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三——

《十年文革大事记》

周良霄  顾菊英  编著

总序

这一部总名为《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的书包括：之一《十年文革前期(1965·11—1969·4)系年录》、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和之三《十年文革大事记》三种互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书。《系年录》是逐日记事，因事而详系有关原始材料和参考资料。但由于1969年4月九大闭幕以后，斗争已主要在中央高层进行，地方的混斗也纯粹流为争夺本地权力的派仗，特别是群众组织的出版物与传单皆被取缔，所以无法再采日录的形式逐日详细提供史实，只能以附录形式编写成1969年5月至1976年10月6日的《大事记》‚以足全书。《系年录》与《传信录》两种书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流传在社会上的原始资料的结集。我们的目的就是抢救和保存这些已濒于灭绝的原始资料，为后世的文革研究提供当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史料。鉴于这两书都是厚重的原始资料集，一般的读者很难、也没有必要直接利用它们；而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致进程又要求有所了解，所以，我们节取了《系年录》的纪事部分‚加上1969年5月至1976年10月6日的简要纪事，编成为一个节本《十年文革大事记》，以便广大读者阅览。同时，我们也把《系年录》和《传信录》两本资料集作成光盘，随《大事记》发行，以利有需要的读者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深信，研究文革，虽然在今天仍处文网厉禁，但在不远的将来，肯定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工作能对后来者有所帮助。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的工作，遗漏、错误的地方定会很多，我们期待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序

浅论所谓“文化大革命”

(一)

            1976年春间，所谓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即将结束的末期，行将就木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一次召集他的几个亲信们谈话时，不无伤感的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然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非常明确，是把他耄年亲手发动和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作他平生可以自诩的两大业绩之一来自吹的。但是，很遗憾，这已是来不及完成了。事实上，这时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早已败像全呈。毛泽东为了应付这个败局，也显然久已捉襟见肘，焦头烂额。不过在他的人生信条里，他是认定自己永不会有错，也永不言败的。尽管如此，在谈到文化大革命这根接力棒时，他还是无可奈何的承认了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充满掩饰不住的悲凉。这种失败情愫的流露，仿佛就是他厚望所寄的四人帮即将覆没的一席忏言。

            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从堂皇的明面上讲，是毛泽东所设想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步骤。它首先在文化学术领域中引发，进而发展为荒唐惨剧，狠整全国各级领导干部，搅成全国大乱，并大举进行夺权，完成他个人绝对的专制独裁统治，希图把国家推向他长期刻意追求的、幻想加狂想的毛式共产主义。据说：为了建成这个毛式共产主义天国，在作为过渡的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样的运动，今后每七、八年便要进行一次。这次文化大革命便是这一系列革命运动的开端，而打击的目标，集中锁定为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的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是在1959年退出政权的第一线，而让党内长期排第二位的刘少奇全面主持党务和国务工作的。应该说，一个专制自为的独裁者，不容异己，剪灭功臣，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特别是臣下功高震主的情况下，诛戮就是雄猜之主解除这一矛盾的必然手段。1949年以来，毛泽东所进行的一系列整功臣、排盟友的事例，都是这一故伎的重演。其中最恶劣的便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凭借个人的专制淫威，横蛮的制造了彭德怀冤案。彭德怀对毛所推行的极左暴政所造成的全民饥饿，仗义上万言书，情理俱切，而且言词婉转。即使这样，也遭到毛的横加打击。原因也是功高的彭，敢于直谏，早已被毛认为生有反骨，在他死后必然生事(见黄克诚《自述》)，所以，不择手段，必欲把他剪除而后已。刘少奇从1943年延安整风以来，就是毛的主要助手，长期来稳居毛之后党内第二把手的地位。毛、刘之间相互的关系基本上是融洽的，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矛盾。譬如：建国之后中国究竟如何发展？双方已暴露出某种程度上原则性的分歧。刘主张的是巩固新民主主义；而毛则正迫不及待地要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与之相应的，两人之间在认识上也存在左、右不同的倾向。不过，总的来看，在整个五十年代以毛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大跃进中，刘虽然也偶有差歧，但基本态度是紧跟配合，矛盾还并不明显。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毛泽东疯狂推行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十五年内超英赶美，领先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和人民公社这所谓的三面红旗的粗暴折腾下，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上商品匮乏，满目萧条，城市人民，饥馑交加。在广大农村，大办人民公社和集体食堂，广大农民在共产风、浮夸风与强迫命令风的作践下，荡尽了仅存的家底，甚至于砸锅毁灶。城乡人民陷入于全国范围的大灾难，饿死的人将近四千万。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共产党当局不得不暂时从狂暴的幻想退回到现实中来。停办了人民公社，解散了公共食堂，让农民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休养生息。在干部中，也放松了绷得很紧的阶级斗争这根弦，让大家“白天出气(发泄怨气)，晚上看戏。”公开保证三不(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扣帽子)，以缓和社会气氛。在公开场合里，当局一直把这个灾祸归之于苏联的逼债所造成。但是始作俑者的毛泽东，究竟不能不觉得理亏心虚，难辞其咎，而被迫在冠冕的外衣下，实行他久已申明的退居二线的许诺，让刘少奇顶上第一线来。在刘少奇、邓小平稳重、务实的调护下，予民休息。三年困难时期总算熬过来了。老百姓心里究竟是明白的，谎言并不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人们在经历了几年切肤之痛后，自然有了客观的比较和新的认识：“毛主席也是人，人没有不犯错误的。”“少奇同志稳健，少奇同志成熟了。”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是刘少奇政治生涯中光彩的高峰。由于力挽“三年困难”之局已显见成效，他受到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的赞许。在一片赞扬声中，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显然失态了。他明白承认造成困难的原因，七分出于人祸，三分才是天灾。大跃进是冒进了，人民公社是办早了。这无异当众掴了毛泽东一记响亮的耳光。毛当时也极不情愿地作了检查，表示要承担责任，要大家批评。在这个会上，“毛像一个热情过份的愚笨之人，被推在一旁；他在1958年打倒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现在又恢复了名誉。流传于干部当中的笑话之一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迪克·威尔逊《毛泽东》)。

            作为一个自命独家拥有马克思主义真理，一贯正确，习惯于听受颂圣谀辞的独裁者，现在却遭到了自己的副手和许多属下的埋怨和批评。毛泽东的愤慨之情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这腔怒火在以后的反攻倒算中才情不自禁的显露出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其中提到“1962年的右倾”，指的就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江青在一次讲话中更是恨恨连声地诉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出了这口气。”(廖盖隆《关于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生性睚眦必报的毛泽东，下定决心要搞掉刘少奇，大概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与绝大多数对所谓三面红旗持消极或不满的人不同，有一个人却挺身出来维护毛泽东动摇了的权威。他完全不顾事实，硬说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不是毛主席的错误，恰恰相反，是人们不遵奉毛泽东思想，脱离了毛的革命路线，没有按毛的指示办事所造成的。这个人就是已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的林彪。林彪的发言大得毛泽东的激赏。这从他后来与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流露出来。毛问罗：这样的讲话你能讲得出来吗？他还特别教训罗：“今后应该好好向林彪同志学习。”

            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就精心策划了大举反攻，推倒刘少奇，以达到重返政权第一线的战略。这年八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申明，他原在《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所写的一段按语，说在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了，要更正。在随之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又耸人听闻的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这以后，他一步进一步地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像一个被激昏的臆症患者，对刘少奇、邓小平所主持的中央政府部门和一些负责干部，一再进行严厉而且带着恶谑的批评和指责。他明确警告，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这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现在共产党的天下，三分之一已沦入敌人之手；在文化教育领域，至少有一半，甚至全部不在我们手中。中国正面临改变颜色的危险。他多次煽动性的对一些地方的军政大员提问：北京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明确指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事后想起来，谁够得上称作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不明显指着刘少奇的鼻子在骂吗？但是，当时候，好心的中国人，包括老于阅历的刘少奇，恐怕都没有往这方面想。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毛泽东天生是一个偏激而颇具超前意识的思想家、理论家，他的想法和行事多是出人意表；言词也习惯于追求深刻、生动、幽默，流于刻薄和不着边际。在人们中流行这样一种看法，让毛主席去发挥他思想家的专长，搞理论研究去吧！具体工作让刘、邓来抓，是各得其所。

            与毛泽东大煽阶级斗争恶风的同时，林彪心有灵犀，投毛之所好，在他所掌握的解放军系统里，大搞突出政治的宣传。所谓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早从1960年开始，林彪就在部队系统大张旗鼓地宣扬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此举大得毛的欢心，故倍加赞许。62年以后形势的发展，林彪心领神会，更加卖命地大吹特吹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神话，为恢复和张大对毛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大唱颂歌。就在毛泽东神经质的阶级斗争警告和林彪礼佛式的个人迷信双重奏的震耳声中，毛正式开始了他精心策划的倒刘斗争的第一回合。

            突破口选择在由刘少奇的嫡系彭真所控制下的、被毛泽东指责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北京市。彭真就是1962年大会上拥刘批毛的主要人物。初战的目标锁定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吴晗实际上只是彭真权力集团的一个边缘人物，而且主要是以民主党派负责人的身份出现。他是著名的明史学家，解放前任教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他利用写明太祖朱元璋这个流氓出身，通过农民起义建成明朝的开国皇帝，以影射蒋介石，极尽讽刺、谩骂之能事，颇有影响。解放以后，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同时是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1956年加入共产党。毛泽东对吴晗曾是礼重有加。吴晗自认为解放前借朱元璋骂蒋介石，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损害了农民起义领袖。于是，一反旧调，写成了《朱元璋》一书，大唱颂歌。明眼人自然看得出他的寄意所在。对历史上的一个流氓开国皇帝，先是刺，现在是捧，指桑骂那个槐，又指桑捧这个槐，让人读起来总不免有些过份和滑稽。据说，《朱元璋》一书刚印出来，江青就索走了样本，这本书也就躺在库房里不得面世。几年之后，才作为内部发行处理。京剧《海瑞罢官》也是吴晗奉命之作。它是配合毛泽东鼓励和表扬臣下敢于向皇帝直言进谏的号召而写成的。剧本演出后，毛还曾接见过饰海瑞的著名演员马连良，称赞他演了一部好戏。但是当政治形势另有需要时，毛就出手反复、颠倒黑白，把这当作靶子来攻击。这种作法在毛的政治纵横捭阖中是习以为常的事，长期与他亲近的人都指出过这一点。

            江青秘密组织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至少是在1963年初。她在北京想找几名枪手，均遭拒绝。于是她只好去了上海，通过柯庆施找到了姚文元、张春桥秘密炮制。文章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的。1966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文章的基调表面上是指责《海》剧是图借历史故事为1959年社会上所流行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张目，但实际上毛泽东这时仍把剧本的所谓“要害”隐而不宣。暂时不把底牌亮出来，显然是毛在火力侦察中投石问路的手法。

            在投石问路的前后，毛泽东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上和军事上的准备。66年9月，把长期幽禁在北京西郊的彭德怀出放西南，名义是让他担任三线(在内地进行备战设施)的副总指挥。彭德怀临行前，毛还亲自接见了他，让他把两人之间的是非放在一边，说：也许你是对的，让历史去作结论吧！我一直未忘记你。彭德怀因此大为感动。毛泽东的这番表演绝不能认为是真诚的。就在毛说这番话的同时，批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已基本完成。文章的“要害”，据后来毛泽东所亲自点明的，便是“罢官”，罢彭德怀国防部长的官，是为彭德怀被罢官鸣冤翻案的。这就充分说明毛泽东的这套虚伪的做作只是为了麻痹与欺骗对手的手法。与此同时，与彭同案的黄克诚也出放山西。这都是为扫清突击前进方向上的障碍。接着，11月，罢黜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把中央的机要与保卫的权力交给自己的亲信汪东兴掌管。12月，又以突然袭击的手法，罢黜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由杨成武代长，把枪杆子更牢固地控制了起来。同时又调动大批军队，加强北京的卫戍。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国内知识界普遍是惊疑和愤慨。北京的报纸，根据彭真的指示，不予转载。甚至在上海方面根据毛泽东的指令印成单行本广向全国发行时，北京方面也拒不执行。这种公然的抗拒与冷落，无疑使毛泽东十分恼怒。在后来的追究中，彭真否认他对姚文的背景有所了解，不是有意抗拒。这，老于政治的彭真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解释是：当时他确信有所恃而无恐。首先：《文汇报》只是一张地方性的报纸，对地方报纸上所发表的文章，中央和北京市的报纸完全有权选择转载与否。第二：对吴晗这样高层民主党派领导人，又是北京市副市长，没有中央正式的决定并对北京市委通知，擅自进行公开批判，是党的组织纪律所不容的。第三：在中央一线的领导中，一开始根本没有人把吴晗一个剧本的问题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件。邓小平对此就曾不无谑意的说：“等教授(指吴晗)罢官了，咱们好打桥牌。”他们当时仍不过是把这类批判当成毛习以为常的偏执过左的挑剔而已。彭真在批吴这个问题上是硬顶、死保。即使在毛泽东一再亲自亮明底牌，明指吴晗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时，彭真仍是坚称吴晗政治上没有问题，与彭德怀也没有私人交往。他近乎固执的坚持，对吴的批判只应该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进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种作法明显的构成对毛泽东权威的公然挑战，充分证实了毛所痛忌的在他退居二线后，大权旁落，自己已成为被人们当作泥塑木雕的傀儡的心病。因此更坚定了他一举摧毁彭真所把持的“独立王国”，从而直指刘少奇的“修正主义中央”的决心。

            早在1965年7月时，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以彭真为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展学术批判。五人小组面对批判吴晗问题，拟成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文件，由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讨论通过，呈交在南方的毛泽东，并得到了他的批准。而就在这时，毛却派自己的老婆江青找林彪，让林彪以自己的名义邀请，由江青主持，组织部队的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写成一个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军委的名义签发。江青的《纪要》与五人小组的《提纲》(《二月提纲》)无论在基本观点、对形势的估计与作法上，都是截然对立的。《提纲》是经过在京的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代表了党的决策；而《纪要》则是由毛泽东唆使林彪以委托的名义，由江青炮制，毛泽东修改，再以军委名义出笼。这就在全国人民面前首次暴露了中央一线与毛泽东个人的对立和矛盾。同时也惹人注目的把江青这个原本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分量的女人推上了中国政治的前台。在这之前，大家只知道江青即蓝苹，不过是三十年代上海滩上的三流演员。因为作了毛泽东的妻子，才受到中国人习俗相沿的尊敬。实则官阶不过是十一级，除了挂名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之外，在外廷的官职也只是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的副处长。当然，实际上她还有一个令人怵目的职务，就是一直充当毛泽东的私人耳目，用江青的话说，就是作主席的哨兵。在退居第二线后的毛泽东，身感孤立和冷落，为了策划阴谋倒刘，便只有利用这个私人的哨兵直接上阵，充当打手，最先便是在江青这个末流演员可以沾边的文艺界张旗擂鼓。但由于她本身缺乏必要的资本，毛泽东就让她求助于自己的战友林彪。有了《纪要》作资本，江青便俨然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和代表毛泽东在政坛冲杀的先锋。

            在经过一阵报章上迷团式的牵强、罗织之后，批判的矛头很快从吴晗及于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而上及于彭真所控制的北京市“独立王国”和陆定一所掌握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阎王殿”。1966年5月4--26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倒台。毛泽东在南方遥控会议，会上，张春桥报告了姚文元文章发表前后彭真为包庇吴晗所进行的对抗活动；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有关批判彭真的指示。会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撤销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通过了恶名昭著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号召：

            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的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是一纸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檄文，它和稍后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从荒唐和极左的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理论出发，要发动全国人民打击和清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领域的“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和各种学术领域的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席宣、金春明两先生所著《文化大革命简史》就曾正确的指出：“走资派是一个混淆敌我的非科学概念”，是一个在内涵上“任意性很大”，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谁也没有能够具体讲清楚”的黑帽子。“因此，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以至企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曾经被打成了‘走资派’，或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第363页)任何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所有不满意的言行，都可以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利用大字报揭露攻击，召开大小会议批判，而且一旦被揪斗，立刻就靠边站。是是非非，都不容分辩。因为，据说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他们只有等到运动后期再甄别定案。其结果是凡是领导干部，即所谓当权派，都是打倒了再说。美其名是接受群众运动的考验和锻炼。不少干部就是在挨受揪斗的残酷折磨下，等不到甄别定案，早已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沦为不明不白的冤鬼。在运动的大批大揭、深挖深肃中，除当权派之外，又有数不尽的“黑帮”、“黑线”、“集团”、“爪牙”等匪夷所思的株连、罗织，受到牵连的人更是无法统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真正以所谓走资派定性的人，几乎找不出多少来。而且既然所有的当权派都被打成了走资派，法不责众，这个在运动初期大得可怕的帽子，到此时，也已构不成什么了不起的罪名了。

            至于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更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提法。学术是一个科学问题，在科学领域里，只有真理和谬误之分。而且它们又都是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与认识水平相关连的。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谬误往往是真理的先导。而真理也不可避免的总是具有相对的性质。把一些有成就的学者们斥为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明显的是对学术的玷污和亵渎，正好表明了毛式文化革命是一种用政治来灭绝科学的文化专制主义暴政。其实，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度里，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国人，对什么是学术？什么是学术权威？谁当得起学术权威？恐怕都并不清楚。我认识一个青年中学教师，教英语，就教在一个县城的中学里。文化大革命中就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学生们揪斗，连头发、眉毛都被剃光。理由很简单：桌头有一本厚厚的英汉字典。能读这么厚书的人，还不是学术权威？再说，英语是英帝国主义的洋文，怎么能不反动？

            彭真倒台、北京市委改组，中宣部受到颠覆性的冲击，顿时激起了北京市机关、各文化团体，特别是大、中学校学生，蜂起对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和中宣部阎王殿揭发、批判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各个单位都出现了一批勇于率先起来向本单位领导造反的造反派。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职员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质责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的大字报。这张原是康生导演的大字报立即由他送给了在南方的毛泽东。毛大为称赏，责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当晚便向全国广播。于是，火乘风势，风助火威。在全国也就轰然爆发了揭批和揪斗本单位领导的高潮。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煽动下，造反成了燃遍神州大陆的野火。恶名昭著的红卫兵组织也首先在北京的中学生中出现。

            迅速蔓延的造反派队伍中，主要是年轻、单纯、轻信而容易冲动乃至于盲动的学生。其中自认为出身优越、即所谓红五类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子弟。特别是一批高级干部的子弟，他们自恃根正苗红，认为天生的最富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感情，最听毛主席的话。他们是一批被毛泽东阶级斗争仇恨煽动起的造反派先锋。在机关干部中，情况就比较复杂。有生性冲动的勇敢分子，有存投机心理，希图因利乘便谋取好处的冒险分子。也有过去受到打击和压制的受害者，起来图谋报复。对于这些受过打压的人，无论如何还是值得同情的。还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人，他们代表的是那些始终存在于共产党专制统治下，代表反独裁、争民主的这股伏流的佼佼者。这股伏流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是始终存在的。在1957年的反右中，这股伏流遭到致命的打击。但是，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在文革中，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造反有理”，他们起而争斗，也是情理中的事。但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始终是由毛泽东一手操纵和利用的工具，因此，所有这些人都毫无例外最终成为运动的牺牲品。造反派，包括年轻的红卫兵在内，都不过是毛泽东在政争中按照毛的节拍，肆行恶作剧的小卒子。他们都是以闹剧登场而以悲剧下场的。

            有人造反，自然也就有人保皇。当时被造反派斥为老保的保守群众，基本上是那些在原单位领导下受过惠的人，包括下属的大小部门负责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业务骨干、劳动模范之类。一般习惯于循规蹈矩、胆小怕事的群众，也都宁愿追随保守派之后；或者犹豫观望，暂时徘徊在中间偏右的立场。保守派以维护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自居，指责谁造反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右派翻天。在他们的心目中，反击造反派就将是57年反右派斗争的重演，都想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得更左、更积极，以图邀厚赏。因此，造反和保皇两派一开始就处在尖锐的对立中。从大字报互骂、口舌相争到拳脚并用，时有发生。相比之下，保守派不但在人数上占压倒多数，而且把持着单位的物资财用大权。造反派则处于被压制被围剿的地位。

            为了控制这些造反派滋事，领导被揪而陷于瘫痪和混乱的单位，在京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急忙作出决定，派出工作组，以图掌握和稳定局势。省、部的领导，也都奉命或者闻风，秉照这种精神派出了工作组。工作组的任务就是代行原单位党政大权，组织群众，清剿造反者。在北京的中学中，还把教员集中起来，进行审查、整肃。对学生，则以反干扰、“抓游鱼”为名，清查右派分子和小反革命，并声言顺藤摸瓜，揪出支使的黑后台。刘、邓的作为正就是要重复57年反右派斗争的旧套。他们以为现在是造反派乘机构乱，是对文化革命的干扰，必须先扫除干扰，以保证运动的正常开展。一时间反干扰、抓右派的风头大盛。这时的毛泽东，却一直拒绝刘、邓要他回京主持工作的请求，逗留在南方隔岸观火，伺隙出击。对刘、邓派工作组的决定，不作任何明确正式的表态。直到7月17日夜，正当工作组反干扰斗争火热的当儿，突然回到北京。

            对一些因问题严重而失去控制的单位，由上级派出工作组，接管领导权，进行整治，这是共产党惯用而且久已证明有效的传统工作方式。在5月间，任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就是一椿近例。因此，从刘、邓到各级领导干部，对这种作法，都认为事所当然，奉行惟谨。毛一回到北京，托故不听刘少奇登门汇报，却派江青、陈伯达、康生频频去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对那里的造反派表示慰问和支持。接着就明确表态：工作组压制了群众的革命运动，甚至指责工作组干尽坏事，必须统统驱逐之。7月26日，在由毛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乾纲独断，宣布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各机关、各学校的形势陡然一变。受压制和打击的造反者有了毛泽东的支持，群起驱赶工作组。从整群众这一点上讲，工作组确是遵从共产党的传统手法，重复57年反右派的老套，作践起来闹事的小民的。据统计：在北京的二十四所高等学校里，有10211名学生被打成右派，2591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中学和机关的情况也大略相同。工作组还整了一大批人的黑材料，准备将来进一步算帐。从这方面讲，工作组确是没干好事。在它被造反派驱走，被迫离开那些单位时，他们又一手撮成那里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领导小组，把持运动的领导权，继续对造反派群众进行压制与打击。

有所恃的造反派群众现在更是无所恐惧了。他们已经明确的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他们组成了自己的战斗组织，包括所谓红卫兵。保守派也依样组织起来，两相对抗。一时间，每一个单位内大小战斗组织勃起，大的千百人、甚至万数，小的仅一、二人。各拥旗号，与观点相近的组织结成同盟，社会上开始出现了有组织的对抗。为了追究派工作组前来的领导机关的责任，同时追缴被工作组所带走的 “黑材料”，造反派攻击的矛头，已不再限于原单位的所谓走资派，而是逐级上追，集中到省、部的大当权派。同系统内的造反派也因此联合了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兵团”、“纵队”，向所在的省委、部领导冲击。保守派也通过串连，组成了自己的联合大军。到处都是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这样，派仗就成了弥漫全国的无尽闹剧。被造反派追索的省部领导大员，成天东躲西藏，已无法正常工作，甚至被劫持、绑架、扣压。有的省领导，只好仓皇前往军区机关躲避。但造反派仍是穷追不舍，开始围困和冲击军区，往往酿成造反派与军队间的冲突。开枪杀人的事，遂有发生。

            屈于毛泽东的专制淫威，刘少奇、邓小平，还包括那些同意或支持派出工作组的中央领导人员，都被迫接受毛泽东的决定，无可奈何的作出检讨。他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错，只好承认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几乎所有全国各级领导干部，都是派工作组的积极支持者和奉行者。在他们的后面，还有被派的人数可观的工作组成员以及支持他们的庞大保守派群众。他们不服、不满、懊丧，乃至消极对抗，这是很自然的。

            针对这一情况，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京召开。会上，毛泽东只是使出全身解数，逐个拉拢说服，才勉强凑足了过半票数，批准了撤除工作组的决定。会上，他还亲自写成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指名的对刘少奇进行指责，硬把派工作组说成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并把它与1962年的右倾相联系起来。善良的中国人民，从姚文元文章发表起，随之是彭真、陆定一倒台，造反的风浪迭起，大家都感到山雨欲来，而怀着极大的疑惧与不安。他们都在问：毛主席到底又要干什么了？现在，总算图穷匕首见，原来真正的目标是党内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这个会上把刘少奇的党内排名，从老二降到了第八。名义上虽然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除了闭门思过之外，已完全从权力中心排除。邓小平也同样被剥夺了全部权力。另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林彪则代之兴起，以唯一的副主席排名在毛泽东之后。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作为指导整个运动的方针。

这时，在全国范围内，红卫兵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红色恐怖笼罩全国。毛泽东犹以为未足，异想天开地提倡大串连和亲自接见和检阅来煽风助长。造反派，其中尤其是学校的红卫兵践踏人权、草菅人命，达到闻所未闻的野蛮程度。北京师范大学的国学专家、老教授刘盼遂就是被活活打死。著名的杰出作家老舍便是不堪凌辱愤而投湖自溺。这一类的冤魂究竟有多少？简直无法统计。因肆意抄家而给无辜的人们所带来的破坏和损失，超过明火执仗的强盗的洗劫。民族文化、历史遗存受到惊人的毁坏，甚至殃及到明十三陵发掘出来的明万历皇帝的朽骨；连马戏团训练的狗、马都不得幸免。这时期，北京中学的红卫兵们也开始分化，一些高干家庭出身的人，因运动已冲及他们的父兄而开始转入于不满和反对，发展为 “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分子。有的研究者吹捧他们是最早起来反对中央文革极左路线的先锋。其实，他们这样作，完全是因为运动触及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的劣迹、他们在对待所谓阶级敌人和黑五类子弟中一贯的法西斯暴行是永远也无法洗刷的。

            10月初，毛泽东正式把派工作组问题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罪名。毛泽东悍然发动文化大革命，要夺回失去的中央一线的权力，打倒刘少奇，这是决定无疑的。预先准备好的帽子便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运动刚开始，就横生了一个新的枝节，即派工作组的问题。抓住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轻率地以此为寻衅的由头，扣上一个镇压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理由是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这种民粹主义的理论当然站不住脚，且既不符合共产党一贯的传统，也违反后来毛本人在文革中大派军、工宣队的事实。可见它(派工作组罪名)的强辞夺理是彰明昭著、路人皆识的。用这样一个荒唐的罪名来打击别人，当然会引起除少数造反派群众之外的广大人民，上自刘、邓和执行过这一政策的领导干部，下至为数众多的保守派群众的不服和不满。为了使他们胁服，毛泽东悍然给这大群人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帽子。然而帽子越大，就越使被戴这顶帽子的人不服和愤慨。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是犯了鲁莽灭裂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大错误，把浩浩荡荡的各级执行者与保守派群众赶到了刘、邓这一边。这就同时也给毛泽东本人造成了一个可怕的映像，即：愿意跟刘少奇的人远比跟自己的人多得多，并证明了他近年来担心的修正主义在中国已经发展，这个江山改变颜色的危险已迫在眉睫的估计是真实和正确的。因而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刘少奇之流，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及时的。这就更促使毛泽东决心把这场运动，突破它原只在文化领域进行的框子，肆意在全国各个领域中广泛无所限制地开展起来。10月5日，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按地方的办法进行；同时撤销了早先由总政发布的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开始了一个在全国“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共产党全国各级党委全部瘫痪。12月15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即《工业十条》正式向全国下达。从此运动更广泛推及于全国所有工矿企业、农村生产大队，以及除野战部队外解放军各机关院校。全国上下都卷到无休止的揪斗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和难辩是非的派仗，以及在农村变本加厉的阶级仇杀的疯潮中来。

            与此同时，批刘也明显升级。12月18日，张春桥神秘的在中南海西门单独约见了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子蒯大富，告诉他：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王力《反思录》证实：“大约在二十七日以前，毛主席讲了话，说现在看来，对刘少奇问题不能象过去那样内外有别了，现在不公开批判不行了。要公开批判。”一个名为“王光美专案组”，实际就是刘少奇专案组也悄悄的成立。从此，打倒刘少奇的鼓噪声响彻北京街头。从早先劝阻和制止公开贴出刘少奇的大字报到唆使和鼓励公开申明打倒刘少奇，说明运动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3岁生日。在一个小型宴会上，他向中央文革成员举杯祝酒，说：“祝开展全国全面内战。”接着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充分肯定了上海的造反派对《解放日报》、《文汇报》的夺权行动，说：“这个方向是好的。”要展开“全面内战”、要“夺权”，表明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要彻底打倒刘少奇，除发动造反派，公开的、大规模的把刘少奇批倒、批臭之外，还必须通过内战的形式，夺取各个部门和地方的领导权。认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斗争”，“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毛还指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转引自《红旗》1967年第2期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在“一月革命”、即上海市夺权的影响下，全国上下，各级机关中的夺权闹剧就紧锣密鼓地表演开来。继上海之后，山西、贵州、黑龙江相继比较顺利的完成了夺权，但这些都是有内线由中央文革牵制完成的；这几个地区夺权虽然完成了，但是保守一派的反对势力仍然十分强大，派斗从来没有停息。至于四省市之外的省、部和地区，夺权则在两派、甚至几派中轮番上演，为所属部门的大印、物资和办公室房间，大打出手，没完没了。弄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

            夺权这一举措完全又是毛泽东鲁莽灭裂、主观轻率，任意荒唐的自杀性决定。后来，毛也不能不承认：“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文化大革命所犯的两个错误。它把全国的党政机关负责干部当成自己的敌人，加以打击。他不当一回事的估计，全国的夺权在约两个月内完成。至于这种夺权内容是什么？是夺机关的党、政、财、文全部大权？还只是文化大革命领导权？对业务是监督，还是也要一并夺过？谁都不清楚。所有的政权单位一律大夺特夺，不管是否是走资派或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分子，也都采取先夺过来再说。至于夺权以后如何管理？也没有预案，先说是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后来才确定由造反派头子、驻军部队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的三结合。可见老耄的毛泽东，对此原毫无成算，但他仍然用先有事实，然后才有理论；革命是群众的创造，他是最相信、最尊重群众创造来安慰自己，自欺欺人。

            过去所有担负过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几乎百分之百都不是被这一派，就是被那一派在揪打，统统靠边站了。现在要成立革委会，讲三结合。但是造反派头子，不过是政坛的暴发户；而军代表充其量也只会空喊政治口号而已。真正要把工作抓起来，还得依仗有水平、有经验的旧有领导干部。就是因为没有可供选择，又能为两派群众都接受的“革命领导干部”，毛计划二三个月内夺权应见眉目的估计，只好无限拖延。这时又发生一批元老拍案而起，“大闹怀仁堂”，怒斥中央文革的大事。这些元老们对自己的老战友、老部下纷纷被揪；对被称为“联动”的干部子弟(其中也包括他们的亲属)被打击、遭收禁，已久怀愤怨。2月中，在有中央文革成员参加的会议上终于爆发了所谓“二月逆流”。他们虽然在毛泽东的专制淫威下，都被责令检讨。但毛对于他们，终究仍不敢于过为己甚，最后还是借口以团结为重，曲意对他们进行安抚。所有这一切才逐渐让毛泽东察觉到对领导干部打击过宽、过大，实际上只能孤立自己，而壮大保守派的队伍，有利于自己的敌人刘少奇。因此，在67年2月初开始放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子”这一提法。3月号的《红旗》社论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只要不顽固坚持，作出检讨，就可以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结合到革命委员会里来，名之曰挽救大多数干部。即使如此，由于两派的僵持，结合谁都无法实现。在智穷力拙的情况下，对于这些两派混争互斗的地区和单位，毛泽东只好诉诸军事管制。2月中，全国实行军管者已高达6900多处，已经动用团的兵力。当时统计 “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参加的军人人数高达280万之众。可悲的是军队支左，支的绝大多数又竟是保守派，而不是毛所希望的造反派。当时，派别纷起，多如牛毛。甚至一个人也可以独树一帜，组成战斗组织，发声明、出海报，但大体上都以对本省市的某一个领导干部的揪和保分成两个阵营。而这些领导干部的基本面貌又不清。因此，究竟反谁算革命，保谁就是保皇，谁都弄不清楚，最终都要等中央文革表态，才能确定，而事实上这一时又根本不可能作到。一般来讲，造反派成员比较复杂，他们为了追索工作组整他们的黑材料，追究派出工作组的责任，曾经穷追省、市委领导，甚至围攻窝藏他们的军区机关。他们与军队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相对而言，保守派成份好，其中很多就是复、转军人或军人家属。甚至老婆就是当权派，孩子是保守派。这样，支左的军人一下来就选择了支持保守派，这是很自然的。军队的介入，使派斗更进一步升级。军队和造反派直接对抗的事件屡屡发生。

            这时，曾经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只要在形式上作个检讨，就可以成为结合对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如过河之鲫，这两顶帽子都算不上什么新鲜的大罪名了。要打倒刘少奇，就得锻炼新的罪状。于是，毛泽东就把叛徒、特务这类罪名，当成杀手锏，来置刘少奇于死命。早在文革前夕，毛泽东就认为党内有叛徒，“始终未解决。”因此，他对戚本禹指太平天国的李秀成被俘后所写的《李秀成自述》为叛徒的供词的文章十分欣赏。他曾通过江青，向戚本禹表示支持；并让他请教康生，再写第二篇文章。老奸巨猾的康生，在文革开始不久，就已看出来，“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定个走资派，还是内部矛盾，定个叛徒、特务，就永世不得翻身。”因此，在1966年8月18日毛接见红卫兵时，康生就在天安门城楼上支使红卫兵去搜寻档案资料，挖查叛徒。红卫兵在旧报章上找到了1934年被国民党拘禁在北平草篮子监狱的薄一波等61人，在奉中央指示，履行具写悔过书后得到释放的材料。必欲置刘少奇于死地的毛泽东，这时便拣起这个在中共七大时已审查定案的问题，当作新的武器，来对付刘少奇。1967年3月16日，中央正式批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指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21日毛又批准立案审查刘少奇历史上两次被捕和叛变问题。5月1日，毛公开宣言：刘少奇1925年被捕过，后来叛变，住在北京，刘少奇一条路线，一个理论，一个班子。把刘的问题往叛徒上拉。6月3日刘少奇专案组成立，由康生出任组长，成员包括谢富治、汪东兴、叶群、杨成武及中央文革的江青、姚文元、戚本禹、关锋参加，由江青直接负责抓，戚本禹任秘书。具体工作则由谢富治、汪东兴担任。专案组派出了数千人员，翻阅历史档案，对有关人员孟用潜、杨一辰、丁觉群、王世英等进行野蛮残酷的刑讯，以逼取需要的证据。张重一当时已是癌症晚期，生命垂危。为了逼取证据，仍对他进行拘留，在二十七天里进行了二十一次审讯，“穷追紧逼，终于逼使他断断续续地交待了有关王光美特务的问题。”直至死去。江青在专案组的一次会议上还恶狠狠地说：“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像，摔了一跤也没死。你们右倾。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这样的话让人听起来真是毛骨悚然。所有有关刘少奇叛徒的材料便是在这种情况下逼讯出来的。

            为了让造反派群众放手揪斗刘少奇，毛泽东在7•20武汉事件前离开中南海，去往南方。到这个时候为止，刘少奇仍居住在中南海内，除中南海造反派在戚本禹支持下，有过批斗之外，外界的造反派不能直接触及他的人身。毛泽东一走，造反派就包围了中南海。参加和声援的单位达二千多个，人数逾数十万。他们在中南海墙外呼噪叫战，要求把刘少奇赶出墙来，交群众批斗，这场闹剧持续达一个月之久。与之紧密配合的，在戚本禹的策划和指挥下，中南海内的干部揪斗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他们的妻子。8月5日，二百多万人集会天安门，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声讨刘少奇的声浪一个高过一个。此后，随着社会每出现又一次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揪刘和批斗刘少奇黑帮分子的集会与呼啸便一阵紧似一阵地展开，但实际的对刘斗争已集中在专案组的罗织定案。而社会上的实际情况则是派战大行，无法收拾。

            从一月风暴(67年1月)到九大召开(69年4月)的二年多时间里，整个中国，包括城乡所有的上下机关、学校、工厂、农村，无一例外的陷于以武斗为特征的派仗。各地方、各单位的派仗都围绕支持某一个与本派密切的革命领导干部和反对另一个与对立面有瓜葛的“走资派”，进行夺权斗争展开。群众组织中革和保的色彩事实上都已泯失，成为一派与另一派人在权力抢占上的拼死争斗。支左的军队往往是各支一派，军队不但亲自出阵，而且暗送枪支弹药来支持互斗，酿成震惊全国的武汉7•20事件，以及四川、广西等地区的武斗暴力冲突。机关枪、大炮一齐上阵。有的地方整条街道、整个地区夷为平地，尸横遍野。而毛在7•20武汉事件之后，还明令向造反派发枪。且指示对造反派夺枪不加制止。江青甚至恶狠狠的提出所谓“文攻武卫”。这些火上加油的作法，无疑更使派仗猛烈升级。1967年夏秋之间，全国武斗大行。极左浪潮越烧越猛。

            无尽的派仗使各地的革委会迟迟无法建立起来，北京的混乱到67年8月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代办处达到了极点。毛泽东不能不考虑对无法控制的局面加以制止。这就不能不对这个毒瘤的中心中央文革少加抑制。中央文革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被迫舍卒保车，抛出了两个小爬虫王力和关锋。随后又舍弃了戚本禹。还连续公开批驳了造反派中流行的“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前夕”、“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进行第三次串连”等等呼号，阻止混乱的进一步发生。毛发布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最高指示，要求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禁止抢劫枪支和国家仓库。毛还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要在1968年春天结束，或者稍迟一点。接着开九大，不能再搞了。”表示要进行收束。11月初，毛提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68年1月，又开始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把造反派的斗争狂热重新转移到清查本单位群众中有问题的人们中来。这时期，又号召批判派性与无政府主义。所有这些作法无疑对造反派们是一种约束。

            68年3月末的揪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极左派又从中嗅出了“阶级敌人的新动向”。认为“右倾翻案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是要为‘二月逆流’翻案。”由于当时的斗争已经开始以隐蔽的方式在高层内进行，一般群众已难明真像，但它的指向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些元老们，仍然可以从一些迹象中看得出来。从批斗杨余傅的大会上周恩来公开领头为江青谀颂的场景，人们明显地察觉出周处境的尴尬。反右倾战斗又一次激发了群众队伍中的派仗高潮。这时，随着各省革委会的逐个建成，总的大局已相对平静，只有四川、广西、陕西等地仍然是两军对峙，枪炮轰鸣。而特别抢眼的又是北京高校中清华、北大以及天派、地派的两派互斗。毛泽东已经感到是对这些曾出于倒刘的需要而被他纵容、肆无拘检的红卫兵小将们进行整治的时候了。“造反有理”，是用来对付刘少奇的；目的达到了，再造反就是无理了。然而幼稚单纯、自命为唯我独革、骄纵成性的小魔鬼，既然放出了潘多拉瓶子，要再收禁也难了。毛泽东不能不使出最后杀手锏。7月27日，组成浩浩荡荡数千人的军工宣队，在暴力开道中进驻清华大学。同时，他又亲自出马，召见北京高校的所谓五大领袖，当面警告：现在是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必须立即停止武斗，否则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到8月29日止，北京所有高校都进驻了军工宣队。从赶走刘邓工作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一晃两年之后，兜了一个小小的圈子，又来了毛的军工宣队，这对于毛的所谓“群众路线”，真是绝妙的讽刺。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佛祖真言的封盖下，全国的大小知识分子，从此被打到了五行山下，再也不能翻身。毛还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命令知识分子必须到农村中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这年12月，全国掀起了让中学生上山下乡的高潮。

            红卫兵小魔鬼又装进了瓶子，大陆的各省市革委会也总算草草地拼凑了出来。9月5日，戏剧性的召开大会，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时，在广大一般干部中，对无聊、无尽而又见不到任何得益的派仗本已十分厌恶。革委会成立以后，他们已成为被抛弃而无所事事的人群，无论是革派，还是保派，开始都沦为逍遥派，“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毛对付他们的法宝，便是发配往所谓“五七干校”。他说：“五七干校”是一个干部“重新学习的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作。”于是全国成千上万的干部，抛下了在城市里的妻儿，下到了最贫困的农区，自己动手，托土坯，盖茅房，辟草莱，种庄稼，养猪放羊，在最不堪的农业劳作中锻炼。这样，学生、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广大干部被投入“五七干校”。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农作之余，昔时那种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揪斗走资派、批判修正主义的豪情壮志，便再也不见踪影了。有头脑的人，开始了深深的反思。

            68年10月，由毛一手拼凑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这个会以通过由江青、康生等所罗织诬陷、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调查材料》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极不严肃的丑恶记录。当表决通过时，会上除了一位陈少敏女士毅然投反对票外，其他代表竟更无一人敢于挺直脊骨，对这样明知是虚伪捏作的东西投自己的反对票。真是“数十万军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刘少奇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耻辱的帽子，永远开除出党。正如康生所说的，这才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刘的问题已告一段落。但权力角逐的奕盘上却并没有出现让毛泽东称心如意的格局。首先是惯于和稀泥的周恩来，由于他巧妙应付，假打真保，赢得了许多干部的感激；同时又任劳任怨，艰难操持，支撑着混乱破碎的政府，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毛、周之间本存在长期、深厚的历史矛盾。毛泽东对他是既不放心，又不得不依靠他的助力。毛记嫌于周的心态，可以从江青从不失时机地对周的调和态度的敲打中明显地流露出来。把所谓“伍豪事件”抓住不放，更是隐藏着凶狠杀机，使周恩来临死前还心怀惴惴。只是因为周行事圆滑谨慎，对毛一心奴伏，甚至曲意阿从江青，使毛和江青确实找不出下手的借口。但对于他怀恨在心，杀机隐伏，是路人皆知的。

            另一个权力集团是以林彪副统帅为首的武人帮，这一帮人都是原林彪四野的旧部。他们把原在军队各系统间的山头主义矛盾带到了新时期的权力分配斗争中来。杨、余、傅事件以后，黄永胜取代杨成武成为总参谋长。原军委办事组改组，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为副，成员有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等，决定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办事组完全取代了军委常委。这样，几乎所有军权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九大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上了党章；这个集团的成员都被选进党中央政治局。他们都是(除叶群外)战功赫赫的开国功臣，惯于骄纵。他们忍受不了江青的颐指奴使，恣肆张狂。对以舞文弄墨而燥进的张春桥、姚文元辈，根本不放在眼里。相形之下，九大以后江青一伙虽然也进了政治局，但在政府中都无实职。中央文革小组已取消，他们开始产生一种失落感。在九大报告的起草中，张、姚和陈伯达之间，争风吃醋。张、姚指责陈伯达有唯生产力论错误，从而得以把陈的初稿推翻，由他们来另起炉灶。陈伯达因此大为丢脸而痛心疾首，忿而投靠到林副主席集团一边来。这时毛对林彪已心怀不满，无行的陈伯达转向林靠拢，激起毛泽东的猜疑与厌恶。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又一次充分表演了他无尚的家长专制主义淫威，挫败了林彪集团的挑战，把那个曾长期担任过他的政治秘书，被誉为中国最好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揪了出来，一加就是六顶帽子：叛徒、特务、托派分子、假马克思主义者、国民党反共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被责令检查。会后，毛又积极采取措施，一方面是在全国公开批判陈“骗子”，另一方面进行所谓“抛石头、掺砂子、挖墙角”，对这批手握兵权的危险分子加强防范与打击。最后，已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林彪只好乘机外逃。

            9•13林彪在蒙古坠空而死，毛、林险恶、虚伪的政治交易以很不光彩的悲剧结束了。摔死的不仅是林彪，毛泽东的政治信誉也同时从九空坠地，跌得粉碎，留下来的是他们间现世报应的笑料。据说，从此毛的健康一落千丈。

            林彪摔死了，最使毛泽东操心和不安的问题，便是一个培养和选择接班人的问题。有没有一个称心合意的接班人，是保证毛式革命路线继续推进，政权“永不改变颜色”，同时也避免毛自己身后被焚尸扬灰的关键的关键。毛知道自己年岁不多了，这个事才是急中之急。于是他不顾实际，完全从毛主义的主观模式出发，选取了农家出身，当过兵，在工厂呆过，没有多少文化，造反起家的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火箭似的超拔，调到中央来，作为接班人培养。无如造反出身的王洪文，原只是一个耽于吃喝玩乐的恶少，根本不具备管理国家事务必要的品德与文化素养。丛脞的国务，仍需仰仗周恩来艰苦撑持。当毛泽东已明显的感到必须及时结束文化大革命，恢复正常的政治统治时，他就更必须倚重周恩来的声望和能力，这就更使在权力上存在失落感的江青忿恨难平，频频向周发动攻击。周恩来原想借林彪集团覆灭的机会，让极左之风稍加遏制。但立即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不但不想顺坡下驴，反而在极左道路上滑得更远。他硬指林彪集团不是极左而是极右，而且是右得不能再右。他又借口周恩来在外交上的表现，把极左绞肉机的螺门拧得更紧，大搞所谓“批林整风”、“批儒评法”，要抓当代的大儒，对周恩来进行敲击，以示警戒。当重病缠身的周恩来实已不堪重负，而又无人可用的情况下，毛泽东让宣誓永不翻案的邓小平戴罪复出，以应付目前。但是当邓小平的整顿牵涉到动摇与否定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时，一场新的反右倾复辟的运动又发动起来，最后借周恩来逝世引发的四五事件而把邓重新放逐出权力圈。在着实无人可用的窘况下，毛泽东超拔了一个素无背景、被叶剑英评论为“不蠢”的华国锋，登上了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宝座。这让自认为此位必得的张春桥恨得咬牙切齿。毛泽东选中华国锋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的。他当然把身后的希望寄托在江青一伙身上。但他还是对江青的分量有所了解的，而且知道她积怨太多，无以服众。王洪文经观察试用，表现实不成材。姚文元不过是善于舞文弄墨的文胆；张春桥充其量也不过是能摇羽毛扇的狗头军师，而且也有历史问题。靠这班人甚至连撑持门面都难于胜任。至于说继续他伟大的事业则就更为渺茫。因此，他在76年初的讲话中，充满了无望的悲凉。起用“不蠢”的华国锋，正是因为他素无背景，而成为左、右两派暂时都可以接受的中间人物。毛指示华，有事可找江青商量。毛泽东选中这样的人物自然只是一个过渡，安定目前，以便让他的极左派亲信们在将来有利的时机，平稳地完成权力棒的交接。

(二)

            制度的改革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剪除前进通道的障碍后所要进行的寄意深远的“伟大”梦想。在权力争夺中一贯奉行实用主义，在权术运用上登峰造极的毛泽东，是向来最喜欢以一个思想家、理论家、古今中外、博及群书、无所不通的学问家出现的。他自吹《资治通鉴》读过十七遍，但《资本论》却没有看过一遍，但他仍然大言不惭的自命为马克思的正传宗主，并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新的极峰。他倒刘也绝不愿让人看出来是权力的争斗和私怨的报复，而是深奥莫测的理论斗争、路线斗争，尽管什么是修正主义，他至死也并不清楚。因此，在倒刘的同时，他又把他一心向往的理想主义改革抬了出来，唬弄无知的人们。在运动初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十六条》)里，就确立了运动的斗、批、改三阶段。“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一句话，他毅然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要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新世界。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就林彪在军委后勤总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呈报中写了一通充满哲学遐想的著名批示，即所谓《5•7指示》，其中说到：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这个冗长的批语，与稍后的5•16通知，堪称双璧，充分的暴露了毛泽东思想的真实性质。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曾就这个批示写了题为《全国都应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文章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真是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实际的情况又是什么呢？

            王禄林先生在《5•7指示初探》中指出：“五七指示实际上是毛泽东的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宣言书，它寄托着毛泽东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正在于通过‘砸烂旧世界’，达到‘建设新世界’。《指示》就是这个新世界的纲领。《指示》与《五•一六通知》是互相映照的姊妹篇，一个主旨在“破”，一个主旨在立；一个是砸烂旧世界的纲领，一个是建设新世界的蓝图。”王先生同时也指出：毛泽东新世界的理想蓝图是一个“以自然经济和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毛泽东晚年的一系列错误，都可以用他的‘左’倾社会主义模式来说明。”。

            这是正确的。细绎《指示》全文，我们不仅可以知道，这一纲领是解放战争时期毛式军事共产主义的延续，同时也让我们仿佛看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身影。它是构成毛泽东思想的固有真髓，是构成毛泽东思想两大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思想两大组成部分，一就是空想的毛式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就是他暴烈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毛的这个新社会不是通过社会生产高度发展来完成，而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完成。因此，它必然是，也只能是一场穷过渡、一个暴力的过渡。这是典型的封建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而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根据这个理论， 1949年建国以后，毛泽东便马不停蹄的在这个又穷又落后的国度里急不可耐的藉暴力向社会主义过渡。于是，运动一个接一个，斗争一阵紧似一阵。由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而反右倾机会主义，实行的就是这个穷过渡、武过渡。结果，迎来了三年困难时期，碰得头破血流。但他仍然豪气十足，犹自以为“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仍然拒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而把失败归结为别人没有遵照他的指示办事，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道路。几年以后，他卷土重来，打倒了为他擦屁股有功的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下，变本加厉的在他一贯坚持的穷过渡、武过渡道路上，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把人民驱到了灾难的深渊。不仅如此，他还声明，这样的运动今后每七、八年都要进行一次，直到把中国带进他设计的天堂。

            事实表明，解放以后的许多重大时刻，毛泽东在瞻望前程，抒发理想时总是魂牵梦萦的忘不了他的理想梦。他大不满地表示，在进城以后，官做大了，条件好了，干部染上了官僚主义，脱离了群众，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根源。他不懂装懂地从马克思著作中捡来了“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把现实社会中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军队的军衔、干部的薪给，都视为资本主义这个恶魔的罪恶，大加挞伐，总是盘算着赶快把它废除。这种想法，浸透了毛全套社会主义的构想，贯穿了从解放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关于文革以前，我已有专文讨论，现在就单论文革中的表现吧！

            1966年12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提出了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当译为“资产阶级权利”)，取消实行薪给制的问题。

他说：“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也忘了。是不是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

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高、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从几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上是过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革命精神鼓舞。”

12月6日，周恩来大概是针对毛的这一段话，曾经委婉的表示：“现在实行供给制，一定要把思想基础打好，才能实行。不然，大家都实行供给制也不行嘛！”12月18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还提到：“最近我们想把级别搞掉。”表明这个问题又一次出现在毛的考虑之中。

            1967年4月29日，毛泽东在他的《一个指示》中说：

“(三结合)要有群众参加。十几年了，我们脱离了群众，49、50、51、52年群众欢迎我们，那个时候干部吃住很简单，吃小米，住帐篷。进城后搞薪金制，群众就不欢迎我们了。”在当时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的会上，他又说：“我们党在49年、50年、51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52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当时，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要把它改变过来。”

在5•1节会见干部时，他还特别指示：“为避免脱离群众，以后实行供给制，取消薪金制。”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也说到：“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同年12月，毛在长沙对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又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他指令张、姚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姚文元随即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写了《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反复申述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张、姚还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供国人学习。特别指示“各级党委一定要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抓紧、抓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1975年5月，有人提议对农村中不同自然条件和生产效率高低的生产队进行粮食征购时，将好的定价低些，差的高些，以消除“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毛立即批示，进行试验。8月，毛又亲自对陈永贵的《对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作出批示，要求政治局讨论所提出的在短期内将人民公社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过渡到大队的问题，并在九、十月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又一次企图再搞穷过渡。

            上述材料表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毛所孜孜以求的都是在为限制与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而奋斗。他所追求的正是在本质上是乌托邦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封建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在彻底打倒旧文化，树立新文化的嚣嚷中，沉渣泛起，一些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中国都浮上了历史的前台。

杜蒲《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一书中，分析了在文革期间流行在中国的三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一是非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观念。即否定商品经济，把它当成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权利），必须限制。这一点，从人民公社到五•七指示，都贯彻这一精神，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二是营房式的社会主义观念。所谓“营房式”，是马克思用来形容那种以小生产为基础组织起来，带有军事集体化和平均主义特征的社会主义，他们也把它称之为“粗陋的”或“禁欲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革命战争期间，以军事共产主义为名，为毛泽东所特别称赞，而且在解放以后，极力在新中国环境下继续推行。它的核心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平均主义。三是以贫穷、愚昧为核心的伪社会主义观念。穷则革命，富则变修。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所有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都是毛泽东小农社会主义思想的写照。（第54—60页）

应该指出“资产阶级法权”，确切的译法应该是“资产阶级权利”，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提出来的，是对拉萨尔的批判。毛泽东有没有读过《哥达纲领批判》一书，自难肯定。但他对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权利”完全是误解，把自己站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拉萨尔的立场，这是肯定的。1983年出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也明白指出了这一点。对马克思的重大原则误解、曲解，而大加挞伐，这发生在一个自命为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真是只有让人啼笑皆非，不知该怎么讲才好。按照这样的路子再胡搞下去，中国真不知会沦落到什么地步。值得庆幸的是在他这个伟业还来不及大力推行时，他就去见马克思了。人一死，四人帮也就迅速彻底垮台。然而，这一通不世之业虽成为泡影，但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毛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一系列所谓社会主义改革，确是干出了许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业绩”来。

            在政权建设方面，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无疑是毛最得意，但也许是最荒诞的杰作。“夺权”，实际上是两派、甚至几派为抢一颗公章而轮番恶斗。它形成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旷世奇观。在全国夺权完全是一个冲动而轻率的决策。毛泽东把聂元梓的大字报胡吹为什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他是要把巴黎公社的旧剧百年之后在中国重演。因此，上海一月夺权后就立即打出“上海人民公社”的招牌。但最后权衡得失，还是放弃这个心向往之的革命名称，决定“还是革命委员会好。”关于革命委员的组成，几经改易，最后确定为“三结合”，即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1968年3月30日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其实这纯粹是欺世盗名之谈。这种作法不仅加剧了党政不分、军政不分的旧存恶习，其它的所谓优越性不是徒具形式，就是反使旧有的劣质更有了变本加厉的恶性发展。至于说到精简，事实上完全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毛指示张春桥，上海搞二十个吧！李雪峰在河北，就曾扬言，省革委会要精简为120人，都不过是一句空话。毛泽东“勇敢地”把国家机关、包括行政组织到公检法都冲垮了，但是军队却视为命根子，并靠它来接管政权。在原有的干部认为都不可靠，仍然软禁在五•七干校劳动时，于是把一大批转业军人安置到革委会来。这批军人文化水平低，根本不具备必要的业务知识与技能，这个政府的效能就可想而知。要想办事，最终还得把那些在五•七干校的业务人员召回来。因此，文革后期，成员非但没精简，反而又增加一倍。至于领导干部，运动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人被冲击靠边站，后来又查无实据而官复原职，一个机关往往出现官多兵少的奇怪现象。所谓“巴黎公社原则”，更是骗人的鬼话。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现象往往惊人的相似，但如果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作为悲剧出现，那么，第二次在毛主义的表演中，却成了一个讽刺性的笑剧，尽管招牌是打得一样的。

            所谓“改”在教育领域中造成更为巨大的毁灭性效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受到致命冲击的就是教育界、文化界。红卫兵一起来造反，教师就首当其冲。无知冲动的中学乃至小学生，任意给他们的老师加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罪名，把对教师的人格污辱，恶作剧的虐待和任意打骂当成为革命表现，肆行凌辱。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还以批判“师道尊严”而继续作践他们，连一个剧本《园丁之歌》都当成资产阶级右倾复辟潮流而大张挞伐。整整十年，学校先是被造反派整成一个底朝天，继而虽说要复课闹革命，但仍然派仗纷纭。学生完全没有任何拘束，上课可有可无，考试就交白卷。因此国家在教育上出现十年以上的可怕断层。这真是一个古今中外都不曾有的文化灾难。后来大学入学的试卷中，考生竟有1/2+1/2=2/4；“孙中山”、“阎锡山”这座“山”究竟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的天大笑话。毛泽东把学校污蔑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染缸。甚而至于把整个包括解放后十七年共产党领导下的所有学校，都毫无例外的全盘否定。1971年4月至7月中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所谓“两个估计”，宣称建国以来的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几乎是旧的一套。”“大多数的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两个估计”彻底否定了中国的教育，所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背上了一个旧学校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恶名，为了赎罪，他们必须发配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毛泽东拟定的教育改革，在农村，小学由贫、下中农组成的管委会来领导；城市则走工厂办学的道路。彻底贯彻他一贯的仇视文化，仇视知识分子的政策，让外行领导内行，甚至荒唐到选派工、农、兵学员进大学，让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为“上、管、改。”真是斯文扫地！千古所无。其结果是造成人材凋零，学术倒退，文化破碎，愚昧大行。在世界的文化竞赛大潮中，我们白白地耽误了宝贵的时光，在许多学科中，成了一名可悲的落伍者。

            文化界的状况也是惨不忍睹。像老舍、傅雷这样的优秀人材，都在不堪凌辱下走上自杀的道路。有的则在揪斗中惨遭残害。罹这种浩劫而死去的人太多了、太多了。他们很多都是国家瑰宝、民族精英，就都这样冤屈无告的被摧残。这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德政”。毛泽东在文化战线上执行的两手，其一就是“破”，也就是批判，几乎是没有不被批判的专家学者，没有不受批判的文化学术行业。上及孔夫子的“克己复礼”，广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在大批大破之列，诬栽、污辱、谩骂、威胁，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宣称，大破就是大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他自认这是辩证法，其实，这完全是诡辩。文化的发展，只有革新，而不能有什么革命。革新是在批判继承中的发展，破只不过是批判，不能简单归结为便是立。两手的另一手就是“禁”。报纸就保留几家党报，刊物就存下一个《红旗》，出版物就只有毛泽东著作。图书馆遭封存，娱乐性的场所被封禁。文化成了一片荒滩，学术只留下一片空白。革命的惟一“创造”就是由“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挂名牵头所炮制的“样板戏”。它们被钦定为毛泽东思想教材，用纪律强迫人们学习。说来应是惭愧，毛泽东以标榜文化革命为名，像一头水牛进了瓷器铺，糟蹋了全部文化领域，但他以社会主义名义作出的改，或者说“立”，却只有几个因与文革直接联系而至今令人看而反胃的“样板戏”，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和讽刺。

            综上所述，毛泽东是怀着向他所设想的毛式社会主义无所顾忌的推进而发动文化大革命，推倒刘少奇，重新夺取第一线的权力的。他还希望通过取消资产阶级法权，不断革命，达到他的理想目的。然而，年寿有尽，而遗憾无穷。“万岁”声中的毛泽东还是死了。地球毕竟还照样在转，历史总是无可阻挡的向前进。任何人，无论他活着时权势如何强大，谁都逃不过历史的审判。在这个审判台前，一切权谋，一切谀颂，一切谎言，一切伪饰，都会得到公正的裁判。我深信这一天总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