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出版说明

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8月23日报道：根据最新出炉的DNA检测结果：希特勒可能是犹太人或北非人的后裔。而北非人和犹太人在遗传学上、在体质人类学而不是文化人类学上，其实是具有相当重合的。

比利时记者让·保罗·穆德斯和历史学家马克·维尔米伦。这两个人根据希特勒家族的39位亲属的DNA检测结果，发现这39个人的DNA样本中都含有一种名叫“Haplopgroup E1b1b”的染色体，即父系遗传(Y-DNA)。希特勒的这些亲属中包括一位名叫罗伯特的奥地利农场主，他被确认为是希特勒的远房表兄。而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突尼斯的柏柏尔族人，以及生活在德国和西班牙的犹太人体内，希特勒家族的这种基因片断非常普遍。“人们可以据此推测，希特勒本人与这些他所强烈鄙视的人种存在某些联系。”

另外一位名叫罗尼·德柯特的基因遗传学专家说，他完全同意上述的判断，他认为希特勒的祖先可能来自于北非地区。他说：“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对于那些支持或者反对希特勒的人来说，目前尚难以预测这一新发现将会意味着什么。”德柯特说，Y-DNA基因片断有18%至20%发现存在于德系犹太人体内，有8.6%至30%发现存在于西班牙系犹太人体内。

简单地说，希特勒家族是个犹太家族，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但是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纳粹头子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二战期间，他曾对犹太人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这种矛盾现象如何解释呢？

这就是我长期以来所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所要解释和描述的：“二十世纪的骗局”。

现在，趁着这项希特勒家族的基因研究成果的公开报道，我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一方面可以佐证希特勒家族的基因研究报告，另方面也能反过来：用这个最新的基因研究报告来证明我多年以来的研究所得：“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二十世纪的骗局──以阿道夫·希特勒为研究案例）
（2001年—2010年，纽约）

谢选骏
题记

“黑格尔、达尔文、尼采，他们是导致几百万人死亡的真正元凶。思想在杀人，语言比任何一种谋杀更为凶恶，思想在向英雄和群众复仇。”

──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1886—1956年）：《论历史》（1943年）
目录

导论
声东击西：二十世纪的政治秘密

第一篇
希特勒：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

第二篇
纳粹主义与逆向殖民主义的兴起

第三篇
反犹主义的“犹太叛徒”

第四篇
出身于“犹太家庭”的希特勒

第五篇
复杂混乱病态的希特勒家族

第六篇
梅毒让希特勒成为世界强人

第七篇
犹太人希特勒的异化过程

第八篇
犹太人为何屠杀犹太人

第九篇
美国金融市场的希特勒

第十篇
希特勒何以钟爱海德里希

第十一篇
崇拜列宁的左派奋青希特勒

第十二篇
博学、自控、记忆力超群

第十三篇
斯大林遮掩希特勒遗迹

第十四篇
希特勒的战略：间接路线

第十五篇
犹太人配合日军在华建国

结束语
希特勒的教训及其后果
附录之一
《“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的来龙去脉

附录之二
反纳粹记者的纳粹论述

导论

声东击西：二十世纪的政治秘密

“黑格尔、达尔文、尼采，他们是导致几百万人死亡的真正元凶。思想在杀人，语言比任何一种谋杀更为凶恶，思想在向英雄和群众复仇。”──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1886—1956年）：《论历史》（1943年）

戈特弗里德·本说得很好。但是戈特弗里德·本没有说出真相。因为戈特弗里德·本故意放走了一个最大的“元凶”──卡尔·马克思。

作为二十世纪革命灾难的头号元凶，卡尔·马克思提出了“阶级斗争”学说，但本书即将揭示的事实表明：“阶级斗争”、“种族斗争”这些学说，就和古代中国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样，都是极为面化的标签，作为社会分析的依据都是极为脆弱的。

而使得马克思成为元凶的，除了他的变态思想以外，还有什么呢？是德国犹太人的特殊身份吗？

据英国曼萨协会2005年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人的智商指数平均106，犹太人的智商指数平均竟然是110，比中国人还要聪明，这是因为犹太人在“隔都”里长大，人数较少，受到定向的遗传筛选；所以在中国人里面，上海人的智商又是比较高的。此外智商的测定和教育还有一定的关系，无法完全排除文化的干扰；所以在中国人里面，大城市居民的平均智商要高于中小城市尤其高于农村地区。

长期隔离尤其导致受到异族围困的德国系统的犹太人智商高──爱因斯坦及马克思均为显例。此外还有哲学家斯宾诺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盖尔曼等人，这个名单一张纸也写不完。

2005年6月美国的《生物社会科学杂志》上，独立科学家格雷戈里·科克伦与美国犹他大学的贾森·哈迪和亨利·哈彭丁发表论文大胆指出，德系犹太人要比其它人类族群更聪明，而且导致这一结果的过程是社会性的“自然选择”。但是，这也使得德系犹太人也比大多数人更容易患多种遗传病，像泰萨二氏病和乳癌。可是，以前人们认为这些事实没有什么内在联系。智商高被认为是高度重视教育等社会影响使然；而遗传病则被看作是德系犹太人倾向于族内通婚这种遗传隔离造成的结果。

通过研究可以则认为高智商与疾病有密切关系：德系犹太人不同寻常的历史致使他们受到了独特的进化压力，进而导致了这种矛盾的状态。德系犹太人的历史始于公元一世纪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当反抗遭到镇压时，犹太难民四处逃生。逃往欧洲的后代成为德系犹太人。中世纪，欧洲犹太人遭到法律歧视，他们不得不从事与金钱相关的职业，如被人看不起或不准基督徒涉足的银行或征税工作；而且他们只能与邻居中社会地位较低的非犹太人通婚。科克伦博士认为欧洲犹太人从事的职业都是高度重视智力因素的职业。虽然现在很难证明这种重视智力因素中世纪就已存在；但是，这种重视在当代这类职业中是千真万确的。有多项研究表明智力因素与职业收入存在高度相关联系。

此外，历史记载能证明：中世纪，欧洲犹太人中职业成功人士比底层人士抚养的子女更多，这在非犹太人中也一样。把智力与成功的关联以及成功与生殖力的关联合二为一，你就具备了有利于智商提高的基因传播的条件。问题是这种智商基因确实存在吗？科克伦博士认为它们的确存在，而且正是这种基因引起了折磨德系犹太人的遗传疾病。这真可以说是“魔鬼的礼物”。

生育隔离的少数族群容易遗传疾病，这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不断地与同一族群的远亲通婚，结果减少了基因多样性，因此一些疾病基因无一定规律地变得比较常见。但是，正是由于这个过程是非常任意的，它才意味着哪种疾病基因的频率加大是没有可信规律可循的。就德系犹太人而言，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当中最常见的十几种疾病基因基本上可以归结于两类：要么参与神经细胞中鞘脂类特殊脂肪的储存，要么参与DNA的修复。前者会引发神经性疾病，如泰萨二氏病、脑苷脂沉积病和神经鞘磷脂沉积病；而后者会导致癌症。

德系犹太人的某些基因如果以单份出现可以提高智力，一旦以双份出现就会引起疾病（原理为生物学中的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虽然，科克伦博士还没有证明他认为的致病基因确实能够影响智力；但是某些基因的活动区域表面它们或许确实能够影响智力。鞘脂储存类疾病，如泰萨二氏病、脑苷脂沉积病和神经鞘磷脂沉积病，都涉及到连接神经细胞的凸起的多余生长和分叉。显然，这种生长和分叉太多的话就会引起疾病。但是，也有可能，仅有单份致病基因的人会出现比较有限的、但仍然加强了的凸起生长。这将有助于加强脑细胞之间的连接，或许因此导致智力提高。实际上，在脑苷脂沉积病的例子中，在三分之一能够活到成年的患者中，确实有证据表明完全发病的人拥有高于平均值的智商。根据一家专门治疗脑苷脂沉积病的以色列诊所的医疗记录，患者中的工程师、科学家、会计和律师的比例多余一班人。

基因修复系统失灵会提高智力，现在还不清楚原因何在。虽然，陆续有证据表明有一种基因参与限制大脑的早期发育，但是这也许是该理论的薄弱环节。不过，该理论也有令人信服的地方：它对于拥有单份泰萨二氏病或脑苷脂沉积病或神经鞘磷脂沉积病基因的人会比普通人更聪明做出了明确而可检验的预测，认为他们的智商会比平均水平高出5个点。如果确实如此，它将有力地证明德系犹太人经历了偶然性的优生实验，而这为他们带来了智商上的优势。
 
而希特勒的祖父正好也是一个“德系犹太人”。事实表明，希特勒自己就是他自己后来想要予以灭绝的那种人──“四分之一犹太人”，所以他不想再生孩子，以免留下孽种。希特勒心目中应该灭绝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低能者”、“边缘人”、“社会寄生虫”甚至“梅毒患者”……就是他自己沾过边的人。那么，创造历史的希特勒是怎样完成了这一“自我否决的历史蜕变”的呢？多种迹象表明，造成这一蜕变的关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希特勒的这一蜕变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马克思主义，已经造就了苏维埃俄国这一吃人的怪兽。

据“美国版最新人种基因图谱”，德国人平均拥有5%的“阿拉伯基因”和5.5%的“东北非基因”，这两项基因都与犹太人的血缘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现在德国人已经混有了超过十分之一的犹太人血液。

但是，这毕竟还是比希特勒本人的超过25%的犹太血统为低。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年4月20日－1945年4月30日）自1933年起任德国总理；1934年起任纳粹德国的元首直至去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兼任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他被公认为是二战的主要发动者。许多研究指出，希特勒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的私生子，希特勒因此具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但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反右运动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并直接策划和实施了“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种族灭绝活动。

纳粹的法律规定，具有四分之一以上犹太人血统的人，即为犹太人。希特勒在德国人普遍具有的十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基础上，还要加上这个自己特有的四分之一犹太血统，其犹太血缘的总量应该超过了三分之一。在这种意义上，纳粹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自己就是一个不可不扣的犹太人。不仅理论上的希特勒如此，实际上的希特勒也体现了许多犹太人的特点。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的历史资料影片《少年希特勒》记载：

1、希特勒在家乡林茨的神秘初恋对象，经过专家考证，原来是一位犹太少女。（当希特勒与库比席克在兰德大街散步时，他们碰上一个“外表庄重，身材苗条的高个子”姑娘，她有一头漂亮的浓发，梳成发髻；她是个年轻的“瓦尔基里” 。阿道夫激动地抓着同伴的胳膊，坚定地说：“我告诉你，我爱上她了。”她的名字叫斯特芬妮·詹斯坦，也住在乌尔法尔。他为她写了许多情诗，其中有一首叫《献给爱人的歌》，阿道夫还将这首诗给忠诚的库斯特尔朗诵过。他承认，他从未与她说过话，但，“用不着说一句话，一切都会清楚的。”希特勒说，他们是美妙的一对，彼此靠眉目就可传情。“这些事是无法解释的，”他说，“我心里有的，斯特芬妮心里也有。”库比席克催他赶快向斯特芬妮和她无时不在的母亲作自我介绍，但希特勒拒绝这样做。他说，若自我介绍，必然要介绍自己的职业，而他还不是个职业画家。另外，他还在埋头研究挪威和德国神话；他发现，神话里的女人都是非凡的，而他自己对性的概念或许是浪漫的、骑士般的。）

2、希特勒在维也纳卖画的主顾们大多为犹太商人，给希特勒出主意唆使他开始卖画为生的也是一个犹太人。

3、1918年10月，在部队里提议授与希特勒铁十字勋章的是一位犹太军官，而后来希特勒终身佩戴这枚勋章。

4、许多证据表明，希特勒在各人神国的领域是极度偏爱犹太人的，“希特勒政治上的反犹主义是他加入纳粹党以后才产生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希特勒喜欢犹太人，尤其喜欢犹太人的表演艺术家；但为了政治原因，他不得不和犹太人保持距离，甚至不得不出卖犹太人。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正是风行于犹太社会的“犹大人格”。

5、1919年4月7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和巴伐利亚农民联盟建立苏维埃共和国，12日至13日，巴伐利亚共产党通过武装暴乱夺取政权，后来受到巴伐利亚邦霍夫曼政府围剿，5月3日被击败。现已查明，在这短短的半个多月中，希特勒得到十九票的支持，被选入巴伐利亚苏维埃属下的“军队苏维埃委员会”，而且是拥有两个“T”字记号的顾问，其地位甚至高于他在后来参加的纳粹党党内的地位。但是随着共产革命的迅速瓦解，这一经历成为污点，为了掩盖自己的这一共产党背景，希特勒不得不积极扮演一个反共角色。正如为了掩盖自己的犹太人血统，希特勒不得不积极扮演一个反犹角色。但即使如此，共产党还是在纳粹党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纳粹党旗的三种颜色中的红色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黑色死亡）‘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原来纳粹运动的社会意义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看来蒋经国、李登辉之流入共、出共、投共、反共，确实也是“吾道不孤”。

6、实际上关于“希特勒与犹太人”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些，我们随手就可以再举出一些：

给希特勒母亲治病的是犹太人，当希特勒穷困潦倒时送给他一件破旧呢大衣的是犹太人，希特勒眼睛被英军毒瞎了住院，给他治病的还是一位犹太医生……

还有一件事，说明希特勒对于“四分之一犹太人”具有一种天然的好感：贝纳蒂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长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和一大蓬金色的头发。有一天，希特勒在一群到伯格霍夫来向他致意的孩子中注意到了这个小女孩。他非常喜欢这个小女孩，鼓励她一有机会就来看他。3年时间里，小女孩的母亲在各种场合把自己的小女孩介绍给希特勒，出尽了风头。希特勒总是以一种父亲的柔情对待小女孩，多次跟她合影。一天，一封匿名信突然打断了这些愉快的相聚。这封匿名信揭发小女孩的母亲是半个犹太人。希特勒特别郁闷，叫人通知她不要再企图接近他，并让人销毁了所有他和小贝纳蒂一起玩耍的合影。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1943年，来了一个助理厨师为希特勒做素食，素食后来成了元首的专用食品。在半年时间里，希特勒总是滔滔不绝地夸赞这位新厨师的烹调技术好，甚至时不时地邀请她过来一道喝茶。后来，盖世太保发现这个厨师的血统不符合纯种雅利安法律，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而让一个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为希特勒准备饮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但希特勒不敢贸然把她打发走。他按照自己的习惯，宣称自己的胃痛，基本上吃不了这个厨师准备的食物。这个手艺高明的厨师绝望了，不明白这种突然没胃口是怎么回事。希特勒沉默不语，直到1944年2月才最终把这个故事画上了句号。他延长了在贝希特斯加登逗留的时间，给厨师也放同样长时间的假，但他不敢承认他的这种奇怪态度的真正原因。鲍曼通过信函告诉厨师，解雇她的是希特勒的人事处，原因是她的祖先血统不纯。但这件事远没有了结，女厨师成功地再次见到了希特勒，抱怨自己成了一桩可耻的阴谋的牺牲品。希特勒感到非常尴尬，答应她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当天晚上，他重复了他的这位女职员的理由，当着下属的面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的前任厨师的祖母是犹太人，可能是由于她那源自土耳其的名字导致情报部门出了错。

希特勒偶尔也会和希姆莱讨论人种问题。这个时候，希姆莱总是批评一些德国艺术家的举止神态不像雅利安人。他不明白，希特勒的“北欧种族主义政权”，其实是允许某些演员的体貌特征与理想的雅利安人截然不同的，就像希特勒本人一样。希特勒天生喜欢接近犹太人，只是为了政治压力，他不得不牺牲犹太人。希特勒不仅在对待犹太人和共产党的态度上，如此“过河拆桥”，在对待他的盟友日本人的态度上，也准备如此行。

有一篇《希特勒自称喜欢日本，禁止讨论南京大屠杀》的文章指出：

日本侵略军1937年12月13日进入南京，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十多万中国平民遇难。当时留在南京的国际人士见证纪录了日本军队的血腥行为，并勇敢地向世人揭露。德国人拉贝就是其中一位，而他在南京大屠杀前后，一直努力为制止日军屠杀奔走呼吁，多次写信给纳粹德国首领希特勒，寄希望于希特勒能阻止日本，但是希特勒无动于衷，事后还下令禁止德国讨论南京大屠杀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指日本人）会和英美作对，所以我喜欢他们。”

南京城在1937年11月底已经岌岌可危了，外国侨民纷纷撤离，但是有二十多位西方人留了下来，其中15人自发组织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商人约翰·拉贝被推举为主席。拉贝1908年就到了中国，1930年后担任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行经理，在南京期间加人了纳粹党，是纳粹党南京小组长。他出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有望更好地与日本当局进行谈判”。当时的大背景是，1936年11月，德国与日本缔结了《反对共产国际条约》，1937年11月，德国、日本、意大利轴心国形成。

南京沦陷后，国际安全委员会在救助难民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手段纪录日军的暴行，并向外界揭露。在不到两个月内，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日军暴行报告428件，公函69件。徐淑希将其编纂成《南京安全区档案》；英国记者田伯烈据此报告、公函以及外籍人士的亲历记录编成《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美国圣公会牧师、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骥，用小型摄影机拍摄的日军暴行影片。

拉贝也在日记中详细纪录日军的行径，他的日记从1937年9月21日至1938年2月28日止，长达2117页，记录了五百多个惨案。

早在筹备国际安全区时，拉贝就幻想通过希特勒来迫使日本同意设立安全区。1937年11月25日，拉贝通过上海德国总领事馆领事克里伯尔和上海国社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给希特勒发电报，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将危及二十多万人的生命。”

拉贝说：“如果计划不能实现，我们该怎么办？困难确实很大！我寄希望于希特勒。”“我仍然希望希特勒帮助我们。一个和你我一样普通而朴实的人想必不仅仅对自己民族的灾难，而且对中国的灾难也有着最深的同情。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不坚信，希特勒的一句话（也只有他的话）会对日本当局产生最大的影响，有利于我们建立中立区，而且，这句话他一定会说的！！”

德国大使馆秘书罗森12月1日从美国那里得到消息，电报已发出去了，估计柏林已收到，拉贝因而十分高兴，对希特勒充满了幻想，“谢天谢地，现在我敢肯定，我们有救了。元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但是12月2日，法国饶神父从上海转来日本当局的答复，日本政府对安全区予以否决，但表示“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同一天，拉贝从罗森处得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认为他没有必要给希特勒发那份电报。12月5日，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又收到了东京的正式否决答复。

大屠杀发生后不久，拉贝就接到西门子上海总部回国的命令，于1938年2月22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4月底回到德国。他在5月2日至25日在德国外交部等处作了五场演讲，向人们展示他的南京日记内容和日军暴行照片，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在遭到盖世太保多次警告“不要再作此类的报告及出示与此有关的照片”后，拉贝仍然没有忘掉“对在华朋友所做的诺言”，继续向希特勒“汇报中国人民在南京所经历的苦难”，1938年6月8日他给希特勒寄出一份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

报告寄出没几天，拉贝就被秘密警察逮捕，他的六本日记和有关日军暴行照片被搜走了。拉贝被强令保持沉默，不得再举办报告会、出版书籍，尤其不允许展示日军暴行照片。三天后，拉贝在西门子公司担保下被释放。1938年10月，拉贝拿回了他的日记，而部分照片被没收了。

在希特勒的干预下，南京大屠杀这一话题在纳粹德国销声匿迹。曾有人问过希特勒为什么要替日本人遮丑，希特勒回答道：“因为他们（指日本人）会和英美作对，所以我喜欢他们。”

但是，问题来了：希特勒真的喜欢日本人吗？非也。

据希特勒的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的遗著，希特勒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人谴责我同情日本人。什么叫同情？日本人是黄皮肤，小眼睛，但他们与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抗，因而对德国有益。也就是说，我喜欢他们。”又说：“必须从长远考虑，总有一天会与黄种人闹翻！”这里揭示了希特勒对待日本人以至黄色人种的态度。

希特勒这个白人至上论者，却“喜欢日本人”；希特勒这个“犹太杂种”却成为集体灭绝犹太种族的急先锋──其动机完全是机会主义的。这正如神学生斯大林集体灭绝神职人员阶层，小富农毛泽东集体灭绝地主富农阶层，留法学生波尔布特集体灭绝亲西方势力──他们的这种“人格异化”，对他们的生存其实是必要的：一方面是要证明自己不是“吸血鬼”，二方面却是吸血鬼特性的集中发作。一个纯朴信徒或是一个“非犹太人”或是一个贫下中农或是“没有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反而不会像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波尔布特他们那么穷凶极恶。

实际上，斯大林是用最坏的神职人员的方式在灭绝神职人员，希特勒是用最坏的犹太人的方式在灭绝犹太种族，毛泽东是在用最坏的地主富农的方式在灭绝地主富农，波尔布特是在用最坏的西方真理在灭绝亲西方势力──以便让斯大林自己成为超级神职人员、希特勒自己成为超级犹太财阀、毛泽东自己成为超级地富分子、波尔布特自己成为超级西方走狗。斯大林经营苏共的手段，因此黑过了教皇经营教会；希特勒经营集中营的手段，因此黑过了犹太人经营交易所；毛泽东经营地产的手段，因此黑过了任何一个恶霸地主；波尔布特经营动物庄园的手段，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

而且，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BBC的片子指出，“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充满个人历史的含义”：在少年希特勒迷恋上日耳曼英雄故事和中学的历史课程之前，他曾经深深地迷恋过美国的西部故事！这些血腥故事描写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如何猎杀印第安人，深深地嵌入了少年希特勒的内心，后来他在《我的奋斗》中所阐述的“向东欧殖民扩张”，实际上正是以“向美国西部殖民扩张”为蓝本的，尽管它打着“继承日耳曼条顿骑士团历史扩张”的幌子。实际上，历史上的日耳曼东扩并没有大举灭犹，也没有隔离和奴役斯拉夫人。这使我想起了毛泽东的“土改”、“集体化”、“人民公社”、“统购统销”──毛泽东在1950年代的秘密讲话中曾经宣称，中国没有海外殖民地，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牺牲农民，必须压低农民的生活标准，把中国农民当作殖民地人民来剥削、压榨，从中获得必要的工业资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几千万中国农民遭到灭绝，受到了美洲印第安人、德国犹太人、苏联东欧人一样的“待遇”。可以说，这是中国学习纳粹、纳粹学习英国的“历史的经验”。

作为二十世纪革命灾难的头号元凶，卡尔·马克思提出了“阶级斗争”学说，但本书即将揭示的事实表明：“阶级斗争”、“种族斗争”这些学说，就和古代中国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样，都是极为面化的标签，作为社会分析的依据都是极为脆弱的。例如根据我们了解的事实，是剥削阶级在带领无产阶级杀害剥削阶级，以便让自己获利；犹太人在带领德国人杀害犹太人，以便让自己获利：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阶级”和“种族”等金字招牌，而是个人的物欲和野心。这就好像在战争中，对立的人带着自己的鹰犬、战马、骆驼、大象，彼此厮杀──这里发生的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种族斗争”，不是什么“物以类聚”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是相反的东西！──人与人厮杀，鹰犬与鹰犬厮杀、战马与战马厮杀、骆驼与骆驼厮杀、大象与大象厮杀：阶级彼此厮，种族彼此厮杀──为的是让那个僭主出世，让尘土浮现一个光环。在这里，无产阶级不过是充当了剥削阶级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鹰犬、战马、骆驼、大象，德国人民不过是充当了犹太人例如我们下面要谈到的希特勒、海德里希、艾希曼等人的鹰犬、战马、骆驼、大象。而所谓苏德战争、“伟大的卫国战争”，就是一场典型的人与人厮杀，鹰犬与鹰犬厮杀、战马与战马厮杀、坦克与坦克厮杀。

约瑟夫·戈培尔临终前谈到德国人民的时候鄙夷地说：“我一点儿都不怜悯他们！我再说一遍，我一点儿都不怜悯他们！德国人选择了他们的命运。这可能会让一些人吃惊。但不要骗你自己，我们没有强迫德国人，是他们给了我们统治的权力，现在，他们的小喉咙要被割断了。”他还说：“让孩子同我们一起离开人世，本身就是对他们最大的爱。我们认为，今后的德国不配我们优秀的孩子为它生存……”

这就是二十世纪的僭主政治。

在这种政治之下，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敢于反抗。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勒令全国1200位大学教授宣誓效忠，仅有12人拒绝，并为此失去工作。其余皆为保住教职而屈从。“也许这1188人是对的，”有一个意大利人评论说，“但那12个人挽救了其大学、乃至我们国家的荣誉。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说不，即便这样做毫无益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可以说，你说过不。”十二君子仅仅是大学教授集体的百分之一，在全体意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们事后足以为集体耻感提供一个排遣的通道，虽不至完全脱罪，亦可让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种平衡。如果一个集体找不到可引为代表的英雄，帮他们卸去颈上的重轭，让他们有理由说出：“我们也曾反抗过，”那么这个集体终将不能自如地面对过去。这就是抵抗者的价值，文天祥式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