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大事记》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1965年11月10日

      上海《文汇报》刊登由毛泽东授意，江青秘密组织、并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姚文元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用毛泽东的说法：姚文的发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新编京剧《海瑞罢官》，是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历史学家吴晗所作，1961年上演。

 

              [按]            姚文元，上海人，1931年生。父姚蓬子，原籍浙江诸暨。姚蓬子曾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人，参加共产党，被捕，自首脱党，后在上海开设作家书屋，混迹文化界。1948年10月，姚文元参加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解放后历任上海卢湾区青年团工委宣传部副部长。卢湾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科长、职工教育科科长等职。1955年，姚文元以“青年文艺理论家”的面孔，开始在批判胡风运动中初露头角。1957年6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短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为毛泽东所赏识，因此而受到当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的提拔。柯把姚调到市委，任《解放》杂志文教组组长、《解放日报》编辑。从此开始与当时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意识形态，并且实际上充当柯庆施政治秘书的张春桥紧密勾结，成为文艺批评界以左著名、让人侧目的一根恶棍。

            张春桥，山东巨野县人，1917年生。青年时代混迹上海滩，在上海杂志公司充任校对，以胡乱标点古籍而声名狼藉。[1]1936年他以“狄克”的笔名，写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短文，遭到鲁迅的辛辣讥刺。(分别见1936年3月15日《大晚报》和《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月的租界》)。1938年1月，投奔延安，8月入党，曾任《晋察冀日报》副主编。解放后，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1955年柯庆施从南京调任中共上海局书记兼上海市长，张与柯有旧，在1948年柯担任石家庄市长时曾充任市府秘书长，故柯将张提拔为上海市委常委，实际上成为柯的政治秘书。在柯的示意下，张在1958年写成了投合毛泽东心意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解放》第6期)，开始受到毛的青睐。[2]

     吴晗(1909年—1969年10月11日) ，明史学家，抗日战争期间任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民盟) ，写过一本“讽世”的历史传记《由僧钵到皇权》，又名《明太祖》，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同时他还写过许多借古喻今的短文，抨击当时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辑为《历史的镜子》一书行世。中国的文人，借古讽今，借古喻今，借古颂今，是传统的积习与常用的手法。解放以后，吴晗长期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民盟领导人，又是历史学界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深为毛泽东所倚重。历史学界的几椿大工程，如标点二十四史等，都是毛泽东交他牵头举办的。1956年吴晗加入共产党，仍兼民盟领导人。他自认为《明太祖》一书“指桑骂槐”，缺乏历史主义态度，于是另行改写，1955年写成了《朱元璋传》。对朱元璋作为农民革命领袖，一反过去的讽刺与谩骂而大加吹捧。这本书明显的涉有借古而歌颂毛泽东的痕迹，用了同一根马刺，昔以刺马，今以拍马，很惹人注目。书成，江青即向出版社索走样书，传闻有所指责。这本书也就长期被封存，直到六十年代初又定为“内部发行”，始稍有流传。[3]吴晗写海瑞，也是借古喻今的奉命之作。1959年4月2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有感于当时风靡全国的说假话、空话，不敢坚持真理、原则的歪风，提倡大家学习明朝的海瑞那种刚正不阿、犯颜直谏的精神。当时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在军队干部中传达《工作方法十六条》(即毛泽东在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时，就谈到毛泽东要求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社会的人物都不如。”“在封建社会，还有海瑞这样的人，不怕杀头，敢于批评嘉靖皇帝。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就是怕失掉选票，就是没有这种勇气。这个故事很深刻，后人写了海瑞传，叫做《大红袍》，就是写海瑞的故事。主席把这本书介绍给周总理看。主席说：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只报好事，不报坏事，去年的浮夸就是报喜不报忧。下面有严重问题不报上来，报上来的都是好的。如果根据报上来的情况制订方针政策，那就危险得很，就会犯大错误。”(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178—179页)。根据毛泽东在上海这次讲话的精神，钱俊瑞和胡乔木都曾来找过吴晗，说你是明史专家，对海瑞很有研究，应当写几篇关于海瑞的文章。于是，从1959年6月到9月，吴晗连续写成了《海瑞骂皇帝》、《海瑞的故事》、《清官海瑞》、《论海瑞》等四篇文章。1959年底，又应北京京剧团之请，把有关海瑞故事的提纲送交剧团。经过几个月的修改，吴晗关于海瑞的文学脚本和北京京剧团王雁的舞台脚本才定型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1年2月正式公演。当时在社会上并未引起强烈反响。（田耕：《<海瑞罢官>导演谈<海瑞罢官>》。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此剧上演后，毛曾在家里接见了扮演剧中海瑞的马连良，称赞吴晗写得成功，说马连良演了一出好戏 (苏双碧等著《吴晗传》；叶永烈《姚氏父子》)。但是到1962年3月上旬，江青提出要看此剧，之后，就不准再演了。

            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当时会上有许多干部将彭德怀比作现代海瑞，并认为毛主席和嘉靖一样，没有接受批评的雅量。”(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426页)这一年，江青曾以个人名义找中宣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要求批判《海瑞罢官》。毛也说再三找人，均被拒绝。可见阴谋至少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已经开始。1964年下半年，江青又找过李希凡，但李不肯接受。江青去上海组织文章批判吴晗是在1965年春节过后不久，66年2月8日彭真等人到武汉向毛汇报时，毛曾亲自质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可见批吴晗是毛一个策划已久的密谋；而批吴实意在动摇彭真，并由此而直指彭真的后台刘少奇。林彪在中共九大的报告就坦率地承认：“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姚文元文章把吴晗问题与1961年的所谓右倾思潮联系，无疑是江青的授意。但毛泽东稍后才亮出底牌，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的彭德怀鸣冤。这就使吴晗的问题再次升级，由右倾思潮上升为反毛宗派活动。很明显，最早在姚文中为吴晗所扣的右倾思潮帽子，还只是毛所精心策划的投石问路手法。批吴是作为倒刘的突破口设计的。

吴晗看了姚文，心中不服，他在11月14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的。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这段话载于《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2期，标题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后的反映》。毛泽东看了此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但是对吴晗还是照批不误，而且不断升级。（田耕：《<海瑞罢官>导演谈<海瑞罢官>》）

 

            毛从什么时候与刘开始出现重大分歧、并使他下决心撤换刘的党内第二号人物权位？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一书曾提到：根据资料和毛自己的说法，大体上是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说，他发现刘少奇有问题是在1962年。《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也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毛主席最早觉察到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是1962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1970年访问中国，同毛泽东长谈之后，写了一本书叫《漫长的革命》，其中说：“一九六二年以前，刘少奇个人没有公开反对过毛。但是──一九六二年，在党的会议上，毛的三面红旗，受到刘的批评。”(第60页)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则认为：“毛发动文革的念头由来已久，其心路历程一直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初的斯大林之死。”(第86页)而长期工作在毛泽东身边，对毛泽东深有了解的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则肯定毛对刘少奇、邓小平的不满是在56年八大反个人崇拜，抹去了党章中有关毛泽东思想指导的词句开始。我们以为这都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即使说是一种矫情巧饰的伪装也罢，其表现还是比较谦虚和大度的。刘少奇对于毛也是忠心辅助，事事紧跟‚关系是和谐的。“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捩点，毛觉得中央领导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4]毛于是怀着一种报复的心情，宸衷独断开展了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反修反苏等一系列运动，以张大个人权威。然而，在实际面前，他这一连串独出心裁的设想和作法都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挫败，在世人面前丢尽了脸。1957年的反右是对所谓“双百方针”的自我讽刺。“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是狂妄无知的毛式经济空想追求的彻底破产。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实际上并没有为毛自己带来可供慰藉的效果；恰恰相反，反而使自己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蒙上污垢。毛是在接连碰壁的情况下，十分不情愿地实现他久已(56年)提出的冠冕承诺，勉强退到第二线上来的。他留下来的是一屁股屎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是封建专制政治传统塑造成的最好管理、最驯服的羊群。只要有不为已甚的扰农、有最低水平的温饱、有可以做“太平犬”一样的最起码的安定，“民亦劳止，迄可小康”。历史上的文景、贞观等治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在疮痍满地的废墟上建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还有邓小平所执行的仍然只是不扰农、稍宽松的传统“仁政”，中国便又一次奇迹般地从全民饥饿中复苏了过来。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不能不作出检讨，对极左的空想蛮干所造成的后果羞羞答答地承担了责任。而刘少奇则因为在三年困难时期支撑有功，成了以稳健和正确而为众所服的英雄。这对正处在自我陶醉颠峰的毛是最难堪的羞辱。这以后，毛便在不甘冷落的挑剔情绪下指责当政，愈来愈左甚至愈来愈不近人情。刘和他的同志们在实际工作中，当然只能把毛的这种过左言词当作牢骚来应付，于是在表现上愈来愈对毛敬而远之，要把毛当成木偶高高供起，实际上则自行其是。[5]终至于在1965年初，以四清为导火线，毛刘矛盾事实上已公开化，毛已决定搞掉刘而重掌国柄，夺回失去的最高权力。这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用心和奥秘。当然，毛、刘的分裂也渗杂着许多复杂的分歧和矛盾，如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各种理论斗争、对个人崇拜问题的争议、中苏争衡的纠纷，以及政治权力的赌斗。这些问题都需要历史学家从多方面来进行深入研究与说明。不过，这里，我们还想从根本上指出：在中国这种有着斯大林极权模式和自己根深蒂固的封建家长专制传统的国家里，在个人独裁与个人崇拜的风气已经盛行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权势甚至已超过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专制皇帝。极权和家长专制就是意味着不存在权力有一丝一毫的分散，不容忍他人一星半点不同的意见。更加容不得任何人分享或动摇他的权威。自古兔死狗烹，功高被杀的例子比比皆是。特别是权臣功高震主，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共产党的专制独裁是中国极端专制主义皇权的进一步发展。权力的争夺和权力的集中，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两片永无停息的转动磨石。刘少奇的挨整倒台，从这一角度看乃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方式与结局如何，难予预测而已。就以建国以后为证，随着毛的威望与日俱增，其个人独尊，不容歧见；猜忌旧日的战友与盟友，翦除恃功而不驯的同僚；以及追究前嫌，睚眦必报的事，已接踵发生。1953年12月处决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在此之前的9月还对梁漱溟大张挞伐，意在镇胁党外长期合作的民主人士。1955年中，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批判了邓子恢的右倾。1956年对周恩来、陈云在“反冒进”问题上发起攻击，迫使他俩认错检查。1957年制造反右派运动彻底整垮党外民主势力。1958年借批判军事教条主义为名，使刘伯承、萧克等一大批高级军官蒙受屈辱。1959年庐山会议，以极端蛮横的手段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联盟”。毛在批判彭等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竟屡次当面对朱德进行羞辱。1960年谭政以放弃部队政治思想教育的罪名而被黜，1962年，指小说《刘志丹》为反党而使习仲勋等受株连。同时，邓子恢最终被撤除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1964年李维汉以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罪名被罢去中央统战部长的职位。王稼祥的国际联络部部长职务也被撤去。1965年陈云因1962年的“右倾”而再次被迫检查，文化部也进行改组。1966年初，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打倒，乌兰夫受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斗争的同时，陶铸垮台，谭震林、陈毅、李富春等一批勋臣、老帅被打成右倾分子与“二月逆流”的罪人。贺龙被迫害致死。即使是由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继承人林彪、长期倚重的笔杆子陈伯达，也终于被剪；周恩来则一直在被他准备好的自首叛变(即所谓“伍豪声明”)帽子威胁下，如履薄冰，而卖命输忠，以求自保。在毛泽东身上，斯大林与朱元璋的鬼影，稍有知识的人都可以看到。因此，我们说，毛必除刘，这是个人专制政权下无可避免的逻辑结局，什么“理论”、“路线”、“意见分歧”，乃至于通外嫌疑、历史污点等等。都只是胜利者根据需要，可任意制造出来的罪名，原不需要历史学家过多看重的。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以马列主义理论家与共产主义理想家的面目出现的。在他纵横捭阖，娴熟地运用政治权术，斗争同志、剪除勋臣的时候，总是用一种貌似极端革命的理论作外衣，借以欺世惑众的。这就是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所谓毛泽东思想---外国学者也称之为毛主义──的内容，从思想哲学的角度看，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包括唯意志论、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6]这大致是不错的。归结到一点，就是封建的农民意识。因此，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农民化的马克思主义，他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的革命问题是农民问题。所谓“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便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为农民革命的理论。[7]农民革命可以推翻一个旧王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农民革命永远也不能创造一个新社会。如果说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理论本身便带有乌托邦主义的色彩，那么，毛主义则是更加落后的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的变态。它可以推翻蒋氏王朝。但是，在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上，毛也同样跳不出历史上农民革命失败的覆辙。毛的经济理论实质上不比历史上的农民领袖们进步多少。他的所谓“大跃进”是对现代经济极端无知的蛮干：所谓“人民公社”则是直接导源于“五斗米道”天国的理想。在中共中央制定人民公社的讨论中，毛亲自注释了《后汉书·张鲁传》，作为文件，分发与会者。这个狂悖的土共产主义追求虽然失败了，但他并不甘心。他决心要把旁落的权力夺回来，从更深、更广的层次来推进他的理想，即所谓“文化大革命”。要一举革除所有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刘少奇作为一个务实的党务领导者，和毛泽东在思想作风上是有所不同的。在紧跟毛泽东而取得反蒋战争胜利的情况下，他们俩人之间很可以相互配合，少有矛盾。但随着毛泽东社会主义蛮干的加剧，刘已多次暴露出在关键问题上的被动。等到毛横暴蛮干明显失败而刘少奇以正面人物出现来为他收拾败局时，两人的分歧就暴露出来。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除了书面报告外，还作了口头报告。他说：困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和作风上的缺点错误引起的。全国有一部分地区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他认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这样套。他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断。对错误的原因，刘少奇分析：有经验不足的问题，但也有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作风。他还讲：彭德怀同志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人民公社，刘少奇明确指出，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会上，彭真对毛也进行了露骨的批评。这无疑对毛泽东的自尊自大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此，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毛对这次会议仍然是耿耿于怀。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里，他明确指责了“1962年的右倾。”这里的“右倾”，主要是指刘少奇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说的。江青在文革初也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廖盖隆：《关于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可见其积怨之深。

            从此以后，毛就结束了从59年开始的退却而为进攻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在理论上，修改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提出了所谓过渡时期的理论。同时他利用并鼓励林彪，大肆宣扬毛泽东思想，推崇个人崇拜个人迷信。

      1962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是毛发起进攻的开始，他撇开原定会议的主题，出人意外地提出“阶级”、“形势”与“矛盾”等问题，并提出批判“黑暗风”、“单干风”与“翻案风”。他声称：《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所写的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的理论已开始了近乎180度的大转弯。在随即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同时，在康生的提示下，指李建肜(刘志丹之弟刘景范的夫人)所写报告文学《刘志丹》一书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活动。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他宣称：“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紧接着，毛泽东越来越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神经，几乎触目都充满了严厉的阶级与路线斗争的幻觉。阶级斗争的狂热，加上对自己退居二线之后所受到的冷落更激起对权力的炽欲、死后的担心等因素发展为对现实的恼怒。他决心及早行动，把权力夺回来。于是，他像一个被激昏的臆症狂者，对中央的一些负责人与部门，多次进行了左得不可理喻的辛辣、而且恶谑的指责与批评，并对某些情况有意夸大，危言耸听，以制造舆论。

 

在这一段时间(1962—65年)里，对文艺、对学术的批判，也在各个领域内紧锣密鼓地展开。它们都是由毛泽东直接导演或直接利用的。

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江青随即组织批判，对孟超的《李慧娘》与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有鬼无害论”大张挞伐。“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1964年8月14日，根据康生的指令，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毛泽东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在全国广泛放映批判。并说：“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于是，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红日》、《舞台姐妹》、《兵临城下》等、戏剧《李慧娘》、《谢瑶环》、小说《三家巷》、《苦斗》等许多文艺作品横遭批判。这时的江青，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一名被毛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哨兵”。1965年4月，文化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结束，免去齐燕铭、夏衍文化部副部长职务(部长沈雁冰为党外人士，保留名义)‚成立以萧望东为书记‚颜金生、石西民为副书记的新党组。

1963年8月，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毛泽东看到后，批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既把瞿秋白在狱中所写《多余的话》定案为背叛，并从此布置大抓叛徒。1943年间曾任刘少奇秘书的吕振羽神秘被捕。据黎澍的揭发：1962年起，毛在国内掀起了“反修防修运动”。党内一大批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不同意毛泽东错误主张的同志，便成为修正主义者和阶级斗争对象。当戚本禹发表批评李秀成自述文章后，史学界群起而攻之。中宣部令各地报刊不得转载戚文，并组织文章予以驳斥。戚本禹闻讯惶恐不安，准备写检查时，江青召见他转达毛泽东意见，说是戚文写得好，党内的叛徒问题多年以来没有解决。戚文提出了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江青还说，文章应当写下去，可找康生请教。于是在康生指导下写出来的戚的第二篇文章气势更凶，直接指斥彭德怀，兼及赫鲁晓夫，借以影射党内的“叛徒”和“修正主义”。毛泽东不顾公安部从1954—1964年十年间对瞿秋白被害案的审查结论，一反他过去对瞿的高度评价，把瞿说成是“叛徒”，也是为解决党内“叛徒”问题的现实斗争服务的。(《评陈铁键著〈瞿秋白传〉》载《书林》1988年第6期；参考陈铁键《秦城审戚本禹》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5期)

1964年6月，在康生策划下，开展对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所谓“合二而一”问题的批判。8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辨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康生有意“引蛇出洞”，“开始象是学术斗争，我们有意识地搞一下，是引起大家讲话。”(康生1966年10月5日讲话)制造了“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杨献珍被撤去党校校长职务。毛泽东认为杨献珍这一纯理论的哲学表述是直接反对他的。他说：双十条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讲哲学要从课堂书斋里解放出来。我这些话触到了有些人的痛处，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

1964年下半年，开展了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的围剿批判，康生，陈伯达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的经济理论，较之苏联的利别尔曼更利别尔曼。同时受到批判的还有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在历史学领域内，孙达人批判翦伯赞的“让步政策”，受到了毛的称赞。[8]

              总之，在1962年到1965年间，毛泽东似乎感到亡党、失天下的危险已经近在眉睫，三分天下仅有其二，发展下去，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这个政权就要完蛋。应该说，毛泽东确是看到了某些隐伏在现政权下的危机和症候之所在的。在《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1965年1月29日)里，毛泽东提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把共产党特权统治制度下所滋生的官僚主义指为资产阶级的罪恶，这是栽赃行为，把他们归为阶级与阶级斗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但是，毛泽东的确看到了这个官僚特权集团已经形成并且迅速僵化、腐化。“他无力面对他所创立的政权中出现的某些严峻的事实，于是就创造出许多虚无的东西来解释为什么事情变得如此糟。第一个虚幻就是对六十年代中国阶级斗争的夸大。”(特里尔《毛泽东传》第394页)毛泽东不能、也不愿理解，正是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与特权垄断产生了无可救药的腐化、丑恶的官僚特权集团，而他自己便是这个集团的代表和首领，然而他却把所有这些一古脑儿诿罪于虚妄的敌人的破坏。随着年岁将尽，他的担心与失望与日俱增。他执拗地认为，如果依照他58年大跃进的一套来做，中国是不会沦溺到这番境地的。他最害怕的是斯大林死后的悲剧会在他死后重演。因此，他非常后悔自己在59年搞所谓一、二线，把党和行政大权交给了有赫鲁晓夫嫌疑的刘少奇之流。他相信，只是因为59年以来因自己“有意的”大权旁落，才使中国这条船转向了错误的航向。他认为：建国以来，自己唯一有责任的是搞了一、二线的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仍然多次就自己被架空而大发牢骚。他说：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这些都明白无误地向我们表明，在毛泽东心目中最不能容忍的是在他退居二线之后，已经对实际政局丧失控制。他所以悍然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其直接的目的，就是把失去的实际权力再抓过来，由自己重掌国政，以便推行自己的理想路线，重新选定可以信赖的继承人，保证“千秋万代，永不改变颜色”，使自己的尸骨免遭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烧化。对权力无厌的争夺是在对虚妄的伟大理想狂暴追求的谎言下进行的。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由彭真(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长)把持的中央及北京报纸，均表示抵制和观望，不予转载。

 

同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以“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的罪名，免职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东兴接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

 

            [按] 据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至少50年代末，在毛的专列、杭州汪庄的行宫等处，都按上了录音设备。61年2月在赴广州途中，录音员刘在玩笑中向毛的女友泄露了这一机密。毛大怒，指责是企图“准备赫鲁晓夫式的报告”(第354页)。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康一民、机要秘书罗光禄遭调离，过去录下来的材料追交销毁。“毛私人生活的放纵早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但是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毛经常出巡全国各地，会晤地方首长干部的作法是种政治策略──以此来超过庞大的党的官僚体系，直接和地方领导接触。毛不愿意他在地方上的谈话被传回中央。他不愿意他的随时讲话，被当作中央制定政策的依据，当然，毛更为愤怒的是，背着他录下他的讲话，可以作为以后反他的黑报告的依据。”(第354页)录音设备的按装，明显地绝不是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所能决定的。据王力《反思录》毛要杨离开北京是65年夏间已有明确表示。

 

11月13日

            毛泽东离京南下，途经山东、安徽、江苏，19日抵上海。

 

11月中旬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城市半工半读教育问题，由刘少奇主持。他指出：半工半读“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有技术、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新型劳动者。我们的目标应该培养到能当干部、当技术员、当工程师的水平。但是也要当工人、农民。”

 

            [按] 据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所述：毛与刘均主张搞半工半读。然毛对刘的“两种教育制度”至少在三个方面有分歧。(1)毛反对保留全日制学校；(2)在培养对象上，毛是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刘则是“培养能当干部、当技术员、当工程师的水平，当然也要当工人、农民。”(3)在实行步骤中，刘较平稳，毛则要急燥得多。(第214—216页)

 

11月18日

            林彪对1966年全军工作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

第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第二、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

第三、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

第四、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

第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林彪指出：什么是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最大的战斗力？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勇敢、不怕死。

林彪要求即将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必须大大地强调突出政治”，并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等。

 

[按] 林彪自1959年9月庐山会议后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大吹特吹所谓毛泽东思想，大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以博取毛泽东的欢心。同时又陆续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突出政治”、“抓活思想”、“四好连队”等左牌膺货，以投取毛泽东之所好，因而大受毛的赞赏。

 

早在1960年9月12日，林彪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四个第一”即：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上，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其它各种工作的关系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与事务性工作的关系上，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上，活的思想第一。

1960年10月10日，在解放军高级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

1960年10月20日，在林彪主持下，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号召全国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961年1月，林彪作了《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

            1961年4月，林彪指示部队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本。并指示《解放军报》要经常选登毛的语录。《解放军报》奉命自5月起，每天在报头选登语录。

            1962年正月七千人大会上(29日)，林彪发言，讲了关于党的工作与军事工作两个问题。他说：三年来“所发生的毛病，使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现在看得很清楚；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他说三年困难发生的原因，“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会后，林彪把这篇讲话特送在武昌的毛泽东，毛令田家英、王任重进行加工定稿，并亲加批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要发给党内干部进行学习。”毛泽东曾对罗瑞卿谈及林彪的这份讲话，说“林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罗答以不能。毛说：“讲不出来，要学嘛！”赏激之情，溢于言表。

1964年5月9日，为了紧密配合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及各协会的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林彪发出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其中指出：“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写的很清楚，部队文艺工作必须紧密结合部队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革命军队依靠什么？依靠飞机大炮？当然要依靠，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依靠人，依靠人的思想觉悟，依靠四个第一。文艺虽然可以达到正当娱乐的目的，但是，它不是单纯的娱乐工具，而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除了大学毛主席著作以外，还要利用文艺形式进行。例如通过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文学作品等，进行政治教育，教一首好的歌子，实际上也是一堂重要的政治课，又是文化课。官兵同唱，既能增进同志间的革命感情，又能活跃部队。所以说，部队的文艺工作是加强部队革命化，抓活思想，做思想工作的主要工具之一。政治机关的宣传部门和文化部门都是做思想工作的部队，是思想战线上的两支战斗力量，一个是用革命的道理去说服人，教育人；一个是用革命的文艺去感染人，教育人。”

1964年社教运动期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讲用会在全国广泛开展。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解放军报》刊载过的语录，补充编写成《毛主席语录》，与毛泽东著作选读本一起在军内大量发行。这就是在文革中人手数册，泛如红雨的“红宝书”。

 

林彪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鼓吹，对毛泽东思想的谀颂，对毛泽东著作的竭力推销，在思想上、舆论上为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他因此倍受毛的青睐，毛对林屡予表扬。           

 

11月24日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毛泽东在上海静观形势的发展。鉴于北京方面的抵制，他下令将姚文元文章印成小册子。上海新华书店给新华书店北京分店发来征求订数的电报，要求他们请示市委宣传部后，速报订数。

 

11月12日至26日                               

全国各省报纸，除《北京日报》、《湖南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四家外，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等均先后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日报》社长范瑾电话向上海《文汇报》打听文章背景。张春桥严令封锁消息。经请示在外地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9]组长彭真，彭指示暂不转载。本月中，彭真回北京，指责上海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民盟负责人吴晗，“这样做法，还要不要党的纪律？”发表这篇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文化部长周扬指责姚文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是勉强的。彭真也说：“《海瑞罢官》这出剧我早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

 

[按] 在文革期中，所有彭真等当事人都说：他们对姚文的来头是不了解或了解不多的。其实这不符情理。据后来的许多报导，彭真清楚地知道姚文是由江青组织的。而江青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毛的观点，老于官场的彭，决不会如此无知幼稚。但是彭真仍然明知而硬顶，他是有所恃的。第一：姚文的发表，不符合组织手续与原则。没有经过中共中央决定而发表的东西，只能认为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中央。北京各报可以不予转载。第二：彭完全相信，通过正当的组织程序处理时，他可得到刘、邓等的支持。邓对牌友吴晗的“罢官”，认为无足计较。他曾不无谑意的说：“等教授罢了官，好打桥牌。”其同情的态度，于此可见。刘对姚文的发表，态度比较持重，但支持也当然在彭一边。故彭真实有所恃而无恐。由此而更激怒于毛，事态益趋恶性发展。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起草委员会讨论时，彭真发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省市是不是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下卷第1026页) 可证作为刘少奇嫡系的彭真62年七千人大会上，也是有账的。

 

11月27日

林彪指使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李作鹏整理《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的情况》，图谋对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的罗瑞卿进行打击。林要求李作鹏从四个方面揭发罗瑞卿的问题，叶群亲自打电话督促。李作鹏于是伙同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密谋，写成一份七千多字的材料，称罗对海军“怀有巨大的阴谋”，“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是想占领海军这个阵地。”叶群又两次召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编织所谓“刘亚楼在罗瑞卿授意下转致叶群的四点意见”，作为对罗攻击的“重型炮弹”。

 

[按] 所谓刘亚楼临死前转致的四点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四、一切交给罗瑞卿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们去管。并说罗对刘亚楼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我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当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早于1965年5月去世。罗瑞卿的原话如何？已死无对证。据丛进的分析：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军队在贯彻执行中，罗瑞卿就干部新老接替工作向林彪汇报时，曾讲过有些老干部应该主动‘让贤’。一心想继续向上钻营的林彪听了，认定是要他让贤让权，更对罗瑞卿恨之入骨”。(《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33页)叶群为胁使吴法宪附从，打电话对他说：“林总讲，你同罗长子(罗瑞卿)关系也很好……你是跟罗长子？还是跟林总？应该考虑考虑。”吴法宪感到问题严重，“含着眼泪小声回答”：“我当然是跟林总，不会跟罗瑞卿……。请你告诉林总，我一定跟他，坚决同罗瑞卿划清界线，你可以看我今后的行动，看我在会上发言的态度。而且，我要当着罗瑞卿的面发言。”叶群立即表示：“我相信你。我立即把你的话报告林总。”又说：“林总已经把你的级别由六级调升至五级。”(吴法宪交待语)为了获取人证，吴法宪逼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对所传四点作证。翟被迫承认，“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四个指头”。此案之确否，固千古之谜，无由可解，然二人间权力之争，则昭然若揭。

 

11月28日

周恩来受毛泽东之命，召集彭真、邓拓及北京各报刊负责人，责令明日转载姚文元文章。彭真则指示把问题引向学术讨论，“比如从理论上，也就是从学术上分析一下吴晗同志的戏剧观、历史观，用具体的材料、具体的事实来回答一下人们关心的问题。比如象封建社会的某些道德观究竟能不能继承？古代社会有没有清官？到底是清官好？还是贪官好？展开讨论。”当邓拓反映“吴晗很紧张，因为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时，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按] 姚文发表之初，人心惊疑观望。当邓拓(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动员组织就海瑞这一历史人物进行学术讨论后，许多人写文章开始学究式的探讨，绝大多数人对姚文元的政治罗织不表赞同。后来他们都因此在随将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以包庇吴晗，反对左派，抗拒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受到斗争批判和残酷迫害。

 

11月29日

在江青的当面要求下，罗瑞卿从上海电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在《解放军报》上转载姚文，并加上按语：

“一九六一年，吴晗同志编了一本京剧《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大毒草。作者用歪曲历史真实和‘借古讽今’的手法，极力美化封建统治阶级，宣扬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作者精心塑造了海瑞这个形象，要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去‘学习’海瑞的所谓‘退田’、‘平冤狱’以及所谓‘刚直不阿’的‘大丈夫’精神，等等。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吗？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海瑞罢官》这个戏的出现，正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阶级斗争就是最大的政治。我们强调突出政治，就是要学会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历史，看待现实，看待一切事物。我们军队的同志，不仅要善于在战场上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要善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用鼻子嗅一嗅，到底是对哪个阶级有利，对什么人有利。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凡是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利的事情，我们就坚决拥护，坚决去干。反之，就坚决反对，坚决不干。”

 

[按] 据罗瑞卿的女儿点点所撰《非凡的年代》所载：罗25日抵上海，“当时上海的一位负责同志告诉父亲，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并告诉上海市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们转载不转载。”毛主席还交待了，“什么人都不要讲”。26日，“晚上父亲见到江青，江青也对父亲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回到驻地，父亲即给彭真同志打电话，他在电话中说：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罗瑞卿就姚文向彭真通报，可见两人关系的密切，也很可能就是毛泽东最后下决心先搞掉罗的原因。

 

周扬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讲话。指出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文艺战线也出现了一股逆流。”他列举了舞台上大演各种坏戏和鬼戏，舞台上出现了各种牛鬼蛇神。电影方面，出现了所谓“离经叛道论”。文学方面有“写中间人物”理论，及大肆宣传“三十年代”的文学传统。1961年这股逆流达到了高峰。文艺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整风。“这是文艺战线上第五次大批判。”

新华书店北京分店在请示市委后，同意征订姚文元文章的单行本。

《北京日报》被迫转载姚文，按语是由彭真亲授的：

“吴晗同志编的《海瑞罢官》是一出影响较大的戏。过去本报和《北京晚报》发表过繁星、常谈、方三、史优等赞扬《海瑞罢官》的文章。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它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毛主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为了便于大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解决问题，我们准备在本报就《海瑞罢官》及其它有关的问题展开讨论。”

 

11月30日

林彪就罗瑞卿问题写信给毛泽东，由叶群持信及李作鹏、吴法宪等的揭发材料，前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

《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版内转载了姚文元文章。编者按称：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的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按语是依据彭真的意见写成，最后的一段毛泽东语录是周恩来加的。为了避免造成太大的震动，彭真指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北京日报》转载姚文时有先有后，《光明日报》则在12月2日转载。

邓拓向北京高校作紧急布置：“各校要以《北京日报》按语为方针，搞‘学术讨论’”。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立即指示北京大学法律系师生查阅《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资料，研究海瑞平冤狱问题。

 

12月1日

            彭真在家里召集周扬、许立群、胡绳、姚溱、吴冷西等开会，他说：“《解放军报》说《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说的太早了。这样一说，别人就不好发表意见了。部队的同志只考虑部队的教育问题，不考虑全国的影响问题。”他认为《人民日报》的按语“比较稳重”。他赞成“放”的方针，要求周扬化名写篇文章，参加“纯学术批判”。

            在北京市委会上，彭真又亲自布置邓拓写一篇关于道德继承论的文章。

 

12月2日

            毛泽东对兰州军区党委关于55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作出批示，同意林彪来信并对罗瑞卿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指责，“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某某某某部队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按] 毛泽东在批语中所指折衷主义者即罗瑞卿。毛在讲话中明确点名批判了罗瑞卿，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则。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看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也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12月3日

            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吴冷西召开中央级报刊负责人会议，要求对姚文展开讨论，“重点放在学术上。”

 

12月4日

            在彭真指使下，北京市委宣传部办的《文艺战报》连出几期增刊，登载批判姚文的文章，李琪说：这几期增刊就是编给康生、江青同志看的。根据彭真布置，由王汉斌负责组织市委研究室人员去北京光学仪器厂(王在该厂搞四清)、宋硕去大学校，撰写学术批判文章。

 

12月7日

中宣部刊物《宣教动态》刊登《上海知识界人士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反映》，抨击姚文“后两段火气太大”，“批判提得太高”，是“政治上的罗网，陷人于罪”等等。以后，这个刊物一次又一次抨击姚文是“大棒子”、“文字狱”等等。

 

            [按] 姚文发表前三天，张春桥曾邀集上海学术界人士李平心、周予同等对姚文提意见。与会者均表反对。据江青指示：“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出马不可。前一时期，《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于是《文汇报》根据张春桥的指示，组织“放”。12月31日，又召集上海史学界、文艺界名宿周予同、周谷城、谭其骧、李俊民、李平心、陈守实、魏建猷、陈向平等座谈，以“引蛇出洞”。引蛇出洞以陷人于罪，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毛就曾经施用过。嗣后以向领导提意见为名的鸣放，如61年间的神仙会，64年的三干会等等，都是以民主为诱饵，鼓励人“畅所欲言”，然后再秋后算账，进行政治打击。此即毛的所谓“民主”。

 

12月8日—15日

            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揭发批判。会议印发了叶群带到杭州向毛告发的材料及林的亲笔信。叶群在会上作了长达11个小时的揭发。会议进行到第三天(10日)，把在西南视察的罗瑞卿专机送来上海，隔离反省。周恩来、邓小平被指定找罗谈话，“罗不但没有老老实实检讨错误，反而表示了委屈，多方为自己辩解。”于是，成立“中央工作小组”继续处理。

 

[按] 罗瑞卿与林彪的矛盾，始见于1964年以来解放军中开展的大比武运动。罗瑞卿是这一运动的积极提倡者。林彪则在1964年11月30日借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际，强调突出政治；接着，一再批评军事训练冲击政治思想工作。罗瑞卿则屡予反驳，积怨难解。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无疑是完全支持林彪的。因此，他指责罗反对突出政治，是折中主义亦即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视罗为敌人。又据，特里尔《毛泽东传》(修订本)谓：罗瑞卿“反对毛把苏联和美国等同起来。他认为毛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也背离了起码的军事常识。罗热情地谈论苏联红军，并对社会主义阵营抱有希望。他指出：为了越南的利益，应进行‘联合行动’。”“罗尊重苏联，相信社会主义同盟，亲欧[苏]，在越南问题态度上强硬。”(第382页)罗瑞卿是否真是在对苏问题上构成反毛的罪状，如特里尔所云，尚值得研究。然当时毛的反苏狂热一再加剧，完全不顾策略地把苏联视同甚至比美国更可怕的敌人，反美反苏，两个拳头出击，许多人对此在认识上是有保留，情感上颇勉强，特别是在战略上则是有怀疑和顾虑的。毛对此十分敏感与警惕，也是很自然的。

            又据文化大革命中揭发：1965年11月，苏联将召开23大，彭真是主张派代表团参加的。并曾亲自动手起草参加23大的报告。此事经毛反对而作罢，“彭就指使黑帮分子辛毅在家里秘密接见了苏联大使，密告说：‘最近我们要发表文章(指《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发表了就不好说了，趁没发表说一说。’彭还向苏修泄露了国家大量机密，讲了工业布局、三线建设、城市人口疏散、四清运动等情况。”在对苏问题上，彭似乎是与毛有分歧，而彭、罗之间在这方面观点则是接近的。

罗瑞卿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位牺牲者。但他是通过传统的拜占庭宫廷政变方式被打下台的。其总参谋长一职，由原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代理。

《非凡的年代》引罗瑞卿夫人郝治平回忆：除周恩来外，甚至连刘少奇事先也不知道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刘在抵上海后“跑来找贺老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又据1979年谭震林回忆：“那个会我参加了，可会上没有讲罗瑞卿的事情啊！我们是莫名其妙啊！关于罗的问题一直没有讨论，但是常委讨论了没有，就不清楚了。”

 

杨成武在会上长文揭批罗瑞卿。

 

12月8日

            《红旗》第13期发表戚本禹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点名的批判了翦伯赞的历史观。陈伯达曾帮助修改。文中横指翦伯赞的历史观点是“现实阶级斗争在史学界的反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判定翦伯赞是“近几年来史学领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尖锐斗争中资产阶级一方的代表人物”。

 

            [按] 翦伯赞当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61年12月22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1962年5月4日在《江海学刊》发表《目前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针对当时史学界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了指导性的意见。极左派批评翦否认阶级分析和阶级观点，反对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研究历史，反对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污蔑农民与农民革命，鼓吹“让步政策”，美化地主阶级。戚本禹的文章就是其集大成而无限上纲者。当时颇曾流行所谓“让步政策论”，认为在农民起而反抗，社会阶级力量对比农民力量超过封建主阶级时，封建主阶级有可能被迫让步，采轻徭薄赋，安抚农民，以稳定统治。“让步政策论”的发明权据考证应归于陈伯达，49年以后则为史学界广泛引用。1965年孙达人撰文，就“让步政策”进行批判。[10]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陈伯达等的讲话中曾说：“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批判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就是以污蔑农民战争、鼓吹让步政策为主要罪名，以极左的狼牙棒，大张挞伐，意在与姚文元相互配合，南北呼应。毛泽东颇为欣赏，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据师东兵《1965年秋冬的北京与上海》一文(载《中国在这里沉思》)记载：戚文发表后，彭真曾约见他，说：“看了你的大作很感不安。照你所说：历史研究只能为某些政治口号服务了。我们党可是从来没有这样提过。你那样写是不是合适呀！”戚表示，是“他们硬是要我那样写。而且我的文章是陈伯达同志帮助改过的。”第二天，戚本禹写信给彭真：“最敬爱的彭真同志：我在未和你谈话之前，心里很紧张。可是当你亲切地接见了我，并对我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后，我的紧张感全部消失，就象到了自己家一样。我渴望进一步得到您的帮助和指导。戚本禹敬呈。”这条政治上的小爬虫，投机趋附之态，跃然纸上。据传此件在彭真被抄家后送到了江青手里，也是戚本禹最后锒铛入狱的原因之一。

 

12月12日

《北京日报》、《前线》[11]发表由邓拓所撰，署名“向阳生”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一文。该文由彭真亲笔修改、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意图影响批判向学术讨论方向发展。

 

12月13日

            邓拓、范瑾在市委大学部召开文科院校大学生座谈会，为《北京日报》组织讨论稿件，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进行讨论”。

 

12月14日

            彭真召开市委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在学术与文化界展开对《海瑞罢官》的讨论。彭真鼓励吴晗：“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我就是要在同志们有难的时候雪中送炭。”当与会者纷纷为吴晗鸣不平，称赞市委对此事指导方针正确，是与彭真的领导分不开时，彭真说：“不要把成绩归于一个人的名下，应该归于集体领导。我们有些同志看一个人象太阳一样亮，太阳还有斑点吧！毛主席说他的错误一火车也拉不完。那我的错误就更多了。”在场的《红旗》记者程虹，即刻打电话将此情况报告陈伯达，陈伯达作为材料密报毛泽东。

 

12月21日

             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12]谈话时说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陈伯达立即将讲话内容通知江青。

 

[按]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把该剧与1961年的所谓三风(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联系起来。这犹可视为是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所谓右倾思潮的批判。毛则亲自点明：海剧的要害是“罢官”，海瑞就是影射彭德怀，吴晗的罪行是为1959年被罢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鸣冤翻案。问题的严重性便远远超出一般的思想批判。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仗义直言，为民请命。毛在盛怒之下，一反会议原定反左纠偏的主旨，改为继续反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斗争，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使极左的灾风在全国火上添油，铸成历时三年的大灾难。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刘、邓如实地对大批在极左跃进中被加害的干部与群众平反。然对彭德怀则仍认为罪在不赦。会上，刘少奇的讲话中就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问题在于彭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并指责彭为高(岗)、铙(漱石)余孽。(毛泽东、周恩来插话：是主要成员)。有一个“高、彭(德怀)联盟”(毛插话：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彭德怀对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不服，在1962年6月16日写成“八万言书”，请求中央全面审查他的历史。毛认为这又是一起严重的翻案事实，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事隔三年多，1965年9月23日，毛亲自召见彭，委以“三线”副总指挥任务。并当面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你也不要发牢骚，不要把事情弄得一成不变。真臭了也可以香起来么！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要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我没有忘了你，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你的事。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对此，彭德怀极为感动，11月27日离开他在京的贬所挂甲屯吴家花园，奔赴成都，全力投入工作。然就是在这同时，毛已授意江青组织姚文元写成文章，对吴晗的《海剧》进行批判。66年2月8日毛在彭真向他汇报时，还质问彭：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同时，一个名为“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正奉毛之命加紧审查。(戴煌《牢记“造神运动”教训》)这就无论如何不能把毛对彭德怀的谈话看作是诚实的致歉；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运用权术，把彭暂时调出北京，并在同时出黄克诚为山西副省长。从现有的资料看，为了发动这场重返一线的政治冒险，毛泽东是作了周密的战略准备的。罢杨尚昆，由自己的亲信汪东兴掌握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黜罗瑞卿，把军权牢牢掌握在林彪手中；向彭真与陆定一发难，动摇其基础，然后直指刘少奇以消除这一劲敌。这就是毛对即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设计。由于将突破口选在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身上，欲行罗织的罪名将牵涉到被罢官的彭德怀，所以，把彭德怀先调离北京，也是扫清突击通道的必要准备。于是才有9月23日的一番表演。毛彭之间，关系一直十分紧张，毛认为彭在他死后会造反，故意必根除。(参见《黄克诚自述》) 1959年以后的发展越来越证明彭的意见书是正确的。然彭越是正确，毛就越不能容忍。《三国志·魏书·袁绍》载袁绍南攻曹操，他的忠实谋士田丰极力谏阻。“绍怒甚，以为阻众，械系之。”官渡之战，袁绍大败。“或谓丰曰：君必见重。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毛泽东的气量并不比袁绍好。彭德怀的悲剧正在于真理在他一边。如果后来的事实证明彭德怀是错误的，他的命运也许是另外一个样子吧！又据李志绥的回忆录，在毛放纵的性关系上，57年彭德怀直言进谏，说毛不应搞“后宫佳丽三千人”，因而解散警卫团文工团(《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90页)。亦可见两人间夙怨甚深。刚正不阿的彭德怀，终必不容于睚眦必报的毛，则另外的结局恐怕也是不会有的。

 

12月22日

            彭真、康生、杨成武在杭州受毛泽东召见。毛重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真摇头插话：“我们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任何组织联系与个人关系。”并与康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12月23日

            应彭真的要求，毛泽东单独会见了他。彭极力为吴晗辩护。最后，毛表示：先按你们议定的办吧！再快也得两个月才能作政治结论。

 

12月25—26日

            彭真赶往上海，为毛泽东庆寿(七十二岁生日)，席间与张春桥会面。彭责问张：“你们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你们的党性跑到哪里去了。”“你记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行了。到时候我们自有讲理的地方。”祝寿宴上，毛泽东要求彭真“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引深一步。”25、26两日间，彭真听取了上海市委的汇报。  

            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布置为五本经典著作写序言，谈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就是海瑞。

 

 [按] 按照中共的组织原则，公开点名在政治上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民主党派的高级负责人，必须征求北京市委的意见并有中央的决定。彭真完全有理由指责姚文的发表是个人的、非组织活动。中央与北京市的报刊也完全有理由不转载一个地方刊物上的文章。彭真绝不是不了解姚文的背景，但他直至杭州之行亲自听到毛的指责以后，仍有恃无恐，正是因为他认为按组织原则并通过正常程序来解决时，他是有理有据的。张春桥则以“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据作为《5·16通知》附件的《1965年9月至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以尚方宝剑作依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个人与组织的对抗。毛泽东为了贯彻其个人的意志，只有抛开甚至摧毁共产党在第一线当权的现行组织。为了无所顾忌地抛开或摧毁这一组织，就必须无限地张大个人的权威，同时诉诸广大群众的支持。这就是当时的形势。

   

12月27日

            《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否认与“单干风”与“翻案风”的关系。

 

12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方求的《〈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一文。这是由中宣部周扬、林默涵组织林涧青、龚育之写的文章，对“清官”进行讨论，贯彻彭真引向学术批判的战略意图。

 

12月30日

            康生向在上海的毛泽东告密。“主席：据可靠消息证实，彭真在1961年11月间，指使邓拓、项子明、李琪等人跑到西郊公园畅观楼检查中央1958至1961年下发的所有指示文件，查找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所谓‘问题’。联系到吴晗的《海瑞罢官》，联想到杨尚昆、罗瑞卿一系列的反常活动，联想近几年积极上书，迫不及待的翻案表现，初步断言，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篡权步骤。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请主席深思、决断。康生呈”据江青说：此信陈伯达看过，并由他专人送与江青转呈。毛泽东阅后，嘱在场的江青、张春桥严守机密，任何人不得外传。随即点火焚毁。并通知秘书，电召周恩来、林彪在明天，即1966年元旦来上海见他。(《1965年秋冬的北京、上海》)

 

          [按] 所谓“畅观楼事件”，据文化大革命中所揭是：1961年11月，彭真令市委秘书长项子明：“你看看几年来中央文件中有什么问题，看看他们头脑里干了些什么事情？刮五风的文件有没有？要找出问题，整出材料。”他让项子明找些“头脑清楚的人，一份一份的看。”由邓拓负责指导。项子明与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市教育部长张文松等十余人参加了这一工作，查阅了1958年以来的中央文件，“寻找中央和毛主席的所谓‘错误和缺点’。”“他们对1958年成都会议以后中央的指示和中央批转的有关报告，逐份地作了审查，凡是计划指标，均被他们诬蔑为‘浮夸’，‘不实事求是’。甚至连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指标，也被诬蔑为‘高指标’。凡是提到‘全民办’、‘大办’的，以及强调‘群众运动’和‘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地方，统统被他们指为热。他们肆无忌惮地攻击毛主席‘头脑发热了’。胡说：‘五风与人民公社有关系’。‘大、中、小并举’是不对的。甚至恶毒地污蔑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他们经过十多天的地下活动，从文件中找到了所谓‘问题’以后，写了近二万字的材料，名为《中央文件摘要》。《摘要》印好后，以‘绝密’件分别送给彭真和旧市委书记处成员。”这份揭发材料还提到，“畅观楼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杨尚昆就在邓小平的指使下，让中央办公厅查阅1958年以来中央的文件。”(《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彭真罪恶史》，市委机关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编)文化大革命中揭发陆定一领导的中宣部在1961年也曾秘密审查1958年以来的中央文件。这都是58年以来党内就所谓“三面红旗”在台面下进行互斗的反映。

          

            《人民日报》转载吴晗27日的检讨。编者按语中“吴晗的自我批评有进步，值得欢迎”句，彭真在定稿时删去。

 

1965年12月30日至1966年1月18日

            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研究贯彻执行林彪1965年11月18日提出的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会议的政治报告中，着重引述林彪所吹嘘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要求“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会议指出，贯彻执行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不仅是全军1966年各项工作的总方针、总任务，而且是军队建设的百年大计。

 

            [按]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峰”这一提法，最早是康生在1958年夏给北京市政治教师作报告中提出的。60年1月又有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的说法。“顶峰”之说，经过林彪鼓吹，它便成为风靡全国的教条。

 

12月31日

彭真打电话给范瑾：“找一批与吴晗观点相同的文章，放手‘放’。”

                          

1966年1月1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而斗争》。由陈伯达所主持的《红旗》发表社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从此进一步开始了一个宣扬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无条件崇拜的疯狂时潮。

 

            [按] 毛泽东极端强调政治，把政治说成是统帅，是灵魂，是决定一切的生命线。这是一种权力拜物教。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的观点。“在封建的中世纪，超经济强制机制无所不在地支配着社会的运行进程，使社会的各个领域都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中。政治的强化导致了经济的严重衰退和整个社会自主力量的萎缩，封建的专制政治就是在这个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彻底消灭了封建的超经济强制，创造了使商品经济摆脱政治权力控制而自由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即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社会才得到新的发展。(荣剑、杨逢春著《民主论》第206页)权力拜物教导致了对权力的崇拜、权势追求、官僚主义、特权、摧残民主、滋长专制以及贪污、腐化等痼疾。因此，在今天社会里，过份强调政治，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以权力来代替客观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反动措施。

 

1月2日

            彭真召集有陆定一、康生参加的文教、报刊、北京市及部队有关负责人，由胡绳传达毛泽东的杭州讲话，而对毛所称要害是罢官一点则有意回避。彭真强调“放”，陆定一指示“先搞学术讨论”；康生则大谈所谓“要害问题是罢官”。

 

            [按] 据1966年2月8日毛泽东的讲话，“要害是罢官”的发明权属于康生。毛曾对林彪说过：过去，江青、康生他们跟我讲《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鸣冤叫屈的，我还有些不信，现在看来，果然是这么一回事。康生早在1964年就向毛泽东说过：“《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有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363页)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自己也表示：“一九六四年底的时候，我曾向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系，同彭德怀的问题有关系。因为《海瑞罢官》这出戏里提出退田给贫民的口号，而彭德怀也提出了恢复单干的问题。海瑞是反对嘉靖皇帝的，彭德怀则反对毛主席。有人捧海瑞，这不正是捧彭德怀吗？这是明目张胆地为彭德怀招魂扬幡。”(《康生外传》第255—256页)6月3日，康生与越南胡志明谈话中，也提及自己曾就《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联系问题，向毛提出过。这次传达毛的谈话时，胡绳回避了所谓要害是罢官问题，无疑是秉承彭真的指示行事的。这表明彭真为保护吴晗，正有意冒与毛泽东正面对抗的风险。这肯定更激怒毛，下决心不惜代价和手段，以铲除敢于违抗自己的势力。

 

1月4日

            陆定一召集文教部门负责人开会，就吴晗问题布置学术批判。

 

1月初

叶剑英被任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开始成为文革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1月8日

            中宣部副部长姚溱把1962年《宣教动态》88期上所载庆云(即关锋)的杂文《从陈贾谈起》送与彭真。该文在道德继承问题上的观点与吴晗相似，姚溱等意图借此作为反击的武器。此举后被毛定罪为整左派的材料。

            《北京日报》发表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化名李东石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

 

      [按]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在知识界初是惊疑。在看到《人民日报》转载于《学术研究》专栏，并读到其按语之后，又惊魂稍定。于是讨论海瑞其人以及封建道德继承、清官等问题的文章纷纷出现。其中少数人是学术界的左派，这些人是神经弦早已向左绷紧、习惯于借批判打棒子，以取得或企望取得名位的红人。绝大部分则是被愚弄的学究，从史实上评姚文之欠科学性；有人甚至激于义愤，指责姚文元是陷人于罪。据说，单是向《文汇报》投稿，批评姚文的就达三千余件。《文汇报》犹以组织讨论为名，积极鼓励投稿，特别是持反对意见的稿子。用江青的话说：“要引蛇出洞。让他们讨论这篇文章，把观点都亮出来。”张春桥说：“有反对的，就有靶子了。这样一搞，就热闹起来了。”所谓“引蛇出洞”，从而陷人以罪，是毛鸣放政策的真实内容。

 

1月9日

            彭真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其中仍不提所谓《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

            中共中央在转发中共化学工业部委员会《关于贯彻执行中央有关半工半读问题指示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工矿企业部门具有充分开展半工半读教育的条件，如果都能认真贯彻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开展半工半读和业余教育，就可以促进逐步实现中央提出的‘既出产品，又出人才’的愿望。更有力地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更有力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促进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逐步缩小。

 

1月11日

            陆定一召集文教部门负责人开会，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讲话，要求在文史经方面大搞学术批判，而不谈《罢官》要害。

 

1月13日

            王若水(思肜)在《人民日报》发表《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文中提到罢官是要害和与庐山会议的联系问题。

 

1月14日

            外交部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三光政策”、“焦土政策”和大规模使用毒气和化学毒药。

 

1月16日

            彭真在家召集许立群、吴冷西、姚溱、胡绳、范若愚、范瑾、李琪等开会，彭真说：市委查了，没有材料证明吴晗和彭德怀有关；邓拓在三年困难时期对三面红旗是坚定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与吴晗是文字上的密友。吴晗受批判已使邓拓受到株连。

 

1月17日

            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六报刊编辑部的人员开会，传达彭真指示：把学术批判的内容与版面控制起来，《红旗》暂不搞，其它报刊则强调放，“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会后，许立群写成了《北京六报刊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报送彭真、陆定一。

 

1月18日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及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在北京结束，决议以林彪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为全军各项工作的总方针。

 

1月21日

            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以便在文艺界进行更有力的进攻。此举无疑是在毛的授意下进行的，是要借解放军这座“尊神”，来攻击阻挠批判吴晗的反对势力。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17——618页）：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上海“天天等，天天盼”（张春桥1966年5月语），起初还曾希望能得到北京方面一点支持。但是，18天内北京方面没有一家报纸转载。他们感到“震惊”，“不知道会触动这么深”，“更不知道彭真会这样坚决反对”（张春桥1965年12月至1966年5月语）。江青在“气愤”之余，感到“攻也攻不动啊！”“我的话更没有人听”。于是想到解放军中请“尊神”，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江青《为人民立新功》）

 

1月23日

            刘少奇、邓小平把《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批转全国，作为指导文艺工作和文艺路线的方针。

 

1月24日

《人民日报》报导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指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说：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1月25日

《哲学研究》第1期登载关锋、吴传启文章《评吴晗同志的道德论》，继续对吴晗进行批判。

 

1月27日

            郭沫若致信中国科学院党委书记张劲夫，请求辞去科学院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职务。

 

1月18日至27日间

            戚本禹打电话问许立群，批判吴晗要害的文章可否发表？许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现在都不能发表。戚本禹与关锋写成的批判文章要送彭真审查。彭真以没时间看，要下乡，进行拖延。

 

1月27日至3月5日

            全国工交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邓小平讲话，制定了以突出政治为中心的六项方针。

 

1月下旬

            叶群奉林彪之命，电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座谈部队文艺工作。四、五人即可，名单交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审定后抄报林彪办公室。萧华决定由刘志坚带队，成员为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部长李曼村。

 

1月31日

            彭真在家召集许立群、吴冷西、姚溱、胡绳、范若愚、范瑾开会，让许立群搜集“左派”的材料(即关锋等所写文字)，要对“左派”整风。许立群随即遵嘱整成七份材料，送呈彭真。

 

1965年7月至1966年1月

            在北京市委主持下，召开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的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

 

      [按] 先是1964年11月5日，中宣部派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进驻北京大学，作为试点。张盘石(中宣部副部长)为队长，队员刘仰峤(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庞达(中宣部教育处副处长)、宋硕(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工作队发动群众，揭北大“阶级斗争的盖子”。其基调是校长陆平犯了路线错误，“北京大学已经烂掉了”。当时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就是这个工作队下的积极分子、反陆平的左派。同时在全国开展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等学校计二十三所。1965年3月3日，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了北大的社教问题，肯定北大是办得比较好的大学，也有一些问题；陆平是好同志，也有错误；北大的运动有成绩，也有缺点。4月2日，中宣部与市委撤换了张盘石的队长职务，增派许立群、陆平、彭珮云、常溪萍共同组成九人领导小组，并解散下属之工作队。为了重新审查北大社教中所揭出的案件，7月在国际饭店召集了长达七个月的会议，进行平反；并对原工作队所依靠的聂元梓等左派实施反击，受批判者达一百余人。直到吴晗批判问题日呈严重后，市委始被迫草草收场，结束这个会议。

 

2月1日

            《人民日报》登载云松《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一文，说：“《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这三出戏所以调子如此一致，都要退田、平反，都要‘为民请命’，也正是当时两条道路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

 

2月2日

            刘志坚等至上海见江青。临行前林彪电话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2月3日—7日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据王力《反思录》“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之名，是66年姚溱在《二月提纲》上自己加上去的。)召开扩大会议，对批判吴晗的问题及继续批判的问题进行讨论。与会的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因病住院开刀，未参加)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十一人。会议由彭真主持。彭真仍以1965年12月23日毛泽东所说“先按你们议定的办吧！再快也得两个月才能作政治结论”为据，先作学术批判。在这次会议上，彭真明确宣布：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他并让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郑天翔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彭真还提出：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在会上，康生则静以观变。会前他已授意关锋写成《〈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一文。康生对彭真坚持吴晗与彭德怀无关并不表态，只提出不管怎样，关锋的文章修改后可以发表。会后，成立了学术批判办公室。许立群、姚溱根据彭真讲话，整理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2月3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突出政治》。嗣后，该报就“突出政治”问题，连篇累牍，发表社论，制造气氛。2月9日，《提倡一个“公”字──再论突出政治》，2月14日，《最重要、最根本的备战——三论突出政治》，2月18日《政治统帅军事、政治统帅一切──四论突出政治》，3月2日《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五论突出政治》，3月23日《提倡唯物论，抓好活思想──六论突出政治》，4月5日《关键在于党委的领导──七论突出政治》。

 

2月4日

            郑天翔在北京市委会上传达“五人小组”扩大会议的内容。邓拓在会上说：“我不怕，我写的文章没有什么影射，可以辩论。我手上也有别人不少小辫子。

 

2月5日

            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就《汇报提纲》进行讨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均表示同意，并决定按照《汇报提纲》向毛泽东汇报。康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2月6日

            陆定一妻严慰冰频年以写匿名信方式，对林彪、叶群进行个人骚扰攻击，事件败露。由彭真出面，电商卫生部长钱信忠，安排陆定一入医院，随即前往南方休养。

 

2月7日

            经彭真最后酌定的《汇报提纲》以电报形式发呈正在武汉梅园招待所的毛泽东。

 

2月8日

            彭真与陆定一、康生、许立群、胡绳、吴冷西等人，到武汉梅园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并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回答：“他是站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那一边。”毛泽东说：“吴晗不要罢官，还是当他的副市长，这样讨论就可以放了吧！”  当彭真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对待关锋等左派时，毛泽东严厉驳斥：“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在许立群批评关锋的文章时，毛说：“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看过，还不错。左派的问题以后再说。”在汇报中谈及对郭沫若、范文澜要保护，不要批评时。毛说：“郭老、范老当然要保护。但是他们两位还要在史学界工作，有个适当的自我批评表示为好。”这次汇报时，毛同意出版《毛选》五卷，且表示不同意林彪的“顶峰”和“最高最活”的提法，要彭真和康生到苏州和林彪谈一谈。

 

2月12日

            彭真根据汇报中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委托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和胡绳执笔，于二月十一日在武汉起草了《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语》：“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时，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此即《二月提纲》本日正式以中央名义发到全党。

 

1月31日──2月13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河北省委等各省省委分别发出通知、指示或作出决定，号召各级干部自觉地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2月18日

             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在谈到军事工程学院先搞二年、三年，然后搞二年半工半读并结合预分配时，毛说：“理工科还要有自己的语言。六年中先搞三年试试看，不一定急于搞二年。尖端科学搞三年，要有针对性也许行。三年不够将来加搞一点。有针对性才能有少而精，有针对性才能一般与特殊相结合。六年改三年，这样改以后，步骤稳妥，方向对头。”“理工科有它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语言。要读一点书；但是也有共性，光读书不行。黄埔军校就读半年，毕业后当一年兵，出了不少人材。改成陆军大学后，结果出来尽打败仗，作我们的俘虏。”

 

      [按] 毛泽东一面总在人前制造自己博览群书的形象，一面则极力诋毁多读书。他声称：“念书多了要害死人。”“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念书多了，念死。梁武帝早年不错，以后念书多了就不行了，饿死在台城。”“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行了，就出了内乱。汉武(？)帝、李后主文化多了亡了国，可见念书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生，而刘邦是个草包。”(《1964年春节谈话纪要》)死念书、念死书，固然不可取；但说书念得越多越蠢，害死人，却是典型的毛泽东式的矫情偏激、刻薄悖理的谬论。毛泽东的唯意志论思想，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它同历史上王守仁的心学很有相近之处，只不过是把王学的“良知”、“良能”换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致良知”、“格物”换成为改造；“知行合一”改为社会实践，也就是通过实践改造自己。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天理之常的“良知” ，只要有了毛泽东思想就有了一切。所有学问之道，书本所载，都是魔经。连祖师爷马克思的书，也多读不得，十来本就行，(据莫洛托夫回忆录，毛泽东自认没有念过《资本论》)，很有些禅风。根据他这种高见，大学文科根本不需要办，即使办也只能在工厂、农村中进行，其招收的学生也必须是识字不多、甚至是不识字的工、农、兵分子。故文革后期所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中，文科有不知孙中山、阎锡山之“山”在何地，理科有1/2+1/2=2/4者。毛远新，毛泽东弟毛泽民之遗孤，时就读哈尔滨工业大学。

 

2月2日──2月20日

            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间，江青又邀请在部队里没有任何职务的张春桥到会座谈。在张春桥、陈伯达的捉刀下，起草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份《纪要》与彭真的《汇报提纲》形成鲜明的两军对立。

 

            [按] 毛泽东把这份由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一手炮制、并自己亲自修改的《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赐名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实际上是要让人们知道，这是毛泽东亲自委托江青炮制而成的。《纪要》的出笼，是《5·16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前一起重大的事件，其作用远远超出于部队文艺问题之外。一、在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毛本人亦未明确反对的《二月提纲》之外，又出现一个由毛泽东支持并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在主要观点上，两者完全是针锋相对。在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文化革命的任务、目标、方式都是完全相左的。这就不单暴露了毛泽东与当时在第一线的刘、邓、彭等人的原则分歧，同时也暴露了毛个人与共产党组织的两相对峙，互不相容的深刻分裂。毛要么是甘心退处二线，忍受大权旁落，作一个有名无实的太上皇；要么是把已经掌握实权、而实际并不顺从他的第一线组织推倒，由自己重新亲揽朝纲。显然，当时的迫切问题，已决不是批判吴晗和一大批所谓资产阶级学者，也不仅是罢黜一个或几个敢于顶撞其权威的彭真等官员，而是他长期以来所最担心的中国会走上苏联的道路，会变修，会出现赫鲁晓夫，斯大林被撤墓焚尸的可怕事件会在中国重演，毛主义的理想王国立将幻灭。因此，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任何风险，加速并公开推行他蓄谋已久、并逐渐成熟的政治大冒险──发动文化大革命。二、由于自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孤立和整套组织关系、警卫制度的限制，毛本人在北京几乎已无任何自由活动的可能。即使离开北京，到由亲信柯庆施所掌握的上海，活动的余地也颇多限制。因此，他逐渐支持和利用自己的老婆江青，先是充当耳目，用江青自己的话说，是作主席的“哨兵”。进而是组织文章，充当打手，也就是她所说的主席的“一条狗”的角色，开始咬那些异己的人。《座谈会纪要》的炮制便是为公开放狗出笼，而赋予她必要的政治资本。在这以前，江青最多只是毛的私人秘书之一，任务是照料生活。谁都明白，这一职务只是因为她是毛的老婆，本有在生活上照料丈夫的责任，因此，美其名曰生活秘书，原是恭维的客套。除此以外，江青的级别不过十一，官称最高是中宣部文艺处的副处长，在外廷实不过芝麻官一个。毛这次派她出来“请尊神”林彪。林彪心领神会，亲委她以全军文艺指导的大权，后来还特别把她从行政十一级超拔为五级。在毛的亲手批改、林的郑重签发下，《座谈会纪要》在文化阵地上异军突起，江青的“文化大革命旗手”地位从此奠基。三、江青与林彪的开始勾结，也就是毛泽东藉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文武两个班子的结合。兵痞、文痞，一操枪杆子，一使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保卫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林彪语)。在全部文化大革命中，这文武两班子的亲合分崩，矛盾争夺，也是全部悲剧与闹

剧的篇章。

 

2月21日

            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各地文艺工作者大批下放，至此，全国已有十六万多名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

 

     [按] 从1958年以来，各机关多次进行所谓“干部下放”，当时，机关干部以参加“四清”或锻炼改造而下乡下厂的人数无法统计。他们绝大多数是借下乡下厂的名义被精简而转成为基层干部或工人、农民。有的连家属也一起迁走，回城无望，他们的愤怨情绪是可以想见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先后以受当权派排挤打击的受害者身份，杀回原单位，成为造反派。

 

2月23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于最近举行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决定。

 

2月下旬

            中共高等教育部政治部、中共卫生部政治部、文化部和所属单位以及中共北京市委分别于最近在北京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座谈会和经验交流会。陆定一在卫生部座谈会上，对知识分子如何学习毛泽东著作问题作了指示。

 

2月27日

            《红旗》第二期发表尹达《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一文。

 

      [按] 尹达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以左派面目出现，领导“史绍宾”(史学哨兵之谐音)小组，在史学界大行挞伐。文革初期尹是中央文革成员，很快本人也成了文革的牺牲者，被学部的一派揪出批斗。

 

            北京市委为保护吴晗，让他化名李明光，下乡参加“四清”，以避风头。这是根据周恩来的示意安排的。

 

3月4日至16日

            负责审查与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工作小组”在北京开会，42人参加，对罗瑞卿进行揭发批判。12日，罗被迫作检查，18日，跳楼自杀，不死，腿骨折。这            是对罗批判会的第一阶段。           

 

3月5日

            教育部、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发出联合通知，在教育战线上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

 

3月6日至31日间

            中共湖北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中共云南省委举行常委会议，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全省农村政治工作会议，讨论突出政治问题，号召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

 

3月7日

            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会议讨论加强县委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问题。

 

3月8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教育办公室工作的通知》。中共中央组成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教育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法文教组兼管教育办公室的工作。

            河北邢台大地震，受灾人数达34万余。

 

3月10日

            《戏剧报》第二期登载编辑部文章：《田汉的戏剧主张为谁服务？》

 

3月11日

            林彪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写信，肯定工交系统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政治的做法很好，指出“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必须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的思想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          

            上海市委派宣传部长杨永直来北京，进行“摸底”活动，与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会见，提出一些问题。本日晚许立群就杨永直所提有关《二月提纲》中的问题应如何回答请示彭真，许立群说在谈话中：杨曾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彭真答：“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杨又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电影，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彭答：“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杨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答：“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按] 张春桥在得到杨永直的汇报后说：“现在有把握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所谓学阀，“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张春桥此处的逻辑无论是否有理，但“打狗欺主”，这是人情世故之常。《二月提纲》力争以学术批判的办法保自己的人吴晗过关，同时又用各打五十板的形式，要整包括江青在内的毛泽东所支持的左派批判家的风，指他们为“学阀”，责他们是“武断”、“以势压人”。势从何来？这明明只能是狗的主人。当时的彭真以及讨论通过《提纲》的政治局常委们竟然打狗欺主，全无顾忌，这不能不耐人寻味。

 

3月12日

            毛泽东在看了一篇某医务人员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后批示：“应该加强医务人员的马列主义的学习，并用以指导业务工作。既然军事上证明了所谓弱者可以打败强者，没有念过书或念过很少书的可以打败黄埔毕业生、陆军大学毕业生，医务界为什么是例外？医学校也要加强马列主义课程，好多毕业生就是不懂马列主义。”“今后要在医务界大力系统的宣传马列主义。”“医务人员都要下去。”

            《光明日报》发表穆欣文章《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思想──剖析三十年代的一个所谓“名剧”》。《赛金花》一剧是夏衍在1935年所写的一个剧本。

 

3月16日、20日

            中共辽宁省委和中共黑龙江省委最近分别召开农村支部工作会议和农村基层政治工作会议，强调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村党支部。

 

      [按] 至此，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十二级台风，已侵及全国城乡及各行各业乃至各学科领域。政治学习成为各机关、学校、研究机构压倒一切的任务，加上繁多的各色会议，每星期能用在业务与研究工作上的时间，往往不足三分之一、甚至更少。有经意于工作或学习、研究者往往被责为忽视政治、走白专道路而备受歧视，甚至批评儆处。

 

3月17日

毛泽东对由江青组织，陈伯达、刘志坚、张春桥、陈亚丁参加修改的《纪要》再次进行了修改，并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3月17日至20日

            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教育界、学术界都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他点名批判了吴晗、翦伯赞、廖沫沙(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等，并说：“吴、翦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出正在开始的批判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就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并说：苏联“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了。苏联在内外交困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行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写了。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有人问：这次我们没参加，将来修正主义开会，我们还发不发贺电？)还要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毛泽东在会上就沪剧《芦荡火种》不能在北京演出，当面批评彭真是搞独立王国，并问在场的周恩来、邓小平，你们的感觉怎么样？周答：我还没有什么感觉。

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

 

3月19日

            江青写信给林彪，将修改后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交林彪审批。

 

            3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对《纪要》作第一次修改，共11处；中旬作第二次修改，共10处；下旬作第三次修改，共4次［处］，这次改动很少，均是文字、用语的小变化。毛主席审阅得很认真，标点、符号、错别字都不放过。他用苍劲的字体加了几段重要的话：

            标题及内容中均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几字。

            在第一条中加“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3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在第五条加“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

毛泽东主席对《纪要》中许多吹捧他的话，如说他的批示“够我们用一百年了”等等；尽数删除；对只提他不提马列，只提他不提党中央的地方都作了补充。遗憾的是，当这篇文字正式见诸报端、公开发表时，被剔除掉的溢美之词又都“飞”回了原来的地方。这究竟系何人所为，至今尚不清楚。(摘自秦晓鹰《从此露“峥嵘”》，载《历史在这里沉思》第5册)

 

   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各级党委要大力领导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

 

3月20日

            《光明日报》发表社论：《跟上工农兵，跟上新时代──论知识分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21日以《首先要在克服个人主义上狠下功夫》为题，发表再论。22日，复以《改变两个公式──世界观上的革命》为题，发表三论。23日以《言行一致，动手去做》为题，发表四论。25日以《到工农群众中去，培养阶级感情》为题，发表五论，以知识分子为对象，大肆鼓吹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

 

3月22日

            林彪给中央军委常委写信，就《座谈会纪要》大肆吹捧，认为《纪要》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复函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参加苏共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先是苏共曾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二十三大。毛泽东未定可否，要在京的常委讨论。在京的常委建议应邀参加，到会上去与之斗争。毛否定了这一建议，并决定不发贺电。从此，两党关系正式中断。

 

3月24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会议讨论在农村中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和群众的问题。

            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干部万人大会上讲话：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

 

3月25日

            《红旗》第4期刊载戚本禹、林杰、阎长贵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3月25日──4月20日

            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

 

3月22日至4月8日

            继续对罗瑞卿进行的缺席批判斗争进入第二阶段，95人参加(内新增加53人)。会议最后作出《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所罗列的罪名为“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妄图夺取兵权，达到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是“打着红旗造反”，“埋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

 

3月26日

            日本共产党以总书记宫本显治为首的代表团来华会谈，结果不欢而散。宫本来华游说亚洲几个共产党和苏联联合行动，以与美在亚洲的扩张相对抗。刘、邓与毛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分歧甚明。

           

3月28日至30日 

            毛泽东在上海与康生等谈话，批判《汇报提纲》。     

            毛在斥责彭真包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学阀时，也点名警告周恩来，说：“周同这些人，不能不接近，但是要注意。”

 

3月30日

            中央军委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报中央和毛泽东审批。

 

[按]《纪要》形成的全过程，集中地反映了毛玩弄权术，置党中央如玩物的典型。明是他利用林彪，却改为是林彪请求利用(“委托”)；明是他已亲手定稿，而又迫使军委诸员呈请他来批准。实际上‚文革中许多重大事件和决策，都是按这一模式炮制出来的。

 

3月31日

            康生向周恩来、彭真详细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彭真否认包庇吴晗。

 

2月至3月间

毛泽东调驻守山海关外的三十八军驻防北京市郊。

  

4月1日

            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更好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议。

张春桥提出《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对《汇报提纲》进行批判。

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被迫决定停刊。刘仁、郑天翔、万里召集李琪、范瑾、张文松开紧急会议，组成有前三人参加的三人小组与后四人组成的四人办公室，处理邓拓等人的问题。

 

4月2日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表示完全同意毛的指示，认为《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

  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                     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权威的斗争。并已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 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参加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登载戚本禹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彭真开始向中央写检讨，并批准邓拓辞去市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改任专管高校文科下乡学生工作。

 

4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

彭真召集市委常委会议，说：“我各方面都不落后，在工业、农业、国防、反修、阶级斗争都不落后，困难时期在北京坚持了三面红旗，顶住了单干风。教育上半落后，只是文化大革命，我是外行，落后了，原因是我不懂。”“邓拓不反党，而是左派”。并鼓励邓“轻装上阵，参加这场斗争。”

 

4月5日

彭真在家中召集许立群、吴冷西、林默涵、李琪、宋硕、张文松等十七人开会，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拉一把比踢一脚好。”“我的严重错误在于‘放’，想再放几个吴晗出来，结果是幻想。”他说：“邓拓拥护三面红旗，心是好的，但写的东西乌烟瘴气。他在《前线》编辑部一月份已作了检查。”彭真还提出：“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左派要整风，清理思想。”“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

晚，北京市委书记处开会，由郑天翔主持。会上讨论了北京市委关于邓拓所犯错误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该报告连日进行修改，在4月8日上午上报中央。在修改中，彭真指示：“责任要写含糊一点。”并将报告中邓拓“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一句删去。又把根据邓拓的请求，解除他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一句，改为“最近邓拓同志要求免去他在市委担任的职务，到下面去锻炼，我们准备在党内批评以后，再作组织处理。”

许立群在中宣部召集石西民、王惠德、林涧青等开会，布置贯彻彭真的“烧着谁就是谁”的指示。要各单位赶紧搞出一批“尖端人物”的材料，准备在报上公开批判。

 

[按] 此亦所谓“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所谓“一小撮”，实际上就是自己的一个小集团，从根本上讲，就是他自己。彭真是如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又何尝不是如此。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者又何止“一大片”也哉？

 

《红旗》第5期发表关锋、林杰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戚本禹与关锋等的批判文章早已写成，因中宣部借口审查，迟未发表。毛的讲话传开后，《人民日报》与《红旗》争先刊出，中宣部事实上已被撇开。

中共江西省委最近召开会议，号召县委以上领导干部要以整风精神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

 

4月7日

中共甘肃省委最近在平凉召开现场会议，推广平凉县安国公社青龙卫生所突出政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经验。

 

4月9日至12日

康生向在陕西的邓小平传达指示：立即回京，主持书记处会议，撤销《二月提纲》。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出席。决定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毛泽东及政治局常委批准。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并罗列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 。陈伯达揭发批判了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周恩来说，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毛主席的。

 

4月10日           

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高等教育部党委最近在济南召开直属高等学校领导干部座谈会，强调高等学校必须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

 

4月11日

《人民日报》披露毛泽东指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本日起，首都报刊发表文章和群众来信批判《兵临城下》等影片。

 

4月12日

戚本禹、关锋按照江青等人的意图，在一份材料中，提出对彭德怀任三线副总指挥“有保留”和“反对”。

本日起，首都报刊发表工农兵群众的文章和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批判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和思想。

 

[按] 以工农兵名义参与挞伐，始自57年反右派运动，实则是当局制造舆论，以显示其整肃之正义性与群众性，玩工农兵于股掌之惯用手法而已。署名为工农兵之檄文，皆记者受命炮制而成，工农兵本人往往瞢然全无所知，知之，亦八股口号而已！此等手法，在文革中更是大行，用之以为舆论导向。

 

4月13日

            彭真在市委正式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下令《北京日报》批判“三家村”及《燕山夜话》。

《曲折发展的岁月》：1961年3月，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应约为《北京晚报》定期写知识性杂文。从此以“马南邨”笔名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至1962年9月止，共发表了150余篇。在此期间(1961年10月起)，《前线》杂志(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邓拓主编)开辟了《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由吴晗、邓拓和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以“吴南星”(星即“繁星”，廖的笔名)的笔名供稿，先后发表了杂文50余篇。这些杂文，“都是谈所见所闻所感”(邓拓语)。从读书治学、待人接物、到生产建设、领导方法等，或评论历史人物，或赞扬新人新事，旁征博引，议论横生，把知识和思想溶于一炉，引人入胜，发人深省。除知识性的以外，也有些是有褒有贬，切中时弊，对当时现实中“左”的思潮和某些假、大、空的不良作风作了讽刺和否定，但方式很委宛，诸如《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和霸道》、《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等属于这一类。由于受到群众的欢迎，《燕山夜话》曾编辑出版了合集。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重新抬头后，他们就搁笔不写了。(第626页)

 

            中共卫生部政治部最近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强调确保卫生工作沿着无产阶级政治方向前进。

 

4月14日

            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检讨自己“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认为拿今天的标准来讲，他“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北京大学在一间专门开辟的房子里，张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上海的大字报，攻击郭为“国际流氓”。毛泽东亲自下令对郭沫若加以保护。

 

          [按] 郭沫若不失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反蒋革命的斗士。1936年鲁迅逝世之后，由共产党中央钦定为取代鲁迅的旗手，造神而利用之。建国以后，宠以尊荣，遂致于丧失独立人格，沦为一个仰毛泽东鼻息而在学术文化领域中呼应，以“歌德派”为己任的吹鼓手。这篇讲话，就是他出卖灵魂的最可悲的记录之一。

　

4月14日—16日

     根据彭真指示，民盟连续召开批判吴晗的会议。

 

4月16日至26日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出修正主义，中央有，各省市、军队也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次会议“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林彪语)会上，批判彭真的“反党罪行”。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同时，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会议，起草《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毛对《通知》亲自修改了两遍，然后提交中央政治局。此外还按康生旨意写成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关于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材料，对“三家村”进行批判。它和《前线》杂志都加了一个经北京市委讨论、彭真亲自修改、并请示了邓小平的“编者按”。这个“编者按”随即被认为是“假批判、真包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当天播发了这个按语，当晚新华社奉周恩来的指令又通知撤销。

刘仁召开北京市委会，布置张文松、李琪、范瑾组织力量搜集陈伯达、康生、江青的材料。

 

4月17日

            蒋南翔召集京津地区高校负责人座谈会，会上由陆平介绍北京大学组织师生大量查阅有关海瑞的资料，进行学术批判的经验。北京师范大学程今吾、中国人民大学孙泱、清华大学艾知生也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4月18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文章对江青的《文艺座谈会纪要》进行阐述和注释。同时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次日，全国各报转载这篇社论。

                                              

4月1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单位：一、《北京日报》16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因为北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订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李富春严厉批评北京市委，指出4·16按语是“颠倒敌我、颠倒主次、包庇右派、打击左派”。

            《人民日报》发表田星的题为《破除对“三十年代”电影的迷信》的文章，批判吹捧“三十年代文艺传统”的《中国电影发展史》。

 

4月1日—20日

            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胡克实代表团中央常委会作了《一定要把共青团办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学校》的报告。会议通过《关于在全国青年中更好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议》。毛泽东对会议指示：“在这方面的革命(指文化大革命)要靠青年。党中央号召你们青年要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你们青年批判到哪里，党中央就支持到哪里。”

 

4月20日

            毛泽东批发有关彭真的七个文件给市委全体常委，指令对彭真进行揭发。

            刘少奇出访缅甸等国后回国。

            中共安徽省委最近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指示。

 

4月21 日

            中共上海市委最近召开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经验交流会。市委决定加强对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领导。

 

4月22日至26日

            据当时揭发，北京市委召开会议，由刘仁、郑天翔、万里主持，传达毛泽东批转的揭发彭真反党问题的七个文件。规定不作记录，不出简报，内容不得外传，严格遵守纪律。与会者私下认为毛泽东批发的七个文件是要“整人”，并说《二月提纲》“写的精炼，提得很高”，“说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提纲”，“我接受不了。”他们还暗中查阅了1958年至1965年的中央文件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的讲话。整理成材料，铅印十份。后来，中央又批发了第二批揭发彭真的材料，他们见势不妙，立即销毁了整理的材料，并砸掉铅版。此即所谓“四月黑会”。

 

4月24日

            再次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草案》，决定提交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刘少奇出访归国后，由昆明直飞杭州，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16日至26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三次找彭真谈话。

 

4月25日

            刘仁派郑天翔、万里、陈克寒向中央汇报市委最近所召开的会议，说“市委会上大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识提高了”，“认识到提纲是修正主义的”。

 

4月26日

            中共吉林省委和中共四川省委最近分别召开农村支部工作会议，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加强农村支部的建设。

            全国总工会最近相继举行全国省、市、自治区工会主席会议和第八届执委会第六次会议，确定工会今后方针任务，必须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工会，把工会办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学校。

 

4月26日—5月11日

            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来中国访问。

 

4月27日

彭真从杭州由李雪峰、宋任穷陪同(实即押解)返京，继续布置退却，让刘仁去休养，郑天翔去蹲点。

 

4月28日──29日

毛泽东指责北京，“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并在党内一些文件上删去彭真的名字。

 

4月28日

万里、陈克寒、赵凡等被迫揭发彭真。

严慰冰及其胞妹严昭因写匿名信攻击叶群正式被捕。

 

[按] 陆定一之妻严慰冰从1960年3月至1966年1月间，曾写匿名信23封，揭发叶群的历史，及于生活隐私，如叶群嫁林彪时已非处女之类。这种行为本身是不正当的，这固然反映了严的品德有亏，但也表明这个社会制度的不正常。如果党内言论自由，成员行为正大，这类现象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发生的。据陆定一讲：“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有精神病。”“除与我吵架与写匿名信外，其它事情上她都很正常。”

 

4月29日

《红旗》第六期发表史绍宾《评吴晗的〈投枪集〉》、附件：《吴晗一九五九年编的〈投枪集〉是怎样“作伪舞弊”的？》

 

4月30日

大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在北京公演。

 

4月

            全军创作会议召开。经会议讨论的“对一部分影片的意见”，就是江青在全军文艺座谈会上所发的“高”论的汇集。几乎所有49年以后的电影，均被江青斥为毒草和坏作品。

 

5月1日

            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彭真没有公开露面。这在中共的新闻惯例里，表明彭真在政治上已经失势沉沦。

            周恩来在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谢胡的大会上讲话，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

 

5月4日

            《人民日报》披露：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当前的论战，“是一场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又长期的斗争。”当前敌人进攻的新特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5月4日至26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外地，没有亲自参加。但是，整个会议是按照毛4月在杭州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和毛在这次会前的安排进行的。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76人[13]。他们都是在北京或临时抽调在北京工作的人员，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都没有参加。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在外地的毛泽东汇报。这是毛泽东正式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会议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召开“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主要由康生、张春桥、陈伯达讲话。

 

5月5日

            毛泽东在杭州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陪同代表团参加。毛泽东说，把两个可能放在心上。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第二个可能是(把坏的)一层层剥掉。45年来，前后一共剥掉了几十个中央委员。但现在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5月5日、6日

            5日下午、6日上午，康生传达了毛泽东自1962年9月以来、特别是1965年11月以来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央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号召向中央进攻的一系列指示；介绍了要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起草经过，及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他在传达毛泽东1966年3月底的三次谈话后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穿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他在讲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时说：林总说，《通知》的后一段，“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段。中央的《通知》，不仅关系到文化革命问题，而且关系到粉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篡党夺权问题。这个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

康生又说：从去年十二月到现在这半年期间，罗被揭发出来以后，又揭出了彭、陆、杨，没有上书的主席思想很值得学习。这个期间，我听到主席七次指示。接着他详述了毛的七次讲话。

            张春桥就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彭真的对抗活动进行了补充揭露。

   

5月7日

            毛泽东给林彪写信，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①作了批示，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的总后勤部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的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进一步阐述五·七指示。

 

      [按] 《五·七指示》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想图。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是很难协调的。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就指责毛，“他自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也许他根本不想懂得这些道理。”毛泽东思想(毛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正如洪秀全的天父之于天主教的上帝‚罗马教廷决不会承认东方的拜上帝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的唯意志论、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本质也无论如何是不相容的。从《五·七指示》这一毛式共产主义构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农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者，尽管它们自命是最正统、最虔诚的马克思主义的嫡传信徒，但是，当人们跟着他走不多久后，那深烙在臀部的封建印记就开始显露出来。他的狂热追随者在一段时期内，由于革命热情和民族感情而盲目跟从，然一旦在梦幻破灭，自己也因此碰得头破血流时，他们也都颓丧地哗然不恭而散了。

 

             同日上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举行的“座谈会”上，陈伯达着重“揭露”彭真历史上的“问题”。

 

5月8日。

            《解放军报》发表了由江青主持、署名高炬的评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关锋也化名何明，写了《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一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相互呼应，顿时社会上硝烟大起。

            《解放军报》上还刊载了林杰、马泽民、阎长贵、周英、滕文生、靳殿良合写的《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同样极尽上纲罗织之能事。

 

5月9日

            本日起，首都报刊连篇累牍，发表工农兵群众的文章，批判和揭露《前线》、《北京

日报》、《北京晚报》包庇邓拓反党集团，声讨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5月10日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登载姚文元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此文是江青、张春桥直接组织写成，从上海发稿，要全国各报刊登；并传出毛的指示，要《人民日报》刊登时不许错一个字，如有差错，唯总编辑是问。原稿题为《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毛泽东审定时改为《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人民日报》于第二天全文转载，正在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进行分发。

           

 [按]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即所谓“士子”，凡是思有所作为的，无不关心国运民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居庙堂之上则忧其君，居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文人在写作的时候，历来把赋、比、兴奉为“诗教”。写文章也要求寓意深沉，寄托高远；甚至连书法、绘画都标榜一个意境。在残暴的专制统治下，知识分子的思想、政见，受到压制，无法正常发表，不能不采隐喻曲折，讽物寄托的方式来表达。即使是这样，专制统治者仍不放松，高度警戒。由于诗原无定诂，文章的寄意也似有若无，可以随人猜度，这就为陷对手于文字狱大开方便之门。苏东坡咏老桧树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他的政敌为了要制他于死，便说这是有意侮辱皇帝。理由是龙象征皇帝，只能是在天上，不能说龙藏在地下。苏东坡差点丢了性命。随着中国历史上极端专制主义皇权恶性的发展，文字狱就更离奇、更苛暴、更凶残。小沙弥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就是制造文字狱的酷君。因为他曾髡过头，作过和尚，从过“贼”(红巾军)，所以凡与“僧”、“光”、“贼”音近的字都成为大讳。倒霉的官吏如果在表章中出现这类字眼都以讥讽皇帝的罪名残酷处死。清朝的文字狱似乎更有所发展。不仅把谐音、字义，更甚而把拆字游戏也作为罗织的手段。有士人夏日吟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被以不道抄斩。一考官出试题，用《诗经》的成句：“维民所止”，也得到同样的命运，罪名大得吓人：去雍正之头。你看，“维”字和“止”字不是少了雍正两字头上的笔画吗？秦桧陷岳飞，罪状是“莫须有”，终有“莫须有”何以服天下之讥。相形之下，文字狱是妥贴周到多了。谁能为这些罪状含混微茫的死者提得出确凿的无罪反证来呢？不过，历史上的文字狱比起毛泽东治下来，究是逊色和幼稚多了，很用得上“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这句成语。早从延安时期抓王实味，建国以后抓胡风集团，接着是反右派运动，文字狱这一类的冤案、奇案就已不断的、规模日益扩大的发生。文化革命，从它的本义上看，文字狱就是它必然的伴侣和结局。毛泽东的“要害是罢官”开其先，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紧随其后，于是此疫此风在全国泛滥传布，不可收拾。摭罪之荒诞，罗织之苛严，简直无法想象，亦无术形容。一笔之误，一字之讹，就被打为反毛的反革命大罪的人，何止千万。我亲眼见到某先生，因用整张旧报纸写成了一幅“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而写“打”字的那张《人民日报》背面却刊有毛泽东的像片。报纸沾湿贴在墙上后，背面的毛泽东像在“打”字后隐约显示了出来。一起严重的反革命罪就此铸成，某先生也大挨批斗之苦。至于对作品(包括字画)的穿凿附会，任意罗织，更难枚数。某画家作猫头鹰图，一眼张，一眼闭、被指为黑画，其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污蔑社会主义黑暗。又一画家写湖光塔影，被指为喻“一塌糊涂”，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真是陷人有术，千古奇闻。

 

            中国第三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5月11日

《红旗》第7期登载戚本禹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在毛泽东操纵的强大攻势下瓦解，中共中央华北局派以宣传部长黄志刚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从这以后，全国各省市、各种团体以及许多知名人士，都积极地或被迫地加入到声讨“三家村”和邓拓“黑帮”的大鼓噪中来。

 

5月12日

            北京市委机关出现揭批彭真集团的大字报高潮。

 

5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林杰文章《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请看“三家村”的反动真面目》。将《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逐篇分类摘要，扣帽批判。认为此两书及《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均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相呼应，妄图使中国改变颜色。

            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宋硕，布置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以保持敏感的北大、清华等诸大学的安定。而康生则让他的妻子曹轶欧以理论调查的名义进入北京大学，与聂元梓勾结，伺机发难。

            《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刊登庄家富(乒乓球运动员)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和周信礼(上海市果品杂货公司闸北区公司经理)的《谈谈大城市卖西瓜的哲学问题》两篇文章，并发表编者按语，揭露某些所谓“权威”竟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这两篇好文章，指责为“庸俗化”、“实用主义”的典型。

 

5月14日、16日

            首都报纸发表文章和读者来信，分别批判影片《红日》和《舞台姐妹》。嗣后，由江青点名的数十部电影，均相继受到诬陷式的批判。

 

5月15日

            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的《五·七指示》，批语中称“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根据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叶剑英联名报请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提出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组员有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

                                   

5月中旬

            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