委会的大爷大婶都来揩油，并且胃口愈吃愈大，不但白吃，还要摊派。加之同行妒嫉，有人散播谎言，恶意中伤。城市大整顿时，说她“没有正住户口，流窜进城，掌红吃黑，偷税漏税，不服从管理”，被戴上“坏分子”帽子，强制收容劳教。劳教后祸不单行，丈夫与她离了婚，她曾经痛苦和消沉过一阵。但她天性开朗，在菜园坝摆面摊时，遇到过南来北往三教九流的“下三烂”，听过许多浑话和下流龙门阵，所以为了开心，为了寻求刺激，就把那些龙门阵摆给劳教同学听，所以在劳教队也成了名人。��

　　后来遇见了曾永正，她很兴奋，想入非非，想找到这个“洋人”，说不定哪天翻了身，出人头地，气死那些整过她的人。不久她发觉自己与那“洋人”有相当大的差距：曾永正是大学本科毕业的中学教师，自己是初中没有毕业的农民，加之她的泼辣性格与“洋人”的含蓄严谨格格不入……就只把“洋人”当作精神上的偶像，精神上的支柱。��

　　皮大姐心目中的洋人，是一个宽额头、高鼻梁、大眼睛，身材高大，年约三十的男人。外貌完全像个欧洲男子，却又说一口地道的四川话，并夹杂着一些地方土语，让人感到纳闷：难道外国人也要劳教?原来曾永正是中国籍公民，祖籍四川江津，其父早年曾与聂荣臻元帅在法国留学，后到比利时，与一个比利时女子结婚，生了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曾永正的母亲不愿放弃比利时国籍，被遣返回国。从此黄种人的丈夫与白种人的妻子两地分居，混血儿子再也见不到生母，甚至连书信都很少接到。后来曾永正在华西大学化学系毕业，被分配到重庆一所著名中学教书，娶了一位漂亮年轻的美术老师为妻，工作顺利，家庭和美，然而思母的苦痛揪着他的心。��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曾永正想起在重庆中正中学读高中时，一位曾经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教过毛泽东的孙老师给他们讲过一件事。说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曾去覃家岗他的寓所看他，并把刚填的词《沁园春》送他看，请他提意见。他看了连连摇头，说道：润之呀，词写得气势磅礴，但口气太大，你把中国历代

君王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功绩都否定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不是就是你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寄予厚望的政党，你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啊。联想到斯大林，曾永正觉得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约塞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差不多，于是私下与一些同事谈论，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

　　1957年，重庆的中学教师集中在沙坪坝第三中学(原南开中学)整风，曾永正在座谈会上不但重弹了“中国也有个人崇拜”的老调，还发表了批评粮油棉统购统销违反价值规律，教育制度束缚老师手脚，甚至“攻击”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是崇俄媚外，中国有五千年灿烂文化，却要尊奉一个大胡子洋人做祖宗。这些言论当然是“恶毒诋毁”伟大领袖和“攻击”党的右派言论。反右一开始立即被打成“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撵出了课堂。��

　　随后，曾经在全市中学教师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动员大会上，作动员报告的市委宣传部长张文澄，作形势报告的副部长王匡时，作总结报告的文教部长陈孟汀，也相继被打成右派。特别是曾永正那所中学的校长、支部书记刘某，因为1955年重点中学校长寒假在北京学习时，拒绝与毛主席合影，有藐视领袖的“罪”，加之该校定成右派的五个老师中有三个是他最器重的学生，所以也被打成右派，撤了校长之职。刘校长撤职后，校长的位置由教育局指定一名教物理的老师临时代理。此人一副极左面孔，多数老师不配合她的工作，所以她一时找不到能顶替曾永正上化学课的老师，只好要曾永正“戴罪”继续上课。殊不知曾永正仍然坚持“反动立场”，继续在学生中散播“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包括马列主义”；攻击“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理论是怪论，歪论、谬论。因而没有“戴罪”当几天老师，就被赶去与学校的工友们一起粉刷墙壁，修补茅坑，打扫厕所。由于干杂活是体力劳动，比不得耍粉笔杆子，因而胃口大增，原先的教师定量已不够吃，常常感到肚子很饿。于是干完活就早早地拿着饭盒候在饭堂。一个炊事员大姐瞪了他一眼，怨他来得太早了。他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份”，连忙回到住室，等教职工都打完了饭菜，他才再去。这时炊事员已开始搞卫生，他以为炊事员欺负他，但又不敢发火，正要怏怏离去，忽然被那个炊事大姐叫住，说给他留了饭菜在橱柜里，叫他自己进去取。原来是很大的一碗饭菜，足有半斤多米的饭，饭上盖着蔬菜，饭下埋着回锅肉。这时他才明白那炊事员埋怨他去早了的真实用意。

值得一提的是：几个右派和学校工友一起干杂活久了，工人们不但没有与他划清政治界线，反而结下了友谊。改选工会领导时，竟然有些工人弟兄提名要选曾永正当工会主席。

1958年秋，重庆市文教系统的右派，除了少数被定为“极右”的送劳动教养而外，剩下的均被下放到綦江农村监督劳动，曾永正被安排到一个老生产队长家里。老队长最初对曾永正保持着十二万分的革命警惕。因为听县里的干部讲，毛主席说的“右派就是反革命”。他以为反革命就是地主、资本家一样的人，贫下中农应该憎恨他们，监督他们，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几个月过后，老队长发现这些右派非常老实，老实得生了病也不休息，手脚伤了也不哼一声，肚子没有吃饱也不叫饿。并且非常有学问，字写得又快又好，还常讲一些“精忠报国”和“二十四孝”的故事给大家听，很喜纳人。加之那时农村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以生产队为单位的调查、统计、总结特别多，写写算算还真用得上这些右派。于是老队长对曾永正由戒备逐渐转变为有些好感，有点儿同情，偷偷弄些东西给曾永正吃，还要自己的女儿和儿媳给曾老师(初来时只叫名字)补衣服。这些变化叫曾永正非常感动，就以加倍劳动，加倍工作来报答他们。白天曾永正要和社员们栽秧打谷，犁田耙地，晚上又帮老队长写写算算。有时生产队开会，通知大家吃了夜饭9点钟到齐。结果总是拖拖拉拉10点钟都开不成会……会开完已是凌晨两点，曾永正再把记录整理好上床已是三点过，刚刚睡熟又该起床……长此以往，他的身体开始消瘦，脸上出现了浮肿。��

　　有一次省上的农村工作团下来推广“稀株密植”新技术，叫农民把多年的冬水田放干，将淤泥垒起晾晒，然后条播麦种，并且一亩地撒120斤种籽，完全不同于当地每亩窝播几斤麦种，收获两百斤左右的耕作方式。于是老队长找到工作组反映，说播种子120斤，收麦子200斤，群众怕得不偿失。可是工作组的负责人说他是“老保守”，“老牛筋”。他反驳说：下这么多种子，还没有等麦苗长出来，你们屁股一拍就走了，明年收不到那么多麦子，群众饿肚子时我到那里去找你?一个农民在那个年辰敢顶撞省上派来的工作组，这还了得。当晚就在那个生产队召开群众大会，工作组的人首先引用毛主席关于“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论断，对老队长的保守落后思想进行批判。最后声称：《人民日报》都发表了社论：“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别的地方小麦已亩产几千斤，上万斤，人站在上面麦杆都压不弯……老队长非常倔，没等工作组的人把话说完，竟当着工作组的面，向群众揭露了亩产千斤小麦的底：是把几亩十几亩地里快成熟的麦苗移植到一亩地上来收获，是弄虚作假，糊弄英明领袖毛主席……这当然让工作组的人丢了面子。可是公社的人也不敢得罪工作组，为了让工作组体面下台，只好把老队长和其它一些“保守”分子，“落后”分子，单干分子集中到公社“学习”，工作组的人一撤走，就把这些人放回去。老队长回到家，见到曾永正时老泪纵横，悲怆地对他说道：“现在我才晓得彭德怀元帅为什么会遭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原因就是你们讲了真话。”曾永正听了很有感触，立即想起1957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过一篇社论，叫《工人说话了》；他觉得那时也应该发表个社论，叫《农民说话了》。�ァ�1958年和1959年，由于人为的因素造成农业减产，重庆市下放农村监督改造的右派分子，病死饿死多人。于是市上决定将这些人从农村收回，再放到长寿湖农场去。一方面那里的环境和物质条件稍好些，又便于集中管理，所以1960年元旦刚过，曾永正和綦江农村的右派又转移到了长寿。��

　　曾永正到长寿湖农场后，是搞农业生产，口粮标准低，又得不到外援，所以经常饿肚子，难免说些牢骚话。加之在农村一年多的所见所闻，对浮夸蛮干瞎指挥深有体会，他归之为是“中央领导人有小资产阶级狂热”。后来又从亲友的来信中得知苏联撕毁了向中国提供国防新技术(原子弹技术)的协议；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是好斗的公鸡”；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他把这些消息“传播”给了一些人听，被有些人视为“反动言论”，举报到上面，于是他的信函受到了检查。他去进行交涉，但无济于事。又提出抗议，仍无济于事。最后他横了一条心，申请出国。这当然惹恼了有关当局，认为他“顽固不化”，于是趁1960——1961年社会大清洗的时机，给他安上“坚持反动立场，散布反动言论，企图叛国投敌”的罪名，判他三年管制，与社会上数百名各类分子于1962年夏季，强制送到新胜茶场劳教。��

曾永正劳教后，经常被人误认为是另一位在劳改的“洋人”。到了1970年，曾永正已经解除劳教，摘了右派帽子，留场就业。一天从东山来了一批刚刑满释放到西山就业的犯人，其中一个体院的老师见到曾永正就用英语问道：“Hello I heard that you're beeu to stockholm now why you are here?” “哈罗”，听说你已经去斯德哥尔摩了，怎么会在这里? 曾永正也用英语回答：“No,you are mistaken you must have regaraed me as YangCheng, as I know Yang Cheng has a brother caued YangZheng,wholis now working in your sports committee.”不，你弄错了，你一定把我认成了杨晨，我知道杨晨有个弟弟叫杨震在你们体委。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成都有两个混血儿，一个叫杨晨，一个叫杨震，父亲是成都人，母亲是瑞典人，解放后父亲被“镇压”，其母被驱逐回国。因两个孩子的长相像母亲，都把他们当成了“洋人”。后来大孩子杨晨被公安机关看中，想把他培养成驻外情报人员。谁知杨晨不争气，犯罪被判刑，在成都北郊一劳改工厂改造。有一天干部找他谈话，突然提到他在欧洲的母亲，问他想不想见? 他一时没有回答。原因是凡有海外关系的人都被整怕了，他不知道干部们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是不是又在玩整风反右那套“引蛇出洞”的把戏……所以只好说：儿子肯定想念母亲，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自己又不敢想，因为自己是中国人，母亲是外国人，应该与资本主义划清界线……他的态度反倒让干部们着了急，因为“上边”追得紧，但又没有交底。后来才知道周恩来总理访问西欧时，在瑞典参加一个瑞中友好协会为他举行的晚宴上，有位瑞典女士用非常纯正的汉语致欢迎词，其中还夹杂了几句四川话。周总理感到很惊讶，通过翻译找主持人询问，方知致词的女士是协会的负责人之一。曾经长期在中国居住过，并且离开中国时还留了两个孩子在四川成都……周总理回国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并指示：若无重大问题，应帮助母子团聚——这就是基层劳改干部当时不知道的底细。后来劳改就业的杨晨和在游泳池工作的杨震，双双经过“诱导”，终于“自愿”申请出国，换了一身新衣，踏上了与母亲团圆的路……据说杨晨和杨震到瑞典后，在斯德哥尔摩开了一家中国餐馆，许多欧洲的华侨和留学生光顾，生意非常红火。��

　　曾永正以其少有的身世背景和焕发的青春风采，在小白岩赢得众多劳教女子的青睐，其中最疯狂地追他的除了皮开玉，还有胡洁琼。胡洁琼的年龄比皮开玉大，当时28岁，白净丰润，雍容华贵，已婚。正是“如狼似虎”的时候。所以劳教们给她取了个绰号叫“贵妇人”。她是自贡人，在花纱布公司当会计，写得一手流畅的草书、算盘打得非常娴熟，因“经济问题”劳教。曾永正在队上当统计员时，胡洁琼正好有“正当”理由去帮忙。她拨弄算珠比当化学老师的曾永正快，划圈圈写码码字也比他精。有时胡洁琼还故意不把数字摆平，就可以多些时间与曾永正在一起。可是这么一来，又打破了皮开玉的醋坛子。皮开玉按捺不住心中的妒嫉，跑去说他们小组报的数字要更正(她也是小组长兼记录员)实则是想看看胡洁琼在曾永正那里搞啥子。当然忘不了借此机会讨好一下曾永正，给曾永正带去一杯糖开水。曾永正后来看出了苗头，意识到这样下去会惹出是非，于是向凌队长提出自己胜任不了统计工作，要去远离中队部的地方守红苕窖。��

　　曾永正怕惹是非，但是非偏要找他，差点叫他跳到黄河都洗不清。那是1964年的冬天，他刚摘掉帽子，解除劳教在王家坡分队就业，忽然接到老父亲来信，把他大骂了一通。说他是个有妻室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在劳教场所与那些王大姐鬼混……后来才知道皮开玉转移到北碚新生园艺场劳教后，曾对同组的吹嘘她在新胜茶场有个男朋友是高鼻子洋人，叫曾永正。谁知同伴中有个女子就是曾永正妻子的学生，这个学生出于义愤，把这消息写信告诉了老师，因而引起一场误会。曾永正心想：女人乱说还解释得清楚，要是“马家班”的人乱说，恐怕就要掉脑壳。��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通过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币涣�通知》和《十六条》决定，认为在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充塞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要求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代表人物，并清洗这些人。5月28日设立了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和张春桥为副组长，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5月31日

，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工作组改组《人民日报》，直接控制了这个全国最大的舆论阵地，次日即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的社论。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把斗争予头指向了刘少奇，号召人们“炮打”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

　　于是，全国政治形势骤然紧张，文化界、教育界……更是人心惶惶。岁月蹉跎，遭受歧视的曾永正夫人为了儿子的前程，决定与右派丈夫离婚。曾永正与爱妻离婚后，经受了伤痛的煎熬，尤其是对儿子的苦思，到了撕心裂肺的地步。然而匹夫有志，奈无回天之力。幸好，1971年10月25日

中国与比利时建交，曾永正获准去欧洲省亲，并有机会留在比利时。可是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还没有澄清，不能不明不白的脱离祖国。所以毅然决然的又回到茶场继续“就业”。不久即被“清放”，在母亲的资助下和乡亲们的帮助下，办了一个小型化工厂，为社会提供了几十个人的就业机会。但当时政府不鼓励私人企业，原燃材料供应的渠道条件苛刻，产品销售也受到歧视性的限制，化工厂陷入困境。正当此时，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并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曾永正的右派问题终于得到改正，回到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行列。��

 

十、他把信箱坐穿��

 

杉树林二队宣布我重新劳教的时候，王家坡六队也宣布了对申云松，刘应龙等四个在场

部“集训”过的人的处理：重新劳教三年，押送到南江县去修水库，罪名是“知情不报”。其实他们知什么“情”?有什么需要报的呢? 他们与所谓“马家班”的人只不过是一起劳教才认识的。处理他们的真正原因是他们闹过粮，发过牢骚，砸过干部厕所的牌子——他们认为那牌子有点像“就业职工与狗不得入内”的意思。这让申云松想起整风时，他既没有写过大字报，又没有发表过言论，反右开始后，仍然有位工农兵学生指责他“有毒不放”，让这位学法律的学生瞠目结舌。俗话说“言为心声，行为意表”，没有言行怎么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怎么知道“毒不毒”呢?于是他愤怒地予以反驳，质问那人是怎么知他有“毒”的，是用显微镜，X光片，还是用超声波……并且断言这样不讲事实依据乱定罪名的人一旦当了法官，不知会制造多少冤案。可是申云松嘴犟仍然厄运难逃，仍被学院以莫须有的“组织地下诗社”为由，将他打成右派，开除学籍，强制劳动教养。��

　　申云松，成都人，白皙清瘦，英俊飘逸，反右时是西南政法学院(今政法大学)的学生，时年19岁，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法律工作者。当时他心想：我犯的可能就是资产阶级法学家攻击我们的“思想罪”。��

调申云松、刘应龙几个“二进宫”(即二次劳教)的去修水库，主要是他们有开山放炮，干土石方的技术和经验。要他们带那些只会扒窃，不会劳动；只会偷鸡摸狗，不会工程建设的青少年劳教人员。要让那些人在三年劳教期间丢掉恶习，学会劳动技能，以便将来“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这个劳教队，对申云松、刘应龙等人采用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利用，就是用他们的技术、经验，在工程上负责，当青少年的“老师”；限制，就是防止他们把“反动”的政治观点，思想意识灌输给那些青少年，使那些青少年更具危险性；改造，就是要他们“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让他们接受“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无产者观点。要他们放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拜工农大众为师。所以有些管教干部对那些青少年说：你们只能学他们的技术，技能，不能学他们的反动立场、观点。你们是年轻人，是一时糊涂才犯错误的，不像右派，反革命有根深蒂固的阶级本性。反过来对申云松、刘应龙等人又说：这些坏分子都是社会上的流氓阿飞，地痞恶棍，你们是有文化知识的，不能与这些人绞在一起……可见管教们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和改造任务，颇费心思，使出挑拨离间，制造矛盾的手段以达到控制人的目的。��

　　申云松、刘应龙等四人到南江修水渠，被分配到四个班组，四个班组都是青一色的“坏分子”。申云松的班长绰号叫“响铃”，实际叫张祥林。小劳教们觉得“祥林”与“响铃”音近，故叫他“响铃”。张祥林是内江东新镇人，当时只有十四岁，又瘦又白，一脸稚气。可是在社会上已有五年的流浪历史，所以显得老成持重，城府很深。最初他听了管教干部的“提醒”，说申云松是反革命。他以为就是电影里演的那些歪戴帽子斜穿衣的特务、汉奸或从台湾派遣来大陆搞爆炸，搞暗杀的特工人员，所以对申云松避而远之。后来慢慢才知道申云松是个大学生，是因为“乱说话”被打成右派的，是和他父亲一样的原因来劳教的。在劳动中，见申云松言谈举止彬彬有礼，对待自己如同亲兄弟，于是对申云松油然升起了敬仰之意。��

　　一个休息天的上午，天空非常明净，红艳艳的太阳悬在天边，“响铃”邀约申云松到河里洗澡洗衣服。他们把要洗的衣物压在石头下浸泡，准备脱了衣裤游泳，突然“响铃”向申云松发问：��

“申叔，你当真是右派吗?”��

　　这突然改变的称呼(以前直呼姓名)，这突如其来的发问，把申云松反倒窘住了，不知答复“是”还是答复“不是”。因为答复是就等于自己承认自己是右派，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答复不是，又不能解释自己为什么被劳教。于是就反问“响铃”：

“你问这个干什么?”

“因为这很重要，关系到我今后对你的态度。”��

　　申云松心想：我才不在乎你的态度呢。在劳教单位我已经读“二期”了，什么五马六道的人没有见过，鉴于“马家班”的教训，对这些“坏分子”娃娃得留点心眼，保持一份警惕。

“响铃”见申云松没有回答他，知道是对自己有戒心，就主动谈起了自己的身世：他父亲也是大学生，在师专教美术，曾得到张大千先生的指点，将西洋画绚丽的色彩溶入中国画，取得了成就……整风运动期间他画了一幅漫画：一个头戴项羽〖ZW(〗(公元前232-202)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即项籍。秦二世元年随叔父项梁起义，在巨鹿之战中摧毁秦军主力，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在楚汉战争中，被刘邦打败后自刎于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 〖ZW〗)

帽，身着干部装，左手握着腰系的宝剑，右手指着“民主”主字上的一点，称自己“就是不喜欢这点”。反右时这幅画成了“毒草”，他父亲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每月十五元生活费。他母亲在一个化工厂当技术员，每月工资三十六元，要养活他和妹妹，还有祖母……后来又遇上“自然灾害”。父亲为了老母、妻子、儿女，把十五元钱全部寄回家，谎称提了工资。实际他是经常去偷公社的粮食吃，后来被抓、被打、被捆……终于因羞辱和疾病投河自尽，永远背着“自绝于人民”的罪。父亲死后母亲几乎陷入绝境，所以不到九岁的他瞒着母亲辍学离家，与一群年龄相近，遭遇相似的孩子爬火车上成都、下重庆，沿途乞讨，凑足五元钱就给母亲寄回去。后来经一位“名师”传授扒窃技艺，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并有诸多“创造发明”，成了成渝两地干这一行小有名气的小头目。本来他打算积攒够祖母老死，妹妹上中学的费用后，就改邪归正谋个正当职业为生。哪知道有几个弟兄在重庆犯案“落水”，经不住严刑拷问，供出他是“大师兄”，并协助公安人员将他抓获。��

　　申云松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个美术老师因画一幅讽刺漫画竟招致如此巨大的不幸。难能可贵的是张祥林小小年龄就知道为母亲分忧。虽然走的不是正路，但一片孝心令人钦佩。就问道：“那你母亲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吗?”��

　　“当然不知道。因为我晓得自己走的路不对，母亲知道了会更加伤心，她是为了我和妹妹才活下来的，所以我给母亲写信说劳教就是工读校，只是没有钱寄给他们……”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你今后怎么办呢?”��

“今后我长大了有了力气，相信能挣到钱帮助母亲，供妹妹读书。”��

听到这里，申云松感动得快要流出眼泪，对“响铃”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于是也向“响铃”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劳教的原因。并且说：自古以来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在共

产主义运动中也总是胜利的一方宣称自己是正宗的马列主义，是左派，是革命的，失败的一

方则被指责为是修正主义，是右派，是右倾，是反革命。��

最后，“响铃”还告诉申云松，干部要他把申云松的劳动表现和言论情况随时报告队部，并且说，他已经向队部汇报了申云松两件事情，要申云松原谅自己。这两件事情是：    一、有一次看坝坝电影，前面加映新闻纪录片，少年儿童队伍不断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申云松说应该呼“万万岁。”说中国历代君王的臣民都称皇帝万万岁，毛主席应该比他们活的时间更长，应该叫“万万岁”或“万万万万岁”。二、申云松说贪污分子和坏分子都享乐腐化过，受处分受惩罚都值得；惟独右派说几句话就挨整，很值不得。��

  “响铃”告诉申云松，干部听了这两件事，连说“他已经是第二次劳教了，还不认罪，还这么顽固，恐怕会在信箱里呆一辈子。”��

这位管教干部给申云松下的断言，要不是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很可能成为事实。尽管如此，虽然没有在“信箱里呆一辈子”，但在劳改单位呆了二十年，《415信箱》确实是让他蹲穿了的。��

    1965年底，申云松、刘应龙和“响铃”等修完玉堂水库，又修了渠县三汇水电站和万福铁矿的石拱桥后，解除了劳教。但又适逢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形势更加趋紧，劳教人员解教后也不准“清放”回城市，所以又被“安置”回“415信箱”就业。��

此时“415信箱”接揽了宜(宾)珙(县)铁路的路基施工。牌子换成了“四川省铁路工程总队”(简称：川铁总队)。干部基本上是在灌县时留在“415信箱”的，劳动力则大多数是原筑路支队最后摘帽的右派、反革命、“二进宫”和在灌县接收的新劳教。总队成立后，又在当地招收了一部份民工。所以说申云松、刘应龙这些解教留队就业的人的身份不伦不类。从“川铁总队”的名称讲，好像已经与劳改劳教没有关系，应该算工人。但管理他们的仍然是原先的劳改干部，“职工们”有事要找他们仍然要喊报告，比起普通民工来仍然矮一截。但有一点值得庆幸，那就是“工资”基本上与民工“同工同酬”，生活上有很大改善。“响铃”每月都要给他母亲寄钱，供他妹妹读书。��

    但是好景不常，申云松这伙人到珙县巡场施工不足一年，当地爆发了“武斗”，工厂停产，农业瘫痪。“响铃”想回家与母亲妹妹团圆的希望无法实现，就心灰意冷，休息天被当地无所事事的农民拉去打纸牌。由于没有“挡子”〖ZW()民俗。玩纸牌时，把“挡子”留在自己面前，就表示自己“挡”了，输和赢都加翻。〖ZW〗〗，他见一个当兵复原的青年农民胸前戴着一枚毛主席像章，就叫他摘下来做“挡子”。他当时还没有意识到那像章有多么神圣，还说把毛主席像章“挡”在自己面前就会赢钱。后来那当过兵的农民输了钱想赖帐，与“响铃”发生争执，就反诬“响铃”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结果被撤了班长之职，还被“造反派”拖去斗争……被打得皮开肉绽。��

    无独有偶，申云松有一次抬石头扭伤了腰，卫生员给了他几张治跌打损伤的膏药，他把没有用完的两张放在枕边人人必备的《毛泽东选集》上面，被人发现举报后，上纲上线为“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宝书是狗皮膏药”。与此同时，另一个队有个“摘帽右派职工”在隧洞内劳动时，被垮下的岩石砸死，家属认为他已是工人，又因工致死，就到队上来要求抚恤。干部不同意，不但说劳教就业职工与民工不同，还反诬那死的人违反安全操作规则，是自作自受。“职工”们知道后激起了公愤，集体进行抗议，申云松还参加了抬尸游行。另外，保险公司干部杨益权，天天收工后都要在河里游泳。有人竟举报他是想练好本领泅水到台湾去，申云松听了感到好笑，为其申辩说：“哪个人有这么大的本事，能从大陆游到台湾”。于是“当局”认为：诸多事实说明申云松“人还在，心不死”，专门与政府作对，可能有政治背景，于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时，将他收审，历时一年多，脱了一层皮，掉了一身肉，但没有改变他坚信真理的意志。��

这时的“当局”，并不是省劳改局任命的“川铁总队”的领导班子，而是被民工造反派夺权后组成的班子。他们是在造反派“宜宾方面军”干过武斗的一帮人。他们指责“川铁总队”领导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而“川铁总队”则搞月月奖，季度奖，年终奖，腐蚀工人，并与摘帽右派搞“阶级调和”。于是把“川铁总队”一些领导和干部拉出来批斗一番，放下去与右派“职工”一起劳动。与此同时，把他们认为是“翘尾巴”的右派“职工”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弄到“兵工班”(相当于“集中收审”)“修整”。让这些人镣铐加身，早请罪，晚汇报，稍有不逊，就拳脚相加……当时被收审的除了申云松，杨益权，还有十多人，原因更是离奇可笑。��

譬如当时全国正掀起“抗美援越”高潮，有个刚解除劳教的“新劳教”兴奋之余，为了赶时髦，不知从哪里搞到一顶军便帽，在帽沿四周均匀地用红线绣了4个字：从前往右，可念为“抗美援越”，若从前至左念，就成了“抗越援美”，因此挨批斗。��

    又譬如，有个摘帽的“历反职工”穿的一双胶底鞋，后跟上的防滑条像个“井”字，由于穿旧了，鞋底多处开裂，“井”字变了形，两竖笔划的下端从井口断开，像个“共”字。他  把鞋底洗净，准备晾干了修补，结果被人发现了，上纲为把“共产党睬在脚下”，成为现行反革命，等等。��

1971年风云突变，从庐山会议起就紧跟毛泽东，并把毛泽东吹成神的林彪，竟然不要唾手可得的华夏江山，而翻脸想把他的恩师弄死。事败后，“摔死在温都尔汗”。��

这事件让中国人震惊，让全世界震惊，更让在“兵工班”榨不出“油水”而刚被放出来的申云松震惊：为什么统帅和副统帅会火迸??他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忽然听到一个小道消息，说宜珙铁路建成后，由于川铁总队接不到新的工程任务，可能要解散。“职工们”不能回家，可能又要安置到劳改企业就业。所以“统帅和副统帅”这个像珙县悬棺样的谜，只好留给后人去解说。��

 

 

十一、茶场余震��

 

申云松听到的小道消息变成了现实：1974年初，毛泽东批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乘机猖狂作乱，全国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许多企业呈半瘫痪状态……川铁总队完成宜珙铁路的土石方工程后，没有接到新的工程施工任务。与此同时，总队队部又发生了一场特大的火灾，几乎把多年积累的所有固定资产烧光，总队被迫解散。“415信箱”终于走完了它艰难而辛酸的路。��

川铁总队经有关部门批准撤销时，那些造反派民工如鸟兽散。而右派职工和劳教就业人员除家在农村的，都安置到劳改企业就业。可是令申云松意想不到的是辗转十年，又回到送他二次劳教的新胜茶场，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叫“有缘份”。他以为离开十年，那里的人和环境一定是焕然一新，谁知经过文革的洗礼，人心更加涣散，茶园也有些荒芜。��

周居正被枪毙，“骨干分子”被判刑，受牵连的也送了第二次劳教，标志着茶场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处理结束，按理，“职工们”可以过一段安静平稳的就业生活。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毛泽东告诫他的臣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亡我之心不死”。公安战线的干警们又突出于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那位正风光的董霖，经过“深挖细查”又在右派职工中发现了唐富祥，章一汀“反革命集团”，闹得鸡犬不宁。“职工们”把这称为“马家班”后的一次余震。��

据说，因这个“集团”而受审的除了唐富祥、章一汀，还有黎天青、汪白孚、郑恪寅、薛作寿等多人。其中唐富祥、黎天青、汪白孚等，前已述及曾经是我一个班的，所以让我知道后暗暗吃惊。因为我被专案组审查时，专案组的人曾经提到过这几个人的名字，问我知不知道这几个人与被捕的“马家班”的人有联系?我非常肯定地回答说：这几人从旺苍右派集中就与我在一起，都不认识周居正，更没有联系。唐富祥怎么会成了反革命呢?一定是董霖搞阶级斗争搞上了瘾，患了神精过敏综合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除了自己，都是敌人。��

后来得知，周居正“反革命集团”案结束后，茶场领导为了稳定形势，活跃“职工”情绪，从各队抽调唐富祥、许伟、韦新时、薛作寿、辛光美、黄仕安等十余人组成了一个男子兰球队，全脱产练习，住场部直属队，生活好，工资高。指定唐富祥当班长，由场部邹干事带队。曾经以国营新胜茶场兰球队的名义去永川、江津、荣昌、邮亭、龙水比赛，战果辉煌。没有人想到一个劳改茶场会有那么多年轻力壮，球艺高超的人，取得如此的战绩。只知道茶场都是些无恶不作，横眉瞪眼的犯人和文化不高的干警。不晓得增加了有文化知识的“右派职工”。据说，有些地方的球队曾发出过疑问：我们究竟是在与茶场的干警比赛?还是与犯人比赛?究竟谁代表茶场?为此，球队后来就参进了一些干警，成了一支“阶级成份混杂”队。比赛时干部吩咐“职工球员”不要暴露身份。

球队住的直属队与红茶车间、王家坡很近，常有男女职工来串门。其中一个有妻室儿女的男职工叫郑恪寅，认了个刚解除劳教的郑守珍做妹妹，经他做媒与同队的男职工汪志华谈起了恋爱。结果一个介绍两个，两个变成四对，形成链锁反应。于是唐富祥与柳美、章一汀与曹定环、夏静萱与武炳之、黄克济与李素尧、黎元芬与黄仕安……谈恋爱，来往密切，经常幽会于茶园和密林。这本来无关大局。正如有些坏分子说的：搞男女关系，再怎么搞也搞不垮社会主义，不影响无产阶级专政，但唐富祥，章一汀等人谈恋爱的同时，男男女女，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经常抨击时政：什么形势大好，肚子吃不饱；阶级斗争不讲良心；“大跃进”是大倒退，大浪费，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乱起来……他们乐极忘忧，忘了“墙有缝，壁有耳”，忘了右派中也有“蜕化变质分子”。他们或是为了邀功请赏，或是为了明哲保身，或是为了争风吃醋，竟将唐富祥、章一汀的上述言论添枝加叶告了密……加之一摸底，唐富祥那个班在黎家山时就曾经集体拒绝爬洞子挖煤，又出了个涉嫌“马家班”的李才义，女朋友柳美也是女劳教中少有的右派分子……把一切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唐富祥有反革命的“特征”，于是决定对其审问。��

那一日董霖等采用了在朝阳寺对我“询问”时完全一样的模式，并且还增加了两个荷枪实弹的公安兵在门口晃来晃去，想给唐富祥心理上和精神上制造恐惧。唐富祥一看那阵势不对，知道大祸就要临头，只有以死相拼，一开始就不与他们“合作”，不坐他们指定的矮凳子…… 那些人想给他一个下马威，用命令的口吻叫他坐下。他泰然答道：

“你们没有依法拘捕我之前，我还是职工，有公民权利，有选择坐或站的自由。”��

    为首的一个审问者见一开始就陷入僵局，怕问不出想要的东西。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就另外找来一根与他们坐的一样高的椅子给唐富祥，并说：

“你想坐就坐，想站就站，这点你有选择的自由，但是必须回答我们的问题。”

“有啥事就问，凡我知道的，我会如实回答。”��

于是审问的人就提到了唐富祥等人抨击时政的事。唐富祥承认说过那些话，作过那些评论。审问者又问他：

“这是什么性质的言论?”

“这是不满的言论。仅仅是不满。”唐富祥答辩道。

审问者勃然大怒，说那是“反革命言论、反革命行为，是对共产党的恶毒攻击，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挑衅!”��

唐富祥也毫不示弱，就反问那人：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喊得震天响时，老百姓吃不饱，饿死了人是不是事实?保卫延安，抗美援朝，出生入死的彭德怀，敢为人民“鼓与呼”有何罪?有些人整彭德怀是不是忘恩负义，不讲良心?买火柴、草纸、豆腐都要计划供应，是不是倒退?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与人斗其乐无穷”，究竟是乱了敌人还是乱了自己?”

审问者们被问得哑口无言。但是他们仍然在询问笔录上记成“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攻击革命领袖，是反革命……”等等，要唐富祥签字、捺指纹。唐富祥断然拒绝。那主审人大发雷霆，把桌上的茶杯拍得跳了起来，并企图用黄世仁强迫杨白劳盖手印的办法要唐富祥就范，在推搡中，一张审讯的条桌被绊翻……董霖就以“大闹公堂，掀翻公案”的罪名，要将唐富祥打成现行反革命，将其拘捕。但此时茶场领导对“极左”一套的危害性已开始觉醒，唐福祥说的也正是他们心里想的。于是就以唐富祥“家庭成份没有问题，本人是个学生、劳教后的表现还可以”为由，不同意专案组拘捕，只同意对“散播反动言论”的行为进行批判。

    章一汀，是四川万县人，时年34岁，中等文化水平。解放前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赴朝鲜作战，多次荣立战功。后因受伤回国，伤愈后转到重庆一中央单位供职。他有一个哥哥早年随贺龙元帅南征北战，解放后贺龙任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时，他哥哥任体委某司司长。1957年整风时，章一汀既无大字报也没有言论，只给哥哥写过一封信，在信中谈到他认为“匈牙利事件并不完全是帝国主义煽动的，而是官僚主义激起人民愤怒所致”，并认为“中国也有官僚主义，若不按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很好处理，中国也可能出现波匈那样的问题”。随信还例举了他所知道的一些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的事例。他哥哥认为弟弟在信里表达的观点有道理，为了帮助党整风，就把这封的信作为“内参资料”交给了体委党组织。殊不知“整风”一下子转成“反右”时，组织上觉得这封信的观点有问题。就按照寄信人的地址和单位，寄给了章一汀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并批了“望对该同志加强教育”几个字。章一汀的单位领导犹如获得了“中央批示”，加之该单位抓右派的指标正好没有完成，于是章一汀就成了右派。��

    章一汀划为右派劳教后，一直误以为是哥哥为了升官，不惜出卖亲弟弟。认为亲兄弟都会如此，人间哪还会有真情。从此忧闷、沉郁。但自从曹定环闯入他的生活，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唱歌饮酒，谈诗论政，与唐富祥、黎天青、汪白孚，许伟等人经常聚在一起，自然也引起了董霖的注意。��

    董霖组织人对唐富祥进行审查的同时，对章一汀、黎天青、汪白孚、郑恪寅、薛作寿等也进行了背靠背的“询问”。当然其结果令董霖很失望，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有反革命言行，有反革命活动。其中章一汀和黎天青还与审问者进行了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的辩论。

董霖也知道章一汀的哥哥是中央的司局级干部，章一汀在朝鲜战场立过战功。右派问题时儿又有“甄别”、“复查”的消息，所以竟容忍了章一汀的“诡辩”。章一汀质问审问他的人：

“应当对‘自然灾害’饿死人负责的不被追究责任，饿肚子的人说几句不满的话反倒成了反革命，这是谁家的道理?照此逻辑，解放前国统区反饥饿反内战的人都应该打成“共党分子”……共产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人民有苦难有怨气，不去安抚反而镇压，究竟还算个什么东西?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判断，谁革命谁反革命，主要看它是解放生产力，还是阻碍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还是抑制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无产阶级革命不应当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来实现，而应当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优越性，有领导、有步骤、依照经济规律，依照当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水平有序进行。而你们浮夸蛮干，瞎指挥，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是革命的？！反对你们这些错误做法的，竟成了反革命?”

章一汀的辩驳是有力的，但对他自身是有害的。因为那些靠抓反革命飞黄腾达的人是听不进他的话的，反而认为他顽固不化，反革命毒素太深。当然，抓反革命的人，遇到这些顽固的右派，也很伤脑筋，所以说话很谨慎，诱哄吓诈的手段也因人而异。如果说对唐富祥使用的是吓诈的话，那么对汪白孚则使用了诱和哄。对汪白孚的“询问”是董霖亲自进行的，因为汪白孚原来也是干公安的，所以董霖最初对汪白孚用了较为平易的口吻：��

    “你是搞过公安工作的，我就不用绕弯子了。唐富祥、章一汀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搞反革命活动，你知道一些，但也并不完全知道，你应该把你知道的讲给政府听，争取政府对你宽大处理，争取立功赎罪。”��

汪白孚听后笑了笑，也用平易的口吻答道：��

“唐富祥像《早春二月》里的肖涧秋，博学多才，待人和善，一脸书生气；章一汀是立了军功的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说他们干反革命活动，根本不可能……”��

董霖一听立刻变了一个脸色，知道从这个“同行”身上榨不出油水，不想虚与周旋耽误他抓反革命的时间，忙把汪白孚的话打断，说：“算了，今天就谈到这里，我知道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董霖等对其余几个人的“询问”情况也大致相似。总之，按当时的标准给唐富祥、章一汀等人安“反革命集团”罪，够不上。最后只好抓了一个叫骆俊伟的右派分子向上交差，然后把“兰球队”解散，把唐富祥、章一汀、黎天青、郑恪寅、汪白孚等人分散到不同的队，布置脱法犯人对他们暗中进行监视。��

董霖究竟是何许人也，当时的右派职工是很难知道的，因为劳教和就业职工称干部都只称姓和职务，不知其名，不知道他们的身世和履历。若干年后才听说董霖是川北人，大约生于1932年，家庭成份“较好”，本人读过中学，当过兵，上过泸州公安干校，在县公安局工作。1958年调筑路二支队任教育干事，与老一点的工农干部比较，他是“知识分子”，与真正的知识分子比较，他又是当时受器重的工农子弟，所以横竖都该吃糖。这对董霖来说，他是很幸运的，但对许多“415职工”来说则是不幸的。很多人都知道董霖是靠整“415职工”发的迹。如像破获“马家班”，审查唐富祥和章一汀……但是，他利令智昏，头脑发热，在文化大革命中，已不满足于打这些右派死老虎，而把矛头指向了他的上司，他的同行。��

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当时负责政法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秉承林彪、江青的意旨，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以后，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遭受打击迫害的公安干警共达三万四千多人，其中一千二百多人致死(包括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三千六百多人伤残，让执行过“极左”路线的公安干部们也尝到了“极左”的滋味。��

新胜茶场的政委被批斗时挨了耳光，后来跳了堰塘，还被造反派骂成“自绝于人民”。茶场许多领导也被打成“走资派”，“牛鬼蛇神”……但这些均不是他们监管的阶级敌人和右派职工所为，而是他们“内伙子”干的。��

新胜茶场的造反派虽然不满足于只打那些右派死老虎，并不等于放松了对右派职工的监控。他们除了把主要精力放在“夺权”和迫害老干部而外，对右派职工实行了更加法西斯的专政，竟动用脱法犯人充当打手，对稍有不逊的右派职工和其它就业人员进行整治，轻则捆绑批斗，重则镣铐加身。��

例如，一位身材魁伟，举止文雅，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曾在场部兰球队打过球的魏新斯，仅仅因为有个造反派小头目给他们讲“当前形势”时，在下面放了个响屁，放出了臭气，即被几个如狼似虎的脱法犯人打得鼻青脸肿，神精失常，后来成了疯子。��

又如，有个就业人员因为向场部反映他们中队指导员乱砍伐林木，被指导员知道了，反诬他搞“鸡奸”，将其五花大绑在土坝子批斗，。这就业人员不堪羞辱，当晚就跳堰塘身亡。 

再如，一个长沙籍的“右派职工”，摘帽和解教后，已在茶场找了个女职工结了婚，应该说对前途是有信心的。可是没有想到突然会吊死在树上，死因是个谜，一直揭不开，是不明不白死的。��

 

 

十二、在北碚新生园艺场��

 

正当唐富祥、张一汀“反革命案”被董霖等人炒得热闹的时候，在小白岩袁静生那个队的我，黄强，康永意等九人被转押到了重庆北碚劳教所——对外的名称叫“地方国营新生园艺场”。同时被转押到那里的还有零零星星分散在中川纸厂、中川铁厂、苗溪茶场等全省其它劳改企业、劳改农场劳教的两百多人。其中，有从1958年劳教到1965年还没有“解决问题”的，也有下放农村监督劳动不认“罪”认“错”而升级劳教的，也有当年逃往新疆、甘肃、青海避难，后被查明身份送劳教的。还有重庆及川东地区一些在“自然灾害”年间攻击“三面红旗”，攻击“票证供应”政策而犯“政治错误”的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和大专院校学生。��  重庆北碚劳教所位于北碚西山坪。但西山坪并非是平地，而是南北走向的一段山脉，纵长10多公里，宽约1—3公里，四周陡峭，山脊平缓，酸性沙质土壤，适宜种植林木瓜果。��  新生园艺场原来也是关押劳改犯人的，因距重庆市较近，交通便利，气候温和，所以关押的多为老弱的“政治犯”，其中不乏有名气的人物。��

新生园艺场，除了靠嘉陵江一段山岩里有丰富的方解石(一种白色的可做水磨石的建筑材料)资源，建了一个白石场进行开采。其余的地方以中队为单位种植苹果、梨子、广柑、柠檬、葡萄和西瓜等等，兼作农业和畜牧业，也是西南农学院的试验基地之一。��

我们被转移到新生园艺场劳教的初期是很不安心的。原因是我认为虽然在新胜茶场两年，经历了风风雨雨，很不安宁，尤其是因“马家班”的事牵连被二次劳教，但那里是我劳教后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熟悉，都有感情……更何况小白岩有袁静生那样的好管教干部，又是男女合队，干活不累，精神不枯燥。加之那里有我相识多年的“415职工”，有我爱过和正爱着我的女子，令我牵肠挂肚。��

何婉容听说我因为“马家班反革命”的事二次劳教，对我彻底失望了。加之她劳教期满要回家，所以找了个重庆籍的青年职工结了婚，并随她回了江津。后来生有一女，落实政策后在当地开了一个餐厅，生意兴隆，小有名气，生活富裕。��

王瑞琼后来也知道我因为“反革命”的事二次劳教，但她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与何婉容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她认为有政治头脑的人才是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人，才是有前程的人。并且坚信我只是对某些政策，某些社会现象不满，并不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所以她决心要苦等我。奈何她无法知道我到重庆后的具体通信地址，无法取得联系。1967年，王瑞琼解除劳教被“清放”回成都，曾去我的母亲那里打听我的消息。但当她如实说出自己是在“那里面”认识我的时候，我母亲以为在“那里面”呆过的女人都是“那号人”，就不愿意把我的通讯地址告诉她。后来几经周折，又从一个刚从重庆回成都的人那里打听到我在北碚新生园艺场五中队。为了不再给我“惹麻烦”，她用我妹妹的名义给我来了一封信，表达了她希望我好好改造，等我早日回成都团圆的意思。可是，当我接到这封信看出是王瑞琼的笔迹和口气，照信封上的地址回了一封信时，信被退了回来，邮局批了“该地址无此人”，使我非常纳闷。后来方知，王瑞琼的父亲反对女儿与一个劳教的右派来往，所以她不敢用父母家的通讯地址，但又没有可靠的代收信件的朋友或亲戚。所以信封上寄信人的地址是随便写的。��

王瑞琼的父亲是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的司机，住在单位家属宿舍大院里。许多人都知道他的大女在东郊国防厂工作，几年不见，又突然回到家里闲着没事，免不了引起许多猜疑。加之“文化大革命”正搞得轰轰烈烈，“破四旧”、“清理阶级队伍”接踵而至。王师傅怕女儿的事露馅，就把王瑞琼送到兰州她叔父那里学开汽车。谁知一次长途跟车去山里，汽车转弯时过急，翻下几十米深的山涧，王瑞琼当场摔死，年仅24岁。时间仅隔一年，我也回了成都，满以为可以与王瑞琼永结情缘，长相厮守，殊不知得到的是王瑞琼已经死了的消息。让我感到犹如五雷轰顶，当着王瑞琼的母亲就哭出了声，口中还喃喃地念道：“我回来晚了，瑞琼，对不起您!”��

上面都是后话。现在再回到1965年秋。��

我、黄强、康永意等人到新生园艺场的初期，是在西山坪最北端的六中队，住在一个木栅栏一门关尽的大工棚里，共有八个小组一百多人。主要的生产任务是管理十多公顷广柑和其间套种的红苕、包谷。当时是夏末秋初，广柑已经挂果，包谷已经收获，红苕已经翻藤(长新苕)。新胜茶场来的九人全被派到山上守夜，具体的工作就是安放诱蛾灯，在自己划分的区域内走动巡视，保护广柑、红苕不被偷窃。一旦有“情况”就吹口哨联系，守夜的几个人彼此响应，呐喊、支援……。��

六中队有一名队长、一名事务长和一名教育干事，一名生产干事。实际上劳教人员经常接触到的只有队长和教育干事。可能是这些干部过去管过的犯人大都不是土匪恶霸，地痞流氓，所以难得听到他们发脾气，大声骂人，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特别出人意料的是每个休息天(也是十天休息一天)的头晚上，全队的劳教人员都要集合在外面一个三合土坝子里搞文娱活动，唱歌、说笑话、讲故事、打金钱板……虽然规模和水平比不上在旺苍快活场和新胜茶场那两次演出，但也让人高兴，让人消除疲劳，让人忘却忧愁。休息日，每个班还可以派两个人下山赶场，赶草街、赶澄江镇，赶北碚，给班里的人购买日用品，卫生用品和副食品。干部们还允许大厨房免费替劳教人员蒸煮吃的东西——这是我们过去没有碰到过。

1965年中秋前夕，我和康永意两人被派下山去给大家采购东西。原来打算就近去合川的草街。后来听说北碚解放前就是川东的著名城市，解放后曾经是川东行署所在地。地势平整，建筑“洋气”，环境清洁卫生，还有“西师”和“西农”两所高校。所以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去一趟北碚。经过打听，经女子队绕场部背后，从东阳镇过江，是去北碚市区的捷径。此时，经过多年体力劳动锻炼的我和康永意，都能肩挑一百多斤走三四里路不休息。我俩初步估计从六队到北碚是下坡又是空手，最多只需一个半小时。回来上坡挑东西，要三个多小时，在途约五个小时。我们早上八点离队，下午六时回队，在北碚至少有三、四个小时，可以饱餐一顿，打个牙祭，参观市容市貌，观赏嘉陵江两岸的绮丽风光。想到这些，又想到在山里呆了这么多年，第一次没有人看管，自由自在地到一个知名城市去，我和康永意都很兴奋，把保存多年，当时最好的一套衣裤翻出来穿起。康永意穿一套崭新的兰咔叽镶嵌有红条的公安服。我穿的是从云南那场大火中抢出来的毛毕叽西裤和青春纺衬衫。我们离了六队快步如飞，汗流浃背，只用了一小时零十分钟就到了北碚对岸的东阳镇。利用等渡船的时候，用手捧起嘉陵江清凉的水喝了几口，又掏出手巾在江水中浸湿，然后擦去脸上、额上、脖子上的汗水，降一降激动心情的温度，然后跨上木质渡船，踏上了北碚岸边的阶梯，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进入了北碚市区。��

果然名不虚传，北碚是一座依山傍水、整齐、清洁、漂亮的小城市。木结构的街坊错落有序，其间还有一些外墙用“拉毛”或“斩石”装饰的砖混小洋楼。在中式建筑群中犹如鹤立鸡群。但是我和康永意无心关注这些街道的美景，我们的第一个念头就找吃的，找好吃的，找这些年没有吃过的美食。经过打听，北碚当时最有名的餐馆是松鹤楼和缙云餐厅。那里的粉蒸肉、甜烧白，合川肉片远近驰名。于是我们决定去品尝这些美味。我们把买好的东西寄放在小杂货店里，就大摇大摆地进了最先找到的松鹤楼。一看菜单，粉蒸肉、甜烧白

大份8元，中份6元，小份4元，合川肉片5元……吃一顿得花去我们一个月的血汗收入，加之我们两人身上带的钱合计才一百多元，其中属于我们自己的不足二十，其余都是替小组同学们买东西的，我们犹豫了。但从四壁溢出的饭菜香味，特别是粉蒸肉，甜烧白那种特有的油、甜、麻、辣的气息，是难以抵挡的诱惑。加之堂堂正正的进来了，灰溜溜的出去，太没有面子，且有损自尊，于是硬着头皮点了一个中份粉蒸肉、甜烧白，咸烧白、一份合川肉片，两盘炒菜，一碗杂烩汤和4两大曲酒(此时北碚的大餐馆已恢复先吃饭后结账的方式)。在等菜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左脸上半部有一团黑(一种像白癜风的皮肤病)，五官秀丽，身材娇小的年轻女服务员，正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时还与我的目光相遇。于是悄声告诉康永意：��

“你看那个‘半边西施’在打量我们。”��

“你娃不要自作多情。你在茶场有白牡丹又有黑牡丹，不要再打‘半边西施’的主意。”

康永意抿了一口酒，不经心地答道。��

“你不要说酒话。我觉得我们一进门，这个女娃子就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我们，已经很久了，恐怕是怀疑我们给不起钱……”��

    “那就叫她来先结帐吧。”但是那位服务员称：餐厅规定要客人吃完饭才结帐。我和康永意为了消除心中疑虑，坚持要先结帐。说自己是外地来的，已养成了先买票后吃饭，吃了饭起身就走的习惯，怕一会喝醉了不给钱就走，引起误会。可是我们此举并没有消除对方的怀疑，反而引起更大的猜测。那个‘半边西施’和另外几个男女服务员，仍然偷偷地指手画脚议论我们。使我们很不愉快，很纳闷……直到我们吃完饭，出门经过一面大穿衣镜时才发现了奥密。原来是我们的尊容和穿着引起了别人的怀疑。我们在穿衣镜里看到我衣冠楚楚，俨然像个教书先生。可是脚上却穿了双胶底军便鞋，后跟鞋帮子已有裂口，并且赤着脚没有穿袜子。康永意着一身崭新的公安服，却穿一双尖头皮鞋，也是光着脚没穿袜子，并且头发蓬乱，胡子巴茬……两个人是什么身份?是什么关系?在阶级斗争激烈，人民群众政治警惕性特别高的那年月，必然要引起猜测，必然会产生怀疑，特别是宾馆饭店都是与公安派出所挂了钩的。�� 

那时台湾国民党政府正喊着要“反攻大陆”，除了派遣武装人员进犯东南沿海，还时有空投武装人员到西南后方骚扰。我和康永意两人当时的年龄、相貌、装束和饿慌了狼吞虎咽的动作，极易被怀疑成空降特务慌忙中弄来两套极不相称，极不协调的衣服，又相互穿错了鞋子。要是不穿错鞋子，又穿上袜子，两人不同桌吃饭，革命群众会以为是大山里劳改农场的管教押送一个反革命或右派分子……就符合当时的情理，就不会有人怀疑。��

我和康永意这时才觉察到自己“形迹可疑”。怕松鹤楼的人已经报告了公安派出所，可能很快就有人来抓我们。于是连忙到杂货铺收拾好我们寄放的东西，把外衣长裤脱掉，就嘎叽嘎叽挑起东西放小跑。虽然我们知道公安局抓了我们，弄清楚情况后也会放的，但这会让中队干部感到添了麻烦，也许会因此取消劳教人员请假下山赶场的待遇。带着这种心情，我俩连忙渡过嘉陵江，离开东阳镇，一肩挑了三里多路，直到园艺场的山脚下才歇了口气，然后一步一喘地向山上攀登。虽然挑的东西比平时挑煤、挑粪水轻得多，但挑到山上时已大汗淋淋，衣裤湿透……又歇了一阵，然后挑起东西穿过一片松林，一坡梯田，才看见女子队用红油漆写有大标语的白色围墙。到女子队就意味着已经走了四分之三的路程，估计下午三点就能够回队，让小组的人在晚饭前吃到合川桃片，合川皮蛋，重庆怪味葫豆，冠生园冰桔麻饼……一阵兴奋，我们加快步伐，终于到了女子队那溪边的小径。忽然传来几个重庆崽儿与几个女人的争吵声：��

“咋个叫想男人，不想男人，要男人不要男人?简直是流氓!”��

“你们这样子不是要拦人是什么?难道是拦猪、拦羊、拦牛!”��

“你说得对，我们就是拦猪、拦羊、拦你们这些骚公猪，骚公羊，哈!哈!哈”��

“对喽，还说我们是流氓，我看你才是流氓，女流氓!王大姐!梭叶子!……”遭到这样的侮辱，一个身材彪悍，年约三十出头的女人，冲过去抓住那个骂人的崽儿的衣领，对着崽儿的脸就是一泼口水，问道：��

“哪个是王大姐?哪个是梭叶子?我看你妈才是，你姐姐才是。”��

那崽儿被女人勇猛的反击吓坏了，连忙挣脱往回跑，其余的几个也赶快走了。��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几个重庆崽儿是白石场刚解除劳教，来女子队找他们过去一起扒过包尚未解除劳教的女子。因为来找女劳教的人多了，次数也多了，甚至晚上也有人来找，在女劳教队造成了“不良影响”。所以每逢节假日和休息日，干部就派年龄稍大点的就业职工在要道上把守，不让男职工男就业人员经过。我和康永意到达时，看见两根竹竿插在小道两边，两竿之间系着一根细绳，绳上吊着一张报纸，上面写着“前面施工，请绕行”七个字，觉得奇怪：早晨经过这里去北碚，并未见有任何施工的痕迹，怎么现在就不让走了呢?这一“绕”就要绕好几里……。但有前面几个重庆崽儿的教训，我俩知道来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康永意听说五中队教育干事的妻子在女子队当管教，于是就对那些女人谎称自己是五中队的职工，是那个教育干事要我们走这条近路的。这个谎还扯得真灵验，那些女人的脸立刻由阴转晴，还问我们是“老右”?还是“老反”?然后说了句“反正碰到干部你们自己负责”，就站到一边，让我和康永意过去。��

正像那几个重庆崽儿骂的，总以为女劳教队的女人，不是王大姐，就是梭叶子，其实，这完全是误解和偏见。当然，女劳教中的确有乱搞男女关系，或因作风问题而劳教的，其中甚至有“职业杀手”，以金钱为目的出卖肉体和腐蚀革命干部的。但绝不是多数，而仅仅是少数。其中，因“政治”原因劳教的女子也不少，例如省人民艺术剧院的赵某某，四川石油局的周某某，就是女右派。还有些被无端扣上“反革命”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被劳教的女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石油局的周某某，父亲是电影《战上海》里面几个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生活原型之一，解放后曾在陈毅元帅手下任过上海市副市长，并且是在任职期间被国民党派人暗杀的。��

 

 

十三、无产阶级的叛逆��

 

1963年至1965年，在中国部份农村和城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下简称“社教”)。在农村的社教，起初是以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 (后称“小四清”)为主。城市的社教原为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后来城乡的社教内容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四个方面，又统称“四清运动”。��  社教运动虽然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不切实际地强调阶级斗争，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结果错误地打击了一大片基层干部。这种情况在四川省尤为突出。按照当时省委的布置，1964年11月在全省大型企事业单位进行社教运动时，估计“混入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不纯分子，竟占到了职工总数的6—7%，达二三十万人之多。尽管后来根据下发的“二十三条”即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央全会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纠正了一些左的作法，使一些遭受错误打击的干部和群众得以解脱，但是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查实，全省在“四清”运动中受到各种处分的仍有6.2万人，其中错案高达66.5%。

在劳改劳教单位也不例外地进行了社教，对劳教人员则是清罪错性质，清认罪程度，清改造表现，清……所以，从新胜茶场转押到新生园艺场六队的9个劳教分子被清出6个“反革命”，立即转送到专管“反革命”的五中队。这6人是我、黄强、康永意、谭国仁、陈云伍、焦德润。��

到五队后，我和谭国仁在一组，陈云伍和焦德润在一组，都是管理果树和农业耕作。而黄强与康永意在园艺组专事果树育苗、嫁接、修枝和防治病虫害。��

有一天中午收工回队，我发现队里来了三名从未见过的管教干部，其中还有个外省口音的。有的说是场部的干部、有的说是重庆公安局的。但不管怎样，中队忽然来这么多干部，劳教人员预感到不是好事。于是大家的心又一阵紧似一阵。直到晚上全队劳教人员开会，指导员才宣布这三人是社教工作组的。接着，那个操外省口音的干部作了“动员报告”，要劳教们认清形势，看清前途，积极改造，靠拢政府，把自己过去没有交待的或隐瞒了的犯罪事实坦白交待，争取政府宽大；把自己知道的其他人的犯罪情况，大胆揭发检举，立功赎罪。第二天，工作组的干部就找劳教人员一个一个地谈话，内容大致相似：你是什么问题劳教的?现在对这些罪错怎样认识?今后如何改造自己?谈话的结果，全队绝大多数劳教的回答都让他们满意或比较满意，但有三个人却把工作组的干部气得暴跳如雷。��

第一个叫慕容生，大家叫他黑格尔，长寿人，20出头，身材清瘦，说话滔滔不绝。他出生在一个下中农家庭，父亲从互助组长当到生产队长，最后爬到了大队书记的位置，是共产党在农村依靠的对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慕容生从小就天资聪慧、口齿伶俐，胆识过人，父亲决定要把他培养成有文化有知识的“无产阶级接班人”。谁知这孩子的成长与父亲的愿望相违，愈有文化愈有知识愈“反动”，竟然说解放后农民的生活与解放前差不多，农民的负担有增无减，有些农村领导实际成了新兴的地主，并且手中的权力和利益，比地主来得容易。这话当然遭到父亲的严厉痛斥。��

慕容生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因为他并不是要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而是觉得党在农村的政策有问题。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是党在农村的基层干部，但是工作没有做好。自己将来若是接了父亲的班，一定要找到中国农民长期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根源。他决心钻研马列主义经典，想在革命导师的学说里找到答案。��

1961年，慕容生考上县高中后，从政治老师和图书馆里借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俄国斯图加特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英国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埋头苦读、潜心研究。��

与此同时，慕容生的父亲在痛斥了儿子以后，慢慢地又觉得儿子有些话讲的也不无道理。特别是他亲眼看到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一副做官当老爷的样子，对农民骄横粗暴，麻木不仁……确实是没有了地主恶霸的欺凌，又遭到坏干部的欺压。于是在心里对农民的遭遇感到不平，对农民的痛苦有了同情。所以1964年农村“小四清”时，他因“瞒产”和“抗交”被赶下台，被“集训”批斗，被削为平民。��

正当此时，慕容生高中毕业，高考时以优异的成绩被省内一所著名大学录取。但“政审”不过关，被取消入学资格，从此失学又失业，在家与父亲双双务农。1965年春节，他一气之下，写了一副对联贴到公社办公室大门的门框上，上联是：用心良苦安插亲信说他对他就对不对也对；下联是：处心积虑排斥异已说他错他就错不错也错；横批是“反正有理”。于是立即被公社民兵抓到公社批斗，并从他的住处搜出了一本厚厚的笔记，上面有“恶毒攻击马列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现摘录几段：��

其一，“马克思说过，历史是人创造的，但人只能在现有的历史条件和前提下创造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最早是在苏联进行的，这是一种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照这种模式发展经济，后来中国也摸仿了这种模式。可是被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开除了的南斯拉夫，在特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开创了自己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在计划经济中引入了市场经济，我们在 “九评” 〖ZW()中苏两党关系彻底破裂后，在暴力革命还是走议会道路，在战争与和平，兄弟党关系，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问题上，双方展开了争论，中共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九篇评论员文章，故简称“九评”。〖ZW〗〗中仍然骂它，有失公允。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终哪个会取得胜利，还有待时间检验。”��

其二，“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之日起，人们相信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动摇极其强大而又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集团的社会力量的，然而这种团结被破坏了。原因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第4号经典领袖斯大林使用谎言和物质威协手段，强迫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

其三，“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资产阶级自身的变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不能回答我们时代的许多问题，如像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没有在工业发达国家发生?有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在工人农民眼里，仅仅是一个统治集团取代了另一个统治集团，工人和农民仍然在受剥削受奴役，那么，这场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吗?整个国家像座大工厂，工人们生产什么，得到什么分配，均由国家计划安排——名曰全民所有制。这种全民所有制能促进生产吗?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求吗?”��

其四，“我们过去曾经反对过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首脑的主张，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政治协商”，“多党合作制”。但不久民主党派的首魁大多被打成右派，民主党派在政府各部门几乎没有席位，只给了他们一个举手投赞成票的权利。这么一来，一个拥有几百万武装力量的党，一个有无限权威的神圣领袖，要是他们犯错误，有谁能制约?有谁敢阻止?”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写在笔记本上的“反动罪行”，慕容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鉴于他家三代都是贫下中农才没有被判刑，只判了三年管制，送到西山坪劳教。��

慕容生在向社教工作组的人谈到他上述这些“罪行”时，表示完全承认。但又不认为那些观点是错误的。他仍然认为真理在他手里，说“最初，真理是只能被少数人认知的，一旦多数人都认识到了，那就不叫真理了，而应该叫常识。” 他最后对工作组的人说：“我相信要不了十年，我今天认为的真理就会变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常识”。可是这些话在当时，不但管教干部认为、有些劳教人员也认为慕容生是顽固不化，反动透顶的疯子。可是事隔一年，不幸而被慕容生言中，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历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如果不是这个毛伟人自己死了，试问：有谁能在他生前阻止他犯错误呢?��

第二个人就是那个解放前在川北参加地下党的黄强，他是因“右派野心不死”被新胜茶场重新戴帽二次劳教的。他从六中队转到五中队，思想上本来就没有想通：为何右派又成了反革命呢?正当此时，社教工作组一个姓张的指导员找他谈话，他承认自己在整风时“攻击”领导被划为右派。解除劳教和摘帽子后，又坚持“错误”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二次劳教……话还没有说完，那位张指导员立即纠正道：��

“你要放明白点，我今天找你不是谈右派左派的问题，而是要你交待历史上反革命的事：你如何混进共产党，如何在国民党特务指使下监视我党地下活动?”��

黄强一听这话勃然大怒，立即跳了起来，吼道：��

“这完全是胡说!我入党是有入党介绍人的，现在介绍人和批准我入党的人都健在，一问

便知，怎么会说我是混进党的哩!解放前我被国民党抓过，关过。入党后，在阆仪边区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抗丁抗粮，迎接解放……是我带着武工队领着解放军解放县城的。这些事情组织都知道。说我受国民党特务指使破坏地下党组织，完全是无稽之谈，完全是污蔑。不知从何说起?有什么证据?”��

张指导员见黄强无比激动，就缓和了口气：��

“你曾经是我们基本队伍的成员，表现也不错。这次“四清”运动是党中央一项重大决

策，你应当配合政府做好工作。你认识好，态度好，我们可以向重庆市委写个报告，把你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摘了。”��

黄强听了仍然没有消气，心想：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反革命帽子，何需要摘与不摘，所以没有回答。姓张的知道继续下去也无结果，就叫黄强下去考虑，以后再找时间谈。�� 

社教工作组找黄强谈话的第三日，恰逢大雨，全队不出工，以小组为单位学习“四清”文件，然后讨论，谈认罪……工作组又叫黄强谈话。��

黄强找了一块砖头，干部们以为他要行凶，都作了应对准备。结果他进到干部办公室的门口，就把砖头垫在屁股下面坐起。干部们不解的问他为何要这样坐? 他说派出所逮着小偷就是这样做的。我是政治小偷，应该这么坐。干部们一听知道他余怒未消，就引导他：��

    “既然你说你不是混进党的，没有替特务干过工作，那么就是冤枉你了，那就请你讲讲你冤在哪里?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你真的被冤枉了，组织好给你平反。”��

    黄强以为这干部真想听一听他的申述，就说道：��

    “我的事不但冤，而且冤得出奇。我是1929年12月出生的，现在是1965年10月，正好是36岁。可是照你们讯问时说我39岁。我姐姐今年才37岁，弟弟竟大了姐姐两岁。正像一首儿歌唱的一样：“那年外公娶外婆，我跟着花轿打铜锣。”连我的年龄都可以弄错，其它的就可想而知了。另外，我的右派问题是南充处理的，你们说成是重庆市处理的，这也是牛头错对马嘴……”��

    工作组的干部没想到黄强愈说愈有劲，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把他们说成是只知道吃饭的，也生气了。在桌子上一巴掌，打断了黄强的述说，厉声道：��

    “你不要太嚣张罗!有罪有错不认也得认，你要考虑后果。”��

    黄强没有被干部们的怒斥吓倒，用压过他们的声音反驳道：��

    “我过去在共产党内不是秤盐巴，打酱油，擀灰面的干部。我搞过组织工作，宣传工作，教育工作和政策研究，也夹起公文包调查过别人的材料，我知道党的政策。你们是执行单位，只能照原单位的处理结论执行。我第一次劳教的处分结论是右派，第二次也是重新戴上右派帽子，你们说我是历史反革命有什么根据?是哪里捡来的?……后果嘛，我早就考虑过了。反正我是一颗砸不烂，炒不爆的铜豌豆，任尔等南北东西。”��

干部们见黄强的态度非常倔，知道不动“大刑” 他是不倒威的。打不倒黄强的嚣张气焰，他就不会认罪。于是工作组决定开全中队劳教人员大会，“帮助”黄强“端正态度”，实际就是批斗大会。但是最后场部没有批准。据说是经过场部党委办公室冯主任详细查阅档案，确实没有找到给黄强定反革命的结论，怕强逼逼出人命，所以黄强最终没有挨斗就不了了之。��  但是黄强并不知道这一切，那几天他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宁肯死也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当然内心的斗争是激烈的，情绪上也很紧张。所以有一天给果树剪枝时从两米高的果梯上摔下来，扭伤了脖子和腰，加上十二指肠溃疡发着。同组的康永意将他背回住房时，已半昏迷。康永意连忙用自己的白糖给他冲了一碗水，喂下去才慢慢苏醒。��

第三个人就是我，我与黄强一样从六中队调到五中队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成了反革命。但是我知道想不通也没有办法，只要自己没有承认，只要不少一分钱“工资”(从六队到五队工资不变)，麻麻杂杂稳起，免得一坑屎不臭搅起臭……更何况到五队后当了生产小组长，修了两座小水库，得到干部好评，拿了最高级别的工资，吃了最高标准的口粮，休假日还可以请假赶场……可是，工作组找我谈话，问我因为什么原因二次劳教?我无法回避，又无法回答，就摇摇头说不知道(送我二次劳教时，二分队的队长的确只笼笼统统地说是因为“集训”那些事，而没有说具体的事实)。又问我周居正反革命组织的事，我说更不知道。这让工作组的人非常生气，于是就直接给我“端”出来，说我看了反革命组织的纲领，反革命组织的名单上有我的名字，这就能说明我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我听得毛焦火辣，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立即拍案而起，厉声辩道：��

“‘耕者有其田’就是反革命纲领?反革命组织名册上有谁的名字，谁就算参加了反革命组织？那么我现在搞个什么组织，想扩大影响，把著名的人物都列进名单，这些人算不算就参加了我的组织?”��

我这一问，立即招来“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和“不认罪就是反改造”的警告。但是，我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更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于是工作组的人气得暴跳如雷，但又不敢强逼，只好留下一句公安人员的惯用的套话：��

“不认罪对你没好处；你不承认政府照样可以处理你。”��

我心想：是呵，你处理你的，我保留我的，让历史最后来评判吧。��

 

 

十四、再一次触及灵魂��

 

五队位于西山坪中段偏北，北面与六队七队的土地连接，南面和四队三队相邻，其中三队为女子队。��

五队的生产主要是经管一百多亩果园，二十多亩水田，数百头猪。果园已经成林，全部是梨树。其中，有名的品种为引进的呈贡梨、明月梨、莱阳梨、香水梨，也有四川著名的苍溪梨、金川梨、汉源梨、糖梨和水冬瓜……等等，共二十多个品种。那时是初产期，每年可摘鲜果数百担，培养种苗数千株。此外，果园套种红苕、洋芋，每年可收获数千斤，出栏商品猪上百头，经济收益在全场是比较好的。��

五队的管教干部只有四人：指导员、中队长、两名干事。他们对劳教人员比较和善，很少厉声厉色。除了场部规定每晚都要学习，无事都不开大会，更没有搞那种流于形式的“点名”。所以凡去过沙坪农场，或在“415信箱”呆过的人，都认为五中队的改造环境比较宽松。

五队的劳教人员只有七十多人，是人数最少的一个中队。共分三个农业组，一个园艺组，一个杂工组、几个炊事员和饲养员。我负责的小组名为农业组，实际上多数时间都在修水库，建房屋，改土造田和养护公路。��

五队的劳教人员是清一色的“老反”。有整风反右后就被弄出来劳教，但“顽固不化”，坚持“反动”立场的；有“四清”运动时才“发现”的漏网反革命；还有在社教运动中被定为“反动分子”被企业、工厂开除的工人。��

这些“老反”中，属于老劳教的有王泽仁，其父王瓒绪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军上将总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成都解放时王泽仁本人是学生，反右时，因受家庭株连，先被定为右派，后又不明不白被打成反革命，劳教接近八年还没有“解决问题”。��

老劳教还有个赖捷，是新中国的首批法官，曾经审判过许多人的反革命罪，都有反革命事实，都有证据，都经过法律程序。所以自己先右派，后又反革命，被弄得糊里糊涂，坚决不认“罪”，坚持要有关部门拿出证据，坚持要他们按法律程序办事，不能随便剥夺公民政治权利。��

    还有个马隆绪，系回民，原在回民小学教汉语。被划为右派送农村监督劳动时，因不吃猪肉又没有牛羊肉吃，差点饿死，后逃往甘肃。在途经一座清真寺偷食贡品时被抓获，因见他是本民族的灾民(自己谎称的)，又熟悉伊斯兰教义，就被阿訇收留在寺里搞环境卫生。1962年听到右派有可能要甄别平反的消息，就自我暴露出来，因而也成了反革命。��

老劳教还有个覃和东，是华西大学毕业的学生，在重庆当内科医生。他也是在农村被监督劳动时攻击“三面红旗”成了反革命的。��

新胜茶场有姐妹双双同时在茶场劳教的，新生园艺场也有一对夫妻同时在劳教。男的叫阳东壁，是我那个小组的学习小组长，女的叫赵佳泉在三队(女子队)。他们原来都是重庆一个军工厂的职工。因涉嫌参与某反革命集团，但证据不足，还是双双被送劳教。夫妻两人劳教后，一对不满十岁的儿女丢给父母收养，所以夫妻俩劳教后那十多二十元“工资”，除了“劳教伙食费”，要全部寄回去。��

阳东壁有一肚子文娱细胞，吹拉弹唱样样都来，所以给我们小组，乃至全中队都带来了欢乐。��

五队的新劳教(与“老劳教”对应)，多为所谓的“新生反革命”分子。除了上面已介绍过的贫下中农的儿子慕容生，还有西南师范学院的两个学生，一个叫张代泉，一个叫吴益模。这两个新生反革命分子“生”得有些牵强附会。��

张代泉，开县人，体态单薄，容颜白净，鼻梁上架了副镀金细边框眼镜，是一介标准的书生模样。时年21岁，两片薄薄的嘴唇谈起话来语音清晰，逻辑性强，有说服力。他读的是中文系，除了研究汉字汉语而外，还通天文，知地理，熟悉中外历史。��

1964年他们系的学生到川东某县中实习，有一天他给大家讲赵熙〖ZW()赵熙，又叫赵尧生，荣县人，前清翰林，四川的“五老七贤”之一，喜爱川戏，善作词。〖ZW〗〗写川戏《情探》，说“情探”实际就是“探情”。，但作者不用“探情”，而巅过来用“情探”，把情字摆在动词前面，升华了情的意境，拓宽了情的空间。于是他又专讲“情”字，从象形文“情”字的构造、演变、发展，讲到现代“情”字的内涵。从情史(全称《情史类略》)讲到情感、情义、情怀、情欲、情操……那天他多喝了酒，竟讲“走了火”：从“情”字讲到“秦”字。本来他是讲同音汉字的奥妙，结果讲了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讲了秦始皇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和文字的丰功伟绩。但是他千不该万不该讲秦始皇残暴专制，严刑苛法、焚书坑儒……这在当时是犯忌的。果然，实习完了，有人向院党委反映，正当大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颂扬毛主席将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的时候，他却大讲特讲秦始皇的残暴和独裁，是借古讽今，是别有用心。后来毕业被分配到最偏远的开江，他拒绝去。于是新账旧账一齐算，头上被扣了顶“反动分子”帽子，开除学籍送劳教。��

吴益模，江北县人，矮墩笃实，性格内向，时年20岁，读美术系二年级，擅长书法和水墨丹青。1964年寒假在家，有个招待所请他给大堂(当时叫服务台)画一幅国画。他画了一只凌空翱翔的雄鹰，背景是金光灿烂的太阳，下面是蒸蒸日上的祖国河山。其意义是象征祖国腾飞。按道理这幅国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当时革命人民的政治觉悟高得来有些可怕，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婆”还是挑出了毛病。她说：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他老人家的光辉怎么被一只鸟遮了呢?按照她的想法，太阳的光芒应该画在前面，不能作为背景。就像传说中说的，达赖喇嘛第一次坐汽车，不让驾驶员坐他前面。“四清”运动时，吴益模因家庭成份不好，这幅画被上纲上线为“不是技巧问题”，要他交待创作动机和真实意图。这当然遭到吴益模的反对。有人去按他的头颅，他又进行反击，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幸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清”运动收了场，劳教人员有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平静生活。特别是各种水果成熟的时候，劳教们不花钱偷偷地享受。后来，有些老劳教和二次劳教的陆陆续续解除了劳教。家在农村的被“清放”回家，城市的也获得回家探亲或联系户口的机会。回来的人谈到外面的右派仍然叫“摘帽右派”和“劳教释放分子”，政治上受歧视，随时担心被揪斗，所以夹着尾巴做人，生活上无保障，找不到工作，吃饭成问题。��

据说，一位被打成右派的省报记者艾风，在会理县监督劳动时“贼心不死”。文革期间给他在西南服务团的老领导李大章写了封信，因悉李大章已作为老干“结合”进了省革委领导班子。信中除了反映农民疾苦而外，也反映了自己摘帽多年，每月仍拿15元生活费难以生存的困境，希望能得到一份工作，以便为祖国建设服务。这封信最后被转到了会理县委。县委把这封信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视作“右倾翻案风”，不打击不足以震撼敌人。于是在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全县召开了万人公判大会，他与另外一名已摘帽的新华通讯社记者，一名已摘帽的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干部一起被反剪着双手推到了前台，被宣布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管制三年。然后押上大卡车，由警车开道，绕城游街示众。车上刺刀闪亮，枪支林立，完全是枪毙人的阵仗，一派杀气腾腾。��

另一位是整风时与我一起去省委反应情况的曾福兴，在会东县农村监督劳动摘了右派帽子后，也没有安置工作，就“自愿”申请回到温江城郊农村母亲的家里。由于农村地少人多，挣工分受歧视，连口粮都成问题。一个在公社当副书记的亲戚想到“不管什么人活着总得吃饭”，就叫他分管的建筑队带曾福兴到工地当普工。不久，“清理阶级队伍”，他又被清出了门。后又有好心人介绍他进城拉架架车，不久又被查出是“暗藏的阶级敌人”，不但没收了他借熟人的架架车，搜了他的住处，还连累了那位公社副书记……在这种欲生无路，欲诉无门的情况下，他两次喝农药，三次跳河，但阎王爷不收他——都被人救了。��

1962年从灌县“清放”回成都的杨少西、父亲是劳教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并没有包庇儿子不劳教。伯父是中共中央大干部，也没有在侄儿摘了帽子后关照安排个好工作。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打倒“走资派”，硬说中央那位首长包庇了右派侄儿。一次造反派在成都市体育场召开“愤怒声讨彭罗陆杨反革命罪行”大会，杨少西被押去陪斗。他心想：伯父风光时没有“沾光”，现在挨批斗时却要抓去陪斗，那种场合不被造反派打，也会戴高帽子，挂吊牌。于是一路上打主意脱身，俗话说君子不吃眼前亏。到了盐市口，押送他的大卡车被堵，他乘机嚷着要上厕所，不然就要拉在身上……造反派头头想到反正都堵车，就发扬了“人道主义”……但监视他的人没有跟着进厕所，只是在街边盯着他进去，却没有见他出来……后来才知道，杨少西从与厕所相邻的竹林小餐逃跑了。批斗大会开始后，这个头头吓出了一身冷汗，受到上司严厉的训斥。后来只有把一肚子怒气往杨少西身上发泄：在一次批判会上让杨少西站在小木凳上，颈项挂个牛鬼蛇神的牌子，算是给他“补了课”。��

西山坪的老劳教们解除劳教要回家，引起了新劳教们的不安。因为他们不知道老劳教已经改造了十年。再说，虽然老劳教认为新生园艺场已经是个条件较好、气氛宽松的改造环境，可是对于那些新劳教来说，就像当年老劳教在沙坪农场一样，由于生活的突变和失去自由，一时难以接受。于是愤懑和抗争的情绪时时表露出来，就像刚捕获的野牛，短时间很难驯顺。

这些新劳教的人中有个叫杜柏林的人，比较突出。他从来就没有认过“罪”，并为此绝过食，甚至断过饮水。��

据他自己说，他是岳池县人，父亲1948年曾跟着小说《红岩》里双枪老太婆的原型邓惠中在岳池、武胜等地搞武装起义，失败后下落不明。土改时母亲的成份被划为中农，而父亲的问题没有结论。他小学毕业就在家务农，恰逢“自然灾害”，农村到处是饥馑，水肿病蔓延。有些社员走着走着，突然倒在田边地角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于是他与十几个同龄人一起悄悄偷吃公社地里的葫豆，豌豆、黄豆、红苕、青麦子和生稻谷……地里种什么，他们偷吃什么，后来被抓获。生产队长和食堂会计将他们吊起，一面喝酒吃夜霄，一面拷问他们，要他们交待背后的支使者……他们没有承认有谁支使，而是自己肚子饿。审来审去都是些贫下中农子弟，都放了。唯独因为他的父亲“有问题”没有放。而被送到县公安收容集训……他又逃跑过三次，最后被戴反革命帽子强制劳教，时间是1965年底，他刚满18岁。��

1967年国庆节，杜柏林见黄强、康永意、赖捷、王泽仁等纷纷“清放”回家，他想到在农村无依无靠的母亲……所以越想越气。他在杂工组打杂，同室住的有木工。那天晚上他拿了木匠的斧头，想逃出去杀那个生产队长。刚出住房门，见我照着煤油灯正在值班，中队的大门紧紧锁着，于是感到万念俱灰，竟将斧头的斧口向自己的额头砍去。幸而刀口不锋利，砍得不深，但血流不止。等大家被吵醒，卫生员给他包扎时，他还挣脱出来，要大家不要管他，他想死。��

 

 

十五、有文凭的活鲁班��

 

文化大革命经过几年动乱，终于进入“斗批改”阶段。新生园艺场的老劳教人员也基本上回到了人间。最早被清放回家的黄强，在离开园艺场之前，经过抗争，北碚区选举委员会在一次基层选举时，张榜公布了他有选举权。这就从法律的角度否定了关于他是反革命的说法，所以他是以一个有选举权的公民身份回到仪陇故乡的。可是回到故乡时昔日的青山绿水已成荒山秃岭，往日的繁华肆景，已成破房烂屋，一片寂寥冷清……令他心寒，于是触景生情，立即填了两首自度曲。��

     (一)��

凝眸观鱼泳，侧耳辨鸟音。流人常忆故园情，今日步归程。��

山已成秃岭，原上无绿茵。家乡似吾遭厄运，遍体瘦嶙峋。��

 (二)��

少时拜北斗，壮年作楚囚。笑傲南冠几多秋，岁月随水流。��

人非物依旧，荒冢恨悠悠。洒泪“空吟闻笛赋”（此句借用刘禹锡诗句“怀旧空吟闻笛赋”。）日暮风雨愁。

黄强被安置回仪陇乡下，是因为仪陇有他年迈的母亲。可是他回到母亲家时，土改给母亲分在坡上的那片草屋，已因大炼钢铁夷为平地。母亲暂时住在已被没收为大队办公室和保管室的他家老宅旁边的灰棚里。他回去以后，第一是母子同住一间很小的灰棚，住不下，第二是他是“摘帽右派”，不能靠大队“政治经济中心”太近。后经公社党委恩准，同意另外给他母子一块不毛之地，让他自己修建窝窝。这时，在园艺场的康永意等几个难友，听说这种情形，忙从牙缝里挤出20多元钱给黄强汇去。他收到这些钱买了竹木、铁钉、草料，然后用自己带回去的石工锤子、钻子、铁楔……开山采石，筑墙建屋。在几个穷哥们的帮助下，终于盖起两间茅屋一个偏棚，母子俩总算有了栖身之地。��

    黄强的父亲解放前是仪陇县48场镇的首席乡长、银行监事长和中学董事。提起黄家，当地家喻户晓。可是黄强这个名字则很少有人知道，一时间也难以与黄家联系起来。原因是他原来不叫黄强这个名字。加之十几岁就离开故乡到外地读书，外地入党，外地工作……被清放回乡时已经快四十岁了。社员们多以为他是从铁路施工队伍退下来的工人。但是他的“政治身份”公社是知道的，因为清放时他的档案材料交到了县委统战部，统战部介绍他回乡的纸条上写有“因右派已摘帽，安置回乡务农”十二个字。当时的人民公社虽然已摇摇欲坠，但未解体，仍然维持着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生产形式。大的工程，如修桥铺路，农田水利，则由公社牵头组织，集中“优势兵力”实行。生产队长知道黄强会开山放炮，砌石建桥，筑土造屋时，就派他去公社参加一座公路桥的修筑。他除了打制拱石，参与安砌，还解决了公社没有人能解决的桥台地基承载力的计算问题……为生产队节约了石材，节约了人工和财力，因而一炮打响，出了名。��

那时黄强正当壮年，有知识，有技术，还有体力，像红甘蔗中间那截。所以巨大的崖层，特硬的坚石，在他的一声吆喝下断裂。然后被打制成各种用途的石板、石条、石块……最后成了高耸的毛泽东语录碑、拱桥、水磨和屋基。��

工余时，黄强与农民们称兄道弟，喝酒论事，摆俗不伤雅的龙门阵。有一天夜里，他们喝醉了酒，睡在一座破庙里，蚊子叮咬得受不了，黄强就给几个有初小文化的青年农民打了一个12字的字谜，并提出猜中一个字奖赏一杯烧酒……这字谜是：��

好良宵无女难和谐，扭住了又把手撒开。

演就了百般态，泪珠儿拭尽腮。��

杨柳腰斜依栏杆外，木金花摘下来。��

振惊声不见了秀才。��

已过书斋，小脚儿不敢抬。��

许下恩和爱，又把誓言改。��

朱门被撇去，好不伤怀。��

神前祈祷，示出无限悲哀。��

酒醉不用水来解?��

成就好良缘，钩去点进方安泰。��

刻骨铭心，何须要刀儿裁。��

这字谜，还真把那些农家子弟难住了，竟没有一个人能喝到他悬赏的酒。但经黄强一个字一个字地破译谜底，谜底为十二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后，把大家乐得前俯后仰。尤其是讲到“好良宵无女难和谐，扭住了又把手撒开”和“酒醉不用水来解”，维妙维肖。大家的眼泪都笑出来了，扭着要黄强再打一个。于是，他又讲了两个土地闹革命(鞋)，两个土地一寸长(封)，两个土地一个妻(娃)，两个土地一只眼(眭SUī)，两个土地一块田(畦)……大家仍然余兴未尽，还要他讲。他说“哪有那么多谜语?你们又猜不出来，不如讲个故事。”大家一听更高兴，热烈地鼓起了掌声，于是他讲道：��

“前些年嘉陵江上游有座小镇，由于是水陆码头，来往人多。镇上有一苏姓饭馆，洋芋烧牛肉很有名，生意特别好。而另一家饭店的清汤白菜也不错。后来两家饭馆竞争。苏家说他的洋芋不是土豆，是从外国进口的，是正宗的。另一家则说他的清汤并非清水，而是鸭脯熬炼后过滤而成的，虽然不见一点油花，但味道极佳，是地道的川菜……” 他讲完这个故事，问大家：��

“如果你们选择，愿意吃洋芋烧牛肉，还是清汤白菜?”��

结果多数人还是愿意要洋芋烧牛肉。他们觉得再好的汤总归是水做的，没有土豆和牛肉实在。

黄强讲了这个故事不久，毛泽东发表了那首《答鸟儿问》的词，里面有“土豆烧牛肉”和“放屁”的句子，这下犯了讳。有人认为黄强在歌颂苏修，攻击中国。加之一夥青年农民与黄强搅在一起，“政治界线”不分，又有人认为是右派有“政治野心”。于是公社党委决定要抓一下阶级斗争。当时农村抓阶级斗争，就是把有帽子的和无帽子的地主、富农、坏分子弄到会上臭骂一顿。但这种形式已经是“老套筒”了，社员们已经厌倦。可是，黄强是个“新品种”，是一个活靶子，又有“现行活动”，既可以吓唬社员，又可以向上邀功。��

当时的公社书记，土改时是个积极分子，后来参了军。复员后从生产队长爬上去的，靠的就是抓阶级斗争，抓一次他升迁一次，百分之百的“一抓就灵”。可是他上去了，许多原先的头头却下来了(当然并非都不该下)，有的还被打得伤筋折骨，死去活来。黄强有位远房表哥，也是摘帽右派，应一些下台干部和社员的要求，替他们写了申诉和检举揭发这位书记的材料。被这位书记知道了，以“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等罪名对他表哥进行批斗，指使“民兵”用乱棒将其活活打死。然后向上级写了个检讨，称：“群众出于义愤，自己控制不好……他也有责任”，于是上级就没有追究。��

这位书记发现黄强回乡后不“老实”，还有“野心”，想借此刹一刹阶级敌人的威风。但听说黄强原来是个老党员，懂政策，还有许多亲戚朋友在省里做官，怕惹不起，于是决定先来个“火力侦察”——在黄家老院的竹林后开个一千多人的诉苦会，安排一位贫农在会上控诉黄强父亲剥削压迫贫下中农的罪行。哪晓得下面的人没有对那位贫农说清楚“只讲黄家坏的，不讲黄家好的”。所以那位农民一到主席台前，看到下面坐着黄家少爷(指黄强)，又听说这位少爷后来当了共产党，官比公社书记还大，于是就决定只谈黄家好的，不谈黄家不好的。他清了一下嗓子，第一句话就是：“那年刮民党抓壮丁，应该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可是我家穷，父母只生了我一个，我是独子呀!我不应该抽去当兵……”��

他的话未说完，有人以为他是要控诉黄强父亲抓他这个独子当壮丁，就呼起了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表示对这位农民的鼓励。果然，那贫农又说：��

“他们硬把我拉了壮丁，我是独子呀!我父亲年老，还有病……”��

于是又有人高呼：“打倒地主恶霸!打倒土豪劣绅!打倒伪乡保长!……”��

这时黄强的心一阵紧似一阵，血液直冲脑门……想到远房表哥的惨死，想到这位书记心毒手辣……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心里暗暗打定主意：与其惨死，不如拼死。只要他们敢动手毒打自己，就一定“自卫反击”……。哪里知道那位贫农话锋一转，竟说他的父亲去找黄强的父亲求情，黄强的父亲一听就大发雷霆，说是下面的人乱整的，立即坐滑竿赶到师管区去问，师管区立刻就把他放了……。最后这位贫农还提高了嗓门说：“黄家是好人，要不是黄老爷救了我，恐怕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那位书记愈听愈觉得不对劲，连忙叫人把那个农民拉下去。自己的脸气得一阵青，一阵白，大骂下面的人是混蛋！。��

通过“火力侦察”，这位书记发现黄家在当地的“民愤”不大之后，不但没有动摇要把地主老财搞臭，把摘帽右派弄得没有“市场”的决心，反而觉得印证了省委“四清”时，对农村形势的估计——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部份基层政权还掌握在坏人手里。所以，他决心要在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站稳脚跟，做出成绩。于是选择黄强“洋芋烧牛肉和清汤白菜这件事为突破口，要把黄强批深、批臭、批倒……他对公社干部反复动员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做文章，不是绣花……”，对黄强这一战役不打好，关系到本公社有被阶级敌人夺权的大事，必须组织几千人的批斗大会，发动最强大的攻势……。��

这位书记是外地人，到这个公社后，感到受当地干部的排挤，所以，想借抓阶级斗争显示一下他的本领和实力，以便站稳脚跟。他的估计没错，黄家在当地是个大家族，解放前有反动的，也有革命的，解放后有倒霉的，也有得势的。在省里、县里、公社、生产队里都有黄家直系的和嫡系亲属。黄强回乡后有向风的，也有向火的。但有一点他们知道：书记批斗黄强这只死老虎是名，要打击当地出生的干部才是实。所以他们把公社要召开大会批斗黄强的“机密”有意泄漏给黄强。黄强性情刚烈，估计有可能要像他表哥那样被打死。所以，一方面做了死的准备，写了一首绝命诗。另一方面又准备“垂死抗争”，放出“试探气球”，扬言要杀死那位书记……他的绝命诗有如下句子：��

    ……��

    我呀!没有荫泽福地，��

请把我埋在山林。��

让山地肥沃湿润，��

让山林葱茏茂密。��

愿灵魂化作另外的生命，��

与大地共造人间繁荣。��

愿世人不再相争，��

还子孙一个安宁。��

黄强要以死相抗的消息反馈回了公社，那位书记立即召开会议，扬言说：黄某人敢那样，我就要他的脑袋。这时一位公社副书记，解放前是挑盐巴卖的小贩，曾经给黄家大院送过盐，连忙劝解道：黄某人从小就会耍双枪，是个“天棒”，你把他逼得无路可走，他啥子事情都做得出来……你的命比他值钱，与他拼了不划算。其余的几个干部也附和着劝解。那书记还不太相信。可是，第二天果然看见黄强左手提着石工锤子，右手握着钢筋打尖的钻子，气势汹汹故意绕道公社去工地，有寻他闹事的架势，他赶紧从后门避开。有一天，他去县城开会，本来要经过黄强的住房，后来也绕道别去，并最终没有召开批斗黄强的大会。于是黄强与书记激化的矛盾，暂时得到缓解，双方均采用了守势。在书记看来：敌人猖狂进攻之时，暂时退却，是明智之举。而黄强则认为书记色厉内荏，要活命就要与他斗争。��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沿袭夏传子家天下的传统，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助手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林彪的“五虎将”也进入了权力核心的政治局。于是，林彪集团的权势达到了顶峰。可是，不知为什么，林彪既然有毛泽东的神威庇护，却又不要做毛的储君，却跑到蒙古的温都尔汗摔死?当然这是历史学家研究的问题。但正当此时，不知道那位公社书记出了什么问题，突然被调走，所以黄强终于松了口气。��

那位书记调走后，当地干部又活跃起来，要各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节目，在公社汇演。黄强所在大队的大队长要他编戏，当导演。但又不许大家叫他“黄老师”，也不准黄强自己到台上去表演。可是汇演到快结束时，大家情绪激昂，不少大队书记和大队长，吼着要黄强出来表演金钱板《捉鬼》(因他平时在下面表演过，已名声远扬)，新来的公社书记不好违背民意，只好要黄强上台表演。黄强难为情地走到台前，向观众拱手说：我虽然也是公民，有选举权，但我与在坐的不同，不知道我有没有表演权?所以不敢表演，请各位领导原谅!可是大家不依，又吼起来：��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利都是人民给的，演出权我们给你”。��

“老黄，你原来还是个党员，怎么这么窝囊?犯了错误，并不等于要把你一棍子打死”。��   ……��

    黄强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清了一下嗓子就敲响了竹板，声情并茂地表演了三个金钱板段子，还另外演了一出王永梭的谐剧，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次黄强在公社的公开亮相，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昔日的黄家少爷，今日的摘帽右派，并非是头上长角，满身长刺的怪物。也不是开口就反党，闭口就骂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而是个有血有肉，有知识、有感情的壮年男子。于是，从内心消除了对黄强的反感，产生了同情。从此以后，黄强有了个较宽松的生活环境。这时公社的公共食堂已经解散，各家各户升起了炊烟……他就走村串户给贫下中农修房造屋，立墓碑，打碓窝，洗磨齿，凿猪槽……��

 

十六、回到人间也难过��

 

黄强“清放”回乡的第二年，大中城市不准劳教过的人回家入户的规定解了冻，新生园艺场劳教期满的成渝两地人员都被放了回去。此时我也回到了一别十二年的成都，年龄已快满三十岁。我母亲已经六十，每月从退休的街道小厂领十几元退休费。妹妹在川棉厂当工人，每月仍然只有三十多元工资，连同妹夫的工资全家总收入不足一百元。加之妹妹刚生了孩子，所以开支偏紧。妹妹和妹夫不住在母亲家里，我回去的住处不成问题，但没有钱交伙食费。因为劳教单位“清放”我时只多发了一个月“工资”，回成都后要买一身像样子的衣服，不能再像在劳教单位那副叫花子模样。所以当务之急是找一份工作，哪怕最脏最累的也行。��

那时候，“武斗”的枪声虽然渐近平息，但“抓革命促生产”未见成效，许多工厂、企业、工地仍然处于停工状态。居民生活凭票证供应，城市经济非常萧条，短时间是很难找到工作的，特别是我们有“点点”的人。后来多亏了我母亲的街坊邻居，把文华食品厂领来的花生分出一部分给我们母子剥，这样每月可以得到几元钱手工费，可以勉强糊口。但是，作为一个刚刚才超龄的青年，哪能安心整日呆在家里，像大姑娘一样与母亲一起剥花生。加之得到王瑞琼遇难的消息，满腹愁怅无法排解。所以有一天吃了午饭，我把剥花生的事丢给母亲，自己一个人沿着儿时熟悉的北海樽、小西天、城隍庙(即今日的城北电子市场)那条小河往北门大桥转去。然后又沿着我的出生地——金华街转到人民北路大桥，再从人北大桥转到火车北站……如此往复近半个月。有一天，忽然看见在北碚新生园艺场认识的成都人刘泽鸿一行四人，各拉着一辆汽胎架车，上面载着装满河沙的竹筐，正在爬人北大桥的坡。前面三人已经上了桥，只有刘泽鸿掉在后面。此时他已年逾四十，虽是壮年，但是知识分子，在劳教单位又一贯吃“安胎”(干轻活)，回成都干重活不久，所以拉着车爬坡很吃力。他把架车左摆右摆，想把架车斜起，让坡度缓些。可是那两个轮子不但没有向前滚动，反而还有后退的趋势。若果真后退，不但会把拉车的人拖倒，还有可能撞伤尾追其后的车和人……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冲上前去用背膊从车尾顶住刘泽鸿快要后退的架车，然后又转过身去帮助他把架车推到桥上。架车下坡时，我又踩在车后拖着一根做刹车的杠上，让架车慢慢地下坡……终于到了城墙边。刘泽鸿已感觉到有人在后面帮他推，帮他压，于是把车停下想看究竟……��  我与刘泽鸿相遇后，就得到了一份拉架架车的工作：先替刘泽鸿拉边腕，(又叫“飞腕儿”)。后来怕影响刘的收入，就借钱买了架“二手货”，跟着刘泽鸿干。不久由于揽业务的中介费、“勾兑”费、招待费、回扣等提得太多，内部扯皮散了伙。我又投靠到法官赖捷的手下。这伙人都是从新生园艺场回成都的，其中有康永意，罗公志。他们拉的多是小五金，粮食和油类，既轻松又干净。有时给饭店拉东西，还可以不交钱粮吃一顿。加之大家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彼此了解，很团结，从未发生过利益纷争。每当赖捷给大家分钱的日子，还要到“成都餐厅”大吃一顿，喝得飘飘然然，二麻二麻的。因此，我们把自己叫做“自由职业者”。��

但是好景不长，市内城区对集体运输组织进行了清理整顿，凡没有行业管理和街道办事处领导的运输组织，均不得从事搬运业务。正规的搬运组织也不得给“打野”的开票。这对赖捷、康永意和我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我们只好散伙。散伙后，赖捷继续给饭店面店拉粮油副食品，回管区开发票。康永意送了一阵蜂窝煤后又进了本辖区的劳保用品生产组当搬运，干杂活，每个月有二十多元钱工资。惟有我既不愿在本辖区的搬运组干活，也不想到生产组和婆婆妈妈打交道，就在家耍了数月。此时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有许多学校的校舍不是缺窗就是少门，桌椅板凳缺腿少脚，开学前必须修复。正好，造反派临工分团有个修缮队，负责人绰号叫“黄牛”，与小教分团的负责人关系很好，所以包揽了一些学校的维修，正在招收泥瓦木工。而这个“黄牛”曾经在公安局的“集训”队学习过，我妹夫曾经当过他的管教干部，对他不错。于是就叫“黄牛”给我找个临时工做。这个“黄牛”很仗义，满口答应，就把我交给一个叫“三娃儿”的木匠带着做木工活，工资等级一下子就定成3级。3级木工应该是个熟练工，有一定的技术功底。可是我根本就不会做木工活，连锯子的倒顺都搞不清楚，更不会打眼子，锯榫头、推刨子，不过那时再有高超的木工技术也排不上用场。因为9月1日要开学，任务重，时间紧。加之学校经费短缺，没钱买木料，所以不管张三李四的腿和脚，只要揍在一起能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几颗钉子钉稳不倒就行。��

我在兵团修缮队当钉子木匠，虽然是为了混饭吃，但不久就爱上了木工这个职业。我认为：无论国家建设，还是人民生活，都离不开木匠。再说，木工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职业，但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木工，是有很深的学问的。首先要认识和辨别树木的材质、纹理、性能……其次是熟练掌握加工工具。我为此下过很大的功夫。后来修缮队随造反派组织被取缔而撤销时，我已成了名副其实的木匠。先后在林科所，水科所、成勘院、川大、川医、电讯工程学院打工。尤其是在川大“七二O工程”附属建筑单包时，以单人／日手加工门窗20樘的卓越工效，破了当时的维修定额。��

我并不因此而满足，又结合自己在勘察队学到的测量知识，决定向房屋建筑领域拓展，先后买了《房屋建筑学》、《材料力学》和《建筑设计与施工》等专业书籍，在西南建筑设计院和化工设计院两个“靠边站”的工程师的帮助下，学会了小型民用建筑设计。先后曾采用设计院标准构件图，给提督街水产门市部、东城食品加工场和变压器厂设计过几幢12米跨度的三层楼房，并经过松潘、平武那场地震考验……于是，我成了街道修缮队少有的人才，工资跃上了5级。后来发现我是“哪号人”又降为4级。��

在这期间，我新结识了木匠边运廷、武晋川，泥水匠温兴烈、宋竟诚，水电工宋国锋、江文洋。后来才知道这些人也是半路出家的“改撬子”，原来也是国家干部。武晋川还是南下的，与温兴烈都是党员。他们有的在反右时成了右派，反右倾时整成右倾，“四清”时清成阶级敌人……可是，他们也和我一样，为生活所逼，干哪行习哪行，技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要不是自我暴露或知情人揭底，完全像个道地的血统工匠。��

从北碚劳教所“清放”回成都的我，是不幸中的幸运者。比较起来，最不幸的要数当过公安的康永意。刚解放时在派出所当民警，曾将一对抽大烟的中年夫妇送去戒毒队学习。这夫妇的儿子曾因此流离失所，所以对民警一直怀恨在心。康永意在反右时被整，这人非常高兴，算出了口气。但是冤家路窄，康永意“清放”回成都上户口时，这个人已经是他上户口那个派出所的指导员，认出了他，并且余恨复发。加之劳教所“清放”他联系入户时，康永意的父亲尚在。可是当他放回家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所以那个派出所以“无入户户主”为由，拒绝他入户。不入户，最大的问题是得不到平价粮油副食品等基本生活资料的供应，要靠从黑市买来谋生。所以那时候他和我们拉架架车的同时，还要天天跑派出所，跑分局、跑市局。虽然市局分局都答复“派出所应该准予入户”。但那时“砸烂公检法”后，派性很重，政令不通，派出所软拖硬抗了半年才给他上起。在户口问题上虽然康永意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他与那指导员和派出所的隔阂加深了一层。于是又以“我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名义，动员他到川西的梓潼县乡下落户。康永意这一次不来硬的，只来软的，采用拖的办法。既不表示拒绝，也不表示同意。因为当时中国还不像哥尔布特在柬埔寨那样强制将城市人口迁移到农村。还强调要“自愿”，要本人签字同意。因此，康永意天天躲街道办的人，一直躲到“城镇人口迁下乡”的政策停止执行。可是康永意即使是有“齐天大圣”的本领，也终究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街道办和派出所发现康永意在蜂窝煤厂替用户送煤，就正南齐北用“打击地下黑运输”的名义没收了他拉煤的车子。康永意认识到下苦力是他惟一的出路，送蜂窝煤是惟一无需发票的，所以他决心抗争到底。找来了扁担绳子和两块木板，继续给无劳力的用户挑蜂窝煤。可是那些人真是狠毒，又说他是“黑担煤”，通知煤厂不给康永意发煤……因为煤厂是街道工业，是街道办管的。煤厂的人虽然内心同情他的遭遇，但为了自己的饭碗，又不敢不执行领导的通知。他真是被逼上了绝路，几次想自杀在派出所门前……后来辖区劳保用品生产组的负责人，是一个看着康永意从小长大的老街坊，劝他要坚强地活下去，并将他收留到生产组，每月27元工资。康永意想到这下子总该放他一码了吧，可是这仍然是他的单相思。因为他“闹户口”，搞“黑运输”和“黑担煤”在管区出了名。户籍民警想弄清楚究竟他是个什么人，于是翻出他的“清放”材料细阅，发现康永意还有“反革命”帽子未摘。犹如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那么高兴，从此要康永意每周一周四到派出所参加“五类分子”学习。每天清晨还要打扫两条街道……他不好不去学习，但决定拒绝扫街。他说：劳动是一种权利，扫街应当有报酬，他不是依法服劳役的罪犯，他可以拒绝侮辱性的无偿的扫街劳动。这下子真的把派出所惹火了，“阶级敌人如此嚣张，是要认真对付的”，立即组织“群众专政大军”在派出所大院内对康永意进行“专政”。几段咒语一念，一顿无正规套路的重量级拳脚，当场就把康永意打成腿骨折，还说他“装死”。要不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及时，康永意那一劫不死，后来也会没命。

 

 

 

 

 

 

 

 

 

 

 

 

 

 

 

 

 

 

尾声��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神洲大地一片哀呜。有人担心中国没有毛泽东，地富反坏右会纷纷出笼，千万人头要落地。可是对于社会主义阵营而言，确实是标志着以个人权威为特征的政治体制走到了尽头，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机。随着“四人邦”的覆没，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着邓小平复出，随着天安门事件平反和“两个凡是”破产，收拾党心、民心，否定极左路线，平反冤假错案，清除人们心头淤积已久的伤痛，被提上了中共的议事日程。��

1978年元旦前夕，正在商业厅突击维修一幢旧木楼的我，中午在文武路与锣锅巷交叉的十字路口，忽然碰到了在旺苍被抓走15年的肖风。他是从劳改单位偷跑出来的，暂时住在附近一个报社总编室老同事家里。因为有个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判刑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已被原单位恢复名誉，恢复职务……那人临走时悄悄告诉肖风：听说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也要清理，甄别，特别是右派问题。于是我立即向同伴要了一张“节日购餐券”，在商业厅伙食团买了烧白，牛肉……端着随肖风去通顺桥街那编辑的家。认识了那位姓陈的编辑，深为他冒险“窝藏”肖风的行为感动。同时也见到了肖风的姐姐和当知青的女儿琦琦。可是，那时候时机尚未成熟，肖风又被劳改单位抓了回去。一位好心的中队长劝他不要再痴心妄想啦，反右派是毛主席搞的，永远也翻不了案。��

1978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了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即：中发(78)55号文件)，接着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又联合拟定了《实施方案》，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划了的，应予改正；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工资级别；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

1979年，春风终于吹到我和杨少西、诸崇明那里，吹到遍布全川的摘帽右派和未摘帽右派那里，吹到仍然在茶山、矿山等劳改单位就业的人们那里。当我们拿到那张“改正通知书”时，无论上面有没有留“尾巴”，只要是“改正”而不是“摘掉”右派帽子；只要能重新工作，再为人民服务，绝大多数都“无意见”，并感激涕零。当然，也有少数人想不通，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叫“平反”，要补发工资?而右派错案叫“改正”不补发工资?那时候已经提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同样是错案的受害者，在索赔上不能平等?我们觉得照此做法，今后还会继续发生冤案。因为冤案制造者不承担法律责任，不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抓错人，关错人，放了就算了。

现在，历史已进入新世纪，许多曾经当过右派的人再回过头去看当年“反右”和“改正”这件事，都认为当时的法制仍然不健全，“反右运动”未被彻底否定， “改正”受时代局限……大家暂时不必去纠缠历史，而应当面对未来。反右派的对与错，是与非，；被冤枉的人是仅仅“改正”？还是应该彻底平反？历史自然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作者后记��

 

 

反右派运动是中共取得政权后，政治形势急“左”直下的转折点。其后的“三面红旗”“反右倾”、“四清”和“五反”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把“左”的思潮推到了顶峰。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右派斗争，最初估计全国有右派约四千，但实际划为右派的官方统计数字为五十五万多人，是估计数的一百三十七倍。为了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一九七九年以后，以“右派”为题材的小说，电影曾风靡一时。但大多写的是知名的大右派，或个人的经历，触及到底层小右派的，微乎其微。所以我决定以自己亲身经历事实写一部多层次，覆盖面宽些的右派群体蒙难的作品，但后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右”题材的文学作品顷刻间销声匿迹，我因此也只好暂时搁笔。直到邓小平先生仙逝，香港回归，新世纪来临，我“贼心不死”，又萌发了“一定要完成这一使命，告慰死去的难友们的在天之灵”。��  我是五十五万多右派分子中年龄最小、职务卑微的小右派，而受的处分却是最重的——划为单位反党小集团头子，极右分子，被开除团籍、开除公职，强制劳教十年有余。在劳教和就业期间开荒、积肥、打柴、挑粪，修铁路，采茶叶，耕作果园……“清放”回家后，又拉过架架车，当过木匠。经历的劳改单位多，从事的工种多，知道的事情多。曾经想写一部《四川右派劳教实录》或《415信箱》的史书。但因官方档案未解密，缺乏详实可靠的数据，也无经济实力和精力去采访当事人，才改为现在这种民间记述和见证历史事实的文字。��

本书以第一人称的表述方式，对我亲身经历的劳教生活作全面的回顾，尽可能忠于历史事实。如，沙坪农场恶劣的气候环境，粗而少的维系生命的粮食，因而发生抢饭和饿死人；在云南修铁路，超负荷的强劳动，深夜的“点名”和训话，劳教工棚被烧，放炮炸死人，塌方砸死人，男女关系；在凉山，十九中队工棚被水淹，放高产卫星，超声波炒米饭，放炮打死人，边坡摔死人，飞石砸死人，偷吃粮食胀死人；在旺苍，有人逃往北京南斯拉夫驻华使馆寻求政治避难，有人偷大队部养的猪，有人盗运粮车，筑路支队右派集中，快活场演出；灌县修羊圈，职工一队扣饭，队长抓人被哄；新胜茶场“闹粮”，所谓《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唐某张某因“反革命”受审；园艺场“四清”，黄强和外号人称黑格尔的被斗；以及“清放”回农村和城市的人员谋生的坎坷经历，都是千真万确的, 健在的受害者都可以证实。��

但本书不完全是史书，而是一段历史的民间记录, 不能说每个细节都准确。书中人物一百多人，王匡时、刘盛亚、汪子美、董时光、李康、王永梭、汪岗、程乐天、魏绍桓等都是四川知名的右派人物，其余主要人物，这次修改时，征得本人或亲属同意，均采用真名实姓，只有少数有贬意的人物用了化名，若偶有雷同，纯属巧合，望不要对号入座。��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十月》杂志社原主编张兴春先生的指导和许多当年在一起蒙难的难友的支持，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此书还有许多不足之处，祈望知情者和广大读者指正。

谨将此书献给新世纪，愿我们祖国更加繁荣、强盛，让国民享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此书也献给当今的执政领导人，让他们知道这段真实的历史，从中吸取教训，善待不同政见者，不能重演历史悲剧。

此书也作为明年中国大陆“反右”五十周年的纪念之作，愿健在的难友们勿忘历史，正视现实，面对未来。

此书写于1999年，定稿于2001年，修改于2006年。

李才义��

2006年5月7日于成都

 

 

 

 

 

 

 

 

 

 

 

 

 

 

 

 

 

 

 

 

 

 

 

 

 

 

 

 

 

 

 

 

 

 

 

参考书籍

 

 

1�彼拇ㄊ∏楠背啥迹核拇ㄈ嗣癯霭嫔纾�1984年第1版��

��  2�背啥际写蟠实洫背啥迹核拇ù鞘槌霭嫔纾�1995年第1版��

��  3�钡贝�四川简史�北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1版��

��  4�敝泄�的反右运动�碧�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版��

��  5�敝心虾Ｓ教韭吉北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

��  6�敝谢�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背啥迹核拇ù鞘槌霭嫔纾�1993年第1版��

��  7�敝谢�人民共和国史简编�北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1版��

��  8�敝泄�人还会不会饿肚子�北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1版��

��  9�崩闲挛�(共和国往事1956-1978)�碧旖颍禾旖蛉嗣癯霭嫔纾�1998年第1版��

��  10  凉山彝族风俗�背啥迹核拇�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1版��

��  11  文化大革命若干大事件真相�鄙蜓簦褐泄擦赡�省委《共产党员》杂志内部发行版编辑，1985年第1版��

��  12�彼拇ㄊ〉赝技��背啥迹撼啥嫉赝汲霭嫔纾�1981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