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大浪淘沙

邓小平晚年曾谈道：“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怎样理解邓小平说的历史上不“成熟”和没有“能力”？

　　年轻人领导年轻的政党

　　毛泽东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五位中央局委员之一(注：另四位为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负责组织工作，还兼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事务。

　　当时中央的文件需委员长和秘书联合签署才能发出。可见，毛泽东在30岁的时候，便干起了党内事实上的“二把手”。可一年后，他便离开了这个岗位，此后便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起起伏伏，屡受排挤和打击。一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才进入核心决策层。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在党内的境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共早期领导层变动不稳的特点。在早期领导层中，除陈独秀作为主要创建人具有特殊地位外，其他领导人的地位是经常变化的，看不出一定之规，常常是一个人上来干一段，如果不行，再换人来干。参与决策的领导层人员变化很大，很不稳定。

　　从年龄结构看，在陈独秀之后主导中央决策的，基本上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主持中央工作时，分别是28岁、29岁。任弼时23岁时入中央政治局，24岁便担任政治局常委。主导中央决策的王明、博古也大体是这个年龄。

　　博古24岁便被推举为党内总负责人。作为革命家，这种年龄在信仰的激发下，敢想敢干，具有充满活力和激情的优势。而作为政治家，却正是经受历练的时候，但他们又显得很自负。

　　博古后来回顾自己担任中央总负责人的心态时说：“在上海中央被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不能领导整个党”。相反，“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不愿听人家批评”，“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

　　共产国际影响力过大

　　中共早期领导的选择，不能不考虑共产国际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由共产国际来主导安排的。

　　共产国际对中共党的领导人的安排，大体说来有三种方式：

　　一是直接插手选举。共产国际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亲自圈定出席六届四中全会的37人名单中，当时身在上海的一些现任中委和候补中委竟然不在其列，反而让王明、博古等15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列席，并规定列席者也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由此为王明、博古上台做了程序上的准备。

　　二是事后认可。遵义会议改变中央决策层结构后，中央不得不先后派出陈云、潘汉年分两路远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以争取认可。潘汉年出发前，博古曾明确对他说：“交权不仅是交印章、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产国际交代，让他们批准张闻天接班。”

　　陈、潘到莫斯科后，王明在刚刚结束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事实上成为共产国际处理中国问题的主要负责人，然后，又由王明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及潘汉年分两路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表达对张闻天代替博古的认可。

　　三是仲裁纠纷。张浩1935年12月回国时，正好碰到张国焘率部在川西北另立“党中央”，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党籍，下令“通缉”他们。在陕北的中央领导层对此分裂行为鞭长莫及，双方陷入僵局。在这种局面下，张浩以共产国际“特使”身份给张国焘发电报说，“共产国际派我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带有密码与共产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共产国际可代转”。

　　这一下就把张国焘给镇住了，他明白，在当时的组织架构下，无论搞什么样的“中央”，都绕不开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尽管内心不情愿，张国焘还是对张浩的电报作了正面回应。在张浩说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后，张国焘才回电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指示”。

这些，都反映出共产国际在中共领导人的选择上拥有的特殊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