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我亲身经历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故事(四)

      自从看到审计报告以后，我的同事们内心愤愤，每天到了办公室就三五成群的议论纷纷，我的办公室由前端的门可罗雀开始变得热闹起来，他们络绎不绝的找我，每天一到吃饭时间就有人请我，他们希望我再次出头，联名到反贪局举报。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已经行动了，因为我要保护自己。我笑着说，“举报是公民的权利，你们谁都可以去，这下该你们男子汉出头了，别来找我”。

   汪院长有了校长和党委书记的支持，愈发肆无忌惮，继续逼迫大家到那所民办学校报岗。同时开始频繁的往广州跑。大校长亲自给大家开会，以高压姿态逼迫大家报岗。我的那些同事，在校长的高压下，虽不情愿，但是很多人开始陆续报岗，到最后就剩我和两位副院长没有报岗，我们用沉默来对抗。

     就这样拉锯僵持了一个多礼拜，大约是五月中旬的一天，反贪局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们马上要开始行动，问我学校纪委是否可靠？我说，纪委书记人很正派，他们要了纪委书记的手机号码后，打电话给纪委书记，说“反贪局接到举报，我们即刻就到学校成教院，请纪委书记给与帮助配合。”纪委书记接到电话时，正在开党委会，纪委书记在会上对所有党委成员说，“反贪局立刻就到成教院，要求学校配合。”纪委书记话一落音，党委书记和校长气急败坏异口同声地说“胡闹”。

  纪委书记带领反贪局办案人员开着警车到了成教院，带走了所有涉及财务的人员和所有账本。反贪局到成教院时，我正在办公室品茶读书，一位同事兴奋的跑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说，“山月姐，反贪局来了，带走了三个会计、出纳和所有账本”。

     反贪局的警车出现在校园又带走了几个人，这件事在学校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校园都轰动了。

     那天中午我们正好接待兰州某校函授站的一位站长，同桌吃饭的有我们两位副院长，我，几位科长和汪院长。平时潇洒张扬的汪院长在饭桌上说话语无伦次，情绪异常焦躁，我们都能感觉到他的手一直在不能控制的颤抖。

校长和党委书记中午都没有回家休息，几乎是十几分钟打一个电话到成教院询问，被带走的人员是否回来？

当天傍晚，校园里到处都有三五成群的人们在议论纷纷，猜测事情的缘由真相。

    我的同事们更是相互之间电话不断，相互交流听到的各种议论。

    到了晚上十点左右，被带走的财务人员都陆续回到了家。

反贪局行动的第三天，汪院长被传唤到反贪局，我们的校长和党委书记陪同去了反贪局。反贪局交待了政策，说“如果你现在交待问题，算是自首，将会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只给纪律处分，从今天以后性质就变了”。汪院长很强硬，说他没有问题，不怕查。 党委书记和校长说，“他们能保证汪院长没有问题，希望反贪局停止调查。”还说，“如果你们反贪局查不出问题，到时可要给我们党委和全校职工一个交待。”他们不仅如此威胁反贪局，后来听反贪局说，我们的党委书记大人，还在汪院长妻子给反贪局写的她丈夫其人如何如何正派正直，又如何如何为了学校的成教事业殚精竭虑的申诉材料上签名作保。

  反贪局如何办案，我无从猜测。自反贪局介入以后，汪院长和党委书记及校长更加紧了逼迫大家的步子。汪院长更加频繁的一次次的往广州跑，后来才知道，他带着学校的公章将一个私下几人合谋诈骗贪污的合同改成了我们学校与他们联合办学的合同。试想想，一个大学的公章，可以由一个二级学院的院长个人私自带到广州随意签订修改合同，是谁授予他的这种权力？又是谁能将公章从管理公章的人员手中拿出来？这种公章管理制度又是何其的漏洞百出和怎样的荒诞不经？ ！而中国的合同都是以公章为法律依据的。写到这里，我不能不遗憾反贪局办案的最初方向有点偏差。我曾经提醒建议过他们，MBA是案情的重点，但是他们说，跨省办案难度很大，需要各方协调。就在他们协调的一个多月中，汪院长频繁的往返于西安和广州，转移窝藏赃款与同伙修改合同，给后来的办案带来很大的难度。就因为这个合同的修改，最后将一个诈骗贪污的泼天大案变成了一桩受贿小案，给学校带来上千万的损失。

      由于反贪局的介入，校长和党委书记以及汪院长更加紧了逼迫大家的步骤。汪院长自恃有校长和党委书记的作保和保护，内心虽然害怕，但是狗急跳墙，更加紧了迫使大家到那所民办学校的步子。记得是六月二十六号那天，汪院长召集全体职工开会，宣布六月二十八号，成教院的所有资产必须搬入那所民办学校，全体人员必须报岗。他的话音刚落，我们的两位副院长和我接连首先开炮发难，接着大家争先恐后的轮流开炮，一个动员会变成了质疑批斗会，剑锋直指汪院长和学校主要领导。汪院长坐在主席台上汗如雨下，疲于应付，最后不得不说，“给我时间，我会将大家的意见反应给校领导。”我说，“要给校领导反映，必须你们三位院长一起去，不能你一人去反映”。自此，逼迫大家到那所民办学校的事情再次搁浅了。过了几天学校放暑假了。八月二号汪院长被反贪局带走双轨了。双轨的意思即：在规定的地方，规定的时间交待问题。这是对于党内处级以上干部的一种办案手段，这种手段很灵活也很严厉，它的灵活和严厉体现在它不受法律的程序和时间约束。由于汪院长死不交待，假话连篇，这一双轨，就双轨到了来年的春节。这里暂且不表，等到后边再说。

     到了新的学期，专升本和高职新生满怀着对未来的期望来到学校报到，可是迎接他们的是那所民办学校脏乱不堪的校舍和混乱的管理。学生们到校一段时间后，才知道上当受骗了。于是，学生们开始不断的找学校交涉要求回到本校，我在那个九点质疑中所预料的后果，开始一一出现。校长在这个时候还不罢手，还逼迫要求我们去民办学校上班，大家拒绝不去，他们就开始逼迫两位副院长，两位副院长就采取软磨硬泡，就是不配合。根据那个卖校协议，九月份成教的业务和资产必须转到那所民办学校。两位副院长就将一些过时的桌椅板凳给他们搬了过去，为了保住成教的业务渠道，他们不得不与那所民办学校的校长虚与委蛇。这样拉锯抗衡了几个月。

  就在这个学期一开学，党委书记退休了，学校的领导班子作了大调整。新上了一位与我同龄的年轻的党委书记。大约是十月底，教育部高教司在收到了我的那篇九点质疑后派人到学校考查，高教司到学校考察时，正值专升本和高职学生在校办公楼前罢课绝食要求回到本校。教育部高教司的派员考察后提出联合办学权属权益不清以及那所民办学校不具备办学条件等等问题，指出此联合办学还需商榷。 新书记借着高教司派员的表态，宣布撤销成教院的机构建制，不再续签新的联合办学协议。这一举，使得办学协议关于成教院的内容自动失效。至此，再也没有人逼迫成教院的职工到那所民办学校报岗了。但是，大家也同时待业了。那段时间对于成教职工实在是一个难熬的岁月。后来，大家陆续在学校其它单位上岗工作。

  2001的九月二十日我给两位副院长留了一张假条到加拿大探亲。

      到了2002年的元月份放寒假前的某一天，汪院长突然从双轨的地方被放回来了。回来期间虽然没有完全的自由，即，必须每天到纪委报到，不容许离开西安。但是他被放回这件事，一时间又成为轰动学校的一大新闻。     

     在汪院长被放回期间，学校里议论纷纷，整个舆论一边倒的说汪院长被冤枉了，有人栽赃陷害等等。校长在有人提到我的名字时，竟然从他的宝座上一下跳起来咬牙切齿地说，“山月，这人太坏，此人唯恐天下不乱，与两位副院长通同一气胡闹台”。汪院长更是上蹿下跳到处诉说自己的冤屈。他得意洋洋的来到还坚守在成教院的同事们的办公室，对大家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你们看我不是回来了吗？”他说这话时的表情就像当年胡汉山说“我胡汉山又回来了”一样嚣张。我的一位副院长听到此话，如果不被人拉住，差点儿上去抡他一个大耳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