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前“文革”造反派领袖鲁礼安离家出走失踪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8月17日15:44:26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2007年4月14日，我收到武汉一位朋友来信，大吃一惊：“61岁的鲁礼安因抑郁症出走”。现在三年了，尚没有得到他的确实消息。我不知道他的忧郁症（如果是真的话）与他在“文革”中的经历尤其是长期被单人监禁是否有关系；与他研究“文革”，沉浸于当年的噩梦的写作经历是否有关系？ ◆高伐林 　　2007年4月14日，我收到武汉一位朋友来信，大吃一惊： 　　……61岁的鲁礼安因抑郁症出走两天，至今尚无消息。我给他妻子打电话，得到证实，并说从去年开始已经有此症状，曾看过精神病医生，前不久症状日重，并有轻生念头。现在看来尚未有大危险，因为手机还时开时关，只是不接听也不回信。我已经给他发了短信，希望能够终于得到回复。如有新消息，我会及时告诉你们…… 　　鲁礼安“文革”时期是华中工学院学生，是武汉一个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著名领袖，也是当年风靡武汉三镇的最锋利的笔杆子之一。但他造反不到两年，即在1968年5月17日深夜被非法绑架，从此失去自由，长达11年，其中很长时间被单人囚禁，一度要被处决。“文革”结束后，1979年12月，经湖北省委批覆同意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才给了他一纸“免予刑事处分”刑事判决书。 　　他出狱后无单位敢接收，只能通过父亲退休顶职，进入阳逻船厂当仓库保管员，后来调厂人事科搞职工教育。1989年进入一家外资公司，工作到2005年底退休。 　　他用十年时间反思“文革”，写出50万字的回忆录《仰天长啸》，2005年在香港出版。上卷12章，主要回忆两年“造反”的经历；下卷12章，主要记叙11年为“造反”所受的惩罚和对“造反”的反省。 　　鲁礼安受其母亲影响，皈依基督教，为教会作词、谱曲、写文章。 　　读到朋友来信后，我立即在网上检索，发现《武汉晚报》上刊登了署名“李红鹰”的一则短讯，全文如下： 新房没选好引整日自责 抑郁症病人离家出走！ 　　花几十万买的新房有瑕疵，61岁、患有抑郁症的鲁礼安先生病情发作，离家出走。昨日，王女士恳请读者帮她找找丈夫。据悉，今年年初，鲁先生夫妇花尽积蓄买了一套新房，交钱后发现房子旁边是一条铁路，火车的鸣叫声时时响起。鲁先生整日坐卧不宁，自责不已：“我怎么犯这么大的错？这以后怎么睡觉啊……”12日6时许，住在汉口万松园路的鲁先生到楼下锻炼后失踪，家人四处寻找无果。 　　联系电话：65040289 　　2005年初冬我回国，曾与他长谈，也见到他的母亲和妻子，后来写了一篇专访。2006年秋天我回中国时，又见到他，他将他所写的《与曾思玉书》交给我，希望在海外刊出。曾思玉是武汉“七二○”事件后上台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这篇文稿后来我推荐刊于《多维月刊》和多维新闻网。 　　鲁礼安当时告诉我他在继续研究“文革”，要记录和反思当年“北、决、扬”那一段真实的经历。没有想到，他突然有了这样的变故！ 　　我不知道他的忧郁症（如果是真的话）与他在“文革”中的经历尤其是长期被单人监禁是否有关系；与他研究“文革”，沉浸于当年的噩梦的写作经历是否有关系（记得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罹患忧郁症，就与她长期接触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可怕史实直接相关）？ 　　“文革”中轰动一时的“李一哲大字报”三作者之一的李正天，为鲁礼安的文革回忆录题词：“仰天长啸”。（鲁礼安提供） 　　在我2007年披露了鲁礼安出走之后，一位朋友看到了来信告诉我： 　　……关于鲁的近况，你介绍的情况是准确的，确是因为长期失眠，抑郁而引起的。肯定跟他长期的监禁和近期频繁写作文革、反右题材的作品、精神反复受到刺激有关。前不久，鲁礼安写了一篇悼念其叔父50年前被打成右派罹难的文章（发表在“海纳百川”与“和讯博客”网站上），写完后鲁大哭了一场。我们的朋友胡××最近与鲁接触比较多，鲁曾在谈话时不时流露出要轻生的念头。 　　鲁出走后，鲁妻调看了他出门的录像，时间是4月12日上午6：30，没带什么东西，身上有一百多元钱。后来在家里发现他4月9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有某某存折上存9000元钱，密码是多少，“安安绝笔”字样（“安安”是鲁礼安的小名——高注），其妻才开始报警。 　　昨日（4月19日），胡××从上午6时到夜间10时参加了鲁妻一行约10余人的寻找。在武汉大学珞珈山一带，有几个人非常确切地指证说看到过寻人照片上的鲁礼安，说的衣服、神态特征都非常像。但人还是未找到。 　　“家人因为打通过鲁的手机，鲁未接即关机，所以至今仍认为鲁还活着。目前除《武汉晚报》4月13日刊登了寻人启事外，4月17日楚天都市报第34版的广告中也登了寻人启事，还称“母病危，本人见报后速归”。“海纳百川”网友登出了寻人启事后，许多网友也在全国许多网点上转贴，鲁妻还印刷了许多张“寻人启事”的传单到处散发张贴。但时至今日，情况似乎很不妙。 　　……从他目前所做的事来看，他的离去无疑对“文革”的研究是一大损失，他目前已基本收集齐全“北、决、扬”的所有文章及主要批判文章，准备结集出版，进行“复盘”。他还打算写“北、决、扬”涉案的主要人员近况。他的生花妙笔，他的旺盛斗志，是现在“文革”研究者中少有的。 　　我有一种物丧其类的感觉，每天多次打开电脑相关网页查询进展情况，也多次打电话到鲁家及相关知情者处查询，希望他不久能归来。毕竟我们这一代人有太多相似的经历、遭遇…… 　　此外，李乾写了一篇短文《鲁礼安出走后想到的》，发给一些朋友，朋友又转发给我。李乾1949年底出生，湖北宜昌人，1966届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初中学生。1967年12月因开枪杀人一案被拘留，1976年7月判刑20年，服刑期间减刑二年，1985年12月出狱。写出30万字书稿《迷失与探索》。 　　李乾在文章写道： 　　我非常意外鲁礼安的忧郁症。 　　因也在写自己的文革纪实，又是中学的校友，去年年底，还和他见了几面，他侃侃而谈，思路清晰，情绪平和，给人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的感觉。他说他已皈依了上帝，每周都要去教堂做祷告，并且拿出收入的百分之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说为了预防大脑萎缩他在坚持弹钢琴，还向我介绍了一种用桃木棒锻炼身体的方法。言谈中他对网上某些说法进行了驳斥，我向他表达了这样一个建议：在你那本书出了后，有批评和反批评是正常的事，但不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上面。你的经历是无法复制和替代的，把精力放在书写和整理自己的经历上，为后人为历史留下更多有价值的东西。他深以为然。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非常正常。 　　不料才隔几个月，竟会有如此巨变。我想知道为何有此巨变。 　　在网上看了一些相关的文章，大都是一种希望和情绪的表达，很少有人分析他为何如此，即令偶尔有，也只是从外因而不是从内因上去分析。私下里和几个朋友议过此事。有一种意见认为是他太过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自己的能力和自己觉得应该完成的事之间有巨大的距离，这种距离让他产生了巨大的不安，这不安把他压垮了。另外，长时间的监禁对他精神上的影响或大或小也是有的。 　　这意见当然有道理，但也有可商榷之处。 　　在同鲁的交谈中他说到自己的一些写作计划，但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也就是说这些计划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压力，同时他也说到不知不觉中自己巳经过了六十岁，时间再要抓紧了，似乎在调侃自己并不存在的懒散。他后来写的文章虽说是系列的，却是独立成篇，写完一篇就是一篇，并且篇幅不大，他的能力对付这种文章绰绰有余，应该说对他构不成压力。因责任感而产生压力的说法似乎理由不够充分。 　　那么是不是外部的压力呢？鲁礼安是不怎么在乎别人对他怎么说怎么看的，如果他很在乎别人怎么说，他很可能撑不到离家出走。去年网上对他的某些表现有过一些议论，有的话说得还相当尖锐，甚至于有点刻薄，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在对他有不少非议的情况下，他都能依然故我，那么今年已基本上看不到这种议论的情况下，显然外部的压力也不可能是他患忧郁症的原因。 　　在排除了上面的几种可能后，只能再从其它的方面想了。有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因为买错了房子，对于一个经历了那样巨大磨难的人，这真是一件不足挂齿的事。买房的失误不应该也不可能造成他的忧郁症，金钱也好，房子也好，他不会看得太重。何况房子买错了，充其量赔点钱卖掉再换一处，这有多大个事？ 　　我很重视这样一个分析，这个分析说很可能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一段时间内，他做了或者发现自己曾经做了一件不能言说却又违背了他的价值理念、足以撼动他的精神支柱的事，这件事引起他深深的自责，让他日夜不宁，最后逐步发展成忧郁症。买错了房子这事绝对没有这个冲击力。 　　我希望这分析是错的，但在鲁礼安回到我们中间并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之前，就不能不把各种可能性都想到，并且希望其中的一个药方能对他的病从根本上有效。 　　如果这分析是对的，我想说的是：鲁兄，不论那件事是什么，大家都能理解，如果你不能独自把它化解，就勇敢地大声地说出来，说出了它，你就战胜了它，你就超越了它，你就远离了忧郁症。你就又是那个我们都很熟悉、对生活充满了热望的鲁礼安。患忧郁症本身已说明了你的良知和人格的高尚。有哪个没有道德底线的小人患了忧郁症的？在我们心中你永远是一个大写的人。 　　鲁兄，我们盼望你回来，回到你那个温暖的家，回到你的亲人中间。 　　从患忧郁症的鲁礼安想到我们这一代人。 　　六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谁没有经历过坎坷？谁没有蒙受过冤屈？谁没有遭遇过不公？在外人眼里一直生活在鲜花和荣耀之中的崔永元都和忧郁症攀上了，历经忧患的我们是不是更要有一份警惕？鲁礼安的忧郁症和出走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同时也是对我们敲响的警钟：注意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对我们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了。如果我们多掌握一点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是不是在自己的心理调节上就更主动一些？如果我们能站得更高一些，对往事回忆时情绪化的成份更少一些，理性更多一些，忧郁症是不是就会我们更远一些？如果每人都有几个能倾心相诉的朋友，忧郁症真的来袭的时候是不是就能有一个更可靠的盾牌？我们还走在历史的三峡里，走出历史的三峡还需要相当的时日，这不是谁改变得了的，唯一能自己做主的是自己的心态和自己的视野。 　　李乾提到“忧郁症”。他对医学上的“忧郁症”存在很大误解——许多中国人都有类似的误解。笔者有亲人罹患忧郁症甚至自杀，所以对忧郁症略知一二。医学上定义的“忧郁症”（或曰“抑郁症”）不是像李乾所说的这样得的，也不是按照他说的办法能这样治的。这是个很大的话题，此处暂且按下不表，有时间再写。 　　相关文章： 　　文革多少杀人犯，他是忏悔第一人（上） 　　文革多少杀人犯，他是忏悔第一人（下） 　　有组织的犯罪是可怕的：李乾与何儒非通信摘录（上） 　　毛泽东从来不惜以千百万民众的生命为代价：李乾与何儒非通信摘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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