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世袭与民主

马悲鸣

一、下院人选的财产资格

　　英国人教给了世界两院制，才有了後世的民主政治。上院、下院这样的名称都是英国的。上院由教俗两界钦定贵族组成，世袭，故都不是选举产生的。下院由各郡从经营农场、手工业、商业之骑士和市民中选出。

　 　詹姆斯一世时代的被选者年收入必须够40先令。200年後的19世纪30年代，入选英国下议员的财产资格为农村年收入10英镑以上的土地所有者（相当于中国的自耕农）和50英镑以上的土地出租者（相当于中国的地主）。市民的被选举资格是年收入10英镑以上之房产主或年交纳10英镑以上房租之房客。

　　民主、 民主，人民所要作的「主」，归根到底是要对自己腰包里的钱作主。

　 　为了共同防务、内部安全和公共设施建设，国家需要花钱。而这钱就来自税收集资。这样一来，纳税多的人就对国家贡献大，自然要求参与作主的权重大。这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完全按所纳税金来决定，则就成了有钱人专政。照此说来，比尔·盖滋和沃尔马特老板就理所当然地当众议院的正副议长。而一旦他们进了议会，就没工夫经营自己的买卖，则他们下一年度所交纳的税金就会下降，就会逐渐失去以所纳税金数进掌议会的资格。而且最会赚钱的人往往兴趣和特长都在赚钱上，对公众事务没兴趣。把他们拘捕进议会不但大违他们的意愿，而且也负不了公共责任。

　　现在的，从巴黎公社以降，到海内外民运所主张的民主无一不排斥财产资格。而其实这是早期民主，证明失败。最典型的例子是古希腊。王丹就曾在哈佛东亚系的阶梯教室大讲要在中国实行希腊式民主。

　　那时为了达到公平，连选举都嫌不公。因为选举可以用金钱和竞选人的才智左右。最公平的民主是抽签。谁抽中，谁就当官。

　 　结果因为穷人多，自然抽中的概率高。而为公共事业服务是不能支薪的，否则付薪的一方有可能用钱来左右被抽中的官员作弊。结果是哪个穷人被抽中，那个穷人只好认倒霉。不但没薪水，而且还要倒赔时间处理公务。那些没抽中的富人也不甘心坐以待毙。于是他们私下贿赂那些抽中的穷官僚主事时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倾 斜。腐败便一发不可收拾。

　　西方是在英雄时代建国，比如雅典的忒修斯和罗马的罗慕洛，然後经历过次英雄时代的立法，比如斯巴达的莱库格斯、雅典的索仑、巴比仑的汉莫拉比和罗马的努马等人，再进入这种抽签式的绝对穷民主。城邦腐败得一塌糊涂，一发不可收拾。苏格拉底最早指出民主的弊端。

　　抽签式的绝对公平的穷民主导致城邦的衰亡，最後进入诸侯国王的世袭制，才算达到了社会的初步稳定。

　　穷人交纳的税金少，贡献不如有钱人多。在福利国家最穷的人还要消耗别人纳税的救济。没有钱，自然便无所谓对自己的钱作主。

　　零财产资格的民主自不可取，完全以纳税金额为资格的民主也不可取，故只有限制财产资格的办法最可取。英国下院就是这样。

　　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

　　参与社会公务的决策者不能没有恒心，更不能“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实验已经给出了显著的负面结果。故要慎防无恒心者参与社会公务，财产资格限制（当然不能太高）是其关键。

二、下院掌财权

　　既然下院人选来自限定财产资格的民选，自然代表民意，为人民的钱包作主。而掏人民钱包的正是政府作主的公共项目；比如共同防务费、社会治安保护费、公共设施建设费以及国王或政府官员与议员的薪金等。

　　为了防止政府浪费公帑，滥花老百姓的钱，自然批准国家用钱的权力应该在下院。国王想花钱，下院不批，国王也没办法。

　　当年如果中国实行了这种下院掌财权的制度，就可以投票否决慈禧太后拨款修颐和园的要求。不过那样一来，我们今天也就没有一座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园供老百姓游览了（封建专制并非全无是处。大清完了，颐和园却留下了）。

　　当年詹姆斯等英国国王就是因花钱的要求屡屡遭到下院否决而下令解散下院，重新再选。可虽然下院的人员重选了，但下院批钱的规矩没变。国王花钱仍然要遭下院掣肘，最後导致国王的行政权力被剥夺而给了内阁，才有今日保全了身家性命的王室和唐宁街十号的实际行政机构的确立。

　　美国没有贵族，故没有世袭的贵族上院。美国的上院是参院的百人院，由每个州出两名议员组成。因为美国是各州联邦的合众国，自然每个州的权力相等，否则人家就退出了。所以小如夏威夷，大如加里福尼亚，都是平等的两票。

　　人有观听能力，或者叫注意力的限制，人太多是没法要求所有人都集中精神开会的。百人会议就是所能召开的最大规模的集中会议了。为了保证联邦制，也即各州权力平等，自然主要的立法权在参院。

　　美国的下院是众议院，按每五十万人口一人选出，也曾有严格财产资格限制。众院人口数五百。

　　五百人院因人口太多，没法开会。实际上是分成许多专题委员会，比如人权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等各自开会的。但批钱的权力仍在下院。最近传媒常报导众院又批给小布什总统多少亿美元去打别的国家了。

　 　顺便说一句，所谓开会的能与不能，是指参与会议者，除了主席主持以维持秩序外，所有人都有时间相同的平等发言权。如果人太多，则发言的人太多，每个人所要听取的意见也就太多，无法记清楚。比如百人院开会，每个人最多只需要记住九十九个其他人的意见。而五百人院开会，每个人就必须记住四百九十九个其他人的 意见。

　　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三千人院，故只能是少数几个人在台上讲，绝大部分人在下面听，不做橡皮图章也难。


三、英国上院世袭制的结束

　　因为贵族的绅士风度最足，故英国贵族院，也即上院，处于下院和国王之间，起到平衡双方的作用，是维持英国社会和谐安定的枢纽。如果下院通过了过分有利于人民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包括国王利益）的表决（比如不合理地减税），则上院有权否决下院的决议。

　　1999年10月26日英国议会上院以221票赞成、8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三读通过，批准了政府提出的，由下院通过的，提交上院批准的取消上院议员世袭制的法案。存在了近八百年的英国上院议员世袭制走向终结。一个时代结束了。

　 　这场被称作“历史性集体政治自杀”的表决过程不可能风平浪静。投票前，在上院的哥特式大厅内，坐在红色皮椅和蹲在过道上的贵族议员们进行了激烈争吵和辩论。在投票中，有些议员极度不满，其中伯福德伯爵（圣奥尔斯本14世公爵的儿子）竟大叫着“叛逆”，企图冲到大厅中央英国上院历代议长的红色宝座──“羊 毛袋”上，结果被押解出会场。

　　尽管不少贵族拒绝这种改革，但如果这个「政治自杀」法案未能在上院通过的话，首相布莱尔仍可于11月17日议会复会时在工党占多数的下院通过这项法案。而根据英国法律，上院不得两次否决下院通过的同一法案。正所谓“无可奈何花落去”。

　 　不过也有一些贵族不那么悲观。因为他们失去的仅仅是议员的资格，而不是头衔和地产。昂斯洛七世伯爵迈克尔·威廉对于他将要失去他的家族自17世纪以来就享有的议员席位一事“很想得开”。他说：“这未必不是件好事。当我想到将来我的儿子要在我现在打瞌睡的议席上继续打瞌睡时，我真不知是到了天堂还是地狱。但是，改革还是要根据我国宪政发展的历史进行，而不要操之过急。”这正是标准的绅士风度。

　　英国上院的贵族世袭制是到了几乎全民贵族化，几乎所有选民都有了足够的绅士风度之後数十年，才算正式结束了历史使命。

　　近八百年来英国政治的风风雨雨，比法国早百年的国王被杀和比拿破仑专制早百年的克仑威尔专制，最终走到今天这种举世第一文明的国度。尤其四百年来，贵族世袭的上议院在英国起到了极大的社会矛盾缓冲装置的作用，功不可没！

　　上院贵族世袭制保证了英国四百年安定团结的社会和谐。


四、中国民主的失败

　　中国搞不成民主是因为康梁、谭嗣同等人冒险轻进的结果。英国贵族院是在折冲樽俎。中国的新贵却密谋刺杀养大皇帝并卷帘归政的圣母皇太后，陷圣上于不孝，还美其名曰「保皇」。

　 　当年戊戌变法时，应该先设上院，由世袭罔替的王公大臣出任。再开下院，设财产资格限制，从布衣中选出，并硬性规定，下院决议必须有上院复议才能生效。两院人数严格限定。表决结果一票一票地严格计数。初期下院得容忍上院的否决。待老王公大臣们死完之後，再从他们世袭罔替的儿孙手里一点一点地严格走计票程序来减弱贵族院的权力。比如从上院不能五次否决下院的同一个决议，到四次、三次，直到上院不能两次否决下院的同一个决议等。

　　可惜当年的康粱、谭嗣同等只知道用恐怖主义谋逆，中国安能有民主？真是千刀当剐嗣同肉！

　　中国的贵族已经被历次革命革掉了。最後一代贵族，中共高干及其子女也被文革给革掉了。革命太多的结果就是无法找到经过几代贵族养尊处优的安逸生活养育起来的宠辱不惊，愿赌服输的绅士风度。举国上下都是你死我活的亡命之徒。这种民风如何民主？

　　造反派郑义就在八九六四时企图用号召全民挤兑银行的办法搞垮全国金融，唯恐天下不乱。而如果由郑义这种人当了议员，肯定能通过全面废除税收的决议而致政府无钱运转，导致天下大乱。

　　民主的花样经多着呢。中国的民运只知道“人民作主”四个字。

　　中国搞不成民主就在于此！

　　刘晓波看到香港的繁荣提出了中国应该搞“三百年殖民地”。可香港一个半世纪殖民地的结果只是繁荣，并非民主。（1997-1840=157）

　　只有国王与上院世袭的香港宗主国大不列颠真搞成了民主。故中国应该搞四百年世袭。

　　元始2006年7月15日，满山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