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汪精卫与张学良（下）——读史札记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7月19日15:30:20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汪精卫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抗日，而是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诞生了“总体战”的概念，国力成为战争的决胜要件，各国纷纷加强各自生产能力。挽救中国国难的方法，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中国必须学习法、德两国“隐忍”的成功先例，培养国力必须循正路而不能走捷径 ◆高伐林 （续上篇）热河抗战，张学良果真输得惨 　　中国人“外战外行，内斗内行”，日本军阀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加紧准备对热河动手。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集结了日军第6师团、第8师团、骑兵第4旅团、混成第14旅团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共4万余人，另有伪军数万人。 　　中国军队由张学良指挥，以东北军第4军团万福麟部第53军、第5军团汤玉麟部第55军、第6军团张作相部第41军、第63军等部，共约8万人担任热河防务。 　　1933年元旦，山海关（榆关）响起了枪声。日寇存心不让人好好过个阳历年，武藤信义为保障其主力迅速攻占热河，令山海关守备队和伪满洲国国境警察队鸣枪挑衅，反诬为中国军队射击，向守军发出撤出山海关的通牒。遭到拒绝后，日军发起攻击。驻守的东北军何柱国的第9旅第626团，不过千余兵力，内缺弹粮，外无援军，双方展开激烈巷战，第一营和第三营将士与日军坦克、步兵殊死拼杀，全部阵亡，山海关陷落。 　　热河更加危急了。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等20多名军政大员，于2月初来到北平，帮助张学良谋划保卫热河。2月17日凌晨，张学良与宋子文等浩浩荡荡去视察承德一线的汤玉麟防地，每走30里（一说30公里），张就要停车打一次吗啡针。 　　日本同时做出了退出国联和进攻热河的决定。2月22日，日军以锦州为大本营，分兵入侵热河，拉开了战幕：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一路由林西攻多伦。 　　张作相原计划配备的兵力，此刻竟有一半以上未到达防地，更谈不上构筑完整的防御体系。开鲁一线，东北军10个旅约5万人一触即溃，汤部崔兴武旅即首先投降，日兵蜂拥而入；守凌源一线的万福麟的第四军团依托有利地形抗击，与日军拼杀了一阵，但架不住腹背受敌，不得已退守喜峰口；朝阳一线亦告失守。这样，三条阵线同时溃败。万福麟、张作相连忙指挥反击，激战中，于兆麟将军壮烈殉国。 　　人们万万料想不到热河各路守军竟如此不堪一击，特别是中路防线，溃败消息蜂拥而至，热河省会承德风声鹤唳，乱成一团，富室巨商、军政眷属纷纷逃向北平、天津。张作相束手无策，呆坐流泪，一度想自杀，被警卫强行护送到古北口。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以“去前线督战”为名，用作战费用征集了二百多辆汽车，装上金银财宝和鸦片等，运往天津租界，自己也溜之大吉。 　　1933年3月4日上午11时50分，日军第8师团先头部队的128名骑兵——仅仅128名骑兵！——没有放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这座省会重镇。实在是中国的奇耻大辱！ 承德一带， 群山葱茏。77年前的炮火杀声是否还在回响？ 　　热河抗战前夕，宋哲元、冯治安等高级将领声泪俱下地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3月3日，丁文江、胡适等联名致电蒋介石：“热河危急，绝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蒋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 　　中国政府曾乐观估计：“热河为北方屏障，且多天险，政府已有准备，至少可守3个月。”然而，不到两周，热河保卫战就草草结束，继东北之后，又是19万平方公里领土沦陷。 　　后来有人批评：蒋介石答应调中央军刘戡83师、黄杰第二师、关麟征第25师北上支援，但却迟迟其行。批评固然有道理，但是当时谁又想得到张学良的东北军垮得、退得如此之迅雷不及掩耳！ 　　武藤信义不待日本政府核准，即于3月4日占领热河省会承德的当天，下令夺取长城各主要关口，侵华日军主力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向长城各要隘推进。 　　张学良大为震惊。他深知长城各口的军事战略地位比承德更重要，日军从任何一口大举南下，一天即可直捣北平，令华北全线崩溃。因此他紧急命令各部，不惜一切代价抢夺长城各关口。 　　热河失陷，举国哗然，民众强烈指责政府无能，张学良更被国人攻击得体无完肤。3月7日，张学良致电南京辞职。但他其实言不由衷，发电后还对左右说：“我要亲自率领刘多荃精锐的部队和全部东北军，与日寇一拼，誓死收复热河。” 　　蒋介石终于决定临阵换将。他让宋子文代表他去劝张学良下野，这个时候张学良也无法嘴硬了，立即同意。蒋随即约张于3月9日在专列的车厢会面，只用了十几分钟就敲定了张学良辞职，张同意了立即出洋；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指挥长城抗战。 沈阳大帅府前矗立着张学良将军塑像。 “跳火坑”也要救亡 　　汪精卫在欧洲接到山海关失陷消息后，于1933年1月11日前往日内瓦国联，次日发表《对暴日侵略宣言》，重申“中国对于暴日侵略，确定交涉与抵抗并行之方针”。 　　国联十九国特别委员会于1月16日在日内瓦开会讨论中日争端。汪精卫对国联的最后冀望，是作出对日本制裁的决议，然而他失望了：虽然会议一致决议谴责日本，但是却没有制裁侵略的实际措施。 　　汪精卫痛感世态炎凉，而日本又退出国联，更不受约束。于是汪自此再不谈求助于国联，对于国际援助日益悲观。汪在给胡适的信中自称，其外交态度由“鸣钲求救”转变为“默守待援”。 　　他赶回国内。以往汪精卫痛心华北军事自成系统，“名为一家，实则两国”，张去职后，华北军政转入中央掌控，汪对通过抵抗而促进交涉的希望又被点燃。他苦劝一直在观望和批评南京政府的胡汉民和粤系诸人出兵，增强抗日实力，他们总算答应了。 　　经与蒋介石商榷后，汪精卫复职行政院长，还兼了以前蒋所担任的国防委员会执行委员长。但是就在参与对日交涉的全程中，他逐渐由主战转变为主和者。 　　东北军、西北军及中央军等多支军队，分兵把口，与日寇殊死拼杀，许多山头、城池多次易手。东北军仍然相对不经打，最顽强的是属于西北军的宋哲元29军和属于中央军的徐庭瑶17军。宋哲元部队的装备较差，战斗中以“大刀队”闻名。为时七十天，大小数十战。随著战事进展，中国军队越来越陷于困境。5月23日，中国守军退至平、津附近，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包围，平津危在旦夕。 　　日军此次作战有明确任务及兵力，是要迫使中国以“诚意”正式提议停战，至少作实质的屈服，或者推翻华北现有政权，建立亲日政权。因顾忌国际列强干预，日本其实并没有占领平津的意向。但当时中国方面情报能力远不及日本，并不知悉日本真正意图究竟何在，在平津无险可守、三面被围兵临城下的危境之中，只能设法进行艰难而又屈辱的交涉。 　　胡适说：“怎样应付这平津与华北的问题，这一点上至少有两种根本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准备牺牲平津，准备牺牲华北，步步抵抗，决不作任何局部的妥协，虽有绝大的糜烂，亦所不恤。还有一种主张是暂时谋局部的华北停战，先保全华北，减轻国家损失。”（《保全华北的重要》，《独立评论》第52、53号） 　　汪精卫倍感压力：“和则政府必被推倒于内，战则政府必被推倒于外”；“论和立刻说是通番卖国，论战则有兵无饷，有将无兵。”他还说：“决欲集吾党精锐，共同一拼……唯一战而败，吾辈死固不足惜，恐平津失陷，华北亦随以沦亡，而土地丧失之后，收复无期，是不啻吾党亡而以平津华北为殉也。”（《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10－211页） 　　汪精卫曾比喻主持外交是“跳火坑”（《大公报》1933年4月15日），主管对日外交更成众矢之的，当时不仅民众严辞攻击其“卖国”，朝内于右任、吴稚晖等不直接从事外交和实际政务的人，也尖锐批评，弹劾倒汪风潮一波接一波。汪既无军权、又无财权，面对攻击，只能倚赖蒋介石的支持。 投入长城抗战的第29军大刀队。 中国没有国防，只有军人割据 　　林思云在《真实的汪精卫》一文中谈及这一段历史时说：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思想变化，代表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被个人把持的私家军队的失望。这一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在前一年，1932年8月20日，汪精卫与张学良争论时，发表过一篇重要文章《如何打破军人割据的局面》，痛切地指出当时中国的一个致命症结：“凡是一个军事首领，带着属于他的系统的军队，占领着一个地盘，支配着一切政治、经济，这就叫做军人割据。” 　　他写道：在其割据区域内，国家税收或地方税收都受其支配，十之八九用于豢养军队，但肯定不够，倒楣的是兵士，“至于将官，愈大愈阔”。从省政府主席、委员起，到各县知事，都是“军事首领的私人”。“割据区域内的军事、财政，以及一切政治，（中央）最好免开尊口。”“一旦国家有事，如所谓国难，中央要想调地方一个兵，用地方一个钱，莫想做得到。”“军人割据的结果，对内一定是民穷财尽，对外一定是国破家亡。” 　　他说：中国并无真正的“国防”，只有“省防”，至多为“数省联防”。南京国民政府的实际控制区，仅仅为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数省。“以兵而论，现时中央所能直辖的，只七十余师，其他各省军人割据的地方，有多少兵，中央完全不能知道。……如此而欲定一个长期抗日的政策，试问从何说起？”“以财而论，以国税奉之中央的，只有浙苏皖赣豫五省，至于湖北只有一半。中央拿著这五省半的国税，支持中央全部政费、教育费，以及直辖七十余师暨其他军费。……至于军人割据的各省，则文恬武嬉，得意洋洋……如此而欲定一个长期抗日的政策，试问又从何说起？” 　　因此汪精卫认为：“今日而欲抵抗强敌，唯一办法在打破各省军人割据之局面。” 　　张学良虽然辞职，但汪精卫痛感中国之不统一依旧：“（对日）抵抗而败，或某处失守，此非政府之无能，中国之不统一使然也。”（对于抗日方针案之报告，1933年4月19日） 　　日本也看准了中国这个致命的弱点，拼命分化中国各派势力，在武藤信义武力进攻之际，板垣征四郎策动华北内变。而当时驻扎在华北的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都不是何应钦能管得了的。其它地方实力派，有的袖手旁观，有的浑水摸鱼，像两广的负责人本来答应出兵抗日，但由于对南京提出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不满意，又发出反对通电，邹鲁甚至扬言：南京如果调兵北上抗日，两广将攻取南京！ 　　这里也不能不提：赣南的中共红军也趁“第四次围剿”中断的空档恢复声势，在江西发动反攻，攻占了江西抚州。汪精卫说：“抚州陷落，南昌几乎失守，南昌失则安庆危，安庆危则南京亦将不保。”（为西南中委反对召集临全大会问题谈话稿，1933年4月17日） 争取时间才能获得最后胜利 　　汪精卫在欧洲几个月反思中国，还有另一个体会。他认为今日中国的最大问题，不是抗日，而是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他提出：必须中华民族有求生存的自觉，及具备生存的条件，然后能抗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诞生了“总体战”的概念，国力成为战争的决胜要件，所以各国纷纷加强各自生产能力。他认为，中国必须学习法、德两国“隐忍”的成功先例，挽救中国国难的方法，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培养国力必须循正路而不能走捷径。 　　在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尽管许多官兵勇敢无畏，但是因为武器落后、友军之间配合较差，伤亡很大，徐庭瑶17军伤亡竟达65％。汪观前线战报，为之动容。后来他说：“（日军）加调淞沪战役所未用过的重炮，悉力来攻……本来尚可固守两个月的，不到十天，连工事带泥，全都炸翻了，连人带枪，全都掩殁了，人来的是阵阵的炮弹，我去的是一堆堆的血肉……”（《在四届四中全会政治报告两年来关于救亡之工作》，1934年1月23日） 　　他指出，必须提高我们生产能力，“则抵抗不是没有把握的，长期抵抗不是无希望。”而要提高生产能力，重要的因素，便是“时间”。汪精卫不能不推动谈判：“只有从国家人格设想，以确立最低限度。在最低限度以内，我们不惜委屈求全，超乎最低限度，我们只有宁死不辱。”——必须争取“时间”来发展实力，因应未来的决战。 　　这里就不细说在日军重兵包围平津的威逼之下，与日寇的艰难谈判了。蒋、汪终于被迫批准签订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这个协定承认冀东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视察，实际上是无奈地默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日本推动“华北自治”，中央军退出，平津只留下了宋哲元的29军做中流砥柱，四年后在卢沟桥事变中奋起抗击日寇。 　　《塘沽协定》公布后，社会舆论一片沸腾，强烈抨击蒋、汪批准这一协定，“实为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上海的市民团体还联合发出通电：“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韪，继《上海停战协定》之后又签订卖国之《塘沽协定》，即加以卖国之名，岂得为过。”（转引自林思云《真实的汪精卫》） 　　汪精卫的知交陈公博很不解，对汪说：真不知道汪先生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汪精卫说：“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30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百，无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不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陈公博听后很感动，又说：现在有人说《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是“卖国”，我看与其说是“卖国”，还不如说是“送国”。“卖国”的人还有代价可得，“送国”却是没有代价的。“今日要送国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汪精卫听后，说了一段让后世褒贬不一的话：“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陈公博还是觉得汪精卫这种“无代价的牺牲”不值得，汪精卫回答：“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 　　汪精卫说：“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 　　汪精卫的对日外交被批评为国家的耻辱，但是无可否认，为中国争取到了四年的宝贵时间。当时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对汪精卫相对理解和认同，例如《独立评论》常常声援他，大体上支持他的外交政策。曾有论者在1939年说：“中日之战，在中国是太早了五年，在日本是太迟了五年……日本容许中国准备五年，始行开火，是太迟了；中国如在1937年，再坚忍五年，日本或至不敢再和中国作战，所以中国是太早了！”（梁敬镦《日本侵略华北史述》第127页）。史家也分析说明，1932年淞沪战役后的五年，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时期，如果没有这五年的准备时间，基本的国防建设一点都没有，能否支持八年抗战没有人敢预言了。（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综合月刊社，1973年，第258页） 　　有人说汪精卫是中国古今最大的“汉奸”，然而中国一些著名知识分子未必这么看。与汪精卫相知很深的胡适，晚年为之分辩：“他们（汪派）是爱国的。”（见唐德刚《高陶事件始末》序，湖北人民出版社） 　　《吴宓日记》1944年12月17日载，在成都探望陈寅恪病，陈口授一诗挽汪精卫请吴笔录。全诗如下：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论，一局收枰胜属谁？ 　　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吴注：“阜昌”，刘豫为齐帝年号。“集选中州”，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王刘豫诗，豫曾为进士。 　　汪氏本名“兆铭”，笔名“精卫”出自“精卫填海”典故。陈寅恪在抗战期间坚拒与日本人合作，他正是用这个典故悼念汪精卫：“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相关文章： 　　 汪精卫与张学良（上）——读史札记 　　 收到了转来的汪精卫后人的一封信…… 　　 汪精卫的“绯闻”究竟是真还是假？ 　　 汪精卫从“容共”到“分共”（上）——读史札记 　　 汪精卫从“容共”到“分共”（中）——读史札记 　　 汪精卫从“容共”到“分共”（下）——读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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